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精选8篇）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把“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起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首先，坚持与时俱进（进，就是开拓、创新），必须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其次，坚持与时俱进，必须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把握规律性。再次，坚持与时俱进，必须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实际工作富于创造性。
1 新民主主义革命至解放战争时期, 党对群众路线思想的认识与应用
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 党的发展处于不成熟时期, 对群众路线思想的认识也只能局限于当时的有限程度。中共一大的召开, 主要是要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案例, 广泛地去发动工人阶级, 从而充实革命的力量, 最终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共一大的重要任务是去组织工人罢工, 但一大并没有认识到工人力量的薄弱, 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去展开革命, 是不现实的。应当组织起更大规模人数的农民阶级, 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中共二大的召开, 党开始重视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开始广泛发动群众, 团结更多的社会阶层。在当时的中国, 以工农群众为代表的广大老百姓, 受到资本家、地主与官僚阶层的压迫最为严重, 生活最为痛苦。而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最强, 也最彻底, 农民阶级的规模最为庞大, 组织起工农群众去参加革命, 通过共产党人去宣传先进的革命理论, 就可以将广大民众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 更好地去服务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 由于缺乏革命经验, 并对中国的革命现实情况认识不够深刻, 一味模仿苏俄的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的革命形式, 走过了一段弯路, 直到历经了大革命的失败, 在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后, 开始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革命道路。大革命的失败, 使中国共产党对党群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反“围剿”的艰难时期,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除了对军事方面群众工作的思考外, 对群众路线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提出了一系列关心群众生活的观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持久战》, 在深刻分析了当时抗战局面的形势, 以及做出了如何进行正确的抗战策略的同时, 提出了组织人民战争, 依靠人民与侵略者展开斗争的群众路线思想。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发动、组织、武装群众, 来建立与领导人民军队, 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 通过开展敌后游击战与敌后根据地的建设, 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 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结束, 广大人民群众与大资本家、大地主的阶级矛盾成为主流。在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和谈条约, 发动内战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团结群众, 维护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 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最终解放了全国。
2 改革开放至新时期, 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对改革与发展的理论贡献
1978年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同志提出与发展的群众路线思想基础上, 进一步对群众路线思想做出了发展。“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制订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打开。广大群众拥护我们党的路线和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共产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 为了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 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 才能不断克服改革攻坚中的重重困难, 最终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成绩。正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是在紧密结合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前提下开展的, 因此至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的群众路线思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其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所以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 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1997年,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过, 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优势是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始终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各级党员干部绝不能在思想作风与工作上脱离群众, 要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 都要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2006年,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 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 充分的尊重与保障人权。坚持以人为本, 要不断实现群众的愿望, 维护群众的利益, 从而使政策的制定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 具体到工作中, 就是要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 认真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为群众排忧解难, 着力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是党的力量源泉与胜利之本, 党只有一心为民, 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新的形势下, 党面对着国内外的多重考验, 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各项建设, 紧密联系群众, 坚持走群众路线, 才能确保党的执政地位,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3 十八大以来, 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新发展
十八大以来, 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改进工作作风的规定, 用来密切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发起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习近平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号召。为民、务实、清廉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 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品质。“我们一切工作干部, 不论职位高低, 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必须坚守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不放松, 时刻牢记要密切联系群众, 弘扬清廉的从政作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要紧紧依靠群众来实现, 可见“中国梦”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要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万众一心, 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 每个人的梦想汇聚到一起, 就会形成国家的梦想, 就会促使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得以实现。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积聚人民群众的力量, 通过不懈的奋斗去一步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2012年12月, 党中央根据新形势下的党情与国情, 颁布了“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 用以整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 落实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2013年4月, 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习近平同志强调,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程要贯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总要求中的四点, 用形象的比喻, 来教育各级干部在平时的工作中, 要要以整风精神开展自我批评, 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 并解决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 围绕十八大报告的精神, 用来教育全党要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密切联系群众, 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与地位。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 始终重视群众路线思想的建设, 不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到改革开放时期, 再到新时期, 直到十八大以来, 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指导着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进行。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之基,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不动摇, 可以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思想,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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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共指导思想的误区看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意义
● 袁秉达 陈 超 王翠萍 王 芳
苏联演变的关键原因,在于斯大林逝世后正当苏联面临解决“斯大林模式”弊端的重要历史关头，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逐步放弃了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使党丧失了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导致执政党垮台和国家解体。中国共产党早在1956年就开始警觉苏共指导思想陷入误区的端倪。长期以来，党中央一贯重视吸取苏共指导思想失误的深刻教训，始终高举马列主义伟大旗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相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宝贵经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经验教训
十月革命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马列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灵魂，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是共产党执政必不可少的法宝。赫鲁晓夫及其后任领导从背离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思想理论混乱和社会舆论失控，直至走向覆灭，这一教训十分惨痛。
（一）苏共指导思想陷入误区的主要表现
1.理论误区：僵化、教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共党内逐渐出现教条主义倾向。斯大林垄断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泛化神化列宁主义，致其教条化。同时苏共把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结合起来，斯大林成了党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模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凝固不变的模式。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但由于赫鲁晓夫不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所以他不重视党的指导思想建设，继续推行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和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路线，教条习气仍然在党内和理论界弥漫。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形成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僵化教条。党的指导思想停滞不前，就使改革迷失方向、发展偏离道路、执政丧失根基。
