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因素探析

宁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因素探析（共6篇）

宁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因素探析 篇1

宁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因素探析

本文从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入手,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单要素人力资本模型,选取1985至的截面数据,通过模型的.计量经济分析,计算出人力资本对宁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出宁夏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物质资本推动,据此提出要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实现宁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作 者：马丽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心,宁夏,银川,750021刊 名：当代经济英文刊名：CONTEMPORARY ECONOMICS年，卷(期)：“”(21)分类号：关键词：经济可持续发展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存量

宁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因素探析 篇2

关键词：教育,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溢出效应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宁夏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9%。而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宁夏经济发展更加迅速, 自2001年起经济增长率已连续七年超过10%, 2000至2007年, 年均增长率达到11.7%, 经济发展速度连续8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34.16亿元, 人均GDP达到13743元, 位居西部地区前列。同时,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三次产业结构也不断得以优化, 非农产业比重持续上升, 至2007年, 二、三次产业比重达到88.3%。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又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宁夏的城市化率已由2000年的32.9%上升到2008年的45.5%, 累计有270万人口进入城市, 而预计到2012年城市化率将达到50%以上。

与此同时, 近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 宁夏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也成效显著, 文盲、半文盲率不断降低,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与1990年第四次普查相比, 文盲率由22.06%下降到11.26%;每10万人口中具有大学、高中、初中及小学等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分别由1609、8000、20247、29384人上升为3698、10912、27831及31774人。此外, 如表1所示, 改革开放后宁夏的教育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亮点, 学龄儿童入学率不但在稳步提高;而且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年度宁夏统计公报;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由此可知, 宁夏高、中、低三级教育体系的结构在逐步趋于合理。

虽然取得了上述成就, 但与其他省区、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相比, 宁夏的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由表2可知, 2007年, 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性指标——GDP和固定资本投资额都相对较低。考虑到人口基数因素, 虽然宁夏的人均GDP在西部地区处于较高水平, 但与发达省份相比, 差距仍然较大。同时, 宁夏的教育发展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全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6年, 而宁夏仅为7年, 而文盲和半文盲比重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26%。

数据来源:2008年各省区统计年鉴, 2007年浙江、陕西统计公报

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 如果教育体系无法提供高质量的、充足的人力资本, 则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受到抑制。这样, 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就会不足, 从而经济发展逐渐会陷于停滞。而由上分析可知, 宁夏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原因可能就在于宁夏并不具备有效的内生增长机制——以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来推动技术水平的不断创新, 并以此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 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期, 探讨如何以教育的发展来更好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并以此推动宁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背景, 本文欲对宁夏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 从而明确核算出这一时间序列内人力资本存量及溢出效应对宁夏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本文的结构为, 首先以教育年限法核算出宁夏的人力资本水平, 其次运用“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核算出各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和外溢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最后对上述核算结果进行了分析, 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选择与设定

1. 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确定

在人力资本的测度方面, 普遍采用的是“教育年限法” (Barro, 1991, 1995) 。教育年限法的基本原理为:在承认接受不同等级教育的就业人口具备不同人力资本的前提下, 按接受教育的年限对就业人口进行分类。因此, 本文按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划分原则将人力资本水平划分为5类, 分别为文盲或半文盲h1、小学文化程度h2、初中文化程度 (包括技校) h3、高中文化程度 (包括中专, 高职) h4、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包括本科和研究生) h5。这五类相应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设定为:文盲、半文盲为3年, 小学毕业为6年, 初中毕业为9年, 高中毕业为12年, 大专及以上毕业为16年。

2. 人力资本溢出模型

在卢卡斯的原文中 (Lucas, 1988) 共建立了三个模型: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变化模型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以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模型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rough Schooling) , 以及通过干中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模型 (Specialize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rough Learning-by-doing) 。这三个模型分析的侧重点不一样, 基本上是以一种递进的方式展开, 即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资本为基础, 将宇泽模型的教育部门引入到增长方程中, 从而将内生的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单独的要素加以考虑。

在一系列假定条件的基础上, 考虑人力资本外溢条件下的卢卡斯增长方程为:

等式左边为当期的总产出, 右边为要素投入。这是一个扩展的柯布—道哥拉斯生产函数, 其中, A为不变的技术水平;N为人力资本积累总量, 是劳均人力资本水平和总劳动力数量的乘积;K为总投资量;ha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它代表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3. 实证的假设条件

(1) 假设就业人口中接受同级教育水平的人口是同质的, 即同一教育层次的劳动力无质的差别;

(2) 不考虑人口流动、辍学和意外死亡、接受再教育及干中学而导致的人力资本变化。

4. 人力资本水平测度模型的选择

我们采用下式来估算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式中ha为人均人力资本存量, h1到h5分别为5类接受不同教育层次的就业者数量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三、实证分析

对 (2) 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表3所列数据就是对 (3) 式中的参数进行估计所需的样本观测值。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中数据可知, (3) 式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水平都很高。因此, 可以用这一模型对宁夏的经济发展进行解释。

由表4还可以发现,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劳均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659、0.341、0.343。这一结果表明, 宁夏的经济发展对物质资本投入较为敏感, 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不如物质资本明显。但由这一结果无法得知哪种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高, 因此还需对各投入要素的产出贡献率做出核算, 具体方法为:

其中, RCi、Ri、Ei和RG分别为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及产出增长率。1、2、3分别代表资本、总人力资本及劳均人力资本。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出相关数据。

通过计算, 得到K、Ne及ha的贡献率分别为73%、15.3%、4.9%。由此可以初步得知, 改革开放后宁夏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资本投入, 资本贡献率几乎是人力资本存量贡献率的5倍;此外, 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贡献率相当有限, 即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不明显。总体来看, 宁夏的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97年~200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9年、2002年、2005年、2008年度《宁夏统计年鉴》;第三、四、五次宁夏人口普查资料。注:部分缺失年份的数据通过线性内插法核算得到;GDP以及总投资量统一按1982年不变的价格水平折算为实际值;总投资按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其中1982年的资本存量值以邹志庄 (Chow, 1993) 核算的数据推算得到。

上述结论虽然可以对宁夏经济发展的现状做出初步的说明, 但并不能完全解释人力资本的全部作用, 具体来看存在两个问题:第一, Ne中包含有劳动力数量N的贡献率, 即应将Ne中劳动力数量的贡献率扣除后, 方可得到人力资本存量的净贡献率, 这样净人力资本存量 (劳动力质量) 的贡献率应小于Ne的贡献率;第二, 上述分析无法核算人力资本外溢而引致的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率的递增, 而这种递增恰好是外溢作用的体现。鉴于此, 需要对上述分析结果做出修正。

