正义论答案(共8篇)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文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固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通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静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提出了气候正义。
B.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实际上就是限制排放的问题。
C.气候正义中的义务问题,是指我们对后代负有义务,而且要为后代设定义务。
D.已有的科学认识和对利益分配的认识都会影响我们对气候正义内涵的理解。
【参考答案】D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考生理解语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能力层级为B级、c级。
【试题分析】本题要求考生选出表述正确的一项,答案是D。A项来源于原文第一段,提出气候正义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故A项错。B项来源于原文第二段,限制排放只是一个具体的方面,不能涵盖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国内公平问题的全部,故B项错。C项来源于原文第三段,气候正义中的义务问题不仅指对后代负有义务,也指对我们自己负有义务,故c项错。D项既来源于原文第三段的一个细节,也是对全文的概括。原文说“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这表明已有的科学认识影响了对气候正义内涵的理解;而全文重点谈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可见如何认识利益分配,也影响理解。故D项正确,是本题答案。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两个维度审视气候正义,并较为深入地阐述了后一维度的两个方面。
B.文章以气候容量有限为立论前提,并由此指向了气候方面的社会正义问题。
C.已文章在论证中以大量篇幅阐述代际公平,彰显了立足未来的气候正义立场。
D.对于气候正义,文章先交代背景,接着逐层分析,最后梳理出了它的内涵。
【参考答案】C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考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
【试题分析】本题要求考生选出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答案是C。A项是对原文论证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分析。原文谈到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而时间维度又分为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论述更加深入一些,故A项正确。B项是对原文的立论前提和指向性的分析。原文说“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谷里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可见立论前提是气候容量有限,社会正义是被指向的同题之一。故B项正确。C项是对原文论证立场的分析。原文确有大量篇幅在阐述代际公平问题,但也只是把它作为各类公平问题中的一类来讨论的,而且更加注重的是当下我们这一代的问题,并没有立足未来,故c项错误,是本题答案。D项是对原文整个论证思路的分析。原文说非政府组织以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审视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正义应运而生,这交代了背景,接下来从两个维度看,这是逐层分析,最后说“气候正义的内涵是……”,这便说明原文最终梳理出了气候正义的内涵。故D项正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如果气候容量无限,就不必对气候变化进行伦理审视、讨论气候的正义问题。
B.如果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的长期目标能落实,那么后代需求就可以得到保证。
C.只有每个人都控制“碳足迹”,从而实现了代际共享,才能避免“生态赤字”。
D.气候容量的公平享有是很复杂的问题,气候正义只是理解该问题的一种视角。
【参考答案】B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考生整合文中信息并进行分析和推断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
正义, 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它是一种理想, 是法律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 为此思想家和法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义观以期阐明正义的本质。起初, 思想家们在探讨正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区分实体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 但是“历史上最早的正义要求看来就是一种程序上的正义, 像《圣经》中告诫法官‘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 (《旧约全书》16:19) 等等”。
“程序正义观念是以发生、发达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原来这一语词仅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 后来扩大了适用范围, 意味着在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权益时, 必须保证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1066年诺曼底征服后, 诺曼底人将封建制度带入了英国, 那时英国法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作出裁决:其一是依据他人证词宣誓, 其二就是神明裁判法。法官在依据他人证词宣誓和神明裁判法的审判中的作用就是宣布法律, 其角色受到了相对的限制, 这就要求确定在具体情况下是否遵循了正当的程序。而在12世纪末, 由陪审员根据案情的了解来解决纠纷的陪审团制度由于较原始的神明裁判法更为公平而被英国法院采用。被告人有权利聘请律师并让其为自己辩护, 法庭不能对被告人使用残酷的刑罚以获得被告人的口供等普通法习俗自13世纪起在英国使用, 并逐渐成为英国社会公认的基本权利。
英国《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作出如下规定:“……‘除非经由贵族法官的合法裁判或者根据当地法律’, 不得对任何人实施监禁、剥夺财产、流放、杀害等措施”。这一规定成为英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起源并奠定了未来公民权的法律保护。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于1354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人, 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者处死”, 这条法令被称为“自由令”。《大宪章》第三十九条和“自由令”被认为是最早的程序正义的渊源。所谓“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是由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 其承认和保障了程序正义观念。第五条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条修正案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 适用范围包含了州的诉讼, 到此时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得以确立。英国法律中所表述的“自然正义”也就是我们通常表述的正当程序法律原则, 它是英国司法制度中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 根据这一原则, 以下两项要求应当被遵循:第一, 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即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第二, 法官应当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的基础上进行判决。以上两项要求是法官在解决纠纷时所应遵循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标准。由于这两个要求是关于程序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因此这实际上构成人们所公认的程序正义观念的基本内容。
关于正当程序与程序正义观念的关系, 谷口安平认为将“正当程序”的内容理解为“恰当的告知和听取”时, 在内容上看, 正当程序和程序正义是相同的。
二、法的程序与实体
程序正义是一个范畴很广的概念, 而在谷口安平看来, 程序正义的范围得到限缩, 其仅是指司法正义。谷口安平在书中写道:“审判结果是否正确并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加以衡量, 而充实和重视程序本身以保证结果能够的到接受是则是其共有的精神实质”“只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 从他在书中的表述可知, 程序虽然仅是一种形式, 但其意义并非是形式的而是实质性的, 是具有独立性的。这又涉及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问题。
以前一般所理解的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即: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只是实现实体法内容的手段和方法, 因此程序法也被称为“助法”或“附带性规范”。但是谷口安平认为, “诉讼是实体之母, 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过去普遍观点认为, 程序法与实体法无先后之分, 是同时产生的。谷口安平指出从英国法和罗马法早期的历史来看, 英国法所采取的诉讼程序和罗马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诉权都证明了在不存在实体法或实体法规范不甚清楚的时期, 程序法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 程序法所规定的具体程序要求尊重和实现人民通过民意代表所制定的法律及其法律中体现的民意。由此看来, 确实可以说实体法是目的, 而程序法是只是实现实体法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 因为实体法的条文总是表现为一般的命题规范, 因此其内容的显现必须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 只有在处理了一定量的具体案例之后, 才能得出实体法中某项条文具有的内容。从这一角度来看, 程序法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助法”, 其可以说是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实体法, 这一点从英美法系中判例的存在也可以看出。尤其在实体法存在漏洞或实体法的规范与现实生活有不平衡之处时, 程序过程本身产生和发展实体法表现得更为明显。“并非具有任何样式的诉讼都需要以实体法的一般规范性命题为前题, 并不‘依法’进行的审判不仅存在于历史上, 在今天也完全可能”, 上述观点由此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 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完整地理解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
三、程序正义的内容