2.思想误区：淡化、工具化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苏共中央领导层多数来自经济和组织部门，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不高，马克思主义信仰逐步被看淡，乃至看穿。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在“改革”的旗号下逐步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到1991年绝大多数苏联人已在思想上发生深刻变化，苏联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已威信扫地。
3.态度误区：弱化、虚无化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发起批判斯大林，在其鼓动下，批判斯大林很快就发展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党和人民思想严重混乱的恶果。自称为“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期间，进一步在党内国内推进全面的非马列主义化运动。1989年苏联高校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几乎全部取消了马列主义教学。苏共“二十大产儿”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必然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丧失。
4.宣传误区：丑化、妖魔化马克思列宁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亲信雅科夫列夫说：“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2]1988年，苏共中央工作人员A·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接连三期发表长文《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文章从执行公开性方针突破思想禁区开始，由斯大林“罪行”向前追溯，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3]紧接着，各种反思否定苏联历史和批判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在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宣传中，苏联人的思想逐步发生逆转，为1991年苏联剧变埋下了祸根。
（二）苏共指导思想陷入误区的主要原因
苏共指导思想陷入误区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自我砍旗、自乱阵脚、自毁长城是最致命的失误。
1.对世情国情党情判断失误，迷失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客观依据和前进方向。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抛出“三和两全”等理论观点,又实行对外扩张政策，集中了苏联70%以上的人力物力资源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勃列日涅夫、安得罗波夫、契尔年科也继续执行这一政策，搞得苏联民穷财尽，把经济也拖垮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更是不顾苏联国情和实际，用人道主义观点作为阐述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公开提出“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鼓吹超阶级的民主化、公开性，照搬西方民主制度。这种做法必然造成思想混乱和政治动乱。
2.批判领袖、扭曲历史，自失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传承根基和稳固地位。
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名义下，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浪潮，很多人进而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延续了后任领袖否定前任领袖的恶习，对赫鲁晓夫提出类似批评。戈尔巴乔夫在这条道上走得更远。他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提倡“新思维”,主张照搬西方的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矛头直指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提出“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垄断”，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4]苏共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政局动荡，走向崩溃。
3.面对西方价值观渗透放任自由，丢失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价值取向和主体支持。
西方国家为宣传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专门建立了对苏联广播的自由电台，每天用多种语言向苏联民众宣传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否定苏共历史，夸大苏联问题，同时支持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直接利用他们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和颠覆行动。苏联党内和知识界出现了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亲西方派，推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些人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依靠力量。
4.领导层思想信仰和理论素养日益走偏，缺失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自列宁去世以后，苏共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不科学，学风不正确，方法有偏颇。斯大林虽犯有教条化错误，但仍不乏马列主义理论素养。赫鲁晓夫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勃列日涅夫的马列主义理论兴趣和水平更不如赫鲁晓夫，但却被苏共捧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在位时间短，都是实干家。戈尔巴乔夫虽然受过良好的国民教育，但他作为“苏共二十大的产儿”不遗余力地否定马列主义，向往资本主义，以致最后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打开了历史之门。因此可以说，苏共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背叛，是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之一。[5]
（三）苏共指导思想误区造成的严重后果
1.冲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旗帜倒了、主心骨丢了。
苏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窒息了人们的创新精神，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也使社会主义制度体制陷于僵化。苏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化、工具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伪科学”，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与活的灵魂，为人们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借口和依据，最终导致背离、背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2.丧失党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降低了苏共执政的软实力。
苏共陷入指导思想误区，不能及时而准确地反映变化中的实际情况，不能对民众关注的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个理论就失去了对民众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苏共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使得原本生机勃勃、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凝固不变、僵死的教条，从而失去思想光辉，缺乏理论感召力，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趁机大肆泛滥。苏共背弃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也就放弃了执政党立党立国的根本，破坏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瓦解了凝聚民众的价值体系，最终结果就会引起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和社会动荡。指导思想主心骨丢了，党就无法发挥领导核心的强大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3.削弱党中央理论权威性，导致人心涣散和社会舆论失控。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只有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但这不应排斥和低估领袖人物的作用。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陷入迷惘和混乱状态，有些人开始怀疑苏联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是否正确，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和理论权威的丧失，到了后期党员干部与党离心离德，普通民众更是难以自觉服从党的领导。
4.信仰危机成为现实，严重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对马列主义信仰。赫鲁晓夫否定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传播抽象的人道主义，使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值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期，属于“二十大产儿”一辈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共历史的做法，及其“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都深刻影响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搞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在背离马列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绝非偶然。党的指导思想变异了，党和人民的信仰丢了、思想乱了、人心散了，就会导致政治动乱，亡党亡国。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和政党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都具有继承性，既不能固步自封、毫无进取，也不能否定一切、另起炉灶。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和成功经验，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在前进中突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一）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他们的理论是行动指南，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历程说明，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大胆探索的结果。这个结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6]我们党针对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切换，创造性地形成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针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历史剧变，执政理论自觉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以形成；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为抓住战略机遇，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断提高执政党的整体理论水平
由于我们党实现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在我们党的肌体内已形成了强大的免疫力和纠错机制，因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乘风破浪，高歌猛进。[7]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来，“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8]
（三）夯实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根基和支持系统
所谓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根基和支持系统，是指党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普及和发展必须拥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制度体制基础、获取党内和社会主体普遍的认同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不仅在形成之初就得到党员干部和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而且经过多年实践检验，这种支持度还在不断扩展。
