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感言（共7篇）
1.屠呦呦从电视里得知自己获奖
钱江晚报记者5日晚电话连线屠呦呦，得知她是“今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才知道得奖的。”对于能够得奖，屠呦呦表示：“没有特别的感觉，有一些意外，但也不是很意外”，“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大家一起研究了几十年，能够获奖不意外。”十一期间因身体不太好在家休息，没有出去玩。
2.从研究取得成果到获奖间隔整整44年
1971年10月4日，一双双眼睛紧张地盯着191号青蒿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成果。随着检测结果的揭晓，实验室沸腾了：该样品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44年后的`10月5日，屠呦呦收获了诺奖。
3.名字取自诗经，恰与“蒿”有关
屠呦呦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而她的名字出自《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宋代朱熹注称，“蒿即青蒿也”。名字是父亲起的，当时，并没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
4.屠呦呦是诺贝尔医学奖的第12位女性得主
1901-，诺贝尔奖委员会总共颁出了105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有11位女性获奖。屠呦呦是诺贝尔医学奖的第12位女性得主。
5.多个诺贝尔医学奖与疟疾相关
在诺贝尔医学奖历史上，曾有多次奖项与疟疾相关。
19，英国研究者罗纳德·罗斯凭借对疟疾传播机理的发现摘走了第二届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19，法国医学家夏尔·路易·阿方斯·拉韦朗发现，疟疾是由一种原生动物(疟原虫)造成，他对原生动物的研究与发现，使他获得了第七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27年，奥地利医学家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发现在治疗麻痹性痴呆过程中疟疾接种疗法的治疗价值，因此荣获了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1948年，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发现DDT的杀虫功效，这种物质可以杀灭疟疾载体蚊子。
北京时间10月5日傍晚, 84岁高龄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屠呦呦继2011年荣获拉斯克奖后, 再次荣获医学领域顶级奖项。屠呦呦的贡献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挽救了无数被疟疾折磨的病患。诺委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并非是对中药的奖励, 而是为了表彰她在受到中药的启发下对一种药物的寻找过程”。
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也是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 值得祝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 并不令国内舆论感到惊讶, 因为早在2011年, 她获得具有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 就被誉为“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但是, 她获得诺贝尔奖, 还是给我国科技、学术界带来诸多启示和值得反思之处。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 她的身份迅速引起网友关注。其实, 早在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时, 她的身份, 就曾引起舆论关注, 由于她没有博士学位、留洋经历以及院士头衔, 被称为“三无科学家”。“三无科学家”获得国外授予的学术最高奖, 这表明, 无论是克拉斯奖, 还是诺贝尔奖, 都不看重学者的“身份”和头衔, 而是看真实的学术贡献, 这和我国近年的学术界, 在课题评审、项目设立时, 特别看重申请者的身份, 比如院士、长江学者等拥有一定学术特权, 是很不相同的。
作为青蒿素的发明者, 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不是院士, 这耐人寻味。据媒体报道, 屠呦呦曾多次参评院士, 但都没有成功, 具体理由不清楚, 但知情者透露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青蒿素的成果界定不明。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曾指出, 青蒿素的发明, 一直是我国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 但是, 却存在成果归属难以确定的问题, 进而, 这一成果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 而在长达40年的时间中, 屠呦呦的成果在国内也没有被得到公认。虽然在这一成果中, 她扮演了三个“第一”的角色:当年是她最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 (代号为“523”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 ;是她最先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也是她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但是, 在中国医学界, 不少人认为, 523项目是一个庞大的计划, 很多人做了贡献, 是不能把奖给屠呦呦一个人的。而直到拉斯克奖颁给屠呦呦, 这种争议还没有平息。很显然, 既然有成果归属的争议, 屠呦呦要在中国这样的学术环境中, 评上院士, 是不太可能的———其他人会反对, 为何给她院士, 功劳难道都被她一个人占了?