根据王金营先生 (2001) 的研究方法, 可以将劳动力质量和劳均受教育年限的贡献率之和称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率, 将外溢效应引致的正外部性效益称为间接贡献率, 二者的和即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总贡献率。通过核算可知, 劳动力数量的贡献率为10.4%, 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贡献率之和为83.4%;同时, 人力资本的直接贡献率、间接贡献率分别为9.8%和3.5%, 总贡献率为13.3%。这一结果说明, 宁夏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总贡献率非常有限, 仅为劳动力和资本两要素贡献率的六分之一, 由此进一步说明, 宁夏以资本和劳动力数量推动的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

进一步展开分析还可以发现, 以技术水平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仅为3.3%, 这一结果正好符合上述分析的结论, 即一方面, 粗放式的经济发展, 必然是以高投入、高能耗的低技术水平来支撑的;另一方面, 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 导致生产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技术更新换代的周期就会加长, 这样, 生产的效率必然会降低, 因此无法实现集约化的经济发展。

注: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为1%。自变量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四、结语

通过前文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较为密切的相关关系, 但人力资本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贡献率都远不如物质资本显著;宁夏的经济带有明显的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要动力的、粗放式的发展特征;

第二, 由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外溢效应不明显, 导致技术水平偏低。因此, 其他要素很难从人力资本中得到生产效率提高的动力;

第三, 从整体来看,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主要以资本推动向由技术推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期, 宁夏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都较低, 因此宁夏的转型期可能会比全国的平均时间更长。

鉴于上述结论, 宁夏在制定今后更长时期内的经济发展规划时, 应重点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发展研究 篇3

(一)人力资本生产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是教育和干中学，通过加快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形成的。一般来说，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通过技术进步传导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而技术进步是由人力资本推动的。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其自身的生产效率，即人力资本形成的内部效应，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使资本的收益率提高，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人力资本越多，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增长也越快。而且人力资本形成的外部效应通过提高其他要素的生产效率，克服劳动和物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限制，使经济得以持续增长。

(二)人力资本合理配置是人力资本自身发展的需要与产业结构转变和优化的基础

人力资本自身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必须流动。通过流动配置，人力资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志愿，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工作，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调剂余缺，解决结构不平衡问题，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有机结合。

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一方面旧的传统物质产业不断萎缩，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同时新的人类自身生产和知识生产产业部门不断涌现，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这种转变的顺利实现以人力资本的不断形成积累和合理配置为前提。

(三)人力资本的使用与价值实现是经济增长的现实高效能

人力资本的生产形成和流动配置是经济增长的潜在高效能，而将这种潜在的高效能转变为现实的高效能就离不开人力资本的使用和价值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后一个问题可能比前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人力资本再多而得不到充分利用，那也无济于事，将对人力资本造成极大的浪费。然而，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人力资本价值能否得到实现。人力资本在生产领域与物质资本结合，通过改变物质资本的形态和功能，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物质资本的范围，创造出新的、更大的价值，通过蕴含着增值价值商品的出售，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实现，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发展的制度基础

(一)人力资本和制度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认识到人力资本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然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将会面临种种制约，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制度。从根本上说人力资本和制度共同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通过制度起作用。

首先，制度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选择活动，其主体是通过人实现的。制度作为一种协调人类社会行为的安排方式，是以人类社会的主体，对作为行为主体的每个人进行约束的方式。制度安排作为外因条件，通过所针对的行为主体人起作用。进一步说，人力资本作为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制度是人力资本形成和配置的规则，如过人或者人力资本不存在，制度失去了主体和立足点，作为人力资本规则的制度就不存在。可以说制度是人力资本的产物。一方面，人力资本是制度的源泉，决定着制度的结构、有效性及其演化和变迁。从制度的变迁来说，制度和制度变迁是人力资本作用的结果和转化形态，人力资本引发制度变迁。

其次，人力资本受到制度的规范，制度起到激励和约束功能，决定着人力资本的实施特征。制度决定人力资本的形成和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力资本的活动范围、层次，如形成和配置的数量、方向和速度，使得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的实际效果存在差异。同样的人力资本，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作用不同。好的制度激励人力资本的形成和配置，可使人力资本合理配置而增值，落后的制度压抑人力资本的形成和配置，可使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贬值。

(二)构建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发展的制度体系

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得以有效组织而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将人力资本与制度整合到经济增长中，立足人力资本，利用制度分析来研究，建立适应于知识经济时代、能够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制度，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在马克思主义对制度的解释的基础上，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的构成结构，我尝试把制度进行细化来理解本文"制度"，本丈的制度体系为：第一层次，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社会制度"，这是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基础制度，涉及国家的所有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主体是政府；第二层次，经济体制，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制度，主要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经济增长不同的配置效率，具体到市场机制与政府制度如何结合，其主体是市场；第三层次，体现经济体制的具体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的具体化，保证资源配置方式有效贯彻和实施的一般制度安排。落实到人力资本的具体组织制度，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制度、形成、配置、分配制度，其主体是企业。政府、市场与企业三种制度安排不是绝对分开的，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互为条件的。全面的、深刻的制度变迁表现为以市场为中介的企业产权制度、政府制度等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人力资本发展的具体制度条件为：

首先，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是人力资本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市场价格体系能够准确地给出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信号，有利于人们了解和决策，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配置和使用。

其次，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以市场为中介的企业制度。人力资本形成和配置有赖于产权的界定和保扩。微观基础的核心是通过企业制度的改革，在企业制度中承认、确认和明晰人力资本产权，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积极性，促进人力资本的市场配置，从制度上为人力资本形成和配置实施有效的激励，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刺激。

最后，构建有利于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政府制度。市场在人力资本形成和配置方面存在失灵，政府需要担当责任解决市场经济的有效性问题，但并不是要替代市场，而是弥补市场的不足。政府可以运用强制和非强制的方式，在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方面为微观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提供激励，为稳定有效的社会主体多元化的人力资本形成提供保障，提高人力资本配置和使用的效率。

人力资本与企业商誉的经济实质 篇4

人力资本的效用(或称使用价值)是其为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其使用成本则既包括劳动力的报酬，也包括其对实物资本的浪费、效率低下、机会的丧失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两者的差额大于市场平均值的部分称为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由于资本与劳动在市场中力量的不对称性，它们之间所签定的契约是不完备契约，企业由

此而形成对人力资本的垄断，进而占有其超额效用，这正是企业商誉的来源。商誉的形成与维护受企业内部以及外部多种因素的制约。企业的商誉每期都会发生增减变化、也会不停地被耗费，因此其计量与摊销的年限都应是有限的。每个企业努力提高其商誉的结果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但总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负。

21世纪，知识和技术将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因素。知识经济，这一不久前多数人尚为陌生的词汇正通过各种媒体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昭示着一场正在酝酿中的生产力的革命以及未来世纪的经济格局，而人力资源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必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企业要想顺利地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人力资源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这就要求其对自身人力资源进行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人力资源或其表现形式——人力资本与企业商誉之间则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本文试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就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与商誉的关系、商誉的本质以及商誉的会计处理等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找到管窥商誉本质的新视角。为此，我们先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概念说起。

