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笔记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笔记（精选8篇）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笔记 篇1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最令法学界兴奋和充满激情的，莫过于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从开始的法治合法性认证，到现在的法治进程与方案的初评研究，法学界对建设法治国家和建构法治秩序表现出了特有的浓重情怀，诸如中国法治的道路和模式选择、对法治本土资源（包括民间法）的关注、司法改革的探求等等，这些洞见无疑对当下中国法治里程起到了重大的理论推动作用。

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民主与法治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尤其在政治生活领域和社会精英层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尤其在立法、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它代表着中国摆脱”边缘化“而进行世界性平等对话、实现强国富民蓝图的已久欺盼和渴望。然而，冷静地观察、体验和分析难免会使我们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法治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答案似乎并不十分乐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治的“表层化”现象。

法治是在既定规则之下实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从根本上讲，它是体现自由平等和正义精神的秩序化、总体性的社会生活状态。而我们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表层化”现象。由于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往往把“依法治国”简单地等同于法治，就难免出现了“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的不良倾向。大量迅速的立法不仅存在着与现实脱节而难以实施的状况“即只是”纸面上的法律“而非”生活中的法律“），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权力扩张法律化“现象（包括部门、地方争分权力、扩张权力的一些立法）；司法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虽然警察和检察官都穿上了新制服，法官也法袍加身，但他们的职业思维、工作程式、法律操作技术等等即便不是依然故我，也是无根本性的改变；虽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上升为治国设计图，但是在一些领导者、执法司法者的思想意识中，还是把具有官本位倾向的“依法治理”等同于以自由、平等权利保障为轴心的法治，缺少权力在法律之下的观念，而社会公众也缺少限制权力和维护权利的信念等等。于是，在从“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等等的“依法治理”热潮中，出现了“治上不治下、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的“三治三不治”现象。就是说，民主和法治的呼声不断充斥于耳，而民主和法治的现实却未能映入眼帘，更难以有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很多情况下是“新瓶装旧酒”，真正的法治社会离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导致这种法治“表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只偏重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尽管这是十分必要的），而忽略了法治的运行机制及其得以生成，运行和发展变化的社会根基。许多转型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也表明，仅是简单地移植和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体系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组织原则，如果没有其得以运营的社会根基和缺少赋予这些制度与组织原则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也会变成一堆废纸或导致畸形发展。由此看来，探寻和构筑法治的社会根基就

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关键。

众所周知：中国一个有着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从封建社会结束到现在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封建思想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依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可见，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法治根基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人们法律意识发生偏离，这主要是受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是传统文化这棵大树上的一个分枝,并深深植于我国经济基础的土壤里,受到政治、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封建经济的土壤中孕育的封建文化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主张道德治国,隆礼抑法。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统治者要寻找一种与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相适应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模式和结构,这就是礼,是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是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秦汉以后,儒家学说大力宣扬三纲五常,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君权、族权、夫权父权融为一体。家庭和人类关系的伦理居于主导地位,其结果导致个人丧失独立的人格,以家族意志代替个人意志个人完全成为了附属物。可以说,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将儒家经典奉为教义,成为传统封建文化的核心学说。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崇公非私,“存天理,灭人欲”,片面追求道德价值,竭力否定和贬低个人利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千古古训舍利求义,大公无私成为国人的行为准则。传统文化将“义”和“利”严重

对立起来,反对个人拥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认为利乃罪恶之源。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严重窒息了个人的权利观念,义务本位大行其道。第三,我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万物以及以礼仪为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而实现“大一统”则要依靠国王。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是现实世界代替天统御臣民和万物的主宰。宋明理学使儒家学说更加哲理化。理学家把“天人合一”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观地讲“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这多重立体的封建思想压迫下,国人顺从统治,逃遁现实,进而追求内心的完美和自身的完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是：“礼法结合”，并且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礼是积极的规矩，“礼以劝善”；刑是消极的制裁，“刑以惩恶”。即所谓“出礼入刑”。礼是维护以尊卑、贵贱为基础的等级制度的社会伦理体系，其精神原则是“亲亲父为首”与“尊尊君为首”。礼治精神深入人心，对家尽“孝”，对国尽“忠”，成了人们行为的最高道德要求。可见，礼所强调的是特权、顺从、义务，而不是平等、自由、权利等现代法治观念。古代的“法”主要指刑，其主要作用在于镇压百姓，而不是维护权利。一般百姓会谈“法”色

变，对法充满了恐惧感，认为诉讼是“丢人”、“不光彩”的事情。惟恐避之不及，更勿论对法律的信仰。“无讼、息讼”是其目标，“和睦”、“和谐”是其向往的境界！久而久之，百姓逐渐对法律失去了认同感、依归感。他们无正义的观念，只有服从的义务。

