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计划

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计划（精选8篇）

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计划 篇1

**市司法局和**市律协的要求，自去年开始，率先实施农村法律顾问工作，为每一个行政村配备一名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目前，各村的法律顾问网络已经建成，全市265个行政村，村村都有法律顾问，各项制度基本健全，成效初步显现。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农村法律顾问制度，既是我们司法行政系统的一项工作创新，又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对于我国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以及最终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确保农村法律顾问工作顺利实施，我局成立了农村法律顾问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局法管科、宣教科、基层科和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负责人为成员，法管科为日常工作机构。领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主要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和考评全市的农村法律顾问工作。市委办、市府办联合下发了《**市关于建设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通知》，将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意义、主要任务、实施主体、服务对象、工作职责、运作形式、考核奖励及有关保障等问题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市财政还每年安排50万元用于农村法律顾问的交通、通讯补贴和考核奖励。同时，通过调查研究，市司法局还相继出台了《**市农村法律顾问工作实施方案》、《**市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规程》、《**市农村法律顾问考核奖励办法》等制度，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克服法律服务人员不足的困难，以能够方便有效地提供法律服务为目标，采取因地制宜、就近属地服务和协商选择以及一村一法律顾问的办法，将21个乡镇、街道的265个行政村划分到5家律师事务所和12家基层法律服务所，先以所与乡镇、街道结对，其中4个比较大的律师事务所结对2个乡镇，再以所为单位指定人员与村结对，从而实现了一村一法律顾问的目标。

二、明确职责，落实任务。农村法律顾问的实施主体是全体执业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服务对象是行政村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及村民、社员。通过实施农村法律顾问工作，目的是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促进依法生产、经营和管理，推动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构建和谐农村。所以，律师或基层法律工作者义务担任农村法律顾问后，主要承担着四项工作任务：一是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搞好服务。积极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流通和农民生产生活资料供应等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招商引资、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扶贫开发等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服务，将法律服务送到农村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地方，促进农村经济组织守法经营，依法管理；二是为农村基层稳定搞好服务。围绕影响农村稳定的突出问题，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征地补偿、宅基地使用、农村权益以及生产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矛盾纠纷调处的法律咨询与指导，帮助化解群体性、复杂性、易激化的矛盾纠纷，加强有关社会稳定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农村以合法的方式和正常的途径表达利益诉求，为新农村建设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三是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搞好服务。帮助完善农村“四民主、两公开”制度，加强对村干部、农村各类经济组织管理人员和个体经营者法制宣传教育，帮助提高村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管理农村社会事务的能力，引导他们依法办事、扎实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推动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四是为农民群众依法维权搞好服务。进一步拓展法律服务在农村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实现法律服务与农民群众零距离接触，帮助农村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推动法律援助向农村的延伸。

三、完善制度，形式多样。为确保农村法律顾问工作健康发展，我们十分重视制度建设。一是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法律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遇到涉及村民集体诉讼或上访的案件；涉及农村重大经营决策和涉及面广、影响较大的涉法问题；涉及农村违法行为，有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的事项；涉及农村重大突发事件以及涉及农村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市司法局。二是实行定期服务制度。法律服务人员义务担任农村法律顾问工作时，必须对该村的组织机构、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等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对需要法律服务的各项事宜进行充分的调查，制定具体的法律服务计划，每月至少一次联系顾问村开展法律服务。三是实行工作日志制度。法律服务人员要将提供法律服务的时间、内容、方法和结果详细记载到农村法律顾问人员工作情况登记表，做到一村一卷、一事一记、一次一记，办理具体法律事务的，要一事一档。四是实行工作交流制度。市局每半年、各所每季度组织一次工作交流，研究探讨相关工作，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服务质量。五是实行年终工作报告制度。法律服务人员在每11月底前，向法律顾问单位递交书面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并由村党组织签署评价意见，报市司法局作为考评的重要参考依据。六是实行回访检查制度。对服务质量实行不定期的回访和检查，认真听取顾问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对顾问单位不满意的法律服务人员予以更换，从而为确

保农村法律顾问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上的保证。我们根据农村的法律需求情况，规定了法律服务主要形式：①提供法律咨询，进行释法解疑；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③帮助修订村规民约以及合同、协议；④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获得法律援助；⑤协助处理其它涉法案件。农村法律顾问为村集体提供上述法律服务时，一律不收取费用，为顾问村集体及村民代理诉讼、仲裁等案件，涉及有偿服务的，由法律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协商一致，并以合同形式另行约定。此外，法律服务人员在担任农村法律顾问过程中，若发现受聘村有违法经营和不依法管理行为的，应以法律服务机构名义以《法律意见书》的形式予以指出，并督促抓好整改。

四、热情服务，成效初显。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经过全体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我市的农村法律顾问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促进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后，广大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积极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帮助修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协助处理涉法事务，有力地促进了村干部和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推动了农村的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今年以来，各律师事务所及基层法律服务所已解答群众法律咨询500余次，修订涉法文书108件，协助处理涉法事务123件。二是维护了村级集体经济合法利益。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担任农村法律顾问后，积极为村里涉法事务提供咨询解答，释法解疑，并通过诉讼和非诉讼途径，为村里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法律帮助。如凤山街道凤山村经济合作社有一些厂房出租给企业，原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每半年付一次，但有3家企业逾期不支付租金。为此，凤山村法律顾问根据原租赁合同条款及相关法律规定，帮助村里拟定了催讨租金的文书，发到欠租企业。与此同时，村法律顾问又到企业做工作，从而使这一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又如阳明街道丰山前村十几年前将村集体所有的桔园承包给他人经营，但承包人长期不交承包款，村委把此事交由法律顾问处理。村法律顾问了解情况后，首先建议村召开两套班子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对此事作出决议，然后与承包人进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挽回了经济损失。象此类农村法律顾问参与解决农村生产经营纠纷的案件还有很多。自去年实施法律顾问制度以来，全市农村法律顾问为各行政村代理各类诉讼50余件，较好地维护了村级集体利益。三是维护了基层农村和谐稳定。广大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担任农村法律顾问后，积极有效地帮助村里依法规范各项管理，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从而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梨洲街道南庙村每年对外招标工程有三四百万元，过去由于操作程序简单，不够规范，往往引起各种矛盾，村民对村委会的工作也有意见，产生很多纠纷，既影响了村级经济社会发展，也影响了村里的和谐稳定。自从有了农村法律顾问后，村法律顾问积极为村党组织、村委会决策提出合理化建议，规范了招投标工作，相应的矛盾也少了，村民对村委会的意见也少了，村里的工作开展也顺利了，极大地促进了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同时，各村法律顾问还积极帮助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引导村民通过正常渠道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年到日前为止，全市农村法律顾问已配合村调解组织调解纠纷100余次，帮助村民获得法律援助22件。