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支持系统：第一，主体支持：党和政府、理论界和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和认同。第二，制度支持：意识形态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和保障。第三，文化支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的指导思想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上述三个方面是统一整体，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规律和宝贵经验。
（四）高举旗帜，推进事业，坚持道路、理论与制度的高度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总结、理论升华和科学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首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这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它们有机统一于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理论体系是指导思想，是确保道路正确、制度科学的重要前提；道路和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集中体现，道路正确才能促进制度完善；制度科学完善才能保证道路光明、前途远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与发展前进，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一）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根本，也是治党治国的根本。[9]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尽管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不断强化，但在社会大众乃至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信仰力量、精神维系力量却遭到削弱。学术界、教育界有些人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思想混乱，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不连贯、不明确、有矛盾。甚至提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民间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多元化。[10]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通过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要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培养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具有特殊意义。没有一大批真正的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难以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二）以党的指导思想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苏共执政期间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不仅没有创新和进取，而且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把马列主义通过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思想认可，使马列主义既抽象不起来，又通俗不下去。核心价值观僵化和缺失，是苏共败亡的深层次原因。反观中国，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在信息化社会和互联网时代，各种文化激荡，价值观多元，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往往与人们精神文化上新的价值追求并行不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和精神纽带，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能够得到人民的谅解、支持和拥护。[11]当前，我们把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和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事业、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共同理想等各个领域之中，有利于从核心价值观层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活力和价值取向。以党的指导思想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御和消解西方的“普世价值”。
（三）以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此带来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和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在承认多样性的同时不能忘记主导性。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在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保持清醒认识，积极主动地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多样化社会思潮要冷静观察、辩证分析。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性质和界限。对学术理论问题，要坚持民主讨论，平等交流；对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正面教育，做到以理服人；对政治原则问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能掉以轻心、听之任之；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挑衅，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范，坚决斗争。[12]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主要是以党的指导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这是确保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战略举措和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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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
A
1009-928X(2012)07-0005-04
作者袁秉达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陈超系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党校副教授；王翠萍系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党校副教授；王芳系中共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党校讲师
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首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了党内思想问题
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首次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解决了党内思想问题
1.以下是七大中没有的是（）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 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确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三条根本原则 党内的错误思想得到了清算
1.党的()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大 二大 三大 四大
1.延安整风运动中（）
是全党范围内的普遍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认识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
系统地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使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定
1.1929年周恩来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中（）
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论述了工农运动的重要性 论述了红军和群众的关系 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
1.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下错误的是（）
是我党第一次在国外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是我党最后一次在国外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大会召开地点是苏联海参威 在国外召开保障了大会的安全
2.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是（）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第六届七中全会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1943年毛泽东为党中央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没有的是（）
科学阐释了群众路线所含问题和实施步骤 分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必要性
讲解了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 指出了目前指导方法的缺陷和问题
2.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完成
1950 1951 1952 1953 1.1981年6月党的（）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六中全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2.中国第三次修正章程中（）
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实行党的总书记制度
强调了对党员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将接受新党员的审批权做了调整
2.党的（）诞生了我们的第一部党章
一大 二大 三大 四大
2.在八大上（）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毛泽东 周恩来 邓小平江泽民
2.（）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我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中共二大 中共三大 中共六大 中共七大
4.在中共七大没有出现的是（）
第一次增加了党章的总纲部分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 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5.中共二大召开的历史背景没有（）
法国发起的国际会议上签署了九国公约 九国公约中肯定了中国机会均等原则 九国公约中肯定了中国门户开放原则
中国恢复到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的局面
3.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政府被迫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745条之多，以下不对的是（）
中国的土地被割让，财富被掠夺
人民遭受国内统治者和外国列强的双重压榨 中国一步步推向殖民地的深渊 中国的爱国人士开始了奋发图强
6.下列不属于三大历史任务的是。
推进现代化建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完成祖国统一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4.中国第三次修正章程中没有（）
强调了对党员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规定青年团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一次加入了入党者的年龄必须18岁以上 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列入党章 6.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是（）
1923年于浙江省兴业路76号召开 1922年于上海市英租界辅德里625号 1923年于广东省东山恤孤院3号召开
1922年于上海市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
7.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间是()1921-1-23 1921-7-23 1922-1-23 1922-7-23 5.李大钊发表了（）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庶民的胜利》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4.党的()，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六大 七大 八大 九大
5.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地点是()上海市英租界内 上海市法租界内 上海市德租界内 上海市日租界内
7.第一个共产小组在（）成立
上海法租界 上海德租界 上海英租界 上海日租界
4.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的开端
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 工农革命
5.党史上南陈背离相约建党，南陈是陈独秀，北李是（）
李汉俊 李大钊 李靖 李寻欢
4.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毛泽东是（）
45岁
28岁
26岁
19岁
5.蒋介石于（）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叛变
1926 1927 1928 1929 12.在三大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二大党章的修改没有()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和程序问题的内容
