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儒家文化

企业文化儒家文化（精选8篇）

企业文化儒家文化 篇1

徐全忠

内容摘要：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现代企业注重企业文化的塑造，中国的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塑造时可以借鉴和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精华，培育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稳定而鲜明的企业文化。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或者说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企业管理方式、职工行为模式、企业道德规范五个方面。关键词：儒家文化企业文化价值观

● 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官方意形态。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地位不是自封的，是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自然形成的。儒家文化最初也非上层文化，其前“学在官府”，惟官有学，而民无学，是孔子兴办私学，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下移王官之学，使文化知识传播于民间，承担了历史和文化的承传重任。孔子及其弟子“箪食瓢饮”的周游列国，收徒传道，宣讲他的思想。其后，历代统治者、政客和学者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步确立了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走上历史的颠峰。儒家思想能够满足“内裕民生、外服四夷”的社会心理，使统治者和民众都能够接受，有利于文治社会和教化众生。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思想，同时具有很强的平民性、世俗性，深植民间，妇孺皆知。经过三千年的传承和浸润，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民族乃至日、韩等国的文化、信仰、习俗、心理、认知、行为模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如是说，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特性的一部分，流动在每个人的血液里，迁移在每个人或社会组织的行为里。

● 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组织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工作作风、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如克拉克、霍恩认为企业文化是“依靠符号来获得和传递的思想、感受和反映的方式”，“其基本核心是传统意识和价值观”。特伦斯.迪尔和阿伦.肯尼迪认为企业文化是以组织成员共有的一套价值观和信念为基础。每一个企业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必然要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认知模式、行为模式的影响。这也是任何企业文化的建造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现代的企业，是开放的系统，企业文化在塑造、形成、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借鉴、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世界上最新的、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不断充实和完善。也正是这种继承和融合使得企业文化能够更加适应时代的要求，形成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和和谐的企业文化。现在我国的企业正在进行企业改造，塑造独特、稳固、优秀的企业文化会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可以提高体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而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1．企业价值观。价值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和个人进行的评价活动在头脑中的反映，是对客观事物和人是否具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

点。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方向和行动指南，为职工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奠定基础。

儒家持“性本善”的人性论。《孟子• 告子上》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儒家认为人性与生俱来是善良的，是美好的，“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论，使儒家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急问伤人了没有，体现了孔子和儒家的人本思想。现代企业注重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生命，努力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

儒家追求“不谋其利”的义利观。所谓“义”就是道义、信义，是人与人交往应遵循和追求的准则。儒家注重与人交往的“义”，而轻视“利”，利即功利、私利。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并且强调“见得思义”，每有所得都要考虑一下是否正当，是否是不“义”之才。朱熹在《修身之要》中也要求弟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保持品性的高洁和人格的端正良直，但这并不与儒家追求建功立业向背离。不贪图物欲，不追求功利，才能不为外物所扰所困，持久地追求人生真谛。这对于企业正确认识创造利润、财富和社会责任、道义的关系具有调节和引导作用。现在部分企业认为企业的价值和目的就是追逐利润，而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是非常错误的，好的企业，都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这样的企业也才能为社会和老百姓所认可和接受，也才能长命。

2．企业管理方式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爱”，“仁者爱人”。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都表达了爱人的思想。孔子的学生进而把仁说成孔子的一贯之道，并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仁”展开了就是“忠”和“恕”，忠即“与人忠”，是尽己以待人；恕即推己及人，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尊重、宽容别人。另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站得住，同时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通达了，让别人也能通达。古人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既尽心竭力，又推己及人，这便是爱人。做到如此，就是仁。现代的企业管理以人为核心，从泰罗、法约尔、韦伯到梅约、赫兹伯格、德鲁克，管理的重点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注重规章制度、秩序和机器转移到注重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管理采取民主的管理方式。民主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和谐，有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一个员工的智慧和责任感，广纳众长，顺利贯彻企业决策，实现企业目标。

3．员工的行为模式

儒家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内圣”指内有圣人之德，“外王”指外施王者之政。《礼记•• 大学》讲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个条目讲自身道德的修养和完善，属于内圣；后三个条目讲外在事功的建立，属于外王。儒家认为，内圣和外王是统一的，内圣是外王的基础，是出发点和立足点，外王是内圣的终结和归宿，二者不是孤立的。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从修身开始，到使天下百姓安乐，表达的就是内圣到外王的意思。内圣作为一种与外王相统一的理想人格，表明了儒家对于充实的精神生活和崇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孟子曰：“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勇于承担天下之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

忧民，心系国民。这一人格，蕴涵着高度的自身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此指导和教育员工，企业里的员工自觉的加强学习，提高自身修养和素质，造就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同时，关心企业，对企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另外，关注社会，心系国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儒家思想还注重细节，提倡节约和朴素，做事从点滴做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思物力维坚”（《朱子家训》）；“饮食必节，勿求饱，勿贪味，勿耻恶食”，以此教育和塑造职工，可以使职工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减少财力、物力的损耗，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企业精神

儒家文化高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儒家思想中很强的生命意识。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生动的体现了孔子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历史上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自尊自信自强精神，遭受挫折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坚忍不拔意志力，充分反映了儒家这一思想所产生的作用。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这时企业的领导者和员工的意志、精神和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有着顽强的奋斗精神，不惧挫折，就能够使企业从逆境中摆脱出来，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儒家还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强调做人要多考虑以后的发展，在安逸时要思考潜藏的危机。现代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时刻都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威胁，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所以企业在一帆风顺时，一定要考虑隐藏着的危机，未雨绸缪，增强企业每一个人的危机感。在这种压力下，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完成好每一道工序，保证严格的管理，严谨的工作作风，高效、清廉的领导机构，企业才能做得大，走得远。所以有企业推行“末日管理”。企业的忧患意识是企业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5．企业伦理规范

企业伦理规范是企业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风气、习俗和伦理秩序，包括是非的界限、善恶的标准和荣辱的观念等。儒家讲求伦理，要求每个人要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相应的任务与责任，比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达道”。儒家思想里关于伦理道德的认识和要求深入普通民众的心中，并且自觉践行，企业在制定伦理规范时易于让全体员工接受，也易于普通民众接受。良好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维护组织的经济秩序和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良好的道德规范表现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友好相处、自觉工作等，其核心作用还是激发职工的自觉性。

不但企业的职工要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企业自身也应形成符合社会公德的企业行为准则和规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遵纪守法，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社会效益。

另外，儒家对“人”与“天”的认识，属于朴素的唯物观，认为“天人合一”。西汉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谈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宋代程颢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程氏遗书》）。天人合一思想比较复杂，但从基本倾向上说，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事与天道的统一和和谐，表现了人对于实现主观与客观、人道与天道、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追求。这一命题，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具有