二是屠呦呦的同事评价她, “比较直率, 讲真话, 不会拍马, 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 她赞同的意见, 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 就直言相谏, 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这种“性格”在院士评审中, 显然也是不受欢迎的。类似屠呦呦这样, 有重大学术贡献, 却没有评上院士者, 在国内并非个例。“吃香”的是那些善于搞人际关系, 讨好领导的人。这是一种不好的导向, 会引导学者不安心做学术研究, 而去做一些追名逐利的事。诺贝尔奖颁给一直默默做事的屠呦呦, 也告诉我国学术界:学术不是说出来的, 而是踏踏实实做出来的。
那么, 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为何就能把成果归为屠呦呦呢?这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规则有关, 在团队和个体之间, 团队的整体贡献很重要, 但并不能否认个体, 个体的学术贡献, 如果在团队取得的成果中, 起重要的启发性、决定性作用, 应该把主要成果给个体, 而不是由团队平分成果———成果人人有份, 并不能保护原创积极性, 在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颁奖者看来, 屠呦呦的贡献是最关键的, 因此, 可以把奖颁发给她个人, 诺委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并非是对中药的奖励, 而是为了表彰她在受到中药的启发下对一种药物的寻找过程”。
而我国在评价学术贡献时, 团队和个体的关系, 并没有处理好, 往往强调团队贡献, 而忽视个体, 否则就是自私自利, 而近年, 一些领导, 不管是不是课题组的实际负责人, 都动不动地成为成果的第一作者, 把团队的贡献作为个体的成果, 并没有真正重视第一作者的原创贡献。屠呦呦取得的成果, 属于几十年前的, 为此, 对其成果的评价, 奉行的是团队原则, 即使有关学术机构意识到屠呦呦的学术贡献最大, 可也不愿意按照学术规则去界定, 担心触碰了既得利益。
我国当前的学术评价, 包括院士评审在内, 都存在被利益因素纠缠的问题, 学术评价存在行政化和利益化的倾向, 在院士评审中, 存在“跑要、公关”现象, 青蒿素的成果归属几十年没有定论, 有学术贡献而缺人脉资源者, 被边缘, 反映出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不健全, 并没有坚持按学术原则和学术标准, 处理个体和团队的关系, 真实评价学者个体的贡献。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应该反思学术评价体系, 在学术评价中, 要对个体在团队中的贡献实行学术同行评价, 这样, 个体的原创价值和集体的贡献, 都会得到客观评价, 从而激励个体在追求学术理想的同时, 与团队进行紧密合作, 更重要的是, 评价针对的是个体真实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 不是看其身份和头衔, 谁有能力, 就把学术研究给谁做, 谁取得的贡献大, 谁就获得更大的肯定。
对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 有媒体称, 这还是说明了科研“举国体制”的好处, 因为青蒿素的发明, 就源于“举国体制”。屠呦呦目前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该院院长张伯礼也认为,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是“举国体制的胜利”。———1967年5月23日, 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聚集北京就疟疾防治药物和抗药性研究工作召开了一个协作会议, 一项具有国家机密性质、代号为“523项目”的计划就此启动。该项目组织了来自60多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的5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 项目的目标是要尽快研制出能抑制疟疾的药物。在这个持续多年的项目攻关中, 来自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领导的小组最先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率先从植物青蒿中提取了对鼠疟、猴疟原虫抑制率达100%的有效提取物, 并将成果展示给了其余的科研小组。随后, 山东、云南等地的研究所也获得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最终, 集举国之力, 有着成熟治疗作用的青蒿素被中国人发现并推广到了全世界。———进而, 我国还是应该继续坚持这种“举国体制”。
其实, 早在2010年, 我国就曾提出, 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 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重新强调科研“举国体制”, 主要原因是科技界、学术界人士认为, “举国体制”可以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实现科研的重大突破, 我国的“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令国人引以为傲的项目都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的。现在, 在“举国机制”下完成的青蒿素发明, 获得诺贝尔奖, 无疑给坚持“举国体制”提供了新的理由。
在笔者看来, 举国体制, 在特定的环境中, 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但是, 这已经不适应于现代科研环境。行政计划性质极强的科研举国体制, 在推行中, 可能催生急功近利, 把学术研究活动, 变异为学术资源、学术利益争夺, 结果并不能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 反而导致国家科研经费的浪费。事实上, 我国过去几十年来, 一直坚持的是科研举国体制, 可是, 在举国体制下取得的世界级成果, 与不实行举国体制的英美等国相比, 有多大差距呢?以一两项世界级成果, 来论证举国体制成功, 显然站不住脚。———据不完全统计, 1985年到2012年, 37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中有23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在美国从事了大部分研究的人;36位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有26位是美国科学家;40位物理学奖得主中有22位是美国公民或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科学家。而我国迄今为止只有一人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
