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经济学分析（共7篇）

制度经济学分析 篇1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历程

户籍制度是以人为对象，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主要包括户口登记、户口迁移、居民身份证制度以及人口管理等内容。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管理制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户籍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根据政府对人口迁移流动限制的松紧程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8年，是人口自由迁徙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户籍的管理相对宽松，人口自由迁移比较容易，人口迁移大多是基于需要而非基于利益。这一时期户籍制度设计的功能是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即人口登记和人口统计，虽然附带着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对公民的居住和迁徙没有提出任何限制，公民居住和迁徙相对自由。

第二阶段，1958—1978年，是人口迁移控制阶段。这一时期对户籍的管理非常严格，公民的居住和迁徙受到限制。1958年我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开始由自由迁徙转向迁移流动控制转变。该条例明确规定，公民都应当依照条例的规定履行以户为单位的户口登记制度。该条例还对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登记以及法律责任等户籍管理事项均作了详细规定，将户籍管理正式纳入了法制轨道。该条例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建立。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是人口迁移流动限制逐步放宽的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户籍限制逐步放开，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入，但仍存在很多问题。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开始发生转变。这一时期户籍制度改革重大的事件是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颁布，文件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统计为非农业人口。这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与原有户籍制度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农民进入城市的门坎降低，户籍制度的模式多样化以及户籍制度壁垒构成与类别的多样化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对立、对人口自由流动的制约等弊端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展开，市场化浪潮对人才流动的需求以及城镇化发展对户籍制度的质疑等，都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

二、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困难

近年来，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改革措施更加灵活、理性，多角度地为人才合理流动和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为实现公民的就业、居住和迁徙自由奠定了良好基础，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也面临一些困难，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盲目性、不彻底性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盲目性，没有明确的目标。改革的目标缺乏明晰性，容易造成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不利于我们更好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各地相继推出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应急作用，解决了部分突出问题，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户口迁移方面，出现了为追求城镇规模和城镇化速度而忽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有不分城市类别放宽落户条件，不考虑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甚至为实施户籍改革而不惜突破国家政策规定，侵害公民切身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包括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以及新组建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多个部门，彼此之间的相互协调也直接影响户籍制度改革的彻底性。另外，户籍制度造成的福利差别如果不改变，也容易造成改革的不彻底性。

（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会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并且产生既得利益集团。我国的户籍制度也不例外。户籍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其既得利益集团，主要包括大部分城市居民和某些部门。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指出：“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发展，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不力，与城市居民较强的利益博弈能力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更为严重的是某些与户籍制度相关的部门借此机会谋求部门利益，利用行政权力阻碍户籍制度改革。另外，既得利益阶层对户籍制度的变迁起到了固化作用。现行户籍制度在长期的变迁过程中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拥有庞大而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我国教育、卫生、劳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社会经济政策长期附着于户籍制度这一现实，使得既得利益阶层更倾向于原有户籍制度的路径并沿袭此路径，况且制度设计和改革者也大多来自于此阶层，这种现状更是固化了户籍制度对旧体制的依赖。

（三）户籍制度改革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好的体系所取代。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并非完全的破旧立新，而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正如诺思所言，制度向量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我国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也不断推出、试行新的户籍体制，但是，当新旧体制并存时，新体制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使新旧体制在较长时期内并存。新户籍制度沿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路径成本最小，加强了这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最大特点是渐进性，同时又具有保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持续性的最大优点。成本最小化原则使刚出台的新制度在与众多的旧制度并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旧制度，甚至沿袭旧制度的某些因素。因此，路径依赖使新制度在促进旧体制改革的同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新体制的总体目标，从而增大制度改革的总成本。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正是如此。

三、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深化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户籍制度改革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因此，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十分必要。

第一，破除户籍壁垒，逐步改变二元户口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制度。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真正实现一元化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的综合承受能力，最终实现人口自由迁徙目标。截止2008年底，全国已有13个省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实行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了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必须把推进城镇化、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和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国家每一个具体新制度的实施都有利于实现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包括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等。

第二，逐步剥离附着在现行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其它社会功能。户籍制度改革和创新路径的寻找和探索，不只是对原有路径的废除或弱化，而是在分解旧路径的基础上构建新路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突破，对相关配套制度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也需要改革。换言之，就是要逐步剥离附着于现行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和其它社会功能，让户籍制度恢复本来面目，真正实现人们自由迁移的权利，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促进城镇化进程。此外，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突破，还需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实施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样才会有效地作用于现实。

第三，尽快完善户籍管理制度的立法工作。户籍管理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要尽快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结合我国国情，要与国内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法律相一致，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尽快制定出一部科学的、完备的户籍法典。要包含调整和规范居民的户口迁移行为，规范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户口迁移的活动等内容。从而，还原户籍制度管理真面目，将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功能进行剥离，从法律上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消除对外来人口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和制约，保障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制度经济学分析 篇2

从1978年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多年，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转型模式，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1978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 645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07年，GDP达到了249 530亿元。1979-2007年,GDP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但是在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在1993年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要制度创新，也要理论创新。

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未来。

本文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知识解释当时制度变迁的动因，文中的制度变迁不仅包括1978年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之后进行的若干改革举措。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框架

如果把中国经济改革看作一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那么它要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任何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个人或组织与集团)在制度变迁中追求的目标皆是自身效用或财富(净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最大化，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被视为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在既定的资源禀赋、技术状况和文化要素的约束集合下，单个行为主体如果认识到，按照既存制度安排，就无法获得潜在的收益，而改变既有的安排，就能获得在原有制度框架中所得不到的收益，那么，他们将努力谋求建立起预期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国家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创立和利用新制度安排净预期收益为正，即变迁的预期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时，就会产生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并且这种净预期收益越大，则制度变迁需求变大，其需求弹性也就越大。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实质是由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另外，复杂的现实世界和有限人类理性使个人无法迅速、准确和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内的意识形态来走“捷径”。