重要的启迪意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自然为代价的，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和环境的依赖关系，使企业与社会、自然共生共荣，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 结束语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光辉睿智的思想，有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无论是文明、文化，还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我们不以历史上的光荣聊以慰藉，我们不排斥外来的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但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抛弃我们民族的、本土的文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既要借鉴、吸收、引进其他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经营理念、生产技术和设备，更要挖掘本国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培育自己的企业和企业文化。成功的国际大企业有浓厚的国际意识，更有爱国主义情结，如SONY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弘扬日本文化，提高国家地位；DISNEY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弘扬和宣传健康向上的美国文化。中国有海尔，有春兰，有科龙，„„，可以骄傲的高举民族工业的大旗，昂首进军国际市场，标明：中国造。他们是中国企业的榜样，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典范。他们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人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浓厚的人文色彩和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 周三多 《管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8月第一版

2． 陈春花 《企业文化塑造》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年3月第一版

3． 商聚德《儒学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河北大学学报》 1995年第2期

作者简介：徐全忠，男，1973年1月3日生，讲师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海拉尔路内蒙古财经学院教务处010051

联系电话：0471-3677509***

企业文化儒家文化 篇2

一、儒家“仁”文化的内涵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之多，其中“仁者，爱人”非常明确的点明了“仁”是孔子伦理学说的最高目标，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最终极的根源。孔子赋予了仁以丰富的内涵，他几乎把一切好的品德都归结到“仁”中去。所谓“仁”，按他的解释, 便是“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仁作为人的最高德性，是在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其根本意义是爱。仁从“亲亲”开始，推广到“爱人”，最终推到“爱物”，表现为由近及远、由个体到全体的逐渐展开的过程。

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企业文化是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同时它又是受社会文化影响和制约的，以企业规章制度和物质为载体的一种经济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管理实践活动中通过企业领导者主动倡导和精心培养，并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和遵守，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行为准则，传统习俗、员工文化素质，以及蕴含于企业形象、企业制度、企业产品之中的某些物化精神的总和。由此可见，企业文化会通过树立企业精神、价值观念，无形中使全体员工认识到把自己的个人发展目标与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引导员工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发挥一种“软约束”的作用，激发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努力探索研究，实现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使企业充满活力，形成企业的独特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现代企业的竞争虽然表现为质量的竞争、技术的竞争，但从根本上归结为人才的竞争，但如何创造一个让人人都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氛围，如何使员工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如何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执行力?通过实践发现，光靠物质的激励已远远不够，还要从企业文化着手。通过建立具有号召力、凝聚力和导向力的企业精神，提高员工的思想素质，才能支持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优势，并使企业长时间内在竞争环境中能取得主动的核心能力，支持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因此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观念整合。是企业的性质和主要核心竞争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企业才是有生命力的企业，企业文化是一种生产力。”

三、“仁”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构建的启示

现代企业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决定企业兴衰的根本。我国著名企业海尔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建立80/20、赛马不相马等制度，使企业能充分尊重每一位员工的意见，并能在具体行动中以身作则，调动所有员工的积极性。但在一些企业，由于受到落后管理思想的影响，人要么被当做“机器”，要么被视为企业的经济负担，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原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在总结失败教训时就提到，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巨人文化只是停留在空洞的宣传口号上，而没有变成员工的实际行为。以上案例表明，尊重关心每一位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点，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企业管理中，矛盾总是不断发生的。企业中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级与下属、各级管理人员之间、工人之间的矛盾。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的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的不同，对一些问题所了解的广度和深度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因而，对一些问题的评价也就不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特别是在发生个人之间带有感情色彩的纠纷，严重影响到企业生产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儒家文化主张从反思自身开始，进行换位思考，多从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因此，儒家“仁”文化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有利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气氛，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心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真情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企业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有利于形成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要形成尊重人爱护人的良好风气，企业必须建立充满人性化的管理制度。我们可以在制度化的刚性管理中适当的引进亲情、友情、温情的内容，这样就把科学管理引向文化管理，实现现代管理的质的飞跃，进而带来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企业家只有实行人性化管理，铸造团队精神，全面认识、尊重广大员工的人格和自尊心，理解他们，关心他们，切实解决一些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问题，促使企业上下团结一致，才能激发全体员工潜能，才能齐心协力实现生产经营目标。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建设优良企业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有利于维系企业员工的良好人际关系。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儒家文化与东亚企业精神 篇3

从传统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来看，宗教信仰和追求财富应当是互不相容的两回事：在中古世纪，一个虔诚的教徒所关怀的应当是“彼世”，而不是“此世”，他应当追求“天国”中的永生和救赎，而不应当在现实世界追求财富。天主教承袭了这种传统;可是，改信基督新教的人为什么既能保持宗教的虔诚，又能追求俗世的财富？

韦伯的研究：理念与历史

基督新教伦理

韦伯认为：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所领导的教派为了攻击教会出卖赎罪券，而提出的“预选说”（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有助于个人努力工作，而收到改造俗世的效果。

依照加尔文的说法，宇宙的秩序是由上帝所决定的，人类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在最后审判之日来临时，有些人将得救，有些人会堕入地狱。可是，一个人是否能得救，是上帝早已决定的，人类的意志和努力根本不能改变上帝最初的决定。个人不论以如何虔诚的行为来崇拜上帝，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倘若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可以改变上帝的决定，上帝所定的宇宙秩序将为之破坏，整个世界将变得荒谬和不可思议。

个人的命运既然是预定的，在最后审判到来之时，个人必须孤零零地直接面对上帝。在上帝之前，他是绝对孤独的，任何人都无法帮助他。依照韦伯的分析，作为一个企望得救的加尔文教徒他处在这种绝对孤独的状态，内心必然会感受到无比巨大的焦虑。对新教徒而言，工作是响应上帝召唤的神圣“天职”（Beruf），个人必须经由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成就，来证实他是上帝的“选民”，来肯定上帝对他的恩典。一个真实的信徒应当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上帝的“召唤”（calling）下，不停地勤奋工作。

改造俗世

由恪尽天职而获得的财富，是上帝对其“选民”的宠赐。可是，拥有财富，不过是为上帝看管财产而已。有了钱之后，个人应当禁制自己的欲望，刻苦自励，过着高度自律的生活，而不应沉迷于逸乐，以免自己灵魂堕落。这种信仰造成韦伯所说的“入世禁欲主义”（worldly asceticism），可成一种改造世俗的动力。

在基督教里，先知在传达上帝对人类的伦理的要求时，通常都会以预言的方式，描述出符合宗教理想的“彼世”形象。这种和“实然世界”明显对比的“应然世界”，会使个人倾向于舍弃世俗事务，致力于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目标。由于基督新教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个人无法经由自己的努力而达到“至善”的境界，他必须信任上帝对“谁是选民”所作的抉择，在上帝的召唤下努力工作，致力于“改造俗世”，“建天国于地上”，以彰显上帝的荣耀。韦伯认为：这种强调以面对上帝的精神勤奋工作、禁欲自律、改造俗世的清教徒伦理，是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理性主义在欧洲文明的各个领域中勃然而兴的主要精神因素。

