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车辆管理制度

城管执法车辆管理制度（精选8篇）

城管执法车辆管理制度 篇1

1、执法车辆必须由持相应车型《驾驶证》的人员驾驶，要加强对驾驶员及车辆的管理，车辆的年审、车辆维修、驾驶员日常管理由大队办公室车辆专管人员报主管领导后办理和负责。

2、为确保安全，车辆使用实行定人定车，驾驶员不得随意将车辆交给他人驾驶、使用。未经派车，驾驶员不得私自出车，凡随意借车和私自出车者，一切费用自理，若发生责任事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驾驶员自负。

3、城管执法车驾驶员要做到一专多能，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协助执法，做到既是驾驶员又是执法员。所有车辆及随车所有证件和工具由驾驶员妥善管理，如遇车辆交换，驾驶员必须将钥匙及证件和工具全部移交，并说明该车现状。

4、驾驶员必须听从指挥，遵守纪律，按时上下班，有事需请假。

5、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谨慎驾驶，因违章驾驶而被交警部门（包括电子警察）处罚的，自行负责。严禁酒后驾驶和带故障行驶。

6、严格做到禁止公车私用，严禁使用公车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进一步提高驾驶员的安全行车意识，落实“谁出车，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做到定人驾驶，定期保修，定期清洗，并定期开展车辆安全检查，排除安全隐患，确保车辆处于安全状态，保障执法工作。

7、为保证车辆安全，除工作用车需要外，所有车辆晚上须停放在车库。因特殊情况确需将车辆停放在其它地方的，需报大队长并报经大队长批准。

城管执法车辆管理制度 篇2

一、城管执法机关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

1. 全面预算管理推动了城管执法机关财务管理的公开、公正、透明和预算资金使用的规范化。

城管执法机关的经费开支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分层次的全面预算管理为全体队员全程、全额参与内部管理和财务监督搭建了一个平台, 人人是预算的制定者、预算信息的使用者、预算的执行者、预算制度的被考评者。转变了预算资金运作方式, 使资金运作做到了公开、公正、透明, 减少了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各责任中心 (中队科室) 定期公布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 时时接受全体队员的监督。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使财务部门一家管钱转变为人人管钱, 真正实现“阳光预算”。

2. 全面预算管理对城管执法机关把握全局, 有效调动和分配资源, 充分保障了单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资金需要。

随着城管执法机关全面履行各项职能, 办案数量大幅增加, 办案经费支出缺口越来越大, 因此在现有的财政模式下, 只能通过全面预算管理建立良好的内部经济运行机制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在资源高效整合的基础上, 优化支出结构, 实现削减不当经费开支、确保重点城管执法项目、有效控制了执法成本、全面提升城管执法效率、不断提高城管执法工作水平, 进而推动城管执法工作的科学、有序开展。

3. 全面预算管理实现了城管执法机关财务管理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城管执法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分散、中队科室多的特点更强调财务管理方式的转变。财务管理不仅是简单核算, 全面预算管理还注重宏观管理、过程控制、实时监督, 大大强化了财务统一管理的职能。通过责任中心的确定、预算指标的分解与落实、预算调整与执行考核, 使机关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运行机制相衔接。各责任中心预算管理的观念逐渐深入, 增强了支出的计划性, 预算资金的使用与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也促使各责任中心精打细算。

4. 全面预算管理使城管执法机关国有资产管理更加规范。

城管执法机关要求配备的执法办案装备种类、数量众多。全面预算管理通过优化支出结构一方面增强了对执法办案装备购置行为的约束力, 转变了执法办案装备购置的随意和浪费行为, 另一方面规范和加强了执法办案装备的日常管理, 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提高执法办案装备使用效益。

二、城管执法机关全面预算管理建立的基本体系

1. 预算编制:

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中, 预算编制是预算管理的起点, 即以预算目标为依据, 通过预算编制使预算目标得以具体化和量化。借鉴企业全面收支预算的观点, 结合城管执法机关内部单位设置、业务活动的具体情况、单位年度工作目标, 城管执法机关全面预算包括单位总预算、中队科室预算、归口支出预算, 此为三级预算体系。城管执法机关全面预算的编制一般按照“上下结合、分级编制、逐级汇总”的程序进行。根据不同的费用类型选择预算管理方法, 坚持可操作、合理、实用的原则, 在传统预算基础上借鉴现代预算管理方法, 并积极建立现代预算管理方法所必需的条件。例如:人员费用和商品及支出中的水、电、办公费、通讯费、房租、服装费、交通费等消耗采用定额预算法编制;办案费用、专用材料费、执法文书邮寄费、维修费、业务培训费、加班费等采用弹性预算法;执法保障经费、专项整治、差旅费、暴力抗法医药费、其他公用支出等采用零基预算法;对所有专项项目经费采用绩效预算法;从严控制业务招待费、会议费等, 实行零预算。选择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 既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又能确保整体目标的实现, 达到全面预算管理的目标。

2. 预算执行:

预算编制完成后, 预算的执行就贯穿于整个预算年度的始终, 它是预算管理的核心。在预算执行中, 各个职能科室、街道中队、管理部门做好预算执行情况的记录, 有效进行有关预算信息的收集与反馈。预算的有效实施, 必须充分调动大队 (局) —中队 (科室) —分队—小组—个人各级责任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使每一个人能积极主动地参与管理, 并通过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 确保全面预算目标的实现。此外, 预算执行过程也是预算控制的过程, 注意通过预算的执行加强内部控制, 根据相关财经纪律严格控制支出, 对于预算内的资金支付, 按照授权审批程序执行;对于预算外的项目支出, 应当按预算管理制度规范支付程序;对于无合同、无凭证、无手续的项目支出, 不予支付。

3. 预算调控:

预算调控是预算协调职能以及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日常控制职能, 它是预算目标顺利实现的有力保证。当城管执法内外部环境、国家政策等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预算的执行结果产生重大偏差, 原有预算不再适宜时, 为了更好地发挥预算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根据环境变化适时调整预算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 预算执行中的调整是一种微调, 其效力主要是维持全面平衡。同时为了保证预算的严肃性, 如因特殊情况对收支影响较大、确实需要调整预算时, 必须由各责任中心出具书面报告, 详细说明调整理由、调整的初步建议等, 经分管领导签署意见后交财务部门, 由财务部门请示主管领导批准。例如去年油价猛涨, 执法车辆使用部门按程序报批后将各执法车辆的油费定额控制改成了定量控制。因此为了纠正偏差, 保证能够按预定目标运行, 对预算执行进行日常监督和调控是必不可少的。

4. 预算执行结果的分析与考评:

预算执行结果的分析与考评则是保障预算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预算分析与考评通常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 找出各项业务与预算之间发生差异的原因, 并确定其责任归属, 用以指导各责任中心的业务活动。通过分析考评, 掌握全局预算运行状况、成绩、存在的问题及环节, 并借以查明产生问题的原因, 为堵塞漏洞、纠正偏差提供思路, 从而实现过程中的控制。同时提供分析评价, 对期末预算执行结果进行评判并兑现奖惩, 将预算执行结果作为本单位年度各类先进的必备条件, 并作为下一轮预算管理确定预算目标的重要依据。在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控、考评整个预算管理的循环过程中, 预算考评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它既是本次循环的终结, 又是下一次循环的开始。

三、城管执法机关实施全面预算管理过程中注意到的几个问题

1. 全面预算这种管理模式也存在着一些弊端, 如对中队科室细

化预算的过程工作量较大, 核算烦琐, 预算调整的幅度难以应对一些重大突发事项等, 这些问题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予以改进和探索。

2.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从自身实际出发, 不断

完善预算标准和提高基础管理水平, 应力求做到全面、系统、科学、先进, 同时体现可控制、可考核, 实现执法工作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要求。因此, 根据成本与效益原则, 在推行过程中要分步骤实施, 注重实际, 不能急于求全与求成。

3. 实施全面预算管理, 必须有信息化管理系统支撑。

城管执法机关通过依托单位内部OA系统, 积极开发全面预算管理的软件, 大大完善了财务信息系统, 提高了管理效率, 保证了预算编制、控制、分析、调整、考核、评价的实时性和有效性。

摘要：全面预算管理是行政事业单位优化预算管理的的一种现代管理模式, 城管执法机关借鉴先进的全面预算管理理念, 将全面预算管理的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调控、预算执行结果的分析与考评四个环节与部门实际有机结合在一起, 建立城管执法机关全面预算管理的基本体系。通过应用全面预算管理, 推动预算的规范透明, 合理调配行政资源, 转变管理方式, 降低执法成本, 加强资产管理, 使城管执法机关的预算管理更加科学、有效。

城管执法车辆管理制度 篇3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应时代要求，使城管执法工作的依法性、规范性、文明性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最大程度地解决所面对的社会矛盾，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围绕此课题，立足于城管执法疏导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首善之区的工作目标，对人民调解制度引入城管执法工作的可行性进行初探。

一、人民调解制度的特点

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以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耐心疏导，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目前多个行业在工作中引入并运用了人民调解制度，一是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二是企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三是公检法系统引入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经实践证明，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种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人民调解作为诉讼外解决矛盾纠纷的制度，符合我国“以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文化理念；二是人民调解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达成调解协议，充分反映当事人的权利和意思自治，有利于“双赢”及维系当事人良好关系；三是人民调解组织贴近群众，调解形式多样，调解免费、方便，且几乎不需要付出成本，很好缓解行政执行方的压力，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

二、城管执法工作现状

近几年，北京正处于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北京的城市管理也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科技北京”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然而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受利益结构调整的影响，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城管执法部门所承担的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任务也越来越繁重，传统的行政管理及执法模式已不能满足于现实执法需求。而且城管部门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执法理念滞后，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依据不足，执法环境不佳等，造成了城管执法部门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野蛮执法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但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还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更是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因此，如何创新行政管理模式，建立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成为目前城管执法部门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也为将人民调解制度引入城管执法工作提供了现实意义。

三、当前城管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管理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参与性不足

公众参与是提升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关键环节，公众参与的广泛性、科学性同城市管理效能密切相关。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公众参与城市管理事务基本上都还处于决策后实施阶段的参与，即属于较低层次的参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远远无法适应城市管理的要求和构建程序社会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因为城市管理部门对公众参与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城市管理最终决策权并不在公众，而依然集中在行政主管部门手中；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城市管理公众参与的渠道和实施制度不够健全，致使公众参与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

（二）城管执法观念相对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社会高度合一的管理模式，政府把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看成仅仅是政府的管理。公民主体在城管执法中的参与权被剥夺了，执法部门与执法对象处于直接对立的境地。在“官本位”思想的阻碍下，政府在管理中往往先以官员自身为中心，脱离了实际需要，导致政府的所为并不是群众真正需要的。这种执法方式很难使被管理者心服口服，被处罚的群众不但会叫屈喊怨，而且也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的思想。因此城管执法部门与执法对象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会更加频繁，非文明执法的现象也会更加突显。

（三）执法方式单一，强制力不足

目前行政处罚是城市管理部门实现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相对集中的多是对在街面上发生的简易的、常见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权，处罚多是几十元的罚款，而当行政当事人不愿交纳罚款时，由于城管执法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只能按照法定程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与财力为区区一宗几十元的案子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是不现实的。城管执法方式单一、无行政强制力的执法特点、与城管执法内容量大、规模小、简单、快速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得违法违章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执法部门法定的权利义务也就很难充分履行。

（四）在新的形势面前，城管执法队伍的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城管执法工作的要求

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一是政治素质不高。极少数执法队员政治观念淡薄，理想信念动摇，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淡化；二是业务素质偏低。少数执法人员文化水平低，缺乏城管执法专业知识，导致执法行为不规范，违反程序办案；三是法律意识淡薄。一方面少数执法人员缺乏依法执法的自觉意识，在执法管理时要么乱作为，要么不作为。四是执法过程中存在感情大于法的现象，以致于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五是执法简单粗暴，没有真正地理解、把握，做到文明执法、服务管理，从而影响了城管队伍的整体形象。