按照新制度经济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从制度非均衡走向制度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改革后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改革前低效率制度的过程。

任何一项制度的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人们在选择一项制度时，首先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权衡，只要当感知到制度净收益大于零时才会选择这种制度。但制度净收益大于零只是制度选择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种制度只要其净收益大于零，且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净收益最大，就是最佳的制度。

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现象，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和技术水平或性质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制度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否则制度的效率必然会降低。同时，正如李怀所言，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不断面临被替代的过程，某一特定的制度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期，有着它自己的“生命周期”。制度的效率“生命”曲线在达到一定点之后，会随着生存时间的递增而同时出现效率递减的趋势。一般说来，制度的效率往往和时间反相关。既然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现象，那么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度变迁是必需的。

制度既会自然演进和变迁，也可以在人为设计下变迁。

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总体上来说可归为两大类：其一，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有了一种不满意，出现了一个新的盈利机会，产生了新的潜在的制度变迁需求和潜在的制度变迁供给。其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出现了效率递减现象，因此制度变迁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产生了变迁的动因。这个变迁的动因来自于需求和供求两个方面，即是说，一方面，制度变迁的需求者是在作了收益—成本比较后，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的供给者也是在进行了收益—成本比较后，产生了对制度供给的动力。

从根本上来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无论是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其净收益都是大于零的，同时也是在可选的方案中净收益最大。具体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为归为以下几点：

2.1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存在缺陷

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有利于国家集中全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或经济建设，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1953-1978年，中国的年均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将近30%，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以年均7.9%、8.2%和6%的速度递增，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凸显，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技术进步缓慢、经济管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2.2“文化大革命”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但真正促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废墟上产生的。原因主要为：一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使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荒谬和弊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打破了传统体制的神圣光环，造成了非改不可的客观形势，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奠定了经济、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基础。二是“文化大革命”使传统的计划体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相比于苏联东欧国家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向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无组织性，是动员命令型经济，强调精神的作用，反对物质刺激，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再加之“文化大革命”，破坏极其严重。

2.3 国际大环境变化

(1)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体制普遍趋向有市场的改革。由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起初主要是试图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改革还固守在计划体制范围内，到了60年代至70年代末，以前苏联、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为代表的苏东国家都实行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改革原则。70年代末期，改革放缓，80年代下半叶，再次掀起改革新浪潮。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改革仍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过于集权的、畸形的经济结构及经济体制僵化的弊端，但更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更按价值规律行事，对企业放权让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都给予了中国有益的借鉴。

(2)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取得新发展，提供了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和有益经验参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促使资本主义去改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了对劳工的保护法，全面、具体地实施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使资本所有者多元化、大众化，使资本与劳动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缩小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之，规范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已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给予了中国一个启示：不能再排斥市场经济，而要充分发展市场经济来振兴民族与国家。

2.4 个别落后地区改革试验的成功，给予了进行大规模改革的信心和希望

这个成功的例子是指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在摆脱饥饿与贫困欲望的驱动下，以自己的自发行动，打破了原来人民公社以来的集体经济僵局，首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迈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一微观经济体制的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使农民逐渐摆脱了行政指令的束缚，得到了相对自由、自主和满足自身利益的新机制，从而解决了因传统集权体制滞后于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需求的体制短缺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在与原有的计划体制的竞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因为农村改革的良好效果和改革领导人的支持使得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成果得以法制化和规范化。当改革进入到转型阶段之后，国家主导的体制创新就更富有根本性意义。

2.5 中国的政治权力和新生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

政治体制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作为社会发展的两大主体性制度变迁，由经济与政治所固有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决定了实际制度变迁过程中二者的互为动力特征。经济体制变迁对政治体制变迁赋予的活力与动力，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体制变迁的深入，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等有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和公民政治素质都得到了提升，从而形成推进政治体制变迁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思想力量。而政治体制变迁对经济体制变迁赋予的活力与动力，主要表现为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即政治关系的变化、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民主制度的构建和完善等，必然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高的层面上调动社会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构成经济体制变迁的强大动力。

2.6 改革配套进行的需要

林毅夫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一文中指出，由于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即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往往会拉动相关的制度安排发生相同方向的变迁，这种连锁效应十分类似于产业变动的连锁效应。

在中国，继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后，其它的相关的制度安排也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因此促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进行。

2.7 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其效用函数中目标的多元化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因为任何个人或非国家的组织都会面临搭便车的问题，而国家没有搭便车的问题，所以制度创新主要来自国家统治者而不是其他组织或个人。国家被视为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只要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动一项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他就会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

中国的改革方式是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虽然也遵循收益—成本原则，但其效用函数远比个人复杂，其目标不仅仅限于财富最大化，还有威望、历史地位、国际影响等。这就导致即使一项制度变迁能够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社会的总产出，但如果它会消弱国家政权的权威或危及到社会的稳定，那么政府也断然不会进行这样的制度变迁，宁可维持一种经济上无效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政府既充分意识到了改革前制度的无效率及中国经济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同时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可借鉴之处，并认为改革不仅仅与财富最大化相关，还与政权的稳定、威望和国际地位有关，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2.8 生产力的发展对制度变迁产生了需求

变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下进行的制度博弈的结果，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利益主体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社会制度的变迁归根到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制度选择的基本原理就是要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使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制度理性的根本标准就是生产力的标准。

3 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动因的现实意义

3.1 制度效率的递减决定了持续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制度效率的递减既是三十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也是现在和未来持续进行制度变迁的动因。当一个制度设计运行前期效率较高，随着时间推移，效率递减，将出现新的制度不均衡，产生了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即有了制度变迁的动因，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制度创新，否则必定会束缚经济的发展。

例如，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其制度绩效是较高的，根据林毅夫的研究，在1978-1984年期间的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大约有1/2(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自1984年之后，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制度效率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由此导致中国1984年后农业产出增长放缓，自1993年之后更出现连续的经济下滑，使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原因就是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再没有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

