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通用8篇）

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篇1

现实主义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即忠实于现实，反映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人生。

第二，就构思艺术形象的原则而言，其创作原则按照客观世界固有的面貌，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真实地、逼真的反映客观生活，描写生活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物。

第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表现上，较多地采用写实的方法，追求细节的真实，对生活进行精细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高度的逼真感重再现，追求客观性、真实性，具有现实精神。

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篇2

1. 经营目标效益化。

商业银行的经营目的就是获取经营效益。由于市场开放度的提高, 金融业的价值取向必然从政绩型向经济效益型转变, 银行业务活动的综合化成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新方向。

2. 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竞争中起支配作用的力量, 是能够为企业带来市场竞争优势的能力, 能为客户提供某种特殊产品和服务, 这种吸收、合成、开发、延展的独特技术、独特产品、独特营销的集成能力称核心竞争力。银行通过产权结构、资产质量、管理理念、企业文化、金融创新、激励机制的融合统一, 培育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3. 重视业务创新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长期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文化传统, 它是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思想信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总和。它的实质是企业员工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和企业精神。当今世界, 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 文化在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 深深熔铸在企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现代市场竞争已越来越表现为企业文化的竞争, 竞争的结果是拥有先进文化的企业得到生存和发展, 固守落后文化的企业被淘汰出局。用先进文化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引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这是新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

先进文化提炼出来的核心价值观, 对银行来说是企业文化的灵魂, 是一种理念力, 这种力量直接决定着银行的经营管理成败, 关系到银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决定着银行的品位、品格和文明程度。

实践表明, 进行金融创新, 开展新创式服务的关键是创建以业务流程再造为核心的服务体系,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激励机制的构建, 在组织内部形成科学合理的价值新观念, 激发员工的服务创新潜能, 是实施创新的重要课题。

二、适应现代金融发展趋势的策略选择

1. 实现银行中心向市场中心转变。

长期以来, 银行以自己为中心, 基层银行按照上级的业务指令开展各项业务, 缺乏在竞争中自我开拓和自我发展的能动性。在经营方式上的“官商”作风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竞争主体已经多元化, 竞争方式更为灵活, 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一套业务组织方式和员工行为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基层银行的服务理念必须以银行为中心向以市场为中心转变, 把服务市场需求、满足市场需要作为经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 实现“由靠利差实现利润向靠服务实现利润”转变。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的确立是服务创新的前提。银行在传统上以利差作为主要的经营收入, 现代社会随着利差的逐步缩小, 单一靠利差来实现其利润目标越来越困难, 使得金融机构开始由靠利差实现利润向靠服务实现利润转变。这一变化使得商业银行开始从市场的角度重新审视客户对商业银行的重要意义。在现代商业银行经营中可以说推拥有客户, 谁就拥有市场。客户群体越大银行的生存基础越大, 客户群体越好, 银行的生存发展基础就越好。因此, 要以服务市场需要, 满足客户需求作为业务经营准则。

3. 树立个人金融业务新理念。

个人金融业务是金融服务的新领域。大量资料表明, 我国个人金融业务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存在较大差距, 尤其是在个人信用卡业务上。个人业务类的金融产品应该以科学为支撑, 以信用卡为载体。个人信用卡是今后几年中利润最丰厚的业务之一, 银行必须把信用卡服务作为业务重点。

4. 增加服务项目的智力和科技含量。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 电子网络成了金融服务创新的运作手段。在国际上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服务创新不断提高了金融的业务处理能力和工作效率。基层银行应该抓住全球网络金融飞速发展的机遇, 大力发展智力和科技含量高的创新服务, 如开展电子金融商务, 实行电话销售、直接销售以及网上交易, 迅速打开服务空间, 不断增添新的服务项目和内容。

5. 提高现有金融产品的服务附加值。

纵观中外金融创新史不难发现, 金融服务的创新大都是以某一核心金融产品为中心, 通过不断增加该产品的服务附加值来实现的。在这方面基层银行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以充分利用现有金融工具为不同业务需求的客户设计各种适应不同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组合业务, 可以将储蓄品种与消费信贷品种组合、住房储蓄与住房贷款组合、教育储蓄与助学贷款组合等等。这些业务只是对现有金融工具进行适当的包装组织就能形成了新的功能, 使得核心金融工具的服务附加值有新的提高。

摘要：文章分析了现代金融业的基本特征, 提出把握金融业变化趋势, 转变竞争策略, 提高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业,基本特征,发展趋势,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1]吴斯恩, 张科平.我国金融创新发展趋势[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7 (11)