我国目前的科研, 主要由行政主导, 从科研项目立项、到科研管理、评价, 都实行行政管理、行政评价。2014年, 我国R&D支出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达到13400亿元人民币, 占GDP比重约为2.1%, 但是, 科研经费的浪费惊人, 一项项科研, 产出了很多国家科技进步奖项, 以及众多的两院院士, 却并不见多少具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成果。科学研究的正常逻辑是, 得到项目经费, 利用经费全身心投入研究, 由学术界评价学术成果, 而目前的科学研究, 却出现另外的逻辑, 全力以赴获得项目, 把获得项目作为学者和学者所在单位的荣誉, 不认真开展学术研究, 对成果进行包装, 再去申请国家奖项, 并用获得项目、国家奖项为基础, 再去申请新项目, 获得新的经费资助。这样的逻辑之下, 科研出现“说过了, 就做过了, 做过了, 就做好了”以及“重立项、轻研究”的怪现象, 而由于大家都关注经费、资源, 展开经费和资源的争夺, 同时并不重视学术研究过程, 因此, 学者的身份、头衔、人际关系, 就变得极为重要。在科研经费配置中, 有显赫学术头衔, 或者行政职务的, 往往占绝对优势, 而有学术能力完成具体学术研究者, 却很难拿到项目和经费。
屠呦呦当时进行青蒿素研究时, 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 这个在举国体制下进行的研究, 也出现了一些后遗症, 其中最突出的, 就是成果归属一直没有定论, 这导致屠呦呦的成果在国内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即便她在获得拉斯克奖以后, 争议还没有平息。这也是目前国内科研存在的问题, 所谓科研“五同问题”:论证之初“同心同德”, 制订计划“同舟共济”, 经费到手“同床异梦”, 产生分歧“同室操戈”, 最后走向“同归于尽”。另外, 屠呦呦在院士评审中, 虽多次参评, 却未成功, 某种程度也暴露出我国目前的学术评价, 不是坚持学术标准, 而受到利益因素的干扰。
政府在科研中, 当然有重要作用, 包括保障对科研的投入, 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但是, 却不适合直接参与科研, 主导对科研成果和人才的评价, 行政直接参与科研, 主导评审, 会导致科研严重行政化、利益化, 以行政和利益标准代替了学术标准, 不利于鼓励科研人员平等竞争。我国应该探索建立政府宏观管理, 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学术自治, 学术同行评价的现代科研管理体制, 而不是还把科研创新的希望寄托在“举国体制”。
Tu Youyou， an 84-year-old woman scientist，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citizen to win a Nobel Prize in science on Oct. 5， 2015. While the news has made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national pride， it has also highlighted1 differences in prize-awarding practi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2015年10月5日，84岁的女科学家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公民。她获奖的消息让中国人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也将中外评奖标准的差异推向了舆论的中心。
Tu， a researcher at the China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red the 2015 Nobel Prize for Medicine with Irish-born William Campbell and Satoshi Omura of Japan for unlocking revolutionary2 treatments for parasitic3 diseases. Campbell and Omura were honored for their treatment used to against roundworms， while Tu came up with a new drug for malaria4.
屠呦呦，中国中医科学院（China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研究员，同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一起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坎贝尔和大村发现了有效治疗线虫的药物，而屠呦呦则创制了新型抗疟疾药物。
Tu conducted research in the 1970s that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5， a drug that has considerably6 cut the number of malaria deaths and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The treatment is based on a herb7 us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called sweet wormwood8. Artemisinin-based drugs are now the standard treatment for malaria.
20世纪70年代，屠呦呦就开始进行（抗疟疾药物）研究，最终发现了青蒿素。青蒿素大幅度地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这种疟疾疗法是由中医草药——青蒿而来。目前，使用青蒿素复方药物已经成为治疗疟疾的标准疗法。
When news broke that Tu was being awarded the prize， there were cheers as well as doubts. Some said the achievement was the result of collective efforts by lots of Chinese scientists， so it is unfair to award the prize only to Tu， China Youth Daily reported.