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虽然已开始正式实施，但因为没有经验可借鉴，因此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供需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市有41名执业律师和58名基层法律工作者。而全市行政村有265个，如果社区也开展这项工作的话，将近300个。因此，一名法律服务人员要兼顾好几个村。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要求每个村每月至少联系一次，而且如果村里真正遇到法律上的问题需要解决，肯定会经常与法律顾问联系，所以对法律服务人员来讲，增加的工作量比较大。二是认识上的差距。一方面，有的村干部思想认识上有差距，认为村里没有需要法律帮助的事，没必要聘法律顾问。另一方面，相对于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对此项工作的热情不高，认为这种义务性的工作占用较多时间，可能会影响到自身业务的开展。三是工作不够到位。有的法律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存在应付了事的现象，具有形式主义倾向，工作不够扎实，服务不到位。

农村法律顾问制度是法律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新举措，我们仅作了一些前期的探索，要使这一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把好事做好，实事做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年，我们将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规范农村法律顾问工作。目前，农村法律顾问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我们虽然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仍需进一步完善，逐步加以规范。因此，我们将根据农村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逐步对已有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同时，我们将在严格执行已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及需要建立一些新的工作制度，重点是制定好《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补贴发放和奖励办法》。我们将根据不同行政村的经济发展情况、路途远近制定农村法律顾问交通、通讯补贴发放标准，并根据法律顾问工作考核办法，制定具体的奖励措施，根据法律服务人员在担任农村法律顾问期间的工作实绩考核结果，对工作成绩突出的法律顾问给予表彰和奖励，从而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促进农村法律顾问工作的开展。

二是加强部门配合，进一步落实工作任务。开展农村法律顾问工作，目的是发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因此，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同农办、扶贫办等部门的联系配合和协作，及时了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法律服务需求情况，指导农村法律顾问人员有针对性地做好相关法律服务工作，并且积极联合农办、扶贫办，做好党委、政府参谋，争取把农村法律顾问工作列入新农村建设考核内容，以此推进农村法律顾问工作深入开展，发挥良好社会效益。同时，我们将把农村法律顾问工作作为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充分调动广大法律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顾问村各类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提供法律意见，为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服务。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促进法律顾问取得成效。我们将认真落实监督检查和考核制度，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制，加强平时对农村法律顾问工作的监督，既要到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及时了解法律服务人员开展法律顾问工作的情况，要求各所主任切实担负起相应职责，督促抓好农村法律顾问工作，同时，要深入各村听取意见，了解情况，促使法律服务人员认真做好法律顾问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农村法律顾问工作计划 篇2

1.1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目标相互冲突

2003年启动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被认为是历次改革中力度最大也是最有效的一次[1],但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目标相互冲突的问题值得深思。这次改革为农村信用社设立了两个目标,一是商业性目标,即把农村信用社看成商业性金融机构,农信社应该定位于以盈利为目标的市场主体;二是政策性目标,即农信社要承担扶持“三农”等众多的政策性金融义务。部分学者已经从经济学方面分析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多目标冲突的问题[2]。事实上,农村信用社多目标的安排在法律上也是值得商榷的。作为合作组织,以农户和农村集体出资,其服务宗旨不会偏离支农的方向。问题是如果放弃合作制定位,转型为以“四自”为特点的股份制银行后,国家强制其坚持支农与服务社区的方向就缺乏法理依据。

1.2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法律供给滞后

在现行农村金融组织法律制度中,缺乏直接调整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有关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相关规定大多以政府经济政策的形式予以颁布。相比法律,政策缺乏公共性,这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和程序上可以体现出来;缺乏救济性,受到侵害的利益主体无法宣示自己的权利,找不到获得司法力量支持的通道[3]。政策主导下的改革,不可避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市场主体的发言权,进而堵塞了司法力量的进入渠道。虽然我国已经通过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但是在这部法律以及全国人大的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农民现在有组建自己的金融合作组织的权利。

1.3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制度存在缺陷

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管机构比照商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进行监管。首先,这种监管模式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作性不适用。合作社本质特征是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4],盈利也不是为了分红,而是用于积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经营活动的非盈利性决定了它与商业银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着本质区别。将主要适用于营利性组织的《商业银行法》适用于不以营利性为目的的信用合作社组织,这明显违背了合作性金融组织自身的运行规律。其次,用商业银行的要求和标准来制约农村信用社,造成其负担过重,不利于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1.4 产权关系模糊不清

中国农信社50多年来几经合并重组,产权关系表面上看是明确的,一般认为是“法人产权”,是社员入股组成,而实际上产权始终不明晰。农信社的产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社员入股形成的社员所有的产权,另一部分是经营中形成的属于各产权主体共有的公共积累。按照现行制度,集体形成的公共积累是不可分割的,它与社员股权没有直接的量化关系,但这部分资本金应该由谁来代表,始终没有明确。由于占更大比例的公共积累作为集体财产跟社员之间并没多少的现实利益关系,这就使得社员难以形成将农村信用社视为自己的合作组织的观念,社员入股实际演变为“存款”制度。而长期以来对社员股权的忽视,造成社员与信用社之间的资产关系不明晰。

