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由之路（精选8篇）
市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有关市场与政府该如何分工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危机使自由市场经济面临更多质疑，弊端在危机中放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而从更深层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来考量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从而清晰地看到整个“森林”呢？陈志武教授在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以后，国内外都在对市场经济、对商业或者说对商业文明，进行一些反思。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给我们新机会去重新认识人类，认识不同社会安排的优劣，进行价值判断，也给我们以机会再次审视中国以及其他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大家对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主张，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包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次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一群动物，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时一刻的事情和经历所迷惑，把过去更长时间的经历、从更长历史中得出的更加经久不息的一般道理给忘记掉。
比如，关于市场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纪30年代有个两大阵营的讨论，那时期自由市场国家处于高度经济危机中，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所以，讨论来讨论去，不管哪种安排在逻辑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励上更与人性自洽，那种实际业绩上的差异——尽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时间的业绩比较——让当时的世界普遍认为基于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苏联模式更优，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于是，在那种基于一时冲动性的结论之下，二战之后，从东欧到亚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欧、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或者说政府管制经济、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全面亏损，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亏损，逼着人们反思政府经营经济、管制经济的模式。那些亏损和反思为后来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私有化、重新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这就有了1978年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80年后美国里根、英国撒契尔夫人的私有化，后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私有化等等，对二战之后的国有化和经济行政化进行逆转。当然，这次危机冲击后，人们又看到了中国与私有市场经济的差别表现，所以，人们就问：是不是又要对过去30年的经济“去行政化”、对“市场化”改革进行逆转，要“再行政化”、“再国有化”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避免重犯二战结束后所犯的判断错误，不要又因为一时一刻的短期经历得出一般性结论。“花别人的钱不心痛，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委托代理问题出现并存在的基本人性条件。那么，如果本次金融危机或者任何市场危机都源自委托代理链条所必然带来的利益扭曲的话，由政府代替市场不可能消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为政府权力体系所含带的委托代理链比市场主体——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解决现代市场交易链条太长所带来的危机的办法，不是由政府更多取代市场，因为包括民主法治的美国，针对政府权力体系所包含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规制机制，都还远不如规制公司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来得可靠，后者毕竟还可以依赖广大市场参与者的压力来解决，更不用说在权力制衡问题还没解决好的其他国家。
不过，今天我还是希望从另一角度来解读市场经济、商业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那就是，市场的发展是如何把“人”从传统的“工具”约束、从“不自由”中解放出来的？以往，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市场化”，我们都不知不觉地从“相对于政府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也就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市场化等于去行政化”。相对于政府权力而言的市场化，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这里就少说。
婚姻与家的经济和非经济功能
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中，由政府权力全面管制经济毕竟历史很短，是近现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也就是，从更长人类历史看，市场化发展、商业文明首先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制约个人自由、压制人性的传统社会体系而言的。这是因为在现代政府权力、在现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之前，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权力又非市场的社团组织来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会、寺庙、社邑、社团等等。商业发展使市场成熟之后，市场不仅取代了传统社团体系，更好地实现了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而且同时把人给解放出来。换言之，我们应该从更深层人类文明进程角度来思考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
就以我们很熟悉的“家”作为起点吧。在黄梅戏《天仙配》中，其经典对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一首男女对唱情歌。该歌流行几十年，受到广泛欢迎，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的最高境界。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人最向往的 “婚姻”、“家”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对任何人的一生，没有东西比婚姻、家庭更重要，更影响到他的人生甜酸苦辣。像人生这么根本的基石，市场化的发达或者不发达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的？我们的核心生活内涵又是怎样受制于市场的发不发达呢？
歌一开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为后面更为实质的内容布景。接下来，“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劳动分工、经济合作的概念，家是生产单位。也即，家的第一个功能是经济生产上的互补与互助体。婚约支持下的家，使劳动分工有了信任、不违约的基础，因为虽然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进行劳动分工合作，但是不一定有保证合作能顺利的信任基础，为了强化信任，两人、两家联姻是一种方式，甚至是传统社会里最主要的方式。成家是生产意义上的结盟，借此保证彼此的劳动优势能可靠地发挥，让产量高、产出不确定性低。
下一句，“寒窖虽破能抵风雨”。从字面上理解当然是，成了家，有了房子，就能躲雨和取暖。但，更深的意思是，家是一个相互保障的保险体系，是成员之间跨越时空的风险交易体，好像一个内部金融市场。有了这样的无条件结盟互助，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是刮风还是下雨，是生病、天灾人祸还是年老，都不用怕！这种结盟增强了彼此抗拒风险、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此即家的经济风险交易功能。
“夫妻恩爱苦也甜”，这体现了家的情感交流、心理安全功能，家是一种归属，夫妻间的情感，精神上的相依相连，让双方在未来即使碰上物质与非物质的困难，也能相互安慰支持，让苦也能变成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是说，如果双方能够通过婚姻成家，使共同的产出最大化，在彼此之间互担风险，让俩人在心理与情感世界里互相关爱，那么，他们俩就能飞遍天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到哪里都不怕！
也就是说，“婚姻”、“家”的生产单位功能涉及到当下有没有足够多的物质产出，是为了今天能更好地活下去；其风险交易功能是涉及到未来的经济安全问题，通过“家”所建立的“寒窖”来保障未来；第三个功能涉及到人的精神、心灵、心理健康和安全。
那么，商业化、市场化发展对上述“家”的功能带来了什么变化？“家”在如何转型？这些转型在解放个人还是在进一步限制个人权利？
首先，我想强调，在过去30年，商业文明在中国慢慢地兴起，“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被解体。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个是公司化发展。《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的背景是农业生产，那当然是“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原始境况，一个浇水浇园，另一个耕田。那种安排下，不仅夫妻差不多每天24小时在一起，而且父母跟子女也主要在一起，吃饭、睡觉在一起，生产工作也在一起。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农业进入工厂和城市，从事非农。于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境界越来越成为历史。
当然，有人会说，即使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他们也可以开杂货店、开“夫妻店”餐馆，夫妻不是照样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吗？只是现在的商业领域越来越公司化，连锁店公司化，像国美、家乐福、沃尔玛等公司已经把许多传统杂货店挤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餐饮公司把许多“夫妻店”的空间挤掉，于是，越来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队伍。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产”从“家”的功能中剥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离开“家”，由市场胜任。
但是，这样一来，对“家”有什么影响？至少，夫妻间花在一起的时间，还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发生很大变化。前面讲到，按照“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方式，传统中国夫妻不只吃饭、睡觉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如果我们做一简单研究，对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现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量，看这个指标在怎样变化。原来没有工业化时，家作为生产单位，夫妻每天也许有20到22个小时在一起。当然，那样可能彼此烦的机会很多，但换个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觉和关系近的程度也会很高。总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难。
