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精选8篇）

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篇1

尊敬的各位领导、委员、同志们：

乡村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富裕的重要保障。准确掌握乡村治理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对推动我县新农村建设尤为重要。下面，我就加强乡村治理工作做个发言，不妥之处，请各位领导和同志批评指正。

一、我县乡村治理的主要成效

近几年来，在加强乡村治理上，县委县政府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全县推行“村为主、乡负责、县统筹”的乡村综合治理机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一）撬动一个经济杠杆，确保有钱办事。近三年来，我县分别按每村4万元、5万元、6万元拨付村级转移支付资金，有力保障了村级组织的规范有序运转，特别是开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试点以来，有力地调动了农民参与公益事业建设的主动性，促进了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镇每年从村级转移支付中列支8000-10000元用于农村综合整治，确保了环境卫生工作经费。

（二）调动镇村两个积极性，确保有人管事。通过乡镇班子和村级组织建设，全县干部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全县各村基本上配备了村组干部兼任的安全生产信息员、森林防火联络员等，破解了“无人管事”的困局。如***镇***村建立由党支部牵头、全体党员参与捐资的扶贫解困互助基金会，筹集救助资金1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13人，得到了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和拥护。

（三）明晰县乡村三级职责，确保责任下沉。通过“县统筹”的财政杠杆作用，落实乡村治理工作责任。如***镇突出抓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重点产业、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综治和信访维稳、计划生育、稻田抛荒整治、森林防火、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纳入镇对村的考核范畴，从村级转移支付资金中列支2.5万元与考核得分直接挂钩，严格责任捆绑，从严考核，将责任真正下沉到村。

二、乡村治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宽松的社会环境。一是传统治理思维根深蒂固，村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青壮年和乡村精英大量外流，农村留守人员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三是乡村管理体制不顺，管理模式陈旧，工作方法单一，乡村关系失衡，村级管理矛盾多，困难大，村组建制不合理，村组干部后继乏人，部分地方宗族势力严重等，制约了乡村治理工作。

（二）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税费体制改革后，上级转移支付增加，乡镇财政总收入也相应增加，但实际上乡镇可支配资金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因为上级下拨到乡镇的各类资金大多是专项资金，只能专款专用。受自然环境条件和人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不同的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自然条件好或有交通优势的村，乡村治理工作就好抓些，而那些自然环境条件差、交通信息闭塞的村，公共服务能力差，农村行路难、就医难和靠天吃饭等基本生产生活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乡村治理工作难度大。

（三）缺乏高效率的管理服务。当前不少村“两委”基本上停留在“上传下达”“发钱发物”上，在发动和组织群众勤劳致富等方面，往往“放任自流”“放手不管”，既不给予技术服务，也没有提供信息服务，没有很好地起到“带头人”、“领头雁”的作用。

（四）缺乏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目前大部分村干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综合素质不高，现代乡村治理理念欠缺。部分干部工作作风不扎实，执行力不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些村干部民主意识薄弱，不能正确运用服务群众、民主协商的工作方法，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工作。

三、抓好我县乡村治理的几点建议

乡村治理是把农村作为主体，把实现农民意志和利益作为根本途径、把农民满意作为根本标准，从体制上解决“为谁用权、由谁掌权、怎样使权”等深层次问题。乡村治理的好坏，体现了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和管理能力，关系乡村发展和稳定，更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我们认为，要抓好我县的乡村治理，必须正思想、转作风、树正气、强服务。具体地说，要从六个方面强化治理。

（一）从思想认识上强化治理，坚持思想引导、凝聚合力。利用农家书屋、农村远教等阵地，加强思想教育，转变思想观念，实现乡村治理由被动转为主动。通过建立民主议事、民主监督等机制，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激发村干部创业的热情，增强农村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拓宽村民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村民的所需、所求、所盼，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调动村民参与村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村干部与村民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

（二）从组织机构上强化治理，优化组织设置，增强实力。全面加强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与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做到民事民办、民事民治，真正实现村民的事情村民定、村民管、村民监督。增强农村基层自治和服务能力，做好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发展经济、治安维稳等工作。转变政府包揽一切的传统做法，创新农村生产经营模式，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激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合作社、民营公司、民间文艺等组织活力，积极参与到发展村集体经济、精神文明建设等村级治理中来。探索建立健全村级经济发展新途径，以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创新农村“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机制等多种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三）从运行机制上强化治理，健全规章制度、规范权力。全面推行村党支部“公推直选”和村委会“直接选举”，把握好选人标准，扩大候选人提名中的民主，选优配强两委班子，建立村“两委”定期向村民代表会报告工作制度、村民质询制度和罢免村干部制度等。全面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所有村级重大事项都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按照“四议”即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审议、村（居）民大会或村（居）民代表大会决议，“两公开”即决议公开、决策实施情况公开。探索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村级经济社会事务民主决策，监督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即“三资”管理，落实村务公开，监督村干部正确行使职权，收集村民意见向村“两委”反映。

（四）从服务体系上强化治理，创新活动载体、激发活力。充分发挥各个基层组织的作用，构建覆盖村、基层党员参与的服务网络，构建网格化服务体系，以村党支部为单位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积极引导和组织有能力、有特长的党员参与治安巡逻、民事调解、扶危济困、民间文艺等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阵地为平台，培育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引导其主动介入村民生活，为科学发展服务。鼓励发展各种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切实发挥专业技术服务组织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产品科技含量，努力形成专业化合作组织带动、农民参与、行业组织服务的新格局。

（五）从人员管理上强化治理，提高综合素质、优化能力。通过开展“四培养”工程（即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把优秀村干部培养成书记或主任），把致富能手、退伍军人、私营企业主、返乡大中专毕业生等优秀分子发展为党员，进一步壮大党组织和村干部队伍。推行党员承诺制、党员先锋岗、党员义务奉献日、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分类管理等做法，深化党员联系户、党员责任区、党员结对帮扶等活动。引导农村党员干部发扬求真务实、踏实苦干的工作作风，增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管理农村经济社会的能力。

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篇2

事件:三家外企被点名

去年11月以来, 环保总局对2004—2007年间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跨国公司进行专项后督察。此次环保后督察涉及到河北、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安徽、湖南、广东、海南、广西、四川、重庆、云南、甘肃、内蒙古、贵州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家跨国公司, 包括食品、化工、机械制造、电子、造纸等行业。这些跨国公司多数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既有世界知名品牌, 也有“世界500强”, 拥有较好的环保口碑, 近年来在中国却发生了一系列环境违法行为, 这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此次后督察的130家跨国公司已全部查处到位, 未发现查处时出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但有三家公司存在其他环境违法行为, 分别是:欧诺法装饰材料 (上海) 有限公司, 该企业重油炉烟尘、二氧化硫超标, 清洗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上海市闵行区环保局正在立案查处;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该企业噪声超标, 上海市宝山区政府去年8月27日已对其做出限期治理决定;今麦郎食品 (成都) 有限公司, 该公司“三同时”设施未完全到位, 污水超标排放, 环保设施未经验收, 也未提出延期试生产申请, 主体工程已投入生产, 四川省环保局已责令其停止生产并处罚款。

