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国际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共8篇）

国际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篇1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国外养老保险的主要做法比较分析，从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目标、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养老保险体系和养老保险管理方式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比较分析，认为国外养老保险的做法对我国的启示有：养老保险理念是构建一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宗旨、构建适应本国国情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一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关键、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选择是一国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核心，养老保险管理方式是一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实现手段和保障。

一、国外养老保险的主要做法

（一）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德国养老保险的目标在于养老金应是以保障退休者（及其配偶）的生计，维持其购买力。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三大支柱是法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法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较广，既包括一般的年老养老金，也包括职业康复待遇、职业能力或就业能力丧失养老金及遗嘱养老金。原则上讲，所有雇员都是法定养老保险的义务参保人。法定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缴费，费率采取根据实际需要一年一定的办法，1997年缴费比例为工资的20.3％，由雇主和雇员各负担一半，当雇员月收入低于某一限额时，由雇主单独支付。此外，法定养老保险每年还获得国家补贴，约占当年养老保险总支出的五分之一。

德国曾对养老保险基金采取部分积累模式，但是由于这种资金运转方式难以承受经济波动期尤其是大规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贬值压力，同时，对于人口众多、经济持续发展亟需资金的国家来说，储备大量资金是难以承受的。因此，德国于1957年改变了资金运转方式，由部分积累式改为现收现付式。另外，德国的公务员不参加养老保险，实行退休制度，养老金由财政预算安排。养老金根据退休者退休时的工资和工龄长短计算，但最高不超过退休前最后一个月工资的75％（徐瑞娥，2002）。

（二）美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险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1935年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后来，经过数次补充和修改，扩展成了一个包括老年和残障者在内的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美国社会保障法规定，凡交纳社会保险税的年满65岁的公民都可享受养老退休金，62-65岁退休者只能享受部分养老退休金。此外，对于参加保险的因伤残退休者和其未成年的子女、配偶也给予一定的保险费。美国的养老保险费是强制性的，每月在投保者工薪中（雇主与雇员分担）扣除。每人都有一张个人社会保险卡，保险卡上注明应缴纳款项，一般为工薪的7％，全美90％以上的公民都参加了这一保险。对于未投保的老人，在1974年前，由联邦政府按全国统一标准发放。

由于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现收现付制的，缴费者投入的社保税中大部分被发放给现在已经退休的工人，而剩下的部分则被用于购买特种国债，因此该基金是一种非累积型的。其良好的运转需要依靠两个条件，一个是实际工资的不断增长，另一个是劳动人口的增长。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如果时间是无限的，在自由变化的缴费率下（设定一个上限），除非人口增长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率之和永远小于利率，此即所谓“艾伦条件”（Aaron

condition），现收现付制才能够在代际之间进行帕累托有效配置，否则，基金制一般都不是帕累托有效的改进。然而，由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缓慢（从而实际工资增长也变得非常缓慢），现收现付制的运转基础发生了变化。

（三）英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英国的养老金包括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两部分。凡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公民都可得到基本养老金，而附加养老金只有平时按规定金额交纳社会保险金的公民退休后方可得到。附加养老金的多寡由公民交纳的社会保险金时间的长短决定。交纳保险金的时间越长，附加养老金就越多。对于延期退休者（男性65—70岁，女性60—65岁），本人不再交纳保险金，雇主代他交纳。如果丈夫已经退休，而依赖其收人生活的妻子还不到退休年龄，丈夫可以领取较多的养老金。在英国，年满65岁的男性，年满 60岁的女性即可退休并有资格享受养老金待遇。公务员年满60岁即可退休，年满65岁的，强制其退休。

（四）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具有多层次、多部门、多基础的特点，比较复杂。日本的养老保险属于公共年金范畴，是一种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社会保险。日本养老金的经费由雇主、雇员、国家三方负担。在企业中，劳资双方每月各交工资的一定比例，如女性职工交纳5.65％，男性职工交纳6.2％，矿工交纳 6.8％，企业主按工资总额的17％交纳，国家每年补贴实际开支的70％；政府公务员的共济年金保险，由公务员和单位每月各交纳工资的7.12％，国家每年补贴实际开支数的15.85％；非受雇者的国民年金保险，个人每月交纳6740日元，国家补贴实际开支数的33％。

除了养老金制度外，日本还有老年福利年金，领取这种年金者不需要交纳保险费，年金额为18万日元，月金额为1.5万日元。这种福利金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所以，有严格的收入限制，如6口之家年收入不超过876万日元。

（五）瑞士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瑞士的养老保险由“三个支柱”构成，包括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补充性的职业养老保险和个人自愿的商业养老保险。

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用于保障基本生活水平，由政府强制执行。其范围为：保险对象为所有在瑞士定居或从事有薪工作的人，以及在瑞士联邦驻外机构工作的瑞士公民。养老金的标准根据工资和物价的变化每两年调整一次。其资金筹集方式为“现收现付制”：基金80％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的缴费。一般缴费率为工资收入的8.4％，其中雇主和雇员各负担

4.2％。对于自雇者，缴费率为7.8％。非工资收入者根据其资产缴费，每人每月缴费从324-8400瑞士法郎不等。除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外，基金年支出的52.76％来源于联邦及州政府，其中16.36％来自联邦政府，36.4％来自州政府。基金由联邦政府管理。另外，联邦财政部还为所有联邦雇员缴费。

第二支柱：职业补充养老保险。目的在于保证投保人的生活水平和以往的生活水平相当，也是强制性执行。其范围为：年收入在24120-72360瑞士法郎之间者，必须参加保险。其支

付方式为：男性年满 65周岁、女性年满62周岁，即可领取养老金。年领取养老金为其帐户积累的7.2％。目前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养老金合起来的替代率为60％。其资金筹集实行“完全积累制”：基金来源全部为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其管理由分散的保险基金会管理基金并负责基金的运作，联邦社会保险局负责监督。

第三支柱：各种形式的个人储蓄和商业保险。作为对第一和第二支柱的补充，以满足个人的特殊需要，特别适应于不工作和中高收入者。第三支柱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雇员的最高免税额为5789瑞士法郎，自雇者最高为28944瑞士法郎。由各私人保险公司管理，受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督局监督。

（六）北欧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北欧国家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国家，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原则是“社会保险，人人受益”。在瑞典，养老退休金包括基本年金和附加年金，约为退休前工资的70％。1976年前社会福利和保险的经费主要来自各级政府，1976年后，虽然政府补助部分大为减少，但法律规定由雇主代雇员交纳全员保险金和保险费中的40％，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分别占24％和28％，基金利润占8％。在北欧国家“人们在国营里出生，然后进国营的幼儿园，由国家资助上大学，如果失业，可参加国家安排的培训班，最后在国家的养老院安度晚年”。这就是典型意义上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

二、国外养老保险政策与管理方式的比较分析

（一）国外养老保险政策分析

由于各国政治、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各国政府所奉行的社会保障政策也是不同的，其中的养老保险政策自然就存在着差异。

（1）北欧国家把为每个社会成员谋福利看作是社会集体的责任。由于北欧各国强调以公民平等为基础，养老保险计划设立的出发点是平等地给居民分配福利。所以，在社会福利分配中，政府的作用大于市场的作用，政府通过对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普遍化、法律化，实际上包揽了全体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福利。因此，这种福利制度已经变成北欧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而不是某种边际性或补助性的政策。然而，这种福利制度一方面在给社会带来稳定的前提下，另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一旦经济发展放慢，财政危机就显得十分突出。（2）美国政府注重自由竞争，对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更注重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美国人心目中，过多的社会福利会鼓励懒惰。因此，其社会保险业落后于西欧和北欧国家，分配领域中的贫富悬殊问题长期存在。即使是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美国政府主要还是将费用承担责任置于雇主和雇员身上。

（3）日本政府虽然基于东亚文化传统，比较注重发展“单位”福利事业，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其在养老保险方面仍然落后于欧美国家。