当屠呦呦获奖的消息被报道后，有人欢呼，也有人质疑。《中国青年报》报道：有人认为青蒿素的发现是大批中国科学家集体努力的成果，而诺奖却只颁给了屠呦呦，这显然不公平。
Indeed， domestic9 science awards are mainly presented to projects， instead of individual10 scientists， the newspaper pointed out.
该报还指出：国内的科学奖项确实主要都是颁给科研项目而非科学家个人。
But Western awards tend to honor individual scientists who are the first to come up with a new idea or method， said Li Zhenzhen， a researcher with the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West believes tha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originates11 from individuals creative minds，” added Li.
中国科学院（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研究员李真真告诉记者，西方奖项更倾向于将荣誉授予第一个提出某個新理念或新方法的科学家。李真真还补充道：“西方科学界认为科学的进步缘起于个人的独创性思想。”
Tu got the award for three “firsts”. She was the first to bring artemisinin to her project team， the first to extract12 a form of artemisinin that can altogether inhibit13 malaria， and the first to complete a clinical trial14， according to Zhang Boli， director of th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屠呦呦获奖因为她的三个“第一”。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说，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项目组的人；她也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她还是第一个做临床实验的人。
“Awarding prizes to scientists with creative ideas is the sour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15，” Li suggested. “The key is to create fair rules to find the most convincing16 person.”
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但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
10月6日16时，回忆一天前发生的事，屠呦呦表示，当时家里没人，没有接到诺奖委员会的电话，后来还是同事告诉她获奖的消息。因为是英文播报，同事略有迟疑，随后屠呦呦在电视新闻中最终确认了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到了19点多，屠呦呦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诺奖委员会官方的电话才姗姗来迟。85岁的屠呦呦告诉记者，自己当晚一夜未眠。
“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屠呦呦说。
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屠呦呦还通过央视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个入口，她为此感到高兴，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屠呦呦还说，“这次获奖，说明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但也不是捡来就可以用。”
在谈及青蒿素药物开发的过程时，屠呦呦特别强调团队合作的作用。获奖的奖金会怎么使用？面对记者的问题，屠呦呦和先生李廷钊开玩笑地说，“这点奖金还不够买北京的半个客厅吧？！太少了啊！”
“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与前晚记者在电话中沟通的情况一样，没说两句，屠呦呦又开始回避谈及自己。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记者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薄薄的尘。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果。”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停滞了，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大医学部）的，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试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我自己的肝脏也坏了，我的同事们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牲，屠呦呦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
情非得已。对于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此前，中美两国的抗疟研究已经经历多次失败。美国筛选了近30万个化合物而没有结果；中国在1967年组织了全国7省市开展了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屠呦呦和同事们通过翻阅中医药典籍、寻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600多种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老鼠做试验，但没有发现有效结果。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试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试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今天，荣誉来了，屠呦呦格外怀念当年并肩奋斗的战友，也更加骄傲于当年“523”项目创下的纪录：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试验结果；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1984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卜鹏滨2002年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化学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据他回忆，那时候，尽管屠老师已经退休，身体也不太好，但在实验室经常可以看到她，她特别愿意和年轻人交流。
“屠老师总是拍着我的肩膀，勉励我：小卜，科研的事业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要有一种执着坚持的精神。”