近年来, 环境污染已成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而遍布全国各地的跨国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从近年来国内沸沸扬扬的“海南金光毁林事件”、“肯德基拒报污染物排放申报事件”可以看出, 在环境保护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一个修饰词, 哪怕是所谓的跨国公司、百年老店, 在监管薄弱的软环境中, 其企业良心是靠不住的。企业更多的是在挖掘“创造利润”的来源, 它只服从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终极目标, 这种对利益的追求一直要到强力执法叫停的边界才平息。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说, 避免污染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而且在对外宣传时, 注意环保往往是他们打的一张牌。但事实上, 一些跨国公司并没有遵守自己的环境承诺, 进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 降低了环境标准。

原因:跨国公司缺失“环境责任”?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跨国公司在其本国内是安分守己的“好公民”, 而一到中国就敢于违背承诺, 毫无顾忌地大肆排污呢?一是监管能力弱, 处罚力度小, 导致企业违法成本降低, 而守法成本比较高。比如水污染, 一般只要罚几万元, 对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来说, 相对于投入巨资, 做到环保达标, 与一年接受一两次几万元的处罚来说, 他们根本不在意区区几万元的处罚;二是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不关注。在国外, 企业因为环保问题会导致品牌受损, 遭到民众“抛弃”。而在中国, 公众只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和价格, 环境问题并不影响其对企业产品的选择。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较差, 对大型环保事件抵制很少, 使公众舆论监督、联合抵制作用没有得到发挥;三是落户于中国各地的跨国公司, 在赚取大量利润的同时, 也成了当地的“财神爷”, 受到了一些地方“土政策”的保护, 让其享受“超国民待遇”……事实已多次证明, 某些时候, 某些地方政府在追求“看得见的利益”时, 比企业还要着急, 还要不顾一切。它经常会陷入“斯多葛学者们所追求的幸福模式”中, 即为了找到设定的“幸福”, 任何不同的立场都要被悬置。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一些官员出于个人政绩的考虑, 对GDP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环境状况的关注。这使环境执法工作寸步难行, 原本就力度不足的处罚措施也难以落到跨国公司身上。

治理:加大处罚力度是关键

看来, 在遏止环境污染问题上, 我们再也不能心慈手软了。当务之急, 一是对环保法规进行重新梳理, 进一步加大环境违法处罚力度, 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 都必须遵守中国的环境法律法规, 触犯哪一条, 就按哪一条处罚, 决不能法外开恩。从国际上治理环境的经验来看, 以最近发生在美国的有关酸雨控制的问题为例。2007年10月10日, 美国政府宣布与美国电力公司达成一项解决方案。政府要求电力公司投资46亿美元用以控制环境污染, 这在美国环保罚款历史上是数目最大的一次。美国电力公司与司法部门达成和解协议, 同意接受46亿美元的巨额罚金, 从而了结对其长达8年的环境污染联.邦诉讼。我们再把眼光放到国内, 同是处罚环境污染, 我们与美国的处罚差别可谓大矣。颁布于1989年的我国现行《环保法》其中规定, 企业违法排污, 环保部门最多罚款是10万元, 并且, 每月只能罚款1次, 这样一来, 即便每月都罚, 一年也不过120万元。河南省环保局局长王国平曾经举个例子, “造纸厂购置治污设施, 一吨纸的成本要多花150元左右;如果不购置治污设施, 一个日产百吨的小型造纸厂日均降低成本15000元。我们去处罚一次, 最多罚款10万元, 他们10天不到就挣回来了。”处罚力度如此之小, 手段如此之软, 因此某些污染企业便底气十足:宁可罚款, 也不治污!如此境况, 不能不令人忧心, 正如环保人士、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认为, 在我国, 普遍存在环保“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 现行的环保法律对污染者惩罚太轻, 治理污染的投入比行政罚款高数倍甚至几十倍。诚然, 如果违法者不畏惧法律的威力, 守法者享受不到守法的尊严, 谁还会守法?

二是要进一步推进公众的环保知情权, 让更多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让我们听听美国法学家威廉·弗崔尔在《可持续环境法》中说的这段话:“环保社团一直是确定公众价值、私人民事权利以及发动公众舆论方面的改革发动机。这些社团是富于创造性的源泉。民间环保组织不仅通过他们的出版物, 而且通过他们对公共舆论和政府的影响, 在确定改变环境的议程、发起保护自然的运动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公众是环保事业进步永恒的推动力。公众对环保的关注, 表明公众的环保意识已经达到了普及阶段, 环保事业的发展面临着一个“一呼百应”的机会, 呼应公众对环保的殷殷期待, 必将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参与。但是, 关注环保仅仅是第一步, 如何让公众参与环保事业,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现在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 公众“不知道应该如何参与”。

目前, 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不少地方明确了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权利, 但整体而言, 在公众如何参与、以什么程序参与等还缺少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公众一旦遇到具体的环境问题, 不知道应该用何种方式参与, 更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是最合理最合法的”。环保事业, 本质上是“公众事业”, 离开了公众参与, 它将行之不远。笔者建议, 要珍惜公众参与环保的巨大热情, 有关部门应该在机制上、法律上等为公众参与环保创造条件。

三是地方政府也要转变观念, 认识到绿色GDP同样关乎政绩与民心, 在环保问题上不当跨国公司的“保护伞”。

这其中, 关键还是跨国公司应努力提升自主环保守法能力与水平,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 淡化双重标准意识, 严格遵循中国环保标准和基本环保法规, 积极承担企业社会环境责任。惟其如此, 跨国公司才能真正叫响自己的品牌, 重拾中国民众的信任和尊敬。

防范:跨国公司环境污染转嫁

当多达130家跨国公司登上违规名单, 我们就不得不对跨国公司污染转嫁的现象予以重视。

跨国公司对其投资国环境的污染并非偶然, 很可能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出于主观意愿的行动。转移环境污染是一些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之一。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格限制企业在国内从事易造成污染的产品生产, 从而促使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将污染产业向国外转移。因此, 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 高污染行业所占比重非常高。

跨国公司这样做不仅仅出于单纯的环境因素的考虑, 也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资源的紧缺将是未来全球性的难题, 一些发达国家多年前就已开始未雨绸缪, 大力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 而把那些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其所投资国的廉价劳动力, 也可以廉价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 而廉价资源开发使用的过程, 同时也是环境破坏的过程。

由此就导致了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状况。发达国家在廉价使用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同时, 也节省了大笔昂贵的环境治理费用, 而发展中国家资源日渐枯竭, 一旦资源满足不了需求, 将来不仅有可能以更高的价格去其他国家购买, 而且, 不得不为环境恶化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和健康代价。双重损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为自己未来的崛起之路埋下巨大隐患。

全球化融合步伐加快为发达国家实现污染转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放宽条件, 其思路是先发展后治理, 但是, 环境的急剧恶化表明, 这条路根本是走不通的, 因为它从中获取的收益远不足以填补治理环境所需费用。至于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恶化, 对人的健康构成的伤害, 更是难以估量。

面对跨国公司的环境污染转嫁, 如果不尽快采取针对性措施, 任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我们这一国际瞩目的世界工厂, 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集中转嫁环境污染成本的集中之地。

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篇3

关键字：农村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 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93-01

乡村治理是在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下，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对村庄事务进行协作管理，提供包括水井道路基础设施、村庄治安等公共产品。这需要每个村民的积极参与，通过集体行动的一致性达到乡村的有效治理。社会资本注重关系网络之间的信任带来合作的可能性，能够解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同时为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农村事务管理不仅需要村两委的决策，更需要乡村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宗族由于其原生性和高团结度，是农村事务管理中重要的制度外力量。