（4）德国和英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介于北欧体系和美国体系之间，尤其是德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反应灵敏，总是处于变革之中。

总的来说，西方养老保险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体系，即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各国通行的做法是，社会保障开支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双方根据政府规定和法律，按在职时工资的一定比例，向国家社会保险机构交纳保险税，以作投保；社会保障开支的一部分，特别是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由政府从国家税收中给予弥补。因此，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的实质是，投保中的个人义务大一些，要享受社会保障收益，就必须依法投保（或交纳保险税）。同时，西方国家在制订其养老保险的政策时，其依据或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如北欧国家强调以公民权平等为基础；而英国则强调养老保险的出发点是保障居民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德国和日本则强调受益人为社会贡献的大小，将福利与个人的贡献挂钩；而美国则属于混合型。

（二）养老保险的管理方式分析

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管理方式的共同点是：养老保险开支分别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而不是单纯由中央政府一个层次管理，因此，在管理的负担和风险上具有一定的分散性。英国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由健康与社会保障部负责，该部又由六个重要机构组成；美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总体上由政府主办，但具体项目主要是由各州、地方和基层机构管理，一来可以减少经费发放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有利于节约开支，提高工作效率；二来可以减少联邦政府在福利事业中的巨大开支。日本的养老保险管理有三个层次：政府集中管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检查，专业机构负责管理日常具体业务工作，社会团体协助办理养老保险的有关事务工作。具体分工为：属于法定强制实行的养老保险，由政府负责管理；属于强制性的企业年金补充保险，由企业自行管理或委托信托银行、人寿保险公司办理；属于自愿性的个人年金储备保险，一般由人寿保险公司办理。德国的养老保险管理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由德国联邦劳动和社会秩序部负责，下设社会养老保险专家咨询委员会，每年提交书面报告，预测今后15年法定养老保险的收支发展状况，并就保险费率、养老金和政府补贴的调整提出建议；微观层面由各州的各行业组织的联合养老保险机构实行自治管理，是德国养老保险管理的主干。

三、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养老保险是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分别制订了适合本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笔者认为，从上述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养老保险理念是构建一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宗旨

西方国家在构建养老保险制度时，各国的依据或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如北欧国家强调以公民权平等为基础；而英国则强调养老保险的出发点是保障居民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德国和日本则强调受益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将福利与个人的贡献挂钩；而美国则属于混合型。因此，这种依据或出发点就是一种养老保险理念，它是构建一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宗旨。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自己养老保险制度时可以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做法，应将受益人的福利与个人的贡献挂钩。

（二）构建适应本国国情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一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关键

各国政府根据不同职业或不同阶层的劳动者设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公务员养老保险、农民养老保险、自由职业者养老保险、其他职业者养老保险等具体项目，虽然各国政府不一定一次性地构建上述所有的养老保险，但在构建过程中，先后不同程度地构建了适应本国国情的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因此，我们认为，不管各国政府构建养老保险制度的宗旨如何，但构建适应本国国情的养老保险体系则是一国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关键。

（三）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选择是一国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核心

从上述各国政府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不同的国家筹集养老保险资金的渠道各有千秋，但不外乎有社会保险税、单位交费、个人交费、政府补贴等形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立适合本国的养老保险需要的筹资模式，这种筹资模式是否能够体现公平与效率的标准，是各国政府在构建本国养老保险制度过程中所追求的一种目标。笔者认为，这也正是我们从别国做法中需要借鉴的内容之一，因为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选择往往是一国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核心，养老保险筹资模式选择错误将会导致受益人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如现收现付模式）、或者会导致代际间不公平（如社会保险税率过高）、或者会导致政府负担过重（如财政补贴过大），等等问题。

（四）养老保险管理方式是一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实现手段和保障

养老保险管理方式的选择包括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方面，即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养老保险。通过比较，我们知道各国的做法不太相同，北欧国家政府介入的比例很高，但长期积累下来容易导致政府包袱沉重；美国注重引入市场机制，政府介入的程度较低，但容易导致养老保险供给不足；日本和德国注重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强调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责任同时，注意引入市场机制，可以说，两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较北欧国家和美国做得好。另一层含义是指各级政府在介入养老保险时如何明确各自的责任范围。欧美国家大都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范围，尤其是日本政府的三层次管理方式，各级机构的责任非常明确，因此，笔者认为，作为一国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手段——养老保险管理方式的恰当选择与运用，是一国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的保障。欧美国家的做法，尤其是日本政府的做法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1]廖理、赵锋。美国社会养老保险改革评述。经济学动态，2001（12）。

国际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篇2

(一)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1. 资金来源及运用

按照法律规定,最初设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资金由美国财政部及12家联邦储备银行提供。FDIC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六方面:(1)资本金;(2)投保机构缴纳的保险费,这是存款保险基金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稳定的资金来源;(3)投资收入和存贷款利息收入;(4)发行债券的收益;(5)向其他部门借款,存款保险机构可向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局借款的限额为3000亿美元,此外,还可以从市场借入400亿美元的短期流动资金。(6)政策给予的特别资助。

2. 存款保险费的确定

各存款机构在取得存款保险资格后,必须按时缴纳保险费,FDIC收取的保费主要取决于存款保费基数和保险费率。保费基数即为被保险机构的国内存款总额。美国在1991年以前实行统一的费率制度,此时的费率不因投保机构风险的大小而不同。1984年FDIC将存款保险的保险费率定为0.083%,1990年保险费率为0.12%,比1984年提高了0.037%。

3. FDIC的职责权限

FDIC是存款保险主要实施者的同时,也是美国银行业的主要管理者。FDIC最主要的职权是对投保银行的监督检查。根据美国联邦法律,FDIC主要负责监管由州注册但不是联储成员的银行及储蓄信贷机构。FDIC可以要求被监管银行定期报告其经营状况、收入情况及其他财务资料;开展现场检查,FDIC的检查人员要仔细检查投保银行的各项业务,每年至少检查一次。FDIC对健全银行的检查间隔期延长为3年,对未受检查的银行每隔一年进行一次视察或非现场稽核,对令人不满意的边远银行至少每个月检查一次,每6个月视察一次,而对问题严重的银行,每年全面检查一次,每3个月视察一次。

(二)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1. 资金来源及运用

JDIC负责管理存款保险基金,资金来源主要由以下方面:(1)资本金,JDIC成立之初,日本政府、中央银行和非官方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形成的注册资本;(2)成员机构缴纳的保险费,是JDIC主要的资金来源;(3)投资收入,JDIC根据存款保险法规定将部分基金资源用于投资国债或由大藏大臣指定的有价证券以及存入指定的金融机构等获取收益;(4)借款。

2. 存款保险费的确定

投保机构需缴纳保险费,以其缴纳保费之日所在营业年度的上一营业年度最后一天的合格存款合计额为基数,除以12乘以应缴纳保费之日所在营业年度的月数和经JDIC委员会决议确定的保险费率,计算的结果即为应纳保费额。JDIC的营业年度为每年4月11日至次年的3月31日。投保机构在JDIC营业年度开始后的3个月内向JDIC缴纳保险费,逾期者需缴滞纳金。

3. 承保对象

日本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的对象为总部设在日本国内的以下金融机构,并实行强制投保:(1)银行,包括城市银行、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信托银行、长期信用银行;(2)信用金库;(3)信用组合和劳动金库。以下机构不在承保范围内:(1)政府金融机构;(2)外国银行在日本的分支机构;(3)除上述两项之外的农业协同组合、渔业协同组合等另设储蓄保险制度。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比较

(一)存款保险基金比较

存款保险基金是存款保险机构履行履行其使命的重要物质保证,其来源主要有以下渠道:(1)资本金。(2)投保机构缴纳的保险费。各国征收存款保险费一般有两种方式,即累计基金制和事后分摊费用制。(3)特别融资,如美国、日本等。