3.2 制度变迁的连锁效应促使配套改革持续进行

连锁效应是制度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制度结构中的制度安排都是相互关联的。从制度均衡理论来看，在制度均衡状态下，各项制度是严格互补而非互替的。一项制度的存在和作用是因为它为其他制度所需要。一项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一种连锁效应，导致其他制度发生变迁，至少是创造出新的制度变迁的可能。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2]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保险中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篇3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保险中介;路径安排

中图分类号:F84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80-02

一、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保险中介

1.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保险中介产生的制度根源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一种制度的产生是出于节省交易费用这样的目的｡“交易费用理论”是科斯提出来的,他认为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的运行成本,即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包括提供交易条件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定理合约的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交易费用理论中所涉及的各种交易费用在保险交易中都不同形式地存在,例如,事前起草保险协议､就交易条件和细节进行谈判､在交易完成过程中维护交易各方的利益以及事后的各种调整和适应机制,特别是可能出现的被保险人不能合理获赔等,解决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要支出成本｡保险中介正是具有保险信息和专业优势的市场主体,他们充当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保险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了保险交易的成本｡

2.经济､文化环境是保险中介产生的制度基础和条件

保险中介的产生与发展取决于商业保险的发达,商业保险的发达又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等总体因素｡因此,保险中介不仅产生于工业经济和商业贸易发达的英国,并且盛行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欧美其他国家｡从世界各国保险中介的发展状况来看,保险中介体系健全､制度比较完备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商业保险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然而,保险中介的具体发展模式还受制于在既定背景下形成的各种习俗､传统与观念的影响,受制于社会心理､家庭模式及文化冲撞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保险经纪人发端于商业文化意识浓厚的英国,并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习惯性做法;而日本､台湾等东方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受崇尚集体权威的传统文化意识影响,更容易接受保险代理人这一形式｡

3.保险中介制度的初始模式选择非常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初始制度一旦形成,就存在一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一机制会使制度变迁沿着原有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即出现所谓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有重大影响,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对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既得利益集团会极力巩固现有制度,而不管新制度比原有制度更有效率｡因此,一个国家和地区保险中介制度的初始模式选择非常重要,选择适当,会提高保险市场的交易效率,促进保险业的发展;选择不当,会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阻碍保险业的发展｡我国的保险中介在发展初期就忽略了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设立,致使个人代理人独霸市场,专业中介机构举步维艰｡

4.保险中介制度是可以移植的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由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①构成,但是,正式约束只有在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在特定条件下,一些正式约束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以降低制度创新和变迁的成本;而非正式约束如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由于内在的传统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因此,在一个新兴发展国家或经济起飞国家进行保险中介的制度创新,可以借鉴甚至直接引进保险中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熟做法,如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社会评价､约束机制的建设等,以减少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弯路｡但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规则,在另一些文化背景下未必适用,所以,制度移植必须考虑当地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必要时应当作适当的修正和摒弃,否则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二、建立与完善我国保险中介制度的路径安排

1.建立保险中介的正式约束制度

(1)健全保险中介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在保险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方面,应充分考虑本国的制度环境,并与所选择的中介模式相适应,如选择以保险代理人为主体的保险中介模式,就应提高保险经纪机构的进入门槛,严格控制经纪公司的设立｡保险中介从业人员市场准入的主要方式就是实行等级考试和资格认定制度,可以参照日本的做法,实行分级､分类考核制度,划定不同层次的保险中介人不同的业务范围､手续费率水平,体现层次化､职业化的要求｡保险中介的市场退出应包括强制退出和自动退出,强制退出是制度约束的重点,主要是规定退出条件｡保险中介的退出制度要体现审慎性和公平性原则,可以通过加强对保险中介的非现场监管､分类评级以及处罚听证制度建设,实现平稳有序地退出｡

(2)完善保险中介的定期培训制度｡在保险市场的运作过程中,保险中介的独特功能主要体现在提供保险专业技术服务､设计风险分散和管理方案､选择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保险公司､代客户查勘､定损､估算索赔等方面｡因此,保险中介人的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至关重要｡保险中介人素质的提高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通过相应的资格考试制度保证保险中介人的基本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而且要制定详细､规范､循序渐进的长期再培训计划｡因此应通过法律制定规则,明确培训的时间要求､培训的管理机构以及相应的罚则等,以保证培训制度的真正执行｡

(3)建立合理的保险中介佣金制度｡佣金制度是保险中介激励约束机制的核心内容,合理的佣金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促使保险中介人的努力与收益成正比,使其有足够的动力从事正当的保险中介活动｡建立保险中介佣金管理制度,首先是佣金的结构和支付标准必须合理,既要能调动保险中介的积极性,又要能维护保险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不同险种､类别的保险中介应有不同的切合实际的收费标准,佣金的最高限额应明确制定并公布｡具体而言,可以根据不同的保险中介业务种类和不同的保险中介资格等级,实行差别佣金制度｡

(4)建立完善的客户风险保障制度｡由于保险中介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保险中介人就有可能受利益驱动而产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或者是保险人利益受损或者是投保人利益受损､或者是双方利益同时受损｡作为投保人尤其是自然人投保人,其购买的保险产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长期性的人寿保险,一旦利益受损,对其影响往往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明确各种保护客户利益的制度,包括独立账户及财务审计稽核制度､营业保证金或职业责任保险制度､限制转投保制度等｡

2.建立保险中介的非正式约束制度

(1)建立保险中介的训导制度｡训导制度是在法律规定的最低培训要求的基础之上,由保险中介自身或同业协会开展的一个纯粹单向性的说服制度｡在训导教育中,要将保险中介人的职业道德作为训导重点,制定详细周密的训导计划,注重训导的实效,避免流于形式,过于程序化｡通过训导教育,应该使保险中介人树立正确的中介价值观､高尚的中介道德观和良好的中介信誉观,通过规范的经营手段向社会证明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应得的商业利润｡