儒家伦理与中国意索

为了支持这样的论点，他又从比较宗教社会学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认为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不像基督新教那样地与资本主义相契合，所以无法产生近代西方理性的资本主义。

在《中国的宗教》中，韦伯刻意挑选了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宗族组织、城市与行会、国家组织和法律等几个层面，分别分析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正、负面影响。在分析中国社会为什么不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时，他同时也注意到：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已经具备若干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满清王朝（1644-1911）前期，中国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岁月。由于治河有方，洪水泛滥的情形已经大为减少。农业方法的改良，使中国人口由十五世纪晚期的六千万增加到十八世纪初期的一亿二千万。其他因素，诸如私人财富的增加，人民可以自由迁徙和自由选择职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等等，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这些有利因素毕竟无法克服前述由宗族制度及家产制国家结构所造成的障碍。这些结构性的障碍又是源自中国人在儒家伦理下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特殊心态，他称之为“中国意索”（Chinese ethos）。韦伯所使用的“理念型”研究方法让他判定：儒家伦理是一种维护“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儒家根本没有原罪的概念。他们所谓的“罪”，包括冒犯传统权威、父母、祖先和上司;以及违反风俗，传统仪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个人修养德性的目的是在追求今生今世的长寿、健康和财富，以及身后不朽的令名;至于禁欲、苦修、宗教冥想以及隐居避世，则是儒家所鄙视的。儒家既没有“先知”的预言，又未曾要求个人实践“天职”，而只要求个人适应俗世，这种不是出自内心，而是外烁性的伦理，造成“对现世无条件的肯定与适应”（ unconditional affirmation and adjustment to this-world ）。这种信仰自然难以转化俗世。韦伯因此断定：儒家伦理有碍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误

然而，韦伯在从事文化比较研究的时候，是把基督新教看作是一种“文化系统”，建构出其“理念型”（ideal type），再以之作为参考架构，用“文化对比”的方法研究儒家伦理，犯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误。不仅如此，韦伯不懂中文。他无法阅读第一手的中文材料。他引用的资料，有些来自欧洲汉学家的译著，有些则是出自于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传教士。

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儒家伦理的时候，并不是把儒家伦理看作是一种“文化系统”，而是采用所谓“理念型”的研究方法 （ideal type approach），打破时间的限制，随意引用不同时代的材料，来描述帝制中国社会的“理念型态”。用Archer（1996）所主张的“分析二元论”（analytical dualism）来看，这种作法把“文化理念”和历史事实混为一谈，很明显地犯了“镕接的谬误”（fallacy of conflation）。

为了纠正韦伯所犯的这种谬误，在《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一书中（黄光国，2014），我先建构出普世性的“自我”和“关系”的理论模型，再以之作为基础，分析先秦儒家思想，建构出“含摄文化的理论”，以描述儒家思想作“文化形态学”（morphostasis），然后再研究儒家伦理在东亚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展现，藉以探讨其“文化衍生学”（morphogenesis）。

涩泽荣一的故事：义利统一

针对本文的主题，在谈到儒家伦理的“文化衍生学”的时候，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涩泽荣一的故事。

涩泽荣一（Shibusawa Eiichi，1840—1931）出生于日本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父亲除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他擅长经营，头脑灵活，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富户。五、六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十岁时，已经读完《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而且读过《日本外史》，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十四岁那年，父亲时常带他出去收购蓝叶，作为制作染料的原料。不久他已经可以自己出外，独当一面做生意。

日本的领主封建制度，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差别极大。有大名、武士、平民的等级区分，却没有科举制度，使社会阶层难以上下流通。涩泽在家里挑大梁，在村里面对人们钦羡的眼光，在社会上却受到令他难以忍受的阶级歧视。

涩泽荣一青年时期，日本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历史变革。在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之下，幕府难以抗拒。统治者分裂为以德川幕府为核心的开国通商派，和以萨摩、长洲诸强藩为核心的锁国攘夷派。涩泽原先加入攘夷倒幕运动，准备以武力杀光外国人。1863年，行动失败后，由友人介绍，进京都守备一桥庆喜的家门，成为封建幕府要员家的武士。后来，一桥成为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改名为德川庆喜，而涩泽则成为德川的家臣。

万国博览会

德川庆喜是主张效仿欧美的改革派，1867年，他派弟弟昭武去欧洲考察，涩泽则被选为昭武的随从，参观巴黎万国博览会。1860年代的欧洲，正是工业资本主义飞跃前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成为西方各国展示经济成就的橱窗，各国竞相展示世界先进的工业产品，使考察团大开眼界。

为了深入了解西方工业世界，涩泽一行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把握时间学习法语，不久他已经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的对话和交流。接着涩泽又追随昭武，在欧洲各国展开为期二年的参访，刻意访问政府及工商界的领袖，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并参观有价证券交易所，深刻研究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又参观各种不同的工厂，包括纺织厂、钟表厂、汽车制造厂、钢铁厂、造币厂、军工兵器厂等等，特别注意日本没有的社会机构，包括银行、报社、博物馆，以及近代军营等等。

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涩泽处处感到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强烈反差。欧洲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可是，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

1868年回国时，幕府时代已经结束。次年，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参与新政府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筹划和制定，包括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等。

经济伦理的变革

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明治六年（1874），他因为与其他政府部门理念不合，随同大藏省大臣井上馨一同辞官，投身实业界，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国立银行”，从此开始自己的企业家生涯，先后设立相关企业五百多种，成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财经界的领导者。

他很敏锐地看出：日本迫切需要经济伦理思想的变革，由传统的农本主义、“贵谷贱金”、权力主义、“重义轻利”等价值伦理，转向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商立国、“以金钱为贵”、“以营利为善”的价值伦理。中国的程朱理学，包括日本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却是建构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最大障碍。“儒程子和朱子的解释驰于高深理学，以至于远离实际行事。我邦诸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际视为别物。至荻生徂徕竟明言，学问唯有士大夫以上可修，农工商实业家被排斥在圈外。德川氏三百年的教育，立足于这一主义，读书学问成为不从事实业人士之业。农工商大多数国民，担当着为国家奠基的各种实业，却成为不读书不学文的无知文盲。”“士止于高位而贱视农工商为下民，农工商则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只知青表纸读四角文字。”

历史的教训

他认为：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者。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办法，钻法律漏洞，以达到赚钱的目的”。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

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我读史籍而尊敬的中国，主要在唐虞三代之末的商、周时代。当时是中国文化最发达、最灿烂的时代”。但是，“当我初踏中国之地，实地观察风俗民情时，我才发现事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很清楚的指出：“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很发达，国家观念很缺乏，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一国之中，中流社会这个阶层既不存在，全体国民也缺乏国家观念，这两点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的两大缺点。”

宋代因为陷入仁义道德的空论而亡国，元朝又因过分强调利己主义而危及自身。这情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其他国家也莫不如此。因此，唯有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他从日本的历史经验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在日本历史上，最善于作战又巧于处世的，首推德川家康。正因为他善于处世，所以能够威服许多英雄豪杰，开拓十五代两百余年的霸业。

