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 篇1

官店民族中学傅卫华

一、中美关系

1．简述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侵华史实主要有哪些？

（1）鸦片战争后，美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

（2）甲午中日战争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使美国在华势力一天天加强；（3）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4）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署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实质是保证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控制，使中国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5）抗日战争结束后，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6）对新中国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命令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指挥所谓“联合国军”武装侵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安全。

2．1941年到1979年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哪些变化？原因是什么？这样正确认识美国的对华政策？

（1）对华政策变化及原因

1941—1945年：积极支援中国，原因是希望中国牵制日本，减轻其在太平洋战场压力。1945—1949年：扶蒋反共，原因是控制中国，扩张在亚洲的势力。

1949—1972年：不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原因是新中国的诞生，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势力，遏制其在亚洲的扩张。

1972—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结束了中美20多年的敌对状态，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原因是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下风，霸权地位急剧衰落，急于调整外交政策；西欧、日本经济崛起，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2）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①美国总是以本国利益为其外交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在与其交往中，应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争取主动地位。②国际关系的发展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必须加强经济建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③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3．怎样正确看待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两国关系？

（1）冷战结束后，暂时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依然依靠它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

（2）中美关系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在曲折中前进。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只有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遵守《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4．新时期如何促进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

（1）相互理解和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合作共赢；（2）遵守《中美联合公报》，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共同解决出现的问题，共同面对出现的挑战；

（3）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交流才会进步，只有合作才能互利，只有共赢才有未来。

三、中日关系

1．古代中日关系的状况如何？（1）汉唐时中日友好交往：

①西汉时，中日交往有了文字记载。东汉光武帝赠给日本使臣“汉委奴国王”金印。

②中日两国在隋唐时期交往密切。为了密切两国关系，学习唐朝先进的经济文化，日本派遣使节到唐朝访问学习，还有众多的留学生，留学僧和专业技术人员随从。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阿倍仲麻侣，空海，吉备真备。

③鉴真六次东渡日本，对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④大化改新效仿中国隋唐制度进行改革。

（2）明朝中期：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戚继光抗倭。2．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史实有哪些？

（1）1894-1895年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2）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借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强占德国在山东的权利；（4）1919年的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交给日本；

（5）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2年制造“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1937年，制造“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

（8）抗战期间侵华日军暴行：1937年12月，制造南京大屠杀。3．新中国何时与日本建立友好邦交？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4．现阶段影响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因素有哪些？（1）历史问题如教科书问题；（2）参拜靖国神社问题；（3）民间战争赔偿问题，遗留化学武器问题；（4）领土问题如钓鱼岛问题；（5）台湾问题；（6）东海油气田问题。

5．怎样正确认识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

（1）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表现：①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②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

（2）认识：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以及参拜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复活的表现，使世界和平面临威胁，他们否认侵华战争完全是歪曲历史，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应对少数极右翼分子的逆行倒施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历史不容篡改，正义永远战胜邪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5．新时期应该如何促进中日关系的和谐发展？

中日关系论文 篇2

2007年岁末, 新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完成了“迎春之旅”的访华行程, 为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及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画了一个圆满的符号。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中日关系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大势, 并就经贸、环保和能源等多领域合作问题进行了协商。福田上任之初, 就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 在日本媒体所关注的东海问题上中日双方达成了四点意见。对于台湾问题日本摆正了自己的立场, 福田重申中日之间的三个政治文件, 并就台湾问题表明了态度。这些对促进中日双方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影响。

福田访华促进了中日高层的互访和交流, 而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暖春之旅”的访问内容丰富、务实高效, 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 明确了中日关系发展和前进方向。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这对于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增进中日两国的战略互信, 构筑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总体框架, 全面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次, 深化了经贸领域互利合作, 巩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再次, 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互信, 巩固了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最后, 此次访问也扩大了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共识, 加强了合作。双方共同致力于亚洲振兴,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共同推动建设和谐亚洲、和谐世界。从中日发表的《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联合声明》来看, 它在内容上强调“战略”, 突出了“互惠”。强调“战略”, 就是看重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共同战略利益, 不为敌, 相为伴, 层次高, 视野远, 时刻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突出“互惠”, 这是对中日两国发展现实的客观分析而得出来的结果, 让我们看到了中日“双赢”的前景, 为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构筑了框架。

二、福田政府访华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福田上任后诞生的“新福田主义”是新政府外交的特色及其对华政策的集中表现。“新福田主义”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和平主义, 共鸣外交, 亚洲意识。“和平主义”是为日本设立的国家战略发展目标, 同时它也指导着日本的亚洲外交战略的方向;“共鸣外交”是对日美同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修正, 也是重视亚洲外交的具体表现;“亚洲意识”是“新福田主义”存在的基础, 也是制定对华外交政策以及亚洲外交战略的认识基础。在政治信条上, 福田康夫显然受到其父福田赳夫“福田主义”的影响。福田赳夫在首相任内曾有两项重要建树:一是1977年在马尼拉提出“福田主义”, 要点是“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积极提供经济合作”;二是于1978年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两者的基本精神, 正是战后日本外交中最放异彩, 而冷战后正在失去的重要部分。福田康夫的“新福田主义”可以说完全继承了上述“福田主义”的精华。但“新福田主义”的时代特征, 一是理性的现实主义。福田没有提出成体系的理念, 而是基于对内外环境的判断而制定其政策, 其特点是务实和稳健;二是温和的平衡主义。福田最近提出要重视联合国、日美关系和对亚外交, 这既是向日本“外交三原则”的回归, 也是自民党政权打破困局的尝试;三是谨慎的渐进主义。福田赞成修宪但又反对急于修宪, 不谈“摆脱二战后体制”, 但主张“日本也可以拥有核武器”, 还提出要制定“向海外派兵永久化”的法律。