当年，同样年轻的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正是凭着执着和坚持，在冷僻而又急缺的抗疟药物研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现在，掌声和鲜花都在向着这批代号“523”的人群聚拢。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获奖也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
“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
青蒿素，用去了屠呦呦大半生时间，她却依然痴迷于此，未曾停歇。她说，“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材料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从1955年进入中医研究院来，她几十年如一日，埋首于深爱的事业中，将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回馈给党和人民。屠呦呦入职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的屠呦呦身体很快受到损害，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做出贡献；结合历代古籍和各省经验，完成《中药炮炙经验集成》的主要编著工作。屠呦呦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发现青蒿素，作为防治疟疾的一线药物，“它每年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并且在与疟疾这种致命疾病的持续战斗中产生了长远的医疗福利”。拉斯克基金会如是说。
为什么屠呦呦可以在平凡岗位上大有作为？或许我们可以从她说过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一个科技工作者，是不该满足于现状的，要对党、对人民不断有新的奉献。”
“我们调查了2000多种中草药制剂，选择了其中640种可能治疗疟疾的药方。最后，从200种草药中，得到380种提取物用于在小白鼠身上的抗疟疾检测，但进展并不顺利。“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屠呦呦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重新在经典医籍中细细翻找，突 然，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牢牢抓住她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一语惊醒梦中人，屠呦呦马上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常用的 “水煎”法上，因为高温会破坏青蒿中的有效分，她随即另辟蹊径采用低沸点溶剂进行实验。
追梦人，求索之路无止境。成功，在190次失败之后。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 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1972年，该成果得到重视，研究人员从这一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这些成就并未让屠呦呦止步，1992 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她又发明出双氢青蒿素这一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级版”。
“青蒿素治疗疟疾在动物实验中获得了完全的成功，那么，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我和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用中草药治疗疟疾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
“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我们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
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当时的媒体报道称为“三无”科学家。获得拉斯克奖后，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科研默默无闻的屠呦呦一时间名满天下，当时已81岁的屠呦呦首次在国内公开亮相。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在当时的采访中，屠呦呦表示，“青蒿素的发现，不是一个人的成绩，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很多同志都参与这项研究，都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青蒿素的发现不仅找到了一个抗疟新药，而且为寻找抗疟药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由此带动国际 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也促使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青蒿素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材料三：屠呦呦多次落选院士，曾被称为“三无”科学家
核心提示：媒体称屠呦呦曾多次落选院士，因没博士学位、未留洋，被称“三无科学家”。屠呦呦2011年获美医学大奖——拉斯克奖时曾引争议：集体工作，为啥只颁奖给个人。
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因为青蒿素的发现,获得2015年世界生理学或医学的诺贝尔奖,引爆了国人继莫言之后对诺贝尔奖这一至高荣誉的再一次狂欢。如果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奖励和弘扬的话，那么，此次屠呦呦的获奖，则是对中医这一国粹的认定和传承。
首先，追寻青蒿素的来历，早在1700年前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就有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而屠呦呦的研究正是藉于这一典籍，所以，对于中医这一中华文化的传统经典据此以正视听，不应再存质疑。
其次，关于青蒿素治疟疾这一项目的研究背景也应有所了解，以对新中国在生命科技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加以肯定。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着手研究青蒿素治疗疟疾这一科研项目，虽然耗时漫长，但是终让颇具争议的中医学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再次，加强保护、弘扬中医刻不容缓。对于中医的理疗效果，各界仍然争论不一，但是，经过了几千年发展的中医，其中草药的种类成百上千，这是由国人通过一代一代发现、实验、总结、提炼出来的，青蒿素的治疗疟疾的成功，正是现代科技对传统中医的最好验证。所以，加强保护、开发利用中医刻不容缓。
美国《生命科学》杂志上发布了一项极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系研究赖亨利和助理研究教授纳伦德拉星在离体实验中证实，从中草药艾蒿中提炼的青蒿素具有神奇的杀死癌细胞的能力。药理研究证实：青蒿尚有调节免疫、抗血吸虫病、抗病毒、抗菌、抗内毒素及祛痰、镇咳、平喘等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投入到青蒿的抗肿瘤研究中，并称“它有可能成为无毒的抗癌药”，那么 能有一种价廉、高效、无毒、能使门诊病人接受的青蒿口服药这是我们制药人的责任，更是世界人民的期待。
首先，这位名叫屠呦呦的，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噢，出生于1930年，现在已经快89岁高龄了.