1.5 法人治理结构失衡

虽然全国各地农信社已普遍建立了“三会”制度,在形式上设立了民控和民管的治理结构,但由于信用社的产权虚构与信用社的“主人”缺位,导致在制度安排上仍然按照官办的运行机制进行操作,因此,“三会”徒有虚名。首先,社员代表大会成立以后,每年虽然召开一次大会,但社员代表普遍没有参加的积极性。即使到会,也极少有代表能够就信用社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进行有价值的质询和探讨。理事会与社员代表大会之间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最高权力机构名不符实的状况。其次,理事会成员选举受政府操纵。理事会的理事人选通常受地方政府的控制,有时理事会选举就是一种简单的程序,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由于信用社资源的配置都是以政府为中心进行的,因此即使以全体社员为基础确立的“三会”,在实际运作中也不是对社员负责,而是对地方政府负责,即有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一切活动的最高决策权属于政府[5]。

2 国外农村合作金融法制建设的经验

2.1 始终坚持合作金融的基本原则

审视西欧农村合作金融模式、美国合作金融模式、日本合作金融模式等比较成功的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尽管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历史背景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别,合作金融的具体模式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自愿、民主、互助互利等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变过,这也是国外合作金融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如德国合作金融组织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虽然德国的经济体制和银行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合作银行的合作制原则和为社员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德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合作银行就是按合作制组建的商业银行,是社员拥有的银行”。

2.2 通过立法规范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

法律环境会直接影响金融生态。有无专门的立法是一个国家合作制农村金融组织是否走向规范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6]。大多数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能够蓬勃发展,关键的原因在于其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合作金融法保障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发展的法制化和规范化。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关于合作金融的法律体系。美国在1916年就通过了《联邦农业贷款法》,德国早在1889年就颁布了第一部合作社法。

2.3 建立完善的行业自律组织,强化内部监督

各国均建立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合作金融组织的行业自律组织,代表和保护其成员和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法律、财务等方面的利益,为其成员提供业务咨询、信息服务和培训服务。德国不仅建立了全国信用合作联盟和区域性合作银行的行业自律组织,还建立了信用合作与其他合作社相互融合的行业自律体系。

2.4 具有严密的风险防范系统

首先,为了加强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外部管理,各国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外部监管体制。德国是金融混业经营的代表,对农村合作金融监管采取综合监管模式,主要依托金融监管局、联邦银行和行业审计的监管体制,保证农村合作金融在规范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其次,普遍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和紧急救援制度。美国和日本对合作金融的存款统一实行强制保险;德国政府对信用合作的存款实行自愿投保,不强制保险。紧急救援制度各国的具体实施办法不同,对于濒临破产的存款银行,美国和意大利由中央银行直接提供特别的低利贷款,法国和比利时由银行管理当局和其他商业银行联合建立特别机构提供资金援救。通过建立风险防范系统,优化外部环境,防范化解风险,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安全稳健运行。

2.5 具有强有力的政府支持

在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制定了一套支持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第一,政府通过注资参股或者融资支持等方式从资金上给予支持。美国政府直接出资,创建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如美国联邦土地银行,最初的股金主要由政府提供,占总股金的80%。日本的农林中央金库最初是由日本政府出资20亿日元创建。法国的农业信贷互助银行总行属于政府金融机构,其资金全部来自政府财政拨款。第二,政府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合作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资金。如日本政府规定免征合作金融机构的营业税、所得税、固定资产税,允许分红进入成本,政府对农协合作组织发放的贷款给予利率补贴,对其存贷款利率、资本充足率实行优惠政策等,这不仅保证了农业资金用于农业,还为非农资金转向农业打下了基础。

3 促进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法律保障措施

3.1 促进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立法模式选择

从立法内容上看,根据所制定法律内容的属性,可以分为促进型立法和管理型立法两种类型[7]。管理型立法通常发生在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己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国家不得不加以干预,主要体现政府的管理职能。促进型立法通常针对那些社会关系尚未得到良好发育、市场规模并未形成,但是需要鼓励发展的领域,更多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较多采用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鼓励性规范。对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而言,应该在立法时更多采用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鼓励性规范,支持农村合作性金融的发展,因此更适宜采用促进型的立法模式。

从立法体例上看,立法分为纵向个别立法与横向综合立法。两种立法模式相比较,纵向个别立法模式灵活性强,有利于保证法律法规的稳定。横向综合立法的协调性强。在这种模式下,同一部法律能够有效协调各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保证各种类型的农村金融组织协调统一发展。根据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特点,从体例上,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应该进行单独立法。首先,由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与其他农村金融组织相比具有不同的运作规则要求,以及政府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中不同角色定位,这些特点决定了需要进行单独立法;其次,从世界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立法来看,大多都采取纵向个别立法模式,如调整美国农产品信贷公司法律关系的是《农产品信贷公司特许法》,调整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律行为与关系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

3.2 农村合作金融立法原则之选

一种观点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要以合作制为主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放弃合作制,走商业化道路;第三种观点比较折中,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要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共同发展。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首先,在农村合作金融立法时谈合作社的制度选择必须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对合作社合作原则的共识和遵循之上,不能脱离市场经济而遵循僵化的概念主义。按照严格的概念主义观点,合作社的合作原则与商业化是不可兼容的。我们认为,合作社的合作原则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制度嬗变的趋向,在坚持合作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倡导商业化经营。其次,选择农村合作金融立法原则要真实反映我国国情,不能盲目照搬国际经验。虽然一些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始出现向盈利性合作金融企业发展的商业化倾向,但是这种商业化倾向是与这些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大幅度下降,农村人口急剧减少的国情相适应的。而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总的来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相当庞大,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资金用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远远不够。因此,农村合作金融立法必须坚持合作制基本原则,以为社员提供服务为目标,为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3.3 健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