一、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源(HumanResource)与人力资本(HumanCapitail)是两个涵义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就人力资源来看，它属静态的概念范畴。对于整个社会，它是指其中全体人口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集合，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反过来对上述诸因素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则仅包括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使用的全体人口的劳动能力，它与社会人力资源构成个别与总体的关系，是后者价值的具体体现。

而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则需要从动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它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当人力资源用以作为赚取利润的手段时，即被赋予了人力资本的内涵，其载体是人力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或称可变资本)，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与一般商品有着严格的不同，即人力资本的使用是其知识和技能的运用，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且还会通过劳动经验的积累，或通过自身的建设而增加其价值。对此，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有详细论述。人力资本的另一个显著特性是其“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周其仁)。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也曾指出“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没有人能把他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他必将始终带着自己的人力资本，无论这笔资产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消费。”正是人力资本的这一显著特性才使得其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从而导致商誉的产生。

二、商誉的来源——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

1.商誉产生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的垄断

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商誉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可辨认性。这项特征是它与一般无形资产相区别的主要标志。而对于商誉概念的理解，无论是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所列举的三种最主要的观点——(1)商誉是人们对企业具有好感的价值；(2)商誉是人们预期的未来收益超过除商誉外的总资产正常报酬的贴现值；(3)商誉反映的是企业总价值超过其各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净额，即一个总的计价账户，还是Kieso和Weygrandt在其合著的《中级财务会计》里所概括的两种观点——(1)商誉代表净资产的获取代价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2)商誉代表企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都不过是对其内在价值或表现形式的描述，而对商誉产生的原因则未予揭示。

那么，企业的商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要探究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商誉的根本特性——不可辨认性入手。

不论怎样对商誉加以理解，其最终必然表现为企业除商誉外的净资产的超额盈利能力。而可以形成商誉的超额盈利能力，又必然缘于某种形式的垄断。广义来说，不论多么完备的市场，都不可能彻底避免垄断性的存在，因为市场中的许多要素(例如人所拥有的优秀素质和技能)都是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这种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一旦为企业所占有即形成垄断。而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皆可归因于垄断，比如，对购买或销售市场的垄断可以使企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垄断价格，对技术的垄断可以使企业降低成本，对人力资源的垄断则可为企业带来成本、价格、市场等多方面的优势。

但是，企业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均为可以出售的权力，因而应属可辨认无形资产的范畴，因此应当增加可辨认净资产的价值。惟有对人力资源的垄断与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脱离企业而单独出售，与之相联系的超额赢利能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净资产超额赢利能力(下文即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所以，企业的商誉应来自其对人力资源的垄断。

2.人力

资本的超额效用——商誉的真正来源

企业对其人力资源加以使用时，就使其转化为人力资本。正常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使用可以为企业带来市场平均利润，这种能够为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使用价值，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效用。当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大于市场平均值的时候，我们可以称其超额部分为超额效用，这部分超额效用是企业超额赢利能力的根源。可见，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为此，下面就对其进行详细的讨论。

在约翰·海尔斯看来，“人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而且都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拥有控制权，也就是说，市场中的人都是所谓的“经济人”。对于“经济人”的概念，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曾提出如下假设：(1)每一个人天然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因此应该让他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2)每一个人都关心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然而他是社会的一员，他追求的经济活动只能沿着自然的社会秩序所指定的道路前进；(3)交换使得交换双方个人利益的同时满足成为可能；(4)人类的各种动机(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以及以此易彼的倾向)会自然平衡，能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和其他人的利益相对立。因此，市场中的每个人——“经济人”都尽可能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使其占有的物质或获得的享受达到最佳状态。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则需以其使用价值——效用最大化为基础。人力资本对于其所有者的价值，在市场中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对企业而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则为使用劳动力的基本成本。既然市场中每个劳动力的目标——其价值的最大化要以较高的效用为基础，而劳动力的效用则表现为其所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亦即为企业带来的效用，因此，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就与其对企业的效用最大化统一起来。人力资本的效用就在于其对实物资本的转移或改变。对此，马歇尔曾有论述，他说：“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诚然，在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他创造物质的东西时，他实在只是生产效用而已；或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它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当人力资本所生产的效用远高于其(全部)使用成本以致产生超额效用时，商誉便从中产生。但超额效用为什么能够产生呢?

3.企业与劳动力间的不完备契约——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归属企业的秘密

人力资本效用较高时，其市场价格也需相应较高，这才符合市场交换的规律。若果真如此，企业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也就无从产生。然而，现实中人力资本为什么的确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效用以及相应的超额利润呢?这说明市场中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公平或者不对称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内容应由企业契约来规定，为此就需要对人力资本的特性和市场中企业契约的实质加以讨论。

前文已经提到，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它只能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劳动力自身。企业可以对其非人力资本拥有占有权，而对其人力资本却只能拥有使用权，这种使用权由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契约来规定。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是各要素所有者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达成的契约，企业的形成就是用“一个契约代替一系列契约”，用“一个长期契约代替一些短期契约”。张维迎博士则进一步指出，普通的市场契约是完备契约，而企业契约是不完备契约。周其仁博士也曾作出类似的论述：普通市场契约反映的是各个生产者之间及其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契约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反映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只是这种关系在企业契约上的表象特征。

然而，如丁为民博士所指出，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力量也是非对称的。在市场中，尽管形式上“每一次交易都是严格自愿”的(弗里德曼)，然而由于劳动力若不进入市场将无法生存，资本所有者则无须为此担忧，手中的生产资料足以使其维持生产和生活。生产资料的不对称导致竞争力量的不对称，从而在企业契约订立之前，参加博弈的各产权主体就已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就市场交换各产权主体的不平等性对交换结果的影响，麦克弗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保证充分自愿交换的背景条件“不是自由地不进入某种特殊的交换，而是自由地不进入所有的交换”。但是，资本的稀缺性否定了这种条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正是这种状态，否定了二者平等博弈和签约的可能。虽然“在竞争模型中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并无区别”，然而，供求的选择使得资本比劳动更为稀缺。所以，现实中的选择总是资本雇佣劳动，即通过购买劳动力来占有劳动，从而达到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目的。