义利合一

涩泽曾把德川家康的《神君遗训》与《论语》相互对照，惊人地发现它的大部份内容都出自《论语》。“人的一生如负重致远，不可急躁”正与《论语》中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相互对应。

因此，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要想致富却必须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才能确保其财富能够持续。涩泽在《论语》中找到许多证据说明“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例如，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人们一定要有一种强烈的谋利欲望，才可能使一件事物有进步，否则绝对不会有所进展。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只要不违背道德，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因此，他主张：一手论语，一手算盘，“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义利合一”，才是做人处事与企业经营的最高准则！

士魂商才

他以自己经营企业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并行不悖，明确主张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黄俊杰，2005）。基于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理念。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唯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就无法自立。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所谓商才，也要以道德作为根基。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只是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昭和三年（1928年）初，他出版《论语与算盘》，以通俗浅显的讲话方式，表达意味深长的内容。发行后，风行一时，他也因此而被日本人尊称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近代企业的精神指导”。

尽人事，听天命

他认为：人应该牢牢记住的是要完成作为“人”的职责。论“人”，必须以人的职责作为标准，来决定自己的方向。天命，正如四季依次循环运行一样，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都在万事万物中不断地进行。只要相信天命，并且以恭、敬、信的态度加以对待，就能完全埋解“尽人事、听天命”的真正意义。

“成名常在穷苦之日，败事多因得意之时”。人处在社会中，要观察形势，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切忌得意忘形。人处在逆境的时候，最好是先安于天命，一面不屈不挠地勤奋上进，一面等待命运的到来。如果能够这样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逆境中，都能保持心灵上的平静。如果把这种情况完全解释成是人为力量所造成，那么就可能徒增烦恼，劳而无功，在漫长的人生中，一时的成败就如泡沫一般。如果一生遵循道理，就能觉得计较成功失败实为不智，而能超然于成败之外，渡过有价值的生涯。

涩泽强调：对于一件事，首先要探究其得失，看有没有道理，然后再着手处理，在思考这一点上，必须细致周密，不能灵机一动，就任性去干。对违背自己意志的事，不管大小，必须断然加以拒绝。如果一开始因其为小事而加轻忽，最后就可能产生不可收拾的结果。

浩然正气

水户黄门光国公在墙上所挂的对联：“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即使认定自己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大事也是由许多小事积累而成，所以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轻忽，要以勤奋、忠实、充满诚意的态度，完成每一件事。在设定每一件志向时，必须时时注意贯穿自己一生的大志向。不能使大志向和小志向之间产生矛盾。一旦产生矛盾，就要加以调和，使其保持一致。

要评论一个人，而依据其为社会尽力的精神和效果，来加以考察而把富贵功名以及一般人所谓的成败放在次要地位。只要合乎道理，而且又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即使对自己无利，我也会断然舍弃自己的利益，遵循道理行事。”相反的，如果是对国家和社会不利，不管对自己有多大利益，他一定断然拒绝。他认为，孟子所谓的“以直养”，以正确的道理培养至诚之心，“以直养而无气馁”，就会有“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

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基于这样的原则，涩泽说：“把他人作为囊中之物加以利用，我绝不干这种事。”“人必须平等，必须是有节、有礼的平等。有人待我以德，我也以德待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他人作为工具，以构成自己的势力。我的起心动念就是想把适当的人才，配置到适当的位子。如果适当的人才能在适当的岗位上有所发挥，而做出一些成绩，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贡献给国家社会的，归根究底，这也是我应该贡献给国家社会的。”

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应该深入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努力上进，小心谨慎，坚决往前发展，同时还必须牢记不要进行恶意的竞争。在他看来，带有妨害性，旨在掠夺别人利益的竞争，叫恶意的竞争。相反的，如果不侵犯他人的利益，而精益求精地改进制品，这就是善意的竞争。任何人都能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断两者的差别。

这样的人生哲学使他相信：“要使精神不衰老，除了依靠学问别无他法。只要经常不断地探讨学问，不使自己落伍，这样的人不论到什么时候，精神都不会衰老。因此，对于只作为一个肉体躯壳而存在的人，我是十分厌恶的，肉体的存在是有限的，因此，请考虑如此让精神永存吧！”

这位被尊称为“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之父”的涩泽荣一，一生经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代，到1931年才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四民异业同道

涩泽荣一所著的《论语与算盘》，可以说是东亚版的“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它强而有力地批驳了韦伯所提“儒家伦理有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论点。然而，《论语与算盘》只能说是儒家伦理在日本的一种“文化衍生学”，它并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从这样一本着作里，我们也无法窥知儒家伦理的全貌。

如众所知，日本江户时代，参与“维新倒幕”的志士大多受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影响。明朝末年，以欧洲基督教国家为主的西方世界发生资本主义兴起，中国各地也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之乱，被嘉靖皇帝封为封建伯、南京兵部尚书。此时阳明先生无论从立德、立言、立功均有盖世之成就，其地位如日中天。嘉靖四年（1525年），他在《节庵方公墓表》中，提出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四民异业同道”说：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货通，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工与商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士与农也。

故曰：四民之异业而同道。

科举制度虽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社会阶层上升的管道，也使中国社会没有像日本那样形成僵固的阶层，但王阳明批评当时读书人沉迷于科举，“贵士贱商”，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

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重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

“实学”与“义利合一”

黄俊杰（2005）认为，《论语与算盘》对于阳明学的吸纳，集中于两个核心概念：一是讲究“实学”，一是强调“义利合一”。所谓“实学”是指从事“农、工、商”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王阳明也认为：自从王道衰微而学术乖离之后，读书人失却本心，大家争着想要当官，“荣宦游而耻工贾”，其实骨子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他们“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跟从事具养器货的“农、工、商”相比，反倒是虚浮不实，有所不知。相反的，如果“士、农、工、商”都能够在其本业上“尽心”，“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上“致良知”，“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在“事上磨炼”，知行合一，则四民“有益于生人之道”，其实都是一样的。

然而，王阳明虽然反科举，但他并不否定儒家所主张的“仁道”。《破解韦伯的迷阵》在讨论儒家的文化衍生学时提到：程颐和朱熹继承了张戴所思考的问题，他们费了许多笔墨，试图描述“自我”的“心”之模型。用该书第三章所描述的“自我的曼陀罗模型”来看，宋明理学家以“心性之学”所要描述的“心”之模型，跟“自我的曼陀罗模型”之间，具有一种“同构”（isomorphic）的关系。然而，在那个时代，中国文人并没有西方人“主/客”对立的观念，不知道什么叫“结构主义”，也不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探求“更深远的实在”，更无所谓普世心智的深层结构。在“知行合一”说影响之下，讲究“实学”的涩泽荣一认为：宋儒诸如此类的论述，都是“仁义道德的空论”。

