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共8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篇1

摘要：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爆炸性的增长，知识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和利润创造的主要要素，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企业意识到走出去已刻不容缓。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角度出发，首先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投资区域由集中化向多元化发展、投资行业和方式随地域不同而变化、单项投资规模相对较小等特点，然后对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国对外投资的存量、投资国的贸易倾向以及投资国的技术水平并在此基础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字：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一）投资区域由集中化向多元化发展，影响逐渐扩大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集中性特征，主要对象包括香港、新加坡、韩国、巴基斯坦、印尼、日本等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设立工厂，进行就地生产和销售，进一步维护和开拓了出口市场，并扩大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此外，通过在国外建立销售网络，减小了经营风险，绕过了贸易保护政策，从而能够在有一定市场风险的国家开展贸易，扩大市场范围。

（二）投资行业和方式随地域不同而变化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以贸易公司为主，逐步发展到涉及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广泛领域，在不同的国家对外投资的方式所选取的行业也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在亚非拉和东欧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主要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以企业自带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投资为主，经加工组装成制成品后就地销售或再出口到别的国家和地区，借此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出口，进行这类投资时，企业多选取技术成熟和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如纺织、家电、轻工、机械和原料药等行业在文化相似的东南亚各国进行投资时则是注重创立自主品牌，依靠消费者的认同来开拓海外市场而在发达国家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多通过并购的方式，借助国外品牌的影响力和国外企业的现金技术进行对外投资，例如联想投巨资并购的业务，并取得的品牌使用权。

（三）单项投资规模相对较小

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一般较小，单个项目超过百万美元的不多。形成这种特点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尚处于跨国经营的起步阶段，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在对外投资的规模上态度谨慎另一方面是由于参与跨国投资比较活跃的大多是中小型企业，它们的经营实力决定了往往追求投资少，见效快的战略目标。这些中小企业大多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区域，因而投资设立的企业自然也是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水平的中小企业。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企业的形态和发展模式越来越复杂化，因而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也呈现出多元的特征。

（一）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水平理论，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直接投资存在着一种动态相关关系，该理论认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量该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国际直接投资的差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相关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对外投资才会成为可能。一个国家的还代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是资本、技术等要素积累的成果。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是投资积累到一定程度，企业才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否则如果资本尚不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自然不可能进行对外投资。

（二）投资国对外投资的存量

一般而言，某一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水平与这一地区的企业对海外市场的已有投资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对外投资的流量与其上一年末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是每年投资流量的累积，代表了一个地区或国家已有投资的能力，是进行未来投资的基础。而对外投资存量的多少又被称为海外市场的开拓程度，对海外市场开发较好的地区和企业会促进和带动其继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开发度较高的地区，由于企业已经进行过投资，因而对于该市场的情况**道国消费偏好和市场结构，市场的成长性，市场的规模以及人均资本输出等影响对外投资的主要市场因素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这样一来继续投资就可以降低投资的信息成本和投资风险。同时对于比较熟悉的国外市场可以充分利用该国的优惠政策，合理规避各种壁垒，达到降低产品进入成本的目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变相的获得了价格优势，从而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这些经验和信息还可以为相关后来者提供借鉴，从而形成集聚效应，形成一个良胜的循环，因而投资存量高的地区它的投资流量也相对较高。

（三）投资国的贸易倾向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当一国某产品对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时，为稳定与扩大海外市场份额，该产品商将趋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在东道国建厂生产或采取购买、兼并当地营销网络的方式以支持日益扩大的贸易。

（四）生产效率

根据传统的区位优势理论，生产效率的高低对于投资的区位选择会产生影响，因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会带来更高的报酬，由此会带动直接投资在国际间的流动。例如根据In-Mee Beak的研究，劳动生产率差异对大部分有显著影响，但影响随着税率和工资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实际的投资活动中，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企业倾向于在本地投资，而对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他们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五）工资水平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时要考虑要素的投资回报率，而劳动力成本工资正是成本的主要因素。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和区位优势理论的研究，由于资本被假设为一定时期不变，当工资水平不同时，投资所产生的资本回报率也不尽相同，因而资本会从母国不断流入东道国，直道资本回报率相等之时，由此得出劳动工资差异是对外直接投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在国外市场的投资比在国内市场投资或其它外国市场投资成本低，相对的盈利水平就更高，投资会从较高工资水平的地区流向较低的地区，例如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发现相对工资水平是英国年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我国学者张炜、李淑霞、张兴也从宏观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通过脉冲影响函数证明了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与我国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