首先,改革农村信用社的组织结构,建立自上而下、自成体系的合作金融系统。世界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都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各级合作金融组织都是独立法人,都有自主经营权,每级法人都有各自的成员入股,实行自上而下的控股制度,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经营体系。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不仅有利于把分散弱小的信用社联合起来,增强其竞争能力,而且健全的网络方式有利于调度资金,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目前,我国的信用社只到省级,省与省之间联系纽带的缺乏大大减弱了各信用社的竞争力,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的改革中应该考虑建立信用社的中央级机构,以完善这种二元结构的缺失。其次,各级机构之间要废除行政手段,而采取经济指导。虽然我国的社会制度有别于其他国家,但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农村合作金融各级机构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实现合作金融机构的良性发展。此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制度要逐渐转向现代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自上而下的合作金融系统以后,必然导致合作金融组织规模的扩大,不同性质的社员间的持股比例差异扩大,一人一票制难以调动大股东投资积极性,要突破一人一票制,对大股东给予票数加权[8]。

3.4 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

在建立自上而下、自成体系的合作金融系统的同时,不断明晰各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产权关系。首先,以法律形式明确合作金融产权关系。我国至今没有出台《合作金融法》,合作金融的产权界定没有一部权威的法律做支撑。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产权归入股社员所有。其次,确立合作契约制度与股份制相结合的多层合作的农村合作产权制度。完全采取合作制来构建农村合作金融体制,势必排斥一部分资金于“三农”之外,不利于增强对“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因此,合作金融机构进行多层次合作时应积极引进股份制的产权组织形式,吸引更多的资本加入到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中来,提高服务“三农”的能力。此外,对现有农信社产权重新界定。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看,农村信用合作社产权制度改革可以是合作制、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同时并存[9]。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各地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产权模式的改革。

3.5 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保障机制

健全的保障机制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这已被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经验所证实。首先,我国应尽快建立涵盖广泛的全国性存款保险制度。尽快建立涵盖广泛的全国性存款保险制度,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稳定机制,不仅有利于发挥各种金融组织整体互助功能和资金的整体优势,提高金融组织体系抗御风险能力,而且有利于对出现严重问题、濒于破产或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及时处置,防止个别金融机构倒闭引发的区域性金融危机。其次,推进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机制。由于我国农村经济规模小,又尚未大规模建立农业保险,在遇到不可抗力因素时,农村合作金融会遭遇巨大的系统风险。

3.6 强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之间要加强沟通协作。银监会是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主体,随着改革的深入,它对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重点应从对改革进展的监督逐渐转移到风险合规监管上,与此同时,根据分类监管的原则,要对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省级联社、县统一法人社和两级法人社分别制定监管标准和管理办法,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其次,建立信用评估制度。定期对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管理状况、管理水平、风险程度、人员素质、服务信誉、发展前景等作立体解剖,确定其信用等级,并予以公布。最后,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增强农村合作金融内部控制力量。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金融工作委员会已于2005年底成立,至此,在我国农村信用社现有的以中国银监会和各省级政府为主的监管构架中就多了一个行业自律组织。为促进行业自律的进一步规范发展,还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同业公约及规章,建立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信息披露制度及奖惩制度,处理好与法定金融监管部门的关系。此外,要建立包括内部审计监督机制、信贷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等在内的农村合作金融内控监督管理体系,保证农村合作金融安全稳健运行。

在现代社会,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强大,建设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农村金融组织的支持。只有通过既科学规范又切实可行的体制创新与法律制度建设,为促进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才能为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温铁军,姜柏林.把合作金融还给农民——重构“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议[J].农村金融研究,2007,(1):23-25.

[2]陆磊.走在十字路口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一个中期评估[J].南方金融,2005,(10):52-55.

[3]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23.

[4]王博.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金融经济,2007,(2):30-33.

[5]杨羽飞,粱山.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J].金融研究,2005,(3):41-45.

[6]黄海林,谢元态.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及监管的经验借鉴[J].海南金融,2007,(3):22-24.

[7]史际春,邓峰.经济法学评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16-217.

[8]谢平.中国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争论[J].金融研究,2001,(1):30-32.

农村常见的法律误区 篇3

私自拉电网防盗。万某在海边承包了一个养虾池。去年，当虾正长得肥美时，却接连遭到小偷的偷窃，一气之下，万某就在虾池边拉上了电网。可没想到，没电着小偷，万某自己却因此进了监狱。当万某架起电网的第三天，邻居的两个男孩在虾池边玩耍，其中一个小孩因触网造成电伤。为此，法院依据《刑法》的规定，判处万某有期徒刑三年。

点评：《刑法》第118条规定：“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今在农村承包山林、养殖场、果园中，怕别人偷窃而私拉电网或者雇人将偷窃者打伤致残的案例不在少数。

自己种树自己砍。刘某几年前在自己承包的荒山上栽种了杨树，儿子结婚时，因缺房、缺钱，就将荒山上的800棵杨树砍倒，分别拉到市场上销售，卖了1600元，在销售时，被林业部门查获，不仅对其罚款5000元，而且责令刘某补种5倍于原来数目的杨树。

点评：我国《森林法》第28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该法第34条还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轻微的，由林业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林木，并处以违法所得二至五倍的罚款。”目前，随着承包土地、山林年限的增加，一些在自己承包的土地、荒山上栽种的树木已经长大成林，但必须注意，砍伐这些树木时，千万要记住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否则，是要受到法律的处罚的。

不让孩子上学。在一些偏僻山区，有些农民对儿童不上学持无所谓的态度。夏某夫妇有一女儿，今年已经13岁，家庭经济还算宽裕，但夏某却在女儿12岁的时候，不让她上学，让她帮着看门市部。用夏某的话说，反正考不上大学，读不读书还不是回家种田，何况女孩子学了文化以后还是人家的人。

点评：我国《义务教育法》第11条第1款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上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夏某夫妇不让其女儿上学，显然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让自己的孩子上学，不仅是为了孩子成为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更重要的是，这是父母法定的义务。