从儒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涩泽荣一所主张的“一手论语、一手算盘”，跟宋代陈亮与朱熹之间的“王霸之辩”，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以利导欲，以义制利”，颜习斋主张的“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其实都是“异曲而同工”。他们都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思考如何调整儒家伦理，使其适用于工商企业社会，也就是王阳明所主张的“四民异业而同道”。令人遗憾的是，在各种历史条件的凑合下，阳明学说并没有在华夏本土发扬光大，反倒是在海外的日本东瀛开花结果。

由“文化复健”走向“文化复兴”

在《中国的宗教》一书的结尾部分，韦伯说：“在现代化的领域里，中国人大概相当有（可能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同化在技术上与经济上皆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这显然不是中国人是否“没有自然禀赋”（naturally ungifted）以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问题。”

中国人是否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同化”资本主义？从涩则荣一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一书来看，从日本“同化”资本主义的经验来看，以及从二次大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复兴的经验来看，中国想要“同化”资本主义，它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精神”必然是以“儒家伦理”作为基础，而不是以“基督新教伦理”作为基础。

从1979年邓小平宣布走“改革开放”路线至今，不过三十余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有能力出手援救陷入财政和经济危机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里，儒家文化传统显然发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知识分子却面临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似乎已经有能力在国际舞台和列强并驾齐驱。可是，经过历史的几番折腾，中国不仅自身的文化面貌模糊，而且保留了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糟粕”。如此缺乏文化魅力的大国，不仅不知道自己的“崛起”究竟是凭借什么样的文化力量，而且也不了解什么样的文化力道可以支撑自己未来的持续繁荣。

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的烙印 篇4

当我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工作不久，一次工作上遇到了紧急的问题，赶紧去向总经理请示，却莫名其妙地遭到了训斥，原因是我没有首先向这个业务的主管和副总经理汇报，直接找到了这位总经理。显然，我在无知的情况下犯了日本公司的一个大忌，即：“越级报告”。此时，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曾经工作过的国家机关或者说是国营企业的感觉，那就是所谓的“等级观念和制度”。随后，我注意到职员手册中明确地将职员规定为九个“级别”，另外还有一套“职称”评定规定。我突然意识到，这种等级制度和职称评定与军队建制几乎丝毫不差。军队是按照“士、蔚、校、将”分级，同时有“班、排、连、团、师”等职称。

仔细想来，中国的国营企业体制实际上就是从战争时期延续下来的战时经济体制，或者说是前苏联斯大林体制的继承。经济学家们把这种体制称为“计划经济”，而我更愿意称它为“战时经济”或“军人经济”。考查日本两家最大的财团，即；“三井财团”的起源和“三菱财团”的创业，可以发现它们都是由日本的武士家族弃武从商而来。另外，从两家有名的日本综合商社“伊藤忠商事”和“丸红商事”的创始人“伊藤-长兵卫”和“伊藤-忠兵卫”的名字可以看到日本武士“长兵卫”和“忠兵卫”的身影。日本财团企业的快速发展的历程与日本的对外战争和大规模军需有着密切关系。另外，日本的复员军人也有相当数量被安排进大企业工作。所以说，日本的大型企业集团具有军人的血统和属性，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的藏身之处。可以不难想象到，一旦战争爆发，日本的财团企业可以迅速完成向军队的转变，综合商社也会随之成为军团的指挥中心。然而，与中国国营企业不同的是，日本企业或着说日本社会还有另外两种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家属性，这同样有着历史渊源，并不断延续至今。人们通常按照西方教科书的习惯谈论“市场经济”，而我更喜欢把“市场经济”称为“商品经济”或“商人经济”。“商品”和“商人”并非西方所特有或独创的东西，而是我们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的属性。只不过，这种属性在一定历史阶段受到了压制，不被显现出来。当人们赞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雄伟，感叹秦始皇凭借强大武力征服各国建立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国家时，我们往往忽视了造就这一切的背后人物--大商人“吕不韦”。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证实吕不韦是秦始皇赢正的生身父亲。吕不韦担任秦国宰相期间，秦国由弱转强的史实，我们可以体会到“商人”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强大的属性。

在日本大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员往往感觉日本企业是国营公司，可能是体验到了日本企业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其间隐藏的军人属性。而日本人通常称日本的这些财团大企业都是民间企业，他们事实上强调了企业的发展历史和其中包含的商人属性。“企业就是社会”，这几乎是所有日本人的共识。至此，我可以说“军人属性”和“商人属性”是日本企业和日本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记得年轻时对商人的最初感知仅仅是个体户或香港商人的形象，他们不过是一个或几个人从事买卖，而且是一种自由而随意的经济活动。可是，来到三井物产工作后，我发现原本自由的商人也可以用军队的思想组织起来。也许“军人属性”和“商人属性”的结合就是巨大的综合商社产生于日本的根源所在，也是日本一百多年来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奥秘所在。

如果说强大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商人”与“军人”属性结合的结果，可是这种结果并没有持续很久，秦朝在建立统一帝国15年后很快出现了危机而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繁荣和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汉朝”。众所周知，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成为大汉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由此，儒家思想确立了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各代帝王得以继承的治国之道。同样，我们看到日本大财团和其所属的大企业领袖们采用儒家思想为经营理念，指导企业做大、做强和做长。事实上，儒家思想和道德一直在日本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与日本和中国古代交往的历史密不可分。有西方学者把日本视作“儒家资本主义”，“公社制资本主义”或“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会主义”，这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此说来，“儒学主义”、“公社制”和“社会主义”存在着共同的哲学思想基础，这也是我后续研究设立的一个新命题。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日本大企业和日本社会是一个“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思想”的统一体。换一种说法，现代日本经济是一个“儒学主义的商人经济”三位一体的结合体系，日本财团和其所属的大企业是一个儒家思想指导的、商人领导的和军事化体制的经济组织。日本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系是考察这一结论的最好的实证。与此同时，我作出了如下大胆的联系和臆测：“社会主义”对应“儒学思想”，“计划经济”对应“军人属性”，“市场经济”对应“商人属性”。那么，我要问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日本的“儒学主义的-军事化的-商人经济”是否存在着更多的哲学共性呢？汉王朝时期的强大力量和长期繁荣来是楚人“反秦”既而又“承秦”的产物，也是官、私工商业近一步发展的结果，实质上正是“儒学主义的商人属性”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与此相反，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变革中，大量的机关分流人员、高学历理论家和留美经济学者进入国营企业，形成了“自由主义-文人属性-官僚属性”的结合体，不由得不让人担心他们面对日本企业军团的战争结局。