(2)建立保险中介的资信评级和信息披露制度｡通过第三方资信评估机构对保险中介机构的企业信誉､高级管理人员的素质､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履约情况､客户投诉情况等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将保险中介机构划分为若干等级予以公告,让社会各个方面了解保险中介机构的资信情况,增加其资信透明度｡针对个人保险中介主体以及保险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建立个人征信系统､保险中介人不良行为警示系统等,通过全面记录并公开､公布其执业水平､道德信誉等方面的信息,增强社会公众对保险中介的了解,形成一种社会监督的氛围｡

(3)建立保险中介的行业自律制度｡保险中介职业是一种规范的群体职业,确立保险中介企业内部的行为标准与行为准则,并要求集体中的全体成员严格遵守,可以保持保险中介群体中个体行为的一致性｡因此,保险中介同业公会(行业协会)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保险中介发展情况,组织制定行业自律公约,明确保险中介行业的技术规范､服务标准和行规行约,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允许保险中介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妨碍正常的保险职业判断和保险职业运作,并积极推进保险中介诚信体系的建设｡

(4)普及社会公众的保险及法律意识,强化社会约束机制｡社会公众保险意识的增强最终会促进对保险中介需求的增加,而这种需求的增加又会进一步体现在对保险中介服务的质量要求上｡同时,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环境中,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的行为准则,人们会自觉回避各种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的投机行为｡因此,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好的服务会刺激人们的需求从而增加保险中介人的收益,差的服务最终会导致消费者的离去直至丧失市场生存空间,从而督促保险中介人依法诚信经营,放弃谋取自身短期利益的不良行为动机｡

参考文献:

[1] 傅殷才.制度经济学派[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2] 唐睿.中西保险中介制度文化根源比较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2,(4):69-72.

[3] 卢现祥.西方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4] 陈风.保险中介监管重在制度建设[J].保险研究,2004,(1):35-37.

经济活动分析制度 篇4

QG/JSLD 12.04-2000

经济活动分析制度

1范围

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通过加强过程管理和分析，及时地发现经济活动中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

本标准规定了在经济活动分析中的管理职责、经济活动分析的形式和方法、要求、程序以及检查与考核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公司内部的经济活动分析。

2术语和定义

经济活动分析--运用业务核算、统计、会计、计划等资料，对一定时间的经济活动过程及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为企业正确地进行管理决策和取得最大经营效果提供数据，给予评价，推动企业完成预定的计划，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一种方法。经济活动分析是企业计划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遍及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3管理职责

3.1计划与市场营销部职责

3.1.1 负责分析期发电量、上网电量、厂用电率、供电煤耗率、负荷率、利用小时、非计划停运、设

备等效可用系数等各项指标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对此进行统计对比分析。

3.1.2 负责对管理中存在的对经济效益有影响的事件或典型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办

法，以提高

管理水平。

3.1.3 负责分析电力市场形势和其变化对公司电力营销的影响，讨论分析营销方式的执行

效果，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3.1.4负责分析灰、渣的销售量、销售收入和综合利用情况，以及市场变化对灰、渣销售的影响，并提出销售策略和增加销售收入的途径。

3.1.5负责汇总和编写《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并发放或传送至公司领导和各部门。

3.1.6负责对经济活动分析会上确定的要求所实施的整改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并提出考核意见。

3.2生产策划部职责

3.2.1负责分析机组经济技术指标升降情况、原因，特别是对发电量和供电煤耗率的影响，并提出节能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和措施，并布置下阶段节能降耗工作的重点。

3.2.2 负责设备的可靠性与缺陷分析，提出当前的十大设备问题及解决办法，并对上期提

出的十大问

题解决情况进行分析。

3.2.3 负责检查科技进步，节能降耗等重点技改项目的执行情况及对实施后的效果进行分

析评估。

3.2.4负责全厂发电设备的利用率及完好率情况的统计分析。

3.2.5负责对检修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分析。

2000-12-06

2000-12-12 实施

3.3燃管部职责

3.3.1负责燃料(煤/油)入厂和库存计划完成情况的分析，关注燃料市场动态，分析市场变化对发电成本的影响。

3.3.2负责提供入厂煤煤种、煤质、煤价、亏吨、亏卡、煤油比、入厂油油种、油价、油质等分析资料，并对燃料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或处理意见。

3.4物资部职责

3.4.1负责分析各部门对需用物资的计划情况、采购计划及比质比价采购的执行情况和市场动态。

3.4.2负责提供库存定额、流动资金占用、周转情况、超储积压物资情况、修旧利废情况，并对二级库存量和保管情况，以及在物资采购和领用中出现的问题等进行分析。

3.5工程管理部职责

3.5.1负责对计划任务单执行情况的分析。

3.5.2负责外包工程费用、决算审核情况及对外包工程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处理意见。

3.6财务部职责

3.6.1负责提供分析期内发电成本、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电费回收、实现利润及资金占用等情况的资料，并分析其升降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措施。

3.6.2负责分析全面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发现的问题，并对存在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3.7人事部职责

3.7.1负责分析劳动工资计划费用的执行情况，分析劳务用工及费用等情况。

3.7.2负责劳动生产率、工时利用率的分析，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提高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措施。

3.8行政部职责

负责分析非生产性低值易耗品、办公用品等方面的领用及水电消耗情况，并提出节约费用方面的措施或对策。

4经济活动分析的形式和方法

4.1企业的经济活动分析是公司的一项管理活动，分为公司经济活动分析、部门经济活动分析、班组经济活动分析。

4.1.1公司经济活动分析是对全公司经济活动及其效果所进行的分析，应反映公司经营活动的全貌，全面检查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计划完成情况，揭露企业管理工作的矛盾，指出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