正是以上情况的存在，使中国具有浓重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国家主义兴盛而社会权利明显阙如。在国家利益（皇权利益）至上的同质社会中，根本不存在多元利益、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利益、国家权力的分享、分割与制衡，人们的权力思维和伦理思维优于权利思维和法律思维，乡土礼俗的生活方式浓重而法理社会的生活方式式微，造成了“人治”的文化传统、思维历史惯性。这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最大障碍和法治“表层化”的深层原因。

但是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就不能只注重于制度建构、观念启蒙或本土资源挖掘，而更重要的则是应构筑法治的深层本土社会根基。这就要求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和加速社会结构转型，尤其要加速市民社会走出国家综合状态的分离、解放进程，培育进多元利益、多元群体、多元价值追求并存互竞的异质社会的形成，培育和促进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权利、经济组织权利、民间组织权利、新闻媒介权利、民主党派权利、基层自治权利、地方自治权利等等）的生长、壮大并对国家权力进行分解、分割和制衡，借此形成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社会条件与基础。在此之上，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关注中国的法治本土化因素，培养领导者、执法司法人员和全民的法律意识和信仰，从而使法治早日在中国大地生根和发展。尤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笔记 篇2

现代法律心理学的内容和研究课题主要包括：立法心理、违法心理、侦查心理、审讯心理、审判心理、证言心理、刑罚心理、被害人心理、调解心理、法制宣传心理、法律工作者的心理素质问题等方面，笔者结合以上的分类，浅谈古代中国法律思想和制度中法律心理学思想。

一、“慎刑”的立法心理思想

“慎刑”的立法心理思想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总结商亡的教训，认为“天命靡常”，与“天命”相比，民心的向背才是治国的立脚点，提出“敬天保民”的全新法律思想。周公旦在《尚书·康诰》中提出“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明德慎罚。”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周取代商就是周统治者“以德配天”的结果。所谓慎罚，就是刑罚得中，不“乱罚无罪、杀无辜”。明德是慎罚的精神主宰，慎罚是明德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化。从宣扬天罚到鼓吹明德慎罚，表现了历史条件的变化加诸于意识形态的烙印和法制文明的进步，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慎刑、恤刑的法律内容和制度。以明德慎罚取代天罚，具有更强烈的政治号召力和更广泛的社会渗透力。“明德慎罚”虽然形成于西周，但也是贯穿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慎”“恤”二字从“心”，由此看出，古人在立法上考虑到了将心理学运用到法律制度的创建当中去。

二、“以五声听狱讼”的审讯心理思想

中国古代最能体现心理学运用到法律司法实践中的思想“以五声听狱讼”。《周礼》记载有“五听”：“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1。郑玄注释说：“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察其颜色，不直则赧；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聆听，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罪犯在审讯过程中心理状态随着审讯内容的触发而剧烈变化，在语言、表情、神态等方面就会有反常表现，“五听”这种审讯方式有着良好的心理学基础。

晋代的张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以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2张斐认为，刑罚是根据“理”来观察衡量的；“理”就是求其事实的引机；“情”是由思想动机支配的。因此，他主张要追查犯罪动机。在对审判经验归纳总结基础之上，他对各种罪犯的心理特点及其表现形式作了细致的描述，并认为审案时要从犯罪情节联系犯罪者的脸色、语言及手势动作等种种表现，进行定罪量刑。这是非常精彩的心理学观察与表述。

到了唐代，这种“必先以情”的审讯审判方法已被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唐律》第十二篇《断狱律》明文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对于“必先以情”，《唐律疏议》引《狱官令》解释说：“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可见，观察被告人的心理活动，是唐律规定的重要审判程序之一。

三、“原心定罪”的审判心理思想

“原心论罪”，即依据人的主观恶性来定罪量刑，是关于审判心理的重要问题。早在奴隶制时期，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就注意对故意和过失犯罪加以区分，不追究没有犯罪动机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尚书·康诰》记载周公代表成王对康书封说：“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强调罪者是否故意，是否屡犯不改，都应该成为法律定责的考量因素。汉代董仲舒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3即对待犯罪问题，不仅要“本其事”，以犯罪行为和事实为依据，还要由此追查犯罪的心理和动机，把犯罪行为和犯罪动机结合起来。

四、“刑罚世轻世重”和“以刑去刑”的刑罚心理思想

西周法律思想奠基者周公旦很重视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指出：“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4认为滥刑必积怨于民，非常危险，违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另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帮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这说明西周的统治者已初步认识了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问题。周公旦还认识到刑罚并非单纯的惩罚，而是为了劝民从善。他说：“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5