一、宗族是农村管理中重要的制度外因素

农村事务管理不仅需要村两委的决策，更需要乡村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宗族由于其原生性和高团结度，是农村事务管理中重要的制度外力量。

首先，宗族的存在为族内的互助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家庭作坊式生产仍是农村生产的主要形式。宗族的互助生产能形成规模效益。比如，农忙时节需要多人协作才更有效率。本家在农忙时搭伙干活的情景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盖房子时，尽管有专业的建筑队，本族人依然会出现在施工现场帮一下忙。族内的互助合作也能解释家族企业兴起的原因。

其次，在处理道德问题和调节乡村社会纠纷方面，宗族具有乡村政权和法律无可比拟的优势。俗语“清官难断家务事”揭示出公共权力介入家庭等私密性空间的无奈。一些家庭事务由本族精英出面协调解决反而比诸如司法程序的解决渠道要行之有效的多。“自家人”的事情在“自家人”面前解决更容易为当事人双方所接受。 涉及族际间的矛盾纠纷，如果由上级乡镇政府或法院来处理，不仅花费巨大，还会让双方感觉“丢人”、“没面子”。此时，由村干部出面牵头两族内的权威式的人物进行协商是最为稳妥的。还有对于某些“失德者”、“伤风败俗的人”的谴责和教化往往也需借助宗族的力量。

另外，在处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宗族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整合作用。宗族的集体行动意识使得他们在重大利益问题面前选择共进退。那些鳏寡孤独困难人员更容易受到本族人的接济帮助。而宗族对于族人的过度保护和对本族利益的过度维护也会引发对外姓的欺凌和其他个体合法权益的侵害，形成农村中一股不稳定因素。

二、农村社会资本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分析

（一）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

在农村集体行动的困境表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并不是一致的，个人对利益的理性追求并不能促进集体利益的增加。个人关注的总是跟自己利益最相关的那部分，集体的公共事务成为最少受人关注的。个人希望能够“搭便车”免费地享受集体提供的公共产品。同时，个人对集体利益的追求会使个人付出相当大的成本。比如对村干部的监督与检举是很得罪人的事情，同时受到的效果也存在很大的疑问。并且即使自己努力争取到一定的合法权利，付出的成本也会大于收益。因此部分村民选择“搭便车”，或者放弃自己的利益而默默忍受，而对村中的公共事务缺乏关注。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缺失

农村公共产品由农民和政府共同提供，由于财政收入的不足等原因，乡镇政府不能完全覆盖乡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社会资本在整合乡村资源，促进农民合作和增强集体行动的合力方面作用巨大，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来源于此。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存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某消费者对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到其他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水平。农村的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前者包含了江河治理、生态保护、计划生育、基础教育、道路、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治安等物品。而后者包括基础设施类产品，如饮水、通信、广播电视、卫生防疫等。

三、社会资本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

（一）农村社会资本解决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追求集体利益上能够有共同的目标和行动。互助、合作、信任的关系网络促使村民自发组成起来，能够弥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陷，共享集体行动的成果。农村社会资本有助于建立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关系网络，每位成员在关系网络里具有共同的知识，对组织具有较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感，成员与成员之间有共同的爱好和认识，这样能促成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由组织成员共同推选的代理人是成员利益和需求的代表，他将以民主决议的方式收集和整理农民的意见和需求，以集体利益为导向参与公共产品的决策。

（二）农村社会资本能够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渠道

农村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相互支持网络，能够消除成员间的不确定因素，自然信用得以有效地建立起来，从而促成合作行为的一致性。并且农村社会资本孕育的各种民间组织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将这种信任与合作传播到每个村民，使他们形成寻求合作的自觉。从而为民间组织、企业及个体等提供一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途径，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农村的金融合作，比如实施“农户小额信贷”、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亲友的财力支持等方式都需要彼此间的高度信任和互惠保证。

（三）农村社会资本还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监督网络

农村社会的“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特点使得村落内的各种信息能够充分共享。且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每个村民都希望享有村内公共设施带来的便利条件。如果一个村落的社会资本发育程度高，村庄内部合作密切且合作方式多样，彼此交流频繁，那么对乡村公共产品的监督也更为有效，因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能够时时刻刻被村民评价，甚至被提到正式场合加以讨论。村庄的话语体系和舆论压力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必须保证产品的质量，否则自己的声望和名誉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受损。因此，农村社会资本也能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有效的监督体制。

参考文献：

[1]肖唐镖.农村宗族与村民选举的关系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对建设生态文明乡村的思考 篇4

生态文明建设是十八大提出的我国五大建设任务之一，是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美丽中国梦的战略措施，对农村的科学发展和乡镇工作提出了新的发展课题，如何建设？从何抓起？笔者谈几点看法：

生态乡村建设面临五大挑战

一、化肥农药激素超施滥用。据统计，我国每公顷农田化肥施用量高达318公斤，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5倍；施用农药12公斤，也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什么增长素、增红剂、膨胀素、防腐剂、除草剂等各种药物激素的普遍使用，导致粮食、肉食、禽蛋、蔬菜、水果的味道远远不如从前，而且，有些蔬菜带有残留农药人吃了经常发生中毒事件，残留药物和化学激素人畜共食，最终将各种有害物质积淀在人体内，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畸形人、癌症等各种疾病的增长，直接挑战人类食品安全问题。

二、白色污染愈演愈烈。塑料大棚和地膜覆盖技术的大面积运用，使残留薄膜逐年增多，超过2/3的废膜被弃之于农田，加之食品塑料袋的普及使用，林带、水渠，沟道，河边成为农村白色污染的主要。

三、生活垃圾乱排乱放。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打工族在集镇和城郊租房过渡性栖居的人口剧增，加之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垃圾多样化、集中化、露天化、批量化、毒害化现象日益突出，一些地区已呈现“垃圾围村”之势。全国农村每年产生2.8亿吨生活垃圾和90多亿吨生活污水，大都未经处理，被随意丢弃和排放。每年产生的6.5亿吨农作物秸秆，多数被焚烧，综合利用率也很低。

四、过密养殖隐患重重。以前化肥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农家肥”一直是农民种地施肥的首选,人畜粪便在当时是农民生产的必需品。而如今,化肥逐渐成为农民种田的首选,使用农家肥的人少了，人畜粪便的处理变成了一大难题。现在畜禽养殖业呈现集约化、机械化的趋势，千头猪场、万只鸡场大量涌现，畜禽粪便、养殖废水得不到有效处理。笔者经常遇到路边积攒成堆的牲畜粪便,刺鼻的气味让行人避而远之，人蓄粪污随意排放、生活废水乱泼乱倒，多数地方水源严重污染，对周边村民的生活环境造成很大影响。

五、城市污染蔓延农村。城市污染包括工业“三废”向农村蔓延的势头有增无减。各类矿渣到处堆弃，重金属污染严重，部分地区大量使用城市污水灌溉农田。土壤重金属跨区域污染特征明显，有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6%的土壤受到了重金属污染。部分河流水质变坏，群众说：“七十年代淘米洗菜，八十年代引水灌溉，九十年代鱼虾绝代，如今现在癌症灾害”，这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的发生。

多措并举，严守生态红线

建设美丽中国，当前亟须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田野，通过切实有效的综合整治，踩住农村污染的“刹车”，严守生态红线，还乡村一片美丽的净土。

强化政府主导责任。各级政府加强建设生态乡村的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城乡环境基本服务均等化。要将生态乡村建设目标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将农村生态建设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逐年增长。

