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的找工作经历

我在香港的找工作经历（共8篇）

我在香港的找工作经历 篇1

寄托天下[http://exam.gter.net]2011-10-10 22:04寄托天下-寄托家园

1月底开始找工作,那个时候想法非常简单,有一份工作留

在香港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只要我满足条件的文职工作,我都会投简历.那个时候差不多每天10封.1.位于旺角的公司

Administrative Officer

这是第一次面试,完全没有准备得就去了,填完一张表以后,包括我在内三个女生,一

个面试官,属于群面.首先是自我介绍,广东话,普通话,英文都可

以.我选择了广东话,因为面试官一开始就

跟我们讲广东话,另外两个女生都是local,而据她们自我介绍的过程中了解到,她们两个都没有大学学历.相比起来她们的表达能力比我强很多,第一次面试,我完全不懂得怎么突出自己.在自我介绍以后面试官便问我们关于工作经验的问题,在此以后,他就谈到补习社TA的工作,此时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家中介公司,帮补习社找TA的.我还是笑着听完,离场后不再接听这家公司的电话.这一天下午本来还有一家公司,但是我已经知道,这一家应该也是中介公司,所以没去.而此后的一个星期,经常接到各种电话,不胜其烦.从此以后,我便开始留意公司名称,凡是跟职业中介有关的工作,一律忽略.2.某电讯公司

Personal Assistant

这一家公司算是大公司了,位于港岛,某大厦差不多20层全部是这家公司.到了以后有一位职员也是先要我填申请表,交照片.然后带我去了另一个房间门口,示意我进去就行了.敲门以后有人说Come In!于是推门进去,是一个全海景的会议厅,一位面试官,示意我坐下以后便开始面试,是全英文的.1, Introduce yourself.2, You got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ineering, why transfer to English Language in HK? 3, As you said, you don’t like Engineering, why chose it then?

4, OK, why not transfer when you were in year 1?

5, What’s kind of job do you like?現在想想，自己還真是老實啊。。。6，可以跟我用广东话聊天吗？

7, Do you know what you will do in our company? 這此面試也沒有準備，這個問題直接死掉。。。

8, Do you have any problems? 我問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这最初的两次面试，尤其是第二次，让我深深地反省。一方面是关于投简历时的选择—香港有不少这样的中介公司，让你去做sales，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投到这样的公司里；二是表述能力，自己稀里糊涂地就去了，我到底在说什么，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之后几天休息了一下，没有再投简历，回去修改了CV，同时浏览找工作的网站，我发觉多看看这些网站，其实可以分辨哪些是中介。

3.香港某知名地产公司

Real estate officer

这是香港非常知名的一家地产公司，我去的是湾仔的分部面试。

刚开始是HR初面，之后等待几分钟通过之后，开始笔试，笔试有两道题，均是问答题，一题中文一题英文，都和地产有关系，答题时间是一个半小时。笔试完后，大约又等了15分钟，开始终面。

终面需要到公司顶层的会议室，面试官是两位经理，约40多岁，和颜善目，让人感觉非常舒服。面试一开始是英文，先问为什么本科读建筑，硕士转英文，我说想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他们笑着点头说你英语很好呀！这句话确实让我振奋不少，因为来香港这么久，香港人成天都说你们内地人英文如何差如何差，从来没有香港人说过我们英语好。之后开始问我在香港学到什么，对地产的认识，对香港的认识，以及以后的职业规划。问了很多问题之后，开始闲聊了，闲聊中经理突然问：你广东话怎么样？我说那我们用广东话聊天吧，又嘻哈了好久，经理说：“嗯，我知道在内地，薪水是公司制定的，一般不会问，但在香港不同，你想要多少薪水？”，我答了，他没有像想象中讨价还价，我也认为这家公司肯定给得起，之后便说：“六月上班有没有问题？”我忧喜参半，因为我有三个学期，7月才上完课，IANG8月才能办好并合法工作，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我也老实回答了，他便很无奈地摊了摊手。

我回去的路上，心情非常不好，后来在寄托上发现，以前也有不少师姐因为三个学期不能马上投入工作而丢了offer，我当时真是恨死这第三个学期了！香港的大多工作，都是需要你immediately available的，大公司会愿意等，但很多也是从6月开始。

这之后第二天还有一场面试，一家大型制造企业，老外来港请秘书的。初面都没过，HR直接告诉我，像你这样8月才能上班香港很少有人愿意请的。

4.香港某电视台

秘书

很漂亮的office,位于红磡海滨广场。这家电视台的简历我投了一个月以后，才打来叫我去面试。也是在会议室，会议室很漂亮，对着北角的海景。去会议室途中也经过演播室，感觉非常有意思。

面试官是女的，打扮非常新潮，一进来便主动与我握手。面试是广东话的，问的问题有介绍自己，对这家的电视台的了解，对秘书这个职位的理解，最后的问题是问我星期六可不可以上半天班。走的时候HR告诉我，这是初面，如果想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入二面，必须自己打电话来问。但后来出了一些意外，令我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也就没有打电话过去。

5.某投行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呵呵，可以去传说中的投行面试，也觉得挺好玩的。这个职位写明是在融资相关的部门工作，所以面试是前一天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先去了一个小的会议室，HR是香港人，广东话，问的问题和这份工作本身无关，基本上都是个人问题，非常详细，如：来香港多久了，对香港的认识，怎么学会广东话的，以后打不打算长留香港，为什么？和男朋友怎么认识的，有没有结婚的打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围绕一个点----稳定性。