浅谈现代数学教学的基本特征 篇3

一、教学内容的现实性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要有利于学生主动地进行观察、实验、猜想、验证、推理与交流等教学活动。因此，我们在处理教材、安排教学内容时，就要打破传统的教材处理方法，既要尊重教材，但又不要拘泥于教材；既要明确教材内容中的知识要素，又要挖掘教材内容中的生活素材，寻找教材中的数学知识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有机联系的切入点，使枯燥的数学问题变为活生生的生活现实，使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具体有趣，从而拓展教材内容、活化教材内容、增强学生对数学内容的亲切感，激发学生数学学习的求知欲，体现数学内容的生活化和现实性的时代特征。

二、教学活动的主体性

教学活动是师生双边交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在教学活动中，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和参与者。实现教学活动的主体性，就是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人，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全过程，通过自主学习、自主探索获得系统的数学知识。因此，在教学活动中，问题要让学生去发现，概念要让学生去归纳，结论要让学生去获得，操作要讓学生去实践，实验要让学生动手做，猜测要让学生大胆想，疑难要让学生去解决，规律要让学生去总结。当然，学生能否在课堂教学中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的组织、指导和参与教学活动的作用不可忽视。多年来，教师一直处于知识传授的权威者的地位。老师对学生总有许多不放心，总怕学生的能力有限，总放不下师长尊严的架子，在教学中总喜欢采用我讲你听、我问你答，我说你做的讲授方法，这些传统的教学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一定的定势。因此，要在教学话动中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教师就应该转变角色，把教学场所变成学生学习的乐园，把教的过程变为学的过程，把教的位置变为导的角色。

三、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在现代数学教学中，课堂教学形式的改革已经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实效性等特点。研究性学习、小组合作学习、探索式学习、讨论式学习等学习活动方式已经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流，直接影响着教学方式的变革，冲击着教师观念的转变，使教师的教逐步向学生的学迁移，教师的讲逐步向教师的导调整。所以，我们在设计或选择教学形式时，要看哪些内容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最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哪些内容更适合学生的探索性学习，哪些内容采用自学方法最有效，哪些内容研究性学习最合适，哪些内容开展实践活动最恰当，如此等等，都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四、教学过程的探索性

重视过程教学是现代数学教学的一大特征。教学活动过程是学生感受知识的发生、发展和联系，体会探索知识之间前后联系、相互衔接的内在规律的过程。过程教学是教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传统教学中，人们往往只重视结论，而忽视结论的形成过程。因此，学生在学习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创设更多的探索学习的机会，要找准让学生探索学习的切入点，不失时机地让学生进行探索。使学生在探索中学会猜想，在探索中学会验证，在探索中学会推理，在探索中学会归纳、整理，在探索中学会求新求异。同时，我们要把探索性学习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使探索性学习成为现代数学课堂教学的显著特征。

五、教学目标的多元性

现代数学教学在教学目标上明显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既重视教学活动中的知识技能目标，更重视教学活动的过程目标。不仅要关注学生在学习兴趣、学习自信心方面的体会，更要关注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主动性和探索性等。当我们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时，我们在教学活动中才能按教学目标优化教学活动，使教学活动体现具有时代特点的教学风格，在课堂教学中，突出素质教育的主旋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使课堂教学活动具有开放式的教学思路，民主化的教学氛围，开放性的练习设计，合作式的学习方式，现实性的教学内容，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最优化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篇4

1.资源的优化配置;

2.市场;

3.市场经济的一股特征

4.国家宏观调控的含义、手段、主要任务。

二、本节的基本观点：

1.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

2.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三、本节的重点、难点：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四、对“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的讲解，要注意对每一特征讲解的侧重点：

l.市场经济平等性的含义、原因、要求;

2.市场经济竞争性的含义、原因、作用;

3.市场经济法制性的含义、原因。应如何贯彻落实?

4.市场经济开放性的含义、原因。我们应怎么办?