福田政府就中日有关历史、台湾、东海等涉及两国重大利益问题上的态度, 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些问题不仅在过去阻碍了两国间的友好合作, 也是影响当前和未来两国关系的主要矛盾, 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是现今两国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1972两国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表明, 两国之间围绕台湾地位问题已通过邦交正常化从政治上得到了结, 双方就日台关系的性质和处理原则达成谅解。福田康夫访华期间明确表示, 日方在台湾问题上, 坚持《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 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不支持“入联公投”。而如何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 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在历史问题上, 中方历来主张“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而2001年至2006年, 小泉首相无视国际社会、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的关切和反对, 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政治僵局。福田上任后指出参拜靖国神社行为成为发展日中关系的障碍, 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我认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两国尽管有过这样或那样不幸的时期, 但是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不折不扣地去正视它, 并传给子孙后代”。胡锦涛访日时双方所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再次重申双方正视历史, 面向未来, 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扩大互利合作, 开创中日关系新局面。同时东海油田问题是中日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难点,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划界的原则和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福田访华期间中日两国就东海问题双方达成了四点意见:一是继续坚持两国领导人2007年4月达成的五点共识精神, 使东海成为和平, 合作, 友好之海;二是双方提高磋商级别, 就东海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进行了认真和实质性的探讨;三是从中日关系大局和国际法出发, 在迄今进展基础上作出共同努力, 尽早就解决办法达成一致;四是妥善解决东海问题符合中日双方利益, 双方同意在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进程中争取尽早解决这一问题。

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进展

尽管中日关系还可能经受各种风浪的考验, 但中日世代友好是民心所向, 历史之必然。在迎接200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之际, 双方应抓住有利时机, 加紧落实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加强政治互信, 拓展共同利益, 改善国民感情, 妥善处理关切的重大问题, 加强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沟通与协调, 使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伟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首先, 加强高层互访, 促进多层次对话和交流, 进一步加深理解和信任。这不仅是两国间增进相互理解, 培肓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 也是构造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需要。从这方面看, 坚持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 妥善处理好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要问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真正做到政治互信是一个长期艰巨的积累过程, 双方应高度重视, 需付出加倍的努力。

其次, 加强两国间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发展中日关系, 需要政治和经济同步前行, 相互促进, 并带动其他领域友好合作的全面发展。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各有所长, 日本有着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充足的资金, 而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 因而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双方应加快经贸合作, 取长补短、互为依存、共同繁荣。

第三, 大力加强人文交流, 增进国民友好感情。中日友好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心, 国民感情的改善是当务之急。广泛开展两国媒体、友诚、体育、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及知识界交流是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佳好方式。中日两国领导人同意将2008年定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因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增进两国人民, 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有利于巩固中日世代友好合作的基础。因此双方将充分调动民间各界力量, 不断巩固中日世代友好的社会基础。

第四, 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 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历史和台湾问题是中日间重大的敏感问题, 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 轻则影响到两国人民的感情, 重则会危机到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主权的完整。因而日本反对“入联公投”,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有助于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对中方而言, 这些都是有关中日关系的重大原则问题, 也是确保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回顾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36年来, 两国关系风波不断, 近5年甚至陷入不正常的低谷。但总体看来, 友好合作始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流, 并且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改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双方应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落实到行动上, 推动两国关系走上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维护和加强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利于东北亚乃至亚洲的和平与发展。

摘要：中日两国关系的状况对地区乃至全球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两国增进交流与合作是大势所趋, 福田访华和“新福田主义”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关键词：福田政府,对华政策,中日关系

参考文献

[1]刘江永.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7-12-28;

[2]何德功.福田外交的未来走向“新福田主义”.时事快报, 2007-10-11;

[3]王屏.福田访华的意义, 日本亚洲认识的新起点.中国新闻网, 2008-1-10;

中日关系：势之变 篇3

冷战后中日关系“势变”的起点是１９９２年，那既是中国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恢复高增长的一年，也是日本经济泡沫崩溃的起始年。从那时起，中日ＧＤＰ之比，从大约１∶１０拉近到将近１∶３。按ＣＩＡ预测，中国到２０１７年将超越日本。对“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冲击最大的，是２００４年中国外贸总量达到１．２万亿美元，超过日本（１．０７万亿），跃居世界第三。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沙希德·布尔基对中国今后２０年年均增长率做出了６％的保守估计。即使如此，中日关系日本一方的“式微”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因素造成的，比如日本的“高龄少子化”问题。无论是当前的统计，还是对未来的预测都显示日本人口将大幅减少，且高龄化问题突出，到２０２０年，六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在６０岁以上。