HR问完以后，带我去了一个大的会议室，一位戴眼镜，约50岁的男士坐在里面。他开口便是普通话，问我是哪里人，以前在哪里读的大学。之后便问：“听得出我的口音，是哪里人吗？”我说：“我觉得是台湾口音。”他说：“对了一半，我在台湾长大的，但是我祖籍江苏，6岁去了台湾。你觉得我们台湾人的国语和你们大陆人的国语有什么不同？”我就随便拉了一些，还提到我男友是台湾迷。其实我个人确实不喜欢台湾⊙﹏⊙。他后来也问了我一些关于这家银行的细节问题，比如我为什么会想来这里工作，还有知不知道我以后从事的工作是怎样的。

他表现得很愿意请我，甚至都说了一些以后见这样的话，可是几天以后，却得到了不获录用的消息。说实话我挺失望的，因为一开始没有抱有什么希望。有人告诉我，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明明人家很热情，可是到最后就是不请你。

6.某综合公司

秘书

之前只知这家公司有汽车方面的业务，后来才知道这家公司非常大，还有食品，化妆品等业务。公司位于九龙湾。

还记得面试那天，我出了地铁站却下起了蒙蒙细雨。路上问路，没想到对方竟是那家公司的员工。因为我去面试的时间刚好是午饭时间，遇到了不少员工，我感觉这家公司的人，脸上带着非常自然的笑容，和sales接客见老板完全不同，公司大楼门口有专人接待面试者，整个氛围非常人性化，和以前许多公司带给我的冷冰冰的感觉完全不同。还记得会议室里用写着“全力以中港人民幸福生活为主旨！”

一开始是HR assistant的初面，广东话，介绍自己，谈谈学历与工作经验，这些问题我已经答过很多次了。接着开始笔试，纯考英语能力，这是我二十多年做过的最难的试卷，看了前几题我已经冒了一身冷汗，怎么会这么难，这么难！！专八的题，在这卷子的对比下，也只能算cet4。交完试卷以后我已经脑子一片空白了，完全回不过神。

大约等了20分钟，一位约40岁的女士进来了，她介绍自己是HR manager。一开始是广东话，她拿着我的试卷说：“你觉得我们的题难吗？”我说我觉得挺难的。她说：“还不错，很少人及格的，很多人都抱怨我们的题太难。”我一看，我65分，o(╯□╰)o。然后开始面试了，英文，问我对这家的了解，为什么想来这家公司，对上司命令的服从，比如和上司意见不同，而且知道上司是不对的时候，要怎么办。

最终没有拿到这家公司的offer,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太嫩了，秘书这份工作，我到底做不做得了。后来发现这家公司每年都会招MT，薪水高于毕业生平均水平，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7.某地产公司

CEO的秘书

我想，没有拿到这家公司的offer，会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释怀的遗憾。这是一家中资的大型地产公司，已在香港上市。从事的业务是我本科所学，其重点发展领域也在某方面与我有很大关系，要求语言能力方面是我硕士学的，我是半夜看到这家公司的广告的，虽然请CEO秘书，让我觉得希望不大，但是如此多的巧合，如此多的条件我都具备，实在让我异常兴奋。我发了求职信过去，是重新写的一封，而不是利用以前的模板。

第二天一早，还没睡醒，接到了这家公司的电话，是内地人打来的，说看到我的求职信了，我马上表现地很进取，说了很多。她说，那你来面试吧！我问什么时候，她居然说现在！我非常无语，因为晚上我还有考试，但是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想做。我说下午可以吗？我现在不太方便，于是约了下午。

很大雨，去了湾仔。面试我的是那位打电话给我的Z小姐和一个香港人，两个人轮流提问，一个用普通话一个用广东话。Z小姐问的是业务方面的，香港人问的是语言和背景方面的，都是我熟悉的。感觉上每个问题我都回答得不错，她们看起来也比较满意，最后那个香港人问的是我需不需要办工作签证？我解释了一下IANG，然后Z小姐问：“我问你个问题—老实说我知道不少人为了保证签证的连续性，随便找一份工作，然后拿了签证就辞职，你会不会？”我当然说不会。其实CEO秘书，怎么能算随便一份工作呢？

过了约一个星期，那位Z小姐打电话来，说参加二面，也是终面。出乎我意料的是，CEO是女性。她的眼光非常锐利，让我有一点害怕。Z小姐也在场，全程是普通话的。说起来，我准备的问题，真的一个都没问到。个人方面，问了关于道德的定义，对于工作中道德与实践的关系，对自己及上司的期望；工作方面，狂轰烂炸问了很多很多问题，基本上都是你遇到某个非常具体的难题时，你如何处理，还问了知不知道作为CEO的秘书和助理，有什么区别。我当时已经感觉到，我答得不好，恐怕是难以成功了，最终果然失败。只能说自己，本身就不够格。

8.某教育机构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这是一家跨国的教育机构，非常知名。面试我的HR的打扮就是你满街都能看到的那种港女打扮。她介绍了这家公司在香港员工很多，以后还要跟学生还有家长打交道，所以会很忙。面试一开始是广东话的，问如果家长投诉教学质量，要退

钱怎么办？还有员工与员工之间发生争执怎么办，她补充说：“我们香港人就是这样的，为了几块钱可以在菜市场跟人吵不停的，你要有准备。”还问到，公司这么多人，很多人都不认识的，你会选择什么方法来增进员工之间的感情。