从资本和劳动力所达成契约的性质来看，它是一种不完备契约，因为劳动与劳动力的分离使得该契约的履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在订立契约时劳动并不存在，所以资本和劳动的契约只能是针对劳动力而达成，也就是说资本所购买的只能是劳动力而不可能是劳动。这样的契约具有较高的事前不确定性或不完备性，它无法规定劳动的实际支出情况，而只能让其由诸如劳动者的生理条件、技术水平、劳动条件、意识形态、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及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来决定(丁为民)。正是这种不完备契约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的产生成为可能。当就人力资本进行讨论时，不能不提及企业家的作用。在企业的人力资本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所谓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成功参与，人力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企业家的介入可以极大地改善企业对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选择、占有、管理、开发和使用，使企业的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对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马歇尔曾做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企业家“‘冒着’或‘担当’营业的风险；他们搜集了工作所需用的资本和劳动；他们安排或‘计划’营业的一般打算，并监督它的细小事情。”这样的企业家应具有如下双重能力：(1)他必须具有自己行业中物的透彻知识；(2)他必须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必须具有首先适当的选择他的助手，然后充分信任他们的能力，以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时，他对一切事务施行总的把握，并保持营业主要计划的井井有条和前后一致。与一般人力资本相对过剩不同，萨伊和马歇尔都认为企业家是不可多得的。这样，一旦优秀的企业家为企业所拥有，即形成一种对人力资本的垄断，这正是超额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因此，企业的商誉产生于其所垄断的人力资本，当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为正值时，该部分超额效用的价值体现即表现为企业的商誉。随着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的变化，其商誉的价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即其超额赢利能力增加或减少。但这种变化往往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待到引起注意时，往往是其人力资本的垄断因内部或外部条件的作用在较长的时间里已发生了较大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商誉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商誉变化——人力资本超额效用变化的反映

引起企业商誉发生变化的原因亦应归结于其人力资本垄断状况的变化，譬如，就其下降来看，在现实中一般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1)本企业优秀人力资源流失，从而失去对原有人力资本的垄断；(2)本企业人力资本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在人力资本效用不变的情况下，其超额效用下降；(3)社会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行业，从而导致本企业人力资源的稀缺性降低，因而其效用和超额效用也随之降低。企业商誉如若增加，则情形与之相反。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人力资源的流动会影响其总体效用水平，但只要其主体或核心部分未变，其变化的幅度都将是不足为重的。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有助于形成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则反过来影响其人力资源的效用，同时它也是企业商誉得以产生的土壤。与企业商誉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需要时时予以悉心培养，然后其商誉才能得以长期维持。反之，如果企业人力资源的主体或核心发生改变，即使其商誉不会立刻消失，也将在未来数年内很快丧失殆尽。所以，与人力资源及从中所衍生的企业文化相联系、可以长期保持不变的竞争能力——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得以维持其竞争优势，因而维持其商誉的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撇开人道因素的限制而进行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使用与租入的固定资产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因为，首先，二者的所有权均不属于企业，而仅赋予企业以使用权。其次，二者的效用均与企业的利用能力相关。当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主体或核心的使用权长达十数年或数十年时，其性质则已与融资租赁(或称资本租赁)颇为类似，因为此时企业对该部分人力资本的使用期限将占去其最佳效用期限的绝大部分。所以，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固定资产的多种属性，条件具备的话，完全可能而且应当作为资产加以计量和记录。

三、商誉计量属性——人力资本超额效用未来收益的现值

理论上，商誉的计量应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货币量度。而商誉的内在价值表现为其对企业的超额效用，它是难以赋予一定的货币价值的。此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用货币单位来量度商誉的内在价值，而只能用其外在表现形式——超额赢利能力来加以反映。

此外，当企业的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因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时，其超额赢利能力也随之变化，从而使其商誉的价值起伏不定，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给其计量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由于商誉只有不断加以维持才不至于迅速消失，所以，其目前的价值应属于前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所产生，后期的商誉中有一部分应归属于以后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而不应将目前的商誉与此后人力资本的效用所产生的商誉相混淆。也就是说，企业商誉如果得以长期保持，则不仅与目前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还与以后各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因而，企业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不能全部用来衡量其目前的商誉，而只应取其一部分。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大非份额应归于目前，又有多少属于其后，仍是一个不易限定的变量，因为无论是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动，还是其人力资本成本的上升或者其效用的下降，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只能对其作出近似合理的估计。

在合理估计企业目前的商誉价值之前，首先应对其服务期限予以恰当选择。前文已经论述，目前的商誉一般应在未来数年内逐渐消耗殆尽，故其服务年限不应太长，这要结合它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时间长短来判断。对于企业超额赢利能力持续的期限，从StephanH·Penman(1991)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些代表性的规律。Penman在其研究中，把所选择的企业按其在1969——1985年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分成规模相等的20组，再计算其后1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

从Penman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目前的超额赢利能力可在未来大约5年的时间里得以保持，随后慢慢趋向于市场平均值。为此，我们以5年为限来衡量企业的商誉当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不过，对上述结果需要说明的是：(1)其净资产的概念可能是以账面价值为依据，而本文所取涵义均为市场公允价值，即包括除商誉外的一切可单独确认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公允市价，但这并不影响上述结论的有效性，因为按市场公允价值调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只会发生绝对值的变化，而相对趋势不会改变；(2)由于现行实务对这种产生于企业内部的自创商誉并不加以确认并摊销，因而上述结论正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商誉的真实变化规律，即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变化只与其商誉的增减变动有关，而非商誉摊销所致。

其次，对计算期内的超额报酬也需进行合理的选择。其选取方法可有如下两种：(1)以此前数年(比如5年)超额利润的平均值作为估计值；(2)仅取上期的超额利润作为估计值。第一种方法可以有效防止商誉价值的过度起伏，使其各年的变化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状态，但对于一个新设企业则无法采用。第二种方法应用起来比较简单，而且也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例如，巴拉克里什南(Balakrishnan)、哈里斯(Harris)和森(Sen)在1990年所做的实证研究显示，用随机游走模型(RandomWalkModels)E(Xi)=Xi-1 0t［其中，E(Xi)为t期的期望值，Xt-1为研究项目t-1期的实际值，0t为随机项目］进行财务预测评价时，0t=0时结果更优。鉴于此，本文认为把估计值取为上期之值自有其合理性，虽然其中可能存在尚待商榷之处。同时，由于商誉价值需要用企业未来超额收益的贴现值来衡量，所以还需要选择适当的贴现率。那么，是象有人所说以行业平均利润率作为标准，还是以市场平均利润率作为标准呢?下面就对此加以分析。首先，贴现率的选择应是平均利润率而非市场无风险利率。因为对投资者而言，其投资目的应是获得市场平均利润而非低于此额的利息。其次，就平均利润率而言，取市场值作为贴现率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当其行业平均利润率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率时，该行业单位净资产所获平均利润大于市场平均值。这种整个行业的超额赢利能力仍然不可单独辨认，无法脱离行业而出售。此时，该行业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使得人力资本的单位效用较高，因而这种超额赢利能力的来源仍应归结为商誉的范畴。当然，这时可以说此行业存在整体商誉，或可称之为行业商誉，而行业商誉的存在将会导致外部资本的流入，然而为文章篇幅所限，此处不拟将讨论展开。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将商誉的计量公式表示为如下形式：

VGW＝p0X(1＋im)-t＝POX(P／A，im，n)