关于程序正义的内容, 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例如萨默斯提出的“程序价值”理论中总结出了符合程序价值的十个要求。谷口安平在书中总结了程序正义的内容, 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的程序
“获得审判的机会”原则是对确保利害关系者参加程序的另一表述。促进判决的可接受性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功能之一, 而任何人都难以对一场与其利益攸关却没有陈诉自己理由的机会的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认可并进而接受它, 因此, 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诉讼中获得听审的机会是被广泛认可的程序正义原则之一。
谷口安平将利害关系者的参加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为直接的参加, 第二类为间接的参加。直接的参与是指利害关系人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与诉讼活动, 后者是指当事人并不直接参与诉讼, 而是由代表其利益的人进行诉讼以实现程序参与的方式, 这种参与方式主要针对集团诉讼、团体诉讼, 这些诉讼由于人数众多的原因在诉讼过程中需要选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对于这些间接参与诉讼的利害关系人, 谷口安平还主张通过缺席判决制度、公告送达参加诉讼的通知制度等制度的运用来保障其参加审判的机会。此外, 给予了参加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已经达到了参加目的, 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拥有的诉讼权利以及与此同时应当承担的诉讼义务的内容都应当为当事人所知晓, 在此基础上当事人能够作出相应的诉讼行为, 例如当事人能够在明确自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这些都要求法律来进行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利害关系人的参加。文章中, 谷口安平对于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案件中法官应依法行使的“释明权”以帮助力量薄弱的一方维护其合法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 参与“场所”程序的保障
这里的“场所”“包含着具有公正、中立、独立等性质和法官、律师的人选、训练等各种制度方面的特殊要素”, 即是指审判制度。程序正义对审判制度的要求大致有:
首先, 裁判者的公正性。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必须要公正,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现实生活中有两个因素影响着裁判者的公正性:一是存在利益冲突或偏见, 如果裁判者存在偏见或对诉讼结果有利益冲突, 无疑是很难做到公正;二是缺乏独立或者具有与公正独立相冲突的职能, 若裁判者受到自身以外的组织或人的控制或裁判职能与其他职能存在交叉, 其独立性就受到了破坏, 进而裁判的公正性就难以保障, 如法官兼行侦查职能与起诉职能就易对案件事实进行预先的裁断。由上述分析可看出, 要保证裁判者的公正性要达到两个要求: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 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的个人利益;法官具有独立性。
其次, 程序的对等性。这就要求裁判者应对各方当事人给予平等的注意:各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时都应当拥有机会来应对, 这种机会应该是平等公平的;禁止单方联络, 即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法官进行联络, 使法官单方面从利害关系人处获取信息。
再次, 程序的自治性。这要求裁判者应当根据其在审判过程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以及对法律适用的理性认识来作出裁判, 并且裁判的作出不应出现在庭审开始之前或者庭审正在进行之时, 其作出应当在审判活动结束之后。
最后, 程序的及时性和终结性。裁判的结果应当及时产生, 这是对审判效率上的要求;程序的终结的标志应当是一个最终裁判的得出。
(三) 程序参加的结果展示
这一内容即是所谓的“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在大陆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必须附以理由以阐述决定得以作出的依据。判决理由的陈述应当具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对事实认定方面的陈述, 第二个方面是对法律结论方面的陈述。事实认定是法律论证的前提条件, 具体是指裁判者在案件中认定的最终的案件事实。法律结论不同于事实认定, 其是一种逻辑结论。要求判决者陈诉判决理由的原因有很多, 下面简述三种:
第一, 能够防止专断。对于判决理由的陈诉即要求对判决结果提供说明, 若不能根据案件个别情形为判决结果作出说明,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作出的判决必然是专断的。
第二, 防止错误。裁判者进行事实认定的陈述必然是建立在其相信其所认定的事实即为真实情况的基础上的, 而更为准确的事实认定更易产生正确的判决。且在陈述法律结论时, 更易发现逻辑推理上的漏洞并对此进行纠正。
第三, 可以增加判决的可接受性。当一项判决是附带理由的, 人们对于它的接受度会更高, 即使当事人并不同意判决的结果, 当其听到判决理由的陈述时, 至少会感觉自己的请求并未被无理地拒绝了, 若其仍不接受判决, 判决的理由也可以让其他人增加对判决的信任。
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普通法系国家, 判决结论的给出不需要阐述依据理由, 这种程序正义即结果公正的现象出现是因为其陪审制度。在谷口安平看来, 在决定给出的同时阐述理由并不是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绝对条件, 虽然这仍然是其实现的重要因素, 可见其对程序的推崇。
四、程序正义的功能
(一) 实现实体内容
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的保障是为追求程序的正义而设计出的, 是一些制度上的方法和方式;程序的正义是借由上述方法和方式将事实真相更快查清而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诉讼外法律关系也得以确定。由此可以看到, 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更容易产生公正的结果。
程序正义在实现实体内容的作用上又可以分为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程序的工具性, 这一功能包括了通过程序将实体法规定由抽象变为具体、保障裁判结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等。其二是程序的独立性功能, 这一功能表现在通过程序来弥补实体法不足, 主要方法是通过程序制定和发展实体法。
谷口安平同时也在书中指出了夸大程序正义的消极后果, 这一消极后果主要体现在实体内容部分上。他认为传统法学理论中的审判三段论由于过于强调法官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威性, 从而使当事人并非处于诉讼主体的地位, 反而处于客体的地位, 有违程序正义。
(二) 实现审判的正当化
公正的程序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是在客观实践上还是主观心理上, 都是一种保障。如果当事人认可程序的正义性, 无论其是否胜诉, 都会承认审判的结果。事实上审判制度的公正有利于树立审判机关的权威, 同时有利于增加公民对审判的信任度, 使其在产生纠纷之后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 进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而且由于这种信赖感的广泛存在, 这些由审判机关作出的裁决的影响往往不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 还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起到了制约作用。反之, 如果当事人认为程序是不公正的, 就不会接受审判结果, 上诉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因此会增多, 从而造成法院负担的加重, 甚至会引发人们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而使其试图从法律之外寻求纠纷解决的途径, 且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这样无疑就违背了法律以及审批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 审判制度的正当性是其存在的基石, 如果缺乏正当性, 会使审判程序难以维持。在谷口安平认为, 程序正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够赋予审判正当性。他指出, 程序的正当性具有一种结构化和一般化的特质, 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和个人意志, 它体现的是对人的尊严维护。
由于“人们判断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一般只能从制度上的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保障来看”, 而同样的, “程序公正的标准是相对的, 一般需要借助于程序最后导出的结果反过来验证程序设计是否公正”, 因此, 程序正义实现实体内容的功能和实现审判正当化的功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这里应当看到, 程序正义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定出现实体正义的结果。从判断标准来看,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也并不是一定相同的, 符合程序正义的结论不意味着其一定也符合实体正义,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出现公正的程序阻碍真正公正结果的形成的情况。
五、结语
“重实体, 轻程序”是我国法律在过去和现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现状, 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 程序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人们对实体正义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于程序的关注。而强调程序在保障实体法实施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否定程序本身具有的独立价值和品质的程序工具主义反是“我们的一种传统, 程序的设计者尽管在理性上试图离开传统的怀抱, 但由于种种原因, 终究可能还是在传统的氛围中呼吸自如” (1) 。在我国现今的法律环境下, 谷口安平对程序价值的强调有利于加强人们对程序问题的重视, 对于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 深化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注释
关键词: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价值
正义是人生存价值的追求,也是东西方法律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式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中国法律素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而西方法律则较为倾向于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具有什么价值?关系如何?孰轻孰重?程序正义是对实质正义的背离吗?