追债先把人来扣。小孙去年在一建筑包工头手下辛辛苦苦干了6个月，包工头屡次拖欠他的工资。为此，小孙便伙同工友小周带着刀子，用威胁的方法将包工头关在一间屋子内长达2天之久，逼其付钱。案发后，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各判处他们2年有期徒刑。

农村法律援助工作调研报告 篇4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农民工越来越多，切实开展“应对金融风险，推进科学跨越”专项法律服务活动，大力推进“法律援助暖民心工程”尤为重要。切实抓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对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平安株洲”、“和谐株洲”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律援助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是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社会弱势群体，实行法律援助，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进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满足农村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的需求，推动了农村维权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律援助工作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因而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农村，援助对象的重点应针对困难农民，对其权益的稳护，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与否，直接涉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建立健全乡镇法律援助机制，做好对农村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也已成为法援机构的重要工作。我市是农业生产大市，总人口37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00多万人，全市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20万人左右，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40%。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历史原因、观念意识、经济发展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许多属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而农民受自身因素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制约，在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困难，给予农村困难群众更多的支持与救助，使他们平等享有和实现法律规定的权利，不仅是建设法制社会、公正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践行科学发展观，积

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基本情况

为切实加强我市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让更多的弱势群体享受法律援助，市、县（市、区）两级法援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市司法局的领导下，采取了切实措施，全面加强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服务保障。近年来，我市经济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困难户增多，法律援助事项较多，需法律援助的对象增加，每年筹措的经费不足需求总额的四分之一。法律援助经费短缺是开展援助工作的瓶颈，制约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劳务输出工作力度的加大，全市在外务工农民总量逐年加大，劳务输出的主要在江、浙、京、津、粤地区，大多数为青壮年，文化程度偏低，主要从事建筑、服装加工等工作。劳务输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外出人员多，从事职业杂，分布地域广。二是以年轻人为主，男性多于女性。近年来，妇女劳动力在劳务输出中所占的比例逐年提高。三是有文化、懂技术的年轻劳动力越来越成为劳务输出中的骨干力量。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在农民工维权方面力不从心，还不能做到应援尽援。从近几年办理农民工维权案件情况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劳动报酬得不到保障，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较为普遍；二是劳动休息权得不到保障；三是劳动安全防护措施差、缺乏安全教育，导致工伤事故、职业病发生，且得不到应有的救治；四是劳动保险不到位，非法剥夺农民工依法享有的各项劳动保险权益；五是缺乏合法、完备的用工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工的权益无法保障。

二、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1、农民自身因素

由于农村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低下，一旦人身、财产等权益受到侵害时，习惯于传统的行政协调，而不愿意诉诸于法律解决问题，他们往往怕“官官相卫”，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怕“打赢了官司输掉了钱”，得不偿失；怕复杂而漫长的诉讼程序，耗时费力。也有些农民则根本不知道可以通过法律援助途径维权自己的合法权益，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２农民工依法维权成本高、难度大。

一是仲裁、诉讼环节多，农民工维权成本高。二是劳动法规定了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及一裁二审的法律程序，大量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强制执行才能完成，导致农民工维权之路过于漫长。工伤维权则程序更为复杂。三是农民工维权案件调查取证难。多数农民工不知道签定劳动合同、不懂得如何签定劳动合同，或在用人单位拒不签定合同的情况下接受用工条件，使各方面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农民工案件普遍存在着无劳动合同、无养老保险和无福利待遇的“三无”现象。四是农民工维权案件执行难。

３、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将制约着农村援助工作的开展。

随着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逐步了解，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的增强，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日益扩展和完善，农村人请求法律援助的将会越来越多，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律援助相对于其他案件来说，所需费用更多，特别是困难农民的法律援助。一般受援人都没有家庭电话和手机，更不要说交通工具。援助人员要询问当事人、要进行调查取证、要代写各类法律文书、要复印有关资料等，异地开庭还需要食宿费等。援助工作者在取

证和其他诉讼活动中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不仅严重挫伤了援助工作者的积极性，同时也将造成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不高，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益保障。

４、法律援助工作者人员少，难以使符合受援条件的困难农民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三、对策及建议

做好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多管齐下。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我们的工作经验，对下一步加强农民工维权工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完善体制、加强沟通协调，质量监控、确保实效。

农民工维权涉及到部门很多，应当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建立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有关机构和人员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过程中，需要调取相关证据，劳动、建设、公安、安全生产管理等部门要给予支持和配合，更好地解决农民工维权中取证难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在开展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过程中，要主动与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卫生、工商以及公、检、法等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做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更好地实现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行政执法的衔接。

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大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力度，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司法局可与公、检、法等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统一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标准、程序；并与民政、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联合签发《关于对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经济困难状况审查几有效合作配合的通知》、与工商局、卫生局、国土资源局、档案局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法律援助的律师及其办案人员查询、利用档案资料的通知》，对完善协调机制作出规定。司法局要出台意见，明确深入推进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和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并制定《关于加

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方案》。同时，法律援助中心还要严格实施质量监控，建立《援助案件质量监控制度》和《三回访制度》，将为民办实事的对象拓展到了所有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使法律援助真正惠及广大农民工。

（二）援助及时，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程序、降低标准。

对情况特殊、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或经济困难的农民工，有事实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或者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可能引发严重事件的，或者遇到即将超过仲裁时效或者诉讼时效的，先予受理。积极探索以非诉讼方式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模式，为农民工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要借鉴人民调解的工作流程，逐步形成一套处理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调解机制，对婚姻家庭、劳动报酬、工伤赔偿、交通事故赔偿等援助案件首先以非诉调解的方式加以解决，解决不成的再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既减轻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又促进矛盾的化解。法律援助中心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规定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审批时间限制在3个工作日内。规定农民工申请的一般案件当天审批、当天指派。对涉及人数众多的群体性农民工维权案件，先行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事后补办有关审批手续。对因公致残的农民工案件优先接待、优先审查、优先办理。