4.1.2 部门经济活动分析是对部门范围的生产业务活动及其成果所进行的分析。各部门应根据各自的 批准

职责和计划执行情况召开部门经济活动分析会，查找生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等，针对影响公司经济效益的事件，剖析原因，或总结经验，提出改善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合理化建议，形成统一格式的书面材料，提交计划与市场营销部,以便在公司经济活动分析会上讨论。

4.1.3班组经济活动分析是对班组核算中有关指标，如发电量、检修（或操作）质量、材料消耗、工时利用等指标、定额完成情况的分析。要直接面对生产、联系实际、经常地进行分析，为提高班组工作绩效服务。

4.2经济活动分析的方法：经济活动分析比较普遍运用的方法有比较法(找差距的方法)，因素分析法(查原因的方法)，综合法(寻结论的方法)，比较法是基本方法，经济活动分析主要是用比较的方法寻找出现的问题，分析研究，改进工作。

4.3 公司经济活动分析定期进行，部门经济活动分析和班组经济活动分析可采用经常的、不定期的或专题性质的形式进行。

5经济活动分析的要求

5.1在进行经济活动分析时，各职能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围绕生产经营工作深入细致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弄清指标升降原因，认真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找出差距，提出改进措施及防止对策，不断地提高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水平。

5.2分析工作要以公司经营目标为中心，密切关注经营环境的变化。着重分析影响安全性、经济性的问题，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分析工作要突出重点，对重点工作、关键问题要重点分析，同时不回避难点和矛盾，对重点、难点问题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措施和解决办法。

5.3分析工作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既要有定性分析，又要有定量分析，以定量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着重于指标量有变化的项目。分析工作不仅要与计划指标比较，而且要与国内先进水平及历史状况进行对比分析。

5.4分析工作要采取动态发展的观点，一方面通过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的分析，找出经济运行的规律；另一方面，通过对主要经济指标的预测，把握经济运行的趋势。

6经济活动分析的程序

6.1公司经济活动分析会每月举行一次，一般安排在每月8日（特殊情况另行通知），由分管经营的副总经理主持。由公司领导、副总工程师、副总经济师，纪监委、工会、团委及各部门负责人，计划专责、宣传人员、秘书参加，必要时请有关人员参加，由办公室通知。

6.2公司经济活动分析工作应围绕公司电力生产经营情况、资产状况、市场环境、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重要指标要进行预测，主要内容有：电力市场供需情况、发电量、上网电量、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设备运行状况、原材料和燃料的采购、库存、价格、消耗等情况、灰渣销售情况、发电成本变动状况、资金使用情况、目标利润完成情况等。在季度末、末的月份，经济活动分析的内容应增加季度、的分析内容。

6.3公司经济活动分析会由计划与市场营销部牵头组织准备，计划与市场营销部、生产策划部、物资部、燃管部、工程管理部、财务部每月根据各部门职责形成书面材料，人事部、行政部每季度形成书面材料，在会上进行汇报、分析，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分析意见、改进措施和处理对策，必要时可由其他部门进行专题发言，最后由会议主持人进行归纳总结。

6.4公司经济活动分析会结束后，各有关部门应将经济分析书面材料交计划与市场营销部，由计划与市场营销部编写《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并发放至各部门。

7检查与考核

由计划与市场营销部对会议确定要求完成的工作进行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提出考核意见，作为月度奖考核依据。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计划与市场营销部负责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王永伟，审核：龚振华、赵建刚、张剑、李毅、缪世杰、陈锦清、高鹤年、赵建国、李清和，审定：李亚军，批准：方国清。

本标准由计划与市场营销部归口。

本标准委托计划与市场营销部负责解释。

经济运行分析例会制度 篇5

为及时、准确、全面把握公司经济运行情况，科学判断经济发展趋势，提出相关建议和措施，为公司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公司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会议时间

季度、半年和公司经济运行分析会在该季度、半年和结束后的第一个月15日以前召开。

二、会议范围

公司中层及以上领导。

三、会议筹备与议程

（一）提交材料。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务必于季度、半年和结束后的第一个月5日前将本部门的项目建设情况和经济运行书面分析材料报送至公司办公室。书面分析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包括主要经济指标、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特点、重点工作措施和经验等。二是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形成的原因及制约因素，对新出现的矛盾、重点问题及原因做深入细致分析。三是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对策措施。四是提出促进公司经济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二）汇报分析。公司财务部进行综合汇报及分析，公司各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汇报，并对经济运行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四、会议组织协调

（一）公司办公室负责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的组织协调。

（二）公司办公室根据会议分析讨论情况牵头形成正式经济运行综合分析报告，报送总经理，并抄送财务部。同时通过经济运行简报和内网在公司发布，为各部门提供信息参考。

（三）对经济运行分析报告中涉及的需研究解决的重大事项，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

（四）通过分析，不断完善公司项目工作机制和经济发展激励机制。

五、其他

（一）适时组织经济研究分析人员到同行业学习考察，了解其他企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新经验；经常性深入部门、车间开展专题调研，及时掌握经济发展趋势。

（二）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宏观经济监测和预警研究工作，逐步建立宏观经济运行预警机制，为监测公司经济运行动态提供科学依据。

（三）在公司办公室建立经济分析咨询专家库，邀请有关经验人员开展咨询活动，对公司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决策和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题分析研究。

（四）加强经济运行发展形势调研和综合分析，适时对涉及长远、宏观和战略的发展形势及运行动态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专题报告呈报总经理。