接着开始了英文问答，介绍自己，职业规划等等。她突然问：“你对你们内地人的英文水平这么差有什么看法？”我反问：“你觉得我们内地人英文怎么不好？”她说：“我经常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你们的口音很要命。”我不高兴了，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香港人的英文口语很烂，跟广东话夹杂不清，什么order,boss,offer发音怪里怪气，被广东话同化了。”她显然被我吓了一跳，没有继续就这个问题追问下去。

类似这样被歧视的例子，生活中非常多，工作中也不少。曾有一次，一家公司打电话给我叫我去面试，然而弄清楚我是内地人以后，说那你不用来了。这种复杂的心情，可想而知。

9.某综合公司

Secretary to GM

这家公司挺大的,非常有名,两栋办公楼算是上环的地标.这已经是我找工作的后期了。到了后期，面试的机会比之前少了很多，但是公司也越来越大牌，我其实很担心很担心。我的好朋友去了中远，可是居然没过试用期，这也让我的压力非常大。

这家公司的保安是个会说广东话的中东人士，非常可爱。一上去是初面，还是那些非常常见的问题：介绍自己，过往的学习和工作经验等问题。之后面试官开始说起公司的各种福利，这一点很像中资企业，福利很不错，最后提到，我提出的薪水要求可不可以降低一点？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诧异，这么大一家公司，我提出的薪水只比毕业生平均水平高一点，居然给不起？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很着急了，加上之前提到的福利不错，我便说可以，但是也不能低太多。面试官说：“我们也不会很过分，少个几百一千的可以了。”

之后一位男同事开始考我打字，一篇英文，字数400多，要我5分钟打完，还说他平时就是5分钟打完的，我听了有一种被耍的感觉，这怎么可能打完？你装吧！最后我只打了两百多个字。然后打英文，电脑里只有香港人用的仓颉和速成，我说我不会，我本身用的是全拼。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已经死了。然而15分钟以后，面试官告诉我，GM正过来，要我等等，这是终面。

感觉这位GM应该是香港人，但是打扮很像内地的那种暴发户。。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正在建设的珠港澳大桥对公司业务的影响有什么看法。围绕这个问题我们一来二去地大约说了10分钟，说完这个问题，之后的相对就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了。他最后说，你的职位算是比较高的职位，但是你来香港仅仅一年，而且在香港没有工作经验，你觉得你要如何胜任。回答这个问题了以后，他送我出门，嘴里很小声不停地念叨“在香港没有工作经验，在香港没有工作经验…………..”

10.某零售集团

Admin.Assistant

也是一家大公司，全球都有分店，主要买各种奢侈名牌，小到gucci，大到hermes。

初面是在尖东的分店，问的也是那些已经回答烂了的问题，不停地换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整个初面约15分钟，告之若有二面会通知。这家公司初面完后，就接到一个电话，也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的offer。之后的一些面试电话，我都推了。

我在日本抗日的经历 篇2

我是河北遵化市堡子店镇十八里村人。1943年， 我十七岁，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参加的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第十二区，区长叫刘志光。当时抗战比较艰苦，我们十二区在遵化一带同鬼子展开了麻雀战。

1944年11月，我们一个小队在庞家峪一带活动。由于叛徒的告密，我和战友窄永宽、尹宏信一同被日伪军遵化警备队第一大队抓住。开始我们被关在遵化监狱，年底同其他100多人转至唐山日本人手里。刚到唐山，残忍的日本鬼子把我们放进笆篱子关了一宿。笆篱子不足一人高，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铁钉，地面上插满了铁钉，人在里面，直不起身来，也不能躺下，只能四肢着地撑起身子趴着。这么撑一晚上，我们撑得都浑身发抖，有实在撑不住了的，一躺下去就给扎死了。在遵化关了一个多月，1945年初，我们又被押解到天津塘沽，也不知道敌人要把我们怎么样。到塘沽以后，上千的人都被关在一个四面被壕沟包围的监狱里。用木板做成的牢房非常简陋，寒风透过板缝呼呼地吹进来，我们冻得瑟瑟发抖。我们每天的口粮是两顿豆饼窝头加凉水，规定在牢房里只能坐着，只有在每日两次放风的时候才能活动一下。凶神恶煞的看守拿着写有“打死勿论”的四棱木棒，对我们严加管制，稍不顺心，非打即骂。一天，坐在我身边的一个难友实在受不了了，稍稍地站起来一下，即被当场活活打死。

我们在那个监牢里过了二十多天，后来鬼子组织我们进行体检，检查有没有传染病、有没有红眼病。体检合格的人都被拉出了监狱，我们这才听说是要运我们到日本去做工。我们大概是农历二月初登上去日本的轮船的，四天四夜后，在九州岛登岸，再几经辗转，我被运到北海道的夕章市。夕章市有很多煤矿，我们到达后就被分到各个矿厂去了。我和一些人被分到了“真谷地煤矿”，一进矿厂，我们就看到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冀、热、辽劳工管理所”。

在矿厂做劳工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每天要在几百米深的矿井里劳动十几个小时，每天在上面的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包括吃饭、洗澡、睡觉。睡觉是几百人挤在一个大监舍里，又阴冷又潮湿，大家都得了皮肤病。吃的是用豆饼、树皮、橡子面做的窝头，一边是又累又饿，一边是实在难以下咽。没办法强行吃下去，又会造成解不了大便。更悲惨的是有那些心狠手毒的巡警，他们对华工百般虐待，动不动就是毒打。矿井里的华工每天都有人饿死、病死或是被打死，甚至有些病人还没断气就被扔进了焚尸炉里。