凝聚生态乡村共识。利用多种传播手段，开展深入持久的生态乡村宣传推广活动，形成“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社会共识和公民担当，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

健全农村环保法规。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完善现有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加快制定和完善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补偿、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公共环保工程设施有偿服务等法规。建立农村环境治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农产品质量安全补偿机制和监管机制等，严禁对动植物滥用各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化学激素。

综合治理地面源污染。可借鉴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从源头上控制农业污染的示范经验，大力推行生态养殖模式，对畜禽粪便进行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综合处理。大力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高效有机复合肥料和能被土壤溶解的地膜。

发展循环生态农业。推进畜禽粪便的沼气化利用，推进秸秆的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能源化利用，林业剩余物的材料化利用，逐步建立“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的农业循环系统。

推进绿色美丽示范乡村创建。创新农村环保活动载体，开展生态乡镇、生态村组绿色创建活动。加大农村清洁工程建设，建立“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机制。建立“财政补一点、村集体经济挤一点、受益群众出一点、政策优惠省一点”的资金筹措机制，来解决垃圾定点堆放、定期收取和处理以及污水、粪便的处理问题，推行农村绿色生态创建“以奖代补”政策，建立省、市、县三级资金奖励机制，对完成创建任务的生态市县、生态乡镇、生态村组分别给予奖励和命名，实现向重实效、重过程转变。

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篇5

建设美丽乡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有效载体。美丽乡村要求达到“四美”,即规划科学布局美、村庄整治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素质美。近年来，随州市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带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致力打造美丽乡村，取得了一定成效。

全市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近年来，我市乡村旅游在旅游发展实践中呈现出如火如荼的燎原之势，涌现出了一批乡村旅游带动新农村建设的成功范例，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同。

改善了村镇面貌，实现了农村更美。三里岗镇吉祥寺村、武胜关镇碾子湾村、长岗镇绿水村等依托创建省级旅游名村，推动了村庄环境的净化、美化。长岗镇、厉山镇等依托旅游名镇创建，加强镇区综合整治，完善基础设施，改造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街区。千年银杏谷景区在发展过程中，投资846万元推进新农村建设，47家农户住上了新楼房，一片花园式村庄呈现出来，成为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武胜关镇桃源村集中推行了古民居保护与改造、生态环境修复、民俗文化产业园创建、有机农业种植、垃圾分类等工程，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带动了产业升级，实现了农业更强。洛阳镇永兴、胡家河、龚店三个村十年前都是偏远的山村，经济规模小，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村里85%的劳动力都靠外出打工挣钱，留在村里的都是老弱妇孺。自近几年开始进行千年银杏谷旅游开发红火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回村发展，唤起了在外打拼的洛阳人回乡创业的热情，他们依托乡村旅游发展开饭店、办旅馆、种花卉、搞运输、加工养殖土特产品，极大改善了农村产业基础，曾经萧条的乡村不断繁荣，形成了乡村旅游与农业产业互相促进、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促进了农村消费，实现了农民更富。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洛阳镇、长岗镇、尚市镇、长岭镇等重点旅游乡镇的游客量达到230余万人次，人均消费200元，带动了农村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服务业的迅猛发展。

“圣地车都”战略引领乡村旅游发展

近年来，随州在“圣地车都”战略引领下，旅游业取得了突破性大发展，而乡村旅游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政府主导。随州拥有独特的自然风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基础雄厚。我们将乡村旅游业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发展旅游业作为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市委市政府制定下发了《随州市文化旅游支柱化培育计划》、《随州市旅游业发展奖励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全方位调动了各方面兴办乡村旅游的积极性。

突出科学规划。我们着重突出“两大主题”，建设“三大板块”，依托“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打造“五大乡村旅游品牌”。两大主题即山水风情、农家风情；三大板块即以洪山、长岗、洛阳为代表的随南生态观光乡村旅游板块，以南郊、何店、安居为代表城郊休闲娱乐乡村旅游板块，以广水长岭、蔡河为代表的山水度假乡村旅游板块；依托现在已成熟的历史文化游、西游神话游、生态观光游、休闲度假游等旅游线路统筹布局；重点打造尚市桃花、洛阳银杏、武胜关柿子、万和兰花、洪山茶叶等五大乡村旅游品牌。

着力优化环境。一是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按照高起点、高标准的要求，围绕景区互通互连新建乡村旅游公路86公里，对53公里乡村旅游公路进行了刷黑或硬化，对重点乡村旅游发展区域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等进行清理规范，在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新设立了乡村旅游目的地标识牌。二是加强旅游管理和服务知识培训。去年，安排市旅游局组织了旅游资源富集的镇、村负责人开展旅游知识培训，并邀请专家对全市农家乐进行服务技能专门培训，提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三是规范市场秩序。

加强宣传促销。一是加大新闻媒体宣传力度。2013年，邀请中央、省等媒体记者深入随州采访考察，在《人民日报》、《湖北日报》、《中国旅游报》等主流媒体推介随州乡村旅游；二是组织参加大型对外促销活动。先后策划举办了“圣地车都·神韵随州”（武汉）新春旅游推介会、千名武汉游客免费游随州、中国千年银杏谷山地自行车赛、随州市旅游惠民月等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旅游促销活动。三是精心策划网络促销。推出随州旅游官方微博，并开展了线上线下互动活动，吸引了游客。

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我们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建设模式，吸引各方面资本投入乡村旅游发展。借助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经贸旅游洽谈会平台，引进了一批资金雄厚的大财团、大企业投资建设淮河抱朴谷隐修主题公园、环潭昱辰生态农业示范园、炎帝养生度假区等市场前景好的重大乡村旅游项目，夯实了乡村旅游发展后劲。同时，积极引导本地各类市场主体从其他行业转型投资乡村旅游，近年来，全市各类乡村旅游项目投资规模达到15.2亿元。

加快乡村旅游发展转型升级

坚持高起点谋划乡村旅游发展。实践证明，乡村旅游已经由自发阶段向政府主导阶段转变，在全市旅游发展中已经形成 “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格局。各级政府要按照城乡发展总体规划，科学合理地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当前，尤其是对旅游资源密集的乡村，应当加快整体规划设计和项目策划的进度，坚持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合理配置资源，协调乡村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关系，防止出现一轰而上、产品雷同、布局混乱、破坏资源等问题的发生。

大力培育精品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系列乡村旅游示范区，构建乡村旅游精品体系。围绕大洪山风景名胜区、西游记公园、洛阳千年银杏谷、高贵三潭等一批具有重大区域影响力的景区，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农业旅游品牌；围绕旅游资源独特的乡（镇）、村，做好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生产生活特色的挖掘工作，选择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模式，打造具有随州特色的旅游名乡（镇）、名村品牌；开发建设以休闲、度假为主线的农业主题旅游产品；开发建设“农家乐”旅游产品，坚持“一村一品、一家一艺”的发展方向，引导有条件的“农家乐”向品牌化发展。加大乡村旅游市场开拓力度。搞好乡村旅游产品的策划与包装，帮助乡村旅游企业设计、提升服务产品形象。通过举办桃花节、银杏节、柿子节等活动，逐步树立起独特的“随州好玩”的乐活乡村旅游形象。加强报刊、网站、电台、电视台、会展宣传，采取邀请旅行社踩线和走访高校、大型企业等方式在武汉市场开展有针对性的乡村旅游宣传活动。加强与旅行社的紧密合作，积极开展“随州美丽乡村一日游”等活动，拓宽随州乡村旅游的客源渠道，加快实现乡村旅游发展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把发展乡村旅游纳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整体布局中进行部署和推动，促进各级政府有关公共服务向乡村旅游延伸，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加快旅游路网、旅游停车场、旅游购物场所、游客中心、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散客自助游服务体系、自驾车旅游服务体系和安全救援体系，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关于对会计软件治理的思考和建议 篇6