而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越来越多的夫妻即使想在一起也没办法。在北京，绝大多数夫妻早晨六七点起来，快快吃完早点，就你到你单位、我去我公司，然后晚上八九点才回到家里。所以，我们会发现，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特别是过去30年在快速地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家”因为工业化和公司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在淡化，生产单位意义上的“家”在解体。
这已经带来很多挑战，比如，离婚率会上升，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比以前淡。从另一方面看，“家”的生产单位性质或许没有了、少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许反而比以前深了，因为原来每天24小时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现在在一起时间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样以新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总之，工业化、公司化的发展在改变传统的婚姻和家。今天的“家”已不是我们从小长大所熟悉的“家”了。
市场不发达迫使人当交易工具
“家”作为农耕时代的简单生产单位在解体，但是，当商业规模或者商业复杂度、所需要的融资量高到一定程度时，以“家”、“家族”为基础的商业组织还会是常态，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产单位或者使其扩张，只是所从事的生产比农业、传统商业更复杂。
我们先看一组研究数据。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他们收集了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里的200个婚姻样本，并把这些婚姻分成三类：第一是政治联姻，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对象是政府官员子女；第二类是商业联姻，对象也是家族企业的子女；第三类是既没权力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样本里，33%的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有意思的是，当家族企业把子女婚姻对象的消息公布时，如果是爱情婚姻，那么股市对该家族企业的股票没有反应，而如果婚姻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那么，股价会涨不少。
很明显，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不能自由，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商业财团、政府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有联姻关系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实际上，股市也希望企业掌门人家族这样做。
为什么在泰国、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亚洲社会是否有其他选择？
答案在于市场的发达程度，更具体讲，取决于市场交易的信用环境，也即市场制度架构，还有资源机会是否平等开放。如果各行业机会对谁都平等开放，商家与官权力联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市场上陌生企业之间的交易信用不是问题，那么，商家之间就用不着通过联姻来强化他们家族企业间的信用关系。商业联姻、政治联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机制还主要依赖血缘的传统社会产物，是市场不发达的表现。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哪些行业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使用政治联姻、商业联姻。首先，范教授他们发现，需要得到政府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中，那些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联姻、商业联姻，特别是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家族企业，其子女有96%是为了商业利益去联姻，远高于政府管制比较少行业的关系婚姻频率。反过来看，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家族企业子女爱情婚姻的比例也高。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传统，通过婚姻关系把家族企业的利益保护起来，让自家财产不受政府权力的威胁，而跟实力企业家族发生联姻，可以扩大未来发展前景。婚姻因利益而发生，人成为具体的交易载体。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国，盖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业掌门人不会要求自己的女儿去为了家族利益嫁人。西方社会以前跟这里谈到的泰国和中国情况类似，但是，随着市场契约机制的深化发展、政府管制的减少，企业家子女的婚恋就被逐步解放。发展市场交易机制、减少政府管制，不仅使交易更公平、降低陌生人间的交易成本，而且决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的子女到底能否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市场化就是这么具体地把自由权利还给个人。
朋友说，为了家族的利益，牺牲掉自己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对于人一辈子的生活幸福，什么最重要、最具决定性？是婚姻，这决定你一辈子要跟谁生活、跟谁一起生子女。特别是，当婚姻是因家族利益而成时，未来几乎没有离婚的可能，你不能说“没有感情了，所以要离婚”，因为当初就不是因爱情而结婚的。
当人际交易不是在市场上而是以人格化形式发生时，人就成了工具，人的价值由其工具价值决定。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习惯。在中国，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其核心原因是接班人不好找。如果由自己的亲子接班，儿子可能靠得住，但可能没有能力，企业长不了；而如果请血缘关系外的人接管家族企业，他可以很有能力，但可能靠不住、信不过，委托代理问题可能严重。不过，“富不过三代”问题不只是中国有，其他社会也都有，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西方社会发展出了职业经理人市场，让家族企业创始人不用只在子女中找接班人、不用任人唯亲，而是通过契约关系以及相配的法治架构，到广泛社会去招聘，任人唯能。这样一来，企业创始人的子女可以凭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职业，不至于除了父亲企业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反而因父亲事业的成功而失去自由。
但是，美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还是近代的事，在其之前，其他社会也推演出过解决企业传承问题的变通办法。在日本，三井集团创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宁可要女儿也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挑选儿子”。他说，亲子尽管可靠但可能没能力，而有了女儿，他可选择女婿。接着，他改革了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方式，使儿子并不一定成为接班人，企业掌门人会在儿子和公司有能力的年轻人中间挑选一个；如果他选中的不是亲生儿子，就让女儿先嫁给被选中的年轻人，等女儿结婚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为三井家的养子，并且会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养子”掌门。
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学的Randall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战之后哪种类型公司的业绩最好？第一类公司的掌门人是企业创始人的亲子，就像中国的家族企业一样；第二类企业的掌门人是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第三类是由“女婿养子”管理的企业。研究结果是：“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业绩最好，其次是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亲子管理的公司。这些结论，或许对中国的民营家族企业有一些启示。
在今天的日本，松下集团掌门人松下正治从血缘上不是真正松下的人，三井集团从1673年到现在有好几个掌门人不是三井家族的，丰田汽车也是这样。
“女婿养子”比较好地解决了企业传承的问题，通过仪式把女婿收为养子，达到“双保险”效果，这样既靠得住，又是最有能力的。但是，当我跟女儿讲这个故事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他女儿的幸福怎么办呢？她说，这样做太残忍了，不能接受，因为女儿为了家族企业的利益而被当成工具，要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当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或者说在市场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子女会被迫做工具用，她们的幸福被牺牲掉。
今天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经济学家不满，原因是他们认为经济学者过于迷恋市场，说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当然不是万能，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只是，从上面的这些具体事例和数据，我们看到，当把注意力放到具体的人类活动和传统习俗时，方方面面的市场化细节正在把个人从各类工具用途中解放出来。所以，市场化、公司化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给人类以自由。
金融市场具体地解放个人
上面谈到，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已经在改变“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交易复杂度高因而对信用依赖度高的领域，“家”和“人”还在继续被做工具用，所以，“家”仍然是生产单位，只是其程度在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而不断下降。
接下来，我们讨论“家”的金融交易功能的变迁，重点看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如何改变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主题继续是谈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自由，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场上。
之所以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产单位，是因为生产需要投资，一投资就涉及到价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价值节省下来、投入项目，要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能有回报，这样一来就涉及到跨期信用问题：怎样让人们能放心、愿意投资呢？其他人今后违约不认账或者耍赖怎么办？所以，“企业”基于什么组建、如何组建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安排跨期价值配置、保障跨期价值配置的问题，而基于婚约和血缘的家、家族是一个古老又不允许有选择的共同体，以它为基础来实现跨期价值配置，当属自然。
实际上，围绕生产单位、企业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许多潜在的跨期价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种形式，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种，比如像养老金、保险、借贷、证券投资等等，这些没有涉及生产、实业投资，但却更单纯地围绕价值、风险的跨期交易。前者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生产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未来经济安全问题。