(二)保险费率比较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采取事先确定的固定费率制度,即对所有投保银行不管其经营风险如何,一律实行同一种费率,使用统一的保险费率。许多国家的存款保险体系在最初运行时都采用这种事先确定的固定费率,日本的JDIC实行单一的费率管理制度。但同时该制度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特别是当统一费率制度与全额赔偿结合在一起时会极大地恶化这一问题。

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以及金融机构风险业务的增加,由于低风险的银行与高风险的银行缴纳的同等费率的保险费用,固定费率制度设计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而差别费率制度具有降低投保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差别费率制度。差别费率是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确定不同的保险费率,即采用与风险挂钩的费率计算保险费,其目的在于在存款保险体系中引入定价机制,以限制投保金融机构从事过度的高风险资产业务,加强金融机构的自律性。美国FDIC于1993年就采取此种类型的保费收取方式。

(三)参保成员与资格管理比较

在参保成员方面,一般从事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可以成为存款保险的成员机构,不过各国界定被保险机构范围的依据与原则是不同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用属地原则:凡是在一国境内吸收存款的全部金融机构包括我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都在承保范围内,但不包括本国银行在他国的分支机构。

三、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设立存款保险法律法规

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首先应具有足够的社会公众信任度。大多数国家在设计与运行存款保险制度之前,首先就对存款保险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从而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奠定必要的法律基础,以保证存款保险得以有效实施。很多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和改进,都是以立法形式进行的。在我国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我国在构建存款保险制度之处也应该设计合理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存款保险制度的宗旨、职能、权利、运行方式以及存款保险基金的设立、基金来源和管理方式。

(二)结合本国国情

综观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可看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存款保险制度在设计和运行时均充分考虑了本国经济状况、金融业的特点和本国国情、民众的承受能力等,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还没有发现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完全一样的国家,也就是说,没有哪个国家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在研究构建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时,既要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吸取其他国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时的教训,同时要更加注重研究我国的国情,只有在充分考虑了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

(三)确定合适的保险费率模式

国际上已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保险费率模式:即单一费率模式和基于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模式。从国际实践来看,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是单一固定的保险费率制度,即对所有的投保机构按统一的费率征收保险费用。但是,单一的固定费率制度不能反映具体银行未来置于存款保险系统上的风险水平,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风险。

为了避免单一费率制度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根据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模式。差别费率与投保银行的风险水平挂钩,按银行的风险水平确定保险费率。差别费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银行加强对自身业务风险的控制,鼓励银行将风险减少到适当水平,遏制银行在业务活动中的冒险行为,督促银行加强经营管理。实行差别费率的前提是存款保险机构要能准确鉴别银行的风险水平,这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我国在构建存款保险制度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

参考文献

[1]苏宁.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01

[2]符浩勇,杨忠.美日德存款保险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南金融,2005(11):48-50

[3]王自力.美国存款保险制度成功三要素[J].银行家,2006(9):96-97

[4]王国刚.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不宜操之过急[J].国际金融研究,2007(7)

[5]刘降斌,李艳梅.区域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单位根和协整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8(12)

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国际模式比较 篇3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履行合同约定的赔偿或给付责任的能力，其经济表现为一定时期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实际资产减去实际负债的差额。

保险偿付能力是保证保险业履行社会稳定职能的核心能力，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保险业承担的社会稳定作用就越大，对保险业偿付能力的要求就越高。一旦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危机，不仅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大多都实施了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保险监管制度，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确保保险公司有充足的偿付能力。能够健康持续的运作。

各国政府对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主要是通过立法或其它手段对保险的偿付能力加以监督管理，如：对开业资本金和总准备金的偿付能力控制、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控制、保证金控制等。并建立了以偿付能力为标准的监管预警和防范系统。例如，美国的保险监管是要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确保费率的充足性、合理性和非歧视性，其中对于保护消费者最重要的是偿付能力监管。

二、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国际比较

1、美国模式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保险市场，其保险监管的法律法规也最为完善，监管措施也最为严格，机构的设立和业务的开展均需经过州政府的批准，这种类型国家有美国、加拿大等。

美国实施两个层次全方位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政府既监管条款、费率等经营管理活动，同时又监管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保险机构的设立和业务的开展均需经过州政府的批准，美国还设计了一系列偿付能力额度监管的方法，如风险资本要求、保险公司预警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现金流测试等动态的偿付能力管理方法。

以美国的纽约州为例，为实现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州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最低资本金为200万美元，而且一部分必须托管；规定的年度定期累积责任准备金的提存数额较高：保险机构股权投资的总额一般限制在法定资产的40％以内。其它投资范围依次为联邦政府债券、州或市政府债券、抵押贷款、企业债券、优先股和普通股。

美国对保险公司的全方位监管包括：实有资本，保险费率和险种设计，投资策略和投资范围，再保险，准备金的提存，资产负债管理，与附属公司之间的财产转移等。美国各州的保险监管机构在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的指导下，主要使用IRIS(保险监管信息系统)、RBC(法定风险准备金监控)、FAST(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定期或不定期现场检查、投资比例的限制等监管工具监控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以防止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不足危机。

2、英国模式

英国模式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比较宽松，保险公司在确定费率和保险条件时享有很大的自由度，政府监管的重点是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额度进行监管，这类型国家包括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

英国的保险监管机构主要监管保险公司的行为和经营成果，只对偿付额度作出规定，并不对经营的各个具体环节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措施主要有：偿付能力额度的规定，现场检查，特有的精算师制度。

英国以《保险公司法》和《金融服务法》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法规体系规定了保险机构的主要监管工作：审批保险业务申请，调查违规经营，保险业高层经营人员的审查，报表审核或现场稽核，必要时依法进行干预经营、撤销营业许可等。英国还规定了提取风险准备金和法定保证金的制度，对保险经纪活动和保险资金的投资运作均以行业组织的形式进行限制和约束，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持对被保险人的偿付能力。

3、日本模式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日本是一个集中型的保险市场，只有几个有深厚官方背景的保险公司形成寡头，存在着高度寡头垄断的现象，日本政府也严格限制国外保险公司的展业经营。1996年日本颁布了《新保险业法》，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监管体制。1997年，发生战后第一起保险公司破产事件以后，日本政府在保险监管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的监管，并及时公布有关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信息。

日本保险的监管工作重点由市场准人的严格审批转向对保险人偿付能力的管理。注重了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对保险机构及其分支全方位进行公开标准和规范的监管。并且推动市场的分化和适度竞争；国内保险业从产寿险的分业经营逐渐允许通过一定方式相互渗透，同时允许相互保险公司向股份制保险公司统一转制；健全保险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允许保险公司破产。从体现偿付能力的保险公司财务指标规定方面，监管当局也大幅度进行了调整，如提高设立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设立投保人保护基金等。

三、对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启示

1、建立健全保险保证金制度。

保险保证金制度属于事后监管，是保险行业发生偿付能力危机时进行救助的源泉。我国虽然规定保险公司成立后应当按照其注册资本总额的20％提取保证金，但没有明确规定如何使用保证基金和如何进行危机救助。应当建立健全事后监管的责任分担和操作程序等制度，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有一个完整的监管保障。以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

2、制定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额度低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之前，保险公司财务的各个方面应该有所体现。以美国的IRIS和RBC为代表的保险机构偿付能力风险预警机制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运用，目前我国虽然在《保险公司财务制度》及其他一些规定中设计了一些财务指标，但还不能全面体现公司的偿付能力情况，也没有正常范围的指标值的设定。

3、设计科学合理的偿付能力指标。

借鉴美国IRIS及其他国家保险偿付能力监管预警机制的特点，研究制订适合我国特点的监管指标体系，设计一系列包括责任准备金、理赔支付余额、经营安全性评价标准等偿付能力额度指标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