在犯罪的原因和预防犯罪上，春秋时期管仲提出著名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主张。战国时期荀况除了其著名的“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治国思想外，还注意到了法制宣传和教育对预防犯罪的作用。他主张使“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之不可以为也。……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由 (犹) 不足以免也。”6

在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上，战国时期的墨子提出“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7魏国的李悝特别强调刑罚、奖励的及时性和适当性，他说：“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商鞅在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首先，他很重视成文法，认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8，要求做到“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9；在赏罚的运用方面，他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10，主张“刑多而赏少”11，“先刑而后赏”12，反对滥赏。对于刑罚的轻重及其心理后果，商鞅认为：“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13，认为对轻罪处轻刑容易助长犯罪，甚至可能“以刑致刑”；只有加重轻罪的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一国皆善”14，进而得出与儒家“以德去刑”相对立的“德生于刑”15以及“此吾以杀、刑之返于德，而义含于暴也”16的结论，并指出刑罚对促进社会道德的积极意义。

法家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关于刑罚心理也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首先，与商鞅不同的是，韩非主张“厚赏重罚”17，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喜利畏罪，故厚赏能“使民利之”；重罚能“使民畏之”。当然，韩非也注意到赏罚有度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他认为：“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18，即如果无功得赏，人们就都不去立功而渴望得赏，不真正出力；而滥施刑罚也会使百姓豁出去而不再畏惧刑罚。

五、禁“五过之疵”的法律工作者的心理素质

为了使审判活动顺利进行，我国古代司法要求司法人员具备一定的心理素养，如公正的道德品质、丰富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良好的注意品质等，尤其偏重司法人员公正的道德品质。

宋代包拯很重视司法人员的挑选，视之为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大事：“人之司命，而邦国安危所系，择之不可不审。”19司法人员“事权至重，责任尤剧，设非其人，则一路受弊，”只有“选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任”20方可。

明代海瑞也指出：“听讼以求民隐，情伪有万，非心胸清澈者不能照”21，即审判活动关系到“民隐”，人的心理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情伪有万”，要做到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就要求司法人员“心胸清彻”，也就是包拯所说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六、“息讼止争”的调解心理思想

中国古代“息讼止争”的调解心理思想源自先秦诸子的学说。儒家的“大同”理想、墨家的“尚同”主张、道家的“道法自然”、法家的“以刑去刑”等思想，都体现了对社会稳定、和谐的追求。孔子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诲世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一教诲在汉代以后几乎成为为官者的座右铭。“无讼”是古代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同时，儒家还大肆制造“为讼之害”的舆论。《周易·讼卦》就说：“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告诫人们：为讼不吉，应适可而止。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贯视诉讼为官吏德化不足和缺乏政绩的表现。正是由于正面对于“崇尚无讼”的宣扬，负面对于兴讼的威吓，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厌讼、贱讼”的社会心理逐步形成。“讼”成为区别一个人道德的标准，对兴讼之人从上至下，人们对其都鄙夷、痛斥并严加约束。所谓“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见因而利之”。古代中国的官府以“无讼”“息讼”为导向压制诉讼，古代中国小民百姓形成了“畏讼”“厌讼”的诉讼观念。因此，在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下，古代中国的调解制度变得很发达。

综上，尽管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并不存在法律心理学这样的学科理论，但从古人睿智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的心理学和法律早就相辅相成，互为扶持走向现代。

参考文献

【1】张晋藩, 《中国法制史》, 商务印书馆, 2010年, 北京

【2】马皑, 《法律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0年7月

【3】冯卓慧,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研究——兼与20世纪西方慎刑思想比较》, 法律科学, 2006年第2期

【4】奚玮, 吴小军, 《中国古代“五听”制度述评》,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年第2期

【5】朱永新, 艾永明, 《我国古代有关犯罪心理的见解初探》, 心理学探新, 1983年3月

【6】吴宗宪, 《当代英美法律心理学研究概况》, 心理学报, 1991年第2期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笔记 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律制度；礼治

一、早期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

中国法制史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中国古代奴隶制封建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奴隶制的夏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也是从早期刑罚制度，监狱制度的独立发展，形成中华法系这一世界法制史上最耀眼的明珠。

中国儒家思想产生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法制史的早期，也就是从夏朝到战国，体现的是古代法律制度对儒家文化形成的影响，尤为显著的是在西周。神权法思想由统治阶级地位到后来的夏商之后就不再占统治地位，但其利用宗教意识来强化司法镇压使臣民屈于君主的统治的思想在后世儒家思想中有很大影响。