四、引入人民调解制度解决有关问题的探讨

（一）可有效提高公众参与城市管理事务的广度和深度

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等公务管理事务的程度，是现代城市社会开明程度，健全水平和活力效率的综合反映。人民调解制度模式是以城管队员与社区志愿者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来共同处理社区矛盾，将群众的想法意见纳入行政管理的最终决策范围内，变原有的“政府管理、公众执行”的管理理念为“政府与公众共同管理”的先进理念。这种工作形式的展开，有利于培育公众的参与意识，赋予公众在参与城市管理工作中一定地位，不但提高了公众参与城市管理建言献策的积极性，而且提高了公众配合执法人员主动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性。同时，人民调解制度的建立，为管理者和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为城市管理的公众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变“官本位”执法观念为“服务型”工作理念

城市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提供便利的服务。那么，政府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来解决群众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这才是城管执法所应追求或实现的工作目标。人民调解工作方式在本质上是以政府为主导、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一种工作模式，具体做法是以城管队员为主导，发动群众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化解社会矛盾。这种执法方式意味着城管执法人员不再是高高在上，依靠权力掌控执法相对人的领导者，而是在尊重相对人的前提下，与其进行沟通，为之提供服务的服务者，将群众利益作为执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寓服务于管理，以服务促管理。人民调解工作模式将政府“管理”社会问题转变为“疏导”社会矛盾。直接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为最终实现“服务型政府”打好基础。

（三）弥补了现有执法方式单一的不足，增强了城市管理力度

当前城市管理部门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行政指导为辅的执法手段实现管理目标。这种单一执法方式的不足在日益复杂的执法环境中日渐突显。人民调解制度是城管队员和社区志愿者相结合，作为一个调解小组共同调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方式。首先，这种工作方式充分发挥了群众管理城市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改变城管队伍中人员严重不足的现状，从而促进城管执法职责的有效落实；其次人民调解工作方式要求城管队员与群众共同参与城市管理，使得执法过程更加透明，执法程序更加规范，从而提升了人民群众对执法效果的满意度，增强城管执法公信力。因此，人民调解制度是对城管执法方式的一种全新探索和尝试，是弥补城管执法法定手段局限性的必然要求。

（四）可有效促进执法群体综合素养的提高

当前，城管执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执法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要切实做好人民矛盾调解工作，一方面，要选拔业务基础好，工作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城管队员作为人民调解员的同时，还应当对这些人员开展专业化、系统性的培训，并建立长效的学习机制，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法律知识不断提高的要求，从而在源头上保障城管执法人员作为调解小组核心成员的综合素养。另一方面，城管队员要带领志愿者进行工作，这就使得城管队员在客观上必须主动学习，充实自己，不断进步，才能领导志愿者共同做好矛盾调处工作。同时，社区志愿者参与到自身社区的管理中来，在主人公意识的驱动下，会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处理辖区社会矛盾。城管队员与志愿者相互监督比照，不断共同进步，对于解决日益突出的各种社会矛盾奠定了坚实的队伍基础和保障。

五、结语

调解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与“和为贵”的中华传统理念一脉相承，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可最大限度的节约社会和当事人在矛盾解决中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反映了社会需求，更得益于法律理念和社会文化的演进。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纠纷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城管机构作为政府重要的行政执法机构，必定首当其冲的承受各种矛盾冲击和挑战，在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及执法模式出现滞后于现实情况时，考虑创新行政管理模式，建立以城管机关为中心的多元化矛盾解决方式是大势所趋。在城管执法工作中引入人民调解制度，适应了城管工作的特点，加强了城管队伍建设，提高了公众参与城市管理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为建立“服务型政府”奠定了基础。当然，一项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立足于科学发展观，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勇于开拓，不断总结、创新，最终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与时俱进的城市管理制度，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有益创新。

（责任编辑：刘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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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执法车辆管理制度 篇4

合肥建立了全国首创的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城管部门作为首批试点的四个部门之一推行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已有一年时间。下面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一谈对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的在城管工作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是指在行政处罚主体做出某项行政处罚决定前，行政处罚主体需将案件材料及其处罚意见提交给群众公议团，要求群众公议团要听取执法机关办案者解读案件处罚说明或者根据需要听取行政相对人对案件处理的意见之后，对处罚案件商讨并形成公议意见，此项意见将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处罚案件的重要依据。

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基本程序分以下三部分：首先判断行政处罚案件是否适用于群众公议制度;其次为符合群众公议制度的行政处罚案件选定案件公议员、举行群众公议会议，案件公议员对该案件做出群众公议意见;最后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结合群众公议意见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群众公议会议召开时，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应当向群众公议成员通报案件相关情况，对案件事实情况，适用法律和自由裁量标准进行解释和说明，提出初步的行政处理意见，并接受公议成员的问询;行政处罚相对人参加公议会议的，可以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群众公议会议过程中，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应当向公议团成员提交包括立案呈批表、现场勘察笔录、询调笔录、处罚审批表、告知书、当事人陈述申辩材料、现场取证照片等在内的案件卷宗材料。

城管执法车辆管理制度 篇5

1号签发人：黄中赟

百里杜鹃城镇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关于城管

执法制服订做的请示

管委会：

为了加强百里杜鹃城镇容貌管理，进一步规范城镇管理行为和更好的开展城镇管理工作，展示良好的百里杜鹃城管工作形象，我大队现有18人急需订做城管执法制服。就制服订做人均套数和价格问题，我大队询问了七星关区城管局

制服订做情况和百里杜鹃城乡建设规划局制服订做情况，参照他们的订做方式和标准，在七星关区城管局的介绍下，我大队对项城市北极星服装有限公司制服订做布料和价格进行了了解，并决定向该公司订做价值为肆万肆仟陆佰肆拾圆（44640.00元）的制服。希予批准为谢！