六、附则

制度经济学分析 篇6

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医疗保障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 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意义也最为明显。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制度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医疗体系处于城乡分割、三元并立、封闭运行的状态。在城市建立以企业为单位的劳保医疗和以机关事业单位为主体的公费医疗制度, 在农村建立以社队为本位的合作医疗制度, 各自封闭运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传统医疗保障体制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发生了变化, 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基础被瓦解。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 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 他们在不同经济成分中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逐渐弱化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 使原来农村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名存实亡, 尤其是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瓦解, 使农民饱受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困扰;城市中以效率优先的市场改革目标也因改革措施的不配套, 使我国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大大削弱, 医疗保健矛盾突出, 卫生资源配置错位。因下岗、失业而享受低保的无业人员的收入与快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尽管制度变迁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效应, 但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路径选择中就无所作为。为了避免居民的医疗保障权益日益受到损害, 政府颁布了各项医疗保障的改革政策, 重新探索新的医疗保障制度, 形成了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即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主体, 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等为补充的新型医疗保障制度。制度的动态演进必须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特征, 由旧三元到新三元的制度安排是国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 为人民不断探索新的、合理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二、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道德风险和“搭便车”现象

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 对人的行为的假定要更接近现实。自亚当斯密以来, 经济学家们就把人类行为界定为追求财富最大化, 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人。因而道德风险并不是一个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 而是根源于市场经济与经济人本身。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追求收益最大化与制度约束软化的矛盾。在医疗保险中, 道德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同一种疾病的治疗有不同的成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医患双方都可以搭上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便车”, 医生可以在药品和检查器械上为患者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以增加医院的收入, 公费医疗的患者也可能因获取低于市场价格的医疗服务而存在过度使用医疗服务的倾向。本文认为, “搭便车”现象也是道德风险的一种表现, 它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 (成本) 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 (收益) 的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的存在都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每一个经济人都愿意强调公用成分, 为私人消费追求公家的补贴。在医疗保险中, 采用第三方支付机构这种制度被医患双方认为是公共品, 制度的采用是可以“搭便车”的。而在经济活动中的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一般来说, 人都希望以最低的成本 (或代价) 获得最大的收益。若能搭上便车, 那么成本就最低, 但这种成本的降低是建立在别人成本提高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 医患双方“搭便车”的现象越普遍, 医疗保险资金的负担就越重, 那么整个制度运行的效率就越低。

2、市民医疗费用负担依然沉重

近年来, 医疗费用上涨过快, 这可能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但归根结底, 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对医学新发展、新技术的滥用、缺乏对医疗机构制约和调控的机制、医疗机构没有形成竞争机制等制度性缺陷才是导致医疗费用上涨的最主要原因。在基本医疗保险实施过程中, 制度性缺陷加重了个人的负担。为了防止患者过度使用医疗服务的倾向, 在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时, 制度设计者设置了起付线、共付比例和封顶线等制约患者道德风险的措施, 但这一措施控制过严, 削弱了医疗保险中风险分担这一基本功能, 提高了个人对医疗费用风险承担的比例。另外, 制度设计者试图以个人医疗账户来进一步强化个人的风险意识和责任。事实上, 个人账户无法起到遏制受保障者谨慎消费的作用, 并且由于目前的个人医疗账户资金额有限, 也无法发挥当初设想的充当老年医疗基金储蓄的功能, 因此, 即使是参加医疗保险的市民, 由于保障程度低, 其分担的费用也不少, 而那些没有参保的市民就不得不自己承担所有的更高的医疗费用。在追究我国医药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中笔者发现, 药价虚高、市场失灵以及医药消费所具有的被动性、盲目性和制度安排性是我国现行医药供应链上出现的问题, 而现行的医药体制和医药市场中, 国有资本比重偏高、缺乏利益共享机制、政府干预过多等是其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政府实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同时,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 经济人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他们为谋取更大利益, 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随机应变, 采用微妙的手段滥施医疗服务以获取医保补贴。

3、不公平与不合理性降低了效率

国家在推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之后继而推出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以覆盖城镇非从业居民。然而医疗保险正处于转型期间, 改革任务尚未完成, 各种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仍存在“死角”。一方面部分市民继续搭着公费医疗的“便车”, 另一方面低覆盖率使不少市民仍被排斥在制度之外, 这些都导致社会成员在医疗保障享受上的不公平。另外,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把自由职业、灵活就业人员等都纳入到这一体系中, 但实际上他们所需上缴的医疗保险费用并不低。一方面, 这些居民的收入大多十分有限并具有极其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 没有单位或者单位没有能力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 为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他们就只能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 所缴的费用只能是国家和个人的两方负担。这样的分担方式导致收入较少的灵活就业和自由职业者缴纳的费用相对多, 而收入较多的企业职工缴纳的费用却相对少, 这也是现行制度的不公平表现。这种不公平带来的较高缴费金额, 使许多没有交费能力的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在自愿参保的情况下会选择不参保。因此, 在缺乏对贫困群体参保资助的前提下, 自愿参保必然会遭到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 客观上形成对能够参保的富裕群体的逆向财政补贴, 而具有逆向转移支付的作用。另外, 大病保障医疗政策中的“保大”不“保小”也是青年人无法获得实际收益而选择不参保的原因, 而只“保大”将直接威胁到医疗保障制度自身的财务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最终加重医疗保障体系的治疗负担, 使医疗保险制度难以得到有效运转。

三、完善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措施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只有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 才能使医保制度沿着解除人民疾病后顾之忧、保障人民健康的方向发展。

1、扩大医保覆盖范围, 向更多受雇劳动者扩展

彻底取消机关、事业单位遗留的公费医疗计划, 把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和统筹区域内农村雇佣劳动者纳入覆盖范围, 以此来促进统筹发展和城乡融合。

2、提高保障程度和制度的强制性

政府提供较贫困居民和中小型企业的参保补贴, 并提供门诊和住院两方面保险, 加大医疗救助力度以提供最后的保障防线。同时, 提高个人缴费水平以增加基金筹集总量。

3、积极推进医疗服务之间的竞争机制

国家应放弃为了保护公立医院垄断地位而在市场准入方面对私人医疗服务领域进行不合理的限制, 鼓励私立医院和个体诊所的发展;同时也加强医药供应链的竞争能力, 整改其因制度缺陷造成的内部混乱和低效率, 不断提高药品质量、降低药品价格。

4、在制度结构上, 从现行“三元制”过渡到“二元制”最后到“一元制”