4、建立国际化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是一个国家保险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正在发展壮大的我国保险业来说，应当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技术手段，加强与各国监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结合我国市场特点，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科学、有效、合理、适度的保险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曹志东，卢雅菲，俞自由，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及其国际比较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32-35

[2]郭艳，胡波，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国际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经济问题，2008，(6)：96-98

[3]黄为，钟春平，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规的国际比较，当代财经，2001，(9)：43-46

[4]黄亚锋，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构建，保险研究，2001，(6)：5-7

[5]李建英，刘婷婷，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国际比较与启示，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f6)：54-58

[6]粟芳，中国非寿险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美日保险监管制度的比较及借鉴 篇4

一、美日保险监管制度的比较

(一)监管主体的比较

保险监管的主体就是保险业的监督者和管理者。从机构设置来看，各国不尽相同。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两级多头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都有权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联邦保险局，只负责联邦政府法定保险，如联邦洪水保险、联邦农作物保险等。根据1945年《麦克云――佛戈森法案》，每个州都被赋予监管本州保险业的权力。美国联邦保险局与各州保险局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平行关系。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必须获得州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后方可在该州营业。为了对各州的监管进行协调，1871年美国成立了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共主要职责是讨论保险立法和有关问题并拟定样板法律和条例供各州保险立法参考。经过保险监督官协会100多年的努力，各州法律已趋于一致。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改变和扩充了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的职责，使其成为联邦一级的保险监官机构。

日本属于集中单一的监管体制。大藏省是日本保险业的监管部门。大藏大臣是保险监管的最高管理者。大藏省下设银行局，银行局下设保险部，具体负责保险监管工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金融危机加剧，金融机构倒闭频繁。为了加强金融监管，1998年6月日本成立了金融监管厅(FSA)，接管了大藏省对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工作。2000年7月金融监管厅更名为金融厅，将金融行政计划和立案权限从大藏省分离出来。金融厅长官由首相直接任命以确保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独立性。

(二)监管内容的比较

美日两国保险监管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目的主要在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1.对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

就国内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而言，美日两国差别不大。保险公司只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条件、财务条件、技术条件和其他一些必备的条件即获得许可经营业务。其主要差别在于对外市场准入方面。在美国由州负责本州的保险监管工作。由于各州法律存在差异故做法有些不同。在国民待遇上，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有所限制。在市场退出方面，当州保险署认为保险公司在国民待遇上，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有所限制。在市场退出方面，当州保险署认为保险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时，会干预保险公司的业务活动以维护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视保险公司财务危机的严重程度，监管人员可以对保险公司进行整顿或采取积极的监控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无效，监管人员可对保险公司进行兼并或拍卖。为了维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各州一般设立保证基金，但其补偿金额不会超过设定的上限。

日本在对外市场准入方面，一直限制竞争，严格限制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逐步开放其保险市场。1994年10月，日美第一轮谈判达成协议，允许外国保险公司通过申报制直接在日本营业。1996年10月日本新的《保险业法》废除了开业认可制，采用申报制，并允许损害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生命保险业务，或是生命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损害保险业务。在市场退出方面，在1996年新《保险业法》实施前，大藏省采取“保驾护航”式的监管方案，对有问题的保险公司进行暗中协调，并强制要求其它保险公司接管，故未出现保险公司破产事件。新《保险业法》实施后，日本仿效美国对保险公司实行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监管，引入早期改善措施，促进有问题的保险公司及时解决问题。由于新法案强调信息公开，客观上加速了有问题保险公司的破产。

2.对保险费率的监管

美国大多数的州实行。事先批准的费率监管方式，即保险公司的费率在实施前必须获得州保险署批准。另一些州在费率方面允许保险公司自由竞争，以确定最佳费率。相比之下，日本对保险费率的监管比较严格，一般采取事先批准的制度。

3.对偿付能力的监管

在美国，对偿付能力的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资本金和盈余的要求

保险公司在开业前必须满足州保险署对资本金和盈余的最低要求，不同的州和不同的业务有不同的标准。显然，这只是一种静态的要求，它无法适应保

国际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篇5

国外存款保险制度的比较分析及我国模式的构建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为了防止银行破产而保护存款者的利益所制订的专门制度.它最早建于上世纪 30年代的`美国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前在我国银行业日趋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经营风险日趋加大,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势在必行.本文在对国外存款保险制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模式.

作 者：酒喜明 王宝舟 俞自由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51 刊 名：价值工程  ISTIC英文刊名：VALUE ENGINEERING 年，卷(期)：2003 “”(4) 分类号：F8 关键词：存款   保险制度   模式  

国际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篇6

如今，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更是公司的发展所需。改革开放以来，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坚持开展“达标、创一流”活动，使公司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公司的售电量、变电容量、线路长度、企业规模等经济技术指标，在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处于前列。这是实现同行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基础，也是实施“四化一先”战略目标的信心。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省的年人均用电量为1300千瓦时，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左右，在调整电网结构、开拓电力市场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大势、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和省委省政府提出“两个率先”的优势，为公司创造了加快发展的机遇；从内部环境看，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电力企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怎样来尽快缩小差距，赶超国际水平呢？我认为，积极开展国际比较，是加快与国际水平接轨的最佳做法。

一、开展国际比较是提升国际水平的必由之路。

“国际比较”是目前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标杆管理方法。开展“国际比较”就是要以国际先进电力公司为标杆，通过比较寻找差距，汲取国际先进电力企业的管理经验，优化公司管理流程，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电力公司。因此，开展国际比较是公司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是适应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的必要途径；是探索具有公司特色的管理模式，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1、开展国际比较，是公司赶超国际水平，形成管理特色的必要途径。人们常说，中国的企业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企业不可比，国际企业中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最佳做法对中国企业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通过近两年来公司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尤其是地市公司与国外电力公司的“同业比较”实践，这种认识有了改变。因此，正当公司全心全意向第二步战略目标迈进之时和全情全力创建国际一流电力公司之刻，仅仅靠自己的摸索和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开展国际比较，快速把国际先进电力公司的管理经验与公司积累的管理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利于降低风险，缩短变革时间，减少管理成本，提升公司国际水平；只有通过开展国际比较，从公司实际出发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才能创造出具有公司特色的管理模式。

2、开展国际比较，是公司造就一流人才，构筑人才高地的重要举措。“国际比较”就是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通过与国际先进企业所采纳的标准、方法和主要指标比较，发现本企业的不足，讨论研究生产流程、工作方法和管理制度，确定相应的改进措施，推进企业的国际水平。而在开展“国际比较”过程中，广大员工自觉接受了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不断探索了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主动实践了国际通行的最佳做法，使广大员工在接受、探索、实践的循环往复中提高了才能。所以，开展国际比较是培养、锻炼并最终造就一流人才，构筑人才高地的重要举措。

3、开展国际比较，是公司准确定位，精确对标的主要手段。加快国际化进程，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跻身世界先进电力企业行列，必须牢牢把握世界电力发展的方向。体现在战略目标上，要始终瞄准世界先进电力企业；体现在企业管理与科技进步上，要加强与世界先进电力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加快与国际接轨；体现在市场与资源配置上，要与世界先进电力企业建立战略同盟，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与资源整合，有效开拓国际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要首先找准差距，正确定位，明确方向，精确对标。如果不了解世界电力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不进行“国际比较”，就不知道孰优孰劣，优在哪里，劣在何处，也找不到赶超的目标。而这一切，开展“国际比较”无疑是最佳手段。