采取制定单项性详细法规的形式
对领导机构体制和工作程序上做出了详细规定
入党手续经党员一人介绍改为经党员两人介绍
8.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没有参加的人是（）
李汉俊
董必武
陈独秀
毛泽东
10.在四大党章中（）
凡是有党员二人以上均要成立一支部
入党手续规定经一名党员介绍
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
接受新党员由地方委员会审查并报上级组织区委员会审查
11.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没有规定（）
每地方党员人数在100人以上者派代表2人
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
地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书记
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10.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
三大党章
四大党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修正章程决议案
9.1943年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正确
错误
14.二大党章再次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
正确
错误
15.中共二大提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正确
错误
12.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主义的第一部党章
正确
错误
12.中共八大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三大改造
正确
错误
11.第一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召开地点是在南湖上召开
正确
错误
11.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正确
错误
1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党章
正确 错误
11.群众路线反映在党章中是从七大开始的
正确
错误
12.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正确
错误
11.九大党章中有党员权利和义务
正确
错误
12.中共二大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正确
错误
13.在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
正确
错误
11.三大党章是第二次增加了党员候补期的规定
正确
错误
11.中共二大提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正确
错误
14.党的群众路线是（）对
我党的根本政治路线
我党的根本组织路线
是我党和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使我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
15.八大党章中提到的有（）对
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对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充分的规定
反对个人崇拜
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方针列入党章
16.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的人有（）对
马林
王尽美
周佛海
尼克尔斯基
17.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了（）对
党的名称
党的政治纲领
党员的条件
党的组织制度机构
18.党的二大开创了党史上许多第一（）对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纲领
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第一次创办党的机关刊物
第一次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19.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哪些代表是参加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对
陈独秀
张国焘
陈潭秋 毛泽东
20.在三大中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是（）对
简称中国三大章程
简称中国共产党章程1923 简称三大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修正章程
20.在中共二大陈独秀的工作报告中（）对
提出了中国革命属于殖民地革命范围
提出了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
提出了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
提出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就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19.党章的总纲和一些条文都强调党员要（）对
建立起群众观点的思想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
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19.十一大党章的改动有（）尝试
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员的预备期
18.1953年6月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
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行社会主业进义改造
19.七大党章确定了（）
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不对
第一次把党的纲领作为有机部分写进党章
科学地规定了党的性质
完整地表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
20.党的政治纲领规定（）对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联合第三国际
20.4.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确定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对
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
大力开展工农群众活动
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
促进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党的二大开创了党史上许多第一（）对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纲领
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第一次创办党的机关刊物
第一次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18.1927年国民革命运动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是（）对
反革命力量的异常强大
党内的家长制作风盛行
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陈独秀对国名党右派的一味妥协退让
17.在六大党章中,以下正确的是（）尝试
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三条根本原则
党员及中央和地方组织要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做提出的某种决议
对发展党员做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更加突出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
20.南湖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对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
19.1966到1976年的十年**（）对
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党的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错误
党章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党内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
18.十一大党章提出了实现四化，下列中是四化的是（）尝试
农业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
科学技术现代化
19.一大纲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
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党
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党
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政党 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政党
14.七大党章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党的纪律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及党的作风等有关方面的规定标志着（）对
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纪律建设
作风建设
20.在我党的历史上有两次具有深远意义上的伟大转折()对
遵义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解 读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严明党纪，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加大反腐惩恶力度，强化巡视监督，切实解决好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丰富的实践为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翻阅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老虎”案例可以发现，《条例》涉及的“六大纪律”负面清单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201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紧扣廉洁自律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高标准。《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一、廉洁自律准则与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和形成过程
（一）必要性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在党长期执政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围绕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注重依规依纪治党，切实加强党内监督。党一贯重视和坚持组织、制度创新，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较为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对于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必须清醒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已成为党的一大忧患，现行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需要。
原《廉政准则》是在1997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010年1月颁布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适用对象过窄，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8700多万全体党员。二是缺少正面倡导，其中“8个禁止”“52个不准”均为“负面清单”，许多条款与修订前《党纪处分条例》和国家法律重复。三是“廉洁”主题不够突出，有一些内容与廉洁主题无直接关联。
原《党纪处分条例》是在1997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003年12月颁布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必要和严肃的责任追究。二是纪法不分，近半数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将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规范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标准，降低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三是有必要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内容纳入条例。基于以上情况，亟须对《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这两项关联度更高的法规先行修订。通过修订，真正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在全党树起来，切实唤醒广大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二）基本原则
修订工作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总书记关于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的重要指示，突出执政党特色、严肃党纪要求，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推进，同步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主要把握好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以党章为遵循。把党章关于纪律和廉洁自律要求具体化，唤醒全党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维护党章权威。