关于第二节的重点难点分析

(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1、从时间上讲，商品经济出现在先，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出现，必然出现商品市场，但只有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才出现以市场作为资源主要手段的市场经济。

2、商品经济侧重强调的是经济形态的性质，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经济，而市场经济侧重强调的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方式或手段，实质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

3、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出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和方式，市场经济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客观要求，当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必然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

(二)市场的作用与价值规律的关系

1、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与商品交换活动在时间空间范围上是一致的，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市场，因而，价值规律也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2、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波动的形式来实际的。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传递的信息，引发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竞争，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传递的信息，协调生产与需求，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篇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它是特指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

它包括了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前一层含义阐明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后一层含义则阐明了我国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

在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做出了新的概括，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二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三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四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五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六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七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八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九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九条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性特征。

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中国国情的全局性、总体性判断。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必然结论。社会主义阶段不是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话，那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承认不发达，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建立在“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之上，因而必然具有不发达的特征。

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篇6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

现代企业制度是对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突破，是在企业十多年改革基础上质的飞跃，它以区别于传统经济体制而显现出新的特征：

第一，现代企业制度是三权并存。三权，即投资者所有权、法人财产权、企业经营权。投资者所有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

第二，竞争规律贯穿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内部主要是争夺企业的控制权、决策权和经营权。第三，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追求利润是现代企业共同的特点

第四，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以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作为它的前提条件。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融资市场。

第五，现代企业制度在报酬上贯彻效率优先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

1．产权清晰。产权清晰是指产权在两个方面的清晰：一是法律上的清晰；二是经济上的清晰。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是指有具体的部门和机构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行使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等权利，以及国有资产的边界要“清晰”。产权在经济上的清晰是指产权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是清晰的，它包括产权的最终所有者对产权具有极强的约束力，以及企业在运行过程中要真正实现自身的责权利的内在统一。

2．权责明确。权责明确是指合理区分和确定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各自的权利和责任。所有者按其出资额，享受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对企业债务承担相应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其存续期间，对由各个投资者投资形成的企业法人财产拥有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的权利，并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经营者受所有者的委托，享有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经营企业资产及其他生产要素并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劳动者按照与企业的合约拥有就业和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

3．政企分开。政企分开，一方面要求政府将原来与政府职能合一的企业经营职能分开后还给企业；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将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如住房、医疗、养老、社区服务等分离后，交还给政府和社会。政企分开的基本含义是实现所谓的三分开。一是实现政资分开，即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职能的分离。二是在政府所有权职能中，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同国有资产的营运职能的分离。三是在资本营运职能中，实现资本金的经营同财产经营的分离。

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篇7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特征

概括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特征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

一是这一体系具有科学的、先进的、开放的内容, 而不是落后的、非科学的、封闭的理论内容。它是科学的, 因为它是中共中央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并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而提出的极富时代感的理论;它是先进的, 因为它的理论实质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它是开放的, 因为它结合的是东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文明成果, 并会不断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入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创新。

二是这一体系体现的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而不是纯粹的抽象思辨。“理论是灰色的, 生活之树才是常青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一种科学的、先进的、开放的理论, 而且具有强大的实践操作力。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特征之一便是以科学性的理论来改变这个世界, 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势必在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以此赋予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强大的价值冲击力。

三是这一体系表征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而不是某一社会集体的私人利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和心愿, 它必然会得到普遍认同感和参与度。作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宗旨便是时刻以人为本, 尽最大可能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 它丝毫没有自身狭隘的私人利益诉求。依此宗旨而提出的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

四是这一体系倡导的是社会的、集体的价值而不是个人的价值。中国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一个开放的社会, 改革开放是为了人民并由人民积极参与的事业, 而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由人民来共享。尽管个人的价值取向具有合理性, 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应当鼓励和支持的, 但集体的、社会的价值导向是主要的, 只有在主导价值观的导向之下, 才会有个人价值取向的客观实现。

五是这一体系寻求的是和谐的价值而不是矛盾的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仅是几个内容的简单拼凑, 它是融合指导思想、理想目标、民族时代精神、道德规范等多个方面的一个和谐体系。这些价值体系中的内容是密切相关的, 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的一面。

六是这一体系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哲学社会思潮。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 同时也要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上的共识。这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具有的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特征。

七是这一体系兼顾的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的时代精神具有自身的独特特质, 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只有彻底祛除传统文化和体制中阻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流毒, 才能在全球化时代以一种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来直面当代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华民族精神是千百年来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优秀精神产品, 它的核心体现是爱国主义。

二、“三型校园”建设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从基本特征上看, “三型校园”建设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这也具体表现在如下七个方面。

一是“三型校园”建设具有科学性、先进性与开放性的特征。它的科学性在于, 它的提出既有强大的理论基础, 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 也有坚实的实践根基, 即目前高校发展的现状和实际。它的先进性在于, “三型校园”建设最终要服务于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 服务于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这是一种资源价值意识[2]。它的开放性在于, 在“三型校园”建设总体理念的指引下, 各个高校“三型校园”建设的具体内容、具体方法可以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即便是“三型校园”建设的理念本身, 也会随着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调整。