一、概念的辨析及价值分析
(一)实质正义
实质正义是指通过法律适用过程所取得的结果上的实体公正和结果正义。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恶有恶报”,人们所追求的正义一般就是指实质正义。在司法领域,实质正义一般包括发现案件的真相以及在所发现的案件事实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从静态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法律原则视为实质正义的内容;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对于实质正义的定义不同。每个人心中对于实质正义的理解不一样,对于某个案件的结果,有的人认为达到了心目中对于正义的标准,而有的人可能认为并没有达到,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在具体案件中,要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正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实质正义的实现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
(二)程序正义
有句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程序正义即“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正义不同于实质正义,其着眼点不是正义的具体内容而是普遍形式。它是指程序是否合乎正义,强调的是形式的合理性,即程序在对相冲突的利益进行平衡的过程中,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公正的标准,是否让人们感受到了判决过程、法律适用具有公平性。如果符合,人们便认为程序是正义的,如果不符合,则程序不是正义的。如前所述,一个案件是否达到实质正义是没有评价标准的,但是一个案件在处理中是否达到了程序正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
(一)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是统一的关系
司法公正具有两层含义,即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具有内在统一性,都是为了追求纠纷的公正解决。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实现法治的目标与基本要求,法的正义价值是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
无论是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它们的最终指向还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正义。在法的实施过程中,过分强调实质正义或者程序正义的做法都是片面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相辅相成,都是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要素,实质正义不能决定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也不能决定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实现需要有正当的法律程序,而正当的法律程序既是程序正义的保障,又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因此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具有统一的价值取向,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正义。
(二)程序正义具有相对独立价值
虽然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是统一的关系,但是在实际中,由于两种价值目标所代表的价值利益并不相同,在实现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互相冲突,无法协调的情况。这时候,就必须在两个利益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基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种价值各自的内在属性,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当坚持程序优先的价值选择方案,即在无法兼顾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前提下,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优先性,有限的资源配置应当首先致力于实现程序公正。[1]
与实质正义相比较,程序正义具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有自己独立的评判标准,程序正义是否得到了实现,并不是以实质正义是否实现为标准。沃伦大法官曾经说过:实体不公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全部社会制度正义的普遍性的丧失。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在追求司法公正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两者难以同时实现。人们传统上倾向于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甚至认为程序正义取决于实质正义。当为了单纯追求实质正义,实现个案的审结,而牺牲了程序时,没有了程序的保障,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有的处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整个法律秩序和法律尊严就会遭受严重的破坏。但是也不能太过于夸大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使实质正义得不到实现。
传统中国刑事诉讼是一种以犯罪控制为目标,以社会利益最大化追求为特征,是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牺牲为代价的。社会公众注重的是正义是否得到伸张,社会安全能否得到保证,“重实质,轻程序”的功利思想较重;而美国属英美法系国家,伴随着其特有的陪审团制度,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较浓,人们普通认可“自由胜于安全”,更倾向于承认“程序正义”。[2]如刘涌涉黑集团案、佘祥林杀妻案等,这些案件都是我国程序正义长期缺位而导致实质正义无法实现的恶果。而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中,因警方在收集某一证据的程序上存在漏洞,使其他确凿的证据有变得不可信,辛普森被宣告无罪。这体现了西方法律对程序正义的倾向。
当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发生矛盾时,允许在一定的限度内舍弃实质正义,以实现程序正义。如念斌投毒案,最终法院依法宣判念斌无罪,体现了我国司法的进步,更是我国法律越來越重视程序正义的体现,是司法机关坚持“疑罪从无”的体现,是国家司法在程序上进步的成果,体现了我国对于程序正义的优先性选择。
(三)程序正义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正当的程序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只有依照程序进行诉讼,才有可能获得公正的裁判。程序的独立价值并不意味着程序正义可能脱离实体正义的内在要求,而与实体正义不存在必然联系,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其终极指向都是社会实质正义。由社会实质正义的价值指引,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前提,缺乏程序正义要件实现的实体正义是畸形的正义,与法治精神和社会实质正义要求相悖,所以说,实体正义的实现必以程序正义为基础。[3]
我们追求正义,并不是说只追求实质正义,追求实质正义并不代表忽视程序正义的作用,在追求法治的过程中,程序正义的作用尤为重要,程序保证了结果的正义,透过正当的程序,使发生冲突的利益之间得到合理的平衡,才能达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完美结合,实现正义的价值。
三、结语
在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中,过分强调程序正义或者实质正义都是错误的,司法公正是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共同的价值取向,法的正义是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运载工具”和“后盾”,实质正义需要公正的程序去实现,因此当两者出现难以避免的矛盾时,以程序正义为主要价值取向,并重实质正义,最终走向我们所追求的正义。(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万毅.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考辨—兼论程序优先理论[J].政法论坛,2003(6)
[2] 樊斯坦.向仁才: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抉择,湖北法院网http://hubei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5616,2009-11-09