二是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以德治党的“德”，主要指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修订后的准则紧扣“廉洁自律”、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突出“关键少数”，强调自律，重在立德。修订后的条例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作为“负面清单”，强调他律，重在立规。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针对现阶段党纪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和遵守纪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要求转化为纪律条文。不求一步到位，重在符合实际、务实管用。
(三）形成过程
根据中央部署，中央纪委自2014年下半年着手研究两项法规修订工作。中央纪委常委会4次审议修订稿。王岐山同志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两项法规修订工作，明确修订的方向、原则、路径、目标等重大问题；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部分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经中央批准，2015年9月7日，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征求各省（区、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对两项法规修订的意见。中央纪委对广泛征集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吸纳，形成了修订送审稿。10月8日和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审议通过两项法规修订送审稿。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两项法规。可以说，两项法规的修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全党的意志，是开门立规、民主议纪的一次重大实践。
二、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的变化
（一）《廉洁自律准则》变化
由《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名称上可以看出：在适用对象上，由针对“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面向全体党员；在要求范围上，由“廉洁从政”扩展为“廉洁自律”；在条款内容上，由负面清单转变为正面倡导。《准则》在修订过程中，突出重点、删繁就简，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向善，将“8个禁止”“52个不准”等负面清单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使现行的18条、3600余字的准则，浓缩成8条、309字的自律标准。
（二）《纪律处分条例》变化
“一增”：即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一减”：即删除了原条例中70余条与法律法规重复的规定，代之以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都必须受到追究”等专门规定，以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既相互分开又有效衔接。
“一整合”：即将现行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修订为6类，分为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翻开两部法规，《准则》紧扣廉洁自律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六大纪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准则》和《条例》恰如一套组合拳，立德立规并举、一正一反配合、自律他律结合。
三、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十大亮点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坚持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结合，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总体来看，两部法规的修订主要有以下亮点。
(一)新《廉洁自律准则》的五个亮点 一是紧扣“廉洁自律” 二是坚持正面倡导 三是面向全体党员 四是突出“关键少数” 五是删繁就简、易懂易记
（二）新《纪律处分条例》的五个亮点
一是将党章相关内容具体化，突出政党特色、党纪特色 二是将违反党的纪律行为整合修订为6类 三是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四是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
五是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
四、廉洁自律准则的解读
（一）《准则》“四个必须”
重申关于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高尚情操等“四个必须”的原则要求，强调廉洁自律、接受监督的主旨，最后将落脚点放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以体现修订准则的目标要求。
1.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是总开关，是共产党员的精神支柱，也是廉洁自律的根本。
2.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
我们党从七大开始，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入党章。只有坚持根本宗旨，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维护而不是损害人民利益，从而使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3.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和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铸炼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等各种考验的重要保证。
4.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
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清正廉洁的基础。廉洁自律，内心的自我约束才是最管用的。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就是要提升道德境界，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做到了这些，也就筑牢了廉洁自律的心理防线。
（二）《准则》“四个坚持”：为全体党员设置保持廉洁本色的道德标准
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准则》改变了过去仅对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提要求的做法，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紧扣如何保持廉洁本色，对全体党员提出“四个坚持”的要求，是全体党员廉洁自律的行为规范。
1.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
这是要求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工作中要做到有公心，心里装着群众，要划清公与私的界限，把“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作为一条底线来坚守。比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2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这是要求处理好“廉与腐”的关系。腐败是社会毒瘤。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全体党员都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保持清醒头脑，不取身外之物、不贪不义之财，不为物欲所累、不做出格之事。
3.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这是要求处理好“廉与腐”的关系。腐败是社会毒瘤。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全体党员都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保持清醒头脑，不取身外之物、不贪不义之财，不为物欲所累、不做出格之事。
4.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
这是要求处理好“苦与乐”的关系。像焦裕禄、谷文昌等先进事迹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只有做到先吃苦、后享乐，肯吃苦、多奉献，群众才会信任你、跟着你。如果见困难就让，见便宜就上，长此以往，就会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公私分明、崇廉拒腐、勤俭节约、甘于奉献这“四个坚持”为全体党员设置了保持廉洁本色的道德标准，为共产党员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和严格自律提供了一个具体、清晰的法规依据和执行标准。全体党员要不断进行对照，提高自律意识，防微杜渐，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打下牢固基础。
（三）《准则》“四个自觉”---让“关键少数”发挥表率作用 《准则》在对党员作出廉洁自律规范的同时，针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围绕从政、用权、修身、齐家四个方面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贯彻落实好《准则》，身体力行，模范践行，严格自律正己，大胆履责正人，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1.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廉洁从政的表率，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廉洁从政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也是正确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基础。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就是要牢记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廉洁从政的落脚点和根本目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严于律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一心为公，执政为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工作。通过不断地强化内心自觉，把廉洁从政、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决树牢。
2.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廉洁用权的表率，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总书记强调，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廉洁用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做到居贫而志不移，处乐而欲不纵，牢牢守住自己的心，管住自己的欲，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清风正气。用权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和目标，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和衡量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
3.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廉洁修身的表率，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 做到“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抵御各种诱惑，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重人格，重品行，作风正派，洁身自好，择善而交。在思想上、行动上经常进行反省，向榜样看齐，做到知足常乐。
之二：群众路线的辩证发展
群众路线经过土地革命时期的孕育产生后，成为了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它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形成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赢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确立了自己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政治地位。为了发展壮大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队伍，党的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做出了新的阐述，历经了四个发展时期，践行并丰富了其理论，为党的力量的增长找到了不竭源泉。
一、建国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群众路线误入歧途。
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们党仍然高度重视群众路线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3月发表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于1951年12月发表了《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于1955年7月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于1956年4月发表了《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论十大关系》等文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及时总结经验，使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强调要坚决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密切党和人民的关系；要高度认识发扬群众路线传统，认真执行群众路线对于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的极端重要性。1956年9月，党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党的八大。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论述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对党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他说：“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八大通过的党章算是第一本收纳了“群众路线”的“词典”。