二是“三型校园”建设理念的提出, 主要是针对目前高校存在的实际问题, 它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同时更具有极强的实践可操作性。每一方面的建设内容, 都不是空头的口号, 而是都具有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实践价值。

三是“三型校园”建设, 其最终目的是为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服务, 在大学精神的指引下, 通过“三型校园”建设将学校建设成为高质量、高水平、高层次的大学, 以使师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教学、学习、生活之中。

四是“三型校园”建设体现和追求的是社会和集体的价值观。注重节约、反对浪费, 符合社会价值与集体价值诉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关爱他人体现的是老师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团结互助、友好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价值, 文化型校园建设更是离不开社会价值导向和集体价值树立这两个方面。那种只注重个体价值取向、不顾他人和社会价值的私人功利价值取向, 完全不符合“三型校园”建设的基本精神。

五是和谐不仅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主题, 也是高校校园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社会和高等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高校内部发展所存在的矛盾诸多方面也日益凸显出来, 它们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和谐校园的建设。节约型校园建设是为了化解高校可持续发展与资源资金短缺的矛盾, 关爱型校园建设是为了化解教学与科研、招生与就业、事业追求与生活压力、学业提高与家庭贫困等诸多方面的矛盾, 文化型校园建设则是为了化解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学术研究与日常教学、精神品位与技能训练等方面的矛盾。

六是高校文化型校园的建设, 离不开青年马克思主义工程建设, 离不开当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全球化浪潮以及以网络技术为表征的文化的媒介化, 已经对当代大学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因此, 文化型校园建设, 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价值观, 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而不能搞主导价值的多元化。当然, 文化型校园的建设在这一主导价值观的引领下, 必然会尊重各民族、各地方的优秀文化思想资源。文化型校园建设不是社会主义一元文化主导校园, 但也绝对不是非社会主义文化的粉墨登场。

七是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的核心时代精神, 它必然要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时时不断地更新内容、创新理念, 黑龙江省“三型校园”建设理念的提出, 体现出来的是针对目前高等学校建设发展的实际而进行的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节约型校园建设针对的是目前高校随时随地都存在的严重浪费问题, 关爱型校园建设针对的是目前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实际要求, 文化型校园建设针对的是目前急需的大学精神、文化品位、学术氛围的现实要求。

可以说, 充分表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特征的“三型校园”建设, 是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一种十分有益的尝试。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产物, 是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阶层利益和要求的[3]。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诸多以和谐思想为基本内核的价值导向、价值追求与价值目标, 它们构成了所谓的和谐文化。和谐文化广泛地融合了思想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体系、社会风俗风尚、道德行为规范、管理制度体制等多方面的文化形态。就价值观念本身来说, 和谐文化无疑包含着受到人们高度认同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 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大众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与理想追求。就价值功能方面来说, 和谐文化又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理论根基, 也是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文化保障和精神力量。因此, 价值观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创造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核心, 更是和谐文化的核心。“三型校园”建设内在地表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 是这一价值体系在高校思想建设中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具体运用, 必将成为广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必将会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局面。

摘要：“三型校园”建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内涵、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 坚持了和谐校园建设的基本主旨, 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理念。“三型校园”建设也完全符合新时期我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内在要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 必然要求和谐校园的建设要注重“节约型、关爱型、文化型”的建设。

关键词：三型校园,核心价值体系,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王洪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N].文汇报, 2007-12-28.

[2]郑永廷.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70.

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篇8

【关键词】东亚地区主义 合作路径 政府主导

【作者简介】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法】D83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3-0082-93

按照学界对地区主义概念的界定，地区主义本身就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过程，无论是欧洲的地区主义，还是北美的地区主义的发展都是相同的过程。国内外很多学者将东亚的地区化进程视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前奏，这在理论上符合地区主义发展逻辑。但不能简单地将东亚地区化视为是一个自然而然地市场驱动的过程，还应该看到地区各国政府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在地区各国政府间双边基础上实施和推进的过程，而且国家间关系状况直接影响到双边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主义进程。