在尽快实现多元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的基础上, 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轨, 并在条件成熟后, 与职工医疗保险并轨, 形成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

四、结语

正如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的, 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 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就能节约某些市场的运行成本。一个好的制度能将稀缺性的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 制度减少着协调人类活动的成本, 不论从国家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收益都大于成本, 这项制度产生和推广的原因也在于此。同时, 我国的改革任务尚未完成, 制度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有关分析也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能够改变人们为其偏好所付出的代价, 新制度经济学家揭示了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内在联系。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应归因于制度的不完善, 其根源在于人类的有限性, 人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 但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因此, 应加强教育力度, 不断发展科学文化水平, 提升人类智慧, 才能完善医疗制度, 达到“帕累托最佳境界”。

摘要：医疗保障是解除国民疾病后患并提高其身体素质的制度安排, 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医疗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和完善, 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福利水平高低的关键性指标。医疗保障制度不仅涉及医疗供求的双方, 而且还涉及医疗保障供应等方面, 从而是关系最为复杂的社会保障制度。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首先分析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然后指出现行医疗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提出了各项政策措施, 以期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

关键词：制度,经济,医疗保障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 1999.

[2]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3]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30年[M].人民出版社, 2008.

[4]陈丹镝:当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费用负担分析[J].新疆社会科学, 2006 (6) .

[5]石建军:对我国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理论分析[J].财贸研究, 2006 (5) .

[6]康汉真: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经济学分析[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08, 21 (6) .

[7]叶堂林:我国医药供应链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研究[J].商业经济, 2009 (5) .

[8]熊季霞:药品价格虚高的经济学分析及制度安排建议[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6, 7 (2) .

制度经济学分析 篇7

【关键词】 会计准则;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度经济学模型构建

交易费用一直是制度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基础。这里笔者以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历程为基础拟建立一个交易费用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建立在追求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假设之上,模型包括:

(一)行动集团

引起每次会计准则变迁的行动集团笔者认为主要是财政部、会计学术界和企业。

(二)契约(会计准则)的类型

根据我国会计准则的变迁,笔者认为契约(会计准则)的类型有:(1)传统型会计准则,指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这段时期的会计准则,特点是主要为满足国家的宏观政策需要,会计要素按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划分,存在过于简化和片面的缺点。(2)偏传统型会计准则,指1978年到1992年期间的会计准则,特点是,虽然主要还是传统特点的会计制度,但是因为在外资企业中开始实行不同于传统会计准则的会计制度,表现出现代会计准则的一些特点。(3)混合型会计准则,指1992年到2001年这一时期的会计准则,特点是实行企业会计准则和行业会计制度,传统型会计准则和现代会计准则相互激烈碰撞。(4)偏现代会计准则,是指2001年到2006年这一时期的会计准则,特点是表现出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趋势,但同时还实行小企业会计制度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5)现代会计准则,是指2006年到现在的会计准则,特点是它表现出与国际会计准则高度的趋同。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其他企业执行。执行该38项具体准则的企业不再执行原会计准则。按照前面的分类,在此,我们把新会计准则定义为现代会计准则。

(三)引起会计准则变迁的要素

1.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才是影响制度变迁的最主要的变量。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从而对经济组织中的契约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也就是政府转变职能、精简政府规模、改革经济管理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政府管理体制逐步改革与完善,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宏观调控体制框架。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此后两年,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取得新进展;非国有企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尤其是外商投资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中国企业正全面步入市场化运作轨道。2002年和2003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分别达到72.8%和73.8%的结论,再次证明了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2.产权制度。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契约),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它也是影响会计准则变迁的一个变量。正是由于在中国社会里私有产权的发展,才真正充分调动了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使得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加关注信息的质量。而作为对经济活动进行反映的会计,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会受到更多重视。

3.社会知识存量。人们对所要创新制度认识的不断进步,将会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社会科学和相关职业知识的进步,会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现有的知识存量能提供一个有关制度环境、各种可能的制度安排及其功效的详尽透彻的知识,这将为制度创新提供一个有效的依据,为其进行制度创新决策,特别是具体选择何种制度时提供帮助。知识存量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还表现在制度的推行方面。如果在推行过程中,各执业人员或被约束人员具有与制度相同或相似的知识,必将降低新制度被采纳、应用的阻力,制度执行成本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中国与世界的逐步接轨融合,人们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关注和认知使得知识存量已经足够具备。

4.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是“一套有关生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信仰”。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主流的意识形态经常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首先,在制度选择上,意识形态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按照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的论述,在借助政治、司法程序进行资源配置的决策方面,意识形态起着支配作用。当立法者、管制者和行政执行机构面临众多选择时,意识形态便成为决定性因素。其次,当一种制度选择完成后,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能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而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则会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当然,意识形态本身不是恒定不变的,它也会因外部各种情况而改变。随着意识形态的改变,制度均衡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现代(新)会计准则体系的颁布与实施

新会计准则体系制定的主要思路是参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坚持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原则,并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基于这个出发点,会计准则体系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规范了资产减值计提、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借款费用、所得税会计、股权激励、投资性房地产、存货和资产处置、合并报表等方面的会计处理,在许多重大会计处理的理论上有一定创新,而且核算方法也更加完善和合理。

(一)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变大

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布,给予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在相应规范制约下的灵活应用以更大的空间,同时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中对会计业务处理都只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相当多的内容需要通过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解决,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残值和弃置费用、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运用等等。而且,新会计准则体系的许多内容引进了现代财务理论,确立了资金时间价值、实际利率法和资产计价理论,如在延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残值和弃置价值的估计、延期收款的经济业务、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方面等,都大量采用时间价值和资产计价理论。

(二)会计目标进行了重大修正

新会计准则体系对会计目标进行了重大修正,在原来的会计准则中主要强调会计信息对于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而在新会计准则中明确提出了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会计信息的目标,要求在充分披露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的同时,反映其受托责任和有助经济决策的要求,会计准则的制度目的更加明确和完整。