从前景看，中国人口可能会相对稳定在１４亿的水平。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充沛，内需量大，同时个人负债水平低，有利于经济继续增长。更重要的，中国外债少，偿还能力强。而日本负债近７万亿美元，人口不及中国１／１０。

从相互依存看，中日在“谁更需要谁”这一点上也有变化。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３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２００４年滑落到欧盟和美国之后。中日贸易额增长１７％，是中美增长３４％的１／２。日本占中国进口市场比例由１９９９年的２０．４％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６．９％（前三季），同期占出口市场的比例，也从１６．６％下跌至１２．５％。日本在中国贸易对象国中的地位在下滑，重要性降低。相反，日本的繁荣日益依赖和中国的关系。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日本对华出口增加了７０％，成为经济复苏的强劲动力。

从无法量化统计的某些关键领域看，中国通过“富邻、睦邻、安邻”政策，逐步构筑起稳定共荣的周边环境，战略辐射力增强；通过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问题等地区热点的解决，国际威信持续提高；在推动区域统合进程中，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些都与日本（特别是小泉上台以来）的亚洲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不对日本产生震撼，实际上“中国因素”构成了９０年代以来影响日本战略调整的三大要素之一（其他两点是日本国内社会、政治的保守化和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仅就“中国因素”这一点而言，日本近年来采取的种种动作是属于“反应型”的。有几点基本因素，决定了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尤其敏感。一是地缘因素。日本经济国际属性极强，其海上生命线是由中国沿岸以远一线。二是“优等生意识”。日本是亚洲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战后多年一直以“亚洲代表”自居。三是历史负债。担心中国“秋后算账”，是潜伏在一些政治家心底深处不可言传的“隐忧”。反华、仇华绝对不是日本社会对华认识的主流，但面对中国崛起，疑华、恐华、厌华意识上升，确实带有普遍性。这些，加上与政治保守化相结合的民族主义社会思潮以及来自美国的扶植、帮衬，特别有小泉这样一位带有“总统型首相”特征的领导人上台，日本对华姿态的变化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说白一些，日本“输不起”了。

日本和平宪法是战后亚洲和平主义的一面旗帜，是世界的财富。可惜的是，目前日本社会、政治中出现了不是追求“上进”，而是“向后看”、“向下比”的病态现象。“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副会长藤冈信胜如是说：日本正在“用未经证实的战时敌方宣传材料教育我们的孩子。显而易见，孩子们会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杀人魔头。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比其他国家更加恶劣”。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不是学习好的，而是强调“我还不是最差的”。这是日本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理性对待中日关系 篇4

————读《对日新思维》有感

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钓鱼岛的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么久来一直未很好、明确的解决。随着时间的积累，钓鱼岛的矛盾问题不断的上升。日本一直以来就想将钓鱼岛占为己有，2012随着中日之间的关于钓鱼岛的矛盾不断加深，日本提出的购买钓鱼岛的欲望。这无疑的在伤害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和割裂我们中国的领土。

不管对于中国政府还是中国的公民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钓鱼岛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作为中国人，每个人都有义务捍卫我国的领土不受侵犯，我国的利益不受破坏。在社会各阶层都非常关注钓鱼岛的问题，对日本的行为愤慨。由此引发了很多的爱国行动。由个人或组织的都打出了爱国的口号，对日本的行为一片谩骂。

在2012年9月15号，为了表示对日本的愤怒，在很多城市一些爱国人士举行了游行活动。其想通过抵制日货来表达对日的反抗。我记得当日尽管我自己没亲自看到游行的场景，但是通过一些以前的高中，朋友，我很深刻的了解到了一些街头的游行，他们有将自己拍摄下来的照片发给我看，那天晚上上网，几乎所有的好友都在讨论关于日本欲购岛引发的国人抵制日货的游行。期间，我对此没发表任何意见。最后，一朋友问我：“你作为一个学新闻的人，对此事没一点的敏感性吗？今天中国19所大城市都举行了游行，为什么没有网站对此事进行报道呢？”这一问，着实让我深省。

第一，我想说我对这件事不发表言论并不是我不关心此事，不说并不代表不爱国。我想起了，第一天，一朋友告诉我说她的另一个朋友说要是15日她不上街游行她的那个朋友就不会和她做朋友。我告诉她，不是只有上街游行的就是爱国的，而且上街游行的未必就是爱国的体现。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因为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对于日本的行为特为愤慨，容易冲动。爱国是正确，也是必须的，但我觉得应该讲求方式方法。就抵制日货来说，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对日本的一种制裁，但是，就游行中打砸日货，我觉得并不可取，因为这样打砸的是中国国人同胞自己的财产，而不是日本的钱财。并且，在这样行动中，有些人甚至是利用这样的以爱国为目的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变相抢劫”什么的。游行带来的结果有很多，确实从某些方面让日本感觉到了压力。但是更多的给中国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游行中打砸的东西大部分损失的是国人自己的财产，在大城市举行大型的游行活动，影响城市的交通和秩序，也间接影响了一系列的经济活动。更让人为之感到耻辱的是那些见不了不道德行为。所以，我觉得爱国是必须的，但是方式方法应该有讲究。游行未必是错，但是行动要理智。日本有错，但是我们在反日本的可耻行为时不能伤害到我们自己。爱国需要理智。