附件：

1、项城市北极星服装有限公司报价单

2、七星关区订做制服所需经费明细

3、百里杜鹃城乡建设规划局制服购买清单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主题词：制服订做请示城镇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办公室2012年5月2日

城管执法车辆管理制度 篇6

不管是在**还是嘉**从事城市管理工作，店外经营都是困扰我们一线执法队员的难题之一。多数的一线的执法队员都比我有经验，我班门弄斧地介绍一些在嘉善女子中队期间工作的心得，不恰当的地方，请同事们批评指正。

在管理店

外经营等难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经营户都认为店门口的地方可以供自己使用，店门外的走廊是自己店面的一部分。更由于大众的市容环境意识和法制意识不强，很多人对取缔店外经营尚未认可，为店外经营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心理支撑。店外经营已成为了辖区市容管理的一大瓶颈。女子中队的执法队员们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通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充分发挥女性执法优势，用真心、细心、耐心、关心、恒心，着力破解店外经营的市容管理难题。

一、店外经营现象成因

在不断的步巡走访过程中，队员们发现，店外经营又分临时和固定两种模式。缺乏管理的时候，临时性的店外经营也会向固定模式转化转化。店铺的店外经营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本小利大的利益驱使

大部分经营户的店外经营都是因为利益的驱使。女子中队的辖区地处嘉善最为繁华的路段，就是所谓的寸土寸金。很多经营户都想用小本钱博取大利益，店外经营无疑成了他们的首选。以解放路健康路口的两家食品店为例。他们店小，只有几个平方大小，但由于地段优势，他们的租金昂贵。他们店里的食品种类非常多，数量也多，导致店里根本放不下。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大量的经营物品堆到了门口，只要我们的队员一天不提醒，他们就会每天挪出一点，甚至侵占到人行道上，严重妨碍了市民的通行。

2、吸引顾客目光的营销目的

在大部分经营户都安守本分的情况下，少数经营户的店外经营商品就会博取更多的眼球。同时也为了方便招揽顾客，将商品摆放在人行道上，一些顾客为了购物的方便，就直接停车在店门口买东西，不但使店外经营这一难题屡禁不绝，还造成了道路的拥堵。比如，顾家埭人民医院旁的几家水果和副食品店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3、盲目跟风的被动做法

还有一些经营户，他们是因为附近的店铺或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都出现了店外经营的情况，他们便迫不及待的跟风。就如亭桥路上的一些电脑店。有几家店铺较大，已有了一定的客户群，本身可能也不想把商品摆到店外。但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么做了，他们担心生意会被对手抢去，被动的跟风了。

二、对应管理措施

女子中队的一线执法队员们在挨家挨户的接触中，在劝阻店外经营的行动中，对执法方法进行了概括。队员们发现，不能死板的认定一种原因就采取机械的劝说方法，因为个体的差异性导致不同的经营户的态度和配合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对每位经营户都要采取适合他们的劝导方式。我们要多站在店主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困难，理解他们的做法，耐心做好说服教育工作，更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多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化堵为疏才能让市容管理的成果可持续的发展。女子中队辖区内的店外经营户主要有以下几类，我们采取的执法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1、积极配合型

这些经营户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规，店外经营的物品和他们的利益关联程度不大，对我们的工作也非常支持。如林荫路上的一些店主，她们一般抱着侥幸心理放一放，想着也许我们执法队员不会看到，看到了也不会阻止。放在店外的一般是一些滞销物品，那些滞销物品放在店外她们觉得有可能会很快卖出去，卖不出去对她们的影响也不大。

所以，只要我们及时发现，严肃指出，她们会很配合的马上纠正。以后多巡逻多看看，就能巩固执法效果。

2、游击战术型

这样的经营户我们又称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型。因为在我们步巡发现他们的店外经营行为并明确指出时，他们的态度是配合的，但只要我们的队员步巡往下一路段时，他马上会把东西重新搬出来。如顾家埭的一家店的店主就是这样，他的店外放了几个水桶，每次我们请店主将水桶搬进，或是我们帮忙搬进，店主都是配合的。但当我们下次步巡至该路段时，水桶又放在了外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每天5次步巡至该路段，劝说了5次，店主也放进了5次，第二天，水桶又放在了店外。

这样的店主，我们不怕更不急，我们有的是耐心和恒心。通过不停的劝说，讲解《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为店主分析利弊，向店主发放宣传资料、服务联系卡等，在店主忙的时候我们主动帮忙搬店外经营物品等行为，店主终于被我们的执着打动，将水桶搬进了店内。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水桶没有出现，第二天还是没有出现，第三天还是如此，我们终于确定，店主不是忘记了，是我们女子中队的柔性执法胜利了。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胜利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水桶还会出现的。

3、坚决不改型

坚决不改的经营户是我们着力破解店外经营难题的重点和难点，一旦攻克，会有很多的观望者、跟风者随之自动将店外物品搬进。坚决不改型的店主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支持他的行为。

（1）、不管店大店小，店主都会称东西太多，店里放不进。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会站在店主的角度帮他们想办法。比如亭桥路上的几家电脑店。我们会帮

店主看看，门口的打印机、电脑桌哪些是重复的，就建议在店里放一个样品，其他的放些仓库里。帮忙检查下店外经营的物品中哪些盒子是空的。店主分类后，一般会把不需要的空盒子作相应的处理。门口的电脑、音箱等如果店主不愿意搬进，我们也会帮他分析，随着气温的升高，强烈的光照会使店外的物品变旧，影响销售，建议尽快搬进为好。如果店内的东西实在多，我们会根据物品的多少，给经营户一段合适的搬运时间，告诉他稍后我们还会来查看，请他在规定时间段内搬好。