就以防老、养老为例，一般是人在年轻时多存钱、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赚钱后再从原来的投资中得到回报，来养老。这是非常典型的跨期价值配置需要，或者说最原始的跨期风险交易品种。前面谈到，这种跨期交易的违约风险很高，投无所报的情况极容易发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家”的风险交易功能，尤其是通过养子来防老的安排，亦即，壮年生子，钱花其身，供其长大，等自己老了，也会是儿子壮年之时，儿子的回报恰好供养老用。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人格化“养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为养老交易体系外，人类社会还发展了三种其他的交易体系，其一是基于宗教的寺庙和教会、民间社邑等；其二是我们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场，像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人寿年金；还有就是近代出现的政府养老保障体系。
每种交易体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体系，有它建立、维系和巩固交易信用的基础。前面说过，基于“家”的风险交易体系之所以比较靠得住，是因为其基础是血缘和婚姻，而血缘关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选择的，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天生的，所以，最为牢靠。更何况，通过再加以一套类似儒家“三纲五常”这样的刚性文化体系，把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按照名分等级固定下来，约束其行为规范，让你动也不能动，社会结构中没有自由流动的余地，于是，整个社会基于血缘体系的跨期价值交换，生病、养老等保障，就有相当的可靠度了，生存意义上的交易风险就不多了。
基于社团组织的跨期互助体系，也不是以明码标价的方式进行人际跨期利益交换，其建立并维系信用、保障“回报”的基础一般是某种具有凝聚力的东西，比如共同信仰、同乡、同性、共同理想。基督教教会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加上做礼拜等等有形和无形的安排，使这套体系的凝聚力极强，近两千年不衰。而教会时常给教徒提供类金融服务，比如，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允许年壮夫妇把房产、地产先前签约，承诺在夫妇都去世后财产的所有权给教会，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教会要给他们生活上、经济上的支持，从效果上，这种安排等同于现代保险公司出售的人寿年金。
在中国历史上，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组织相对不发达，有较多记载的是从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助性的社邑、红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义庄还是以血缘宗族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广东等南方地区的“自疏女”、“姑婆屋”组织，虽然跟佛教有关系，但主要还是为十几岁就选择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体系，这样，选择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几岁搬进“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劳动，此后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属于姑婆屋，供养其他年长、病残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进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来的年轻自疏女要给她们以保障。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实现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只是她们间的价值交换是跨时间的，姑婆屋就成了具体完成这种金融交换的社团机构，从本质上类似于“养子防老”、金融市场交易。但是，正因为中国以往超越血缘的社团组织总体不很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相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得过的互助体。
第三种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场，其范围是广大社会的人，交易产品明码标价，其交易组织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个参与者追求显性利润的最大化。正因为此，它的信用支持体系很难建立，失约、违约会时常发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约法治体系的支持，亦即与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种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这种安排的信用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强制力，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正因为这种交易体系的组织不是基于血缘、共同信仰或者利润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权力，所以，其腐败空间和因此带给社会的交易成本也会很高。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宗教的社团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社团组织，可以依赖政府权力，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场的安排所带来的是商业文明、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权力的人际跨期价值配置体系培养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个人权利的权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基于教会的跨期利益交换体系会压制个人自由，压制个人信仰的选择权利。
很多人说，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实现今天金融市场所能做的经济安全保障，为什么还要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通过“养子防老”人格化安排达到经济安全，这种互助体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压制个人自由、把人当工具而不完全当人的风俗和规范，必然要牺牲人的尊严。
例如，休妻。在中国，今天已经没有合法休妻了，但是，至少从汉朝开始，以七条理由之一就可以合法地把妻子休掉，这对女士来说非常不公平。
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条就是不能生子。为什么呢？“养子防老”是依靠儿子来实现未来经济安全，妻子必须要能生儿子，否则整个家里长辈未来的安全就无保障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儿子。二是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七条理由中，有五条跟“养子防老”有关。
比如，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强，那么，丈夫怎么纳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只能依赖子女来养老、避险，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儿；或者即使能生儿子，也只能生一个或者两个，在过去的社会里婴儿死亡率高，生一两个儿子还是不够安全。所以，就有了休妻的法律和传统。
一夫多妻制在人类历史上被绝大多数社会所采用，或许道理也在这里，因为金融市场只是到近代西方才发展起来。我最近看到一份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是基于对今天还在地球上的849个不同社会的调查，这里各社会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他们发现，其中，708个社会今天还是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有137个，这里面包括中国，只有4个社会正好反过来，是一妻多夫。
这种研究发现不奇怪，实际上，在一百年前，执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可能不到100个。在相配的金融市场没跟上、也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当基于宗教的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体系也不是非常广泛的时候，即使从愿望上要终结一夫多妻制，也很难，因为今天终结了，明天可能还要恢复。
那么，一夫多妻制首先在哪里开始终结的呢？最早以一夫一妻约束社会的是古罗马。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前，其教徒可以一夫多妻。后来，罗马帝国康斯坦丁皇帝就任后，于公元4世纪接受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并使罗马城变成基督教世界的首府。随着基督教的罗马化，古罗马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也慢慢成为基督教的官方主张。罗马教皇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要求在西欧各地的基督教徒不要娶很多妻子，要争守一夫一妻制。到公元6世纪，基督教世界基本上只容许一夫一妻。当然，在今天美国，一些地方因为摩曼教还允许一夫多妻，主要是摩曼教认为原来在 《旧约全书》里并没有说只能一夫一妻，旧版《圣经》包括一个男的娶多个妻子的故事。他们认为，之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社会只允许一夫一妻，主要是因为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罗马化了，他们认为这改变了基督教的初衷。
但是，退一步讲，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接受并推广一夫一妻制后，实际上使西方社会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族越来越不旺，这变相逼着西方人不能只靠血缘家族达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赖教会这个人际互助体系，这当然促进了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没儿子的概率会上升，靠养子防老会日益不安。虽然人们可以依赖教会提供的经济和精神上的互助，但是，到一定时候，人们还是会发现这不够。这也恰恰是为什么金融市场必然要在基督教世界里发展起来，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一夫一妻制，西方家庭逐渐缩小，教会提供的经济安全还是不够高。所以，现代金融在13世纪出现在西欧，或许不是巧合。
一夫多妻在中国真正结束是20世纪50年代。跟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一夫多妻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如果大家都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规避身老病残的经济风险，那你必须容许人们娶多个妻子，纳多个妾，让他们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多个妻子可以生多个儿子，未来的经济风险就小了，多子多福。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名人中，郑成功有8个妻妾，胡雪岩妾36个，张作霖妻妾6个，李鸿章4个。
以前，我们总喜欢用“旧社会”来形容、解释过去社会的现象，但是，每一种过去的风俗和习惯都有它的内在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有“典妻”、“租妻”的传统？前面说到，“养子防老”体系下，一夫多妻制是一种必然结果。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钱娶多个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买卖的交易市场。我们看到，之所以有这些历史传统和风俗，原来是因为过去的商业文明不发达，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存在或不发达。