罗尔斯对自在的界说谈了许多,他以为自在是一个系统,由各种底子的自在组成的,但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是:人做或不做某事,会遭到维护并免受其他人侵略时,能够说他是自在的。关于罗尔斯界说的自在正好反映出他的左派颜色。他的自在观能够浅显的这样说:在合法的条件下,人能够随心所欲。这是典型的左派的观念,这也是后来各类解放运动的思维根底。关于自在的了解在此之前许多思维家的观念要深入得多,托克维尔曾说,假如以为自在就是随心所欲那是动物的自在;洛克说自在是指人类的自我办理,而不是被迫的承受皇帝或许氏族领袖或其他什么人的办理。
接着罗尔斯要点议论了良知的自在,其实罗尔斯的良知的自在更多的指宗教自在或崇奉自在,罗尔斯清晰的指出一个正义的准则有必要维护宗教崇奉的自在。但我以为关于宗教崇奉的自在最底子的仍是要清晰关于人类而言是先有正义的思维仍是先有宗教的崇奉,这个先后次第决议了谁更起主导效果。
关于宪法的正义罗尔斯说宪法的正义表现在关于正义的两个准则的恪守上,表现在一部正义的宪法会发生一个正义的程序,这个程序会发生一个正义的法制。
关于自在的优先次第依然是正义准则优先次第的表现,就是首要确保所有人具有最广泛的相等的自在。一起罗尔斯又弥补说,假如有一种不行广泛的自在,那这种自在有必要加强所有人共享的完好的自在系统才干存在;假如有一种不行相等的自在,那这种自在有必要能够为那些具有较少自在的公民所承受。
接下来罗尔斯议论了正义论在社会分配中的效果,总而言之要满意他的正义论的优先准则。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较多的议论了代际分配。也就是每一代应该为下一代贮存社会财富多少为适宜的,罗尔斯明显不赞同为下一代尽最大努力贮存的思维,他以为代际之间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储蓄率,换句话说就是必定的充沛的现时的吃苦是可承受的,这和西方近几十年的思维观念是共同的。
在第二篇的最终罗尔斯谈了关于责任和责任,关于责任,罗尔斯说当正义的准则存在时咱们有责任遵守和维护正义的准则,当正义的准则不存在时,咱们有责任树立正义的准则。而对责任要求的强度则小于责任,罗尔斯以为,假如一个人赞同了正义的准则,并享受了正义准则带来的优点,那他就有责任背负正义准则给予他的责任,但责任是以自愿为条件的,而责任是不论是否自愿都有必要实行的。
罗尔斯接着议论了当你觉得这个准则不正义或有一部分不正义时,你是否还对这个准则存在责任和责任。所以罗尔斯提出了非暴力抵挡和良知回绝这两个观念,也就是当面临不正义时你至少能够做到这两点。罗尔斯以为这两种方法能够促进一个正义的准则健康发展。
本书的第三篇名为“目地”,在本篇中罗尔斯首要论说了什么是善,正义感以及善与正义之间的联系。
什么是善,在这之前罗尔斯现已界说过,所谓善就是人的理性的愿望的满意。在第三篇中他进行了更充沛更具体的论说,他以为一个人的善是由在合理有利的环境下他的合理的日子方案决议的。要构成这个合理的日子方案需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与合理挑选的诸准则共同,这些准则包含有用手法准则、蕴涵准则和较大或许性准则;另一个是要在充沛了解有关现实和细心考虑后做出的慎重合理的决议。要清晰的是这儿的善不是正义,正义是人们在原初状况中挑选的成果,是相对而言肯定的不变的,是衡量社会其它准则的是否正义的规范,而善仅仅人们依据环境做出的合理的方案。
接下来罗尔斯议论了品德与正义感,他以为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会自然而然的促进社会品德的生长,使品德从一个威权的指令式的品德逐渐发展为依据准则自我发展的品德。在这样的社会中相同能够发生相应的正义感,并且这种正义感比其它不是正义准则的社会的正义感愈加安定。
关于正义感和蔼之间的联系,罗尔斯以为,一个契合两个正义准则的安排杰出的社会中,一个人的合理日子方案支撑和稳固他的正义感,也就是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其正义感和蔼是能够相互促进的。
到这儿《正义论》总算介绍完了,说实话本书的第二篇、第三篇很难读,由于这位老先生将很多的篇幅羁绊于一些不重要的议题,而首要的思维反而讲的不行充沛。
正义一词存在已久,也经常被提及而加以讨论。从词汇上的定义到落实于现实生活的 道德观念与相关实体制度,丝毫不见停止探究的一天。正如观念会随环境时空背景而有所 变异,对于正义的看法也会因时而异、因地制宜。
在讨论《正义论》之前,对于此书的著作年代背景不可不知。在作者John Rawls 写
作此书时,正是美国动荡不安的年代,从五十年代的韩战,到六十年代的古巴飞弹危机、越战、民权运动、黑人种族抗争、校园学生运动、贫困等等问题,都在此时爆发,致使「 正义」成为当代讨论的重要议题。作者于此书讨论了有关平等自由、公正机会、分配额、差别原则等问题,在在呼应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并以完整,但却带有抽象的理论,为这些 问题提供解决之道。作者强调,此书是以理想的社会正义原则来处理非理想社会问题,也 就是日常生活所面临的难题,以理想社会的正义理论为指导原则,提供处理现实生活时的 大方向。然而,我的鄙见是,《正义论》所提供的是一套针对理想社会而设计出来的正义 概念,并不涉及现实社会的制度与现况,理想与现实毕竟是迥异的,一如科学上所提供的 理论都是于理想状态下的假设,于实际操作上需要加以修正,但仍存有误差。所以,此书 中所提及的正义理论,是否可以应用于现实生活,仍旧值得商榷。也因此,此书曾被评为 乌托邦理论。除此之外,此书并非我想象中的纯粹讨论法制上的公平正义,而是广泛的讨 论社会问题,包含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方领域问题,而这些问题 是如此贴近生活,以致于此书非但广受学术界讨论,更为一般社会民众关心。
于此书中引起我注意的段落是──古典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一词常见于书刊与报章杂
志之中,然而什么是功利主义的基本定义呢?正是一个可以让社会中的个体追求最大的利 益,一个拥有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满足的净余额的社会,才是真正组织完整的社会。而这样 的正义思想正可以体现在当今的经济状况上。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同时,政府如何建立 一个公平正义、让弱势族群也可以站在同样起跑点与他人竞争的社会,将是一大难题。资 本主义固然是好,但无可避免的是,现在M型化社会成长趋势越形严重,如何透过相关政 策与配套措施,让人民得以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获得最大利益,让社会正常运作,让社会 中的个体仍可以继续追求最大的利益,这是追求经济上的公平正义,也是功利主义社会的 最高宗旨。此外,社会上的弱势族群是否能在这样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立更生,是否能够 透过本身的能力达成自己的理想抱负,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也是值得关切的问题。此类 的问题最常见于残障与智能障碍者的身上,由于自身的残缺,于职场上经常受到不平等的 对待与欺侮,损及本身的权利,但却由于资源不足、申诉管道的阻碍,以致于这样的不平等无法获得重视与处理。
最近粗读徐亚文《程序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对其“程序正义之用”一章体会颇深。特以文本解读方式对心得进行摘录整理,以下是部分所得。
一、法律与强制
文本:‚法律规范只有在制定这些规范的程序被认为是合法的而得到广泛承认时,才能始终具有强制的有效性。‛
来源:《程序正义论》第9章,270页。
一旦谈到法律的强制性,就牵扯到法律的基本内涵。法律是否等于强制一直是19世纪以来法理学(?)范畴内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一名强壮男子遇到落水儿童见死不救,人们会说:这个人太没道德了;而如果这名汉子恶意将小童推落水中致其死亡,人们则会说:此人犯法了。因此,道德和法律指涉的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范畴。
18世纪大哲学家康德认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在于前者约束内心,后者约束外在行为。此意味着道德只具有说服力,而法律则具有一种物质的强制力。换言之,道德总是劝戒人,法律则是为了示人以颜色。相应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法”与“刑”也总是牵扯在一起,因此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刻板印象就往往只是“法律就是外在惩罚或强制”。到了近现代代,一大批实体法的出现,将整个社会纳入法制体系,也更加强了人们头脑中对于“法律就是强制”这一观念的刻板印象。
但是,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人们却仍然发出现许多与“法律=强”相悖的现象。比如,在一起遗产诉讼案中,原告与被告的关系是兄弟,二人因为对遗产分配有异议且无法协商而对簿公堂,原告胜诉。但在法院向遗嘱执行人发布执行命令时,原告觉得因为遗产而和自己的兄弟打官司实在不应该,于是放弃了继承遗产的要求。这时问题出现了:法院能否“强制”原告接受遗产?如果能,原告放弃的是“权利”而不是“义务”,并没有违反任何关于此判决的操作原则;如果不能,有关义务的规定是法律,有关权利的规定也是法律,为何在此案例中却出现了顾此失彼的失衡状态?法律的强制性在这里亦显现出其内涵丰富多样的色彩。
其实,法律义务的执行离不开法院,尤其是在某些不自觉执行法律义务的人出现时,法院就要强制他们执行。并且,法院的“强制”本身又是一种法律义务。但是,法律的本质绝不在于它有强制性。例如,强盗的命令就不能成为法律——而其之所以不能成为法律的理由,就在于法律的执行还有程序。程序法就是对这种法律的执行程序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法律。强盗虽然也有自己的“帮规”,但没有一种特定的成文的条文去监督它的执行,因此强盗混迹的地方只能被称作“江湖”,而不能被称为“法庭”。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强制性只是法律的特质之一,可如果将这种特质无限制夸大而不用程序加以框定,恐怕“法令”和“强盗的命令”之含义就难分伯仲了。