一、我国会计治理的简单回顾

在国家财政部的积极指导和干预下，我国会计信息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了加强对会计信息化事业的治理，推动会计信息化事业的发展，财政部曾先后两次下发文件，以保证会计信息化软件的质量，维护会计信息化事业的严厉性和维护使用商品化会计信息化软件单位的利益。财政部于1989年12月9日下发了《会计核算软件治理的几项规定（试行）》。它规定了对会计核算软件的基本要求，非凡要求商品化的会计核算软件必须经过由省（直辖市）以上财政部分进行评审，才能作为软件商品销售。通过几年的实践和总结，财政部又于1994年6月20日下发了《会计电算化治理办法》，《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规则》和《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三个文件，深化和细化了会计核算软件的功能要求，重申了要求对会计核算软件的评审规定。

这些文件的基本内容，正如《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所说的，着重于“会计核算软件必须具备的功能和完成这些功能的基本步骤”，主要解决的是审查会计核算软件的设计是否符合和满足国家有关的会计法律、制度和规定和要求。其后所发的三个文件也基本上是遵循这个方向。这些文件有利于会计核算软件的普及，规范化了会计信息化软件的功能。

为了促进会计信息化事业的繁荣，财政部在1994年5月4日，还印发了《有关大力发展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提出了摘要：㈠制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发展；㈡加强会计电算化人才培训；㈢加强会计核算软件治理；㈣加强会计核算软件治理制度建设；㈤区别情况促进基层单位逐步实现会计电算化；㈥加强会计电算化工作的组织领导；等意见，并且做了具体的规划。

这些，对于推动会计信息化事业不能不说起到了积极的功能，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摘要：（1）促进、培育了会计信息化软件市场的发展。（2）保护了民族会计信息化软件产业的发育。（3）推进了会计信息化的教育和培训的普及。（4）推动了我国的会计信息化进程。

二、由会计软件市场疲软引发的思考

在财政部的规划和指导下，会计信息化事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各种企业、事业单位正在普及会计信息化，财会领域已经成为我国计算机应用最广泛的领域，造就了一批会计软件的开发和销售公司，形成了会计信息化软件的市场。但是，目前会计软件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远未达到饱和，但是会计软件市场却走进低潮，发展迟缓，迫使很多会计软件开发企业转向了其他的领域。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和探索。

1、会计软件的投资是“不下蛋的鸡”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是经济治理理论界对会计功能的总结，更为企业界的实践所证实，是社会的共叫。会计软件是会计信息化的基础，是进步会计工作水平、质量、效率的保证条件。但是，企业却以为摘要：对会计软件的投资是“不下蛋的鸡”，没有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为什么会这样，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难道企业真的不通过会计信息化推动企业经营治理的现代化，促进企业的发展吗？不，决不会是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可能就有得到答案。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统计、会计等工作开始应用计算机处理的时候，首先是从处理统计报表、会计报告等工作开始的。上级机关为了推动信息化（当时叫做电算化），采用了经济的（如，开始试点的单位无偿配备设备，而后对购买计算机的用度可以在税前列支等）、精神的（如，企业不使用计算机不得达标，不能评选先进等）种种办法，鼓励企业使用计算机进行治理工作。当时计算机价格昂贵，相对的人工用度相对低廉，一套计算机及其软件的本钱，足以支付一个职工几十年的工资。假如这些资金用于投资设备等总能产生一定效益，而使用计算机仅仅处理统计、会计工作却没有明显的直接效益。而后会计信息化逐渐发展到了处理会计核算工作等，产生的效益也并不明显。故而当时的信息化，只能在一些治理机关和大型企业中推行。

2、“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从改革开放以来到如今，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在这个转轨阶段，我国的经济生活的运行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市场的治理上，曾经出现对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怪圈的激烈讨论，现今已经消声灭迹了。反思这种情况，就是用计划经济的思想治理市场经济。历史唯物主义常识告诉我们，作为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总是滞后于经济基础的。会计信息化事业20多年对会计信息化的治理和指导，基本上上是从***的需求出发的，并没有从企业的特定需求出发。固然会计软件的评审制度固然在推动会计信息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功能，但是假如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来审阅，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当时一些迅速发展起家的会计软件公司，并不是从企业个性化的特定需求出发开发会计软件市场，而是依靠国家政策（会计核算软件必须经过由省以上财政部分进行评审，才能作为软件商品销售）作为“尚方宝剑”占领市场的。当市场经济较为长成后，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增强了，这种方法不灵了，会计软件市场自然疲软了。

3、有关会计软件通用化的讨论

1988年9月，中国会计学会首届会计电算化学术讨论会上，有关会计软件通用化新题目，有过热烈的讨论摘要：“一部分代表以为，一家一户地开发软件是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质量不高，浪费很大。开发通用软件，可以克服当前我国会计电算化发展不平衡、人才缺乏的矛盾，可以加快实现会计电算化的速度。另一部分代表则以为单独开发专用软件不一定都是低水平，一般专用软件的效率比较高，而开发通用软件却要一定的条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且响应速度慢，占用存储空间多，所以今后发展还要靠专用软件。”可以肯定地说，两者都有道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体主管会计信息化工作的同道积极引导了前者，而没有注重后者。经济学理论以为，在市场中缺少竞争，不能形成竞争机制，难以促进产品质量的进步和价格的公道降低，非凡是不能促进百家争叫，限制了市场的进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不能不断的推陈出新。实在“实践出真知”，对会计软件的治理，应该积极地从基层会计信息化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引导百花齐放，繁荣我国的会计信息化事业。

今天计算机软件、硬件的价格极大地降低了，会计信息化有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但是，假如对会计软件的投资还是“不下蛋的鸡”，那么会计信息化仍然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基本的经营组织，其依靠经济效益生存和发展，投资必须获得收益。要想使信息化的投资是“下蛋的鸡”，必须立足于企业的经营目标，从产生经济效益出发。企业的经营治理，存在着各种极其广泛的信息化急切需求，会计信息化必须从这些需求进手，才能得到迅猛的发展。笔者观察到一个企业，其在应收账的治理上应用的小程序，就为企业的资金回收起到了重要的功能，也促进了该企业会计信息化、乃至企业信息化的发展。

三、加强会计软件治理的一些建议

在20多年会计信息化的过程中，既有不足之处，也有辉煌成就。总结过往，并不意味争论孰是孰非，而是为了吸取经验，更好地开拓未来。

1、会计软件治理的基本方面

会计软件是一种用于处理经济性信息的科技工程产品，同时也是一种服务性的商品。因此它具有非凡的治理内容，应该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治理摘要：

（1）会计软件的开发治理。会计软件用于处理经济性信息的非凡性，首先需要治理和审查其能否正当处理、保存经济信息。会计软件作为一种产品或商品的性质，也要求对其功能、质量实施治理和检验。