二、以国际比较为抓手，加速国际化进程。

“国际比较”是标杆管理的具体运用，就是以国际先进电力企业的优秀业绩及最佳实践为基准，通过比较分析、跟踪学习、重新设计并付诸实施，快速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绩效水平。虽然，从2001年起，拉开了公司开展“国际比较”的序幕，使我们在管理理念、思路、方法上都得到了启发，为全面开展“国际比较”积累了经验。但是，这仅仅是开头，开展“国际比较”既是一项复杂而繁重的任务，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更何况江公司的国际化进程还有一段艰难而漫长的路，需要广大员工为之共同努力。对此，我们应抓住重点，着力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1、以管理咨询诊断为先导，加快推进管理创新。管理咨询诊断就是对企业业绩理念和关键管理流程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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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引进最佳做法，并对照最佳做法，找出差距，提出方向性的改进建议。因此，我们要以管理咨询诊断为先导，通过管理咨询诊断，实现管理理念的突破，寻找最佳的管理方法，加快推进管理创新。今年上半年，公司通过聘请国外咨询公司进行企业管理咨询诊断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公司发展目标从“同行领先”到“国际水平”的提高，不仅是同类企业现行体制下管理方法和考核指标的差异，而是同类企业根本的管理理念变革和管理流程再造；公司发展引擎从“同业比较”到“管理咨询诊断”的演变，不仅是公司本身变革意识和思维方式的进化，而是公司本身管理方法和管理能力的提升。

2、以业务流程优化为主线，加快管理能力再造。以业务流程优化为主线开展国际比较，就是要以国际一流电力公司的最佳做法为目标，对核心业务流程进行诊断、对标和优化设计，科学合理地调整现有的组织架构，建立高效实用的关键业绩指标框架及其考核评价体系，逐步实现由职能管理向流程管理的转变，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目前，公司经过反复调研分析，确定了流程再造的试点单位，选定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为合作伙伴，并选择“业务流程优化”作为实施“国际比较”的突破口，这是公司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充分体现。可以肯定，通过公司的不懈努力和咨询公司的大力支持，必将为公司在全系统建立科学高效的业务管理流程提供示范，积累经验，进而加快公司管理能力的再造。

3、以参与国际合作为重点，加快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自强不息的竞争中发展自己，在互惠互利的合作中壮大自己，是企业谋求发展、提升实力的主要对策。对此，不仅要与国际咨询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掌握世界先进电力企业的最新发展

动态；而且要推行国际比较，进行定期诊断，找准公司在世界上的定位；还要建立国际化经营信息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新闻媒体、国际交流活动等渠道获取国际化经营信息，确定公司的发展方向；更要以世界先进电力企业作为公司的战略参照体系和赶超对象，通过对口交流，直接、间接地引进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在经营管理上实现企业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要素市场、信息系统“四个与国际接轨”。只有通过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才能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进程，才能为实现公司“四化一先”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三、实践国际比较成果，不断提升国际水平。

开展“国际比较”的目的在于消化、吸收、运用、实践其成果，并在实践中取得实效，从而将成果转化为自觉的管理行为，不断提升企业的国际水平。因此，我们既要积极开展国际比较，更要主动实践国际比较成果，以不断提升国际水平。

1、以理性的系统思考，消化国际比较成果。“最佳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需要以理性的系统思考来消化。理性的系统思考，就是要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打破固有的管理规范，以电力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创建“国际一流”的战略方向，审时度势，对现有的管理流程和系统进行综合分析和统筹考虑，以取得公司管理流程的优化。国外咨询公司对公司的六大关键管理流程描述了世界先进电力企业的最佳做法，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然而，我们的国情、企情以及体制机制、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要求我们从公司实际出发，在消化这些成果过程中进行理性的系统思考，切不可生搬硬套。只有通过系统的思考与分析，找出最合适的做法，才是消化国际比较成果的实效。

2、以勇敢的变革精神，吸收国际比较成果。“最新的”往往是“最不容易接受的”，需要以勇敢的变革精神去吸收。勇敢的变革精神，就是在“理性的系统思考”前提下，摆脱原有系统的束缚，克服管理权力、利益的羁绊，对管理流程进行优化设计，从而获得管理思想的重大突破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咨询公司给公司管理咨询诊断的结果表明，我们存在的许多差距就是没有合理的流程和有效的绩效考核办法等造成的，这就需要我们以勇敢的变革精神去吸收国际先进电力企业的最新的管理流程，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从而真正实现国际比较成果为我所用。

3、以积极主动的作为，运用国际比较成果。“最好的”也许是“最难以落实的”，需要以积极主动的作为来运用。公司开展“国际比较”工作，不仅仅是学习和咨询，更重要的是将国际比较的成果化为我们的实际行动。所以，在运用国际比较成果的实践中，既要做到强有力的领导和有序有效的组织，又要做到全员参与和责任管理，更要做到边学习消化、边改进提高，从而使国际比较成果成为公司发展所需的正果。

国际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篇7

(一) 两种监管模式的概念及特点

1.“谨慎人”监管模式

“谨慎人”监管模式是指不对基金资产的具体配置 (如投资品种、投资比例) 做任何量化的规定, 但要求投资管理人的任何一个投资行为都必须像一个“谨慎的商人”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考虑到各种风险因素, 为养老保险基金构造一个最有利于分散和规避风险的组合。

当投资发生失误时, 投资管理人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当初的投资决策是“谨慎的”, 否则受托人会因为自己的不谨慎决策行为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方面, “谨慎人”模式是很“宽松”的, 投资管理人对养老保险基金享有充分的资产配置权:另一方面, 它又是非常“严格”的, 在发生投资争议时, 投资管理人必须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当时的决策是谨慎的。

2. 限量监管模式

限量监管模式是指预先确定好各种投资品种在养老保险基金总资产中的比例, 然后按照既定的比例进行投资。具体包括按照资产类别不同规定投资数量的限制、自我投资比例限制、境外投资数量限制, 所有权集中性等。进行的最普遍的一个管制就是限制它的自我投资比例。

限量监管模式对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可能产生很多消极影响。比如:第一, 限量监管模式过分强调单个资产的风险和流动性, 而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投资组合水平上, 风险和价格不同可以通过分散化降低, 而流动性风险依赖于投资者的全部资产的流动性状况, 而非所持有的单个资产;第二, 由于“资产—负债管理方法”的应用要求在股票和债券的选择范围上有较大幅度的变化, 即可选择的资产品种越多, 资产于负债匹配就越有效率。而限量监管限制了选择的范围;第三, 衍生金融工具的应用可以规避金融原生市场的风险, 如果投资组合监管限制衍生金融国家的使用, 不考虑其他限制, 这将迫使机构投资者要么持有低收益资产, 要么使自己面临其他风险;第四, 面对多变的经济环境和证券、货币和实物资产市场, 限量监管措施是缺乏弹性的。

(二) 两种投资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发展趋势

当今时代,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领域日益渗透到银行和证券行业;而养老保险基金的有效运转也离不开稳健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国际上, 澳大利亚、丹麦、日本、加拿大、韩国、挪威、冰岛、英国、新加坡、瑞典等实现银行业与保险业的混业监管, 除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外都已实现银行、证券、保险业的混业监管, 而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冰岛、挪威、英国和瑞典已在不同程度上实行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的混业监管。

具体在监管模式上, 美国作为典型的采取谨慎人规则模式的国家, 其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一般没有数量规定, 但对自我投资却明确要求不得超过基金的10%, 澳大利亚自1985年起即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放松管制, 但10%的自我投资的上限却一直保留。加拿大在采取谨慎人规则的同时, 对分散化施加具体的数量限制, 如加拿大将不动产投资限制为养老保险基金组合资产的5%, 将基金对国外资产的投资限制为30%。而一些采取数量限制方式的国家也会运用谨慎人规则或者采用某种类似的行为程序导向规则, 如智利、巴西等。

国际经验表明, 几乎所有进行养老体制改革的拉美国家及匈牙利、波兰、哈萨克斯坦等转型国家的养老基金监管都采用严格限量监管模式。当然, 如前所述, 拉美国家所实行的也并非是纯粹的数量控制原则, 拉美国家的养老基金投资也需遵守某些审慎人的规定, 尽管二者呈现出某种融合的发展趋势, 但差异则将长期存在。

