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秀莲的结局(精选7篇)
贺秀莲,是路遥所著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人物,剧中贺秀莲为孙少安的妻子,但她以黄土高原女性特有的柔情与体魄,成为了孙少安这个背负太多重担的农民身心疲惫时停泊的港湾。那么,平凡的世界中秀莲结局是怎样的呢?
秀莲人物分析
孙少安的妻子贺秀莲是同田润叶截然相反的一个女性形象。贺秀莲的出场颇有意思,路遥把她与孙玉亭的妻子贺凤英安排成亲戚,显然是一个隐性的参照物。贺凤英这个尖酸刻薄、不会持家的妇女,她的亲戚会怎样?难怪当她自告奋勇为孙少安张罗这门亲事时,反而令孙少安父母顾虑重重:“来个糊涂女人,……还不如不娶呢。”
而显性的对比就是田润叶。之前作者已将田润叶的温柔、贤淑以及她与孙少安青梅竹马的感情刻画得活灵活现,孙少安狠心逃避了她的爱情后,又会寻到一个怎样的媳妇呢?然而孙少安这次有如撞大运式的相亲,却真的淘了个宝回来。贺秀莲伶俐、贤惠、识大体,不嫌贫爱富。她成为孙少安日后相爱不渝的妻子和创业时的贤内助。贺秀莲的出场集中在两次,第一次是与孙少安结婚前后,主要是介绍了贺秀莲的品行及其少女情怀,以及她与孙少安婚后的恩爱,此时贺秀莲体现出妻子的柔美。第二次是孙少安创业阶段,更确切地说是在孙少安初次创业失败后,她成为孙少安的精神支柱和坚强后盾,千方百计帮丈夫走出低谷,最后却因为过度劳累罹患肺癌。作者对这个传统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爱,比起如圣女般无瑕的田润叶,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她甚至保留着一些农村妇女的固有缺点:比如说闹着分家等,但她对丈夫的`挚爱,对公婆的孝顺,对家庭的任劳任怨都使我们对她由衷地充满敬意,些许缺憾反而使她的形象更丰满、真实;
秀莲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由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年度大戏《平凡的世界》历经近一个月的播出后,终于迎来大结局。该剧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面对现实压力和人生抉择时,以孙家为代表的一群普通的中国人,坚守人生梦想、追求美好生活的动人故事。其中,贺秀莲的扮演者吕一凭借剧中精彩的表演备受肯定,其“中国好婆姨”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此前,吕一饰演的秀莲最终的命运曾引发观众的热议。不少观众不能接受看到辛勤付出半辈子的秀莲因病去世,齐呼改结局。而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采用了更为开放式的结尾,给观众更多想象的空间。秀莲拖着病体回归家庭,依偎在少安的怀里,从昏迷中再次复苏了过来。最后,秀莲对少安的表白“你笑,我跟着你笑……你流啥泪,我都替你抹……”感动了不少观众。秀莲的平安也让观众和网友纷纷舒了一口气。
该书在新华书店供不应求情况下, 出版商连夜加印, 在路遥生前曾就读过的延安大学, 同学们打去出了“向孙少安一般去奋斗、向田润叶一样去爱”的大红横幅。当当网在开播后统计网民评论多达129931条之多, 有许多网友纷纷发表观后感言:有一位叫快乐人生的网友留言“在平凡的世界里除了物质匮乏以外, 有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另一位重庆网友说“坚信路遥这部作品将流芳百世, 他无疑是无冕之王的好作品, 顶!!!。还有一位叫关关的网友说:“一直认为这就是中国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有用不遏制的奋斗, 才能使青春之花即是凋谢, 也是壮丽的凋谢!”通过人们对《平凡的世界》关注和热爱, 我们感到了路遥这位人民的好作家, 陕北人民的好儿子虽然离开我们整整23年了, 但是他短暂的人生留给世间的优秀作品至今仍闪闪发光, 照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前行的路。
我们在这里用几个平庸的字, 是概适不了路遥奉献给我们这都作品的伟大意义的, 路遥这位才华横溢、善良又而有责任感的优秀作家生前不计功名不计利禄。新民晚报报道:“直到英年早逝的那一天, 路遥始终未能与穷困解缘, 其中明显的例子是得了‘茅盾文学奖’连去领奖的路费都拿不出, 只好向兄弟借, 而要买几百本作品送人, 更是难为死他了……”厚夫这位《路遥传》的作者路遥文学馆馆长始于2002年写《路遥传》的念头, 2010年开始动笔, 路遥大起大落的人生状态也经常影响到他的写作, 以至于他多次因为陷入无限悲伤而停笔。路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世上又有多少真正了解他、知道他呢?据他生前的同学同事们都说《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翁孙少平、孙少安就是他自己, 现任路遥家乡清涧王家堡村村长康桂树, 他在看了《平凡的世界》电视剧后说:“看上去, 好像自己身边的事都来了”。路遥就是在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打下了人生要奋斗的坚实思想基础, 他的作品所提倡的“像牛一样去劳动, 向土地一样去奉献”的善良朴素奉献精神, 道出了路遥崇高的精神境界。陕西优秀作家贾平凹先生对路遥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 但是他是夸父, 倒在干渴的路上, 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光焰”。我们在来看看路遥本人在致茅盾文学奖获词说的一席话, 他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 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他歌唱”。由此可见路遥这番肺腑之言道出了一位农民的儿子的赤子之心, 可见他是一位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对生活对人民有一颗感恩的心, 他并且是一位非常谦虚的作家, 他的一切创作都在为人民歌唱, 表明了路遥这位地地道道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儿子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文坛上的姣姣者, 成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能在他离开我们23年后至今还激励着千千万万活着的人前行, 《路遥传》的作者厚说:“中国社会只要有奋斗者就有路遥空间, 中国社会只要有城乡差别就有路遥空间, 路遥的精神和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和研究”。
贾平凹说路遥是一位优秀的作家, 我们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路遥的全部创作都是围绕他所熟悉的人和身边事来写的, 他的写作创作过程是有着良好的思想基础的, 怎样以作品改变农民的思想, 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他考虑比较多的, 他要让人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光明和希望, 路遥之所以成为优秀的作家, 用导演毛卫宁的话来说就是“与路遥同时代作家很多, 同样描写苦难、贫穷、卑微, 但是唯独《平凡的世界》超越了贫穷、卑微, 超越残酷的生活, 以一种诗意化的方式表现那个特殊的年代”。路遥的优秀还表现在, 路遥没有忘记苦难, 没有忘记他的根在农村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 他的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是来源那里, 每一件事都真实发生过, 所有的描写生活的本身都接地气, 农民看得懂、进城做了工人的看得懂, 青年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看得懂, 家贫的路遥热爱文学, 关注底层民间百姓生活, 深知自己吸吮着人民的乳汁长大的, 他的作品必须为人民唱赞歌, 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和责任, 所以只有把整个创作融入真正的生活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回馈人民。
路遥生长在平瘠的农村, 深知农民的疾苦和农民想法, 有着想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梦想, 路遥同时又是一位新时期的大学生。路遥有着很好的文学理论修养, 他到过矿山、露宿过田野, 人生有着丰富的阅历。所以路遥的创作整个过程是接地气更不会有任何的写作为了哗众取宠, 脱离生活的假大空的东西存在。
路遥是要把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通过他的作品揭示出来, 他忠实于自己的亲身实践, 知道人民大众最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食粮, 他注重内容也注重形式, 他采用的形式恰恰与一些作家写作创作方式不同, 他的作品最成功的方式是以朴实无华的语言, 地道的方言叙述对白, 不喜用华丽的词藻堆砌粉饰, 他笔触细腻而流畅, 人物包含了崇高的思想境界使得这部作品就象一棵参天大树屹立在黄土高厚, 屹立在人们心中,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创作获得成功主要是作品中像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这样一群充满着人生理想, 不被贫困、落后所吓倒的青年人, 面对挫折宁折不弯, 正确对待劳动与爱情、痛苦与欢乐, 用自己勤劳、善良、正直去战胜了困难, 改变人生、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赢得人们的心。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路遥的作品与人民血脉相通, 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融进作品之中, 表明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使作品成为精品, 在他的作品中采拮的许多生活的素材通过艺术加工再创作, 千锤百炼终成大器, 体现了路遥文学创作的最大艺术价值、思想价值。《平凡的世界》斩获茅盾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 也是对路遥一生探求真理, 苦苦耕耘的最好回报和褒奖。路遥的苦没白吃、汗没白流。