其中VGW——商誉价值

n——计算期数

P0——企业上期超额利润或前若干期超额利润的平均值

im——按市场风险调整后的市场平均利润率

(P／A，im，n)——年金现值系数

四、商誉确认——对人力资本有效管理的途径

1.自创商誉

上面关于商誉的论述均着眼于企业的自创商誉，即于企业内部形成的商誉。在传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下，一般不主张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其理论依据一般可以归纳如下：(1)人力资源非企业所有亦非企业所能控制，缺少资产应具的特征；(2)难以确定其历史成本；(3)其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4)实务操作难以规范，且不予确认并不会对报表使用者产生影响。对各种不予确认的理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TheAICPAecialCommitteeonFinancialReporting)在其发布的《论改进企业报告》中作了详细论述，并强调“确认自创的无形资产，并不能帮助用户对一个企业进行评价，以及对信贷风险进行衡量”。

勿庸置疑，仅站在可靠性的角度，自创商誉也许是不宜加以确认的。这是因为，它产生于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使用价值，而人力资本的取得成本——工资费用象实物资本一样，已按其取得成本入账。既然实物资本的具体形式——有形资产一般也是按其取得成本入账，就不应要求把人力资本按其使用价值入账。

但是，虽然存在上述理由，而且目前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不应以此否认本来对其确认的可能性及其合理性。因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实际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用户看来，无形资产也是十分重要的，且对企业的竞争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显然，商誉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当其实际价值数额巨大时，若不予以反映，必然影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同时，正如前文所述，企业人力资本的核心部分若长期保持稳定，则已具有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属性，将其作为一项特殊的资产予以反映或确认当有其合理性。而且，若能将其加以反映，必会促使企业重视其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利用，也有利于用户分析企业的现状、潜力与前景。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条件的逐渐成熟，以及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逐步深入，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2.外购商誉

关于外购商誉，现存实务多予以确认。如英国标准会计实务公告22号(AP22)表达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该公告认为：“尽管商誉没有形态，可它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企业被并时，所付价格中已经包含一定数量的商誉价值；这样(该项)资本已换成一种资产——商誉，因此应将其以与其它资本资产同样的方式予以确认和处理。”既然外购商誉产生于现实的交易，对其予以确认自然也就不存在可靠性的问题。

当然，对外购商誉的性质应如何理解仍有必要加以讨论。首先，企业被并时，其价格的决定因素自然是企业的内在价值，但一些外部因素，比如说供求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一般商品的价格受其效用及其“稀缺程度”两个因素的影响其道理完全一样。在现实中，由于企业设立的目的是赚取利润，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会出售，其稀缺程度往往很高，从而价格高于价值(含商誉在内)——即商誉高于实际值的现象也就较为普遍。其次，从购受企业来看，其目的在于获得受购企业的效用，并靠此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然而当企业以公允价格购入一拥有商誉的企业时，其所获投资利润率仅相当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购入其他不含商誉的企业亦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此两种投资方式的投资利润率应无差别。所以，一家企业购入另一家拥有商誉的企业，一定认为受购企业能够提供超额效用，否则不应在选择购并对象时厚此而薄彼。受购企业对购并企业的超额效用可能源于受购企业人力资源被埋没的价值或者源于购并企业人力资源的内在潜能。然不论是哪种原因，起关键作用的应是购并企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其包含企业家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当购并完成时，受购企业的员工常被大量裁减或更换往往就是为了顺利实现上述超额效用。

五、商誉摊销——人力资本超额效用的消耗

不论企业的自创商誉还是外购商誉，都是由于其现有的人力资本具有超额效用才存在，并因企业与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劳动力间的契约而得以延续，但其延续时间不会太长。从前文Penman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此期限一般为五年左右。因此，企业现有的商誉应予以摊销，其摊销期限亦不妨取为五年。当然此期限可能随行业及其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不同而可有不同的表现。

有人认为，企业的商誉可能得以长期保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还会不断增加，因此主张对商誉不予摊销，而让其一直保留在账面上。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企业目前的商誉一般不会长期发挥效用。而且，若商誉果能得以长期保持，应是后期对人力资本效用的保持或有效开发和利用所致，不应将其与目前的商誉不加区分。

关于摊销方法的选择，由于现存商誉的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应采取与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类似的方法加以摊销，使其摊销额前期多而后期少。然而，如果每期都有新的商誉形成，在此新增额呈均衡状态且又作为自创商誉加以确认时，各期总的摊销额亦当保持均衡，故可就账户总额用直线法予以摊销。

六、负商誉本质——人力资本超额效用为负

既然商誉表现为企业净资产报酬率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值，必然各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正或为负，且其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如果其值为正的企业称为拥有正商誉，值为负的企业则可称为拥有负商誉。正如正商誉是因企业人力资本存在超额效用一样，负商誉则缘于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低于市场平均值(广义上不妨亦称为存在超额效用，其值为负)。这种人力资本的(全部)使用成本既包括向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也包括使用本企业人力资本所造成的诸如效率低下、产品积压、浪费严重、丧失机会等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既然商誉为负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决定因素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的关系，改变其人力资本的占有和使用状况就成为使商誉不断增加的主要手段。降低向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以达到部分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成本的目的或调整、开发现有人力资源以增加人力资本的效用均有一定的有效性。当然，企业的商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所处行业的整体商誉的制约，这种制约表现为其行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稀缺程度降低或升高，从而其人力资本的效用也随之降低或升高，企业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当所有企业尝试各种途径以增加其商誉时，社会的生产率将随之提高，不过，此时仍有约一半企业其商誉为负。

结论

人力资源，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所有者，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及其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是决定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其商誉的真正来源，这种超额效用缘于其对人力资本、特别是对“企业家”的垄断。当资本与劳动之间达成一种不完备的契约时，即可使商誉得以产生。对商誉加以确认和计量可以促使企业重视对其人力资本的管理、开发和利用。所有企业积极改善其商誉的努力将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但仍将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负。当然，从实际来看，本文所涉及的关于商誉计量的变量的可得性与及时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人力资源会计所需解决的，然而对它的进一步讨论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宁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因素探析 篇5

内容摘要 ： 由于资源不足、政治权利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严重贫困，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所以，加大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由于投资主体的成本收益不同，使得投资个人和地方政府投资乏力，对此，本文认为，在前两种投资主体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成为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主体。

关 键 词：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中央政府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

WangYingMei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Of PLA,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shortage ofresource andpolitical right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to cause the shortage of human capital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Increasing the input of the human capital is the key to help the country area overcome the question.But ,because the investment subjects are different ,the remarkable different will exist in 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the human capital ,therefore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country area and individuals lack the motivation and capability i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or this reason ,the article think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become the main subject of investment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Key words:Country femaleHuman capital investmentThe central government

一、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贫困的恶性循环

不同的资源供给，可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发展的支持，也可以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发展资源普遍相对不足的今天，资源拥有状况将形成一个群体发展的约束与支持。从两性间的资源配置来看，尽管农村妇女在社会变迁中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但比较男性而言，女性的发展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稀缺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因而，同农村男性相比，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化。