虽然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中的谨慎人规则和数量限制原则属于两种不同的监管思路, 但两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说, 谨慎人原则和数量控制原则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养老基金稳健投资的目标, 实现投资分散化以及基金收入和支出在时间、币种上的匹配, 其区别仅仅在于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不同。实际上谨慎人原则和数量控制原则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在使用, 实行谨慎人原则的国家也对自我投资进行了严格的数量限制, 这说明在谨慎人原则不足以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时, 实行谨慎人原则的国家也要求助于数量控制的方法;而拉美国家所实行的也并非是纯粹的数量控制原则, 在此原则之外, 拉美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还要遵守一系列谨慎人的规定, 而这一点常常为许多理论家所忽略。

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投资监管模式

以上国际经验表明,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模式的选择受一国宏观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政府干预及监督制度的完善程度、法律体系的建设及历史、政治、文化等人文背景等等因素的影响。由于养老保险投资基金管理的高度复杂性, 社会公众的高度敏感性, 对经济金融稳定的高度敏感性, 一些转型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者在近年的探索中逐步认识到,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有效性既需要重视机制与技术层面, 更需要在制度构建, 模式选择, 管理能力等方面给予高度重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 特别是中国社会养老基金目前面临着一些独特的风险及问题, 因此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策略必须以国情为基础。

(一) 现阶段宜采取限量监管模式

我国目前总体情况是:虽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几十年计划经济形成的“大政府”局面即使在短期内会有所改变, 但政府的核心作用却是不可或缺的;资本市场虽然发展迅猛, 但还不够成熟。目前, 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还不能为养老保险基金运作提供全面、有效、稳定、发达的规范化市场制度, 包括法律制度、会计和审计制度、监督和管理制度、清算和偿付制度, 以及为证券交易服务的微观结构等。事实上, 就连养老基金存银行仍不能完全杜绝投资风险。商业银行可能处于追求利润的目的, 会故意少算利息, 或与社会保障部门相互勾结, 侵占养老基金的利息收益。1998至2004年, 审计机关曾经查出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 (临安市) 的养老、医疗两项保险基金少计银行利息达200多万元。

另外, 国际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及其监管也给了我们如此的启示, 选择谨慎人监管模式主要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专业人才的积累、法律体系的发展、行政部门的完善等。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尚无法满足实施谨慎人监管的要求, 其主要问题出在了上述方面的“质”而非“量”上。因此现阶段,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监管在总体上适宜采取严格的限量监管模式。

(二) 当前限量监管模式所应避免的误区

但过犹不及, 如果限量监管模式过于严格, 将很难达到预期监管目标。强调基金投资安全本身并没有错, 关键是如何理解安全的内涵。从理论上讲, 任何投资的安全性标准均可以在三个层次理解:一是数字安全标准, 其主要强调保证投资的本金不受损害;第二个层次是购买力安全标准, 其主要强调抵御通胀风险;第三个层次是相对生活水准安全标准, 旨在维持资产所有人期末相对生活水准。2001年12月, 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其对安全性的要求似乎更多体现为“不亏本”, 更看重保证账面金额的安全。在具体操作时, 社保基金的资产大部分都配置到了银行存款和国债等投资品种上, 由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这种只考虑历史账面数字的安全性标准既无法抵御通胀的侵蚀, 更无法满足退休者“老有所养”保持相对生活水平的基本养老要求。不利于基金分散风险, 任何投资都会有风险, 分散化投资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风险管理手段, 对于社保基金的投资风险, 也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投资予以分散, 而真正的分散化投资要求投资于对市场驱动因素反映不同的各种资产类别上。这就要求社保基金的组合资产中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包括彼此之间相关性较低的资产类别。

并且, 这也不利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分散化投资不仅是养老金长期投资最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 还可以显著提高养老金的长期复合收益率。《暂行办法》对社保基金投资品种的限制, 实际上限制了全国社保基金在其组合资产中配置适量的其他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品种,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保基金的投资运作空间, 不利于全国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因此, 虽然中国政府在目前阶段应采取限量监管模式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进行有力的监管, 但却不宜将基金的投资限制得过紧, 而应随着市场的发展, 适时做出调整, 使基金投资逐步向较为灵活的监管机制过渡, 最终将采取较为灵活的监管模式。

参考文献

[1]李珍.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选择—以国际比较为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2]曾维涛.张国清《养老基金投资的谨慎人规则及其在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中的适用》[J].当代财经, 2005, (8) :44-51.

[3]刘昌平《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治理结构与监管模式研究》[J].上海金融, 2007, (10) :49-52.

国际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篇8

关键词：日韩；长期护理；护理服务；护理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104-07

1997年5月，日本议会通过了联合执政党提交的《介护保险法》并决定从2000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韩国国会于2007年10月通过了《老年长期疗养保险法》并决定从2008年7月1日开始实施。本文以日本和韩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背景、主要内容、面临的问题及改革趋势作为比较框架，分析其共性和差异，探讨日韩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和韩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背景比较分析

1.人口老龄化和护理风险的普遍化

1970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7.1%，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994年，经过短短的24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率达到14%的老龄社会；2006年达到20.2%，进入了超老龄社会。2000年，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7.2%，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预计2018年65岁以上人口占14.3%，进入老龄社会；2026年达到20.8%，进入超老龄社会。

老龄化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随着高龄老人的增加，体弱多病或卧床、失智而需要照护的老年人急速增长。无论在日本还是在韩国，老年护理问题已经不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个别现象，而是在自身、配偶、父母及家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的普遍l生社会风险，因而需要制定以失能老年人为对象的长期护理服务政策。

2.家庭规模的变化和家庭照护功能的弱化

1995年，日本家庭平均人口是2.9人，65岁以上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大约为50%，老年夫妇和独居老人家庭比例分别是24.2%和17.3%。伴随照顾老年的长期化和重度化，照顾者自身也趋于老化，60岁以上的照顾者占47%，70岁以上的照护者也占22%，即老人照顾老人，出现“老老介护”现象，社会上也时常发生虐待、遗弃老人的现象，也经常出现因老人照顾问题而家庭破裂的现象，以至于产生“介护地狱”的说法。

韩国同样面临这些问题。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对全国家庭形态调查表明，2005年韩国独居老人的家庭占24.6%，老年夫妇家庭占26.6%，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占43.5%。在家庭照顾者中80%是女性，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比例逐年提高。据韩国统计厅统计，1985年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是33.5%，2000年提高到46.1%，2006年上升到50.3%。

家庭结构的变化、老人夫妇家庭或独居老人的增加、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增多，使得家庭照护功能不断弱化，老年照护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需要从国家、社会层面上提供公共服务，这无疑催生了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产生。

3.既有老年护理服务政策的局限性

在实施介护保险法之前，日本分别运营以老年福利法为依据的老年福利制度和以老年保健法为基础的老人医疗保健制度。老年福利是靠措置制度实施的，福利服务的利用者要接受市町村的资产调查，申请手续繁杂，且不能选择服务种类和服务机构。这种制度以低收入者为对象，其他阶层的老年人难以利用，且因护理机构的极度缺乏，很难入住机构，有时要等待4～5年。但在医疗领域，从1973年开始对70岁以上的老人实行免费医疗制度，看病、住院都比入住护理机构容易，价格也低廉，而且不用排队等候。因此，不以治疗为目的的社会性住院现象频繁产生，老年人医疗费用急剧增长。

韩国亦依据老年福利法提供居家护理服务和机构护理服务，此类服务具有选择性、救济性特征，服务对象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或低收入阶层。高收入者可以利用有偿护理机构，也可以雇佣专业护理人员，享受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而大多数中间阶层，无力支付市场化的服务费用，也无法享受公共服务。韩国的老年医疗费用支出也逐年增多，2001年，在国民医疗费中65岁以上的老年医疗费占全国医疗费支出的22.2%，而同期老年人口占7.6%，2010年老年医疗费达到30.1%，2030年将达到47.9%。在老年医疗费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韩国预想通过护理保险制度，合理区分医疗和护理费用，控制老年医疗费用的增长。