贾平凹还说路遥“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一个大气磅礴的人”。凡是看过路遥作品的人都会感到路遥正好印证了贾平凹曾今也说过的一句金典之话就是“用文学创作关照中国现实”, 路遥在他写过的许多作品里都倾注了他本人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家的思想。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中国的百姓在历史巨变中的感受, 路遥常常陷入深深的思考, 路遥在上世纪70年代是回乡务知青,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他有幸结实了一批包括曹谷溪、史铁生、陶正在内的10多名热爱文学, 才华横溢的文化人, 其中就有我们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两会召开的日子里热播引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 还有路遥生前的同学同事、家乡人民的关注和回忆, 人民网登摘一篇来自《新民晚报》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和路遥年轻时都是“读书狂人”。曹谷溪老人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详细谈了他与习近平总书记还有路遥一起的学习、工作经历, 谈了他们当年的友谊, 曹谷溪与路遥当年在一起经历的人和事。曹谷溪这位看过七旬的老人就曾与路遥在一起创办了《山花》《山花》是延川县的文艺小报, 由他主编, 路遥常在《山花》发表诗作取名山花, 据谷溪说习近平在梁家河大队离延川县城约有25公里山路, 当年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 习近平来县城开会或办事晚了, 回不去了就住在县革委会窑洞中和路遥住在一起。习近平主席说在两会上与主持人曹可凡谈到东方卫视热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主动提及他曾和路遥住过一窑洞;习总书记说:“我同路遥很熟, 当年住过一个窑洞, 曾深入交流过, 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 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谷溪说:“在他印象中习近平和路遥年轻时都是“读书狂人”, 读书范围广泛, 十分好学”。他和路遥等谈文学、谈民生、谈思想、谈国家……话题非常广泛, 充满家园情怀。我们由此看出不论是出色的政治家还是优秀的作家他们平日里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是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人生理想同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结合在一起的, 他们身上的家国情怀是一位政治家必备的, 只有对生活对人生有追求的人才能关注更多旁人所不关注的东西, 他们站得更高看得远。路遥在1980年的在一封给曹谷溪的信中写道:“我总希望你努力争取做出一点事来, 除了该交的朋友, 少交往、少结识, 埋头读点书, 写点东西, 归根结底, 人活一辈子, 最重要的还不是吃好、穿好、逛好, 而应该以辉煌的成绩留在历史上为荣”。谷溪说:“路遥虽然只度过42年的短暂人生, 但他有大情怀, 他和习近平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路遥是在经济拮据困难中度过了一生, 诗人闻颖回忆第一次见面:在延川县文化馆, 路遥署名“缨依红”诗歌《车过南京桥》是路遥自己创作的, 他是为这首诗而来的, “他穿着件破旧的灰黑色棉袄, 里面的棉花都露出来了, 腰上记着一根麻绳, 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农民的打扮”。就是这次见面, 闻颖建议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路遥自己将缨依红改成了路遥这个名字。路遥的早年生活虽然困苦但没有能够阻止他伟大的思想, 他为了写《平凡的世界》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进行了准备, 翻阅了1975年到1985年间, 十年间的《人民时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日报》《榆林报》笔记作了几十本。据说手指都磨破了。路遥他对当时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改革开放是有深度的思考, 他还带着自己的弟弟王天乐一起到延安的东关下矿, 后又去了陕西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体验生活, 他在农村的山上放羊、在田野里过夜, 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体会《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所思所想, 路遥以自己的身体力行, 善良正直, 胸怀坦荡政治家卓越的眼光来创造如此巨著。文学创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 唤醒人民去不怕困难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 对生活充满信心, 对党和国家充满信心, 然而这一切正是路遥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 有着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有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 而铸成这部巨著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
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尚有许多贫困落后的地方,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还处在贫困之中, 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也正在努力奋斗, 想早日摆脱贫困。像《平凡的世界》中所描写的人和事还有存在在我们的社会之中, 然而一些文人脱离现实生活捏造拼凑出一些假大空, 甚至低级趣味的东西来误导人们电影、电视剧中所表现出现的场景是豪华奢侈、美女名车, 一切物质都不用去吃苦奋斗, 都唾手可得, 充斥荧屏的泡沫剧, 三角恋豪门争宠, 偶像剧白富美、高富帅严重地误导青少年的世界观, 《平凡的世界》里的小人物的英雄气概, 释放出的强大的正能量正冲刷文坛文艺世界尚存的污泥浊水无疑是对这些严重歪曲了现实生活的作品无情的批判。当今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正在进入新时期, 攻尖战进入深水期, 时代和人民正需要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一大批拥有正能量的优秀文艺作品来鼓舞人、影响人、激励人去拼搏去奋斗, 去脚踏实地地去干, 去实现中国梦。
《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的热播, 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标准和情趣, 让人们懂得世界是没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的, 但人生必须有理想、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有一个善良正直的心, 有一颗对党对人民对这片生长的黄土地感恩的心。
今天我们拜读路遥的作品, 缅怀路遥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位伟大的作家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要:本文浅析《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创作思想, 深刻领会《平凡的世界》及作者路遥人生的伟大意义。本文浅析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中所释放的正能量, 是路遥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食粮。
关键词:路遥,《平凡的世界》,电视剧,茅盾文学奖
参考文献
[1]摘自人民网, 文化滚动新闻推荐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上影, 呈现正能量, 向路遥致敬。<2015年2月27日>来源:《福建日报》.