同时要放宽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的审查条件。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经济困难条件。对其他案件，在审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时，基本上以“就宽不就紧”为指导原则，只要有关单位出具经济困难证明一律给予援助。结合农民工个人的收入情况和家庭整体状况及案件情形，灵活掌握经济困难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收入虽然超过经济困难标准，但其本人有慢性病，每月固定需要支出一定数额的医疗费，或者申请人负有赡养、扶养、抚养义务的其他家庭成员有重病、残疾、长期失业等情形的，都视为符合经济困

难条件。在考察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仅略高于本地每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后，对农民工的各类法律援助申请一律免于审查经济困难条件。

（三）统一部署、加大宣传力度，破解难题，依法维权。

农村法律顾问年度总结 篇5

一、乡村法律顾问计划及落实情况

本年度之初我所针对乡村法律顾问工作专门制定了服务计划，从信息化服务、人员保障、经费安排等方面做出了统一的部署安排。本年度我所落实了乡村法律顾问工作计划，积极开展了乡村法律顾问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完善乡村法律顾问信息化服务平台

凭借我所的丽水律师网和中华律师网两大网络平台，在醒目位置宣传乡村法律顾问的服务内容，范围涵盖法律咨询、代书、审查村规民约、参与调解谈判、开展普法教育等法律服务形式。同时还尽心收集更新并整理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信息，如针对乡村较常见的婚姻家庭纠纷、民间借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等，在该专题中也可以进行查看。当村民遇到法律问题时，还可以通过乡村法律咨询栏目提交咨询，并由专门律师值班，免费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的法律咨询服务。

2、继续免费为所联系村村民(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包含当面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主要以离婚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土地征收补偿费纠纷、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纠纷、遗嘱继承纠纷等。

3、我所主任吴洪江、书记吕华兴携所里其他人员应邀前往联城街道开展了送法下乡活动。在联城司法所所长梁宗军的陪同下丽阳所一行人实地走访了金周村、花街村等村。走访结束后主任吴洪江、书记吕华兴与联城司法所所长梁宗军等人就街道目前面临的主要纠纷以及平时调解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

4、20XX年X月XX日，联城街道组织27个村的调解员进行集中培训，我所主任吴洪江、孙云凤、徐伟仁等律师为调解员提供培训服务，孙云凤律师还通过精心准备，给参加会议人员讲解了《人民调解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等内容，重点讲解了调解原则、调解协议的制作规范及效力、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等。通过培训提高调解员的业务技能，更好的预防和化解村民内部矛盾、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5、乡村法律顾问的费用全额由律所承担

目前，乡村法律顾问工作缺乏必要经费是制约乡村法律顾问工作发展的瓶颈。我所系合伙律师事务所性质，律所的经费均来自律所合伙人的出资，律所的经费支出需要经合伙人同意。本所在征询了有关合伙人的意见后，本年度我所开展乡村法律顾问的信息化服务费、交通费、通信费及人员薪酬等必要经费全额由律所承担。

二、乡村法律顾问的经验与困境

本年度我所采取“传统服务、网络服务、上门服务”三种服务方式相结合的新型服务模式，是对乡村法律顾问工作开展的积极探索。尤其是网络服务的开展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提供了法律服务的新的渠道，满足了联系村的法律需求。目前网络已经向乡村普及，乡村中的年轻人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网络操作知识，对网络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大，本年度在网络上的乡村法律咨询就有150多次。通过本年度的服务工作的开展，我所认为多种服务模式相结合的新型服务模式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

目前，乡村网络法律服务还处于摸索阶段，本年度我所乡村法律顾问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直接影响了乡村法律顾问服务质量。第一，乡村法律顾问工作经费不足，除开展一些常规必要的服务事项外很难将乡村法律顾问工作逐步深入，也很难提供一些创新型服务工作，直接制约了乡村法律顾问工作的开展。第二，个别联系乡村对乡村法律顾问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与联系村村领导沟通交流机会少，在上门走访服务过程中，有时会遇到闭门羹、冷眼相对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顾问律师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乡村法律顾问工作的开展。第三，乡村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时间不长缺乏有益的经验和成熟的运作模式，这种新型服务模式的发展还需要领导、学者和实践者共同的努力。

三、乡村法律顾问未来展望

乡村法律顾问工作作为我省一项重要的惠民、便民、利民工程，对提高村民法律意识，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提高乡村法律服务质量等均有重大意义。乡村法律顾问是符合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潮流，是值得肯定和付出的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我所对乡村法律顾问工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农村宅基地法律 篇6

第十三章 宅基地使用权

第一百五十二条 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第一百五十三条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第一百五十四条 宅基地因自然灾害等原因灭失的，宅基地使用权消灭。

对失去宅基地的村民，应当重新分配宅基地。

第一百五十五条 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土地管理法》

第十一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

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其中，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国有土地的具体登记发证机关，由国务院确定。

第十六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前置)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第六十二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对策研究 篇7

1.1 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的成就

(1) 国家重视并不断加强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

国家越来越重视新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 特别是农村的普法教育工作, 在“五五”普法期间, 首次把农民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司法部也将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确立为09年全国法律援助重点工作, 准备从健全工作体系、畅通援助渠道、扩大援助范围、加大办案力度和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入手, 从政策上把农村法律援助推上更高的台阶。各地政府响应国家政策, 纷纷在乡镇建立起司法所或建立起调解庭, 同时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工作。

(2) 一些农村建成“民主法治村”影响并带动其他村落的法治建设。

响应中央的号召, 一些村落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 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工作, 利用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法律知识, 也利用党员电教、科技下吞、放电影板报、宣传橱窗等形式, 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有些还按照“符合法律、顺合民意、便于操作、可持续性”的原则, 制定了上与法律法规吻合, 下与农村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代表会议议事制度》等并上墙公布, 增长本地农民法律知识, 建成“民主法治村”。

1.2 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1) 从全国范围上看, 各地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不平衡。

在我国, 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农村法治建设硬件和软件设施比较齐全, 法律援助工作开展顺利。而在中西部等落后地区, 法律援助的各项工作进展举步维艰, 有些村落甚至还没有开展过法律援助工作。即使在同一个省市, 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也失衡, 富裕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相对于贫困的农村进展和实效更显著。