第二，关于为什么网站对抵制日货游行进行报道呢？网站对新闻的敏感度那么强，为什么，这样可以说惊动全国的游行没有进行报道呢，有的只是网友们自己的报道。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从媒介报道新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这其中有媒介自身的问题，也牵涉了政治，政府。我们并不能单方面的责备媒介的不报道。尤其对于学新闻的来说，这是多么觉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在课堂上，老师推荐读了一篇马立成写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马立诚的文章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陈述了2001年12月发生的“赵薇事件”，认为国人对待此事件有欠理智，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并指出这与部分媒体缺乏社会公义、不负责任的煽动密切相关。第二部分是说日本的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是“亚洲的骄傲”。但是随着10年来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和中国经济迅猛崛起，就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而言，中国已有赶超日本之势，日本人对此怀有莫名的恐惧与压力。文章第三部分重点驳斥了一位叫高兴兴的网友的文章。高的文章认为“日本已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首先要打击中国”。马立诚认为日本国民不是好战分子，他们不愿意战争重演。他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中日友好，维持良好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重点解决国内问题。同时认为，我们应该拥有泱泱大国的风度、襟怀和前瞻性眼光，摒弃“亚洲的小农观念”，向欧洲国家学习，早日实现亚洲的一体化。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高兴兴的文章不是个别现象。以“姜文事件”为例，可见国内现在民族主义泛滥，这带来了两个负面因素：一是自大，一是排外。在这里，他又再次强调了：“民族主义的狂热，与某些媒介不负责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第五部分是说据调查，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在逐年下降，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某些民族主义者也利用经济衰退引起的不满，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虽然他们不是日本的主流，但日本国民应对其危害性有清醒地认识。最后，马立诚认为“日本的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于刻板形式”。日本方面长期给中国提供低息贷款，也体现了他们的诚意。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

根据他的这篇文章和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关于他的资料。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

（1）中日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日本侵华的历史已经过去60年，我们应该把这段历史放在一边，不应该再提。应该着眼于现在、着眼于将来。12世纪中国的元朝也曾经企图派舰队侵略日本，人家也没有提起这事，我们又何必还要不停地追究呢？

（2）日本人对中国的敌意和在日本流行的中国威胁轮，主要原因是中国发展过快，使得日本人骄傲不起来并感到了恐惧。为了解除日本人的敌意和恐惧，为了让日本人对我们友好，我们要采用新思维，不要老提不愉快的往事；

（3）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比重很大，此外日本对中国的政府贷款条件比世银贷款、国际商业贷款和国内银行贷款条件都优惠。日本人对我们不薄，我们应该暂时忘掉历史，注重眼下的国家利益和两国经贸发展；

（4）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早已解决了。日本的道歉已经结束，日本战犯已经受到惩罚。所谓日本政府授意将战争内容篡改的教科书，在日本的使用率不到1％，有关报道只不过是传媒新闻炒做的现象。赔偿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因此不应再提。

战后中日关系-读书笔记 篇5

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表述中日关系的用语。中日人民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基调。这两个主调和基调，是研究者和学者们的主要论调，也是中国官方的一贯表态。刘建平所著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一书对大众习惯性的观点和思维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另外的阐述和判断。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的观点是，“正常”的中日关系背后，其实有着“不正常”的历史和现实。比如，中日关系经常因为二战、靖国神社、东海、钓鱼岛等问题而出现波折、恶化，出现“不正常”现象。作者把此类现象或状态称之为“周期性恶化”问题。

身为战败国的日本，并未进行严肃的战争反思，却作为美国帝国主义工具而获得了实际利益。也正因此，所以日本政府从未真正反省过自己的战争行为，并趋向于否认自己的罪行，进行自我美化，继续对中国报以蔑视和敌视，前有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后有否认南京大屠杀、钓鱼岛事件。当我们被教育着历史不可忘却，但是要懂得宽恕与原谅时，日本的百姓却被告知他们是被诋毁的，中国是不友好的国家。这也是为何中日两国之间即使在邦交正常化之后仍出现周期性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一上来，作者首先对中日关系之现实做了毫不遮掩的评价，指出所谓“人民友好”早已失去了统计学支持，两国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的反复恶化乃是不争的事实。这显然是对国内官方舆论对于战后中日“人民友好”宣传的质疑：双方已经诉诸互相咒骂，那又何来“友好”？要回答这一问题，自然要回顾历史。然而作者接下来更进一步指出中日两国在这段历史研究上的问题所在。无论是中方的“人民外交”叙事路线，还是日方偏向推论和臆测的“社会科学方法”，都不足以阐释两国关系演变的真实动因。因此，唯有以实证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历史，并给予逻辑整理，才能得出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