(三)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新会计准则体系将原来的“一般原则”改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使概念更加明确,将会计工作的最基本要求界定为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将原来的“可比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合并为“可比性”原则,使其在概念上不出现重叠和交叉,更便于理解和运用。将会计信息“客观性”改为“真实可靠”,对会计信息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新会计准则体系明确将“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这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会计理念,即会计的确认和计量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业务的外在表现形式或一般的法律形式作为依据,而是应该以经济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作为会计的确认和计量的依据,这条原则对会计人员特别是企业的高级财会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会计人员充分运用职业判断能力,不受经济交易和经济事项外在表象的迷惑,在对其具有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正确地作出判断并进行最合理有效的会计确认和计量,还要求会计人员对其所处理的各项经济业务和事项的经济实质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四)会计要素的定义进行了重大调整

新会计准则体系对会计要素的定义进行了重大调整,“经济利益的流动”作为主线贯穿于资产、负债等要素概念之中。如重新定义了资产的概念,增加了“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和“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作为资产的确认条件。在重新定义的负债概念中,将“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和“未来流出经济利益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作为确认的必要条件。应特别注意的是,新准则第一次将资产、负债的定义与其是否符合确认条件相分离,并明确提出:只符合资产、负债定义,但不符合其确认条件的资产、负债,不能被计入资产负债表。这就意味着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实际资产(负债),与其能真正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可能会存在差异,在这方面,“经济利益的流动”将成为核心的判断标准。

(五)所有者权益概念作了相应调整

新会计准则体系对所有者权益概念作了相应调整。明确提出了“利得”和“损失”概念。企业一定时期的利得和损失应该清晰地划分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与“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前者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会直接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或减少。而后者是应该首先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将构成当期利润的一部分,即“利润=收入-费用+利得-损失”。当然,无论哪种利得和损失,最终都会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

(六)财务报表列报也作出了较大的改变

新会计准则体系对财务报表列报也作出了较大的改变,由原来的三大财务报表变为四大财务报表,增加了“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进一步体现主体权益思想为主导的会计理论基础。为了适应新经济环境的要求,新准则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目中新增加了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生产性生物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等资产类项目。同时在负债项目中增加了预计负债、交易性金融负债、专项应付款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等负债类项目。同时新建了结算资金往来、外汇买卖、衍生工具、套期工具和被套期工具五个共同性账户,前两项共同性账户主要适用于金融企业。

在权益方面新准则体系作出的重大变化是,增加了“库存股”项目,同时将少数股东权益作为净资产列示。

(七)会计计量属性概念

新会计准则体系第一次出现会计计量属性概念,这在过去是一个会计研究的纯学术问题,但新会计准则积极趋同于国际会计惯例,大胆引入了这个全新概念,可以说是对我国会计实务的一个重大创新和挑战。新会计准则体系要求对于大多数经济业务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如确有必要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可以说这是我国会计计量制度的重大变革。

三、现代(新)会计准则的制度经济分析

(一)现代会计准则合理性在于它能够降低信息成本,增加整个社会的利益

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2002年、2003年就已经分别达到了72.8%和73.8%。企业改革的继续推进,使我国的企业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更加清晰,管理更加科学。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大,我国的金融机构已基本上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快步伐,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大幅度减少。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经济中,成为全球化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对于信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要求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高度的可比性。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不仅只限于有一个地方流动,它的流动范围已经延伸到世界各地。我国之前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性较小,虽然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中是合理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发展,它的不适应性日益显露出来。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进入外国的资本市场,而要得到外国投资者青睐,就必须提供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报表。如果继续执行老的会计准则,即使通过转换可以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合乎他们要求的会计信息,但转换的成本是高昂的。信息成本的高昂使得改变契约安排(会计准则)产生了增加利润的可能性。因此这一时期的会计准则最大的特点是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它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够降低信息成本,增加整个社会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实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被废除了,被包含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这是因为,我国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的速度和对外开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金融机构的竞争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逐步建立,民间资本和外资也允许进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化,使得投资者要求金融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与其它企业的会计信息相比更加具有可比性。毫无疑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被包含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之中,降低了信息成本,因此是合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

(二)公允价值引入,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成本

这次会计制度改革重新引入了公允价值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会计计量属性之一,从而与历史成本的传统计量观产生了冲突。有人认为,我国的环境基础尤其是企业诚信机制和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现在就要求我国会计与国际趋同,可能会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但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我国的会计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已是大势所趋,如果仍拘泥于按部就班的保守思路,会计不但不能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保障和促进作用,甚至会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种障碍。不能再以落后为借口而拒绝先进的会计思想和方法,保护本应该改革的落后的会计制度和机制。如果等到外部条件完全成熟再来实施新会计准则,这将使我们蒙受更大的损失。当然也不能排除新准则的某些选择性较强的条款可能成为一些诚信不足的公司用来作为调控利润的手段,但这只能说明我们未来会计监管的任务更加艰巨,建立起良好的会计诚信机制对于保障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将越来越重要。公允价值的引入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它将一定程度地降低投资者为获得可靠的信息而付出的信息成本,而且,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的加大,公允价值被企业利用进行利润操纵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因而从整体上看是有利的。

(三)现代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不同之处

当然,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还有一些与国际会计准则不同的地方,比如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是不允许以后再转回的;对关联方关系方面,国际会计准则没有将合营企业单独列为关联方,而我国则将合营企业单独列为关联方等。这些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以避免过于超前造成过高的监督成本。

【参考文献】

[1] 陈蓁.我国会计制度的变迁主体、变迁路径分析[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2] 陈文华,姬红飞.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J].会计之友,2006(9).

[3] 陈信元,金楠.新中国会计思想史[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4]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1999.

[5] 盖地,刘慧凤.会计原则协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切入点[J].会计研究,2004(3).

[6] 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