[2]摘自人民网, 人民娱乐频道, 《平凡的世界》希望能影响90后, 原标题:在这个不平凡的时代再次体验《平凡的世界》, 2015年2月7日11:04来源:《钱江日报》.
[3]人民网, 从路遥的贫困说起。2015年3月20日15:01来源:《新民晚报》.
[4]山西新闻网读书《路遥传》作者厚夫忆路遥:中学时代就用心遥望, 2015年3月26日是, 来源《西安晚报》.
[5]摘自凤凰网文化活动文章:2012年11月16日贾平凹痛惮路遥: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6]摘自见人民网:人民娱乐频道《平凡的世界》希望能影响90后, 潘石屹主动代言, 2015年2月7日11:04, 来源《钱江晚报》.
[7][8]摘自人民网《文史》史海钩沉, 揭密:习近平和路遥年轻时都是“读书狂人”, 作者:俞亮鑫, 2015年3月11日10:56, 来源《新民晚报》.
[9]人民网《文化》滚动新闻推荐 (时效性, 强新闻) , 新版《路遥全集》首发, 首次公开路遥11封亲笔信, 作者:肖雪, 2013年3月26日10:11, 来源《西安日报》.
“我比你更爱润叶,我可以为她不要性命。你能吗?你不能。以后别再见润叶了,让我们好好过日子!”李向前对少安说。
润叶与少安青梅竹马彼此相爱。李向前,润叶痴情的追求者。按理根本没有李向前的事。然而,爱情撞到现实后出现了裂缝,贫富差距、长辈反对、政治联姻。故相爱的人之间硬生生插进一个理直气壮的第三者李向前。
两个男人都爱润叶,可润叶只爱少安。李向前号称用命爱润叶,事实只证明他的爱要多自私有多自私,以占有为目的,以愉己为责任,完全不顾润叶的感受与处境,给她的痛苦雪上加霜。最终他以失去双腿为代价换到了润叶的内疚与同情。而那时少安已结婚生子。
秀莲,又一个异常优秀可爱的女性。她虽无润叶读书多,却比润叶多了果断勇敢的“女汉子”气质。在少安转身要走的时候,她一个虎扑从背后牢牢抱住他,撒血誓盟:“算命的说你命短,没关系,我用我的血给你续上!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这样的清丽容颜、这样没有余地非你不可的爱,一刹那便收服了少安。
少安也愛润叶,但一定没有润叶爱他的多。或者男性对爱的唯一性不那么执著?面对现实,少安懦弱退缩了,另娶他人生儿育女,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不让润叶吃苦,为她好。少安的自私与李向前本质并无不同。不过以爱之名,行自私之实。
少安婚后,润叶才死心嫁给李向前。李向前断腿之前,润叶从未与他同睡一张床,甚至为了躲避丈夫夜里纠缠,调到别处工作。秀莲遇见少安之前,相遍了附近村里的男人也没看中一个。她为少安远离亲人家乡、敬老扶幼、未同甘只同苦,积劳成疾,在少安砖厂重建,好日子已到的时候,含笑而逝了。
《平凡的世界》书还没看完,电视剧已看完。其中两男两女交织的爱恨情仇人生命运,让我有了一种感觉:男人更爱自己,女人比爱自己更爱爱情。男人为生而生,女人为爱而生。
人在保证基本生理需求的前提下,才轮到谈爱情。生存和性都排在爱情前面。这是一个外国男科学家的理论。以此说来,爱情属于高贵高尚的奢侈品,而两个并不富裕的姑娘,润叶与秀莲却把它们当成了婚姻必需品,当成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亲密生活的底线条件。想到这一层,我想我从这个角度理解了安妮宝贝的一句话:“男人与女人不同类。”
“女性是这生命的奇迹!”作家以及词作人姚谦说。不管其他男性是否也这样认为,起码《平凡的世界》里少安、少平、李向前这三个人肯定是深有体会的。尤其少安,两个爱他至深的女性都如此奇迹般美好。远远看着润叶,与秀莲恩爱厮磨家长里短,这幸福少安心里比谁都清楚。做男人是幸运的,只要善于发现,随处可见奇迹。女人比较不幸,身为奇迹要在奇迹不多的男人世界里找奇迹,多少有点难度,容易失望。
也充满激情和希望”
赤道少女:《平凡的世界》的台词,没有佶屈聱牙的词汇,没有哗众取宠的概念,句句朴实,也句句入心,一如其名。
紫色木棉的夏天:孙少平,穷苦落后的大山锁不住他对自己未来的追寻,忘掉往日家里的温暖与柔情,把所有苦难,艰辛当做平常的每一天来过,他的想法是那样的纯粹,坚定,“不甘心”驱使着他来到那个陌生或不能带给他任何东西的地方。愿所有不甘心一生贫穷的人都能够奋起!