（2）、少数店主坚决不搬的理由还有，凭什么叫我们搬，其他店怎么不搬。对此，我们会耐心的告诉店主，我们非常理解他的想法，但是也希望他理解我们。我们人手有限，是逐户依次执法的。请他先配合我们的执法，更请他监督我们的执法。我们执法结束后，亭桥路如果还有经营户有店外经营的情况，请他记下我们的执法证号，拨打我们发放的服务联系卡上的监督电话，投诉我们的执法不力行为。女子中队在前期的管理过程中，用我们的辛勤的汗水，初步建立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公信力。再坚决的店主在听完我们的表态后，基本都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3）、个别店主宣称：店门外是我的地方，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不搬。在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后，亭桥路的个别店主还是会表态，坚决不搬。这时候，我们会向店主再次强调，根据《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沿街和广场周边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品。对违反该款规定的行为，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根据条例以门窗为界的规定，门外的商品确属店外经营。如果店主执意不配合我们的执法工作，根据条例，我们有权实施相应的处罚。同时，我们会用电话向中队领导汇报我们执法中遇到的困难，中队领导会及时协调附近中队的男队员赶来协助。当看到赶来的男队员，又听到确实要处罚的时候，执意不配合的店主也便配合了。重点的攻克，有助于起到示范作用。亭桥路的东侧相对难管，只要东侧的店外经营问题攻克了，西侧经营户的自然会配合，有些店主甚至主动搬进了店外商品。

在嘉善工作的时候，由于女子中队是一支新成立的队伍，每走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破解店外经营等难题的过程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女性执法的优势，柔性执法的魅力以及我们自身的很多不足之处。对于暂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我们不敢沾沾自喜，因为我们知道，店外经营还会反复，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坚持。我们在画的是一个圆，没有起点更没有终点。在破解店外经营难题工作中，我们一线队员要多念“勤字决”，要坚持加强巡查，与经营户加强沟通，与同事加强协作，多学习多总结多交流快成长。

城管暴力执法原因探析 篇7

1 城管暴力执法的危害

1.1 城管暴力执法对执法者的危害

(1) 城管暴力执法如果产生暴力冲突, 势必两败俱伤, 客观上会造成执法人员的身体伤害或其他财产损失。

(2) 城管执法者是公权力的代表, 他们的执法行为直接关系政府形象, 甚至影响和谐的“民政”关系。虽然在暴力执法过程中, 执法者看似高高在上, 是施害一方, 对自身并不会造成危害, 但是其执法行为并非个人行为, 而是职务行为, 他们的素质和执法效果代表的是政府公信力、政府亲和力、政府和群众的和谐鱼水关系。再者, 暴力执法, 以暴制暴, 暴力冲突事件频繁曝光, 不管是施暴还是受暴, 损害的都是政府形象。

(3) 城管暴力执法导致执法难度加大, 成本增加。一些地方政府动用财政资金给城管执法人员配备了俨若防暴警察的保护装备, 北京、上海等地的城管甚至对无证商贩进行“监控”。这些举措都额外增加了行政管理的成本, 加大了纳税人的负担, 最终拖累了普通老百姓。

1.2 城管暴力执法对被执法者的危害

(1) 被执法者通常是社会弱势群体, 他们因无法正常工作或经济拮据而被迫摆地摊, 客观上造成了城市秩序的混乱, 但主观上并没有主动触犯法律的故意, 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是城管暴力执法采取罚款、没收商品等行为, 仅有的一点生计财产受损, 势必会直接危及到个人及家庭的生存。

(2)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当被执法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时, 势必不管不顾甚至暴力抗法, 出现流血事件, 也会对被执法者的身体造成伤害。

1.3 城管暴力执法对社会的危害

(1) 城管暴力执法激化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和谐。暴力执法的直接后果就是暴力抗法。一旦被媒体曝光, 老百姓趋向同情弱者, 怨声载道, 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造谣生事, 对社会和谐发展不利。

(2) 少数城管执法人员置法律法规于不顾, 执法方式简单粗暴, 不注意方式方法和技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暴力执法者置“规矩”于执法之外, 漠视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损害法律尊严, 容易引发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感, 进而影响法律的权威, 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2 城管暴力执法的原因分析

2.1 从执法者角度进行分析

(1) 法律意识不强。

城管执法者本应是城市管理的法律执行者, 但部分城管人员自身对法律规定不甚了解, 法律精神不能准确吃透, 甚至个别执法者本身就是法盲, 城管执法时简单粗暴, “依法治国”的理念不能得到有效贯彻, “执法犯法”现象就难免发生。

(2) 文化水平不高, 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城管执法者代表政府形象、城市形象, 理应是高素质人群, 不仅要求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 更应具备过硬的执法专业素质, 并且得到专业培训才能上岗执法。但总有个别执法人员浑水摸鱼, 玩忽职守, 亵渎工作岗位, 让整个城管执法队伍蒙羞。

(3) 缺乏服务意识。

“为人民服务”是广大公务人员的出发点和归宿, 城管执法人员站在社会的基层, 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穷苦老百姓, 更应该体现党的关怀才对。但部分暴力执法者把自己当做官老爷、衙门, 潜意识里滋生“官僚主义”, 对被执法者不屑一顾, 缺乏服务意识。

(4) 缺乏“人本”意识。

任何事情最终都要落脚到人来执行, 城管执法也不例外, 甚至要求更高, 因为他们的执法对象也是人。城管执法人员理应怀着一种悲悯大众的情怀, 体现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护。但个别执法人员往往远离初衷, 城管执法被催生成他们恣意行为、高高在上的魔杖, 对被执法者最基本的人权尊重都省掉。

(5) 执法程序不规范。

一旦执法人员有“官本位”思想, 执法行为就会出现偏颇, 有失公正。如执法时二话不说暴力掀摊、人都离开现场集体追赶致被执法者财产受损、罚款时不开罚单、非法没收财产, 更有徇私枉法者私分没收财产等行为, 都严重违反了城管执法的合理程序。

2.2 从被执法者角度进行分析

(1) 被执法者行为违法违规。

生存的压力迫使被执法者们知法犯法, 经常在城市主干道、商场周围违法占道、违规摆摊。谁都想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一个固定的生意, 但由于没钱交商铺费, 很多人选择跟城管打游击战,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城管来了就走, 城管走了再来。城市的旮旯角落对市容影响较小, 执法力度相对较小, 暴力冲突也不易发生, 但他们不能去, 哪里人多他们就去哪里。被执法者的流动性和反复性造成了执法者耐性不足, 脾气火爆, 一触即发, 暴力执法越演越烈。