一、政府主导的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

（一）东亚地区化本身就是政府主导下的进程

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真正的东亚地区化进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日元升值引发的日本产业转移，日本企业构建了被称为“雁阵模式”的地区生产网络，这一生产网络不仅引发了大规模的地区国家间贸易的互动，而且极大促进了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另外，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大批华人到中国投资，形成了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日本企业生产网络和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在东亚地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密切了东亚地区各国间经贸联系，也推动了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由日元升值引发的日本产业转移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导向的结果，而是日本政府受到美国要求日元升值压力而被迫作出的决定。日本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在政策上作出重要调整，实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移，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商品输出型转为资本输出型。这样可以使日本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摆脱日元升值带来的困难，加固其在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这一政策调整为日本企业开拓东亚地区市场，建构东亚企业生产网络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日本政府对日本企业实施产业转移的推动与其东亚战略是密不可分的，在战后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一直将经济外交作为外交主轴，试图通过追求经济利益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欠缺，即用经济外交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吉田内阁以来的历届内阁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以经济外交和经济增长拓展外交空间。尤其伴随由日元升值带来的产业转移与升级以及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开发与援助，日本掀起了在东亚邻国的投资热潮。日本政府期望通过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活动来确保产品销售市场和生产必需的原材料，并能够以经济促进政治关系的发展，提升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1980年版《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将政府开发援助称为“为确保日本综合安全保障而付出的建立国际秩序的代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针对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日本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之下，明确表示日本不只满足于做经济大国，还要成为政治大国，今后要承担更大的国家责任，要在世界政治中增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 在日本看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起点首先在于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在本地区政治、经济活动中起领头或核心作用。因此，日本新闻媒体也大肆鼓噪“脱美入亚”和“脱欧入亚”。为推进这一战略，日本政府首先以加强经济关系和扩大经济援助为先导，进一步密切同亚太国家的关系。尤其是日本将东亚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贸易、直接投资、经济援助等手段，对东亚各国进行渗透。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日本积极地推动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以及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构筑以它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以此达到扩大影响力，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目的。

日本企业网络作为东亚地区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明显与日本的“经济大国”以及“政治大国”的总体战略构想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投资的背景因素。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对利益的追逐是驱使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构建生产网络的重要动机，但国家宏观战略导向的作用不容忽视。另外，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的投资热潮也是日本政府基于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困境而作出的战略推动，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出口面临的困境，而且可以增加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当然，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也要有投资环境的基本保障。这一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积极的吸引外资政策，并保持了与日本良好的双边关系，这是日本企业生产网络建立的重要基础。

另外，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得以构建与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政策密不可分，特别是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调整。1978年开始，中国提出并积极实践了对外开放战略，在这一宏观战略指引下，中国逐渐改变了过去保守的对外经济政策，成为东亚地区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也凸显出政府的决策对东亚地区化的深刻影响。由于中国政策的转变，引发了新一轮地区内投资的热潮，也促成了东亚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的构建。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就开始采取鼓励政策，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创建特区的重要作用，由此中国迎来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热潮，这种资本的流动增强了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作为东亚经济体的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等都成为中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地，华商成为投资的主角，由此构建的东亚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成为东亚贸易和投资最显著的地区化特征。截至2009年，来自香港的实际外资额达到3956.4亿美元，占比高达40%，居第一位；日本的实际投资额为694.8亿美元，占比为7.02%，居第三位；来自台湾省的投资额为495.4亿美元，占比为5.01%，居第五位；韩国的投资额为446.1亿美元，占比为4.51%，居第六位；来自新加坡的投资额达414.3亿美元，占比为4.19%，居第七位。 从来源地区结构来看，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占我国引进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50%以上，凸显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在东亚地区化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从这一进程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政策的转变促成了这一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在东亚地区，政府在东亚地区化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政府主导了东亚地区化的进程。当然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区化发展进程有所不同，东亚地区化不是简单的市场推动的结果，而是政府主导下基于双边合作的市场推动的地区化进程。

（二）政府间合作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形式

首先，政府间双边谈判与对话是解决地区国家间争端的主渠道。

在东亚地区，涉及相关国家问题以及地区问题的解决途径往往并非在地区层面的多边框架内加以讨论与解决，更多是建立在双边对话和谈判基础上。尤其是在缺乏相关地区制度设计的前提下，很多地区内的问题，都是在双边对话的层面进行沟通和解决。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南海问题上，中国一直都是秉承通过双边对话加以解决，反对诉诸多边的谈判。这是因为，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一贯坚决维护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多次申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有关权益，对周边一些国家侵犯我主权、掠夺我资源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政府从维护地区稳定的愿望出发，奉行“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通过双边途径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虽然近年来，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但借助双边对话解决这一问题仍是中国采取的基本对策，反对将这一问题多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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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南亚国家之间也存在领土争端以及其他一些棘手问题，但这些国家通常选择双边谈判或提交第三方仲裁，而非通过东盟以及相关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新加坡、马来西亚在相邻海域中的白礁岛的主权问题上各不相让，后经双方同意，将这一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仲裁。从双方不选择将东盟作为争端解决机制来看，还是国际法院对其更具吸引力。正如一位东盟的高级官员指出的：“实际上马来西亚和东盟的每个国家都有领土争端，它们感觉如果提交高级理事会，可能很难从其他成员那里得到可观的裁定。” 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领海争端主要分歧集中在苏拉威西海域。该海域拥有丰富的珊瑚礁和海洋动植物资源，还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2005年3月，为了避免双方进一步陷入军事对抗的局面，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通过双边对话与谈判来和平解决油田主权纷争。2010年2月，两国海军同意，一旦双方出现争端，应交由两国政府解决。在2008年泰国与柬埔寨因为柏威夏寺及其周边的土地主权问题，在边境发生军队对峙，甚至兵戎相见，造成人员伤亡。此后经过双方多次谈判，最终在边境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此过程中，两国都没有诉诸东盟和相关地区安全机制加以协调与解决。