二、汉朝法律制度与儒家的融合

汉朝经过初期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儒家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法制指导思想得到武帝充分肯定。以此为开端封建法律儒家化也正式拉开序幕。汉代儒家思想的发展使封建皇权思想进一步扩大影响和范围。上请原则由最初的高祖刘邦时“郎中有罪耐而上，請之”到东汉时不满六百石的官吏都可以享受。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汉朝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作证。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此条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这个适用原则对后世封建王朝影响深远，一直沿用至清末。司法制度上“春秋决狱”为核心的审判制度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汉代法制的指导和影响。春秋决狱是指以春秋这一儒家经典作，为司法审判根据尤其一些是一些疑难案件的根据。其中论心定罪原则就是以犯罪者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定罪。也即“至善而违于法者”免，“至恶而合于法者”诛。在刑罚的执行上“秋冬行刑”也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等儒家学说的精髓“春夏以阳为主，万物生长，不宜刑杀；秋冬以阴为主，万物凋零，应施行，清讼狱”。

究其原因，汉初法制儒家化和封建统治的需要是分不开的。经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国诸子百家理论各有所长，各种理论哲学思想派系碰撞出丰富多彩的理论学说，为统治者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经历东周诸侯乱战，秦末纷争，统治者更注重自己封建王朝的稳定，强调封建中央集权于帝王一身，注重治下臣民是否拥护帝王统治。所以这种需要与儒家纲常理论完美契合，统治者以儒家纲常理论确立了中央集权统治正式确立了皇帝制度，制定了对危害中央集权，拒不执行皇帝命令的一些重罪。维护汉王朝的统治当然也需要“仁政，爱民”的思想，孔子的“仁”“德”思想，“礼”的思想，无不宣扬一种仁爱之心，“施以仁政，以德服人”的施政理想和尊尊亲亲的道德伦理规范。孟子“兼爱，非攻”的仁政思想也是一重要施政理论。这些施政理论都是统治者需要的维护社会底层秩序稳定，富民强国，俘获民心的重要法宝。

三、唐朝法制儒家化的正式形成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也是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最盛时代，是中华法系形成的重要时期。唐朝立法指导思想充分地反映了儒家文化对法治建设的指导作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充分揭示了唐朝法律强调以儒家理论道德为治国之根本，刑法镇压为辅助手段的理论。唐朝法律是真正的实现了“礼法合一”唐朝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式，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的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正如唐太宗所言“失礼之禁，着在刑节”把封建道德伦理的精神力量与国家统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力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的阶级统治。

刑事法律制度建设方面，隋唐沿袭了前朝“十恶重罪”，创立封建五刑，完善了“八议”“官当”制度，使封建贵族官僚享有例减，听赎，和官当特权。并且总体上唐律刑事制度比前朝各代都轻，死刑流刑数量减少，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其适用刑法以从轻为度，刑法加减原则上也直接体现了从轻原则。充分体现了法律意德教为主，道德是社会调整的重要手段，法律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

唐朝的婚姻成立强调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也就是尊长的意志凌驾于婚姻当事人的意思之上。即使卑幼在外地，已自行订婚的只要尚未结婚，也必须服从尊长的意思，如违者杖一百。唐朝对缔结婚姻的限制也有“非同性但有血缘关系尊卑间不得为婚，违者，以奸论”“良贱之间不得为婚，违者处以刑罚”婚姻的解除方面唐朝规定以“七处”“三不去”“义绝”为要件。据唐律疏议户婚“殴妻之祖父母，父母，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姨妹。”为义绝。因此，唐朝的婚姻制度无论结婚还是婚姻的解除都以家长制为中心，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观念和家庭秩序而设。继承制度上，唐朝区分了宗祧继承和对财产继承的区分，财产继承上以兄弟均分为基本原则，诸子均分制。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儒家中庸，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将财产均衡宗庙传承作为维系家庭伦理和谐稳定的方式。对于维护社会财富分配平衡，秩序和谐，维护封建统治位和支配权力维护嫡长宗家长制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显著效果和重大意义。

隋唐之后各朝各代都以唐律作为国家立法的规范，国制，法律公务员制等，甚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都在立法思想上“附会汉法”。纵观中国古代家国观无不体现了中国人仁爱，忠信，尊长，敬师的优良传统，无不体现儒家经典文化对中国人深刻影响。家即血缘关系宗祧继承的纽带和载体，家长制和封建伦理纲常。礼教是家族成员的守则，甚至代替了法律的作用来惩罚那些违法乱纪破坏公序良俗的成员，即所谓的家法伺候。在如今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下虽然已经抛弃了儒家思想作为法制指导思想。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的精华部分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种社会关系，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我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二十一世纪的好公民。

参考文献：

[1]张大纯.《唐代刑事法制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2.

[2]王彬.《清末民律修订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9.