(2) 被执法者社会地位低, 容易被歧视。

社会上流传一段话:工商管富人, 公安管犯人, 城管管穷人。城管执法的对象主要是城市的弱势群体、穷人, 他们没钱没权没势, 常规形态上不容易被重视甚至歧视, 如果执法者缺乏基本的尊重礼仪, 执法行为很容易过激, 最终导致暴力执法。

(3) 个别被执法者素质差。

他们在被正常执法时往往故意虚张声势, 引来围观, 一旦被曝光就会招致不明就里的人们对城管更多的反感和误解。而别有用心的被执法者也正是利用人们在社会上形成的这种偏见, 来对抗城管正常执法。一旦对抗升级, 就演变成暴力执法。暴力执法一旦曝光, 又加重人们对这一行业的鄙视和猜测。如此往复,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链。

2.3 从社会角度分析

(1) 社会舆论压力大。

随着“城管打人”、“城管暴力执法”事件的频繁曝光, 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偏见:城管执法不规范。一旦有暴力执法事件曝光, 容易被放大和夸张。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暴力执法事件一旦被着力渲染, 容易占据人们对城管执法的主体印象, 形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误解, 让人们忽视了大部分城管执法行为都是合法合理的, 是好的行为, 只有个别嚣张分子、害群之马破坏了正常的执法秩序。人一旦形成一种偏见, 根深蒂固, 很难改变, 城管执法人员的合理执法行为也就很难得到配合, 不被理解和尊重。而这种思维一旦形成, 容易让人们抗拒正常执法, 甚至鄙视这个职业, 客观上加重了城管合法合理执法的难度。社会上流传一个笑话:一女当街被抢, 大呼“救命啊, 抢劫”, 街上行人无一人上前帮忙, 抢匪从容逃走。回家后老公教老婆一个对付劫匪的方法。数日后, 女又遇劫, 只见此女马上往地上一躺, 大呼“城管打人啦!”。几十精壮小伙, 蹒跚大爷太婆全部赶了过来, 义愤填膺, 磨拳擦掌, 把抢匪团团围住。劫匪欲哭无泪。笑话虽然夸张, 在一定程度上却说明了城管暴力执法在社会上形成的舆论影响。

(2) 城管体制存在缺陷, 城管人员身份尴尬。

国家法律要求任何一个行政机关享有的职权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授权, 然而, 各地城管局的权力大多仅来源于所属政府的决定, 甚至仅是行政长官的个人意志, 明显与法治的基本原则相悖。目前城管都是地方性的执法机构, 大多数人不在公务员编制之内, 一般还聘有部分“协管员”。另外, 目前城管部门执法所涉及的内容, 几乎都可找到对口的职能管理部门。一位城管局长表示, 目前城管的职能涉及市容环卫、规划管理、交通秩序、工商管理、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等十几个方面, 统算起来不下100项具体内容。权限界定本身就复杂混乱, 而执法的依据, 又散布在20多部各种法律和法规之中。由于城管执法的复杂性, 目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城管法规, 少数省市近年来出台了相关法规, 但其科学性、认同度、有效性还有待实践检验。显然, 在城管执法的许多领域, 权属多头, 但出现问题时总把城管推上第一线。这使城管经常站在公众和舆论指责的风口浪尖。

3 规范城管行政执法的几点建议

3.1 转变理念, 以人为本, 由“城市管理”向“城市服务”转变

党的十七大以来, 大力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城管执法对象是人, 是社会的经济弱势群体, 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 更需要得到政府的关照, 因此城管执法应树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据国家统计局《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回顾系列报告之七:城市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的数据, 从1996年到2020年, 将有近3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 平均每年超过2000万人口进入城市。人是城市生活的缔造者, 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 对城市的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温家宝总理对民生的关注, 应该作为城市管理的指导, 城管人员应当摒弃“官本位”执法观念,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型思想, 变“城市管理”为“城市服务”。

3.2 提高人员素质, 树立公众形象

执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城管执法的质量和城管队伍在社会上的公众形象, 根据“内因起决定作用”的哲学思想, 规范城管执法根本上应从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着手。首先要提高道德素质, 使城管人员真正理解“人人平等”的含义, 执法中切实关心人民疾苦。其次是提高政治素质, 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习, 利用固定学习日和完成外业任务的业余时间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市区二级相关会议精神和市区局下发的有关指示, 使每名队员脑海里都要有政治、懂政治、讲政治, 紧紧团结在中队支部和局党委的领导下。最后是加强理论学习, 使执法人员切实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提高管理和执法水平等专业素质能力。只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减少直至销声匿迹, 才能逐步增强城管队伍的整体水平, 在社会上树立起正面阳光的公众形象。

3.3 规范行政执法程序, 文明执法

搞好文明执法, 有助于执法队伍焕发出新面貌, 适应日益繁重复杂的执法任务和执法环境的要求, 促进规范执法、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工作的不断发展。群众深恶痛绝执法人员动不动就“打、砸、抢、掀、抓、吼、骂”, 群众与执法人员成了极端对立的关系, 只有执法人员摒弃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 对被执法人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即使有执法冲突事件曝光, 只要城管人员合理合法执法, 才能博取正义人民的同情, 树立起城管文明执法的光辉形象。规范行政执法程序, 要处理好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的关系、执法与服务的关系, 既要严格执法, 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把文明用语和法律法规的运用完美结合, 做到文明执法, 不仅要严格遵守实体法, 而且还要严格遵守程序法, 礼貌执法, 减少同相对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 增进相互理解, 努力成为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城管执法队伍。城管执法机关要确定一套具体且有操作性的行政执法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 如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应该遵循的实施步骤:表明身份, 指出违法事实, 说明处罚理由和依据, 告知当事人权利,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制作笔录, 填写处罚决定书, 交付处罚决定书, 备案。