全书所述历史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认识与策略起，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止。其写作的逻辑脉络正是“日本人民”这一概念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战后对日“以民促官”的外交思路的形成，还是“政治经济不可分”与“政经分离”原则的较量，乃至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关于“政治途径”和“法律途径”的抉择，都受到“日本人民”概念的影响。作者以历史事实为起点，向读者道出了这一概念的由来。所谓“日本人民”，并非日本人，也不是日本国民，而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受到日共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意识形态，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并与中共友好的日本人士”的概念化表述。这一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即国际共产主义斗争形势和日本被美国单方面占领后保守政府的反共特性，决定了中国无法与“日本政府”建立正常沟通，因此转而构建一个“日本人民”作为沟通对象的现实考虑。“人民外交”推动“以民促官”直至“邦交正常

化”的说法均是从此衍生而来，也是中国以往史学界对于中日关系演变的历史叙述主线。

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却不得不对此表示怀疑。虽然中国方面以释放战俘和帮助遣返日侨的行为释放善意，但却始终无法改变日本政府的顽固立场，甚至受到“国旗事件”的侮辱，这又让人如何对人民外交给予肯定评价？究其实，“日本人民”的概念不过是基于想象而缺乏实在感。由于无法与自己意识形态敌对的政府沟通而转向对自己友好的“日本人民”及其代表日共，以求这部分势力能够建立一个与自己平等邦交的“民主日本”。这一愿望破灭后又寄希望于其能够影响日本政府促成中日关系正常化，这是“人民外交”的内在逻辑。可事实是“日本人民”既无明确社会特征，也乏足够政治力量，根本无力改变冷战格局下被美国扶持的保守政府。另一方面，中国号称与“日本人民”友善，但其给予的利益却同时被日本政府所享受，如果不给予利益，又无法贯彻友好论调。于是中国便陷入首鼠两端、无所适从的矛盾，而日本政府却能一边享受利益，一边继续贯彻反华政策，否认中共政府的合法性。在亚洲这个美苏对抗的次格局上，苏联无力相抗美国而为了自身利益抛弃中苏同盟单独对日媾和，陷中国于不利。这种局面，是“人民外交”所难以解决的。如今，随着中国日益壮大后两国在经济领域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冲突，以往埋藏的问题便重新以“民族仇恨”的形式凸显，这便是历史的真相。可惜的是，面对这种形式，中国的政界和史学界却依然在重弹“中日人民友好”的老调，仍然沉溺于“友好的日本人民和不友好的右翼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却殊不知无论是“日本人民”还是“中国人民”，都已经不再接受这样的说辞。有人甚至认为，当年日本不少人明知东北是日本侵略得来，却仍然移民拓殖，足以见其并非无辜。这种说法固然过于苛刻，犹如认为解放前在国统区任职的公务员就是反动派一样，但其背后却已经凸显了民众对于主流舆论“友好论”的质疑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史学界有必要对以往的史观过于意识形态，过于政治化的弊端进行反思。

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论文 篇6

中日关系的回顾

与展望

任课教师：刘荣华D

学生：

王玉

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班级：

计机112

学号：

2011306010226

中新社东京2011年5月11日电(记者 孙冉)在日本3·11大地震发生两个月之际，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回顾本次中国对日本的援助称，中国对日本的援助可谓史无前例。

我总结了中国从三个方面的援助。

首先从领导人层面，3月18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吊唁。这不但在中日关系史上属首次，在中国外交史上也不多见。4月12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通电话对灾害表示慰问。并强调中方支持日方抗震救灾，愿同日方加强救灾和灾后重建等方面的合作。

其次，由15名成员组成的中国救援队3月13日中午抵达日本，是本次最先赶赴日本的国际救援队。程永华透露，中国救援队早在3月11日就已提出要求前往日本，12日全体队员集结完毕。待命的队伍中有刚从新西兰地震归队的，也有从云南盈江地震灾区抽调的。中国救援队于3月21日顺利完成救援任务回国，又是国际救援队中最后一支撤离的。

最后，中国提供给日本的共计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人道救援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笔。3月12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启动本次援助，本着以日方提需求我方满足的原则，2000条毛巾被、900顶帐篷、200台应急灯等救援物资分成3批运往日本。

而来自中国的援助远远不止这些，中国还为日本提供了2万吨燃油。程永华透露，3月15日日本一位内阁大臣给中方打来电话，表示日本严重缺油导致物资输送车进不了灾区。两天后，中国就下令无偿援助价值1亿8000万元人民币的燃油。程大使回忆，在外交史上，中国仅向朝鲜和蒙古无偿提供过燃油。

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向日本的援助更数不胜数。比如，浙江省直接向日本友好城市静冈县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本红十字会捐款2600万元人民币。

而自3月31日就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的三一重工的大泵车，也是由中国三一重工集团无偿援助的。除了援助价值100万美元的泵车，三一重工还派出3位工程师赴核电站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在汶川地震时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援助

5亿三千万日元，折合美元近500万，好像是除了沙特外其他国家里捐的最多的了。日本雅虎上日本红十字会网上募捐额已经超过8000万日元了，估计很快就会超过1亿的。到处的24小时便利店门口也都贴着给中国四川地震募捐的倡议。日本各大连锁便利店，在每个店中都设置了四川地震捐款箱，就是说日本各地城市乡下，街头巷尾，所到之处都有一个小小的盒子连着中国，连着四川。哪怕仅是将找回的一日元零钱塞进里面，哪怕换来一瓶水一个面包，积少成多，都在为四川灾民出一把力。这次日本挺积极的。