屠呦呦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自1955年起，这位杰出的女科学家就一直进行着药物研究。
同时，屠呦呦还获得了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国务院也授予了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科学家。
1969年，屠呦呦领导的课题小组接受了抗疟药研究任务，屠呦呦从各方面入手，包括历史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历经380多次失败，并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改进和结合，终于在1971年取得突破。
1972年，屠呦呦正式从药物中提取出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
1973年，为确证青蒿素结构中的羰基，合成了双氢青蒿素。
1978年，青蒿素抗疟研究课题获全国科学大会“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1979年，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委授予的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1984年，青蒿素的研制成功被中华医学会等评为“建国35年以来20项重大医药科技成果”之一;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一类新药证书(86卫药证字X-01号);
1992年，双氢青蒿素被国家科委等评为“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1992年，“双氢青蒿素及其片剂”获一类新药证书(92卫药证字X-66、67号)。
，“双氢青蒿素栓剂”、青蒿素制成口服片剂获得《新药证书》，分别为国药证字H0341和H20030144。
那么，这里小伙伴就要问了，青蒿素究竟是什么。
当然，我也是赶紧去补了课才知道，简单介绍一下分子式C15H22O5，别问我是什么，化学的东西，初中之后就忘完了。
简单说一下，青蒿素临床应用于疟疾，具有速效和低毒的特点，也曾被世界卫生组织称做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疟疾治疗药物”。
但是青蒿素不仅可以作用于疟疾，同时对抗肿瘤，免疫调节，抗真菌，胚胎毒性，抗糖尿病，抑制狼疮肾炎的复发，抗卡氏肺孢子虫肺炎等等，都有显著的作用。
作为新时代的科学家，屠呦呦的专研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为此，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统编语文教材，已经确定将屠呦呦的获奖感言以及同年发表的论文改编为课文内容。
标题为：《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当然，初中历史教材也确定在八年级下册课本中，对屠呦呦的科研团队进行专栏教学。
最后，也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吧，这样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能在戏子当道的今天，杀出重围登顶热搜，让全世界都看到国家科技的强大，着实不容易。
但同时，热搜这件事也侧面反映出了，网友们其实是越来越心系国家发展。
屠呦呦纳入新教材
据新华网报导，屠呦呦团队正式颁布了“青蒿素抗药性”研究的最新进展，受到社会遍及存眷。记者查阅材料发明，作为第一位得到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外乡科学家，屠呦呦及其科研团队的出色奉献和事迹已被统编三科教材选入，正式走进了中小学生的课堂与生活。
据悉，本年春季学期将入手下手推广的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已断定将屠呦呦20的获奖感言及同年颁发的论文改编成课文《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人民教育出书社有关担任人介绍，屠呦呦在青年时期培育种植提拔了对传统医药学的热爱，历经数年终于从现代药典中得到灵感，发明了青蒿素，而且至今仍在科学探索路线上孜孜以求。这次选录这篇文章，旨在引导学生懂得和恭敬科学，从屠呦呦的科研历程中汲取力量。
此外，初中历史教材也在《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第18课“科技文化成就”中，对屠呦呦科研团队先进事迹进行了专题介绍。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本五年级上册“骄人先人光耀文明”单位中，也对于屠呦呦的古迹停止了简述。人教社担任人谈到，该单位指出我国现代迷信独具特征，个中西医药学已经有多少千年汗青。怪异的医学实践、诊疗法子以及丰厚的中草药，至今仍闪灼着伶俐的光辉。中国迷信家屠呦呦恰是从陈腐的西医文献中患上到灵感，研制出抗疟疾的青蒿素，援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
85岁高龄的她，也是第一位摘取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人。继莫言之后，再度圆了国人的诺奖梦。她曾因以身试药毁了身体，自幼被寄养在外地的女儿，一直不愿喊她妈妈……如此一位“拼命三娘”，既没博士学位和留学经历，也不是两院院士，因此被人戏称为“三无教授”，她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临危受命母女两散
屠呦呦之名缘于《诗经·小雅》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意为一群鹿儿呦呦叫，在那原野吃蒿草。这不仅令人惊叹，从父亲为她取名开始，屠呦呦的命运就注定要与这种神奇的蒿草连在一起。