因此,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程序之重要,正如法律条文本身是重要的一样。程序法的诞生,及其对现代法律社会的里程碑式意义,都是无法令人忽视的。法律规范只有在制定这
①些规范的程序被认为是合法的而得到广泛承认时,才能始终具有强制的有效性。只因法律
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其基础主要在于人们的主动接受而不是被动施行。在一个民主社会,法律不是强制的。以维护实体法威权、匡扶正义为主旨的程序法亦然。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或规范,实现“非强制性”的法律激励,调节整个社会人们的行为,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才是法律的最高境界。
① 徐亚文:《程序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二、程序正义
文本:‚在理想的程序保障下,民主政治既不会轻易陷于‘恣意’,也不至于投向‘僵死’。‛ 来源:《程序正义论》第9章,282页
就法律的社会意义而言,它不仅保证社会公平,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还有着保证效率或效益,激励人们去“做大蛋糕”的功能。实体法能够促使人们自觉、自动、自愿地将个人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而程序法正是对法律的“内部化”过程加以监督的规范。程序法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更多地表现为强制处理社会有关法律事务的实践规则,人们更关注某种违法事项出现后,如何根据法律标准去度量当事人的责任,并给予相应的处罚或补偿。这种重要作用却容易因为实体法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赋以最实用的法律手段而被忽视。其实在现代社会,具有非强制性的警示、约束和调整人们行为模式功能的程序法是更需要重视的一种法律。
实际上,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已经在人心中形成一种激励机制,督促人们对各种层次的社会矛盾进行法律诉求,寻求法律认同。作为处理有关事务规则的法律(程序法),在一个社会里它是天天都在被使用的。每天都有一些人和一些事受到法律规则的度量得评判,但无论法律实践涉及的面再宽泛,那些受到法律规则度量和评判的人,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只能是“少数派”(minority)。一个能够实现正常运行的社会是不可能有50%以上的人整天忙于做“鸡鸣狗盗之雄”的。这样一来,作为度量和评判规则的程序法的使用程度(频率和力度)当然就是有限的。也正因为此,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程序法的重要性。
作为激励机制的程序法,是对法律执行过程的一种整体监测。作为实体法施行的普遍规则,它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具体的内在力量。它被使用的过程也是完全融合在人的日常行为之中的。它具有一种理想意义上的无限性道德力量,且这种力量正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执行体现出来的。究其原因,在于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需要一种富有激励性的程序法律来中和实体法律带给我们的压迫感觉。因此,程序法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进行法制化管理的心理学意义也是非同小可的。
哈佛学者亨廷顿曾说过,“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
①无霸”Magna Mac)。”一语道破西方现代化历程中法律所扮演角色对于民主社会的发展之天
机。如果说民主社会是一杆被正义之神握在手中的秤,那么法律就是秤上的标尺,而程序法则是制定划分标尺刻度的标准。在理想的程序保障下,民主政治既不会轻易陷于‚恣意‛,也不至于投向‚僵死‛。由此,西方人引以为自豪的自由、民主、公正、独立等理念得以在法律的实施和执行过程中体现,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也勾画出更为完美稳定的三角形。
三、法律与效率
文本:‚从法理学的视角看,法律对效率确实具有很大的正面推促作用。它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解决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增强预期确定等途径提高效率。‛
来源:《程序正义论》第9章,286页
“效率”(efficiency)作为一个流行词汇,在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任何事情都会与效率扯上关系。法律需要公正,法律也需要效率。
中国学者张维迎教授在其论文集《信息、信任与法律》中,讨论了法律在分配功能之外的别一种功能,即“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 ②他认为衡量一个法律是否合理的首要标准是效率标准,分配标准只能位于效率原则之下。如此一来,法律又被纳入经济学视野,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成多种存在方式,但只为一个目的:提高效率,确保公平。①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法律怎样保证效率呢?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法律激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保有和增加社会财富的行为。由此,“法律经济学”又与边沁①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者“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相吻合。举例来说,“损坏东西要赔偿”这个普通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法律事项。从法律角度来看,当“损坏东西”的事项发生后,在事实清楚、信息完整的情况下,当事双方可以通过协商,完成赔偿。比如,一个人不小心当着熟人的面打破了对方的一只杯子,而后与该熟人协商,赔偿一只即可;如果事实相对复杂,信息也不完整,比如开车人在深夜无人的街头撞坏了他人的车,当事双方就要诉诸相关部门来处理,通过证据的收集,弄清楚事实真相,扩大信息来源,最后由法律处理部门判定损坏者的赔偿责任。不论是协商解决还是法律部门的介入,“损坏东西要赔偿”首先给我们的直接感受就是它维护了一种社会公平。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这种保护公平的处理,在经济价值或社会财富总量减少的情况下(有东西被损坏了),引起了经济价值或社会财富在不同人之间配置的变化,损坏者自己承担了损坏的责任和成本。因此,经济学认定如此的处理,是一种财富分配的处理,体现了法律的分配功能。
然而,“损坏东西”事项发生后,有法律部门介入与没有法律部门介入,事项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在没有法律部门介入的情况下,当事双方仅仅依靠“损坏东西要赔”的法律规则,自觉、自动、自愿地解决了赔偿问题,也就没有出现法律的强制性问题。然而,法律规则本身并不一定需要法律处理的实践,就可以实现法律处理实践才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一定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的处理,比如打碎杯子的两个熟人之间只要一句“对不起”就相安无事了。相反,一旦法律部门介入,证据的收集和调查、法律实施的程序过程,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换言之,也就是成本大大提高了。这样看来,程序法的实施是为了保障后一种情形下的执行效率,以期通过对法律程序的规范,保障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将这种处理个体间“打破水杯要赔偿”小概率事件的手法推而广之,就是对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了。此时,法律程序实施时的作用也就更加显而易见。如徐亚文所言,‚法律对效率确实具有很大的正面推促作用。它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解决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增强预期确定等途径提高效率。‛(P286)
四、合法化
文本:‚正义需要实现,但正义要以一种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来源:《程序正义论》第11章,350页。
正义是法哲学的核心命题,“正义的许多原则——各得其所,黄金规则,绝对命令,公平原则,宽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认为超越了一切历史经验。”‚如果离开了正义的理念驱使,程序要么遽然终结,成为法律和制度的悲哀,要么悄然变质,沦为乖张和暴戾的工具,最终都会失去自身独有的品性。‛(P282)②