日本企业捐的也很多，索尼集团16日下午紧急决定在原有捐款400万人民币的基础上追加270万元用于抗震救灾工作，至此索尼集团捐款已增至约670万人民币（折合1亿日元）。同时，索尼集团各相关企业员工的自愿捐款还在进行中，捐款数额每天都有大幅增加。，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当天宣布，集团将提供总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和物资援助。这一金额超出了公司对2005年美国南部“卡特琳娜”飓风灾害的援助额，规模前所未有。日本超市业巨头永旺公司创始人冈田卓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代表公司向中国四川地震灾区捐助1000万日元(约合67.26万人民币)。夏普公司也决定以集团名义捐赠约3000万日元（约合200万元人民币）。欧姆龙公司将提供3000万日元捐款和300个血压计、200支体温计和100个血糖计。卫材药业公司将提供总额1亿日元的捐款和物资援助。据称救援物资将包括饮用水、纸巾和暖气设备等。佳能（日本国内集团）1亿5000万円、中国公司100万元（约1500万円）总计约1600万元。日立公司1亿2000万日元（含物资）……

日本派出的救援队也给你很多帮助！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回顾和展望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二、中日关系历史问题

中日问题，主要是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教科书问题，历史问题，其根源是历史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两个政府和人民勇敢面对，需要掰开了，揉碎了，需要双方都积极主动地做工作，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沟通，这样，才能推动中日关系向健康的方向去发展。任何回避历史的做法都无益于打开这个症结。我想，中日每年互派数千名青年互访，就是为了让青年人彼此了解对方，彼此面对面真诚地沟通。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

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最近日本更换了新首相，麻生从他以前的言行来看有很深的鹰派背景，但他今后还会延续福田外交的部分理念。麻生虽然曾公开表示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等被人们称为“大嘴麻生”。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当选将继续改善对华关系，发展中日友好是一种手段，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我将继续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当他在当选总裁后再次阐述对华关系时表示：“日中友好是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一种手段，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在竞选演讲中他也曾说：“以前发表的言论只代表我的个人意见，今后将及时闭嘴。”26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互惠与互益发展日中友好。”就在今天他在国会参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将慎重对待历史问题，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首相对战争受害者道歉的谈话的精神，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总之，今后麻生太郎身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日本的国家整体，他必然会慎重行事。安倍晋在未当首相前应该说比小泉还“右”，但上任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访问中国，任内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但他在上任前与卸任后都去了。不管他个人对华感情如何，但今后他必然会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他今后不会向福田首相在任时如此“亲华”，但大方向不会有重大调整，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强硬一些，今后在双方的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些难度。国家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的，无论是谁上台都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中日关系。当然我们希望麻生能够像福田首相一样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在此我也对福田康夫首相任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1年间对中日关系有好向前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双方和则两利，敌则两害，对立甚至战争不利于任何一方，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浅而易见的道理。日本现在内政方面危机重重，谁也不想在外交上再找麻烦。中国现今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果首相有何“过激举动”那势必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一些大财阀的在华利益也会受到损害，那些老板们想必不会让这些政治家好过吧！中日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并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必将不断向前发展并上升更高层次！

要改善处在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使之健康发展，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日本要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中日双方要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的五点主张精神，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历史认识问题。近10年来，日本不断有否认和美化战争的行为，但日本朝野、媒体却不顾事实，不顾被害国家的感情，将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归结为中国进行所谓“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误导和煽动日本民众的冷战思维是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严重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应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尽早解决历史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遇到问题应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任意恶化。

重视柔性的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今天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老一代从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势力和民间人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中日大学生却彼此缺乏了解，对双方历史的了解程度有相当明显的差距。最近由笔者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对日本历史理解的人数比例为55%，而日本学生仅为28%。尤为遗憾的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日本民众中正被逐渐淡忘。所以，加强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以文化为使者，以第二轨道的民间外交为纽带，通过心与心的沟通和理解，弥合互不信赖的鸿沟，增进互相理解势在必行，而这也是构建未来中日关系的方策之一。

中日关系论文 篇7

1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的社会关系, 也即是由民法所确认的和保护的社会关系, 其不同于其他法律关系的特点在于:第一, 它是民法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第二, 它是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当事人意志的思想意志关系, 其产生、变更和消灭, 特别是其内容, 都取决于当事人意志;第三, 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平等和等价有偿特点。当事人双方不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而且在权利义务内容上也是平等的和等价有偿的, 双方均享有权利负有义务[1]。