在这些华工中，大家的来源和身份比较复杂，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况：战场上的俘虏，像我和窄永宽等；日统区的“罪犯”；日本人强行抓的劳工。一开始，除了一起来的几个人，大家也都不认识，慢慢地我们之间就会相互问情况，原来在哪，为什么被抓来的。我们通过一段时间打探，联系上了二十多个参加过抗日游击队的。毕竟是抗日出身，有战斗经验，也有抗日决心，加上处在那种任人宰割的情况下，大家都说不定哪天就要遭到毒手，

于是我们二十多人开始暗暗地谋划暴动。

大概是在1945年4月份，我们策划了第一次碰头会。我们约定一个晚上在矿井上面的一个地方碰头。那天晚上，大家陆陆续续地去开会，但是早就被敌人知道了，等先去的有了五、六个人的时候，敌人就把他们抓走了。我们还没去的知道出事了，也就没去露面了。被抓走的同志又免不了经受敌人一番毒打折磨。

第一次串联失败了，但是我们并不甘心。大家分析失败原因，确定肯定是出内奸了。我们注意到，所有的劳工都是一样干活的，但是有少数人跟大家吃得不一样，大家吃豆饼窝头，他们吃大米白面。我们第一次约定开会的人中，有两个这样的人，他们还都会讲点日语，而且都没有被抓。我们再注意观察了他们的举动，的确有点奇怪，所以就确定他们是内奸了。之后我们吸取了教训，从思想上跟那几个确定为内奸的人划清了界限，有什么事情不跟他们说。再有就是分小组开会，改在矿井里碰头，再由各小组的负责人秘密联系。大概是在6月份，我们制定好了暴动的计划，派人联络其他矿井的的华工，要集体罢工，在夕章市发起暴动。

也就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鬼子的一些变化。那时候矿井附近其实很少见到年轻的男人了，但是当地还在继续征兵，那些妇女拉着丈夫不让走，全家人大哭小叫。还记得有个老太婆，为了不让她的一个家人当兵，躺到铁轨上拦火车，结果被活活压死了。没过多久我们就看到北海道的天上飞来了冒白烟的大飞机，而且飞机一来矿井上就响警报，大家就隐藏好。我们知道，这是苏联的飞机。这时候鬼子也不叫我们挖煤了，而是挖防空洞。挖防空洞比挖煤轻松多了，而且鬼子也慢慢地没有原来那种嚣张气焰，对劳工的管制也松了。大家知道日本鬼子快完了，有人趁机跑了出去，到其他矿井去和华工取得了联系。

大概是在6月下旬，几个矿井的华工按约同时集体罢工。

我们占领了夕章市，这时候我们完全自由了，不干活，可以在夕章市自由行动，矿上得保证我们有饭吃。那些原来打骂我们的日本人，现在见到我们就像狗一样，点头哈腰的，他们要是不老实，这回轮到我们揍他们了。

由于矿井已经停工了，日本政府也减少了物资供应，夕章市毕竟又是小地方，没多久我们的衣食就出问题了。入秋以后，北海道的天气越来越冷，大家的衣服不够御寒，夕章市又拿不出来，大家就想到北海道最大的城市札晃。那时候我们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大家就商量着到札晃去暴动。

大概是在九、十月份的一天，周围矿井上约好了的上千名华工涌进夕章市火车站，大家抢占了一列火车，把车上的日本人全部赶下去，强令司机运我们到札晃市。我们又像在夕章市一样，大闹札晃市抢。我们当时收获最大的是抢了一个部队的大仓库，里面全是一些军用被褥、衣服和其他一些装备。上千号人进到那个仓库里，把自己的旧衣服扔了，从头到脚统统换上新衣服。札晃市有几家照相馆，我们就穿这新衣服去照相。他们也不敢要我们的钱，大家排着队在那儿照。这张我和窄永宽合影的老照片就是那时候照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札晃暴动，当天晚上又回来了，大家带回来一些吃的穿的东西。以后矿井上断粮的时候，大家还去过几次，也就是去要吃的穿的。我先后去了三次，第二次去拿了照片，第三次我们碰上了美国兵，那就是大家最后一次“暴动”了。

那大概是在11月底，我们又来到札晃，当我们一小队人走到一条大街上时候，远远地就有人朝我们开枪，我们看到有部队向我们走来。刚好附近有一条下水沟，我们就躲进沟里，商量着怎么对付他们。

他们看到没有动静了，就慢慢地走了过来。等他们走近时，我们有个人一发号令，大家一下子就冲了出去，跟那些人打了起来。打了一会儿，双方都有人受伤，他们一方主动说不打了。他们是美国人，刚好我们中有一个人懂英语，就跟他们谈判。原来他们是在札晃维持治安的，有日本人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土匪流氓，要他们来抓我们。我们告诉他们真相，并向他们提出要回国的要求。美国人答应可以送我们回国，要我们先回夕章，不要抢东西了。我们这样就回去了，也跟他们矿井上的华工讲了这个情况。

大概是在1946年初，有国际组织的人到夕章市来，先把我们的武器都收缴了，然后组织我们回国，也是先从北海道到九州岛，再坐轮船回天津塘沽。因为我们很痛恨那些汉奸，上船前大家就商量好了，尽量把那些人分散在不同的船上。等船到海上以后，大家就把他们揪出来，审问他们，罚他们跪在地上认错，有些特别坏的干脆就被我们扔进海里。