[3]宋廷亮.《中国传统法制的伦理性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4]房丽.《汉唐婚姻制度比较研究》[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4期.

作者简介：

池魁（1991.10～）男，汉族，河南周口人，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法律硕士2014级研究生。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篇4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中国法律思想史作业二 篇5

一、填空题：每空2分

1．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提出了（）和“无为而治”的思想。

2．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其中在法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学派有儒家、（）、道家、（）。

3．（）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

4．法家提出的“壹法”是指统一立法权、统一（）、统一人们的思想。5．董仲舒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并用阴阳学说来加以阐述，形成一套完整的“阳德阴刑”的（）论。

6．在“三纲”当中，最重要的是（）。

7．贾谊法律思想的特点是（）。

8.秦朝推行法治的主要表现“（）”。

9.陆贾的《

》一书，提出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治国理论。

二、选择题：每题三分（将正确答案的标号写在括号内，注意其中有的是单项选择，有的多项选择）

1．《老子》提出的“三绝”愚民政策是（）。

A.绝圣弃智B．绝贤去能C．绝仁弃义D．绝巧去利 E.绝智弃愚

2．庄子的虚无主义法律思想主要是指（）。A.主张“隆礼重法”，教化和刑罚并用 B．主张绝对无为，否定仁、义、礼、法 C.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约束和限制。D．主张“有治人，无治法” E.主张上至君主下至百姓无所作为

3.对老子“无为”思想的陈述正确的有（）

A.理论根据是“道”

B.现实依据是变“乱”为“治”

C.劝统治者少干涉，不作为

D.使民众“无知无欲”

E.使民众有所作为

4．先秦法家中，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的是（）

A.商鞅B．申不害C．慎到D．韩非 5．法家“法治”理论的奠基者是（）

A.申不害B．慎到C．韩非D．商鞅

6．法家认为法具有以下性质（）

A.法具有强制性和制裁性

B．法是“天志”达到的体现。

C．法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

D．法具有等级性

E.法具有合情性、适时性

7．下列哪些法律思想是贾谊所主张的（）

A．立经陈纪，刑不上大夫 B．刑无等级

C．以秦为鉴，“以民为本” D．主张削藩，维护中央集权

E.礼义为先，礼法结合

8．东汉的“国宪”是（）。

A．《新语》 B．《论衡》 C．《白虎通义》 D．《淮南子》

9.下列哪种观点是董仲舒提出的（）

A.人性恶 B.人性善 C.性三品 D.好利恶害

10．仲长统变法改制的内容主要有（）。

A．废分封，行郡县

B．恢复井田

C．更化论

D．恢复肉刑

E.恢复死刑

三、名词解释：每题5分 1．事断于法：

2．事统上法：

四、简答题：每题10分 1．简述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2．简述法家的“法”的作用。

五、论述题：20分

中国法律思想史模拟试题 篇6

1、以德配天：是西周统治者为了使统治合法化提出的一种学说，认为天命是有的，“惟命是天常”，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有德者才能承受天命，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2、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不要效法先王，不承认先王的礼义。既否定和批判“先王之礼”，要打破旧思想、旧制度的羁绊，实行革新。

3、兼相爱，交相利：墨家法律观的核心，兼相爱指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的爱所有的人；交相利指互相帮助，共谋福利，反对争夺斗争。

4、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这是杜预提出来的立法原则。意思是：法律的文字要简明通俗，条例应明白准确、直截了当；法律的形式要单纯，概念要明确，条文要简约，不要烦密。

二、不定项选择题

1、西周时期，神权法思想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周公提出了（B）。A代天行罚 B以德配天 C亲亲、尊尊 D世卿世禄

2、子产铸刑书及其争论，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是（ABC）A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 B第一次肯定了公布成文刑法的“合礼合法” C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D维护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3、提出“民贵君轻”说和“暴君放伐”论的先秦思想家是（D）A荀况 B贾谊 C管仲 D孟轲

4、孔丘将礼视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具体表现在（ABCD）。

A．主张“正名” B．主张“礼乐征自天子出” C．主张“父子相隐” D．反对“铸刑鼎”

5、荀子的隆礼重法学说是建立在（B）基础之上的。A．性善论 B．性恶论 C．性无善无恶论 D．好利恶害论

6、墨翟推崇“天志”的目的在于强调法律的（C）。A．权威 B．来源C．公正和平等 D．基础

7、墨翟认为政治首先要解决的“三患”是（ABC）。A．民饥 Ｂ．民寒 C．不得息 D．民死

8、下面关于道家的政治法律思想的说法，正确的有（ACD）。A．反对礼仪、否定忠孝 B．崇尚兼爱，诅咒战争

C．抨击法令，追求自由 D．主张“无为而治”，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

9、在法家中，第一个提出“刑无等级”原则的是（D）。A．李悝 B．齐国法家 C．韩非 D．商鞅

10、关于“法”的起源，法家认为（AB）。

A．人类社会之初并没有法B．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C．法天造地设的神物D．法权神授