西方人的基督教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将教义中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辩证关系称为“三位一体”。以此为对照，我们看到日本财团大企业和日本现代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首先，父辈是武士（军人属性突出），开始创业；其后，子孙坚持继承武士属性的同时，又建立综合商社这样的商业组织（保留军人属性，突出商人属性），使父辈的事业发展壮大；其间，朱熹的理教（儒家思想）成为日本社会近千年以来思想和道德的主导力量。此时，我们看到日本大企业和日本社会是一个军人属性（圣父）、商人属性（圣子）和儒家思想（圣灵）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的完整体制。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属性都不可能造就持续长久的统治力量。“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把日本企业管理的精髓总结为“士魂商才”，而中国学者普遍按照传统思维把其中的“士”理解为“文士”，也就是那些高学历的理论家。但作为一个在长期日本综合商社的中国人，我有不同的理解：“士魂商才”指的是“武士的精神”与“商人的才智”的结合，其中“士魂”指的是“武士的精神”，说白了就是武士道（军人属性+儒学理论）。

军人属性是父性，也是任何组织强健的根本，是成功创业者和继承者必须具备的属性。日本首相小泉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不断参拜专门供奉日本历代军人（包括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实质就是在提醒当今不断自由化的日本年轻人不要放弃祖辈的军人属性。所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强国思想的根本，是他们不会抛舍的军人属性。只不过，这种军人属性在某些时期被其它属性的相对强势而掩盖，没有被外界注意到。“军国主义”原本是描述一个国家动员所有资源形成的“全民皆兵”的体制，是一种绝对的“军人属性”体现。从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深切领会“军国主义”的强国力量。几百年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造就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军国主义体制，为其短时间内迅速跻身于世界列强奠定了基础，但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亚洲国家带来了战争的灾难。

当军国主义无限膨胀，使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军人属性”绝对化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必将出现崩溃的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的失败和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最终解体都重新验证了二千年前中国秦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从近年中国企业的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到德隆集团倒台和长虹企业危机都隐含着军人属性绝对化带给扩张型大企业的灾难。与之不同的是，海尔集团却在过去的几年中拼命打造它的“商人属性”，这是其高明之处。日本在二战后吸取了教训，首先制定贸易立国的政策和措施，培育和强化商人属性。同时，日本将“军国主义”隐藏为“军团主义”，表现为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商业军团（财团）重新集结和占据

企业文化儒家文化 篇5

经营与管理 07期

文化――企业之帆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倡导和积累的、经过凝练而成的一种价值理念。如果说企业是船，那么文化就是帆，没有帆，企业就无法远航。文化引领企业的发展方向。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会产生自然的影响力，润物细无声，可以抢占人的心智、牵引人的思想、驱动人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之魂

企业文化儒家文化 篇6

企业的凝聚力，是指一个企业具有的综合素质所形成的吸引力。具体地说，企业的凝聚力，能充分发挥职工积极性、创造性，有效整合企业内部资源，适应企业外部环境变化，推进企业发展。企业的发展和它的凝聚力，是互相影响的：企业有了凝聚力，才能存在和发展，企业的发展又增强凝聚力。反之，企业缺乏

凝聚力，就如一盘散沙，要生存和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形成了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深深地积淀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之中。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道德伦理、价值观、人生观影响极其深远，这种深刻的影响发展至今必然渗透到现代企业的管理当中，并在企业文化中反映出来。

当前，全县正深入实施“工业立县”战略，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企业作为实施“工业立县”战略的主体，要适应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就必需形成自身抗风险的能力,一个企业能否持续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是否具有强有力的凝聚力文化，内在的条件能否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企业凝聚力文化建设则是企业整合内部资源有效载体。要建设有特色的、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企业凝聚力文化，在具体实践中，要注重把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儒家思想来指导企业凝聚力文化建设，推进和谐企业建设。

儒家思想倡导的是“仁”。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就是说：人和人要互相亲爱，互以对方为重、和为贵。仁的思想反映了儒家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是人际伦理关系的道德准则，其本质就是爱人、关心人、[找文章到☆好范文 wenmi114.com-一站在手，写作无忧！好范文 wenmi114.com=站注：去掉中间符号在百度搜索第一个网站]尊重人。以人为本，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精髓。企业发展离不开六大资源，即人力、财力、物力、信息、技术和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中最关键、最宝贵是人力资源，可以说有了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什么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经营管理企业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企业员工工作效能的最大化。事实说明：一个企业的兴旺发达、亏损倒闭，无不决定于企业的人，决定于人心相背。因此，经营管理企业时要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把人本管理放在首位，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都以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根本,在管理中强调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激励员工奋发向上，使企业利益与员工价值实现相统一。

首先，要尊重人。人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也有受到尊重的需要，任何人都有活着的理由和存在的价值，即使是卑微的人也同样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儒家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自己不想的，不要硬给别人。联系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就应提倡相互尊重、上下沟通，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创造力。当前，有些企业家在做企业的各项工作中，还存在着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意识，认为企业是我的、我是一企之主，企业任何事情都要按我的意愿来做，企业主和员工缺少沟通、缺乏信任，过多地强调了“约束”、“限制”和“奉献”，动不动就是“大棒政策”，管理效能低下，形成企业主说员工是“刁民”、员工说企业主是“没人性”。因此，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坚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贯彻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以实现企业与职工良性互动、真诚合作、共谋发展为目标，尊重员工的本性需求和个人价值，将“以人为本”的实质内涵体现在企业各种规章制度中，让管理亲和于人，让管理者与员工彼此间在无拘无束的交流中互相激发灵感、热情与信任管理。只有充分激发出员工的热情，重视关注人性的张扬和能量的充分释放，激励员工奋发上进，实现自身价值，增强员工对企业认同感、归属感，企业才能充满勃勃生机，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其次，要关心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关心人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基本的素质。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可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在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后，必然想要得到是受到尊重、人生价值实现等高级别的需求。企业员工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企业要实现发展目标，必须尊重、依靠员工，把企业发展目标和职工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尽可能地满足员工的物质方面的需求和精神方面的合理需求，要严格遵守《劳动法》、《工会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以凝聚力工程建设为抓手，把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企业家在实现利益的同时，把员工的冷暖挂在心上，把员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想职工之所想，解职工之所急，帮职工之所需。开展“献爱心、送温暖”活动，真正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体贴人，积极主动地帮助困难员工排忧解难，让员工感受到“家”的温暖。

第三，要培育人。人才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亦是社会的栋梁。儒家思想主张“人世有为”，强调世人对国家、社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企业的直接目的是赢利，但不是唯一的目的和准则，更高层次的目标在于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使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相统一。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注重企业人才培育，以人才培育推动企业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发展。要以培养“四有”员工队伍为目标，加强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等方面培训，教育和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员工成为既适应岗位技能要求，又能自觉践行“八荣八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情操的人，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思想保障。

最后，要凝聚人.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企业是一个集体，要倡导“团队精神”，鼓励员工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协作，使团队精神成为企业的精神支柱，提高企业对员工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1、率先垂范,以德服人。企业家自身素质往往决定企业存在、发展、壮大的方向。企业家要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做到以德服人，发挥表率作用。