建国初期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尊重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群众路线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由于毛泽东晚年的 “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具体实践中并没有正确地贯彻执行好，使群众路线走向了运动群众的反面，建设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年9月，毛泽东视察马钢，他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不计后果、轻率地发动了一场“大跃进”运动。与“大跃进”运动的同时，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出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只用一个月时间实现了全国人民公社化。因此，在1959年底到1960年，理论界掀起了一次研究“群众运动”的高潮，当时的共识是“革命时期要大搞群众运动，建设时期更需要大搞群众运动，没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没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群众运动大获青睐，几乎成了群众路线的同义词。1961年12月，邓小平在《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中指出：“至少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
是。”1962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根据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他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所谓的‘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邓小平与刘少奇这种深刻敏锐的眼光在那个普遍将“群众运动”混同于“群众路线”的时代里，只是孤立无援的个人思想。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所反思，指出了“没有民主，意见不是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但终于因为他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利用以及当时民主制度自身的不完善，形势很快再度恶化，民主决策的群众方法遭到了更大践踏，甚至沦落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庸俗形式。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结果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根本抛弃了群众路线的实质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造成 “文化浩劫”、“文化灭绝”的“十年**”、“十年浩劫”局面。两场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政治运动，把一些本来体现群众路线精神的形式和方法变成了违反群众路线的东西，助长了形式主义，使党的群众路线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和破坏，把正在发展的党的群众路线引入了歧途。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届四中全会，群众路线回归正途。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但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却迫不及待地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这危急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粉碎了“四人帮”等反革命集团。但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后，他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是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两个凡是”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这篇论述就是我们党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石。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成为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期间提出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使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推动了党和群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就说：“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例如管理人员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就是困难。又如改造一个企业就要减人，减下的人怎么安置，这也是困难。又如我们要建立退休制度，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思想抵触，这也是很大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
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在1980年12月25日《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指出：“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邓小平、胡耀邦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评价，对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提炼和概括，简明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9月1党的十二大召开，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写入党章，即“党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用智慧和勇气大胆批判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两个凡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伤害，使人们明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把群众观点与群众方法相割裂，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相混淆的道理。通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纠正了“两个凡是”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行径，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融入到了党的群众路线相之中，要求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按“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误入歧途的群众路线拯救回归正途，重获新生。
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八大，群众路线羽翼丰实。
1989年6月，在平息“**”**和反革命**之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江泽民同志出任党的总书记。1990年3月12日，他在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提出了六个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群众观点，即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这六个群众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毛泽东、邓小平的群众路线观的继承与发扬。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同志主持党章修订，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高度提炼和概括的群众路线简意中的另两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补充进去了，形成了有关党的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即“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强调：“领导机关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做群众工作”，“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
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1997年12月22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说：“政治问题，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他把新时期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它当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政治问题，反映了我们党对新新时期党群关系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2003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召开，会中决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党章。
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成为了党和国家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人。2003年7月2日，他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提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2003年7月28日，他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2007年10月15日，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大会通过了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的决定。2011年7月1日，他在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就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群工作提出要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尤其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还特别强调了全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因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而科学发展观则创造性的回答了“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包含的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理论是毛泽东、邓小平群众路线理论的发展，所增加的论述，新确立的观点，丰实了群众路线的羽翼，在推进党群关系、推动党的民主化进程、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保障，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中共十八大以后，群众路线教育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在经历过萌创期、误入歧途期、回归正途期、羽翼丰实期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高度概括成五句稳定的表述语写在十四大至十八大的党章里。在这五句经典表述语中，“两个一切”是党的最根本的群众观点，“一来一去”是党领导群众工作的途径和方法，二者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而以总书记为党中央核心的新一代国家领导集体重点强调全党必须对群众路线进行教育与实践，群众路线理论的阐述开始通俗化、大众化，更易于指导基层党员践行。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按照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
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升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条基本要求首先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之后对中外记者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 2013年4月9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海南省亚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园考察时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2013年4月28日上午他来到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说“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2012年5月16日他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有的常年坐在办公室，很少下基层，很少接触群众，对下情若明若暗，接‘地气’不够。”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习近平首次发表“中国梦”的重要讲话。他在阐述中国梦时深刻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2013年1月1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要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2013年5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了《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在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通信工具先进了，干部与群众的沟通却难了；干部的学历高了，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却低了。”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他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再一次把自己发表在1990年7月16日的《福州晚报》上的《念奴娇》词诵读了一遍，通过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的句子来表达了自己对焦裕禄的深深崇敬之情和他自己爱民为民、责任担当的坚定情怀。