阿好_1992:一边洗衣服一边看《平凡的世界》,觉得自己好有劳动人民的气息。
鱼禾之心:其实得知书被翻拍,心里有一点小酸涩,《平凡的世界》是大学选择坚持读书这条路的第一本。路遥先生真挚的文字,自然而然地引导我开始慢慢领略文学的魅力,没有任何强迫地开始爱上读名著,读经典。虽然翻拍得很合心意,只是好像珍藏在心里的宝贝突然被放到大家面前供人欣赏,小小的私心作祟。
剧中,围绕着孙少安、孙少平、田福军三人启程的三条故事主线,讲述了在贫瘠苦难的年代中平凡人奋斗的艰难历程。王雷饰演的孙少安从一个朴实的基层农民变成“中国梦”的实践者,袁弘饰演的孙少平从逐梦之子化身“苦难学说”的代言人,尤勇智饰演的田福军则从一个农村干部跋涉成为改革创新的引领者。三人不同的奋斗历程让观众们倍感震撼,许多观众感慨万分,留言道:“不管在什么样的年代,不息的奋斗是永无止境的`话题”。
不仅逐梦的故事让观众们备受鼓舞,真实的生活质感同样让观众们印象深刻,剧中佟丽娅饰演的有理想有追求的现代女性田润叶,历经重重坎坷收获了自己的平淡幸福;吕一饰演的善良朴实的贺秀莲成为当代“新好媳妇”的代言人;李小萌饰演的文艺女青年田晓霞舍己救人赚足了观众们的眼泪。
这种不容置疑的事实, 引起我重读这部作品的兴趣, 希望在重读中寻找到这部小说能经久地震动读者心灵的奥秘。
路遥在他的一篇长达六万字的创作手记《早晨从中午开始》中, 曾十分详细地、充满激情地记述了他在获得了中篇小说《人生》的成功之后, 所计划的一次似乎是决定他人生价值的“沙漠之行”——以六年的时间创作一部“力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的长篇小说所经历的艰辛的创作历程:他对改革开放时局的密切追踪, 他对各种创作素材和人文资料近似疯狂的涉猎, 他几年中自困于偏僻简陋斗室的孤独和寂寞, 他废寝忘餐、颠倒昼夜在稿纸上的顽强拼搏……这些记述令人读来自然无法不被感动。但是, 在他这篇创作手记中我们却极少了解到, 他对自己所面对的创作现实有着怎样的思考, 怎样的把握, 怎样的困惑。因此, 对这位作家在这部小说中所赋予的精神价值, 我们还是只能从他的作品中去寻找。
路遥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平凡的世界》, 近距离地描写了从1975到1985这十年间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困境和逐渐发生的重大变动。这是一个光明与黑暗交替的年代, 是一个令人忧伤、绝望又突现曙光令人振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中, 人的命运起落浮沉, 生活的颠簸动荡是极其明显、也最震动人心的。作为文学创作, 这样的生活“切面”自然常为作家们所乐于截取。当然, 如何处理和表现这个“切面”, 不同作家的“着力点”是有所不同的。而从路遥的“着力点”中我们会感觉到他的处理确有其一些独特之处。
小说是以陕北黄土地的一个名叫双水村的小村庄作为生活基点, 作品一开始, 就展现了十年动乱后农村的一片荒芜, 长年的饥饿和极度的贫困无情地缠绕着双水村的农民大众, 而村支书田福堂却不顾村民饥寒不保, 为了争得“学大寨”的荣耀, 突发奇想, 盲目强制村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修筑那个毫无经济效益的大坝……而更为残酷的是人的正当权利、人的正常情感所受到的肆意侵害, 那些掌握着极左政治权力的田富堂、孙玉亭之流, 可以把地主成分的金家子弟压得不能动弹, 无法施展自己的创造力, 可以因鄙弃孙玉厚家的贫困而强行威胁其儿子孙少安放弃对自己女儿润叶的情感, 可以因一些社员做点小买卖而随意拉去批斗、劳动惩罚……这一连串的生活故事, 我们似乎并不陌生, 那是非正常年代平凡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状。那么, 路遥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呢?我觉得主要在于他对这种“平凡世界”生活矛盾的把握及对人际格局变化的处理上。
双水村有着孙、田、金三大姓氏族群, 但是在那政治对抗、矛盾纷争的环境中, 路遥笔下的双水村这几大姓氏族群并没有像张玮的《古船》洼狸镇那样被处理成三股壁垒分明、界线划一、互相对立的社会势力, 在双水村的姓氏族群中, 其成员早已因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差异而离析分解。孙姓中既有孙玉厚那样老实本分、勤劳过日子的农民, 也有像孙玉亭那样好吃懒做、靠趋炎附势过日子的政治“盲流”;田姓族群中除了田福堂这样的以“革命”名义无情地实施专权者外, 还有像田润叶、田润生这样重情感、重道义的年轻人;至于金姓氏族就更为复杂, 既有因长期受压抑而胆小怕事、唯唯诺诺者, 也有秉公办事、敢于坚持正义者, 有聪明智慧的后生, 也有胡作非为的不肖子弟。总之, 聚居在双水村的农家百姓, 氏族维系的链条实际上已逐步在断裂, 中国农村的宗法色彩尽管未完全褪去, 但随着20世纪革命风暴的席卷, 也由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 农村社会的宗法氏族已经无法壁垒森严地存在, 路遥固然没有忽视氏族成员间千丝万缕的族群关系, 但他所把握的农村的矛盾基本上已经不是传统的宗族间的矛盾, 在一种打着“革命”旗号的极左政治与群众实际利益的表层矛盾背后, 他更要突出的是一种漠视土地权益、钳制农民创造力与农民要求成为土地真正主人的矛盾。当这样的矛盾与几个姓氏族群成员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相互缠绕, 也就构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双水村这个“平凡世界”的特有底色。土地权益问题、土地主人问题, 这都是当今农村改革仍须严重面对的问题, 可以看出, 路遥当年对农村演变中社会矛盾的把握, 已经不是靠一种凝固的理念所支配, 而是靠自己的透视力和理解力。
路遥在描写土地制度从“大集体”向“土地个人承包”的转变过程中双水村的变化时,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人际格局的变化, 而且, 他把这种格局的变化不只看成是财富的增加, 而是着力于体现人的身心自由。随着社会出现新的转机, 当农民一旦重新获得了对土地的支配权, 他们的劳动智慧立刻释放出惊人的创造力, 从土地耕耘中获得了改变自己生存境遇的资源, 迎来了生活新的转机。小说着力描写的是双水村一些像孙玉厚这样的贫困农户, 如何在勤劳致富中经济获得翻身从而开始改变着自己的社会地位, 取得了在村中的发言权, 一些像金俊武这样的因“成分不好”长期被斥之边缘、压在底层的农户, 在村里也开始有了发挥积极力量的权利。人的精神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 这种解放与田福堂的精神萎缩、精神颓败正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双水村的农民大众兴奋地走上生活正常轨道、在自己土地上大显身手时, 本为农民却被权力异化成“四体不勤”的田福堂, 身心已被无可抗拒的生活潮流所击倒, 尽管其职务还“挂”在身上, 但却失去了昔日颐指气使的威风, 只能整天卷缩在屋前的破磨盘上哀叹:
“田福堂忍不住从多痰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叹息。他感叹历史的飞转流逝, 感叹生活巨大迅疾的演变。是呀, 想当年, 在双水村这个舞台上, 他田福堂一直是主角;而现在, 是别人在扮演这个角色了。他年老多病, 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 成了生活中一名无足轻重的‘观众’”。
尽管田福堂始终不放弃“村支书”的权力, 但从内心上抗拒着新的生活潮流的他, 已经无法阻挡双水村人心的改变了。从人的精神格局变化来表现双水村人际格局的变化, 路遥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更能震动人心的。