11、董仲舒维护皇权的《春秋》法统说，包括（ABC）。

A．《春秋》“大一统”思想 B．“更化论”C．“罢黜百家”，统一思想 D．“天人感应”与天罚论

12、在“德礼”与“政刑”的关系上，朱熹认为（ABCD）。

A．二者都是“天理”的产物B．二者都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C．二者的目的都是“存天理、灭人欲”D．二者应作为统一体来看待

13、王安石的变法理论和变法口号可归结为“三不足”，下列不属于“三不足”的范围的是（D）。A．天变不足畏 B．祖宗不足法 C．人言不足恤 D．变法不足惧

14、黄宗羲认为表达“天下之人”的舆论和代表民意参政的机构是（B）。A．政府 B．议会 C．学校 D．参政院

15、．“中体西用”是张之洞思想的核心。它表现在法律主张上，就是（ABCD）。A．坚持维护以纲常名教为本的旧法律B．坚持宽猛相济、刚柔结合的统治方法 C．要求用变形不变质的方法整顿旧法律D．“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

三、简答题（每题7分，共35分）

1、简述礼治的基本原则及特征？

①礼治的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

（1）“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中心的尊亲属；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2）“尊尊”就是要求奴隶和平民服从奴隶贵族，不得违抗；下级贵族服从上级贵族，所有贵族服从周天子，不许犯上，不得僭越。周公倡导“亲亲”、“尊尊”，实际上是要维护王权和族权的统治。（3分）②礼治的基本特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1）所谓“礼不上庶人”是指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关系的；各级贵族按礼规定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

（2）所谓“刑不上大夫”是指，刑法的锋芒是指向劳动人民，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3分）

礼与刑在对象上虽有所不同，但“礼不上庶人，刑不上大夫”是相对的。礼所规定的义务，庶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个别奴隶主贵族严重危害奴隶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时，也要处以刑罚。当然，那使用刑，他们也常常享受各种特殊照顾。

2、简述商鞅的变法理论？

①商鞅驳斥了“法古无过,循礼邪”的传统观念，指出自古以来根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礼法，法令制度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他提出了“不法古，不修今”的变法口号。②商鞅通过对民乱国亡是循守旧礼的必然结果的分析，指出吸有变法更礼才能强国利民。③商鞅指出必须根据时代要求、社会现实和民情风俗来更礼变法。④商鞅用历史进化观点来作为其说明变法必然性的理论依据。

3、简述道家“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念？

（1）道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2）道充满于天地，普遍且无私。（2分〕

（3）道有内在体系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4）与仁义礼法相比是最高原则。（1分〕（5）道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寡制众，有无往而不胜的力量。--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念

4、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董仲舒的出现，反映出地主阶级的法律思想已初步完成，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已经形成。它的基本内容包括： ①皇权至上，法自君出。这是封建王朝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②应经合义，礼法融合。（2分〕

③“三纲”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制订封建法律的根本原则。④德主刑辅，先教后刑。（2分〕 5简述梁启超的“三权分立”学说？

梁启超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结合我国情况，创造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权。（3分）

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这是不可分的。由国会、国务大臣、审判厅分别行使“三权”称为“用”，这是可分的，即所谓“三权之体皆莞于君主”。这就是说，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体”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宪里的“君主”同君主专制里的“君主”一样，享有最高的权利。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权使用上，立宪政体对君主有某些限制罢了。（4

四、论述题（15分）

1、试论述儒家“为政以德”的德治论？并结合实际谈谈对当前“以德治国”方略的认识？

1、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儒家对“德”的继承和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二是提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及法律，是区分“仁君”与“暴君”的标准，是执政、司法的指导方针。表现在法律思想上，儒家进一步发展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要表现在：

（1）德刑并用，以刑辅德。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教的辅助。孔丘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孟轲将德治思想发展成为更加完整系统的“仁政”学说。荀况对于“德治”思想也有新的发展。他一方面认为道德准则高于一切，应该按照德行的高低来分配权力和财产，主张君主应该严格服从德行。另一方面认为统治者只有减省刑罚，注意教化，施以恩惠，即以德服人，才能富国强兵，成为霸主。儒家虽然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从不否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教化不起作用时仍主张诉诸暴力，使用刑罚。孔丘的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同时，仍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提倡“君子”既要“怀德”，又要“怀刑”，怀即注重之意。还主张根据形势的需要命名用宽、猛两手，“宽以济猛，猛以济宽”。