程序法所体现的正义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象征意义,笔者看来意即“隐喻”(metaphor)。亚里士多德说,“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的隐含意义在于,它在有人参与的法律制度的施行过程中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行为准则,并将对正义的理解及其威权的维护渗透进法律程序的过程中,使人们对法律在强制性表象下的激励本质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将人们制定各种法律(包括监视实体法的程序法)的初衷体现得最明显:维护正义,实现公平。哪怕是在奥古斯丁时期,人类对法律威权与高尚正义的追崇与膜拜这样的“最初梦想”也从不曾改变。
在关于合法化的讨论过程中,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认为,“对于权力结构的合理化,我们① 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代表。提出“最大幸福原则”(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代表作《道德与立法原理》,《义务论或道德科学》等。② 徐亚文:《程序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①惟一的希望就寄望在对于透过对话而发展思想的有利条件上。”据此,权力的合法化过程不
是一个形而上的思考过程,而更是一个怎样将想法付诸实践、以行动来验证真理的过程。人类需要怎样的反省?以什么样的手段来保障这样的反省以实现对自身的救赎?法律为此提供了最直接的验证文本。而程序法的最大价值就在于给出法律文本以一个实行框架,正如法律为自由套上了一个有限度的枷锁一样。人类追求正义的活动范围与维系公平的主导力量不以“权力的想象”为基础,而以“程序法律的实施”为标尺,正是“法大于权”的充分证明。徐亚文在书中也说,“法治社会对权力的控制就是依法驾驭、支配权力„„控制的法律依据既可以是实体法,也可以是程序法。”(P300)② 这样,程序法对正义合法化的隐喻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在看得见效果的范围内,程序法实施过程中的可控因素亦显得更加明确。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疾病的社会学及政治学隐喻有极为精辟的认识。在她的著述中,“较之把社会比作家庭,把社会比作身体更能使社会的权威秩序显得不可避免、无可更易。”③照此类比,法律犹如治疗社会有机体疾病的必要医疗手段,缺之,社会有机体不可能正常运行。一方面,法律既促成我们对理想社会的蓝图构思,又激励人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梦想;另一方面,它把整个社会纳入了一种有章可循的正常轨道之中,同时设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底线。程序法作为一种尚在完善过程中的当代法律,是整个宪政体系中对法律威权地位确立与加强的必要手段之一,是一种将正义合法化的体现。正因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徐亚文才形容其为当代法律体系中“精髓的精髓”。
作者:姜山 ①
② [德]尤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徐亚文:《程序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关键词:公平正义,公共政策,全面发展
当前, 道德哲学的贫困是造成公共政策重量不足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公共政策因其社会利益的本质、公共性的特征、规范引导的功能、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 要求为自身建立起基本道德价值基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作为道德哲学最根本、最全面、最首要的范畴, 涉及公共政策各个方面, 有必要努力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正义。
一、坚持实质和形式的公平正义的统一
实质的公平正义和形式的公平正义都是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正义的必要环节, 在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建设上, 实质的公平正义和形式的公平正义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包括:维护基本权利的起点公平正义;均衡社会利益的结果公平正义;完善政策程序的过程公平正义。
维护基本权利是实现起点公平正义。权利意味着个人对保障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一切价值的正当要求和真正拥有, 它决定、制约、影响着其他价值敢向、价值关系的状况以及实现过程。人的基本权利在其实质上是使人成为人的目的, 实现作为人的价值。这些基本权利包括人格尊严、自由平等、生存安全、获取利益、实现发展等。对于各种性质的权力来说, 一切公平正义的权力, 最根本的目的追求是尊重、实现和维护每个人权利的平等。“一个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但是, 在强调个体基本权利时, 作为共同体社会的团体权利经常被忽视, 至少对此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在公共政策中, 主体与客体都可以区分为团体和个体。所以有必要在维护基本权利时, 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保证, 既要保证主客体中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 同时要保证团体权利的基本保证,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基本权利整体的公平正义。应该说对于团体权利强调的缺失必然导致个体权利也苍白无力。作为基本权利的必有载体的个体和团体, 两者在起点上都要实现公平正义。为了更好地维护基本权利, 一方面要严格限制公共政策主客体中个体与团体、个体与个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行为边界, 把防止正当的个人活动、利益受到非法侵害。另一方面, 要把团体基本权利放在突出位置, 因为团体的基本权利有利于更好地对中低阶层的个体基本权利的维护。在维护基本权利的意义上, 诺齐克用“最小限度的国家”限制权力的支配力, 以维护个体权利、实现公平正义, 是非常有必要的。
均衡社会利益是实现结果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包括公共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 要实现公共政策在这三方面的公平正义, 必须从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两层次出发。 (1) 利益结构公平正义。事实上, 人与人普遍存在能力与心智的差别。这必然带来社会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出现一定的差别。所谓利益结构, 一般说来, 就是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一定组合形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我们必须建立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 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 (团体) 而存在, 总应该尽可能地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这里, 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他阶级 (部分) 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据我们看来, 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 惟有以中产阶极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 (小康之家) 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所有公民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生活, 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所以公共政策目标首先要保证成果为社会成员共同公平地享有, 而不是为少数人所独占, 争取社会合作体系中大多数中低阶层成员的利益。促进社会利益结构保持“橄榄形”的结构, 中间大两头小。只有占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的中等富裕者 (中产阶级) 利益得到保证, 弱势群体的“不满意度”降低到最小程度, 公共政策公平正义才能被认可, 获得合法性的支持, 社会也才稳定。 (2) 利益分配公平正义。在利益分配上单纯的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是无法实现利益的均衡, 必须借助“看得见的手”的力量, 从公共政策上保障利益的公平正义。一是坚持发展的硬道理, 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为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创造物质前提。二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 初次利益分配中公共政策要注重实际效率, 调动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积极性, 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再次利益分配则要注重公平, 调节公共政策出现的过大收入差距, 实现不同社会成员利益间的和谐。三是公共政策中分配标准的选择:根据国情、行业、发展阶段和主客体的不同情况, 在贡献、能力、要素、需要等标准中做到公平正义。四是加大在公共政策中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 差别地给予他们充分的机会和条件改善生活的处境。最终实现公共政策的结果公平正义。