我在法国当飞碟工的经历 篇3

店里有四十多个座位，主要的生意来源是堂吃的客人，而我最开始的工作就是点菜。第一次进房，客人全满，五个小时我不是在快走就是在慢跑。客人催，厨房喊，其间失手打碎一瓶酒，两个杯子。还有一桌客人在抗议，杯子和餐具没有及时送到。

第二天我被下放到厨房，切红萝卜、青椒、洋葱、洗碗、刷盘子……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非常苦。在充斥着油烟味的厨房后面，有几个大水池，服务生把大堂里收到的餐具堆在第一个水池里，第二个池子中放满洗涤精，第三个池子里是清水，最后两个水池是流动水。头一遍撤下来的盘碗沾满油腻和饭菜残渣，带着塑胶手套也洗不干净。我索性脱了手套把手伸进凉水中，使劲擦洗出它们的原来面目。第一遍过关后，要在第二个池子里再洗一遍，然后是第三、第四和第五个池子。老板娘在一边监督工作质量。厨师老李说，大家把这份工叫飞碟。每天有无数的盘子碗在手中飞过，冬天里穿着短袖衫也能干出满身大汗，至于夏天，权且当作免费桑拿。

店里的飞碟工一共有四个。其中一个留学生和我值晚班。开始的时候，他经常说些客气话。没过几天，当我抱着一摞刷好的盘子往桌上送的时候，感到身边有人猛地推了自己一把，厨房里立刻飞满了碎片。老板娘黑着脸算赔偿金。我向身边望了望，故意推人的留学生面不改色地说，你干活真不小心。

我在香港的找工作经历 篇4

“现在你需要完成入职前的一些手续。”HR继续在电话里说，“首先，您需要到我们指定的一家医院进行常规体检，体检内容应包括肠胃道功能、血液和大小便的检查;”

“然后你需要去深圳的一家指定诊所做drug和alcohol的检测;”“毒品检测!不是吧?”我不由自主叫起来。“一般都没有问题的，只是一个程序。”HR在电话里笑着，并继续往下说。

“我们外包的一家专业背景调查公司会在随后对你的犯罪记录和工作学习背景展开调查;”

“你需要完成一些表格的填写，如diversity协议等等。当然，这可以等你入职以后。当然，你需要辞职。你做完体检以后，就可以辞职了。我们需要一份离职证明。”

我重复了他提出的每一个步骤，以确保没有项目被遗漏。他接着说，“不知道医院的体检项目明天做不做?要不你明天就去做体检吧，尽快把体检报告EMS给我。”

“明天?!”我晕，明天是星期六，体检的医生很可能不上班。再说，也不用这么急吧?今天告诉我给offer，明天就体检，周末也不放过?但看在刚才HR inform的待遇和看在这家fortune 500公司名气的份上，我不由得不答应。

“你先去做常规体检，等结果出来再辞职。下个星期一我会给你排你的ADU test的时间。”

“等一等，”我说道，“下个星期有些事情要处理。I will not be available the next whole week.”

HR愣了一下，说：“那好，你回来后马上与我联系。”

意外的出差

就是今天早上，当主任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站起来跟他说，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他，和电视台的联系有结果了。一家省级电视台答应跟我们一起试作一次节目，效果好的话，可以发展成一档固定的栏目。这档事情我已经联系了快一个月了，终于有了眉目，我想主任会高兴。主任笑眯眯的看着我，说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

“你下个星期跟领导去出差。时间四天。三个城市，上海、杭州、武汉。”

出差当然是好消息，但是放到这个时间却不是。从面试的情况看，我知道那家石油公司很可能会录用我，那让我在这里出差对单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想尽办法暗示他我不适合跟领导出这趟差，而主任想尽办法帮我破除障碍，并想尽办法明示我这是领导对我的重视。我暗暗叫苦，不知道什么时候新公司会通知我上班，而这一出差，公司可能联系我不上了。

星期六我去医院作常规体检，居然体检项目是开门的，只是结果下个星期三才拿得到。

我在美国高中的比赛经历 篇5

一个周日上午10点多，我代表我所在的高中去参加游泳比赛。比赛地点在另外一所学校。参加比赛的共有3个学校，赛场观众不多，有些学生在父母的陪伴下前来观看比赛。赛前，各学校都组织了拉拉队来为自己学校的队员助威。开赛前，队员们在做着各种比赛准备。忽然，我看见一个男生兴高采烈地披着红色浴巾，穿着深蓝色泳裤，如同超人般绕着泳池跑，边跑边叫，最后他跑到起跳台上，带领全队的人一齐喊口号。当时感觉挺震撼，因为在国内这样的J隋景并不常见。

比赛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左右，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教练会发给每个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你要参赛的项目等内容。每个比赛项目各有不同，但一般都会包括50码（1码-0.914米）、100码、200码、500码，蛙泳、仰泳、自由泳、蝶泳，全能、个人、接力这些项目。

像这样的游泳比赛通常每周举行一次，每次比赛并不设奖项，而是计算各学校的积分。在这个赛季结束的时候会按照积分评定哪个学校是否有资格进入季后赛，最后参加冠军的角逐。

在美国，各高中里的体育比赛很频繁，因为比赛而请假不能去上课的情况几乎天天都会出现，甚至有时如果哪个老师兼教练要外出比赛，那么那节课就会被取消，这与国内有很大不同。比如，这周女篮去参加比赛，周四早上就出发了，周六晚上才能回来。总之，体育训练在美国的高中里所占比重很大，这也算得上是美国高中和国内高中较大的差异吧。