1930年，屠呦呦出生浙江宁波市，是家中5兄妹中唯一的女孩。少女时期的她长相清秀，成绩中上等。因在小时候亲眼目睹了民间中医配方救人治病的场景，她对中医一直很感兴趣。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她被分配在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丈夫李廷钊与屠呦呦是中学同学，曾到前苏联留学，回国到北京时，见自己曾经暗恋的女孩尚未结婚，就大胆表白，于是两人顺理成章结婚。婚后，李廷钊在北京的钢铁研究院工作，兼管一切家务。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屠呦呦，在生活中是个粗线条。有一次，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就焦急地打电话向丈夫求助。李廷钊骑着自行车赶了很远的路，冒着小雨来到妻子的单位宿舍，从桌子到皮箱，他一边寻找一边收拾那些杂乱的物品，证件找到了，原本乱七八糟的房间也被他拾掇得井井有条。
还有次，屠呦呦从宁波回北京，火车停靠途中站点时，她下车散步。结果，火车开走了，她竟被落下了。于是又带着哭腔给丈夫打电话：“我的包还在火车上呢，这可怎么办？”
类似的事发生多了，同事们笑话她：“你真是被丈夫惯傻了，除了工作啥也不会啊。”她丝毫不生气，“他也说我这个傻媳妇如果离开了他，难保不会被饿死。”
尽管在生活上是个马大哈，但工作中的屠呦呦十分严谨。1969年，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大型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代号523，志在帮助北越政府“打击美帝”。
原来，在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时期，作战士兵常常被疟疾所累，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多国政府都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抗疟药物的研发上，但都一筹莫展。
1967年5月2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聚集北京，就疟疾防治药物和抗药性研究工作召开了协作会议，就此启动了代号为“523项目”的计划。
国家对“523项目”十分重视，组织了来自60多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的5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研发，这其中就有来自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她被分在了中医药协作组，主要从中医角度开展实验研究。
当时受“文命”影响，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因工作能力突出而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10多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上百万人死于疟疾。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这种虫媒传染病的防治，重新成为全球医药界的研究课题。
60年代以来，美、英、法、德等国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但始终没满意的结果。我国从1964年就开始了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但一直到屠呦呦加入研究组的1969年，仍没任何重要发现。
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丈夫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工作。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咬牙把不到3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了宁波家乡。
“青蒿素之母”以身试药
接受了中草药抗疟研究的艰巨任务后，屠呦呦带领团队首先从历代医籍、本草、地方药志入手，还走访了大批老中医。他们以鼠疟原虫为模型，检测了200多种中草药方和380多个中草药提取物。这其中，青蒿素引起了屠呦呦的注意。青蒿，在我国南北方都很常见的植物，长在山野里，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
青蒿素就来自于这种菊科艾属植物的提取物，屠呦呦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它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可达68%。但这个抑制率十分不稳定，甚至在后续的实验中，抑制率显示只有12%-40%。这是怎么回事呢？屠呦呦和团队成员都陷入了困惑。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们改用四川的;梗和根茎中提取不出青蒿素，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至于提取方法，我是通过翻阅古代文献，特别是东晋名医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我意识到常用煎熬和高温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分！”屠呦呦回忆道。于是她改进提取方法。屠呦呦和同事们把买来的青蒿先泡一泡，再将叶子包起来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浸泡。
直到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才第一次用乙醚成功制取出青蒿素，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而在此之前，她和同事们在实验中已失败过190次。
做完动物实验发现100%有效后，屠呦呦和同事们又做出大胆决定：为了确保安全，他们先把青蒿素试用到自己身上，以试验药的毒性！“人家抗美援朝还自愿牺牲呢，这算什么？”屠呦呦率先试药，同事们也毫无畏惧地紧随其后……经多次亲身实验，效果十分喜人。