2、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增强企业员工的凝聚力，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推进企业的发展。要大力宣传企业发展规划和远景目标，以目标鼓舞人、激励人、凝聚人，以不断发展，不断创新、蓬勃向上的企业美好前景来吸引广大员工，形成和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使员工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企业和个人的光明前途，构造员工与企业的生命共同体。

3、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教育引导员工树立“企业是我家”的意识，把自己视为企业中的一员，深刻认识到“企兴我荣，企衰我耻”，使每个员工都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企业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利益融合、归属于企业的利益中，发挥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创造力。

企业凝聚力是企业一种良好的群体意识，它对企业的广大员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引导力和约束力。它能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感、自豪感和荣誉感。当前，我县工业企业面临招工难、留不住人才等困境，固然有经济欠发达等客观因素，最根本的还是有些企业缺乏人本意识，缺乏良好的企业文化。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首先要注重抓企业文化建设，注重发挥企业文化激励人、凝聚人的作用，注重关心人和塑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积极借鉴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儒家文化的精华融入到企业文化之中，使企业成为和谐、奋进向上的健康企业；让企业经济在企业文化的土壤中茁壮成长、繁荣。

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 篇7

现代科学管理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人本化, 把企业的成长与员工的成长看得同样重要, 把员工个人的充分发展作为企业追求卓越目标的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而儒家主张“天生万物, 维人为贵”,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其意思同样是指人民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 只有根本稳固了, 国家才能安宁。

首先, 从企业管理文化来看, 要想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 就有一个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

孔子在解答鲁定公关于治国安邦之道时说:“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意思是说, 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 首先要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 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人如果尽心, 那么下面对上面的人也自然忠心。其思想内涵是现在我们经常所说的“换位思考”, 其体现形式是现代科学管理所追求的“交互式管理模式”, 其核心是使管理者和执行者互为彼此, 在工作中不断转换一种职能的两种角色, 而其实质是在最大限度地倡导以人为本, 通过建设一种环境, 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 激发所有参与者的潜能, 把以人为本的功能放大。儒家的这种“相互为本”的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 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 建设企业文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在整个管理过程中, 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讲究富有人情味的管理, 也正是东方式管理的一大特色。

其次, 人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人有七情六欲, 也有理想信念;有价值观, 也有人生观;有经济利益, 也有精神利益;有自然属性, 也有社会属性。当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实施以人为本时, 到底应该以人的什么方面或者说以人的什么属性为本呢?孔子说“君子务本”, 其意思是指文学好、知识渊博, 那是枝节的, 学问之道在自己做人的根本上, 人生的建立, 内心的修养。所以“本立而道生”, 学问的根本, 在培养人性光辉的爱, “至爱”、“至情”的这一面, 所谓“孝弟也者, 其为人之本与”, 就是孔子对以人的什么方面为本的认识。

在现代科学管理中, 以人为本应该主要以人的社会属性为本, 而在人的社会属性中, 又要以人的理想信念为本。只有解决了关乎员工的愿望和动机的理想信念问题, 才能使员工产生工作动力和劳动积极性。因此在贯彻以人为本方针的过程中, 突出人的理想信念, 关注人的理想信念, 即把以人为本的重点放在人的理想信念方面, 就能抓住人的灵魂。也只有关注并指导员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将企业目标与个人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充分激发出员工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

二、“以和为贵”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特征“和谐观”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论语·学而》说:“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不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意思是说要运用礼义教化使各种关系达到和谐统一。

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 “和”是一种管理的结果和状态, 同时也是一种管理的方法和协调的努力, 其含义和内容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首先, 在管理国家方面, 孔子主张“宽猛相济”, 孔子认为“宽”与“猛”这两种政策运用得好、适度, 就是“和”, “过”与“不及”都会降低管理的效果。孔子把政治上的和谐看成是管理国家的最佳状态, “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 (《论语·季氏》) 。作为一个好的现代管理者应该深深懂得“恰当”之“和”的妙处。美国的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在对美国最优秀的43家绩优公司进行深入调查分析之后, 总结出它们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八大要素, 其中之一就是“宽严相济, 严守原则加灵活的管理”。其次, 孔子之“和”还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要和谐相处。再次, 孔子之“和”还指每一种事物不仅要各安其位, 而且其中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还要互相协调, 达成统一。在孔子看来, 每个人都应“素其位而行, 不愿乎其外。素富贵, 行乎富贵;素贫贱, 行乎贫贱” (《礼记·中庸》) “在上位不陵下, 在下位不援上” (《礼记·中庸》) , “君君, 臣臣父父, 子子” (《论语·颜渊》) 。以企业来说, 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员工之间、生产与经营的各个环节之间, 及企业与外部, 与客户、商家, 与社会各方面, 以至与自然之间, 都要求做到各得其所, 同时各个不同的部分之间要密切配合。从管理的角度看, 一个企业中全体人员的和谐与团结是这个企业的巨大力量所在。如果一个企业内部不团结, 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 部门与部门之间互不合作, 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 组织涣散, 内耗严重, 那么这个企业是绝没有生命力的。管理学家法约尔曾说:“团结就是力量, 企业领导人员必须好好地想想这句话。”

三、以义统利

“义利观”是儒家思想最为精髓的思想, 儒家所谓的义, 是指整体的利益, 民族与国家的利益, 对于企业来讲, 强调生财有大道, 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由此可见, 孔子不是反对致富, 只是主张正当致富。而儒家所谓的利, 既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 也不是权利的利, 而是广义的利、长远的利, 它认为仁义是利, 道德也是利, 在儒家思想看来, 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存在着利, 而“人之情”, 最为根本的是“见利莫能勿就, 见害莫能勿避”,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趋利避害”。

而儒家思想在义利关系上认为:“仓廪实然后知荣辱, 衣食足然后礼义兴。”以这种观点看待在市场经济发展中, 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 每个企业追求利润, 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现象同样是十分一致的。而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 很多经营管理的实践告诉我们, 强调儒家的“义”, 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 以达到“以义统利”, “义利统一”, 对于经济发展和企业壮大也是必须的。

四、以德服人

现代科学管理一方面强调制度与法律, 一方面强调“以德治企”和企业文化建设。而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既曾说过“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同时也说过“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由此可见, 儒家也是既强调制度与法律, 又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 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 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他们应当做的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受东方传统伦理思想和管理观念的影响, 西方管理学界正经历着一次由“科学管理”和“行为管理”向“伦理管理”转变的重大变革。美欧许多企业把经营管理哲学的“P”和“L”原则由过去的profit (盈利) 和loss (亏损) 转化为people (人) 和love (爱) 。而更有现代的企业管理学家把管理分为了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无意识管理”, 也就是所谓的“人盯人的管理”。在无理论指导下凭感觉进行管理, 感觉对了可能便成功了, 感觉错了便失败了。第二层次上升到了一定的“哲学”水平, 这里的哲学是指在长期的实践中所积累总结出的理论信念, 如民间流传的“和气生财”及哲人道出的“中国人患不均而非患多寡”等经营之道。第三层次上升到了“数学”问题, 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量化管理。第四个层次, 也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 是指有意识地清楚不去做什么方能做什么。当我们越多地摒弃坏的行为, 我们就越接近成功的目标。从1962年由美国马丁公司首创的“无缺点管理”到现在很多公司沿袭的“零缺陷管理”其实说到底就是为了达到无为而治而产生的一种管理理念。而海尔从OEC管理到SUB (创新的战略单位) , 其实也是从数字管理向无为而治的过渡。