4.为引入老年护理保险制度所做的准备

为了防止介护医疗化，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调整护理服务政策，加大护理基础设施建设。198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高龄者保健福利10年战略》（1990～1999），即黄金计划（goldplan）。其核心是到1999年培养10万名居家护理师（home helper）、建设1万个短期护理中心、1万个居家护理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5万床位、护理机构24万床位。但是1994年，日本政府认识到实施护理保险制度之时，已有的护理机构和专业护理师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及时调整了黄金计划，出台了新黄金计划（1995～1999）（new gold plan）。其主要内容是培养居家护理师17万名、短期护理机构6万床位等。1999年新黄金计划结束后，日本政府认为2000年实施介护保险之后，又制定了《高龄者保健福利发展方向》（2000～2004），即21世纪黄金计划（gold plan 21）。日本是从实施介护保险制度10年之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当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介护医疗化”倾向，但是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培养人力资源，客观上为介护保险的实施准备了条件。

在韩国，2001年8月15日金大中总统通过国庆贺词表明了建立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图，2002年11月政府发布了《扩充老年护理机构十年计划》，计划每年扩充100所老年护理机构。但实施三年后政府认识到若要在2008年正式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政府修改和调整了原来的计划，于2005年9月发布了《老年护理机构综合投资计划》，计划在2006—2008年三年时间，集中投资建设919所老年护理机构，以满足制度实施的需要。韩国政府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制度实施的2008年，护理机构和人员充足率也只达到了66%。

5.日韩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背景差异

人口老龄化、家庭照护功能的弱化以及老年人医疗费用的增加是日本和韩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两国实施护理保险制度的共同因素，但是某些因素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有些差异。

从引入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时段看，虽然韩国老龄化程度不及日本，但老龄化速度却比日本快得多。日本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用了24年，而韩国则预计需要18年。如果单从老龄化的标准衡量，韩国是在2008年，即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10.3%时引入了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而日本是在老年人口占17.4%时的2000年实施了介护保险制度。由此可以说，韩国比日本大约早20年实施了老年护理保险制度。

从引入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过程来看，韩国实施老年福利法的时间比日本要晚。日本是1963年颁布了《老年福利法》并开展了老年护理服务，而韩国是在1981年才出台了《老年福利法》。日本在实施介护保险10年之前就开始通过黄金计划和新黄金计划，有计划地建设护理机构，培养人力资源，而韩国是从2002年开始大规模地筹建护理机构和培训护理人员，因而在制度实施之时，基础设施很不充分，当时亦有学者认为韩国实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时尚早。事实上，韩国在制度实施之后，为了应对设施的不足，放宽了护理机构和人员培训机构的准人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二、日韩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内容比较分析

2000年日本实施介护保险制度以后，韩国深入研究了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也派官员和学者去日本考察，因而韩国的护理保险制度从内容到结构上同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因为两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和老年福利政策发展进程不同，在某些内容上多少有些差异。以下从被保险人、保险人、保险资金、保险给付等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1.被保险人

日本护理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居住在市町村的40岁以上的居民。其中，65岁以上者是第一类被保险人，当发生护理状态时，就能接受护理服务。40岁以上不满65岁的人是第二类被保险人，只有在出现早期老年痴呆症状或者因患有心脑血管等老年性疾病而处于护理状态时才能享受护理服务。

韩国依据普遍主义原则，以全民为对象实施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参保者与国民健康保险范围一致。长期护理保险给付范围是65岁以上老人或者不满65岁，但患有老年痴呆、心脑血管、帕森斯等老年性疾病并6个月以上难以独立生活而受护理服务等级判定的人。在制定老年长期护理保险法之时，韩国保健福利部曾对护理对象和护理服务所需的财政规模做了推算，即2008年制度实施之时，政策享受对象是8.5万人，占全体老人的1.7%，需要资金1.2万亿韩元，2010年扩大到三级，政策对象会扩大到16.6万人，占全体老人的3.1%，需要资金1.9万亿韩元。很多利益团体认为这一数据是保守的估计，实际需要照护的老年人远远超过这一比例。但是国会最终通过的法案还是尊崇了政府案，把4～5级轻度失能老人排除在制度之外。

比较两国护理保险的被保险人，日本采用选择主义原则，在参保年龄上予以限制，即40岁以上的人才能参加介护保险，而韩国的护理保险适用对象与健康保险一致。韩国把全民纳入到护理保险范围之内，体现了老年护理应由整个社会共同解决，所需费用由社会共同承担的社会连带思想，当然也不排除扩大缴费范围，增加保险基金之意。日本是把40岁以上的人纳入保险缴费范围之内，是考虑到40岁以上的人患有老年性疾病的几率高，体现缴费与受惠一致的原则。

2.保险人

保险人是保险经营责任者，负责征收保险费、接受保险赔付申请、提供必要的保险服务、监管保险服务质量的事务。日本介护保险的保险人是市町村，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日本的老年保健福利都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的，符合社会福利地方分权化趋势。当然，市町村不是独立运营这一制度，国家和都道府县对市町村提供财政及行政方面的支援。

韩国的长期护理保险管理主体是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在制度设计时也曾对日本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进行过探讨，但考虑到利用征费和给付一体化的既有健康保险管理资源，同时也考虑到地区间经济、服务差距，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支援的管理模式，把国民健康保险公团指定为长期护理保险的运营管理主体。公团负责管理保险参保人、征收保险费用、调查保险给付申请者、管理和指导护理等级判定和等级判定委员会的运营。地方政府负责指导、监督和管理福利机构，承担老年性疾病预防保健事业，可以指定或取消长期护理机关，可以推荐护理等级判定委员会成员。

从管理运营体系来看，日本采取的是地方主义方式，而韩国采取的是中央集权主义方式。在日本，市町村集健康保险、老年医疗与护理保险的责任主体于一身，保健、福利、医疗、疾病预防等责任都由地方政府负责。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实施了福利服务市场化、地方化的措施，实行了服务管理权限移交到市町村的分权化政策，逐渐把保健、医疗及福利事业移转到地方政府，因而介护保险管理事务由市町村负责乃是顺理成章之事。韩国是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负责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的管理，而老人的福利服务、健康保健、疾病预防等事业则由地方政府承担。韩国从21世纪初开始讨论社会福利运营权限移转到地方的问题，但是社会保险、公共救济等社会福利的主要决定权仍然集中在中央，中央对保险市场有较强的控制力，形成比较完备的健康保险管理系统。当时虽然有些学者和市民团体主张地方政府成为保险人，但是保健福利部认为护理保险和健康保险的适用对象一致，公团成为保险人可以节省管理成本，因而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央集权的单一的保险管理机构。

3.保险资金构成

在日本介护保险中，保险支付费用的50%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中央政府承担25%、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承担12.5%，其他50%是从征收的保险费中支出。第一类被保险人按其收入确定保险费，由市町村制定具体比例，每三年调整一次，保险费由市町村征收。第二类被保险人的保险费首先由国家统一征收，然后根据市町村支出介护保险情况进行分配，具有财政上的再分配性质。在日本的介护保险中，介护服务利用者也承担10%的费用，机构入住者的伙食费不含在保险费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则免缴费用，医疗救济对象、低收入者或者生活贫困者减免50%。

韩国的长期护理保险所需费用也是由保险费、政府支援、个人支付等三部分构成的。长期护理保险的适用对象与国民健康保险参与者一致，分为职工参保者和社区参保者，两者均适用健康保险费的征收体系。护理保险费是由健康保险费乘以护理保险费率而得出，护理保险费率由长期护理委员会根据需要确定。国家每年向健康保险公团支援20%的保险费用，对最低生活保障者、医疗救助对象的护理费用以及其他业务费用由健康保险公团承担。个人利用护理保险服务时也要承担部分费用。利用机构护理时，个人承担20%；利用居家护理服务时，个人承担15%，个人承担费用比日本略高。