3.4 加强城管体制建设, 促进体制和谐

当前不少地方对城管实行归口管理, 城市管理的职能空前扩大, 但城管队伍的素质建设大大落后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不像公安民警、交警的管理那样与时俱进。权力的扩大如果没有相应约束权力的机制, 就会被少数害群之马用来满足私欲和地方保护主义者用来维护地方的小利益而损害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规范城管体制建设重点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有机统一全国城管执法的机构设置, 成立国家城市管理执法局和省级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二是设立城管执法专业警察队伍。三是加紧制定城管执法综合性法律法规。四是城市管理独立规划, 规定政府公共财政每年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城市管理事业。2012年5月, 十堰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正式挂牌, 负责城市管理及综合执法以及指导各区、街办开展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随后, 市区两级城市管理体制机制也进行了调整, 各区成立了城管机构, 组建了城管执法队伍, 这意味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新格局基本形成。新设立的十堰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执法职能上可以用“7+3”来概括。“7”是指新增加建设、规划、环保、工商、公安、食品监督、交通运输部门部分执法职能, “3”是指市政园林部门原有的市政、绿化、环境卫生方面执法职能。要真正保证城管编制符合国家体制规定。

3.5 加强沟通, 构建和谐鱼水关系

社会上存在一种复杂的“城管生态”:地方政府要城市的“面子”, 城管部门和执法队员要守住自己的“位子”, 而小店主、摊贩和“摩的”司机, 要顾自己的“肚子”。关系看似对立, 实则是缺乏沟通和交流, 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的难处相互得不得理解和尊重, 直接导致暴力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城管执法人员应加强对被执法者的思想教育, 联系群众, 加强沟通, 平等协商, 互利共赢。群众情绪发泄找到了出口, 即使财产受损, 也会配合城管执法人员规整城市秩序的、据《长沙晚报》讯:2011年7月4日, 芙蓉区城管大队东岸乡中队和在东岸乡双杨路两旁摆早点摊的7名流动摊贩举行“圆桌会议”, 通过心平气和的交心, 在一块闲置地上规范一个早市, 流动摊点全部进早市经营, 最终圆满解决问题。

3.6 疏导为主, 创新执法模式

(1) 疏导结合, 统一规划。

统筹兼顾城市的“面子”与百姓的“肚子”, 围追堵截不如疏导管理。城管执法人员应优先考虑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适度降低行业管理的门槛, 预留相应的市政、服务配套设施, 建立一批摊位费便宜或不收摊位费的公益性市场, 实行分梯级管理, 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绩的重要标准来对待。

(2) 创新执法方式。

通过与园林、市政、公用事业、公安、规划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等多种有效方式, 提高执法效能。

(3) 预防为主, 管理为辅, 惩治为末。

浅析城管执法法理分析 篇8

关键词：城管；暴力执法；职务行为；个人行为

一、城管行政主体资格辨析

依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国务院及國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决定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是“城管”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产生的法律依据。然而严格地说，《行政处罚法》并未明确授权给城管，而且宪法和法律依据相关的法规也未明确授权城管为行政机关，进一步说“城管”甚至只是一个代表性的称谓而非法定的名称，甚至各地对于“城管”的称呼都不统一，由此看来“城管”远非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城管却事实上行使着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成为了一种行政执法实践在全国各地实行，这就使城管虽然缺乏法律授予的明确的行政主体资格，但成为了事实上的行政主体，并在司法活动中得到认可，成为行政诉讼之被告。[1]

城管作为“先天不足”而实践出来的行政机关，其作出的执法行为也理应纳入行政法及其相关法律进行规范和限制，明确其权限和责任，以分清哪些是职务行为，哪些不属于职务行为，然而城管本身主体资格就存疑的前提下，其法律上的权责规定更是缺乏、城管执法方式的“暧昧不清”，造成了如今城管执法之乱象和困境，因而有城管“打人”属于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之争论。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城管执法过程中“打人”属于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不能一概而论，依据“法不授权即越权”来说“打人”不是法律授权给城管的执法方式，一般来说应属个人行为，但是不排除有执行职务过程中伤人的现象发生，下文将详细展开，此处不赘述。

二、城管暴力执法的法理分析

有论指出城管暴力执法从法理上看是人性的冲突导致的不法，城管以管理者自居，认为自己具有法律授予之权力，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乃至抗法的行为理所应当享有施行“强制措施”的权力，乃至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利也在所不惜，于是就出现了“暴力”现象。笔者认为，城管暴力行为是人性的冲突或者利益的冲突，实质上是也并非“城管”这一群体和摊贩的冲突，本质是民众不同利益需求的冲突，城管恰好处于冲突交汇点上，加之有“暴力”现象这样激化矛盾的现象发生，使“城管”被推上了这一矛盾的风口浪尖，真正问题的根源被公众所忽略。

宏观上来说，从法的价值看，城管打人实际上是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说是个人追求基本生存保障和发展的自由与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之间的矛盾，这是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另外，例如摊贩乱摆摊档或者影响沿街卫生、堵塞交通的行为，本质上也侵害了他人的自由（通行自由、沿街住户出行或者良好住宿卫生环境的自由），这里也涉及了同一位阶价值的冲突。一般来说自由大于秩序，同时行政执法过程中还应遵循比例原则[2]，因此城管维护正常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本无可厚非，虽然执法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依据，但是事实上如果能正当合理履行了职责，是职务行为，而“暴力”无疑超出了维护秩序之必要，违反了比例原则，过度侵害了自由甚至侵害了公民生命和健康权利。恰恰是自由与秩序价值之保护的平衡点难以把握，再加上各地实际情况乃至个人情况均不相同，城管执法的尺度及方式一直难以形成统一的规范，更难见诸法律条文之上，然而，笔者认为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适用或者遵循价值位阶原则，同时具体行为时应当考量是否超过了必要性，是否遵循了比例原则。