当然, 路遥也许深知人的精神变化并非都是“极端式”的, 在变异中有些人身上常会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怪现象。如一直跟随在田福堂前后、热衷于唱革命高调吃惯了大锅饭的孙玉亭, 他的变化就颇具讽刺意味。这个总想大轰大嗡、乐于大批判、大斗争的“革命家”, 天天希望在报纸上找到恢复以往“革命景象”的风向, 却又天天使他失望。“世事变了, 他还是一副穷酸相。一身破烂衣服, 胸前的纽扣还是缺三掉四”, 可这个“破败的‘革命老前辈’”, “政治热情”依然不减, 后来还竟然利用这个“特长”主动去为孙少安的砖窑点火仪式出谋划策、大张声势、上下奔忙, 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如果说田福堂是个有着浓重封建专制意识的“革命”权力的自觉执行者, 那么, 孙玉亭则是个没有灵魂、只图实利的政治“盲流”, 所以, 他只会为自己衣食无靠、风光不再而懊恼, 而不会像田福堂那样有那么多的精神失落感。而正因为他没有灵魂, 所以随时可以滑稽地改变“投向”。总之, 无论是田福堂悲剧式的衰颓还是孙玉亭喜剧式的善变, 它都标志着双水村社会一种人际结构的结束、新的一种人际结构的开始。
当城市化、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大潮向农村迅速渗透蔓延, 在冲击农村传统秩序和观念, 给封闭的村落带来一片生机的同时, 也带来了许多驳杂的色彩。个人的行动自由固然把农民从土地拉向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人的欲望的膨胀、恶性的彰显, 使得社会风尚也变得更加芜杂。本来就不安于下地劳动的王满银, 这时更有理由不顾家庭而常年游荡于城乡各地干他的倒买倒卖营生, 金家的儿子金福在城里靠盗窃敛财, 竟敢回村里炫耀自己的“富有”, 更有像城里建筑工地上包工头对待打工仔的凶狠和盘剥, 农村少女小翠在贫困逼迫下为了谋生而甘愿承受出卖肉体的屈辱, 还有官场上贪欲与腐败的滋生……总之, 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 由于城市商业化风潮的诱惑, 随着主潮涌动而泛起的种种残渣, 当年都被路遥注意到或者预见到了。这使我不禁想起当前许多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不也是在四围搜索、倾尽笔力去写这些残忍的、残缺的故事吗?当然, 无论出于关注“下层”还是关注“人性”的动机, 这种书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路遥却不使自己的创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 也许对他来说, 他感到农村世界生活的变动, 给人的命运带来的绝不仅是沉沦, 绝不仅是邪恶的出路, 在眼前翻滚的某些生活浊浪中, 他更敏感地看到了在那平凡的、被小农意识千年浸润的黄土地上一代人身上出现的不寻常的亮点。
路遥对双水村孙家兄弟孙少安、孙少平这两个人物的捕捉, 对这两个人物身上所萌生的新素质的挖掘和展示, 确实使他笔下的“平凡世界”更具有“不平凡”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孙少安。作为孙玉厚一家的长子, 孙少安虽然才智出众, 却因家境贫困, 13岁高小毕业就懂得父亲已不可能供自己上中学了, 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命运, 回到家中帮助父亲劳动以承担起一家的生活重担。在人生转折的时刻, 他向父亲说了一段让他刚强的父亲泣不成声的话:“爸爸, 我回来劳动呀。我已经上到了高小, 这也不容易了, 多少算有了点文化。就是以后在村里劳动, 也不睁眼瞎受罪了。我回来, 咱们两个人劳动, 一定要把少平和兰香的书供成, 只要他两个有本事, 能考到哪里, 咱们也把他们供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挣命供他们吧!他们念成了, 和我念成一样。不过, 爸爸, 我只是想进一回初中的考场;我要给村里村外的人证明, 我不上中学, 不是因为我考不上!”这段话, 使我们看到了这位少年懂得生活、懂得责任却又不甘于屈服命运的个性。正是把握着这样的性格基点, 路遥展开了孙少安在双水村不寻常的奋斗足迹。
回到田间劳动的孙少安, 不仅生活上尝受了一个贫苦农民的艰辛, 同时在爱情上也遭受到难言的压抑。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 他和同学田润叶的纯真情感被润叶父亲田福堂利用权力残忍干扰, 尽管少安知道润叶对自己一往情深, 但最终还是忍痛与润叶分手, 路遥相当细致地刻画了他那种自尊与自卑相交错、内心矛盾与自我克制相混杂的心态。也许正是这样双重逼迫的命运遭际, 使孙少安在社会刚出现转机时, 就极其敏感地、“眼疾手快”地紧紧抓住生活的契机, 在经过替人搬运砖块的实际体验后, 果敢地在村里办起了砖窑, 成为了双水村第一个迈出土地寻求生存发展的专业户。路遥既写到他的创举给一直贫困、固守的双水村所带来的震惊, 给正在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城乡带来的荣誉, 也写到了他在创业过程中的几起几落以及所遭受的世态炎凉, 他在绝境中的奋起。有些评论者将孙少安这个人物看成是“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者和承担者”, 这种观点我以为并不完全准确。在孙少安身上无疑保留着许多传统道德操守, 但已经不是那种盲目的忠与孝, 它更多表现为一种对父母、妻儿的责任和承诺, 对他人的诚信与道义。其实我认为路遥在这个人物身上更要突出的是一种“不认命”、“不服输”的气质, 这使他敢于做出他的上辈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事情, 显示了世代背朝天、脸朝地的农民正开始昂起头来向新的生存方式迈步。对孙少安来说, 他已经不是那种只会谋算收下的粮食能否糊口, 只会打个土窑安身立命的农民, 他懂得如何冒风险抓住机遇在土地以外不断博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去创造更大的事业。孙少安从办一座小砖窑成为被社会赞赏的“冒尖户”, 进而激起“更大的雄心”一步一步扩大再生产。在积累了一定财富以后, 他接受了弟弟少平的建议, 克服了“拿钱去买个虚名”的自私心理, 决定“为村里人办点事”, 主动出钱修建村里的小学, 为改变他生活了半辈子的这块土地的落后面貌尽自己责任。这也正是意味着他开始一步一步地在摆脱着作为传统农民的小生产者狭隘眼光和自我满足心态, 开始建立起更宽阔的胸怀。
小说有一段描写孙少安在作出“为村里人办事”决定后的心境:
“此刻, 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噢, 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 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过去, 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 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了……就他而言, 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 他将踏上新的生活历程。只有一点不能改变: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 精神抖擞地跳上新生活的马车, 坐在驾辕的位置上, 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 吆喝着, 呐喊着, 继续向前去!”