（2）会计软件的市场治理。我国当今已经进进的市场经济的时期，会计软件无论是作为科技性产品还是作为技术性商品，都要遵循市场规律，实施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治理。（3）会计软件的运行治理。为了保证会计软件运行的稳定、平安、可靠，必须在其运行期间不断地监视它的质量性、正当性等，进行长期的治理。

2、会计软件的开发治理

（1）会计软件功能正当性的治理。会计软件以处理经济信息为基本目标的特征，要求其处理方法必须具有正当性。《会计电算化治理办法》，《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规则》和《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等文件，主要是审查会计核算软件的设计是否符合和满足国家有关的会计法律、制度和规定和要求。这些显然是十分正确的。财政部作为国家会计工作制度的治理机构，坚持制订这样的宏观治理制度是其职责之所在。

（2）会计软件产品的质量治理。财政部应该会同技术监视局、国家标准局等，组织专家制订会计软件的质量标准。建议比照《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第四款，制订会计软件产品的质量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会计学会电算化专业委员会作为此方面的专业学术团体，应该责无旁贷是积极配合这项工作。

（3）为了保证会计软件的稳定、平安、可靠等，也必须加强它的性能和质量等方面的治理。会计软件可能由企业自行开发，或者委托他人开发，或者合作开发，或者软件企业开发后作为商品销售。但是，为了保证它的正当性、质量上平安性和可靠性等，无论以何种形式实现，必须进行审查，同时建立备案治理制度。为了不和《行政许可法》相抵触，会计软件的开发审查，应该由技术监视局委托会计事务所会同会计学会电算化专业委员会实施。

3、会计软件的市场治理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国事基本国策。市场性的一切行为，均应依法进行。

（1）会计软件的性能、质量只要不违反法律（至少不和法律相抵触），都可以在市场销售。会计法、税法和交易法等直接制约会计软件处理性能。

（2）会计软件作为科技工程的产品或服务，销售许可应该由市场治理部分和质量监视治理部分治理和控制。会计软件能否批量投进市场，应该按照它的特定要求，由质量监视治理部分组织专家审定。

（3）会计软件的销售由市场制约和调整，销售行为由市场治理部分（工商治理局）治理，质量由质量治理部分检查监视，经济纠纷由市场治理部分、质量治理部分和法院等调节或处理。

（4）会计软件发展方向的指导政策等（如国家优先发展会计信息化的政策），应由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协调制定。

（5）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发，构建适应我国会计软件的治理制度。在坚持市场竞争机制起基础功能的基点上，建立起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又不同于的西方国家的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构成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协调的治理制度，一个新的会计软件的治理制度。

4、会计软件的实施治理

（1）会计软件的实施后果应当符合会计法的规定。会计法应该制约会计软件的质量标准，建议补充和修改会计法等相应法规，以规范会计软件的实施后果。

（2）会计软件的实施治理。会计软件的实施也应该是一种工程的实施，固然它不涉及人身平安，但是涉及经济平安，应该设立监理、监察制度。

（3）会计软件运行的定期治理。会计软件的运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长期的经济后果，应该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二条进行定期检验，并且长期跟踪。评审组织及评审职员承担监视、评价和鉴证结论的法律责任。

5、会计软件治理实施的组织和职员

（1）会计软件的质量评审组织。《行政许可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产品的检验、检测“应当逐步由符正当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实施。专业技术组织及其有关职员对所实施的检验、检测、检疫结论承担法律责任。”会计活动的社会监视一般由会计事务所进行，会计软件的运行治理也理所当然地应该由会计事务所审查。（2）会计软件的质量评审师。同样根据的《行政许可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应该考虑建设会计软件评审师制度，并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四条认定法人或专业职员的资格、资质。假如会计事务所承担会计软件运行的监视，则注册会计师应该能处理这项工作。

（3）增强对注册会计师的要求。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普遍缺乏会计信息化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建议进行这些方面的教育、培训和考核。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过渡，可以由具有会计信息化高级职称的职员实施会计软件运行的监视。

（4）会计学会电算化专业委员会在认证会计软件质量上，应该具有权威性。同时，会计学会电算化专业委员会应该积极进行会计软件质量评审师的培训工作。

（5）财政部把握会计软件的正当性治理，制订会计软件的法规。会计学会电算化专业委员会制订会计软件质量标准，由国家标准局认定发布。工商治理局应该治理会计软件市场。技术监视局治理会计软件质量。

6、开发会计软件的审计软件

会计软件的实施，影响到审计活动，在开发会计软件发同时必须开发审计软件，以保证审计活动的实施。

（1）会计软件企业在开发会计软件的同时应该开发审计软件。从事会计软件开发的软件企业，既然有能力研制会计软件，必然有能力开发相应的审计软件。同时，会计软件企业既然销售了会计核算软件，也应该承担软件的配套审计软件。应该制订审计软件的立法，强制会计软件企业必须提供和所开发的商品化会计软件相应配套的审计软件，否则不得进行商品化销售。可以要求在一定范围销售会计核算软件的公司，必须向当地审计部分（如，审计机关、税务机关和工商行政治理机关）无偿提供其会计核算软件的配套的审计软件；对企业化的民间审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优惠售给。

（2）以其他形式开发会计软件同时应该开发审计软件，并向审计部分（如，审计机关、税务机关和工商行政治理机关）提供。

四、结束语

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篇7

一、“一人一票”的表决权流于形式

作为一个农民社员联合所有、民主控制、经济参与并受益的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肯定了社员在积极参与制定方针、做出重大决策中的权利。“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是一种绝对平等的民主管理方式, 体现了合作社是以人为本的企业, 它是人支配资本, 而不是资本雇佣人。[5]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弱势群体来说, 这是确保社员的主人翁地位、主体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有效手段。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由于各种原因, 往往流于形式。

合作社法规定, 理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的表决, 实行一人一票。然而, 笔者对荆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问卷统计, 87%的合作社在其章程中规定了“一人一票”原则, 53%的合作社按交易额规定了附加表决权, 应该说, 在政府指导下, 相关制度是完善的, 但在实际运作中, 大多数流于形式。这是由于荆门合作社的建立背景所决定的, 一是79%的合作社是由政府直接牵头组建的, 由于合作社规模小 (80家示范合作社中, 有47家合作社不足50户, 占58.4%) , 需要政府扶持, 因此, 合作社的决策中, 隐隐有政府的身影。二是60%的合作社由专业大户、农村能人及龙头企业带动兴办, 在这些合作社中, 由于资本所占比例大, 因此, 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产生按股分红等制度安排, “一人一票”为“一股一票”所取代。三是在68%的专业合作社中, 由于客观存在着农村产权主体的异质性, 其成员也相应分成“核心成员” (股东) 和“一般成员” (非股东) 两部分, 两种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存在明显差异。“核心成员”无论在最初的产权建构、制度设计上, 还是日常管理决策中都拥有突出的影响力, 是拥有合作社实际控制权的“内部人”。既然“核心成员”较多地承担了组织义务, 其它的权利诸如表决权也就更多地向他们倾斜。四是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 中小农户通过投票方式影响经营者决策的可能性较小, 这些人关心的并不是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 对有能力和实力的带头人带领期望值较高。

个案调查中, 某合作社理事长告诉笔者笔者, 没有一个权威的理事会, 合作社肯定要垮台, 事实上, 即使章程里规定了“一人一票”的原则, 实际运行中也很少出现通过投票解决问题的情况, 有了问题都是理事会成员协商解决。合作社一般成员对能人的依赖程度远超出外人的想像, 尤其是在发展的初期。该理事长说:“农民是否听从你的安排, 关键是看能不能赚到钱”。