医疗法律关系, 从广义上讲, 是指由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在调整医疗卫生单位与患者或相对人的关系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包括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卫生主管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而从狭义上说, 医疗法律关系特指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通常所说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 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表现在:第一, 医患关系的主体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医疗行为是民事活动的一种。虽然医患之间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那是因为医疗行业是特殊的技术性服务行业, 患者对医方的依赖性比较大, 使得双方在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时并不是对应的;但在医方提供服务, 患方接受服务过程中, 双方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其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第二, 医患双方意思表示是自愿的, 这种自愿原则贯穿于医患关系的全过程。有人认为, 在医患关系中, 医方首先是国家的服务者, 代表国家为公众提供健康服务, 医方只有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职责, 没有选择患者或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 所以说根本没有自愿可言。患者虽然可以选择医院, 但一经选定, 进入诊疗过程, 就必须服从医方的管理和安排, 其自愿性大打折扣。但是民法的自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中, 应当充分表达真实意愿, 根据自己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它要求医患双方都要诚实讲信用, 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卫生行业实行“三项改革”后, 患者不但可以选择医院, 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选择医护人员, 选择治疗方案。而医疗单位的自愿性主要表现在:第一, 意思表示要真实, 不受患者的无理干涉;第二,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免除患者的部分或全部债务或解除患者的医患关系 (如患者谎称有病而要求处方开药, 或要求处方药与病情不符, 或不履行配合治疗的义务, 拒不接受治疗或故意引发医疗事故而使治疗无法进行的情形) 。第三, 医患关系双方不仅是平等的, 也是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的权利义务虽然是平等的、对应的, 但并不是相等的, 医患关系也是一样, 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并不是说双方在每一项权利义务上一定相等, 一方在某一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可能大于或小于对方, 但总体上讲是平等的。医患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具体表现在医患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 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即患者享受医疗服务就要服从医院的医疗管理[2];医方有权管理患者, 就要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

由此可见, 医疗单位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在行医过程中所建立的医患关系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 是民事法律关系。

2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合同关系

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由于患者与医方在具体的诊疗活动中都是特定的当事人, 双方自挂号等特定行为之后即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患者有权要求院方按约定和诊疗规范尽其所能完成诊疗服务, 有义务完整陈述病情, 服从管理和付清医疗费;院方有权按医院规章管理、治疗患者, 要求陈述与病情有关的事项和及时交付医疗费, 有义务按规定或约定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和保证患者在院期间的健康安全。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但可以设立, 而且在双方协商或一方违约的情况下也可变更或终止医患关系。另外, 在司法实践中, 如一方违约另一方要求实现救济时, 以《合同法》的损失赔偿精神来救济显得较为客观公平。由此可见, 医患关系可归纳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合同关系。

3 医疗合同的订立与生效

在医疗合同中, 一个医院自设立之时即为要约邀请的开始。患者为要约方, 其要约形式有挂号, 向医护人员递交病历或明确向医护人员要求诊治时, 急诊患者被抬进急诊室, 在注射室向护士递交注射单等都是要约行为。医方为承诺方, 一旦医护人员有接受患者要求的意思表示时即为承诺。自医方承诺时为医患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之时。

患者缔结医疗合同的要约表示有其特殊性, 表现在只要一个理性人认为该患者处于病态, 且已进入医院方的服务地理范围就为要约表示而非只有患者口头表示这一种形式。再者, 合同订立与生效的时间并不一定是同时的, 合同的订立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是当事人的意志结果;而合同生效是国家通过法律评价合同的表现, 是法律认可当事人的意思的结果。患者在挂号后是合同订立, 但在没有接触医护人员进行诊治前应视为合同尚未生效。生效前在医院里发生的意外或风险除医方有责任的, 否则不能归责于医方, 这比较符合公平原则的风险分配原则。

4 医疗合同中医患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在医疗合同中, 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合同的核心内容。

4.1 医方的权利

4.1.1 收费的权利

由于医疗合同是双务合同也是有偿合同, 医方有权按照规定收取挂号费、诊疗费及其他合理费用。营利性医院还可根据市场行情, 根据国家的物价政策自主定价。

4.1.2 管理的权利

医方有权按照行业规定以及医院的规章制度、诊疗常规来要求、管理患者及其家属。

4.1.3 默示的权利

医方在抢救患者生命或患者处于意识不清等紧急情况下, 有权按复苏常规和病情需要实施抢救方案, 此时应视为患者同意诊治疗方案。

4.2 医方的义务

①遵守诊疗常规和操作规范的义务;②及时合理诊治患者的义务;③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④抚慰患者的义务;⑤告之的义务;⑥保护患者健康及安全的义务;⑦经济的义务。

4.3 患者的权利

4.3.1 知情权

其中包括:患者有权了解该院医疗服务的基本情况、各项医疗费的开支情况;有权在一定范围内对医护人员或治疗方案进行了解, 选择以及有权了解治疗的进程等。

4.3.2 请求权

包括患者有权请求医方及时诊治疾病, 有权解除医疗合同并请求医方停止治疗或请求出院, 有权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请求赔偿。

4.4 患者的义务

①交费的义务;②陈述病情的义务;③配合诊治的义务;④接受管理的义务。

若患者违反了上述义务而造成医疗事故时, 患者要自己承担责任或承担有过失造成的部分责任。

5 医疗合同的特点

否则要负缔约过失责任。

5.2 承诺与履行的及时性。

这与医疗合同的根本目的有关, 特别是在急诊时, 若不及时救治则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或死亡。患者或其家属对医方的及时诊治有异议时, 医方应负举证责任。若不能自证自己已尽及时性义务, 则应承担迟延履行责任。