虽然是代表学校参加体育比赛，但并不是只有表现出色的人才可以参赛，学校经常鼓励所有学生都参与到比赛中去。比如我在上高中之前，从来都没参加过正规的游泳训练，游过的最长距离也只有区区50米。上高中后，刚开始只能勉强完成全部游泳训练内容的1/3，我问过教练：“我能不能只训练不参加比赛呢？”她笑着说：“没关系，训练一段时间你就会主动要求参赛了。”我当时将信将疑，毕竟队里好多人都是从小就开始训练，我怎么能和他们一起竞技呢？可我参加训练不到一个月，居然站在了游泳比赛的起跳台上。这样的变化让我情不自禁对体育锻炼产生了好感。

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每天放学后必须参加两个小时的体育活动，一年三个学期，每个学期都有不同的运动项目。很多学生都很讨厌这个规定，我开始也是一样，但现在却很感激它，因为，经过体育锻炼我的身体强壮了，几年都不患感冒，身体素质越来越好，对于我的学习也大有帮助。我现在知道了，有一副强健的体魄，对于战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是多么有益啊。

我在农村做生意的经历 篇6

毕竟逐渐懂事了，仍不放弃大学梦想，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半年后回到学校继续复读，在1998年恰逢高校扩招考上一所三流的大学，可是高额的学费又怎么办呢？读高中和复习已经耗尽了家里所有的钱，当时我做了个决定，不再读书，已经圆了上大学的梦，拿到录取通知书就算了。可是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在农村考上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无论如何都要读下去。只能张罗四处借债，借了好几千就送我到学校去了。整整三年，我父母在家里省吃俭用，还是欠下了10000元的外债，也让我母亲累下了一身的病痛。

2001年我大学毕业，不包分配，四处漂泊打工，先后在建筑公司當过办公室秘书，做过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还与老乡一起在外面摆过摊。到2003年春节，我从外面回家终于还清了家里的外债，但母亲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再也不能下地干活，越来越衰老了……为了照顾母亲，我选择了不外出打工，就在离家很近的小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月薪五六百元，除了各种花销，能落个两百元左右，就是每周都能够回去看看母亲。看着母亲一天天的衰老，一天天病倒，我心里真的如刀割，她也只能偶尔到县城来检查一下，开点药回去吃，要不就在乡镇的小个体诊所拿点药，想让她做手术。可她一直不肯，至少要几万元啊！2004年7月1日，接到二叔的电话，母亲快不行了。那天我还在小县城里给公司忙事，赶紧回家，仍然晚了。愿母亲的在天之灵能够原谅不孝的儿子……

母亲去世后，我在家里陪着父亲，看着父亲苍老了很多。我很茫然，想法也很多，不知道这个家庭的重担我要怎么样才能担下去，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就是绝对不会再让我父亲这样下去。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让我父亲生活得好一点，让母亲能够在地下安心。母亲去世后，我有种预感，如果继续这样，那么我的父亲有一天也会累得病倒。不仅是农活劳累，而是人心理的疲劳，如果我外出打工走了，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实在是太苦了。于是，我决定让父亲和我一起外出打工，可是父亲任凭我怎样劝说，就是不答应，他要继续留在农村整那一亩三分地。

恰逢春节我姐回家，我们姐弟俩轮番劝说，父亲始终不答应，他实在是丢不下他的庄稼，也不知道像他那个年龄还能外出找到什么样的工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知道，我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父子俩是相依为命的。于是，我放弃了到南下打工的打算，决定继续留在小县城里，帮助父亲找份轻闲点的职业，让他能够有一些事做，也能够挣得一点生活费。我慢慢搜寻，一份职业一份职业的排查，可是谁也不会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只有建筑工还要，让他当建筑小工我有于心不忍。看来，只能自谋出路吧，用一点小的投资开一家小的什么店吧！副食店、百货店、水果店、服装店，感觉都不适合，有的适合投入又太大，我哪去找那么多本钱。慢慢地，想到了我在县城打工的饲料公司，周未我也可以去帮忙销售呢，而且本钱投入不过两千元左右。征求了姐的意见，决定一试。

我的家乡在四川东部一个小县城，属于丘陵地带，经济确实不发达，小镇方圆也不过一公里，属于还没有开发起来的小镇，当然也无所谓开发区了。我准备做生意，首先是要租一个门市，在小镇主干车道上的门市，好的一年租金一千元左右，如果次车道和村级路方向的门市，则是七八百元左右，但是很少有空房，,即使有也许被房主当成住房或者仓库用了，他们不愿意出租。就这样，大概找了两三个月，终于找到一间别人放水果的仓库门市，总面积约20平方米，店面开间3.6米，和一般的乡镇门市差不多。与房东联系，每年租金750元，然后又找到卖水果的租房者，出了200元转让费，一切搞定。

这个门市位置还可以，属于次干道上，上行50米是十字路口、镇中心位置，下行20米是镇农贸市场，赶集时行人还是较多，特别是我老家那边的人都要从门市前经过再到十字路口。我的店左边是一家定做皮鞋的师傅，右边是一家修理电视的师傅，而斜对面则是一家饲料店，正像楼上那位朋友说的是做正大饲料的。他的生意还一般，在小镇上算不上最好，也算不上最次，时间久了，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我们的朋友了。

都说农村是一片广泛广阔的天地，我选择了做饲料生意……小店才开张不久，我想，只要我努力了我会成功的!