另外，在东北亚地区争端的解决方式上，也基本上通过双边对话与谈判。例如，在日本被绑架人质的问题上，日本一直希望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谈判解决，但没有能够被与会各方接受，最后还是日本通过双边渠道，解决了日本被绑架人质的回归问题。东北亚国家间争端的解决途径局限于双边层面，也可以从中日之间历次争端与冲突的解决中清楚地看到。引发中日之间矛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上，这同样也是日本与韩国之间存在的矛盾症结所在。中日两国从2004年开始就东海油气开发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2008年6月，中日双方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2010年7月27日，中日两国在日本东京举行首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换文谈判。另外，韩国与日本之间在竹岛（独岛）争端上的对话与协调途径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韩国与日本对该岛的争端由来已久，尤其是2000年以来，双方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成为日韩关系发展中的重大障碍。2005年3月，由于“调查船事件”使日韩争端再次浮出水面，并由此引发了双方关系的倒退，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此后，双方进行了接触和磋商，最终经过双方努力，在2006年4月21日于首尔举行的日韩副外长级谈判中，双方达成共识，使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得以平息。当然，日本与韩国的协商也仅仅局限于双边层面，并没有诉诸第三方或者通过已有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或“10+3”机制加以解决。

从上述例证不难看出，东亚地区国家间争端与矛盾的解决方式主要还是局限在双边层面，这些国家基本上依赖双边的对话与谈判，或者诉诸第三方仲裁，而非利用地区协调机制去加以解决。这与欧盟地区内部纷争的解决方式明显存在不同，也凸显东亚地区国家对于政府间双边合作路径的依赖。

其次，政府间双边自由贸易区（FTA）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形式。

东亚是世界上差异性最大的一个地区。首先，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于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上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彼此在地区合作目标上不同步。一些东亚地区发达国家更为看重地区内经济贸易自由化，以期實现比较利益的最大化。而地区内处于相对较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更为重视经济与技术合作，期待发达国家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这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必然在彼此合作过程中凸现出来，使彼此之间在目标的设定上以及对市场开放的态度上存在分歧，产生国家间的矛盾与摩擦，影响到地区合作的正常进行。其次，东亚地区各国在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使东亚各国的地区意识比较淡薄，地区认同和归属感不强，所以，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地区一体化所必需的目标共识和凝聚力。此外，东亚国家间还存在一些历史恩怨和现实的矛盾，诸如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东亚各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日韩之间竹岛（独岛）争端、南海问题和东盟国家之间的领土与领海纠纷等，成为制约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虽然东亚各国普遍认识到加强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在努力加强沟通和了解，但这些现实问题无疑阻碍了地区合作的顺利进行，成为短时期内无法逾越的屏障。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东亚各国采取了一种非常务实的合作方案，通过推动国家间双边FTA的形式去追求贸易自由化，这应该是东亚各国应对现实困局的一种积极行为。因为，国家间双边FTA可以避开过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可以选择相对容易开展合作的双方，并选择矛盾较少的领域，这样不仅可以避开主导权之争，而且双方在立场和利益上比较容易协调，易于达成协议，这非常符合东亚地区的现实状况，也满足了地区内各国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这种形式对于地区主义发展相对滞后的东亚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亚地区建立双边FTA是由中国首先倡导和推动的，早在2000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并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赞同。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于2010年正式宣布启动。这不仅极大地密切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推动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受此触动，2002年2月，日本也提出了类似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且日本与东盟的协定比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涵盖的内容更广泛。2008年4月，双方签署《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通过这种贸易安排，深化了日本与东盟的合作，加强了双边经贸关系与战略伙伴关系。韩国与东盟的领导人在2003年决定推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5年，韩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规定双边自由贸易区将于2008—2010年之间建成。2009年东盟与韩国正式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投资协定。韩国率先与东盟达成首个双边自贸协定框架下的货品贸易协定、服务业协定、投资协定及争端解决机制协定，走在了中国和日本前面。