笔者认为, 在中西部的荆门市, 由于合作社处于起步阶段, 能人大户由于有较强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 而且信息、知识也远非一般农户所能比,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不实行“一人一票”反而能够摆脱知识水平较低的农户的干扰, 迅速决策, 减少内耗,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因此, 决策时要坚持“一人一票”的原则, 但要在章程中依法按照交易额和出资额规定能人大户的附加表决权。

二、内部权力分配不平衡, 监督被虚置

合作社法对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作了明确的规定, 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表面健全的制度流于形式。

1.合作社理事长权力过大

合作社理事长是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如上所述, 在荆门市, 60%的合作社由专业大户、农村能人以及龙头企业带动兴办, 理事长和理事主要由这些村庄精英担任, 而且据我们调查, 有不少人集三重身份于一身, 即能人大户、村干部、党员, 有一定的威望, 因此在决策时往往置民主管理原则于不顾, 习惯于个人拍板。如某养鸡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当过20多年的村支书, 是该地400万只蛋鸡产业的带头人和发起人, 在当地威望很高, 理事会决策基本是他个人说了算。如2008年该合作社生产的鸡蛋在香港市场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 一时间鸡蛋价格大跌30%, 养殖户陷于破产境地。该理事长力排众议, 拍板拿出200万救市, 当然最终结果他成功了, 养鸡户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但万一失败了呢?谁来承担责任?在调研时, 该理事长还明确告诉我们, 理事会成员必须是他信得过的人, 如唱反调, 就要想办法撤换掉。在这样强势的理事长前, 一切监督都无济于事。

当然, 客观地说, 理事长大多由能人大户担任, 他们拥有自己经营的经济实体, 属于兼业化的经理人员。与普通社员相比, 理事长经营能力强, 在行政管理部门有关系, 熟悉产品市场, 因此承担了更多的管理和服务责任, 理应得到更多的剩余分配。但是, 按照合作社法规定, “合作社可分配盈余的60%必须按照交易额分配, 其余按照出资和公积金份额比例分配”。这意味着知识和才能的投入不能获得相应报酬。在荆门市, 合作社大多处于起步阶段, 理事长的薪酬很低, 这种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等使得经理人员很难有持久的热情和动力去关心合作社长远的发展, 相反, 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失控的情况下, 他们总会设法利用职权去实现自身的私人利益。就拿上述这位养鸡合作社的理事长来说, 他就兼任几家种鸡厂和饲料厂的技术顾问, 不论此举是否损害了合作社的利益, 但却是违背合作社法精神的。

笔者认为, 合作社法并没有赋予理事长拍板的权利, 反而明确规定“理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的表决, 实行一人一票”。理事长凭借其威望擅自拍板, 承担着极大地法律风险。而且就农户的意愿来看, “重大决策应由理事会决定”的占到73.3%;认可“一股一票”的占60.4%;认可“一人一票”的占24.9%;认可“理事长决定”的仅占15.2%;说明农户社员尽管参与民主管理的意愿较低, 但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十分重视, 寄希望合作组织的领导核心能集体决定, 代表民心、民意, 而非个人主观臆断。

2.成员 (代表) 大会、监事会难以履行监督职责

一是就成员 (代表) 大会的监督而言。合作社同投资者所有企业 (IOFs) 的区别是, 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注重社员的个体意志, 成员在合作社的权利义务是基于其社员的身份而非资本, 所以合作社的表决权与资本没有关系。[6]合作社把表决权平等地赋予每一位社员, 即“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在合作社内部形成集体决策下的集体权威, 凸显了成员大会作为合作社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决策上, 也体现在监督权上, 即对理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

但是, 笔者通过对荆门市80余家合作社的调查, 32%的合作社从未举行过社员大会, 有的即便举行了, 也是走走过场。究其原因, 不少社员认为, 只要收入比原来有所增加, 其它的不需要了解。问卷调查显示, 社员向理事会和监事会提出意见和建议较少和非常少的占到58.7%。即便社员想行使监督权, 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 分散的原子化的社员很难达成一致行动, 因此, 在一些重大决策面前, 很多社员往往放弃了这种与自身利益关联度不高的监督权利, 没有人坚持要求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表决。而且, 成员大会没有常设机构, 除法律硬性规定每年召开一次而外, 大多数情况下由理事会决定, 虽然法律规定30%以上的成员提议或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提议, 可以召开临时大会, 但在荆门市80余家合作社中, 由会员提议召开临时大会的没有一次, 由监事会提议召开的会议大多经过了理事会的认可, 且议程基本由理事会说了算, 成员大会得法定职能被虚置。

对此, 笔者认为, 社员虽然名义上是合作社的“股东”, 但缺乏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动机。这样的“股东”是不可能在“股东”大会上为企业的长远发展献计献策的, 他们更可能频频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对“股东”大会而言, 由于一方面“股东”缺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容易滋生“偷懒”动机, 每个人都想“搭便车”而缺乏监督经营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即使有部分“股东”具有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意愿, 也往往难以行使真正意义上的投票权, 于是, 社员大会的监督被虚置。

二是就监事会的监督而言。监事会是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中的又一重要权力架构, 监事会代表全体成员对理事会、财务人员、经济实体负责人予以监督, 防止滥用职权及徇私舞弊, 维护成员的利益。但是就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 监事会并没有很好的履行职责。调查显示, 监事会向理事会提出意见和建议较少或很少的占52.5%, 较多的仅占9%, 且在全部80家合作社中, 仅有6家曾经更换过理事长或理事会成员, 其中理事长全是自动辞职, 只有几名理事会成员是因为无法同理事长处理好关系而被撤换。这表明, 监事会对理事会的监督十分有限。究其原因, 合作社法有关监事会的规定过于概括、简陋, 可操作性差。最突出的问题是对监事或监事会的职权和和监事义务没做出规定, 监事会行使监督权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和救济措施, 监督机制难以发挥效力。

对此, 笔者认为, 构建一个“强势”的监事会以平衡合作社内部的权力架构势在必行。监事会要保障监事会独立性, 赋予监事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独立行使监督检查权, 不受成员大会、理事会、经理的干涉与制约。

三、内部产权不明晰、制约合作社发展

笔者调研发现, 在荆门市, 合作社产权模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由于产权模糊, 导致合作社公共积累制度、分配制度以及退社规定比较混乱。在公共积累上, 由于合作社无法界定产权, 社员心里有顾虑, 提取公共积累的意愿很低, 从而弱化社员的责任意识、义务意识, 导致社员的投机行为, 进而冲击合作社的正常运作。据笔者对荆门市80家示范社的问卷调查显示, 有37家合作社没有提取公共积累, 占比46.2%, 而在提取公共积累资金的43家合作社中, 公共积累资金的提取比例平均仅为18.7%。在盈余分配上, 盈余返还、股金分红、股息比例制定有很大的随意性, 如某种植合作社, 社员向合作社购买种子种苗、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 将农产品交给合作社出售等, 合作社只付给成员较优惠的价格作为返利, 除此之外成员一无所得。在合作社退社的规定上, 违背合作社法精神的比比皆是。80家合作社中, 不退出资额的占26.2%, 不退公积金份额的占28.7%, 不退共有财产的占45.1%。为了限制社员退社, 有的合作社收取高达45%的公共积累, 社员离社时不能带走这些积累中属于他们自己的那部分。由于产权不清, 利益联结松散, 社员有利则和, 无利则散, 严重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