在护理保险缴费模式上日韩两国都采用国家支援、个人缴费、个人负担等方式筹集资金，资金筹集模式上有相似性，只是各部分资金构成比例有些差异。韩国的保险缴费比例、个人承担部分都比日本高，而国家支援的比例比日本要低，因而有学者认为韩国的护理保险具有提高个人负担，降低政府责任的倾向。

4.保险给付

日本的介护保险给付分为处于护理状态而“要介护”的介护给付和有可能发生护理状态而“要支援”的预防给付。在介护给付中，有特别护理机构、老年保健机构、护理服务性医疗机构3种机构护理；有访问介护、上门洗澡、居家护理管理指导、日间照料、短期看护等13种居家护理。在预防给付中，有小规模多功能居家介护、夜间应对型访问介护、认知症应对型日间照料等6种地区紧密型服务。介护等级根据日常生活能力而需要介护或支援的程度分为2个“要支援”和5个“要介护”，共分7个等级，并分别制定了各个等级状态和服务时间，对“要介护”提供居家或机构服务，而对“要支援”只提供居家服务。

韩国的老年长期护理给付分为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特别现金给付等三种类型，其中机构护理有人住10人以上的护理机构和入住5人以上10人以下的老年照护共同生活家庭等2种类型；有上门照护、上门洗澡、日间照料、辅助医疗、短期护理、租借工具等6种居家护理。此外，对居住在边缘地区，难以利用护理机构，或者因身体或精神等原因，不得不由提供护理的家庭成员提供家庭护理费；护理对象在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等非指定的护理机关接受护理服务时提供特殊护理费；护理对象在老人医院或疗养院住院时，可以向医院提供护理费。

比较两国护理保险给付，日本根据老人失能程度分为“要支援”和“要介护”7个等级，给付类型上有机构护理服务、居家护理服务和地区紧密型服务，没有现金给付。韩国根据老人身心功能状态受损程度分为最重症、重症、中度重症三个等级，给付类型上有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特别现金给付。在给付内容上，日本的护理服务包括老人医院、上门诊疗等医疗服务，而韩国把医疗服务排除在护理保险给付之外。在给付规模上，韩国在2008年制度实施之时，只把占1.7%的65岁以上老年人纳入护理保险给付范围之内，而日本在2000年认定的介护保险给付对象规模是占11.7%的老年人。韩国对给付条件的规定要比日本更严格，把相当多的轻度失能老人排除在制度之外。

三、日韩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与未来走向

日本实施介护保险之后，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因而在制度实施五年之后的2005年着手改革了介护保险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护理服务从注重“量”转向注重“质”，加强医疗和介护之间的连续，加强预防。

第一，从事后介护向介护预防转换。日本从2006年4月开始，以市町村为主体，以轻度失能者为对象，增设了新的预防给付等级。预防给付对象是依据“状态维持或改善可能性”为标准，将轻度失能老人划分为“要支援”一级和“要支援”二级，并称之为“预防给付对象”，为其提供预防介护服务。对尚未获得等级认定，但有可能成为“要支援”、“要介护”状态的老年人，由地区综合援助中心提供相应的预防介护服务，预防给付费用由保险费和政府支援费中支出。

第二，确立新的服务体系。在介护保险法修改以前，护理类型主要有机构护理和居家护理服务，改革以后增设了地区紧密型服务、介护预防服务。“地区紧密型服务”是针对需要护理的居家老年人开展的，由于接受居家护理服务的人数众多，而且独居老人特别是痴呆症患者不断增多，为方便其在自己习惯的地区生活，新法规定，市町村就近提供灵活、多样化的服务。

第三，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质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信息公开的义务化、服务机构经营者规制的改善、介护管理士（care manager）制度的改善等。“要介护”老人一般岁数大，身心功能低下，难以收集各种信息，影响介护服务的利用，因此，机构经营者有义务公开相关信息。介护保险的核心是介护管理，但在实际服务中，管理者不做充分准备，与主治医生的联系也不充分，因此，此次改革强调介护管理，要求介护管理者应该接受教育，并新设了主任级介护管理士级别。

此次改革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改革实现了老年护理体制向预防转变，提高了费用的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护理保险的财政开支，增加了福利领域的就业机会，对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

韩国从2008年7月正式实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尽管处在制度实施早期，很多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但借鉴日本经验，应该及早做好应对准备。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上，韩国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大同小异，因为制度设计本身有很多相似性。韩国的很多专家学者指出，韩国也应该向日本一样加强护理保险的预防功能，同时在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加强护理服务机构的管理、增强从业者的服务专门性、改善服务人员待遇等方面加以改革。

四、日韩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国的经验启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老年人口最多且老年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城乡失能和部分失能的老人总数达3300万人，老人护理问题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中日韩三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人口及社会结构具有相似性，而且在社会福利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方面都有政府强烈干预的东亚社会福利模式的特点，因而深入研究已经实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对我们构建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深入分析建立护理保险制度的政策环境

目前国内有专家学者着手研究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而且认为中国也应该引入这一制度。我国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引入这一制度之前必须充分研究形成这一制度的政策环境。社会政策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没有对政策环境的深刻分析，而盲目引入某种社会政策，必然会导致政策的失败。因此，有必要从国外实施这一制度的环境因素中提炼出各种指标，结合中国实际考察这一指标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程度和特征。如在经济因素上，可以考察我国的人均GDP以及GDP中老年福利费用的支出规模。日本和韩国虽然用社会保险形式来筹集资金，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国家财政支持，因而应该考察我国在经济实力上能否支持这一制度的实施。在社会环境方面，应该科学合理地统计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需要护理的老年人的规模，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方面，考察现有的基础设施能否支撑这一制度的实施。从未来趋势来看，我国应该实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应该何时实施，如何设计等问题，应该是基于对政策环境的综合考察。2000年日本实施介护保险制度之时，充分借鉴了德国的经验，而韩国是深入研究和考察了日本的介护保险，在韩国的护理保险制度中，从框架到内容都能找到日本的痕迹，但又结合本国的特点予以本土化。

2.为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做好基础准备

日本用了近十年时间，做了护理机构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培养。韩国也是用了近六年的时间做基础设施建设，但即使这样，制度实施之时尚不能满足需要。韩国放宽了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培训机构的准人条件，导致护理机构和培训机构的乱设，直接影响了护理服务质量。护理保险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相比，更具复杂性。养老保险的有些因素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如退休年龄、缴费年限、个人缴费额等，只要核准给付条件，可以通过业已形成的金融网络系统，直接把养老金打人到指定账户里，实现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医疗保险则通过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保险机构进行结算的方法实现老年人的医疗保障。但是护理保险的给付是护理服务，护理对象的确定需要复杂的认证系统，也包括一定的主观判断。保险给付也需要众多的护理机构和专业护理人员。目前我国的护理机构数量绝对不足，截至2010年底，全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截至2011年底，我国平均1000名老人仅拥有17张床位。若条件不成熟时，急于引入护理保险制度，可能会导致有制度没服务的尴尬局面。因此，目前我们有必要制定发展老年护理机构和培养护理人员的中长期计划，为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做好基础性准备。

3.逐渐扩大护理服务对象

中国的老年服务政策与日韩实施护理保险之前的政策有些相似，都是依据选择主义原则，通过资产调查，对特殊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如城市无收入、无劳动能力和无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和农村“五保”人员，而90%以上的老人护理都是由家庭提供或在市场上购买服务。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普遍的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护理服务对象的确定仍然是按照收入状况和有无扶养人作为标准。随着护理服务需求的增加，中国也应该逐渐放宽确定护理服务对象的标准，结合中国实际，开发科学合理的护理服务资格评定条件，如以是否计划生育家庭、失独家庭为条件，不断扩大护理服务范围。

4.加强老年预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