过去的人值几个钱？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它本身就隐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设。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会里，人的买卖交易是正常的事。王跃生教授有一本著作 《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我非常喜欢，其中有四张表，反映从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间，四种不同的女子的交易价格，童养媳、初婚少女、再嫁寡妇、被卖掉的妻子。那十年间，童养媳的平均交易价是10两银子，初婚女子是12两银子，寡妇再嫁是13到15两，妻子被卖掉的平均价最高，是21.58两银子。
为什么寡妇被卖掉时反而比15到20岁左右的初婚少女的价格更高？卖妻的价格相当于初婚女子的价格两倍，这两倍价差从某种意义上是反映情感的溢价。在妻子被卖时，决定价格的是婆婆和丈夫，如果丈夫和婆婆对这个妻子有感情，可能不太会把妻子卖掉。所以，丈夫和婆婆在卖妻时，肯定以最高价格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对于被卖掉的妻子和被卖掉的寡妇来说，买方付价越高对她自己更不利，因为被买过去后，做对方的妻子或妾会更苦，未来的丈夫出的价越高，他今后用得会更狠。当父母让女儿嫁出去时，彩礼谈判过程中因为感情的因素，价格最大化不一定是目标，因为亲生父母可能会觉得，如果要的彩礼太高，女儿嫁过去后的日子会很难过。寡妇被卖掉时，谈判的往往是婆婆和死去的丈夫的兄弟，他们也会把价格谈得很狠。
用子女作为交易工具以实现安全，不仅会把人变成商品，也必然给人口带来膨胀的压力。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发达，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来规避身老病残下的经济安全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就会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场不发达的穷国人口总在不断增长，而市场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负增长。
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中国的“家”正在转型，其“生产单位”功能尽管还不低，但正在下降；其风险交易、跨期价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场取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化发展，商业文明正在中国社会落地、扎根，而在商业文明架构下，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在淡出，可以由市场完成的人际利益交换，就留给市场去做，市场在取代“家”的许多传统经济功能，但是，中国婚姻和“家”的定位正在往感情功能集中。
换言之，在以前，结婚不是或者不全是爱情的结果，而更是利益的交换，是一种经济交易，因为在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难有别的选择。但是，随着各类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用不着为了身老病残的安全保障而去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因为这些经济需要越来越通过市场就能解决好！
回头看当初的五四运动，年轻知识分子呼吁自由解放。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学经济学的，更没有了解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是实现他们要追求的理想的基础。他们更多从价值观念、从文化愿望角度，表达了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呼唤，并没有充分认识实现这些愿望的经济制度基础。
从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看到，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替代传统的家庭，帮助人们实现人际间的风险交易、保障未来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为风险交易体系的传统安排就不可能被放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即使今天“打倒孔家店”，明天还要“重建孔家店”。从长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让GDP增长更快、使资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贡献是，市场经济把个人从工具中解放出来，让个人更有权利和尊严。
所以，尽管今天的环境好像对市场、对金融不利，但是，从更深层面来理解，我们会发现，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暂的。历史上这样的争论反思多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商业文明、公司化、市场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许多学者指责经济学人，说经济学者只顾市场、只顾经济增长，而不在乎人文价值。我觉得我们恰恰太在乎人文价值，反而感到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经济。
如果离开市场经济，不管你靠儒家“三纲五常”体系，还是靠计划经济、国有经济，还是以宗教教会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都要求你牺牲个人、让出你的自由空间，或是服从政治领导，或是服从宗教领导，或是服从于“三纲五常”之下的家权威，这些都是通向个人不自由之路。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是个人自由选择，不是威权压力下的被迫接受，所以，通过市场实现互通有无的安排，个人所要做出的权利牺牲是最少的。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看“理性”一词, 其内涵具有多维度的特征.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理性与知识、逻辑相关, 合乎自然和人性的理想, 是较高级别的认知、判断与推理过程, 从而个体能够综合整合、利用信息从而控制自身的行为.事实上, 西方习惯于将理性归为道德的范畴.现代, 人们则常常把“共通感称作理性, 它在内心和自我中展开, 它只有当内心躲开所有现实和‘感性’, 只留下自我时, 才会产生”.理性和感性是相互对立的.当个体的理性战胜感性时, 其思想和行为往往是积极、正确而又符合伦理道德的, 即个体更倾向于考虑普遍法则的限制.
“自由总是什么主体的自由, 从脱离什么障碍中获得自由, 从而能做或不能做和能成为或能不成为什么.这是一种三维的关系.”自由具有情境性, 不能单独存在, 而柏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确实如此, 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阿克顿指出, “人们给自由所下的定义多种多样———这表明:在对自由的认识上, 无论是在热爱自由的人们当中, 还是在厌恶自由的人们之中, 持有相同理念的人微乎其微.”无论是怎样定义自由的内涵, 都必须涉及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在教育领域探讨自由的意义, 指的是“教育权力施于受教育者个体及其限度问题”.
恩格斯提出:“如果不谈谈所谓自由意志, 人的责任, 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 就不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的问题.”责任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承担职责, 为他人服务, 维系关系网络的和谐;其二, 对自己言行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责任行为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在自主性的前提下, 个体理性地权衡价值的整体态势, 从而采取负责任的行为.此过程的本质是善良、自由而又理智的.但是, 只有在责任的基础上才能衍生出自由, 而自由又是不断强化责任的过程.综上所述, 理性、自由和责任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在社会环境中, 理性、自由、责任是维系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关键所在.具体到教育领域, “关系”衍生为“组织”.同样, 唯有在理性指导下, 个体主动承担责任, 才能拥有一定的自由.
二、以现代社会的视角透析责任教育
在情感迷失、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 学校教育单纯强调学科的工具性价值, 忽视学生人格的培养.因此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指引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 现代教育中责任意识的培养
新时期的教育是探索未知、进行主动创造的教育, 以挣脱条条框框的束缚,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的批判精神.教授涂艳国在其著作《走向自由———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研究》中, 对教育的基本特征 (第二种含义) 这样界定:“解放学生时空;师生平等合作;学生自主选择;自由与纪律、责任是辩证统一.”自由与责任是统一的.责任意识的培养是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洛克的政治思想中, 实质上就明确表明了他的观点, 即强调由权力衍生而出的自由及其自由所囊括的责任.确实如此, 教育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将符合自然和规律的本源性规则赋予空白的自我, 在理性和良好习惯的指引下, 行使并维护自身的权利, 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自主性发展.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学生而言,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共同体中度过.“责任教育是根据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 为使主体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养成基本的责任品格而对其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实施教育引导活动, 使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教会学生尊重他人, 对事物持有负责任的态度, 即积极进行思考, 对现状进行批判.其次, 责任教育所蕴含的是一种价值, 是自主意识、批判精神等, 而非效率.当今一些学校在发展的过程中, 急于求成, 为提高自身影响力而狠抓学生学习成绩的培养, 忽视价值观和责任意识的培养, 这样所培养出的人是千篇一律的, 是不完整的.
(二) 责任教育是实现个体自由的必经之路
责任教育已经成为主流的教育理念之一.责任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五千年历史文化发展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孟子·公孙丑下》中“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也”;顾炎武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责任感的表现, 关注国家兴亡, 也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 同时, 在承担责任中能够获得成就感.从国际的视野看, 责任教育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例如, 197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学会生存》中, 主题是“学会关心”, 呼吁21世纪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在社会生活中塑造道德关怀和道德责任;在美国的课程安排中, “尊重和责任”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教育的过程必须遵循个体的“自然生长力”和“内趋力”, 同时不可忽略环境和社会因素.一般情况下, 个体的成长环境是在共同体中, 因此唯有培养个体的责任意识才能保证共同体成员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责任是自由行为的必要性.”康德的责任观是基于理性, 前提是自然法则和规律, 根本目的是实现自由.现实生活中的责任教育植根于社会生活, 是一种终身教育, 为个体实现自身意愿、探索未知创设空间, 同时保障个体进行批判和实践的自由.