完善政策程序是实现过程公平正义。罗尔斯把程序的正义划分为:一切都取决与程序的满足, 不考虑特殊情况下的结果的正义与否的“纯粹的程序正义”;先决定什么结果是正义的一个独立标准, 再设计一种保证达到这一结果的“完善的程序正义”;一种合理的程序未必导致合理的结果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里纯粹的程序正义也可以通过结果与程序初衷是否相符而划分为完善与不完善, 所以完善和不完善本身没有完全绝对的惟一区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 由于受到各方面复杂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使得政策程序只能做到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的完善, 没有单独的绝对完善政策程序。关于程序正义的内容, 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美国法学家戈尔丁从仲裁程序的角度认为程序正义的标准有“中立性、劝导性争端、解决”三个方面九项原则。我国有学者认为程序正义从标准制定和执行的道德要求角度看有六个基本要素:“自主性、无偏私、一致性、标准的稳定性、参与者的参与机会的保证、裁决者的合法资格与职业道德”, 而程序正义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有:“中立 (与偏颇、偏私对立) 、平等 (与差别对立) 、公开 (与秘密对立) 、科学 (与任意、擅断、愚昧对立) 、效率 (与低效、浪费对立) 、文明 (与野蛮对立) ”六大标准, 还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程序正义必须满足以下四个要求:“公民参与并决定决策、程序过程中公民地位平等、决策过程的价值中立性、决策程序的自治”等等。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应该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两个不同特征阶段来提出程序公平正义的要求。一是公共政策制定阶段:平等参与;自主中立;公开透明;民主协商。二是公共政策执行阶段:科学效率;严格无偏;自由监督;文明专业。只有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按照这些要求实施, 程序的公平正义才能不断完善有效。
二、坚持赔偿、惩罚和奖赏的公平正义统一
在公共政策制定安排中, 由于不确定性和变化发展等情况的存在, 实质公平正义也有可能存在欠缺, 有必要赔偿、惩罚和奖赏公平正义的调节和补充。在公共政策中, 赔偿是因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或不正义而予以某种补偿;通常要由伤害或不公正的制造者, 以及由于政策所引起的政府向受害者做出某种补偿。惩罚是因某人的罪过、错误、不当行为而对其实施的处罚;是对恶行的处罚。奖赏是因有价值的行为而给予或获得的东西, 通常皆基于贡献、应得 (人们应该得到的) 或能力的考量。应该说“在奖赏与惩罚、特别是在惩罚问题上, 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更需要公平公正”, 只有补偿、惩罚和奖赏的公平正义统一才能使公共政策真正地发挥作用。
赔偿的公平正义是基础。它包含三个角度, 第一, 则是对于社会权利和利益少得者的不足其应得的部分予以补偿, 这种纠正还应当包括对于因公共政策失误等原因所导致的无辜受损害等公民损失的合理补偿;第二, 当受害者因遭受犯罪之害, 经由司法程序进行裁定, 由罪犯赔偿给受害者, 要提倡让罪犯在监狱从事有益劳动来补偿受害者, 也起到改造的作用;第三, 对于痛苦等伤害因素的消除, 包括受害者无法确认罪犯、罪犯无力赔偿以及无钱就医者, 一个社会的政府应当高度重视社会成员所受到的各种伤害或无辜的痛苦, 并努力予以救助。总之,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的公共政策应该优先致力于减少某个社会成员的痛苦, 而不是增加某个社会成员的快乐。
惩罚的公平正义是保障。惩罚的公平正义包括四种角度的思考, 一种是取消多得的不应得部分以及对于强势集团所拥有的不正当竞争优势的去除或者对其所拥有的某种特权的限制, 一种是对于不正义的直接惩罚, 一种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本身而对违背公平正义的行为所实施的惩罚, 还有一种是对于邪恶的报复。一般而言, 惩罚的依据主要在于不义的行为或所得 (即违背道德或者法律的行为或所得) 理应受到公共政策的惩罚。不过, 公共政策的设计并不仅仅包括对错误或犯罪行为本身的惩罚, 它还应包括为了维护公共政策对上述行为所施加的惩戒。易言之, 惩罚的公平正义强调把依照规则所进行惩罚和某种引导性的惩戒结合在一起, 因而对于诸如未遂犯罪这样的行为也要予以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并不只是应得的惩罚, 也是惩戒性的惩罚。惩罚是对不公平正义阻止或消除的外在约束力, 是对潜在的不公平正义的威慑, 保障公平正义的社会。
奖赏的公平正义是旗帜。奖赏是公共政策在公平正义基础上对我们所关心的好处进行分配的一种方式。主要有四种分配好处或奖赏的方法:“不管人们的能力或功绩如何, 尽可能平等分配;按能力分配;按应得分配;按需要分配”。而在公共政策领域, 奖赏则是以社会需要为基础, 兼顾主体态度、能力、努力以及牺牲等, 进行公平正义的回报。起到激励人们树立符合公平正义的观念, 出现更多和更好符合社会利益的事情。功利主义就认为, “奖赏的惟一基础应当是努力为每个人带来好结果, 以便若以某种方式奖赏一个人, 便能激励他更好更努力地工作, 或鼓励更多的人如此行动;那么, 适当的可达此目的的奖赏就应该予以实施”。批评者也指出存在的很多威胁问题, 但毕竟奖赏不是单纯的报酬, 而是对成本支出的考虑、消耗的计算。关键在于, 我们在公共政策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则, 真正的发挥积极的旗帜作用, 更好地使“让好人过的好”成为现实。
三、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的绝对命令“人是目的”;马克思的人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都在为我们说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人类不断争取自身解放或人类个体的发展越来越趋于全面、自由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 评价公共政策等上层建筑的尺度, 从根本上说, 全在于它是否有利于这个进程。再从终极意义上看, 一切公共政策都是通过人、为了人而对人的发展。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立场上思考和观察问题, 这是公共政策应当坚持的方法论原则。唯此, 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才有一个理论上坚固的立足点, 对公共政策的考察才有生命和灵魂。从公共政策的主客体来看, 主体为了什么和客体成为什么, 只有人类才能把握。当出现公共政策不适应社会发展时, 其最主要表现是不能满足人的合理需要, 不能提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经济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 人们就会通过代之以新的公共政策。
首先, 满足个体发展的合理需要。主要指人的基本生活、素质和能力提高的需要, 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是多层次的, 但基本上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又可用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包括人的健康素质、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现代人格。三是人的潜力和能力的发挥。人的能力是指人们认识、理解、有意识地合理影响和规划现实世界的变迁能力和认识、理解、有意识地合理高速自身变迁的能力。这些能力又表现为思想的创造性和实践的创造性。公共政策必须在个体发展的这三方面做到公平正义, 以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为基础, 把提高素质和能力发挥的需要作为目标。
其次, 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人的需要的满足、素质的提高和潜力的发挥首先要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程度, 这是因为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因此, 从根本上说, 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致的, 二者是互相促进的。公共政策必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为人提供的各种条件包括: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些方面的发展无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是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曾指出:“物质是基础, 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 文化水平提高了, 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公共政策就必须处理好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公平发展, 坚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义原则。