1、政治权利贫困。经济贫困是社会权利贫困的表现和反映，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即是社会权利的贫困。据考察，社会权利的贫困就是指一批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无法享受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政治、教育、健康、名誉、休闲、被赡养、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利，而且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或剥夺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尤其缺 1

乏性别意识保障，无法满足为贫困女性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尤其是处于更弱势的女童要求。因而，权利不足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女性陷于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贫困。贫困不仅源自缺乏、剥夺和排斥，而且深受特定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在中国尤其如此。“除经济因素以外,造成农村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其它所出现的导致家庭不稳定的诸因素。” [1]中国是社会关系十分通达的社会，谋求建立有质量的社会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占有社会资源、获取发展机会的主要捷径之一，关系网络也因此转化为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本，并对资源分配产生影响。所以，在社会发展中处于性别弱势缺乏有效社会关系资本支持与保护的农村女性便会容易陷入贫困或者继续在困境中挣扎。

3、心理素质贫困。在调查中发现，女性农民大多缺乏主体意识，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感情脆弱，适应能力差，出门在外谋取没有保障的生活，很少有满足感和快乐感。所以，大多数农村妇女对外就业缺乏动力和信心。

4、能力贫困。目前农村女性人力资源数量丰富,但大多没有技术专长，素质不高。“小学以下文化占52 % ,初中文化占36 % ,高中文化占10 % ,大专以上文化占2.0 %。妇女文盲半文盲占文盲总数的61.2 %。在辍学、失学儿童中,女童占60 %以上,妇女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8 年。”[2]并且农村女婴的死亡率高于城市、患生殖病农村成年女性较多，很多农村女性还存在衣食不足、营养不良等问题,甚至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整体素质严重不足。

总之,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村女性贫困根源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心理和人文素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如下的贫困恶性循环:“权力贫困、社会资本贫困、主体动力不足→文教落后、医疗条件差→人口素质低下→能力不足→从而陷入“贫困陷阱”。此循环中的人口素质低下即是人力资本贫困。从其所处循环位置上看，也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贫困处于核心地位。

二、人力资本投资是我国农村女性“脱贫致富”的关键

在上述 “贫困恶性循环”图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贫困循环最为核心的因素。因此，在当前我国“增强全社会的社会性别意识”,“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大好环境下，在相对政治权力和传统性别观念都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若要使农村女性尽快摆脱贫困,除了要继续加大物质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于1960 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建立。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以及个人和家庭根据工作机会变化而发生的迁移等。他把人力资本投资描述为“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影响未来的货币和物质收入的活动”,他认为国民收入的某些重要增长是由于增加了教育投资这种人力资本而造成的。同时他利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源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 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比率高达33 %，这充分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针对一些经济学家将传统农业落后状况归咎于农民缺乏理性的生产、投资和市场的观点,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农民缺乏理性的意识,而是因为在传统农业中缺乏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以贝克尔、墨非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理论, 该理论的核心是以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贝克尔、墨非等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人力资本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会产生“杠杆”的作用, 即用较小的人力资本可能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效果, 这种杠杆原理可以通过资本投资原理中的杠杆系数来表现人力资本的收效或损失：

收益变动率(P1-P)/P

人力资本杠杆系数=收益变动率

投资量变动率

(P1P)/P

(I1I)I

P/P

I/I =即DHL =

其中, DHL—Degree of Human Lever为人力资本杠杆系数;P1、P 分别为报告期收益和基期收益;I1、I分别为报告期投资额和基期投资额。可见, 人力资本投资即个体的人力资源增加, 将提高人力资源对信息、知识、技术的获取、运用和转化能力, 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带来社会经济的增长。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妇女占整个妇女人口的70 %以上,随着农村劳动方式的变化,妇女已占农业生产劳动力的60 %以上, 农村妇女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加大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入已引起我国学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根据鹿立的山东农村女性教育收益实证研究[3]，“农村妇女技术培训对提高农村妇女收入和弥补以往农村妇女教育投入不足的作用是巨大和深远的，其后发效应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凸现，农村妇女技术培训目前在山东经过几年努力己深入基层，形成制度，见到实效，如泰安郊区，自1995年泰安市妇联实施每年组织万名农村妇女科普培训的‘万名工程’, 以农函大为依托,“九五”期间共培养5 万名农村妇女函大生, 46200 名妇女获得农广校、农函大毕(结)业证书, 2 万名妇女获绿色证书, 8000 名妇女获农民技术员职称, 80% 以上妇女劳力掌握两项以上实用技术。截至1999 年末全地区各乡镇共成立‘三八’科技致富协会88 个, 专业技术研究会121 个, 建立各类‘妇’字号基地90 个, 科技示范基地60 个。目前全村550 户农户, 已建大棚180 个, 这些大棚80% 以上以妇女为主进行管理, 年棚产值平均1万元以上。技术培训带来的增收实效和‘全新’的劳作方式(‘全新’是对十分闭塞的农村妇女而言),还深刻触动了千百年来忽视农村女性教育和技术培训的传统社会规范, 尤其是深刻改变了农村女性自身学技术学文化的自我意识。”

根据苏群、刘华对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4] “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边际分析得知，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和具有小学文化的人相比，受过初中和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的人的外出概率有明显提高，其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外出就业的机会相应增加17.84个百分点，高中及高中以上 则多出15.42个百分点，两者外出就业机会相应增加额度均大于15个百分点。”“同时说明对农村而言，加大九年基础教育事业的实施力度，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推广，将更加有助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

笔者根据多年的调查进一步得知，沿海农村女性和内陆农村女性在经济收入、家庭地位、外在气质和生育孩子等生活观念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她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效应也存在很大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不同，也就是人力资本储备和增量不同。

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我国农村女性生活水平、远离贫困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投入可以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女性贫困的恶性循环,并形成以下效应:加强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出生率下降并新生儿素质相对较高、融入城市率相对提高→收入增加→社会生活丰富、人文素养提升→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中各投资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分为个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主体的三种投资形式。虽然目前理论界更倾向于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中个人投入的份额, 因为，对于个人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个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都相当大，个人理所当然应当负担一部分成本，这一观点和“市场机制”的内容基本相同，其核心乃是“谁受益谁付款”这一原则。但对于我国农村女性,其偏弱的经济和社会现况决定了当前个人和地方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投资乏力,加大中央政府在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是当前提高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方面。