(2) 各地方的形式主义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

很多地区在发挥地方自治时只是注重形式, 疏于实效。许多法制宣传栏形同虚设, 宣传内容更新缓慢, 内容稀少。工作人员在普法时, 工作方式简单, 官本位思想严重, 不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目前, 大量农民外出打工, 地方政府却没有做好有关劳动权利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 只是象征性地贴一些法制海报。

(3) 司法机关有失公正。

我国司法的平等原则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可我国某些城区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 对于农民作为当事人的案件, 对待农民态度冷淡, 甚至不予理睬;在受理农民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案件中, 歧视农民, 偏袒另一方当事人, 做出不公正的判决, 致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

(4) 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怠于农村的法律援助。

根据我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有履行法律援助的义务。在实践中, 某些市、县会有由市、县比较优秀的律师组成的律师演讲团每月或每季度到农村里向农民们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解答疑问、或者赠送法律书籍。但是, 这个律师援助阵容还是比较小的, 存在许多只为自身利益而袖手旁观的律师, 他们下乡宣传法律知识只是为了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 并没有认真宣传法律知识。面对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并对法律宣传兴致不高的农民, 许多律师也就敷衍了事或知难而退。法律援助被称为法治社会里的“穷官司”, 很多律师不愿意接付不起律师费的农民的案件。

(5) 大多数村干部和农民法律意识不强。

很多村干部自身文化素质不高, 只知道有法律这么一回事, 并不明白用法来管理村寨;大多数农民也没有权利意识, 总把自己当作义务人, 所以他们对是否以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无所谓。对于市县在农村的普法工作, 如法律知识的讲解、法制电影的放映, 许多农民都表现表现冷淡, 抱着观望的态度。而农村的法制宣传栏、法律书屋也是无人问津。大多数农民认为农村法治建设是村委会或村干部的事, 与自己无关, 学不学法照当农民, 治村依不依法照按常规办。

2 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存在问题的原因

2.1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失衡,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经济水平高, 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而实现法治国家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上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各地政治、科技等方面的不平衡, 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也会有差距。根据湖北等五省的问卷调查, 当今农民发生纠纷选择法庭诉讼的仅占18%, 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自身法律素质低。

2.2 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尚未确立

在农村, 农民遇到纠纷往往直接找村委会、找派出所处理, 或者直接找法官而不到法律服务所咨询, 很大原因在于找他们是不收费的, 且政府没有法律援助的专项资金帮助他们提起诉讼。缺乏经费保障也制约着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的广泛性, 使一些大型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组织不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把法治宣传教育穿插于其他会议或活动中。乡镇司法员的待遇也偏低, 很多司法所拿不到国家的补贴, 影响其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2.3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较低

在我国, 除了公、检、法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求要具备相应的比较专业的法律知识外, 对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无此要求。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 国家机关采取各种形式要求其工作人员学法并定期检测, 但很多都只是形式, 很多公职人员对法律仍是只知皮毛。显然这制约着他们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成效。而在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多是转业军人, 并不都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 这种情况明显是不利于司法公正的。

2.4 法治宣传教育在农村不易进行, 宣传效果低

在缺乏法治统治的中国, 特别是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严重的广大农村, 包括道德、宗教、习俗等在内的众多非法律手段, 却常常成为广大农民解决民间纠纷的首要途径, 而成为事实上的法律途径的“前置程序”。发挥着定纷止争、调和民间关系的重要作用。而法律在人们严重似乎太严厉、太没有人情味, 常常成为农民不得已时的选择。基于这样的实际, 农民对法律宣传教育往往不屑, 很多时候, 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如免费提供一餐饭等, 农民才可能参与到法治宣传活动中。农民的冷淡态度浇灭了宣传人员的热情。还有, 很多地方法治教育没有把握住农村和农民的脉搏, 教育内容与农村的现实情况和农民的现实思想不合拍, 有的调子太高, 把道理将空了;有的口气太大, 理不在点子上, 话不在心坎上, 你们不入耳, 不入心, 不入脑, 使得法治宣传效果低。

3 落实农村法律援助的对策

基于我国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这一实际, 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搞好农村法治建设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 落实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新农村, 稳定农村发展, 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

在上述诸多原因中, 笔者认为经济上的原因是根本原因, 而农村普法教育工作不到位、收效不大是重要原因。因此, 笔者认为落实农村的法律援助最主要是有效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具体对策如下:

3.1 建立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

目前,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对于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 建立起专项基金实属必要。国家可以用财政的手段予以支持, 建立起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 并且该基金应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该基金用于提高农村司法人员的待遇, 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用于农村的普法的宣传教育工作, 从而使普法工作更加广泛, 更加深入;用于填补人民法院减免农民的诉讼费用 , 从这一角度保障司法平等公正, 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使其从心理上信任法律。

3.2 充分发挥法学学生的作用

目前全国各大高校都有法学专业, 各地方可以开展寒暑假法律援助志愿活动, 组织这些法学专业学生深入农村进行诸如法律宣传等法律援助活动, 既可以增强他们专业知识、丰富他们的社会实践经历, 也可以弥补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学生们的青春活力与热情可以感染农民, 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优秀法学毕业生的作用。目前, 我国法学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合计达30万人, 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 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 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当前法学的就业形势颇为严峻, 许多优秀的法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 不知怎样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最终造成大量人才资源的浪费。面对我国农村当前的情况, 各个地区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 在司法所和村委会中设立几个岗位, 由法学毕业生担任, 农村中的调解员也可以由法学毕业生担任, 再怎么艰苦的环境总会有人愿意去。还有, 我国目前有些省市建立了村官制度, 可以适当选择优秀的法学毕业生担任村官。这样的队伍更加专业, 深入农村中, 融入农民的生活, 便于有针对性地带法律进农村, 提供法律援助, 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针对农村中常见的土地、婚姻、继承等纠纷问题, 让这些法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去讲解更专业、更清晰, 让农民们更愿意接受, 也使得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获取有益的经验。