（2）注重教化，以德去刑 儒家所谓的教化，系指向人民灌输宗法伦理和等级观念。孔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教化的功能。孔丘认为人生来便具有相似的本性，君子小人的道德区别是后天习染而形成的，因而可以通过礼义教化使小人弃恶从善，成为君子。孟轲进而将性善、道德与政治一体化。荀况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强调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涂之人可以为禹”。为了使人改恶为善，就必须通过礼义教育来“化性起的”，防止恶性发作。在儒家看来，教化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巩固封建统治。孔丘期望通过“德治”，“胜残去杀”，达到“无讼”的境界。强调审判案件不仅仅是惩罚制裁，而且也是一种教育的手段。这种“以德去刑”的教育预防思想，是儒家的创造的贡献。（3）儒家慎杀，先教后刑儒家提倡“仁政”，因此反对酷刑滥杀。儒家的恤刑和慎杀，主要表现于按照礼义原则对于犯罪行为从宽处理。恤刑慎杀还基于儒家对犯罪根源的认识。他们认为由于执政者往往不能先教后刑，使民众出于无知而身陷其罪，所以应该从轻论处。民众犯罪是“上失其道”的结果，因而对刑罚的使用应该慎之又慎。（10分）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笔记 篇7

1.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是指我们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进行法律实践的过程中, 一定要尊重实践法源, 在实践过程中, 通过实际的情况来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进行相应的修订和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为主导, 以中国化为实践。我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律的熟读之后, 发现二位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对于法律思想的影响, 他们同其它的学者不同, 他们是以事实为依据, 以客观存在的社会具体实践做为他的法律思想的依据, 以社会化的物质生产为基础, 来对法律思想的出现、发展和完善进行描述。所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思想,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一种思想。这极大的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实践性, 这也是它成功指导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根本因素。如果其法律思想是固定不变的, 那就真正变成了教条主义, 脱离了社会实践, 它就成为了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了。

2.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必要性

2.1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同当代社会不协调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产生的基础是当时马克思等作家生活的那个社会年代的社会实践, 随着社会的前进, 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法律问题, 这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法律思想中是没有的。进行21世纪以来, 我国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现代经济建设, 这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同时又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矛盾, 新的法律问题, 这些新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都有相应的解决措施, 其效果还是非常明显, 这值得学习, 所以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同当代社会实际结合起来, 做到法律思想的中国化。

2.2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不是一个完整的法律系统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针对对象很模糊, 没有明确的主体客体, 所以在很多应用过程中没办法具体实施。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 其法律思想只是其它的一个很细微的部分, 是针对当中的资产阶级法律的腐朽性而提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能激励工人阶级能够团结起来, 建立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推翻以往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种法律思想没有成为系统, 还不是真正的法律体系, 所以必须针对当前的社会现状, 进行详细的归纳阐述, 自成一体, 这样其对法律实践的指导作用才能更为切实有效。

3.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 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 中国的共产党人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同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进行了伟大的探索和实践, 形成了一些理论成果, 其具体内容如下: (1) 毛泽东法律思想的产生。其具体内容为重视人权保障, 加强人权法制建设, 废除伪宪法与伪法统, 对人民民主专政问题的初步阐明等等。 (2) 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形成。具体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 (3) 第三次创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要提出“以德治国”并明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揭示了依法治国的木质, 政府依法行政、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等等。

4. 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

4.1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必须要研究当前法治实践中产生的各种现实问题

众所周之,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产生了19世纪中期, 当时大部分发达的国家都是处在资本主义的统制当中, 100多年过去后, 如果想要继续利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 并且将其中国化, 就必须必须研究当前我国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各种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目前急需要解决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必须从纯理论走向现实生活, 从意识形态化的一般论述走向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产生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比如在法律当中, 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这一定义当中, 有统治阶级这个词语, 那当前我国的社会形态当中, 已基本上淡化了“阶级”的概念。一般使用“阶层”、“群体”等词语, 那么当前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的阶级概念怎样才能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群体类型对应?如何对应?只有研究和探讨好这些问题后, 可能正确的化解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 让国家更加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4.2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否正确必须要用当前的法治实践来检验

马克思主义当中有一条, 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能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的法制实践, 还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加以检验。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能不能做到平等, 我国哪些法律条文又保障了这个平等性?但是在实践过程中, 不平等又体现在哪里, 又应该如何消除, 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继续推进,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整体及其各个组成部分, 都只有经过以上研究和验证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

参考文献

[1]蒋传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04:1-9.

[2]蒋传光, 张波.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哲学路径探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9, 06:23-29+85.