显然, 这是一个根须深深扎在土地上却又开始朝着更广阔世界迈步的一代农村新人形象, 它诞生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最初岁月, 它预示着中国农村在摆脱传统农业文明向着现代农业文明迈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第一步。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 这个在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学形象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行为选择, 已经大大不同于出现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梁生宝形象 (柳青《创业史》) 。拿这两个人物形象作些比较是很有趣的:这两个人物都出自陕北作家之手, 都是土生土长在陕北农村的青年农民, 但他们却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 一个身处农村土地走向集体化的高潮中, 而一个则处于农村土地制度发生变动, 实行土地个人承包的环境中;两人都有一部艰苦奋斗史, 一个是以忘我的英雄式姿态、弃置个人的家庭、爱情, 不辞劳苦带领穷哥们试图走集体富裕的道路, 一个则是普通农民的身份既懂得勤耕细作解决一家温饱, 又懂得置家立业并抓住机遇开创个人事业, 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又来扶助贫困乡亲、回报社会;两个人物都在奋斗中成长, 一个是忠诚于上级既定的路线勇往直前, 而一个则是通过家庭和个人命运的遭遇, 在尝受世间冷暖中、在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激流的音响中, 坚定着自己的人生选择。这两个既有血脉相连, 又有异样质地的人物形象先后出现, 自然折射出不同创作年代作家价值立场的差异, 也体现出作家艺术追求的不同趋向, 前者充满着过份的理想主义色泽, 而后者则追求着对生活本色的遵循, 追求对最贴近泥土的生命气息的传递。从这样的比较中, 我们不难理解路遥塑造孙少安形象——这个从黄土高原走出的、最早的农民企业家形象, 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所具有的开启性意义。
《平凡的世界》中与孙少安相映照的是其弟弟孙少平的形象, 这是一个对当今年轻人更具震撼力的形象。用今天流行的称谓来说, 孙少平也是个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打工仔”, 这种形象在当今文学创作中可谓屡见不鲜, 但是, 却很少像孙少平那样发出经久不减的震撼力。其原因何在?
从小说一开篇, 路遥就不回避这位农村少年所陷的生活窘境:家境的极度贫困, 让他在学校仅能维持最低微的温饱。强烈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使他每次进餐都有意避开绝大部份有条件吃甲餐、乙餐的同学, 等到最后一个去食堂取他那份最劣质的饭——两个高粱黑馍。但唯一使他感到优越的, 是他能够自觉地拥有精神食粮, 在课余, 他几乎读遍了当时所能够借阅到的图书读物, 也许正是这些文化养料, 丰富了他在贫瘠荒野中的精神生活, 为他的心灵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从而促使他萌动起冲破生存现状的人生选择。在中学毕业前夕他与同学田晓霞在探讨今后生活时, 有这样一段话:
他说:“我不会变成你描绘的那种形象。”他立刻严肃起来, “你不知道, 我心里很痛苦。不知为什么, 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象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我不是为了扬名天下或挖金子发财。不知为什么, 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 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 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不断头地走啊走……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 没人敢去救, 让我冲进去, 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
孙少平回答田晓霞的这段话, 就像喷发心中的一团火, 表达了一个生长在“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的年轻人要寻找新的生活天地、创造有别于小农生产方式下那种自满自足、平淡人生的强烈冲动。他的这段表白确实就如一份人生宣言, 支配了这位向往新世界的年轻人与一般只求出外谋生的“打工仔”不同的迈步起点。
对路遥笔下的孙少平来说, 进入城市并不是仅为了寻求一个时尚的生活环境和一个“体面”的城市户口, 而是希望实现一种身份的转换, 一种精神的转换。正因此, 路遥为这个决心背弃世代农民的身份确认的年轻人, 设置了极为艰辛的、脚踏实地的生活道路。孙少平离开双水村外出“闯荡世界”的第一步, 是到黄原这个靠近农村的小城市, 当他身上揣着仅有的十五元钱, 提着破烂的行李卷来到这个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大世界”的黄原时, 他只能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当“揽工汉”——几乎就像牲口那样站在大桥头那里等候着工头来挑选, 到各种建筑工地上做小工, 扛石头, 提泥包, 钻炮眼……一天的工钱仅够糊口, 还要受尽工头的盘剥和处处低声下气的顺从。这对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年轻人来说, 心理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 无疑比他扛一百多斤的大石块、背上的皮肉被磨烂还要痛苦, 更毋说处在城市最底层、根本无立足之地所受到的世态炎凉了。即使后来得到好心人的介绍, 到了桐城大牙湾当上了正式的挖煤工, 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转换, 然而, 一两百米深的挖煤坑道下恐怖的环境, 超繁重、高风险的劳动, 更让他尝受到难以想象的人间劳苦。这里可以看出, 路遥追求的不仅是向人们诉说一个农家子弟到城市后的惨酷经历, 以博得一点同情之泪;他所追求的是要让他笔下这个人物, 在“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中充分地表现他精神的成长。我认为这是描写苦难的两种不同层次。小说中有不少描写孙少平在工余的深夜躲在工棚破烂的帐子里面或伏在“烂尾楼”的芦席棒上借着微弱的灯光如饥似渴地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读着《牛虻》 (这是在当时环境下只可能找到的书) 的场面, 表现他如何在最艰苦、最绝望的境况中, 倔强地寻找着精神的支撑。我们不难感受到, 保尔·柯察金、亚瑟这些人身上的坚毅、顽强、为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 在孙少平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这也体现了作家路遥对实现文明转换的理性思考:要真正摆脱农村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 实现精神世界的彻底转换, 并不是简单地进入到城市或者简单地获得了工人的身份就能如愿的, 一种新的文明素养的获得, 更需要经历艰苦的精神历程和身心的磨练。也许正因为触及到这样一个最深层的精神揭示, 孙少平的形象才会在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当代青年读者中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 以致许多年轻读者把这个人物看成是自己“少年时代的圣经”。