3.3 以块为单位, 分别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农村法治的本体是广大农村居民, 要使农村法治获得社会认同, 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广大农村居民知法、懂法。我国各地的农村是分散的, 加上我国少数民族众多, 分布不均匀, 这使得各地的农村在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各异。针对这些情况, 以块为单位, 让经济、文化、语言差不多的农村为一块, 在邻近的几个块中设一个总的办事点, 各块设分办事点, 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相互合作, 提高效率, 更有成效。同时, 有些农村里的村民只会说本民族的语言, 其他的语言有些人还听不懂。而各市县下乡普法时, 放映影片、发放书籍等都一律用普通话, 很多村民听不懂, 看不懂。笔者认为在进行此类活动时, 应该采用该村通用的语言、文字, 或者附上该村通用的语言、文字。

参考文献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知道丛书.法律援助使用指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2]舒国滢.法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4]王晨光.农村法制现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李昌麒.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农村留守儿童权益法律保护探析 篇8

关键词：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现状；对策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而留守在家乡、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年龄在14岁以下的孩子。留守儿童存在的现实问题主要有：

（一）法定监护人监管缺位

1.隔代监护

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带养，隔代监护，外出的父母比较放心，但这种监护方式存在如下的问题：一是由于天然的血缘、亲缘关系，监护者多采用溺爱的管教方式，较多地给予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过多的宽容放任，而较少精神、道德上的管束和引导；二是由于缺乏父母的有效监管和教育，加之代理监护人年事已高、文化素质较低，家教知识有限，难以承担起有效的家庭教育的职责，由于缺乏很好的家庭引导和教育，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环境、身心健康、人身安全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2.自我监护

由于没有上面两种条件，既没有隔代教养，又没有亲戚朋友寄托，独自把孩子留在家中。大多数情况是几个孩子在家，哥哥姐姐照看弟弟妹妹。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成了一群“有家的孤儿”。部分留守儿童由于长期无人管教，饮食无依，亲情空缺，心理极不健康，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日益成为问题儿童。这样的家庭教育状况非常令人担忧。

3.单亲监护

这种监护方式使得监护人的压力很大，家庭成员的外出增加了他们的劳动负担，他们要承受照顾家人和从事更多农业生产的双重负荷，根本无暇顾及对孩子的教育。

（二）家庭及学校教育方法不当

1.家庭教育观念、方式落后

目前我国很少有人把教育孩子看作是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即使教育权入宪也未能从思想深处改变这一观念，大部分人认为教育是作为家长天经地义的道德义务。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带养，受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等因素的限制，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教育方式难以适应孩子的成长，与孩子沟通交流较少，对孩子的思想动态、接触的大众媒介、生活的社会环境缺乏了解和监督，只关心吃穿，对教育无能为力，甚至有些还放任、纵容孩子的一些不良行为。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留守儿童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出任性、暴躁、极端的性格。另外，代理监护人往往过分依赖学校，而忽略了家庭的引导和教育，缺乏对留守儿童的正确引导，当他们在受到外部因素的教唆、引诱下，极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学校教育理念滞后

由于亲情缺失，农村的大部分留守儿童在性格方面不太健全，而农村的大部分学校由于受经济及师资力量的影响，加之农村学校教育偏位，重学绩、轻素质，片面追逐升学率的教育理念，学校的教育管理方式简单，忽视学生思想品德和法制方面的教育，把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推向社会，未能注重学生的心理问题，缺少心理疏导的措施和方法，使留守儿童的心理空缺，导致农村部分留守儿童学业不良或性格缺陷。因此，对于留守儿童的学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二、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几点对策

（一）建立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构网络体系

博登海默认为，法律对于基本权利的承认，可能只是提供了行使这些权利的一种形式机会而非实际机会。留守儿童权益保护问题是一个涉及劳动、用工、三农、教育、监护制度与户籍制度等多个方面的综合问题。因此，留守儿童工作是一个社会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共同的、有效的协作，单纯依靠某一个部门或单位开展此项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各职能部门对留守儿童工作的有效协作力度还不够。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在党委及政府的带领下，积极、主动地与公安、教育、文化等行政部门配合，整治校园周边环境，积极创建“平安校园”、“绿色网吧”。同时把侵害留守儿童犯罪行为作为打击的重点，不论案件大小，一律快审快结，依法严厉惩处，加强执行兑现赔偿款项，确保有力地震慑违法犯罪，与其他部门形成长效的联络机制，定期的就留守儿童权益保护问题进行交流、探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形成工作的长效机制和合力，形成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构网络体系。

（二）针对监护人及留守儿童等开展法律宣传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利用12.4法制宣传日、巡回审判、法律五进等形式，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切实履行法院职能，定期对留守儿童的法定监护人、代理监护人等进行家庭教育和法律知识宣讲，详细介绍受监护权、受教育权、发展权、心理健康权等留守儿童权益的法律保障。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家长也进行引导和教育，强化农民工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让农民工家长学会与孩子沟通、交流以及教育孩子的正确方式，发挥家长对孩子的独特教育功能，引导孩子健康成长。同时，用留守儿童犯罪的典型案例从侧面向法定监护人、代理监护人等告知监护人如何预防、如何教育正要走上犯罪道路的孩子，对于已经违法犯罪的孩子要以心论心，注重教育感化，强化监护人的法律责任意识，提高自身素质，使他们掌握一些家庭教育方式和基本法律常识，切实履行教育本职。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教育以及人身安全问题已是不容忽视。事实上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权益保护利于其身心的健康发展，避免因父母外出务工，生活和教育上得不到的照顾和教导产生的不利影响，另外，通过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权利，避免侵害的发生，有利于我国农村家庭的和谐发展。此外，对于留守儿童权益提供法律保障也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及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因此，我们更加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为这些孩子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张艳等.《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合法性”危机》.海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