据笔者调查, 产权不清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形:第一,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投资主体涉及供销社、农资公司、龙头企业等, 企业法人投资占主体地位, 农户投入股金有限, 由于投资主体主体无法实现人格化的产权, 致使产权界定难以清晰。在荆门市80余家示范社中, 有68.4%的合作社获得过政府的资金扶持, 对于这些资金, 一般也只是规定其用途, 如社员的培训、基地建设、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 基本没有对其产权进行清晰界定。第二, 合作社中的个人产权模糊。有的在成立之初没有将产权明确到个人, 初期社员人数少, 且多为邻里亲朋, 关系融洽, 业务单一, 资产有限, 这种模糊的产权关系对合作社影响不会很大。但随着社员的增多, 结构越来越复杂, 合作社资产也逐步壮大, 这种模糊的产权关系将会严重制约组织的发展。即使在成立之初, 产权明晰到了每一个社员, 由于没有科学的退出机制, 随着合作社剩余财产的增加, 社员加入有先有后, 也使本来明晰的个人产权变得模糊起来。第三, 合作社与相关组织产权边界模糊。由于基础薄弱, 资金匮乏, 许多合作社在发展初期都以某一职能部门、经济实体或社区集体组织等为依托, 借助其资产开展活动。鉴于当初关系和谐, 双方没有明确界定产权边界。当合作社发展壮大后, 经济实力增强, 业务范围拓宽, 规模超出原区域范围, 所依托单位顺理成章地会提出对合作社新增资产的权利, 但是由于缺乏对原始资产的明确界定, 很难对新增资产进行准确分割。合作社与依托单位之间和谐的关系被打破, 模糊的产权就可能成为纷争的源头。

笔者认为, 合作社是由社员自愿入股组建起来的, 不论用资金入股, 还是以实物、劳务入股, 参股入社是合作社的重要组织特征。社员取得资格以后, 合作社必须以发股金证、社员证和建立股金帐户等, 并严格规定股金的转让、馈赠、继承等办法。也就是说, 合作社应该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

摘要：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猛, 但就中西部合作社而言, 由于处于起步阶段, 普遍存在运作不规范的问题, 表现为“一人一票”的表决权问题、内部权力制衡问题以及产权不明晰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逐步予以完善。

关键词：农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问题,规范

参考文献

〔1〕黄胜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悖论[J].中国老区建设, 2009, (02) .

〔2〕黄祖辉, 徐旭初.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治理——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解释[J].浙江社会科学, 2006, (01) .

〔3〕褚保金.加强政府扶持引导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对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调查与思考[J].现代经济探讨, 2004, (09) .

〔4〕宋茂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治理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 2007, (02) .

〔5〕金海平.合作社性质的法律分析[J].河北法学, 2007, (05) .

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篇8

关键词：乡村城镇化建设人的现代化

乡村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经过程，也是我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多次强调：“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现代化不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的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到行为都变为现代化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因此，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人的现代化，对乡村的城镇化建设及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林村的故事》是美国学者黄树民教授在“林村”的实地调查研究，书中内容通过村民口述呈现出来，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变迁。该书虽然对一些社会事实有所加工，但是基本反映了林村的实际。九十年代后期，林村在城镇化建设中取得了显著发展，村民的物质文明有所提高，但是精神文明依旧匮乏，人的现代化发展明显落后于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本文以林村为例，分析了人的现代化在乡村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试图探析在乡村城镇化建设中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途径。

一、人的现代化对实现乡村城镇化有重要意义

农村的城镇化发展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准，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它不仅要完成空间上移居城市、生产上改变传统耕作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完成人的现代化，包括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养、道德素质等方面的转变，这样才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完全的现代化。

首先，实现人的现代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前提。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农民，他们是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实际操作者。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先进科技手段的掌握和应用都要靠村民来具体承担并实现。农民的素质和心理狀况决定了农村实现现代化的状态，从而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大发展。其次，乡村成镇化发展是需要由人来推动和实现的。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内现代人的数量日渐增加，则其社会改革的脚步也将日渐加快，当现代化的内涵被植入大部分国民的意识个性内的时候，现代的态度、行为、舆论就将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这将是国家实现全局发展不可或缺的根本因子。同理，当乡村中的大部分村民成为现代人，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充分的科学文化素养，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就会使村民自己来改造乡村社会的发展，村民现代的态度和行为就是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最后，人的现代化也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当前我国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其主要目的就是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只有以人的现代化作为实现乡村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农村才可实现不以遏制人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方式，在不断满足村民的物质方面的需求同时，为人的素质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英克尔斯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想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只有致力于使人民的心理、行为、态度等均同步于所有现代化形式的经济发展，并且互相合作。

二、人的现代化在乡村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现实问题

林村的城镇化建设自建国以来，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从“大跃进”、“文革”时期的大起大落，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稳步增长。这个过程虽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但还是保持了不断增长的趋势。尤其到九十年代后期，在国家整体进入城镇化战略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林村的城镇化程度实现了飞跃式地发展，变化是“富于戏剧性”的。虽然村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村民的现代化问题已经凸现，并逐渐成为阻碍发展的一大原因。

从受教育的程度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特别是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使农民在接受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上更落后。这一方面约束着农民参与市场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等方面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其发展经济的创造力和因之而来的城镇化进程。林村的村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受过良好教育的村民，占全村人口的1.5%，这是很小的比例，而且这些相比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村民，大多是接受的高职或高中水平的教育。村中经济条件好的村民一般送适龄的子女去一些职业学校，学习专门的技术，而“没想参加高考”。毕业后只需从村政府以较便宜的价格租赁场地，并装备成一个简陋的金属板结构的厂房，对于农民来说，就可以创造远高于成本的收益。其他更多的村民依靠收租或做办公勤杂等工作，这些工作较简单且不具有创造力。村中的发展主要依靠几个有远见的村干部带头，村民普遍的不具有民主、重法治、效率的现代化的观念。林村的致富很大程度依赖改革的整体趋势、政府的帮助还有地理优势等，从长远来看，这些都无法带给林村持续的发展。村民的文化素质迫切需要提高，这才是林村城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林村的社会发展已经由传统走向了现代，但是村民的思想观念存在滞后性，与迅速发展的经济并不和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能统一，不良的价值观和行为就会制约着乡村的城镇化发展脚步。

三、人的现代化在乡村城镇化建设中的实现途径

乡村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它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人的现代程度。“离开了人自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在其本质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全面促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可以从多方面着手。

教育对人的现代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提高人的品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因此，为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教育水平。农村教育要加快发展，急需解决经费问题。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的力度单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政府的行政力来筹措教育经费。帮助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建学校、培训教师、改善办学条件，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其次，培养现代意识，促进村民思想的解放。相对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观念的发展速度要慢得多。因此，在城镇化建设中，使乡村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同时，需要通过培养农民的现代意识，促进村民的思想解放，以实现人的现代化。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第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科学的理论和现代知识。促进广大农民破除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树立与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 第二，以贴近农民生活的方式，传播现代化的思想和文化。大众传媒是可以渗透到村民生活，使村民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形式，以耳濡目染的方式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是一种可以有效利用的促进人的现代性的途径。

参考文献：

[1][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 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8.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3][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M].曹中德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