我注意到在研究者中对作家路遥创作所呈现的精神特征, 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认为:“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所以在其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具有复杂性、矛盾性, 即他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和超越, 又对现代文化却步和瞻望。”;也有研究者只看到路遥的创作一直存在一种“城乡对应模式”而没正视这种“模式”内涵的变化。应当承认, 路遥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确实不是单一的, 他的骨子里浸润的是深厚的乡土文化, 但是他又是个富有理性的敏感作家, 乡土文化的深厚性和对时代飞速发展的感应力, 构成了他农村小说的创作优势。他不像他所尊敬的前辈作家柳青那样, 当自我构设的农村合作化理想前景遭到现实的质疑时, 无法接受而陷于精神痛苦终至搁笔。路遥对自己精神立场的调整是明显的, 我们从孙少平的形象和他在《人生》中的高家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1982年他笔下的农村青年高家林, 因不满农村的闭塞、落后, 萌动了进城寻求出路的愿望、而且也实现了这样的愿望。但路遥对这个人物的人生选择所抱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 他一方面写出高家林向往城市的合理性, 但又流露出他对高家林抛弃农村少女巧珍而接受城市女性黄丽萍的不满, 并通过对巧珍真挚深情和纯洁品格的描写, 实现对高家林的道德谴责;同时又设置了高家林是利用了不正当关系顶替他人而进入城市的情节, 最终让这个希望在城市中寻找自己新的生活位置的年轻人, 灰溜溜地返回农村。这些描写, 与其说是对高家林处世态度的道德批判, 倒不如说是作者在对农村面对现代文明时, 人的命运趋向的认识还存在着矛盾和犹豫, 还没有完全摆脱“立足农村表示进步, 离开农村表示忘本”的流行观念, 还没有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视点来观察、思考农村在向现代文明转换中所展开的多种人生选择的合理性。当然, 他在高家林形象刻画中所表现的“两难选择”, 在当时确实打开了人们的思维空间, 给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艺术接受带来了一些令人沉吟不已的叹息。但到了《平凡的世界》, 路遥对于孙少平决心改变祖祖辈辈生存惯性, 离开故土、闯荡世界, 通过艰苦奋斗寻找新的生存方式的行为, 则是以相当明朗的态度给予赞颂。即使对无法离开乡土的孙少安, 也着力表现他善于把握生活契机、“眼疾手快”地开拓自己一片新的生活天地。这些, 都体现了作家路遥在感受到现代文明潮流的到来时对自己原有价值观念的调整, 也正是这个关键性因素, 使他的《平凡的世界》能够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 以超前的眼光透视新出现的现实矛盾, 并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在延续了一段比较长的历史途程后仍然感动着当下的读者。
2014年的春夏之交,在鸟巢对面的奥体中心再见格桑,他那份长长的写满了难于解决问题的单子上总算划去了“吃”这一条。
孩子们的境况看一眼就知道好多了。
场上四名队员都穿着印有“中国”两个大字的训练服——尽管他们中还没一个是国家队的正式队员,“大师兄”多布杰甚至穿了一条专业的紧身训练裤,此情景与三年前已是云泥之别。
2011年,拉萨市正北的体校大院一角,我们跟着格桑次仁走进火柴盒形状的宿舍楼,在被十几张上下铺和拖鞋脸盆洗簌用品挤满的房间中第一次见到他的队员们,9月的拉萨昼夜温差非常大,午后热得透不过气,宿舍内幽暗的光线下,穿着各式单薄背心短裤的孩子们,面对记者的镜头一哄而散,却又三三两两地挤在走廊尽头的楼梯扶手后,不时伸头窥探。对于我们观摩训练的请求,格桑教练略有些不好意思却又略带一点兴奋地说:“你们后天再来吧,后天我们在大体育场训练,我让队员们都换上统一的服装,我们有统一的运动服,都换上很漂亮的!”
两天后,我们和队伍几乎同时抵达训练场,身边二十来个十几岁的孩子嬉笑打闹地一路走着,他们穿着同一式样的红白相间国产运动服,从白色的地方看过去,衣服单薄得几近透明,还有些人穿着似乎不很合身,略大那么一点——后来想想,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新衣服还是大一点的好。走着走着,格桑次仁开着车在我们身旁泥泞颠簸的土路上呼啸而过,多布杰从车里探出头来,笑着冲我们挥手——同肉汤一样,被教练开车载着到训练场,都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才有的待遇。
记忆中的那个上午很长很长,训练项目一项接一项,期间几名记者甚至尝试着也在这座可能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训练场跑那么一两圈,我也试了下,才100米便已上气不接下气,肺仿佛被点着了一样,不知用了多久才挣扎着跑完这迄今为止最长的400米,而后弯腰在场边活生生喘了好几分钟。
受训的孩子几乎没人看我们的洋相,他们没事人似的跑了一圈又一圈,背靠着蓝天白云和黝黑的群山。
三年后,在拥有全国最好的翠绿草皮和蓝色塑胶跑道,却鲜见蓝天白云,更看不到群山的北京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他们依然一圈又一圈地跑着。这次跟格桑教练来的队员有4名,男生是多布杰和米觉尼玛,女队员是努增旺姆和次仁措姆,他们刚在埃塞俄比亚结束为期一个月的特训,在北京暂歇并备战几天后秦皇岛的一次国内比赛,整个费用都由田径管理中心负责,这令格桑十分感激,对于这支来自世界屋脊的队伍,哪怕只是身上这身运动服,都算得上极大的帮助。
“北京的空气还是差点”,我问格桑教练,“队员们对这环境适应么?”
话一出口,便为这个草率的问题开始懊悔,对于这些从几千公里外自来水和用电都困难的农牧区走出的孩子们来说,这算得了什么呢?
“没什么不适应的,我们这些孩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地方也都住过,生活条件啊,这些方面从来都没什么挑的,什么条件他们都能适应。”格桑次仁淡淡地说。
但困难依然存在。
做完热身和准备活动,训练正式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是400米计时跑,要求两名男队员每组要在六十几秒、女队员要在七十几秒左右完成。
两圈下来,几名队员便纷纷来到场下换下钉鞋,换上柔软的跑鞋。这几双钉鞋是格桑教练最近才同相识的一家服装品牌要来的,当时一共给了6双,这批好不容易弄来的应急物资并非完美,很多穿上都不是那么合脚。多布杰换下的一只鞋面上,清晰地由内而外渗出一滴一角硬币大小,不是很圆的血迹。
“袜子上血更多。”格桑教练说,后来在训练结束换鞋时我们又去看了一眼,果然如此。
“我们的服装、鞋都是没有赞助的,可能是成绩不好吧……”,格桑次仁略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声说,“所有这些装备只能靠我自己想办法去弄,到处联系认识的人去要,如果能把装备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我也能把更多精力放在训练上。”
他要操持的事太多。
今年,队里最大的多布杰即将年满20岁,米觉尼玛19岁,努增旺姆18岁,四个人里最小的次仁措姆也17岁,尽管不少人早过了高中毕业的年纪,却依旧只能以拉萨体校学生身份存在于这里——尽管申请了很多年,西藏自治区体育局下至今没有一支正式的田径队,这意味着眼前这些以及他们身后更多的孩子都没有运动员编制,也就没有工作单位,没有日常经费,没有工资津贴,没有社会保险……