除了中日韩与东盟之间构建自由贸易区的努力之外，中日韩三国已与东盟的具体成员国签署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分别于2002年与新加坡、2004年年底与菲律宾、2005年与马来西亚等国分别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EPA），而且与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谈判已经启动。中国除了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之外，也在2008年10月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韩国与新加坡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这些年来，可以明显感觉到，东亚地区构建FTA的步伐不断加快。这种双边的FTA形式，在具体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成了地区相关难题的解决。例如日本与新加坡的FTA就绕开了日本农产品市场开放这一对日本来说极其敏感的问题，如果在多边框架下，困难之大可想而知。虽然新加坡和日本的双边FTA可以绕开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但其他东盟国家就无法回避。

当然，东亚地区这种双边FTA网络，也符合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长期以来，美国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千方百计地阻止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打造有利于自身的东亚政治经济格局。为此，美国竭力发挥在地区的平衡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在东亚地区构建的多个双边关系上。在这些双边关系中，美国充当外来平衡者的角色，造成双边关系的“斗而不破”格局，通过微妙的平衡，使双方都依赖于美国，营造出美国霸权无法退出的局面，从而牢牢控制东亚局势的发展。因此，美国积极地与东亚各国特别是与冷战时期的传统盟友签订双边FTA，从而可以针对东亚国家各个击破，最终消解东亚地区一体化趋势。而美国最为担心的是由中日两国联合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如若东亚双边FTA形成了以中日两国为轴、其他经济体为车轮的轮轴模式，则会加剧两国间的竞争性和紧张关系，这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将利用与东亚国家建立的双边FTA进一步阻止东亚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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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亚地区在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被普遍认为是发展最好、最为成功的领域，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催生出来的地区层面的合作。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普遍认识到加强地区金融领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日本在危机时期就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却因遭到美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但东亚国家强化地区金融合作的意愿日益强烈，2000年5月，“10+3”财长会议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虽然这一协议在多边会议上确立，但基于东亚地区的现实，各国采取了非常务实的做法，明确宣布这一地区范围的货币互换仅仅在双边层面展开，即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货币协议，而非东亚层面的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明显可以看出，这一金融方面的合作仍局限在政府间双边层面，并没有上升到地区层面。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合作仍然局限在政府间的双边对话、谈判与合作，东亚各国政府是机制建设和合作议题的倡导者、决策者和核心推动者。在实际操作中，东亚地区合作通常由领导人会议高层驱动，制定统一的合作框架，进而各国部长及高官会议各司其职，推动合作框架的具体实施。由于东亚地区特有的历史传统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异，使其走上了与欧洲不同的地区一体化道路。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求东亚各国将主权投入到某个超国家机构上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东亚各国政府在地区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通过各种层次上持续不断的“讨价还价”而达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为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大、更便利的空间和条件。尽管东亚地区希望通过“10+3”机制走向制度化合作，进而形成更加紧密的、制度化的合作模式，但现实问题是，如果“东盟方式”本身没有任何变革，也只能是另一个“东盟”或者是一个东亚经济合作论坛而已，超国家性机构的建立仍将是一个梦想。

二、过程中展开是东亚地区主义推进的基本特点

无论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动力，诸如国家间不断增长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地区外多重压力的推动、地区认同的不断增强以及地区内力量间的平衡等，还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制约因素、发展目标上的纠结与地区内合作机制的创设，都能够清楚地展现出一个基本的逻辑，一切的影响因素都处于一个总的过程之中。截至目前，并没有设定一个东亚各国意见高度一致的地区主义发展目标，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朝向地区主义目标的路径设计，而只是在一个相对宽泛的层面，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观念也反映在一些从事东亚地区主义相关研究的学者之中，他们普遍强调东亚特色，强调东亚地区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尤其强调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特征。殊不知，这种开放性本身就是地区主义概念的泛化，是缺乏凝聚力、认同感和明确的目标导向的一种表现。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的张蕴岭认为，应将东亚合作作为一个进程来对待，其作用是通过合作，为地区合作各参与方制定共同接受、认可的行为规则。东亚共同体建设不是旨在建立一个具有超国家管理职能的超级地区组织，而是在发展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地区关系和秩序。 也就是说，应把共同体建设这个进程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共同接受的精神，推动基于共同利益的地区合作。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现状可以清楚看到，东亚合作是一个次区域连接的进程，通过一个个次区域合作的启动和培育，进而逐步将次区域合作融合到一个更大的合作框架的过程。因此，东亚地区主义从启动那一刻就不是像欧洲那样高度制度性的一种统合，而更多的是地区国家根据现实需要，从地区面临的困难尤其是急需开展合作的部分加以推动，实现各自现实利益是基本目标导向，而不是一个有规划的长效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基于跨国合作而非一种类似欧洲的跨国主义。当然，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特殊所在。因此，东亚地区主义是一种务实的运动，一个进程，没有明确的议程和目标。“运动就是一切”，进程体现为结果，这是“弱势东亚地区主义”的一个特征。