由上可知，习近平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阐述有很多都没有像历届领导一样用哲学味道较浓的词语，而是用中国大众化、民间化通俗易懂的话语进行表述，甚至有些讲话中还引用了古诗词、古汉语来文学化党的群众路线，比如“物必先腐败，而后虫生”、“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知漏者在宇下”等。习近平的这些用词用语，看起来似乎没有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的发展有所新的建树，其实早在2011年1月5日，他就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群众工作的本质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观点和“群众工作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论断。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讲话不仅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时代要求，而且对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诚然，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党在每个时期的群众路线理论是辩证发展的，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中国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目标，针对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以及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良作风，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创新贯彻群众路线的策略及其重要方法，为党的群众路线增添了新的内容。因此，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战略策略和具体的形式方法是根据党的历史使命及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
一、群众路线的实践经验
(一)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
1.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作为唯物史观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继承并发扬了历代革命领导人的理论与实践。在当时的西方文化中, 群众泛指文化素质不高、社会底层的人民, 与愚昧、盲从、暴力、无组织、非理性等负面概念相联系, 其态度多有蔑视、贬低, 甚至恐惧的意识。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强烈地颠覆和改变了这一定义, 批判了资本主义, 而提出“工人创造一切, 甚至创造人”的理论, 最终唤醒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改造历史、创造历史, 并组建完善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2.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
(1) 萌芽阶段: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 由青年知识分子创建工会, 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深入到工人群众中, 与工人群众紧密联系, 并引领和依靠群众的力量,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础。
(2) 形成阶段:在1928 年由李三立同志提出, 并由周恩来同志进一步明确与强调“群众路线”的概念。
(3) 成熟阶段:随着艰苦的八年抗战, 在毛泽东同志的引领下, “群众路线”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与实践, 并逐渐完善“群众路线”的理论体系。
(4) 全面展开阶段:我党在经过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新时期等各个阶段的转变, “群众路线”得到了全面的开展, 并获得了新的发展, 不断丰富“群众路线”的内容, 并形成规范化的系统。
(二) 贯彻群众路线的经验与教训
1.贯彻群众路线的经验
(1) 只有将我党与人民群众的安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为群众而想, 解决群众的困难, 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2) 共产党员严格坚持贯彻“群众路线”, 起到先锋模范的作用, 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共甘苦、同患难, 为群众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3) 深入群众进行研究调查, 以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 使我党与群众保持一致性。
(4) 规范相应的制度, 扩大群众对行政、监督、管理等参与的力度, 发挥群众的作用, 加强群众的权利, 进一步坚实“群众路线”的基础。
2.贯彻群众路线的历史教训
(1) 扩大群众运动代替群众路线:扩大群众运动能够有效地激发群众的政治热情, 对政党的建设、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2) 忽视生产发展规律:在计划经济时代, 盛行主观主义, 忽视了生产发展的规律, 束缚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没有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新时期我党践行群众路线的意义
(一)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党的群众路线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群众路线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够保障人的尊严与人权, 并将政治生活的权利与人民群众分享, 使人民当家做主。
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的机遇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强调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与“群众路线”的发展观念基本一致。
(二) 网络的发展和党的群众路线
1.网络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截止2014 年12 月的普查, 我国的网民规模高达6.49 亿人, 并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社会发展越来越网络化与信息化, 我党的群众路线也需结合时代的发展, 以网络为媒介进而更高效地开展, 进而实现对各阶层群众的覆盖, 为我党践行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机遇:
(1) 为我党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 提供了更开放、直接、多元的途径, 并保障了信息内容的真实性。
(2) 为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意见提供了更大的窗口, 网络的便携性, 使人民群众能够更直接、自由地提出意见。而且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快, 传播范围广, 提升了群众意见和监督的有效性。
(3) 通过网络的及时互动, 增强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使我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更为直接, 坚实了“群众路线”的基础, 创新了“群众路线”的开展方式, 为“群众路线”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2.网络发展存在的问题
网络作为强大的媒介手段, 是贯彻和发展“群众路线”的有效方式, 但是, 由于网络力量比较强大, 在实践过程中,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 打破了舆论主导权。 (2) 政府公信力降低。 (3) 网络民意的非理性。
3.提高网络问政能力的有效措施
(1) 优化平台:网络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
(2) 重视网络民意:网络民意能够使我党便捷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舆论, 也是网络问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提高网民的参政意识:加强我党与人民群众的互动, 多讨论当前政事, 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 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 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三) 社会阶层分化和党的群众路线
1.社会阶层分化现状
解放初期, 社会阶层有简单的农民阶级、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但是,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也加速了新时期的社会分层, 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复杂化。
2.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挑战
(1) 阶层贫富差距较大:虽然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但在现实生活中, 仍然存在很多贫困的人民群众, 贫富差距较大。
(2) 阶层价值观念差异:由于个人的利己思想凸显, 导致了在社会阶层中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念, 导致了人民之间缺乏信任。
(3) 传统群众基础弱化:我党的传统群众基础大多来自于工农阶层,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他阶层人数有所增加。但工农阶层在我国仍有巨大的人口占有量, 必须保障工农阶层的利益。
三、新时期我党群众路线的践行策略
(一) 树立党员干部正确的权力观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即让党员干部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 严格实行“为人民服务”的标准, 严厉杜绝贪腐现象的出现, 转变人民群众对官员负面的印象。并加强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二) 引导群众的积极参与
充分利用公益广告、文化下乡等多元的宣传手段, 培养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权利义务观念, 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与参与积极性, 并依法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利。
(三) 优化相关制度, 完善群众参与和监督机制
只有通过规范、稳定的制度, 才能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和发展。制度是理论与实践的连接, 将理论可操作化, 将实践可持续化, 以实现“群众路线”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1.透明化选举制度, 使党员干部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选举、考评等;
2. 规范决策过程, 保障群众的知情权, 并对决策进行多方的考证和建议, 保证决策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四、结语
群众路线在我党的各个时期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也必须严格贯彻“群众路线”。树立党员干部正确的权力观、引导群众的积极参与, 并优化相关制度, 以加强我党与人民群众的积极联系, 保持我党与人民的良好关系, 才能实现我国政治建设以及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摘要：阐述了群众路线的相关理论和历史经验, 并探究和分析了当前时期下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意义, 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并提出相关的解决策略, 以期促进“群众路线”的贯彻与发展, 为我国的党政建设、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群众路线,意义,践行策略
参考文献
严书翰：好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非常恰切地把中国共产党比喻成“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毛泽东意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规律和事物生存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要经历一个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知之不深、到知之较深的过程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党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党发展思想演进的历史轨迹：从党对发展的最初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思想的不断推进，再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发展思想的重大创新。
记者：那么，我们党对发展的最初认识包涵哪些内容？