(三) 现代社会生态伦理的要求
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正确的生态观已然成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在教育领域, 生态伦理的重点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上, 包括促进人们彼此之间形成和谐互助、平等共享、互动双赢的关系.因此, 培养个体责任意识是社会生态伦理的要求.生态伦理实质上是一种伦理规则, 基于生态理论, 以生态学的方法促使人们形成“自律性”的伦理意识.责任意识也是一种关系层面上的协同方式, 成功的教育能够引导个体进行“内省式的体验”“吾日三省吾身”.在生活共同体的范围内, 成员对共同体本身心怀尊敬, 其行为受到“内心自律能力”的有效制约, 成员地位平等, 彼此之间坦诚相待、互助共生.生活共同体从而上升为“情感共同体”, 个体的责任意识成为主流价值观.以“责任形态”展示出来的生态伦理是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 具体到个体实则是一种生存智慧, 能够有效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责任教育的作用
(一) 培养个体的理性化思考能力
一般情况下, 公共领域具有普遍的规则性.但是, 规则并不能告诉个体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下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所以, 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 由于利益的驱使和欲望的引诱, 个体甚至放弃对德性和善的追求.事实上, 责任感的主要表现是, 个体能够理性地行动, 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 即所谓自由.”责任感促使个体理性地思考问题, 对事物进行批判并获得自由.他们的思考是基于行动、生活与世界的, 而不是简单地服从规则和规范.教育的最终目标便是培养出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的独立个体, 且能够根据真实情境理性思考并做出正确的判断.人在本质上就是理性的存在.康德说:“我们终究被赋予了理性, 作为实践能力, 亦即作为一种能够给予意志以影响的能力, 所以它的真正使命, 并不是去产生完成其他意图的工具, 而是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通过教育手段使个体形成较高的责任意识, 并成为一种潜在的、本质的、稳定的品格和心理素质, 从而促进学生在“自发、自觉”的状态, 运用理性思维进行实践.
(二) 个体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
个体自发而形成的善意的责任行为具有道德价值.黑格尔认为, 道德就是尽职尽责, 积极履行义务.因此, “责任行为”和“道德伦理”是共通、互融的, 提升学生责任意识的过程就是塑造道德品格的过程.教育共同体作为公共空间, 是一种生活方式;教育作为促使人们完善的主要手段,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 拥有责任感的个体倾向于与他人联合, 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自身的“行动精神”.一方面, 个体通过共同行动展示德性, 寻求自由, 开拓公共空间;另一方面, 个体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而这正是塑造个体责任意识的过程.所以, 德育的重心在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责任感的强化必定能够促进个体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史蒂文·赖斯是美国雅伦布州立俄亥俄大学的教授, 他从人类心理学的视角探析支配人类行为的愿望.其中, “荣誉愿望, 即希望遵照某种行为准则;公民身份, 即对公益服务的要求.”很明显, 这两种愿望都与责任意识有着明显的关联, 而责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的是一个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其次, 学生是自由人, 他们对自身的生活和学习拥有支配权.作为独立的个体, 他们根据自身对规律的理解和认同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 他们由于责任感的驱使选择符合伦理规范的事物.康德将“理解和认同”的过程称之为“尊重”.尊重是伦理道德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可以保证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自由.教育通常以培养高贵德性为目标, 即个体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过去, 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教育学说, 他提倡遵守法律规定, 保障自身权利;而当今社会, 强调给予自由人以自我教育的机会, 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共享与互相关心.随着社会发展, 通过责任感促进伦理道德的塑造要求愈来愈强烈.
(三) 个体自主性意识的增强
培养学生责任意识的前提是从根本上明晰学生的本质特征.众所周知, 学生是社会生活中的成员———人.人的英文单词是person, 该词来自于希腊语persona, 当名词时指的是宗教仪式中的面具, 当动词时意味着发出声音.纵然戴着面具, 隐藏在后面的是长相各异的面孔;发出声音则意味着个体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见解.总之, 独特性和差异性是人的本质特征.教育必须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性.事实上在早期, 人的个性是与人的德性紧密相连的.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 “个性”是“主体性”的同义词.和德性一样, 主体性只有在公共空间中才能得到呈现.同样, 处于公共领域的个体必须遵循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准则,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和创造性, 与他人共享资源、关心并爱护他人, 从而与之建立互惠的合作关系.“只要他仍然是健全人, 他就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哪怕仅仅是履行某种功能.”大部分在自主性意识方面表现突出的个体都拥有较强的责任感, 他们往往通过自身行为释放内心的激情, 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遇到的事物, 最终独立地解决问题.
摘要：理性、自由与责任是紧密相连的概念.学校教育非常重视学生伦理道德水平的培养.从当今社会发展趋势可以看出, 责任意识的培养对于个体适应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是实现个体自由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生态伦理的要求.在教育领域中, 对学生进行责任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首先, 责任教育能够促进学生的理性化思考能力提高;其次, 能提升学生的伦理道德水平;最后, 能够促进学生自主性意识的增强.
关键词：责任教育,自由,伦理道德,理性,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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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短的一头曲发，金色，有些散乱，掩面低首时侧面的轮廓也是妩媚如斯，甚至让人想起年轻时的玛丽莲梦露，不年轻也不算老，操起吉他那年她已经23岁，不是那种技术型的器乐高手，但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内心气和懒散味道听来却是无比的熨贴。
当然，也不是那种一开始听到声音就让人惊艳其鬼魅的嗓子，无论是音色还是音域，莉齐·威斯特都算不上出类拔萃，没有刻意在录音室里掩盖掉自己嗓音的缺陷，轻快，松弛，转承启合时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到她吞吐的气息，一些慵懒，一些漫不经心，自在如清爽的天气里穿上一件洁净的旧衣裳。
这是一个挖掘生活根源的始终在路上的歌者，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流浪的旅途中，这让人想起从粤北小镇漂流到中国美术馆前抱着吉他卖唱的杨一，而实际上莉齐·威斯特的这张《神圣之路：自由之歌》也和杨一自己灌制的没有进入正规发行渠道的CD一样，最早的时候只在那些风餐露宿的巡演路上出售，唱到那里卖到那里，直到几年后终于获得华纳公司的一个短期合约，才正式发行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加了几首新歌的加强版专辑。
无论是诗歌还是音乐都应该是来自内心的吟唱，莉齐·威斯特用她的这张《神圣之路：自由之歌》给了这个命题一个统一的阐述。
《哭泣时刻》中一个口琴的滑音让我们的思绪和她一同流浪到天高云淡的乡野边缘，随着节奏漫步其间。“医生”中的打击乐让这张唱片在整体的表现力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而《开始流浪》中原声器乐的激情飞扬则充分证明了这个女子在音乐上的天赋其才。《祈祷》让人相信即使莉齐·威斯特把下一张专辑做成纯粹的Trip-Hop我们也无需有丝毫的奇怪，是诗性里的迷幻，一篇莫可名状的墓志铭。《詹妮》的电声与管弦乐编曲则见证了一个行走的民谣歌者在音乐上的可能性。《神圣之路》是一个有生命深度的人才能唱出的悠远之声，莉齐·威斯特在唱片的最后把我们拉向现实，直面心灵。
实际在上这张专辑中，布鲁斯、民谣、乡村摇滚、爵士、trip-hop等等的痕迹你都能找到，进而能在最后几首作品中能听到福音合唱，然而音乐元素的丰富并掩盖不了莉齐·威斯特本质追求的那种朴素与简单，即使是面对无法回避的忧伤，也不忘记镀上一层抒情的亮色。
她写日常生活，同时谁都可以看出她正在为远离它而努力。没有逼问，不是爆发，从始至终都是宽容而坦诚的。
莉齐·威斯特的歌唱是一种既不太严峻又不太柔弱的洒脱。悲苦的情歌喟叹不见踪影，咬牙切齿的决绝之音听多了让人疲惫。赶路者的脚步不会为谁停下，爱极了《某一天》的MV，广袤草原上高高的风车，满眼翠色，一转瞬便是绿荫小径，发丝飞扬，敞蓬车里传来的歌声渐行渐远：Sometime，I will see you sometime ，Good-bye！I am leaving now……
唱片：《Holy Road: Freedom Songs》
艺人：莉齐·威斯特
发行公司：华纳兄弟
低估值+定投指数基金是钉大一直研究和推荐的投资方式，适合像我这样的普通人，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各类基金和特点，通过各种案例和他自己的经验带告诉我们该如何制定计划，配置家庭资产投资，是一本干货满满特别适合新手的书籍。
年假期间，断断续续看完后，又一边翻看一边做笔记，先生看我的笔记说你是在抄书吗?我不想跟他辩解，我试了很多方法，我本身看书比较慢，之前对这类书籍更是看不下去，我想办法怎么才能让自己加深印象，慢慢渗透这些理论，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方式，何况现在是刚入门，如果这些理论不知道，那后面该如何继续呢?