五、人之可塑

儒家管理哲学的人性论基础。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 (Douglas Mcgregor) 认为, 任何一种管理活动或每一种管理决策、措施的背后, 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 而对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假设的不同决定着人们的管理理念及管理中所采取的行动不同。1960年麦格雷戈在他的《企业的人事方面》一书中, 提出了管理学上的X理论和Y理论。这些理论是关于人性假设方面的, 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哲学。X理论认为, 人类本性是好逸恶劳的, 尽可能地逃避工作, 避免承担责任, 个人目标往往与组织目标相矛盾, 因此必须采取强迫、控制、指挥并运用惩罚等手段, 使员工做出适当的努力来实现组织目标。与此相反, Y理论认为, 人员对于组织的需要既不会消极也不会抵抗, 人类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如同休息和游戏一样, 都是人的天性, 外力的控制和处罚并不是促进人们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努力的唯一手段, 承诺目标的程度, 是与他们成绩相联系的报酬大小成比例的。如果给员工创造适当的环境, 就能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 工作就能成为人们取得满足的源泉。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来, X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 而Y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 这与儒家的人性理论有某些共通之处。我国儒家的管理理论也是建立在人性假设基础上的。儒家的人性假设, 主要有三种观点, 即孔子的“性相近, 习相远”、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总之, 儒家认为, 人是可以塑造的, 人对于人性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人可以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 或使被后天环境蒙蔽的“善性”彰显出来, 或使先天的“恶性”发生改变。这就是说, 人性的最终形成是由人的社会行为所决定的, 在这里, 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存心养性、格物致知的修身管理和德礼政刑的社会管理, 人们才能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 成就自己的道德属性。

综上所述, 儒家文化中确实有许多精华的部份, 值得我们一代代推广, 真正做到源远流长。儒家的“以人为本”, “以和为贵”, “以德服人”等一系列精髓的思想仍将可以帮助现代的企业家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管理能力, 也可以提供很多适合中国人的管理模式和方法, 使其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的企业。我们的企业应承袭精深的儒家文化, 在传统的思想观念里汲取精华, 古为今用。

摘要：研究儒家文化对于当今社会和未来社会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 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管理活动中, 儒家思想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 以和为贵, 以德服人等重要思想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将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重新审视和分析古代儒家的“治国之道”, 应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力图把它转化成当代社会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现代管理,儒家文化,以人为本,以义统利

参考文献

[1]商聚德:孔子的智慧[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2]李振纲:智慧的叮咛[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4]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企业文化儒家文化 篇8

关键词：中国儒家思想；企业文化；积极影响

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自身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因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企业竞争力第一步就是构建合适企业发展的科学的企业文化，而构建一个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企业文化，需要企业能够扎根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对我国企业文化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用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指导思想，能够进一步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

1 帮助企业树立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重民”思想是我国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指导思想，更是儒家思想一直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的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即是“重民”思想的体现。而对于一个企业发展来说，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开展都需要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有企业能够从多方面进行企业员工积极性的调动，培养企业员工的认同感，才能为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智力和动力支持。新经济时代下，企业的发展需要理论文化的指导，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转变为了人才的竞争，人才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提供智力，帮助企业尽快的实现其自身的发展目标。

2 充分体现 “诚信”的价值作用

新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需要提升对 “诚信”的重视，认识到“诚信”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性，做到以“诚”经商，以“信”服人，才能赢得人民对企业的支持，帮助企业更好的发展。在《中庸》中更是强调“君子诚之为贵”，其意思是说，那些有修养和品德高尚的人都非常的看重诚信，认为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的缩影和体现，因此，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是要遵守诚信，将其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保障。

此外，在儒家思想中认为 “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在企业发展中如果遵守承诺，做到童叟无欺，必能推动企业经济的发展。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中都是将“契约经济”作为根本，企业之间业务的往来也都是采用合同的方式，合同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所以，只有企业认真的履行合同的内容也就体现企业的诚信。

3 提升企业凝聚力

结合企业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企业离不开信誉和凝聚力。因此，现代企业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提升对企业员工的关怀，让企业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调动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同时强烈的关怀感，也正是中国儒家推崇的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和企业凝聚力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管理者更是要重视员工，关心员工，得到员工的拥护，推动企业的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企业的发展现状来说，企业管理还是采用奖金、福利等方式激烈员工工作，尽管这样的方式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但不具备长久性。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生存需求是最基本的层次，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最高的层次，企业用奖金的方式激励员工工作，只是满足了员工低层次的需求，没有满足员工高层次的需求。所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创造一种人人相互关心、尊重的文化氛围，为企业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奠定基础，同时更需要企业领导者关心企业员工，推动员工发展，才能实现企业长远的发展。

4 贯穿企业的仁义精神

儒家倡导“仁者爱人”，将“仁义”看成道德的重要体现和人的高尚品格，只有学会了关爱他人，做到 “推己及人”，才是一个合格的人。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企业想要在原先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处理好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企业面临着 “义”和“利”的取舍，而儒家崇尚 “以义取利”。所以在构建企业文化中要坚持“仁义”精神，做好以下几点，一是要求企业能够树立正确竞争态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意识，强调自身发展和竞争对手的“双赢”，绝对不能盲目的追求利益，而伤害他人；二是，做好企业 “义利并重”。在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为国家创造利益。例如，海尔以“海尔，中国造”为企业口号，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企业的民族忧患意识，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5 帮助企业实现生态化发展

生态文明背景下，企业想要赢得人们的尊重，获得长远的发展，就必须推崇生态文明，将生态循环系统纳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去，同时采用先进的生态技术进行企业的改造，实现生态平衡。

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作为经济利益的主体的同时，更是生态文明的实体，企业在将经济利益作为其追求目标的同时，更是应该进行生态系统的优化，而一旦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发生冲突，要无条件地保障生态利益。在儒家思想中，一直强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與理念，即天地与人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推动企业更好的发展。另外就是儒家更是将人视为“天地万物之灵”，人不能违背生态进行发展，所以在企业文化中树立企业生态化发展的理念，坚持“生态本位”思想，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企业发展。在现代低碳经济发展中，更是要学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6 小结

新形势下企业的发展需要企业文化的指导，特别是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作用表现更加明显，是企业竞争力中的重要部分。构建科学有效的企业文化，是企业赢得自身发展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结合企业自身发展实际情况，运用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融入到我国现代企业管理中去，进行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完善，进一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汤丽萍.基于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思路[J].商业经济研究，2015（1）：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