严书翰：我们党对发展的最初认识，主要体现在党成立时对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现代化的认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党一成立就肩负两大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即救亡）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发展）。这是两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纲领，既有明显区别，又有密切联系，只有赢得救亡胜利才能为发展奠定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党用了28年时间完成了“救亡”这个使命，建立了新中国；用了60多年时间致力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使我们党长期只能在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最落后的偏僻农村开展斗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一定要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始终抱有强烈愿望并对此充满信心。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给博古的信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即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
综上可见，我们党当年把“发展”理解为“现代化”，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工业社会等，虽然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认识还没到位，但是这些认识却是非常宝贵的，体现了我们党当时的认识水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还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一个时期里，我们党对中心任务是发展的认识仍然是清醒的、正确的。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在我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实践。由于其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加上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对发展的认识出现了挫折，许多关于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但是，我们党这一时期关于发展的最初认识为后来对发展的新认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和宝贵的思想资料。
记者：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那么自此以后，我们党对发展思想的认识又有哪些重要的推进？
严书翰：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此后的一个时期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进行拨乱反正，由此开始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党对发展思想的认识开始不断推进。
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论述了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要重视综合平衡，防止单打一。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要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区域发展要坚持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尤其是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新的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把党对发展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上。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对我们党肩负的发展使命和发展思想有进一步的认识和论述。江泽民强调：对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一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二要“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他还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决定人心向背，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正确处理好的重大关系等。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而丰富发展了我们党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记者：如何深入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发展思想的重大创新？
严书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发展有许多新的重要论述，诸如：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尊重经济规律，坚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要发挥好“两只手”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力度，在“四化”同步推进中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等。
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阐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时强调：“首先要把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搞清楚，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进一步展开了对五大发展理念的阐述。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也就是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二是坚持协调发展，也就是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建议》指出了要把坚持协调发展贯彻落实到四个方面即“四个推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及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也就是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四是坚持开放发展，也就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五是坚持共享发展，也就是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记者：如何理解这五大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
严书翰：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对发展的新认识、新飞跃，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导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对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要充分认识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对于深刻变革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实践中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
记者：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命题。那么，如何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新常态”？
严书翰：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
新常态也是经济社会范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社会并最终决定其他领域的状况。新常态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特征，这些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承认它，适应它，才能引领它。说到底，新常态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形象而准确的表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因此，新常态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
记者：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社会上对新常态的认识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泛化等倾向。
严书翰：确实如此。我认为，认识和把握新常态要注意防止以下倾向：
一是把新常态等同于新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例如，有的观点把当前我国出现的内需回落、传统企业利润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视为新常态。这显然是不对的。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在我们未完成调结构、转方式背景下主动调低发展速度后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在推动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这些困难和问题正是新常态下我们推动发展所要解决的。
二是把新常态当作“筐”，与此无关的内容也往里装。更有甚者把新常态当作避风港，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入新常态。这些倾向若不加以克服，也是不利于我们做到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
三是把新常态这个范畴泛化。我前面讲到新常态是特定的经济社会范畴，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但有的人没能准确把握这个范畴的实质，因而在一些文章中出现了“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社会管理新常态”等。这种情况就是把新常态泛化，是不科学、不严肃的，应当注意避免。列宁曾深刻指出，真理只要再向前跨出一步，那怕是小小一步，就会成为谬误。
当前，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所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正朝着更加重视质量、效益、创新，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的方向转变。因此，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必须“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正如《建议》指出的：“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记者：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那么，如何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严书翰：“四个全面”是协调推进我国全方位发展的新战略。对于这个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这“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盖彰。这就是说在这个新战略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由此可见，这个战略是目标与举措的辩证统一，全局与重点的有机结合。“四个全面”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十三五”规划的总方略和总抓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发展思想的重要内涵。
记者：回顾我们党95年历史中关于发展思想的演进和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哪些富有规律性的认识？
严书翰：我认为从中至少可以获得两个规律性结论。
第一，我们党对发展的认识既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与党对发展的思想认识既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创新。这种重大创新体现为：一是明确提出了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这里讲的发展理念就是指五大发展理念，它集中体现了“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五大发展理念是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来论述发展的，无疑是对发展思想的创新。二是提出并全面阐述了新常态思想。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极其重要内容。“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发展大势尤其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发展思想的创新。三是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观照的时间节点主要是我们党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因此，这个新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总方略和总抓手。
第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到底就是解决发展问题，这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因此，要最终解决发展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根本上说关键在党。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中国精神，凝聚和依靠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就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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