5.3 内容的相对不确切性。

医疗单位的特点是其具有较高的技术性, 绝大多数患者对自身疾病的病因、病理、治疗方案知之甚少或无知。因而患者在要约时只能是概括性的或笼统性的, 具体内容需要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才能协商确定。但民法的平等原则又要求, 一方不得将他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这就是为什么患者的治疗方案要告知患者并征得其同意的原因。要约内容相对不确定并不是内容的范围不确定, 而是具体的内容相对不确定, 且要以规定的或约定的范围为限。

5.4 合同的延续性。

医疗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 在于它不全是一次性将合同内容全部履行完毕, 有的内容须多次反复地履行 (如理疗、整形等) 。合同延续性还表现在医疗合同具有广泛的后合同义务, 患者出院或回到住处后医方仍有责任对其诊治后果负责任。患者在诊治后发生的与本次诊治活动有关的后续影响, 医方负有后合同义务, 并应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或提供相应的病史资料等。除医方能自证其非诊治行为所致, 否则必须承担责任[3]。

5.5 合同履行的风险性。

履行医疗合同过程中存在两种风险:一是归责于医方的医疗事故, 二是不可归责于医方的随病情进展或难以避免的并发症。按过错责任原则和风险分配原则, 第一种风险要由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种风险则由患者自身承担。

本文阐述、论证医患关系因符合民事法律关系三个基本特征而认定医患关系属民事法律关系, 又因医患关系的双方在诊疗过程中具有高科技性、高风险性、高服务性和职务性等特性决定了其性质为合同关系, 更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处理和解决。

参考文献

[1]李仁玉.民法学总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168-201.

[2]梁华仁.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177-199.

中日关系开局良好等 篇8

曾担任印度前总理比哈利一瓦杰帕伊国家安全顾问的布拉杰什－米什拉日前在新德里出席一场新书发布会时说，中国当前对印度构成的“威胁”比1962年中印爆发战争时更大L中国如今已经“完全控制”了亚洲。印度应该通过外交等多种方式保护自身的利益。

“美国空军空中作战司令部(ACC)目前正在做基于能力的评估工作，尽管现在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但相关的研究工作将在不久的将来启动。具备较强突防能力的空中平台在将来仍很可能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开始启动相关工作的原因是为未来做准备”。

◆美国空军空中作战司令部司令威廉·弗拉瑟尔将军在近期的一次访谈中透露，ACC不久后将开始研究一种第6代战斗机作为现役F-22战斗机的后继机或补充。据其他ACC官员透露，ACC将在今后几个月内启动一项为期18个月的分析研究工作以对多种技术方案进行评估，当F-22开始到达其预期服役寿命(从现在算起大约20年)时可选择一种方案作为该机的后继机。在这些方案中可以考虑采用无人或有人驾驶，并可搭载新型机载武器。

“无人机是美国人的，它们正在侵入委内瑞拉。我已下令击落那些飞机，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12月20日指责美国无人侦察机侵犯委内瑞拉领空。查韦斯表示，他已下令委军方未来击落任何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架美国无人侦察机是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起飞的，它随后飞越了位于委西部苏利亚省的一个军事基地。查韦斯指责美国的无人机在进行间谍活动，但是美国和哥伦比亚都否认了这一传闻，称美军在哥伦比亚的存在只是为了打击毒品走私。

“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他决定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原因之一，而最主要原因是萨达姆给地区安全带来威胁。萨达姆12年来一直阻止联合国武器调查人员调查，还对本国民众动用化学武器，这些都促使自己决定派兵参战。”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坚称，即使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仍会决定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英国伊拉克战争独立调查委员会11月下旬起召开听证会，调查英国当初为何参战等问题，预计调查将持续一年时间，布莱尔也将在2010年接受质询。

“依靠军事手段绝不可能赢得阿富汗战争，而是应向阿富汗提供援助，支持阿富汗发展经济。目前在阿富汗的北约部队应该向平民提供保护，帮助训练阿富汗武装力量。目前北约应该找到撤离阿富汗的合理理由，而不是再向阿富汗增派新的兵力。”

◆德国国防部长古腾贝格12月11日抵达阿富汗，在接受德国ZDF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了以上这番话，他此去阿富汗除与阿富汗有关领导人进行会谈实地了解阿富汗局势外，还要慰问作为北约驻阿富汗一部分的德国部队。目前在阿富汗的德国部队有4400A，是北约在阿富汗第三大军事力量。

“日本新政府成立以来，中日关系开局良好，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机遇。这一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和维护。近年来，随着中日政治关系的转暖，中日防务交流取得很大进展，增进了双方了解，推动了务实合作，为防务部门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方愿与日方共同努力，从中日两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不断加强战略互信，积极开展互利合作，妥善处理两国间存在的问题或分歧，不断夯实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确保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12月11日在八一大楼会见了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一行。他指出，中日应加强战略互信，妥善处理两国间存在的问题或分歧，确保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小泽一郎表示，将为日中两国来说发展友好和合作关系而努力。

“我认为，只有先擒获或杀死本·拉登，我们才可能最终战胜基地组织……本·拉登是标志性人物，他的存在势必助长基地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