1、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从理论上讲,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投资方式。但在现实中, 农村地区相对贫穷,广大农民投资子女的资金有限，低层次的农业生产方式使现代化科学技术得不到应用与推广，教育投入能为个人带来追加收入的经济现象在农村地区还没有充分体现；还有，妇女有照顾家庭和小孩的特殊责任，大部分妇女只能就近从事非农业劳动，即使外出打工也一般选择离家较近的区域。而且多数妇女的打工经历发生在结婚之前，婚后，她们一般不能自由地外出打工。并且女性农民大多感情脆弱，适应能力差，缺乏外出打工的动力，因此，孕育下一代的生理特点、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太大也阻碍了农民个人对其本人的投资力度。同时,我国目前仍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制”、“男女村民二元分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层,使得农村地区转移出去的女劳动力不能与城市女市民享受同工同酬的公民待遇,并且在教育小孩、生育保障等方面仍会受到不公平待遇。这些现实都降低了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广大农民个人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使投资收益小于投资成本，因此,无论从经济能力上还是从动因上,目前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具备以私人投资为主导的条件。

2、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地方政府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由于作为一级政府组织既有一定的财力权力同时又财力权力有限，再加上其视野及其关注问题角度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同样从动因上和能力上都会存在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乏力问题。可以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从短期来看,若地方政府专设款项加大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影响了对男性劳动力的投入，另一方面，使一部分女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有所提高,那么这部分劳动力为了能够获得更高收入往往很可能会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机会，这样,对于作为投资主体的当地政府，从短期来看,在损失了稀缺的人力资本的同时,并没有获得投入成本的补偿。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劳动力转移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从地方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转移出去的女性劳动力从

长期上看会为地方政府带来“资本回流”和“智力回流”效应。因为虽然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女性更有机会和能力迁移到外地打工，但又由于她们天生就负有抚育小孩的责任和照顾父母的义务，且怀旧心结较重，她们进城打工大多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如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达到一定年限之后，就会回家（如到结婚年龄）。所以，女性外出打工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回流, 既包括物质资本回流, 即大量汇款流入农村, 也包括人力资本回流,即在外流动的女性民工形成回乡创业群体。尽管回乡投资并不是回流的主体, 但回乡创业者的女性总数也不容忽视。许多女性打工者返回农村, 把打工的积蓄、熟练技能和市场阅历用于经营特色农业、创办乡镇企业和商业, 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村外出女性劳动力通过资本回流效应和流动示范效应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由于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正相关效应,也必然促进农村女性对自身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这样，循环往复。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资本回流”和“智力回流”毕竟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是否回流（如在城里结婚定居）以及回流率是多少也是一个未知数。同时,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其效果具有迟滞性和间接性,且不易测定和考核，加上干部任期制的缺陷 ,往往会促使权力有限的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注重短期收益,而对见效相对较慢的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往往不予关注。因此，作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往往会得出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小于投资成本的结论,同时更由于受有限财政实力的约束,地方政府同样从动因上和能力上都会存在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乏力。

3、中央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既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又是收益主体,不存在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的不对称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促进农民阶层性别平衡流动、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减少社会问题，并且女性人力资本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并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溢出效应。从长远看, 众所周知，女性人口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乃至全民族素质的优劣。因为女性肩负着人类自身生产、哺育和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是个体接触社会的起点，在农村尤其如此。因为农村的生活水平较低，住房较差，可供利用的传媒较少，接触的环境有限，母亲和子女在时间和空间是最接近的人，也是最亲近的人，所以母亲的知识素养、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对子女的知识构成，性情品性的培育、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作用十分显著。因此可以说，加大农村女性群体人力资本投入，对提升我国人口整体素质，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公正，整合社会资源都会起到极大的作用。还有，从本质上说，由于生理原因而增加的农村女性就业成本，并非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毕竟怀孕也好，分娩、哺乳也罢，都是人类自我繁衍、延续必不可少的生理基础。换言之，是女性以她们的身体承担、维系着最主要的人类存续责任。显然，女性为这种责任而付出的代价，不能由她们独自“埋单”，社会、政府都有义务给予分担、补偿。而且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关键是在知识、信息、科技上的差距，本质根源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因此，作为我国劳动者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女性劳动者，如果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就等于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启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对推动社会的向前会起到加速度的作用。而且从现实上看，我国中央政府在降低农村女性就业成本的制度化建设方面，同发达国家比较，在很多方面确实还差距很大。因此，责无旁贷，我国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并成为其主要的投资主体。

四、简要结语

加大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是使农村女性和农村地区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但由于个人和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中投资主体和收益的不对称,使得农村女性处于极为边缘化的发展地位。为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和和谐发展,中央政府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干预和调控，在前两种投资主体不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成为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主体。关于在投资策略的选择上，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健全有性别意识的农村女性教育保障体系。农村女性教育经费应有财政统一管理、统一使用,做到专款专用,防止被随意截留、挪用,同时把实现义务教育制度落到实处,并纳入法制轨道,减少直至消灭新的文盲、半文盲。罗尔斯在著名的《正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所有的社会需求都应该实行平均分配，除非某些不平等分配“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5]二是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加大农村女性保健投资力度。国家应为完善农村女性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进一步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建立针对农村女性卫生保健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大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健全生育的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启动对育有女婴家庭给予一定补助工程。三是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农村女性心理疏理工作，强化农村女性主体意识。四是要加大农村女性迁移资本投资力度。要成立引导和吸引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专门机构。为她们提供各种信息、技术培训，社会保障、住房供给、子女上学、法律保护等等服务，使农村女性人才市场层次化、网络化，从而形成农村女性人才的对流。因为只有当女性农民工稳定下来之后，她们的家庭才能真正地融入城市，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和市民，才能使社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注释：

[1]莫格哈登，《贫困女性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2000，P32－33。

[2] 何新芳，《论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4期，第43页。

[3]鹿立：《山东农村女性教育收益实证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年第5期，第42－43页。

[4]苏群、刘华：《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42页。

[5]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M].译林出版社。参考文献：

1．(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2．贝克尔： 《人力资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宁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因素探析 篇6

关键词：资本,货币,生态危机,民族地区,宁夏

在经济哲学视域下, 分析民族地区生态危机根源应超越纯思辨哲学及传统纯实证主义经济学, 深入到其背后资本统治现象当中探究其本质根源。从经济哲学视角分析, 民族地区生态危机的根源实际就是资本力量异化的产物。近年来, 随着宁夏、新疆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的同时, 生态危机也越来越严重。因此, 运用经济哲学探寻宁夏等民族地区生态重建的对策势在必行。

本文重点选取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 从根源出发, 积极探寻民族地区生态重建的思路及对策, 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维护。因此, 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适度开发和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与此同时, 应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例如公路建设、通信网络建设等, 促进绿色城市、生态城市、民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一、宁夏等民族地区生态危机的状况

生态文明是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近年来, 我国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生态环境日益恶劣, 宁夏、内蒙古、新疆等西部民族地区更是出现生物资源遭破坏等多种生态问题。宁夏经济快速发展之时, 生态环境也不断恶化。