这些年,想办法解决学生们的日常费用一直困扰着格桑次仁,孩子们参加比赛倒有些奖金,他给每人开了银行账户,把钱一笔一笔存在里面。
日子一直不好过,格桑自己倒认为,情况已经改善多了,他甚至觉得希望就在眼前。“这几年我们陆续也算出了点成绩,自治区体育局也把我们田径当做一个重点项目,(编制和工资)正在解决中,虽然还没有结果,但是正在办。”
去年全运会,多布杰代表西藏自治区参加了男子10000米比赛,因为鞋子不合适,跑到第12圈,脚就磨出了血,后面13圈硬撑着完成了比赛,最后只跑了第10。跑完走下场,整个鞋上已是血淋淋的一片。
训练中,孩子们把鞋端正地摆在跑道边,米觉尼玛甚至还留着刚打开包装时撑在鞋楦里的纸团,鞋下脚后,依然把它们塞回鞋中,把鞋面撑得挺挺的,新的一样。
“这些鞋,要是我们自己掏钱买的话,都要好几百或者一千多一双……只能想办法找人去要。”训练间歇休息的时候,格桑在跑道边,捡起多布杰那只渗血的跑鞋,一边用手指摩挲着一边说,他并非在抱怨条件艰苦,比这难得多的日子早都是家常便饭,如今孩子们身上穿的这身家当放三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更不用说吃住在奥体中心,飞去埃塞俄比亚集训了……
“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格桑说。
作为田径教练,格桑次仁没什么名气,他没有让人耳熟能详的弟子,也很少有机会接受采访,如果不是2011年西藏半程马拉松的关系,我恐怕也很难有机会认识他。他没有帮手,此时身边帮他记录成绩的是恰好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平时所有事务都要一个人操办,除了训练,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要他操心——特别是前些年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时候。他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燃烧着自己,在全世界海拔最高的体校默默地一干就是14年,格桑有自己的理想,希望能为国家队输送人才,希望能在西藏培养出属于自己的世界级中长跑运动员;他也很容易被现实满足,眼下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多布杰能够拿到一个年底即将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刚结束的埃塞俄比亚之行让格桑收获不少,他们同一百多名世界顶尖的运动员一起训练,那里比西藏更艰苦的环境让格桑印象深刻,据他说,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一块像样的体育场,就更不要说什么塑胶跑道了,那里的运动员都在草原或者土地上练习,每天早上,拿着一瓶白开水和一个饼到训练场,练完,就地换一身干衣服,喝口水吃着饼,就是一上午。
“人家的运动员在那种环境下,马拉松男子能跑进2小时10分的一抓一大把,能跑进2小时6分之内的,我们训练那个俱乐部就有好几个(现世界纪录为2小时3分23秒),所以我现在觉得,出成绩不在于条件,主要还是看人。”
这甚至让格桑觉得,自己这些运动员现在的条件都有点太好了。他十分敬佩当地运动员在极艰苦条件下对跑步体现出的执着与热爱,他更多将这次非洲之行的收获归结为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超越一切物质条件的灵魂力量。
格桑真正烦心的是队员的成绩,比如说曾经的天才少女努增旺姆现在状态就不很好。
2011年,15岁的努增旺姆以1小时23分05秒的成绩,蝉联了拉萨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并打破了由她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在此之前,她还参加了第一届高原地区耐力项目对抗赛15-16岁年龄组的比赛,一举拿下3000米和6000米双项冠军,一度被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主任杜兆才誉为“未来的马拉松之星”。
然而,三年过去,努增旺姆还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藏族小女孩,格桑次仁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很怕伤仲永的故事在自己手里重演。
努增旺姆性子很倔,有些脾气,三年前,格桑将这种脾气看做优秀运动员常有的个性,现在则让他感到有些挠头。旺姆此前被一个外籍教练带过一年,可能是训练方式有问题,成绩不升反降,他又用了将近一年的功夫,将旺姆的成绩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准还略有进步,不过现在最头痛的是,旺姆的训练态度有点问题,不是特别投入。
“她能力是有的,但是现在训练不好,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格桑说。
不知这三年经历了什么,总之旺姆看上去没有15岁的时候那么有“星范儿”了,2011年,她清澈的眼神在镜头前映出的只有对胜利的渴望,发令枪响后,义无反顾地冲在所有女参赛者的最前面,一路领跑直到冲线,随后便疲惫地瘫倒在终点迎接她的工作人员怀中,涨得通红的小脸和只有30多公斤的娇小身板看着让人心疼。
三年过去,努增旺姆依旧不爱说话,心事重重的样子看上去还没15岁爱笑了,但她却比那时对环境更敏感,即使在训练,乌溜溜的眼睛也总是不停地打转,甚至会不时扫一眼摄影师的镜头。同一块场地上,比她还小一点的次仁措姆明显更专注,最后一个项目跑完,旺姆耷拉着脑袋走下跑道,措姆则平静地自己加跑了一圈,作为队里最小的一员,措姆的眼神中看不到一丝杂念。
没人知道旺姆心中“自己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在格桑的队里,谈恋爱当然是不被允许的事情,但是相对于其他这个年纪的少男少女来说,她们的生活中也的确缺少了很多应有的温暖。
随口一问后我惊讶地得知,旺姆已经三年多没回过家了。
旺姆的家距离拉萨市超过1500公里,属于阿里地区的噶尔县左左乡。阿里是被称为“西藏的西藏”、“世界屋脊之屋脊”的地方,平均海拔4500米,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概3个浙江省大)只住了8万居民,举目所见只有无际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
三年前在拉萨采访的时候,旺姆说,自己家在很远很远的牧区,要坐几天的汽车,之后还要坐两天的马车——运气不好的时候最后这段路还只能步行,才能到。所以,当时平均一年也难回家一次。三年过去,不知道她家的交通状况有没有所改善,回家能否稍微方便点,唯一知道的是,格桑教练告诉我:“这三年旺姆都没有再回过家,其他人一年也就能回上一次。”
这不能不说是成长路上一种严重的缺失。
“好好练练,我觉得她还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马拉松选手的,她有很多优势。”对于旺姆,格桑倒是充满信心。
也不是所有队员都像旺姆,米觉尼玛就外向得有点过头。训练中,他倒是一丝不苟地跟在大哥多布杰身后;训练一结束,就变成了他无休止耍宝的时间。最后拍照的时候,摄影师问他能摆几个姿势,他想也没想就说了句“10个”,而后真真在镜头前一个接一个地摆了10个姿势,全场哄堂大笑,他则一个劲地举着大拇指对摄影师说“OK,OK!”——这可能都是前些日子刚跟埃塞俄比亚人学的。相比之下,年龄更大的多布杰要深沉一些,一举一动显得成熟稳重,但情绪上来时,依然藏不住藏族人热情开朗的性格,会抱着米觉尼玛摔跤,哥两个玩闹起来,一旁的旺姆和措姆也会笑着帮手——当然都是帮多布杰。
三年前那堂漫长的训练课结束时,所有队员在场内围坐着休息,在格桑的提议之下,一名不记得名字的队员主动站起身来,为我们这些远方到来的客人唱了一支藏语民歌,整个体育场弥漫着藏族少年那能够铭刻在人记忆深处,只属于世界屋脊的嘹亮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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