我没有理他，继续我自己的方式，一直贯彻实践中慢慢修缮的思路。
结合书中内容，我准备按照钉大的方法做一个定投计划表，首先我得清楚自己家庭的收支情况，说实话，之前我从来都是不管家庭账本的，我跟先生默认划分，他还房贷我管生活费，小孩的学费培训费轮流出，没钱的时候互相给，这几年一直这样过来也没管。
最近在读的是博多费舍尔写的《财务自由之路，7年内赚到你的第一个1000万》。过去看到这种标题党的书，会习惯性的反感，但事实上如果连7年内赚到1000万的勇气都没有，那肯定不会赚到1000万的。这本书中有个关键词是信仰，信仰才能更好的指导行动。
第八章储蓄——支付自己：既花钱又存钱的人，是最满足的人，因为他享受到了两者的乐趣。
1、会下金蛋的鹅
作者讲如何储蓄，在这个章节的开始分享了“会下金蛋的鹅”的经典故事。
一个农夫在农舍里养了一只鹅，有一天起来，发现农舍里多了一个金蛋，起初还不相信，拿给金匠鉴定确实是金蛋。他太兴奋了，第二天又早早起床来到这个鹅的窝旁边，结果发现又下了一只金蛋，第三天，第四天还是每天下一个金蛋，就这样他每天都来这里等鹅下金蛋，然后把金蛋卖掉，他很快就富有了。
由于农夫是个贪得无厌的人，欲望在膨胀，不满足金蛋的速度，觉得每天才下一个金蛋才少了，就把鹅杀了，看看肚子里能不能掏出更多的金蛋来。结果一刀下去，把鹅杀死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金蛋可以拿了，很快又重新陷入了贫穷。
故事的目的告诉我们不要杀死你的鹅。要想每天有金蛋，就得会下蛋的鹅。这个下蛋的鹅代表的是本金，资本，也就是你的钱。金蛋就是钱生出来的利息，代表资本利得。
本金的来源就是储蓄，而且这个鹅是不可以轻易杀死，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永远不断的收益。如果你也想过富裕的生活，要想拥有财富，必须尽快的养一只能下金蛋的鹅出来，也就是开始储蓄。
2、储蓄的错误想法
对于储蓄，作者先行剖析我们对于储蓄的常见错误想法。
“等我挣到足够的钱，一切都会好转起来”，所以不愿意存钱，认为未来会越来越好，没必要现在去存钱，等我们有钱了就会养成储蓄的习惯。现在还没开始储蓄只是因为收入少。作者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在收入增加的时候也未必会养成储蓄的习惯，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你的需求往往总是与你拥有的一样多。如果没有刻意储蓄的习惯，就会赚多少花多少，甚至依然月光。其实存钱是一种习惯，如果你现在存不下钱，未来也一定存不下来。现在欠一屁股债，未来你的.负债只能更多。
3、开始储蓄
如何开始储蓄，作者的建议很简单。应该先改变观念，学会支付自己。我们总是付钱给别人，买肉的时候付钱给肉铺老板，理发的时候付钱给理发师，贷款时付钱给银行。储蓄的意思就是付钱给自己，而且应该是先付钱给自己。
先从10%做起，每月先把自己到手收入的10%，放到一个全新的储蓄账户上，可以是货币基金可以是债券，这就相当于你支付给自己的钱，而剩下的90%再用于其他的消费支出。这个数量的资金并不会对平常的收入有太多的影响。
当然作者的意思应该是纯收入，如果还有负债的话，参考5050法则。然后千万不要动用这10%的存款，这就是你的鹅，是用来下金蛋的，而不是用来吃的。
储蓄先从10%开始，刚储蓄的时候，15%或者20%可能会影响平时的生活，而且收入低微的时候，储蓄反而更容易一点。1000元存10%和15000存10%，存下100元比存下1500元容易一点，总量越大，相同百分比的数额就越大。
储蓄的时间要选在月初，对于工薪一族，就是刚发工资的时候。大家对于储蓄的概念还停留在收入减去消费的差额部分进行储蓄，这样就相当于把储蓄的优先级放在最后，一般都很难坚持。
尽管现在收入很低，储蓄的比例也很低，勿以善小而不为，先养成储蓄的习惯很重要，一旦你开始了储蓄，哪怕只有10%，你就已经走上了财务自由之路。
有人会问，如果只储蓄10%，那似乎也没多少钱。这只是开始的做法，随着收入的慢慢增加，以及对储蓄的适应，可以增加到20%，30%甚至50%。
一个人总会碰到加薪或者跳槽涨工资或者个体户自己给自己加工资的情况，作者说很简单，由于你已经适应了当前收入的生活方式，还没习惯新增收入的生活，这个时候要调整自己的储蓄比例，除了原先的10%，应该把增加的部分50%用于储蓄，50%可以改善你的生活，慢慢的习惯只有50%的加薪，另外50%转入鹅的账户。这样无论你从多少开始储蓄，随着你的收入不断增长，你的储蓄份额都会无限趋近于50%。作者的导师就比较狠，一上来就要求对方直接储蓄50%。
投资也要看运气
像上图中，左侧的活动更注重技能，右侧的活动更注重运气。投资是靠右端的，也就是运气的权重比较高。
在投资运气权重比较高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你啥也不懂盈利了，你学了好些投资课程反而被割韭菜了。这里要特别警惕，媒体报道的炒币暴富，可能和当事人说的各种策略完全无关，仅仅运气。
投资天生带有风险
在认识到运气权重较高后，就容易理解投资的首要目的为啥是避险了。未来充满未知，一旦有未知存在，就有风险存在。然后就涉及如何判断风险高低。
在学过一点概率的人中，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认为“风险的概率决定风险的大小”。可事实上，衡量风险的首要因素不是风险的概率。
衡量风险大小的决定性因素是赌资的大小。
风险的大小和你的抗风险能力相关，就像感冒对成年人不算风险，很容易扛过来，对婴儿则风险相对大。
拿自己的“闲钱”投资，即使亏损了也不影响生活。根据你的抗风险能力，决定你能出多少“闲钱”投资。
有了闲钱，不可能梭哈完事，这部分“闲钱”，即可以投资的钱又该如何分配。
书中通过”凯利判据”(Kelly Criterion)说明，永远不要压上全部。近一步的扩展，如果你胜算不高，所有可投资金额的20%可能已经算“压上全部了”(这个比例我随意说的)。
举个例子说明，你有4%的概率亏钱，假设100次里面，前4次都亏钱，后96次赢钱。如果你第一次投入所有钱亏了，就没后99次什么事了。
提高胜算，降低风险
采用定投策略，相当于确定地“捕捉”了一段时间里的均价，也变相的分摊了风险。
熊市定投，牛市定卖。(这条不是书中的，来自张三九，很适合这里)
投资的知识，几乎只能从实战中获得
投资的知识、经验、智慧，几乎只能从实战中获得，书上写的、牛人讲的都跟你没关系―那些东西不仅要在你骨子里生根、发芽且不夭折，还要等上很久，才会茁长甚至茂盛地生长。
1 四次逃跑,寻找家园之根
昆塔·肯特被白人奴隶贩子掳掠去美洲之前,一直生活在西非冈比亚的嘉福村。那里的田园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人们载歌载舞,祈祷丰收,在篝火旁进行长老议事会,在森林中举行男子成年典礼...这是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小说对晨雾荡漾的肯必·波隆河面上独木舟的描写以及对河岸边狒狒、野猪,林中百鸟惟妙惟肖的描绘,充分说明了这是一个宁静、美丽的家园。但是这美好的一切都被白人人贩子的到来打破了。昆塔·肯特在海边被人贩子掳走了,从此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己的根。
昆塔被贩卖到美洲成为奴隶后,时刻寻找机会逃跑,寻找他的家园,寻求自由。昆塔先后四次尝试逃跑,但每次都被抓了回来,奴隶主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肉体折磨,以此来磨灭他的意志,并且对其他黑奴以儆效尤。第一次逃跑被抓回来之后,昆塔被吊在树上,奴隶主用鞭子抽他,直到他昏死过去[2]。第二次被抓回来后,奴隶主把他的双手绑起来,吊在树上,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他;并且严密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动辄就是辱骂、鞭打。第三次他被扯光了衣服,赤裸上身,跪在冰天雪地中接受鞭刑。奴隶主把他抽得皮开肉绽,昏倒在雪地上。第四次的惩戒最为残酷:奴隶主砍去了他的右脚板。虽然四次逃跑都以失败告终,可是,肯特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暴力的方式出逃,也没有想过要伤害他人,尽管他有个这样的机会。