[3]付子堂.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新拓展——研究动态与问题意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06:46-50.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笔记 篇8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法律；体现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107-01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如果要问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答案必然是礼与法的相互融合渗透，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部分：开端是“引礼入法”，深入于礼与法的进一步融合，最终完成为礼法合一。“引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它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几百年间的发展过程曲折渐进。魏晋之后，儒家学说与法律之联系更加紧密，儒家经典逐步与法律并驾齐驱，地位十分重要。其重要表现就是礼、律并重，礼法得到进一步融合。慢慢的历史的车轮走到了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唐律无论结构、内容均己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后人对唐律的重要评价。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礼律二者互补不可分割。正如《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古代礼法结合中唐律是最好的，是集大成者。

二、儒家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体现

殷周时“民本”一词首次出现，经儒家的大力弘扬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民本”其意为以“民”为根、为本，因此国家大政方针皆应以“民”为本，不能依统治者自己的好恶而行事，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权终会崩溃。民本思想是古代政治理论的基础，法律则是用来维护这个基础的外在工具。因此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下，认为民众安居乐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犯罪，国家才能长久稳定，而关心百姓、注重民生成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打上了“民本”的烙印，特色鲜明，人文主义色彩浓重。

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便强调“明德慎罚”，尤其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理论后，民本理论更进一步成为统治阶级的政策依据。立法上指导思想体现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其后的统治者基本上都遵循着这种理论并逐步完善。如唐太宗时以“先存百姓”、“安人宁国”为立法指导思想，法律宽仁而又简洁。另外，古代帝王在发布诏令时或者大臣们在上奏时，为说明自己诏令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通常会援引儒家的经典文献，借以增强号召力，民本理论在古代立法实践当中的普遍指导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使中国法律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本特色。民心的向关乎统治阶级的生死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均高度重视。如何“得民心”，体现在法律文化观上即是强调统治者不能“独乐”，应该将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优先考虑地位。统治者修身自律，倡导“贤人政治”的法律观，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统治者的私欲，缓和了社会矛盾，使中国的传统法文化因“宽仁慎刑”、“重惜民命”而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特色。

三、儒家义利观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体现

在“性善论”与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法律文化奠定了“德主刑辅”、“为国以礼”的基调，而儒家的义利观思想使得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即使在私法领域也较大体现出重义轻利的公法文化特色。“个人”的存在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被湮没，个人并无多少权利，个人要服从道义，因此，抽象平等的人格也就无从谈起，财产的绝对权利以及物的自由流转的权利个人基本不能拥有。无独有偶，在儒家义利观的文化背景压力下，“商人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而归属于士大夫的整套价值观”，这就是在封建社会持续了几千年的“重民贱商”、“重农抑商”情形存在的原因，而商人行使的民商行为也不为法律所强调，使得中国法律明显呈现出“重刑轻民”的特色。如“为富不仁”、“不义之财”是以儒家义利观对不当为、不当得利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儒家义利观对当为、当得利行为的肯定性评价在“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等词语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至于婚姻、继承等涉及身份关系的领域，其标准更是以义利为核心。古代乡土社会中，民事纠纷大多发生在亲友、乡邻之间，故多以调解息讼为主要导向。在调解的过程中，纠纷常常会在一番重义轻利的劝导下得以消解，确有少数调解不成的，非到官府判决不可的，官府也是申之以义利。在这里，最先考虑和依据的法律渊源为儒家义利观，而如何分辨财产权、债权上的利益关系反倒退居次要地位。

中国古代律令的条文也能很好地说明中国古代法律去私、轻商的特征，刑法的律令尽善尽全，但有关民商方面的法律条文我们只能零零散散的在法律文件中见到并大多依附于各刑律之后，仅仅作为附庸而存在。在律、令不完备的情况下，法官缺乏明确法律文件为依据，常常依据的只能是礼俗、惯例、良知、天理等，概而言之就是一个字—义。在儒家思想里，义是礼的核心，凡事都要尊崇礼，用礼来规范社会能达到重义轻利的效果，使整个社会秩序井然，人心向善。而事断于法往往会让人贪图名利，不利于内心自省和道德的提高，最终社会秩序会被破坏，整个社会就会不稳定。因此重义轻利可以说是儒家崇尚德治轻刑治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使中国古代法文化在私法领域也具有浓厚的公法文化特色。

总之，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封建法律中的体现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儒家学说不论其精华还是弊端都对中国封建法律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对其加以总结，将其利用到现代法律的构架中，使其再次彰显作用。

参考文献：

[1]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中国法律文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3]胡波：《20世纪中国民本思想研究述评》.《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

[4]宋惠昌：《论儒家的人治主义》，载《齐鲁学刊》22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