我在美国经历炭疽危机 篇7

“四月是一个严酷的月份”——用英国诗人艾略特《荒原》的开篇来形容北京的现状恐怕不为过。我们还没来得及为躲过往年春天恼人的沙尘暴而庆幸，却又不得不投入一场“人民战争”，抗击骇人的疾病——非典型性肺炎。式样各异的口罩成了这个春天的流行“饰品”——尽管这种另类的“时尚”让人感到一丝无奈和苦涩。走在大街上，恍惚间，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在大洋彼岸的岁月。两年前那个金秋十月，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街头，我也是穿行在这样的五颜六色的“口罩流”之中。那时正是美国的多事之秋，刚刚经历过9.11劫难的美国人惊魂甫定，却又陷入了“白色粉末”的阴影中。

危机阴影下的平和心态

在接踵而至的突发性危机事件面前，美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混乱和恐慌，美国人民也没有被打垮，仍然保持着他们率真、乐观的天性，在表现爱国主义感情和忧虑的同时也不忘记“幽上一默”。一次，我在纽约地铁上见到一个年轻女郎戴着一副硕大的口罩——确切地说是面罩，上方画着一面飘扬的星条旗，写着“上帝保佑美国”：下方是一行小字：“谁来保佑我呢？”

还有一件趣事也让我回味至今。当时，有关部门给大家发放了许多“即时贴”，上面印着“不开、不闻、不晃”，提醒大家如何处理可疑的邮件和包裹。我的同事在准备酒会时，把它们贴在了高脚酒杯上。大家知道，美国人喝葡萄酒时都习惯先晃一晃、闻一闻，然后再品尝。在那样的非常时期，他的小幽默让众人忍俊不禁，倒也缓和了紧张的气氛。

大多数美国人在炭疽危机的阴影下能够保持相对平和的心态，与他们的文化修养和心理素质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经过长期努力，美国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健全而成熟的应急保障体系，为广大民众在物质和心理上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和后盾。毕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环球同此凉热”的今天，许多地区性的突发危机都会对“地球村”的每个公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应对危机的挑战，业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体验”。

日积月累的危机意识

2001年秋天到2002年春天，美国发生了一连串的灾难和危机：9.11事件、炭疽危机、中西部的连环“邮箱”炸弹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等，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短暂的恐慌，但却并未使整个国家和人民生活陷入混乱状态，这充分证明了美国危机管理机制的健全和成熟。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曾经归纳了成功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三个要素：政府部门积极主动应对、媒体“第一时间”的反应和民众的自我调适。应急体系的建立、高效和畅通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它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平时不觉得它的好处，甚至觉得有些繁琐和多余，一旦到了危机时刻便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初到美国的留学生都会觉得美国人太“胆小”、“怕死”。比如说，第一次坐在美国大学的教室里上课，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紧急出口”的标志。刚刚搬进租好的公寓，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房东便会敲门，告诉你烟雾报警器和灭火器的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紧急出口和楼梯在哪里。怕你听不明白，还要亲自带你沿着“逃生路线”楼上楼下折腾一番，临了还发给你一个面罩，让人觉得好不“晦气”。美国社会中的这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意识，确实让习惯于“抬头见喜、出入平安”的中国人很不以为然。细细想来——尤其是经历过9.11和炭疽事件的“洗礼”——美国人的这种“危机”意识为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的物质准备和心理调适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炭疽危机的高潮，由于怀疑炭疽病毒会通过呼吸和空气传染，我的房东知道我要去华盛顿出差，特意打电话提醒我在坐地铁的时候要戴上口罩。我这才意识到她平时的唠叨不休对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有多么重要。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平日的积累。

阻断各种小道消息的人际传播

这种“危机”意识也反映在媒体的运作上。美国媒体高度商业化，信奉“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的理念，因此平日有关天灾人祸的报道总是占据新闻头条。对一些突发性的危机事件，远的如科罗拉多校园枪击案，近的如9.11事件和炭疽危机，媒体都会在第一时间做连续实时报道，让受众充分享有知情权。

在炭疽危机期间，每天的全国电视新闻节目都要公布各州疫情，地方电视节目用滚动字幕的方式播出咨询疫情和举报可疑物的免费热线电话。媒体的及时和公开阻断了各种小道消息的人际传播。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媒体也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不会为了商业利益而做火上浇油的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剧集“犯罪现场调查”(CSI)，其中有一集是讲联邦调查局和警方合作侦破一个利用生化武器制造恐怖事件的案子，原定在2001年10月中旬播出。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势，为照顾公众的情绪，CBS不惜牺牲高额广告利润，决定撤下这个节目。当然，CBS毕竟是家商业媒体，在撤下节目的同时，也不忘制作一期专题节目来解释调整节目的原因，博取了良好的公共形象，为日后获得更高的广告收益打下了民意基础。

朱利安尼“做秀”媒体

美国一向以“大社会，小政府”的体制而闻名。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政府善于利用媒体与公众沟通，稳定公众情绪。一旦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美国公共新闻频道(C-SPAN)便会直播联邦和地方有关政府机构的新闻发布会。在炭疽危机期间，C-SPAN成了大小官员轮番向公众“汇报”各自部门应对措施和实施情况的“会客厅”，现场还设立了热线电话，随时接受公众质询。