随后，屠呦呦一行携药赴海南昌江地区试用，从间日疟到恶性疟，从本地人口到外地人口，首次取得了30例青蒿素抗疟成功。
接着，在全国各地的大力协助下，屠呦呦等人进一步扩大临床验证，至1977年，共治疗2099例疟疾，全部获得临床痊愈，使青蒿素真正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新型抗疟药！不久后，中国推广青蒿素类抗疟药，疟疾在中国逐渐绝迹。
几年后，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蒿甲醚”研发成功，并获得国际专利，随即走出国门，惠及全世界。
但这些成就，并未让屠呦呦止步。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她又发明出“升级版”的双氢青蒿素，其抗疟疗效为前者的10倍。
十几年来，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全球亿万疟疾患者的“救命药”，没有它，地球上每年将增加数百万亡魂;它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其重要性堪比“两弹一星”……作为我国研制成功的全球唯一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它也是数亿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非洲、东南亚人用它保命，美国人、欧洲人等也不得不靠它求安全！
“三无教授”摘取诺贝尔奖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荣获了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在纽约的颁奖典礼上，这位既没有留学经历和博士身份，更没有两院院士耀眼光环的中国老太太，容光焕发。这是拉斯克奖设立65年来首次颁予中国科学家，她因此被称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在评价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重大意义时，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委夏皮罗说：“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目前已有数亿人因此受益，未来这一数字还会不断增长！”
但这位科研巨人，在生活中却称得上是一位“失败的母亲”。自幼被送到外地寄养多年的大女儿，被屠呦呦夫妇接回北京后，一直不愿喊爸妈，母女之间的疏离感至今尚在。屠呦呦知道，女儿怨恨她当年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情非得已啊！”老人抚摸着家中随处摆放着的女儿和外孙们的照片说，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大女儿至今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行政教务工作，很少回国。
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老家迁回北京，她虽然留在京城工作，平时对父母的照顾也很周到，但屠呦呦也能感觉到，她们并不像别的母女那样亲密无间，有的只是亲情和责任。“孩子还不会说话，就被我们‘流放’到宁波许多年，心里难受呢……”老人喃喃地说。
由于当时长期做实验，长期过劳的屠呦呦染得一身病，女儿常回家给她熬中药，看着孩子日渐花白的头发，屠呦呦时常想心疼地拥她入怀。但这位性格倔强的老人，一直没这么做。她只会将深沉的母爱，不露痕迹地给予孩子们。
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在一片叫好声中，人们也发现了这位卓越女科学家的“身份独特”之处，她既非博士更非院士，竟然只是中医研究院一名普通的研究员。于是，屠呦呦为何会成为“三无教授”的非议接踵而来。
事实上，由于“523项目”是在援外备战的背景下提出，具有军事机密的性质，项目的研究结果不允许向外公布。加之“文革”期间，科研工作者不能公开署名发表科学论文。种种原因，导致这项工作在当时并不被外人所知。
没有文献，没有出版记录，便无从证明屠呦呦是发现青蒿素的主要贡献者。即使后来她获得拉斯克奖，还是有很多人站出来想要分一杯羹。毕竟，实验发现是课题组团结合作的成果。人们纷纷提议，奖项应该为集体所有，而不能只归功于一人。
对于屠呦呦的“三无”身份，身边的人也一直替她鸣不平。“她发现青蒿素已40年了，尽管一直没得到应有的荣誉，但她始终默默无闻地工作，并致力于研究青蒿素。屠呦呦是个纯粹的科学家，尤其不善交际。”她的老朋友、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说。
另一位老同事则称，屠呦呦是那种持之以恒的科学家，不浮躁，不像有些学者什么时髦就搞什么。“她比较直率，只讲真话，不会拍马屁，不管在私下里还是会议上，她同意的意见马上就会肯定;不同意就直言相见，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直到2015年10月5日，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揭晓，85岁的屠呦呦名列其中，关于其身份的争论才尘埃落定，“实至名归”、“迟来的荣誉”，也成为许多学者对这位“中国青蒿素之母”的盖棺定论。
那晚，屠呦呦在家中看电视时，通过《新闻联播》才获知自己摘取了诺奖的消息。
“523”项目是个庞大的计划，有很多人作了贡献，这毋庸置疑。诺奖评委会将大奖颁给屠呦呦，其依据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试验。
屠呦呦此次获诺奖打破了几个中国纪录：第一个未获博士和院士头衔、研究工作中也没有发表过“SCI”论文的科学家。可以说，当年她是在三流条件下创造出了世界领先的一流成果！同时这也投射出中国科技界及人才评价体系的不足。当下，科研项目申请程序过于复杂繁琐、评估考核过于频繁，在考评机制上过分看重论文数量，包括院士评选亦难逃这些窠臼。相比之下，屠呦呦老人于宁静中致远，从她的成功，对制度弊端进行了理性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