最后, 创造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 就不是自然存在物, 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 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可见, 人与外在于他的自然生态有一种本质性的依赖关系。所以, 人在满足自己发展的实践活动必须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正义, 必须按照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不仅要体现代内的公平正义, 更要体现代际的公平正义, 实现代内与代际的统一。在代内公平正义的要求得到保证的基础上, 将代际公平正义的要求付诸公共政策, 这关键在于当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 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为后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
因而, 从最终的、最高的意义而言, 公共政策公平正义必须坚持满足个体发展的合理需要、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创建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换句话说, 公共政策公平正义必须能赋予并保证人们的自身体能、智能和美德的发展以最大的自由选择。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角度而言, 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正义是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罗尔斯:《正义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商务出版社, 1965年。
[3]戈尔丁:《法律哲学》, 三联书店, 1987年。
[4]陈少峰:《正义的公平》,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5]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浙江大学学报》, 1999年第5期。
[6]李建华:《公共政策程序正义及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 2009年第1期。
[7]雅克·蒂洛:《伦理学与生活》 (第9版)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年。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关键词】罗尔斯;正义;内涵
一、罗尔斯的正义论
(一)原初状态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主要是在以原初状态无知之幕为前提下的正义理论,因而他的正义理论有一个巨大的前提,那就是原初状态。然而何为原初状态,罗尔斯认为当一群人存在着利益的共同点,需要达成某种协议的境况下,并切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不合作,每个人的利益都不能得到提升或者是获利。在这种状态下,达成某种约定,以使得整体的利益得到满足。而这种需要达成协议的状态就是原初状态。
然而,他的这种理论其实在建立在契约论的基础之上的,对契约论是一种继承发展。但是在现实中真的存在着这种原初状态么,然而这个只是罗尔斯一种强大思维逻辑。
(二)无知之幕
在原初状态之下,罗尔斯提出了一个无知之幕,可以说这是他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何为无知之幕呢,就是指所有人在制定协议和规则之前,都在把自己的身份、名利、财富等等都掩盖在幕布之下。进而以更好的得出利于整体群体的利益。然而笔者认为,罗尔斯的提出的无知之幕的目的无非就是旨在“公正”。让所有人撇下因个人背景而带来的“偏见”,以得出利于整个群体的一种协议。
总之,笔者认为罗尔斯正义的前提就是在原初状态无知之幕之下的正义,正义论也在其下实行。所以,笔者认为罗尔斯旨在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只要在这个前提下是正义的,那么其下进行的正义原则也是正义的。
二、正义在正义原则之下实现
罗尔斯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平等权利,即和所有人的同样自由相并存在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将安排得:(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加上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对所有人开放”。
(一)首先看一下第一个正义原则,其实其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广泛的平等自由的权利。旨在人人平等。在现代的大多数的国家中的宪法中就有平等自由权这一条。罗尔斯提出广泛平等自由的原则,旨在建立一种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所以说,这个平等自由权利也是最基本的权利。
基本平等自由体系的建立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基本的保障,使得平等自由这种原则成为一种广泛的处事原则。这就保障了社会的基本的公平正义。所以,毋庸置疑,第一个正义原则是第二个正义原则的前提。
(二)其次在看一下第二个正义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其实又衍生出了两个原则——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
差别原则主要是指在自由平等的大体系下,由于社会的某种原因,人民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必然存在着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下,就需要“差别对待”。主要是“偏向”于“最小受惠者”,因而,在这种原则下,也就保障了社会中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少的人员。这就更加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的稳定。所以,笔者认为,从一定的角度来说,罗尔斯的正义是“偏向”于“最小受惠者的”的正义。而这也是跟功利主义最不同的一点。功利主义也是建立在契约论上的,其主要是在于整体獲得一个最大的收益便是正义的。就此而言,罗尔斯的正义笔者认为也相对更加的人性化。
而机会平等主要是指在一些公职和社会职务必是公开的,对一些资历相同或者经验相同的人来说是公开的和公平的。以保证拥有同等资历和经验的人拥有同等获得成功的机会。因为在这一方面也更加强调了公平竞争的重要性。
所以,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主要是在第一个正义原则下,而对现实中一些问题的修正。进而使得整个正义体系也更加的完整。因而笔者认为,罗尔斯的正义主要在其两个正义原则中实现的。其后续正义的实现也都是围绕这两个正义原则来阐述的。
三、小结
无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逻辑是多么的强大和完善,但是终归是建立在一个虚无的原初状态,而且无知之幕也是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原点。所以说其正义论毕竟还是有现实的局限性。但是正义论的提出也在一定的观点和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比如说“无知之幕”。
并且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两个正义原则的提出实质上也是在提出了一种如何实现正义的方法和途径。第一个正义原则是主要说的简历一种广泛的平等自由的体系暂且可以不说,但是第二个正义原则的体现了罗尔斯正义的特点――最少受惠者的正义。所以这也给现实了一些借鉴意义的,比如我们在当今社会,可以完善福利体系,保障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以提升社会正义的程度。也可以通过完善分配制度使得人均收入趋于一种“橄榄球”的状态,以更好的实现收入和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和公平。以更好的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当然,这只是思路上的借鉴。因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实现公平正义的路上毕竟是“虚幻”的。
参考文献
[1]郑欣.浅析罗尔斯正义论[J].法制与社会,2008(06).
[2]张向东.罗尔斯正义观析评[J].湖北社会科学,2007(01).
[3]梁景山.公平的效率——罗尔斯的《正义论》[J].法制与社会,2007(02).
[4]马庆.罗尔斯正义论:契约论与反思平衡[J].湖北社会科学,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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