三、城管“暴力”执法行为之性质辨析

对于城管的“暴力”行为属于何种性质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城管“暴力执法”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因其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使职务发生的行为；有人认为是属于城管队员个人行为，因为“法无授权即违法”，“暴力”手段显然不是法律授权城管执法的方式，承认其是职务行为无疑将暴力执法合法化，相似的还有论提出执法者既已被赋予“城管”这一角色，应该作为“法律工具”并指出法律已为其划定了一个“圈”，“工具”在“圈外”的行为显然应归为个人行为[3]；还有论指出城管“暴力执法”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4]。

笔者认为以上说法各有道理也存在各自缺陷：

（1）认为城管“暴力执法”均属职务行为，除“打人”不是法律授权的执法方式而不能归入职务行为这一理由外，笔者参看相关案例后发现，不少案例是小贩见城管到来之后撤离后，甚至是小贩并未被城管队员“抓现行”的情况下遭到围殴，这里不存在抗法甚至在配合执法的情况下遭到殴打，难说是城管在执行职务行为，并不在城管执行城市综合管理之职务的范畴。

（2）认为城管“暴力执法”一概属于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存在国家或者政府机关推脱责任之嫌，执法机关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出现违法行为是无法回避的现象，即职务行为也存在非法行为，这里并不是将暴力行为合法化，而恰恰是确认违法之后，接受司法制裁，以此达到法律规制权力的目的，实现依法行政，这与公权力的法定性并不矛盾；而且城管执法过程中遇暴力抗法之时，双方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乃至互殴行为的情形亦不少见，这种情况下过失导致行政相对人受伤甚至死亡的，归于个人行为显然不合理。

（3）认为城管“暴力执法”是行政事实行为割裂了城管执法过程的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因果联系。如城管主观上是意图使行政相对人撤离区域，维护治安和秩序，但是意外情况下可能与相对人发生类似推搡等相对过激的肢体冲突行为，这里显然是在行使职务行为，此行为具有法律上之目的性。

笔者认为，对于城管“暴力执法”行为应该区别对待以认定其属于职务行为或个人行为，以明确责任承担方式，对于“暴力执法”界定也应当广义理解：不仅包括单方面殴打，还包括围殴；不仅包括故意殴打行政相对人，还包括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情况下过失致伤或致死行为；不仅包括在执法现场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冲突的行为，也包括执法相邻阶段，如小贩撤离以及小贩未经营（有案例小贩甚至在家中遭到恐吓或者被城管队员侵入住宅“执法”）的阶段；除此之外还应参照刑法上的主观形态认定行为之故意或者过失的要件引入分析“暴力执法”性质。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情况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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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实施暴力行为即以“执法”为目的的暴力执法，过程中出现殴打行政相对人或者在遇到暴力抗法或者双方互有交锋、互殴的情况下，致使行政相对人伤亡的，属于城管在执行公务过程中造成的失职后果，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并且构成了行政違法，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暴力执法应当是以“执法”为目的，主观上并非直接追求造成相对人伤亡（包括过失和间接故意的情形），而是为了执行职务“暴力”。在承担责任上也应当区分过失和间接故意的情形，前者只有在重大过失并且造成严重后果（致相对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考虑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行政责任以及具体城管队员或者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而后者则应该一律考虑国家赔偿责任和对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2）对于暴力执法不是以“执法”为目的，如城管队员故意“找茬”（或者以执法为由收取保护费）等不是以正当城市管理执法为出发点或者假借执法掩盖其报复伤害相对人的情况下，即直接故意并且就是为了伤害行政相对人的，这与纯属施行暴力无异，应当认定其为个人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和追究其刑事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其一，以上两种分类“暴力”均出现在执法过程中，区别在于城管“打人”是目的还是手段，不能因为一概认为职务行为就是合法行为，两者并不等同，例如法官在履行裁判职责的时候枉法裁判，法官确实在履行其职务，但由于不依法办事违反法律而认定为违法行为，类似的城管实行职务行为中为了强制执行而出现过当，“暴力”即是违法行为，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其二，有论认为国家赔偿在司法实践中诟病甚多，如耗时长、认定程序复杂及赔偿数目不理想等，导致救济效果不佳[5]。客观上我国国家赔偿制度建立时间不长，相关制度有待完善，但是这不能成为回避适用国家赔偿制度的理由，解决的途径应是简化司法认定程序，同时完善国家赔偿制度，设置一些倾向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如参照民事诉讼法的先予执行、一定条件下免费律师援护制度等，加强外部监督，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对于城管在执法之相邻接的阶段实施的“暴力”行为，如小贩撤离或者配合执法包括执法结束之后（如带回单位处理过程中殴打相对人），不应认定为执法行为，更非职务行为，而是纯属暴力伤害相对人的个人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和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结语

城管“暴力”行为是客观存在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之社会现象，其根源在于若是群体的生存保障，如果对于该弱势群体民生问题解决不了，城管将有执不完的法，生存自由和秩序价值的矛盾也难以缓和解决，城管执法终将难以承受这样的重责，甚至可能异化为腐败和暴力的温床，使城市管理问题解决进程南辕北辙。同时这也是我国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进程中课题之一，从法治角度来说，城管本身作为行政主体资格瑕疵，行使行政权力方式乱象丛生，容易滋生侵犯公民权利的土壤，也是源于立法规范的“暧昧不明”。因此，笔者认为，长期目标应是探索建立规范城市执法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短期内城管执法应当借鉴刑法上所说的谦抑性原则，加强外部监督，对于一些强制性措施或者对于行政相对人人身或者财产影响较大的限制措施进行严格的事前审核方可执行，可以考虑由公安机关介入监督或者执行。“打人”也应当在规章中或者城管内部规范中严格排除，执法过程公开透明并规定制裁措施，让城管在“阳光”下执法。

参考文献：

[1]范雪.城管打人的性质辨析.经济与法，2011年第9期.

[2]卓泽渊.《法理学》.律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3]陈芳.城管打人行为的法理分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20期。

[4]唐梅玲.城管打人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法制博览，2012年11期第258页.

[5]范雪.城管打人的性质辨析.经济与法，2011年第9期.

作者简介：

朱力克（1990～），男，汉，籍贯：广西玉林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学位：硕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