在这些大小官员中，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无疑是最善于利用媒体的。第一架客机撞上世贸大厦北塔楼后两个小时，他便通过电话与地方电视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安抚市民：炭疽闹得最凶的时候，他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还亲自到当地邮局拆捡信件，并通过媒体广为转播，以消除公众的恐惧情绪。

我在香港的找工作经历 篇8

4月7日早上11点，火炬就要出铁塔了。留学生在草坪上拉起了“奥运会不等于政运会”的横幅。一个电视台开始在中国留学生的人群里采访我们。采访了几个，大家一致的观点是奥运会不是政治运动会，我们不在今天谈论政治，欢迎法国朋友去北京，去中国，看看友好的中国人民。记者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一遍遍地问我们西藏。留学生很不快。这时有两个法国人上前说话了，说我们中国人没有民主的，都被洗脑了，所以只会说这样的话。

然后到了victor那里等火炬，三个藏独分子(法国人)去抢火炬。其他一些藏独法国人喊“解放西藏”，留学生就在边上喊“北京，加油”。当藏独抢火炬的时候，我亲耳听到边上的一对法国母女的对话，让我知道了法国人是怎么样从小开始就被洗脑的。那个小女孩只有5、6岁的样子，看到有人去抢火炬了，就问她的母亲“妈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母亲说“因为中国人使用武力占领了他们的国家五十年了，他们借此机会表达他们想要获得解放”。我相信，母亲并没有什么恶意，因为她也是从小受到的如此的教育，她只是把她所知道的告诉她的女儿而已。

火炬过后，留学生开始往下个点(radio france)进发，一路上不断有同胞加入，只要是中国人，看到了就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一路发国旗，一路往前走。我们沿着塞纳河走，桥上的人看见我们，就发嘘声，喊着藏独的口号，时不时地有举着反奥运和支持藏独的牌子的人从我们对面走过，我们就对着他叫“北京，加油!北京，加油!”

在过某座塞纳河桥的时候，队伍估计已经有三百多人了。这时警察开始封路，并射发了催泪瓦斯，队伍就只能后退，找到另一条路，结果又被封掉。无奈只好先分散队伍，准备到市政厅再集合。

在队伍过桥的时候，有三四个法国人，很嚣张地跑到我边上喊“解放西藏”。我怒极了，朝他们喊“解放科西嘉!”。那个女的也发怒了，说“科西嘉就是法国的”，我说“西藏就是中国的”。她来抢我手里的旗子，我反手用旗子朝她脸上戳了一下，她和她边上的男的就作势要动手，我跑进大部队，他们也只好作罢。

到了市政厅，发现好多国旗，大的国旗，迎风飘扬，好激动啊!!!我们一个小分队马上跑进大部队，大家一起唱国歌，喊“加油，北京”，声音响彻市政厅广场。我感到我从来没有这么热血过!边上有不少法国人喊什么“解放西藏”、“北京，杀手”之类的话，但马上被我们的国歌和“加油，北京”压下去了。我边上一个老头不停的问我为什么来法国，滚回中国之类的话，我当他神经病，对着他喊“中国、中国”。

市政厅大楼上的一个窗户打开着，几个法国人举着一个藏独旗子，市政厅大楼上也挂着一个牌幅，写什么巴黎永远保卫世界人权，都是当天挂上去的。但是广场上已经绝对是中国人的主场了，多亏了我们的国旗多，嗓子也够响。

然后我们到终点站charlety体育场。那里我们和藏独分子起了正面冲突。一开始我们人数占优，他们一喊口号就被我们的声音压下去。后来他们人渐渐地多起来，跟我们发生了两次小冲突。他们拿来一根很长的插着藏独旗子的旗杆来打我们，结果被我们顺势把旗抢过来踩在脚底。奥运车这时也开过来了，在我们面前停了好久，我们不停地唱国歌，车里的中国官员就朝我们挥手，举大拇指。场面真的很感动，到处都是被“敌人”包围，看到自己祖国来的人是多么亲切。

在体育场那里，虽然所有的法国人几乎都站在藏独那边，但是有个巴基斯坦兄弟站在我们的队伍里跟我们一起喊口号，我很感动，还跟他合了个影。六点多的时候下了冰雹，奥运火炬也装在车里过去了。我们就打算全体撤退，这时有藏独突然冲过来打人，我们很克制地不还手，把警察叫过来，警察拦住了他们让我们走。走的时候，听到后面“解放西藏、北京杀手”的喊声不断，咬咬牙，在别人的地皮上，只能走了。

今天看到的藏独，99％是法国人，真正的藏人根本没几个。口号喊得最凶的是法国人，动手打人的也是法国人。我们一个哥们在路上走得好好的，被几个法国高中生用水倒进他的脖子里，指着他说“北京，杀手，解放西藏”。我真的很难过，原以为的对中国很友好的国家，为什么他们的人民要那么仇恨中国人?就为了个西藏，要跟中国人打架。难道西藏是你们的祖国吗?怎么弄得比死了自己爹娘还要激动。

友好的法国人也不是没有，我今天碰到一个，在车上看到我走过去还伸出头说“北京!”我说“法国万岁!”他说“谢谢!”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真的太少了。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爱自己的祖国，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热血。看到媒体肆意的诬蔑自己的国家，如果还能忍受的话，那就是冷血动物了。都说法国温州人多，很多人讨厌温州人。但是我要说，他们是好样的!这种时候，那么多的温州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国家。还有很多坐四个多小时的火车，花100多欧的车票，专程从外省赶来。看到那么多同胞团结在一起，没有比这个更让人高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