2 传承“家族之根”的观念,寻找文化之根
被贩卖到美洲后,昆塔面临着黑白两种文明的碰撞以及白人文明的冲击和侵蚀。例如:黑奴必须学会讲英语,在被驯服之前,奴隶主不会松开脚链。昆塔开始反抗,拒绝白人文明的一切:拒绝讲英语(事实上,他很快就听懂了部分英语)、拒绝白人给他起的名字,拒绝吃猪肉,拒绝与黑人交流,时刻寻找机会逃跑,寻找他的家园。“家族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命运,家往往是文化象征。找‘家’就是在寻找文化的根”[3]。
昆塔失去了右脚板,不能逃跑,没有机会回到非洲了,只能在梦中回忆故乡的一切。他渴望用非洲的方式与他人交流,为此,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听一句曼丁喀语,或者其他的非洲语言”[2]。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使用本民族语言,就是在传承本民族文化;对于昆塔而言,使用非洲语言交流,就是在传承“家族之根”,寻找文化之根。
而奴隶主则通过多种方式,切断奴隶的精神、文化之根。首先,奴隶主从肉体上驯化黑奴,并且剥夺了奴隶接受教育的权利。奴隶不能识字,不能接受教育,让他们处于蒙昧,不能进行复杂思考。在美洲,识字的黑奴结局悲惨,所以,蓓尔不敢告诉丈夫-昆塔她识字的真相;后来,蓓尔又极力阻止女儿济茜认字。同时,奴隶主斩断他们的文化之根[4],抑制文化差异,制造混杂性文化,导致整个奴隶群体文化身份异化[5]::奴隶不能使用原先的语言,不能沿袭本族的风俗,失去了文化身份。奴隶被迫接受白人文化,使用白人的认知模式,使他们在文化上异化。所以,当奴隶主发现昆塔在计算自己的年龄(按月把一颗石头放进葫芦里)后,立即对他进行了警告。此外,奴隶主还通过买卖奴隶,打破家庭的稳定性,消灭黑人文化传统。骑墙于黑白两种文明之间的黑奴们在内心深处产生了深深的异化感。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现代“外乡人”[5]。身份的不稳定以及文化上的漂泊感使得非裔美国人在情感上无法斩断与非洲故土的联系,他们渴望精神的回归和身份的确认。
以昆塔为代表的黑奴们冒着生命危险,默默地守护着非洲文化,坚守自己的根。每天清晨,肯特遥望家乡,偷偷地向故乡的阿拉神做早祷。女儿出生后,他坚持按照非洲部落的习俗给她举行出生仪式和命名仪式。对于生活在美洲的非洲黑人而言,命名权是文化、精神身份的主张和诉求,是对白人话语权的反抗。正因如此,昆塔在女儿济茜刚懂事时就给她讲述了故乡非洲的一切,并教她简单的土语。济茜以同样的方式,把非洲的一切传给儿子乔治。乔治的妻子玛蒂塔又传给她的儿子...。如此,经过口授心传,非洲文化在黑人中代代相传,成为他们在美洲大陆的安身立命之本。文化身份的认同是获得自由的前提,获得文化身份是黑人摆脱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束缚的必要条件[6]。
不幸的是,白人推行的奴化教育以及文化异化政策使得绝大多数黑人忽视甚至仇视他们的非洲“根”。在美洲,黑奴被迫学习、使用英语,接受白人文明,逐渐被白人文明所同化,远离自己的“根”,文化身份被“异化”了。昆塔被主人任命为车夫后,感受到了白人文明的强大的冲击力和同化力量,感到自己在迷失、消沉了,甚至忘了自己是谁。
但是,昆塔的身上流淌的是纯正的非洲血液,他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他是非洲文化的代言人,他要坚守并传承非洲的传统文化。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指出:“白色崇美主义的洪流也不会漂白他的黑人灵魂”[7]。所以,昆塔用各种方式种下非洲文化之“根”的种子,让文化之根在美洲大陆上延续下去,使子孙后代能够有“根”可寻。
美国黑奴只有找到了自己的家园之根、文化之“根”,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才能够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民族对话或共处。否则,不知道自己的来历,缺乏归属感,他们永远只能是茫然的漂泊者。“我漂泊,我彷徨”,兰斯顿-休斯之语正是代表了这种心态。
3 七代人的融根之旅,扎稳现实的根
昆塔·肯特家族的六代祖先,除了第一代昆塔·肯特试图逃跑外,以后的几代人甚至都没有逃跑的念头。甚至昆塔本人,在被砍去了右脚板之后,再也没有逃跑过,并且喜欢上了这个农庄,“再也不愿意冒着逃跑时被抓或被杀的风险”[2]。济茜只是告诫儿子不要对白人父亲抱有任何幻想——这是她“反抗”白人的唯一行动。乔治为了获得白人父亲的认可,得到白人的接受,同自己的主人(兼父亲)合作斗鸡。汤姆生活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已经颁布了《解放奴隶宣言》,广大黑奴为争取自由、平等、解放,积极地参加北方军队,或者支援北方军队;而汤姆却在恭恭敬敬地为南方军队(捍卫奴隶制者)服务。从第四代直到第七代——亚历克斯·哈利,完全接受了美国社会,美国文化价值观。哈利带着昆塔·肯特家族几代人的梦想重返非洲,在创作《根》的过程中发现了家族的血脉变迁,找到了非洲的祖居地,追溯到了他的第一代祖先昆塔·肯特的来历,找到了自己的“根”。
找到了家族之根、文化之“根”,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家族之根、文化之“根”代表着美国黑人跟非洲的血缘联系和文化纽带,只是他们人种学的“根”。单纯地追求人种学上的“根”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命运的。
在谈到《根》的创作意图时,亚历克斯·哈利说:“我希望我的书能给所有的黑人一种感受,使他们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并且为此感到骄傲。我们因为缺乏归属感而觉得身为黑人是可耻的,我现在所做的是把我们的‘根’归还给所有的黑人”[9]。这段话的主旨就是:寻根,获得归属感,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如何寻根呢?亚历克斯·哈利通过《根》告诉了我们:非暴力的方式寻根。寻根的目的是什么?是生活在一个精神上的世外桃源里,还是生活在现实的矛盾、痛苦中?是推翻美国社会,还是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昆塔家族的寻根之旅给了我们答案:用非暴力的方式寻求文化之根,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及自由、平等,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亚历克斯·哈利的非暴力观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运动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寻求自由平等,争取宪法赋予所有美国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这是贯穿整个黑人民权运动的中心。