这种过程中展开的特点也可以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较为成熟的东南亚地区找到例证。尽管东盟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但东盟各成员国对制度化合作的热情一直不高，而更喜欢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强调成员国舒适度的“东盟方式”，并且小心翼翼地处理涉及各主权国家范围内的事务。这显示出东盟各国更多地倾向于一种渐进的方式，根据现实的需要以及特定的背景而采取相应的步骤，以进程为导向推动地区制度性合作的发展。作为一种地区性对话进程，“东盟方式”下的多边互动更多的时候是无架构的、决策和执行也没有明确的模式，并且通常缺少正式日程，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问题出现时才决定进行对话与合作。在此过程中，东盟并没有为取得所希望的结果而設定明确的协商方式。在这种多边互动中，进程即使不比结果更重要，至少也同样重要；进程是独立于结果的，即使没有最终的结果，它仍可能有用。即使要对制度和程序进行规则设计，那也只能是临时的，而不是长期的。 而且，“如果预设目标的实现可能带来进程脱轨的风险，各国宁愿推迟甚至新设目标来维持进程的延续”，以致“进程的维持可能比任何实质性的、立竿见影的结果都更为重要”。 所以，总体上说，这种进程导向的区域合作总是渐进地、缓慢地演进，而不是一系列戏剧性的突破，这就是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独特的渐进主义。

应当承认，这一特殊的在过程中展开的地区主义无疑又是符合东亚地区现实需要的一剂良方。从影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区核心主导力量的缺失、内部凝聚力的缺乏、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特殊的利益存在等诸多因素的存在，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无法绕开的现实环境与客观条件。因此，无法在障碍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期望出现重大突破，而只能选择通过务实的行动，通过政府间渐进式互动与合作，增进地区各国之间的理解与认同；通过不断地扩大地区合作的广度、强化合作的深度，在发展进程中实现和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换言之，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在东亚地区主义这一不断发展过程的产物，通过在这一地区进程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的展开，进而不断孕育共有规范和规则，赋予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以意义，催生集体认同，改变地区内的角色结构，从而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塑造行为体的行为模式等。

针对东亚地区主义的过程性特点，外交学院秦亚青和魏玲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当然他们强调更多的是过程中的互动以及观念的建构，认为东亚一体化代表了一种以过程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通过一体化进程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化和吸引主要国家参与进程。由于行为体在采取行动时设定了目标，该目标与为之付出的努力之间的过程往往被视为“手段”因素。在进程主导型模式中，这一路径本身既被解释为手段，也被解释为目的。如果预设目标的实现可能带来进程脱轨的危险，行为体宁愿推迟甚至重新设定目标来维持进程的延续。进程强调的是“关系”，也就是主体间互动本身产生的“化”力。进程主导型模式并不否定结果的重要性，行为体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结果，所以东亚的软地区主义也有可能发展为硬地区主义。但是，在制度化程度尚低或无法提高的情况下，进程本身的动力和活力保持了地区的和平与合作。根据目前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需要将维持区域化的过程既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将加强区域化过程的动力当做重要的政治意愿，也需要意识到管理区域化的过程比急于取得区域化结果更加重要。

基于这样一种过程性的认识，可以相信，东亚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主要还是将继续致力于现实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在未来发展的最终目标上保持各自的不同解读，实行地区各国平等的参与与协商，发展多层合作框架，共同应对地区内可能出现的危机，以及寻求地区内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机遇。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建设不会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出现明显的提升。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基础的东亚未来合作还主要集中在具体问题领域的合作与协调，而不是推动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尽管东亚地区主义的根基脆弱，共识不强，目标不明，未来的发展方向难以定论。但东亚地区合作的现实意义在于其自身发展的这一过程本身，只要这个过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可能产生理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