由于历史原因, 宁夏地处偏远山区, 这里气候干旱, 植被稀疏, 土壤瘠薄, 年降雨量少、寒冷、干燥, 不利于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加之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这一地区生态失衡问题较为严重。首先, 森林面积少。宁夏森林覆盖率为6.08%,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 草原每年都在退化, 并且速度加快。据统计, 宁夏回族自治区草原退化率为97.37%, 其中近四千万亩草原中的97%出现沙化和盐碱化。第三, 气候干旱, 水土流失严重。宁夏最为贫困的“西海固”地区, 气候干旱, 每年的降水量几乎为200毫升, 特别存在滥用水资源问题, 使得近年来这一地区多数水井已经干枯。第四, 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及去除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工业排污处理来看, 宁夏等西部民族地区面临着严峻挑战, 严重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所以, 应该深入到民族地区生态危机的背后——资本统治现象实情去分析其本质根源, 并从这一本质根源出发, 探寻民族地区生态重建的对策势在必行。

二、从经济哲学透析宁夏等民族地区生态危机的根源

1. 致富欲望支配世界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认为, 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包括三种: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关系及以自由个性为基础的关系三大社会形态。其中, 经济欲望的天然形态就是追求物质消费以满足生存和享乐的需要。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生产规模受限, 为此人类的生产欲望也是受到限制的, 这个时期自然生态从大体看是趋于平衡的。然而, 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出现以及货币的产生, 人类的本能欲望转化为致富欲望。然而这种由人的本能欲望而转化来的致富欲望, 会促使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

“尽快脱贫摆困欲望”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致富欲”。宁夏、新疆等民族地区由于受特定的地理条件、人口压力过大等因素制约, 这些地区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 有些地区甚至常年处于贫困状态。尽快脱贫摆困的欲望时时刻刻支配着他们的行动, 从而促使该民族地区全面生产和全面消费, 以达到资本迅速扩张的目的。然而, 全面生产要求全面开发自然、扩大商品的消费量。因此在生产的同时, 这些民族地区必然通过各种方式, 甚至以制造虚假消费为手段获取更多资本, 摆脱贫困状态。正是这些不当的资本积累方式导致的消费异化加剧了资源的浪费, 环境的恶化, 这些都会给民族地区带来生态危机。

2. 货币价值通约性过度夸大

如今,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类过度追求货币增值, 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往往忽略了生态效益, 这就为民族地区的生态危机埋下了“隐患”。

宁夏、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由于受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性地域条件限制和影响, 多数把加快发展地区经济作为终极目标。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过度夸大了货币价值通约性, 过度追求经济指标、资本、利润, 因而在发展过程中, 采取了许多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 忽视了地区生态建设和维护, 从而引发了生态危机。过度夸大货币价值通约性, 就会使人的一切行为都服从价值增值, 而以前原有的“生态”“道德”等世界存在的界限在货币世界里就消弭了, 进而留下的只是货币通约的存在。而这种存在使得宁夏、新疆等民族地区过度追求唯经济增长这一发展理念, 只注重经济效益, 而忽略了对生态自然的维护, 这就加剧了民族地区的生态危机。因此, 过度夸大货币价值通约性是促使民族地区产生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3. 经济个人主义大大膨胀

所谓“经济个人主义”就是个人主义抽象形式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延伸和拓展, 其主要特点就是:“经济性”“当下性”“私向性”。其本质就是尽可能获取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也就是说, 资本利润的最大化。

生产、市场和消费的不断扩大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宁夏等民族地区为了摆脱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过大人口压力的困境, 就要加速这些地区的资本积累, 他们迫切希望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些地区在发展中把追求经济利益作为了终极目的, 而忽略了整个地区生态、道德等其他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 在发展中, 人们过度强调了发展的当下性和经济性, 导致经济个人主义无限泛化和极度膨胀, 从而导致自然遭到破坏, 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紧张。

三、在经济哲学视域下探寻民族地区生态重建的对策

近年来, 随着宁夏、新疆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生态危机也越来越严重。因此, 运用经济哲学探寻宁夏等民族地区生态重建的对策势在必行。

1. 优化经济结构,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践表明,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重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就是实现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体制的创新。当前, 宁夏、内蒙古等民族地区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结构畸形, 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以宁夏为例, 这个地区一二三产业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状况, 其产品多以初级产品的粗加工为主, 这些产品相对效益低且耗能大, 使得生态资源很难得到有效利用, 为民族地区生态危机埋下“隐患”。所以, 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适度开发和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与此同时, 应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例如公路建设、通信网络建设等, 促进绿色城市、生态城市、民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灌输”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科学发展观, 提高劳动者素质

马克思经济哲学当代表达的科学发展观具有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 科学发展观认为, 任何的发展都要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其次, 科学发展观认为, 一个社会,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要追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也就是说,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然是解决民族地区生态危机的时代应答。因此, 应该采取培训、教育等方式, 积极“灌输”马克思经济哲学当代表达中的科学发展观, 提高劳动者素质, 以此淡化人过度夸大货币价值通约性和对货币的顶礼膜拜。应该时刻把提高劳动者素质放在重要的地位, 加强劳动者教育培训, 提升劳动者各项生产技能, 从而采用科学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加强劳动者职业道德建设, 通过宣讲座谈等形式, 提高劳动者的职业道德水平, 从而增强劳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使之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各种需要, 以此提高民族地区生态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

3. 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立法监督

生态补偿, 一般是指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受益者及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支付代价, 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社会经济活动。首先, 以政府补偿为主, 其他补偿方式为辅。国家及当地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补贴、政策优惠等方式加大生态补偿的力度。其次, 加大立法力度, 例如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 对补偿方式、补偿办法、补偿金额及具体的补偿相关内容等加以明确。在进行生态补偿的同时, 还要时刻与扶贫工作相结合。西部民族地区由于人口与贫困压力过大, 在实施生态补偿的过程中, 应该加大资金补偿力度, 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应加大资金的直接补偿。再次, 政府应该加大财政、金融、税收和公共品投入,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及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来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第三, 规范执法、完善考评、建立奖罚机制。宁夏、新疆等西部民族地区应该增强部门间的协调性,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管理体制, 并通过组建专业执法机构, 以此完善联合执法机制, 为民族地区生态建设提供有效的立法保障。有了生态补偿立法的监督和规范, 有利于督促地方政府生态补偿按时到位, 从而加快修复已被破坏了的脆弱的生态环境, 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的修护。

综上所述, 解决民族地区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合理引导和驾驭资本。每个民族地区都有其特殊的地域特点, 科学发展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生态文明是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近年来, 我国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生态环境日益恶劣, 宁夏、内蒙古、新疆等西部民族地区更是出现生物资源遭破坏等多种生态问题。宁夏经济快速发展之时,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因此, 我国民族地区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适度开发和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与此同时, 应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例如公路建设、通信网络建设等, 促进绿色城市、生态城市、民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重点选取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 从此根源出发, 积极探寻民族地区生态重建的思路及对策, 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维护。

参考文献

[1]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