从弗·道格拉斯、布克·T·华盛顿、W·E·B·杜波依斯到美国黑人最杰出的领袖马丁·路德·金,他们主张用不同的斗争方式(但没有暴力),赢得平等、自由[10]。马丁·路德·金说,“非暴力是用爱而非强制性手段去进行抵抗”,“非暴力反抗者不会在肢体上向对手进攻”,[11]。他强调指出,非暴力抵抗的本质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进行抵抗,其真正目的是运用这些手段来“唤醒对方的道德羞耻感”,并且“设法赢得对手的友谊和理解”,从而最终实现种族和解和灵魂救赎。马丁·路德·金从未怀疑过美国的建国原则和宪法精神,他认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始终认为黑人应该并且能够融入美国社会。他认为美国的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种族主义问题,主要是因为社会实践与理想原则背道而驰,并不是理想原则本身出现了问题[12]。解决这些问题只需通过改革,因此,黑人必须进行反抗,但反抗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改进和完善美国的社会制度[13]。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运动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争取到了许多美国白人的支持和帮助。
4 结语
昆塔·肯特家族的寻根之旅是一个黑人家族从试图逃跑到犹豫徘徊,并最终安身立命,融入美国社会的心理历程,表达了美国黑人寻找家园之根、文化之根,获得归属感的强烈愿望,真实地再现了非裔美国人融入美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言为心声,《根》讲述了一个美国黑人家族的历史,挖掘了一条美国黑人之根,真实地体现了作者亚历克斯·哈利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思考,触及了美国种族问题的根源。非裔美国人如何在美国生存,如何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用非暴力的方式,寻求家园、文化之根,获得归属感和平等的文化身份,追求种族自由平等,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这就是小说《根》所折射出来的种族观。今天,美国种族暴力冲突事件频发,黑人、白人矛盾加剧,重温《根》这部小说,有着特别的含义。非暴力运动不仅要求黑人用非暴力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主张,白人也应该同样树立用非暴力的观念解决涉及种族问题的事件,这应该是“非暴力”在今天的新含义。
摘要：亚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讲述了其家族七代人的历史,追溯了该家族的家园之根、文化之根。该文从三个阶段(逃跑、徘徊、融根)、三个层面(寻找家园之根、寻找文化之根、扎稳现实的根)解读昆塔·肯特家族寻根之旅,探索亚历克斯·哈利的种族观。寻求文化之根,获得文化身份的平等,用非暴力的方式寻求种族自由平等,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这就是《根》所折射出来的亚历克斯·哈利的种族观。
出 版 社：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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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方面剖析了：金融不是富人和金融从业者的专利，而与每个人的安全、自由、发展、幸福息息相关，也关乎民主体制的合理运行。而建立和维护健康的金融制度，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法治、社会诚信等的保障。树立读者金融意识，也为读者简介了股票、期权等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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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金融的逻辑1》关注的焦点是“富强”，那么，《金融的逻辑2》则把焦点集中于“自由”。面对股市动荡，政府应该救市还是不救？政府应该干预金融市场吗？为什么说《21世纪资本论》的药方开错了？为什么“货币战争”之类的阴谋论只能让我们自废武功？
陈志武教授认为：基于自由选择的人生才有幸福可言，而自由的市场与自由的金融，将会提升每个人自由选择的能力。
作者简介
陈志武，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担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及量化历史研究所所长。
精彩内容节选
现在流行“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即众创。以前中国只有国有银行，没有股票市场或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没有债券市场，对许多人来说，借债融资创业发展不可能；而即使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借贷融资了，也需要实物资产抵押，否则不可能从银行借到贷款。
如果融资的前提条件是实物资产抵押，那么富人和穷人之间，谁可以得到融资支持呢？当然是富人，或者是已经成功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金融行业还停留在以银行为主的初级状态，那显然对富人最有利，因为富人可以拿出所需要的实物资产抵押品；同样道理，这也对已经成功的企业更有利，于是造成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发展金融市场的内在要求就是减少融资的抵押要求，让那些未来前景看好，但现在没有实物资产、没有太多到手财富的“穷人”也能得到融资支持。
目录
序言 金融为什么
第一部分自由的金融逻辑
第1章市场通往自由，金融解放个人
第2章货币化与自由
第3章愈自由，愈发展
第二部分民富的金融逻辑
第4章如何走出“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第5章“赢者通吃”背后的经济金融力量
第6章21世纪的资本为何不同
第7章金融市场是克服民主制度缺陷的一种手段
第8章国债破产、财政危机或许是必要的“魔鬼”
第9章把住政府之手
第10章 制约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
第11章 经济发展要围绕着生活的幸福而展开
第12章 富政府之下，“权力”会压制“权利”
第三部分创新的金融逻辑
第13章金融监管的社会代价
第14章互联网金融到底有多新
第15章期权工具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
第16章诚信的“金融逻辑”为何在中国失灵
第17章公司不举，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第18章强化股票的“股性”，弱化其“债性”
第19章资本市场催化创新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