（六）投资国的技术水平

Kuemmerle提出了技术开发与技术增长理论，认为现代企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自身已经具备的高科技来占据技术不发达的市场，同时再通过向科技发达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来获取新的核心技术的一个过程。他将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开发和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增长。是开发母国区位创造的技术优势，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企业的现有技术知识，开拓国际市场。所以，企业的投入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研发能力决定了其对外投资水平的高低。而是为了保证企业的稳定和长期增长，旨在从海外为母国获得新的技术与知识信息，增加母公司技术存量，从而提高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此时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科技能力是对外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当前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浪潮之中，获取跨国经营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技术、技术优势、获取或开发新技术，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

三、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本文站在我国角度，对未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一）完善政府职能，弥补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篇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简称FDI) 有其独特的特点, 既顺向投资于发展中国家, 又逆向投资于发达国家。数据显示, 中国FDI流量规模由2002年的27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746.5亿美元, 年均增长达到26.9%。截至2008年中国FDI规模为高速发展态势, 近几年为震荡型恢复增长模式。金融危机影响下FDI增速在2009年为1.1%, 但是2010年后基本恢复增长。总体上看,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中国FDI有一定影响。2012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下降17%, 但是, 中国FDI流量则为878亿美元, 同比增长17.6%, 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尽管如此, 中国FDI失败率还是很高。截至2012年底, 全球179个国家 (地区) 中, 中国投资者在国外设立FDI企业2.2万家左右, 76.8%的覆盖率, 位居前20位的地区和国家创下存量4 750.93亿美元的新高, 占总量的89.3%。2013年, 中国内地将391.1亿美元投向了七大主要经济体国家, 如澳大利亚、美国、东盟、俄罗斯、日本等, 同比增长3%, 占同期投资总额的69.2%。现阶段继续加大FDI的主要原因是当前对外投资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不够成熟。同时, 这也是中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所以, 大多数中国企业向海外发展和扩大规模的必经之路是FDI。同时带动产业升级, 扩大市场份额, 占据国际有利地位, 保护出口贸易, 降低顺差, 从而缓解国家间矛盾。对于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因此, 本文, 从中国FDI行为角度分析其影响因素, 具有理论依据与现实意义。

一、相关研究回顾

刘辉勇、卢进勇 (2009) 基于1992—2007年的数据, 对中国不同产业和就业方面, 采用协整方法并利用FDI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 FDI对东道国的影响, 主要是FDI在各部门中所占的比例, 各部门所占的劳动比例、各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对劳动的弹性, 总体来看有着积极作用[1]。张如庆 (2005) 基于1982—2002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实证分析, 结论为FDI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存在单向因果性[2]。李雪辉、许罗丹 (2002) 的实证研究结果是, FDI对于外资集中地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当地熟练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市场条件的存在, FDI对各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也不相同[3]。李占国、江心英 (2008) 通过有界检验方法和采用ADRL模型从时间上来验证, 结果表明, 长期中, FDI对就业具有一定的负影响;但在短期内对就业具有比较明显正影响[4]。林众 (2012) 从FDI对东道国的就业地区经济、东道国的就业量、就业质量、就业结构四个方面做了文献综述, 并对中国FDI总结并提出展望[5]。Das (2002) 通过分析FDI对工资水平影响差异化关系, 并建立模型, 研究结论为FDI影响东道国收入的差距, 差距不断地加大[6]。

二、实证方法和变量的选择

(一) 实证方法的选择

本文主要运用SPSS19.0数量软件, 使用最多元线性回归法对影响中国FDI行为的因素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 由于选取的是截面数据, 具体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二) 变量的选择

1.因变量的选择

为了全面、客观反映影响中国FDI行为的影响因素, 把被解释变量定为中国在各国的实际FDI额, 以Y表示。

2. 自变量的选择

本文选取东道国平均工资、人均GDP、文化差异、法律环境、政策限制及两国距离作为中国FDI行为的自变量, 对其取对数后分别以X1、X2、X3、X4、X5、X6表示。

X1:东道国的平均工资可以衡量劳动成本, 劳动成本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东道国的投资回报率。

X2: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总体市场大小和经济运行情况一般用东道国人均GDP来衡量。

X3:文化差异作为虚拟变量之一, 用来衡量信息的获取成本, 即两国的文化相似度, 采取与中国语言为同一语系的国家取1, 不同的取0的方法。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英语、德语、法语的国家的该虚拟变量设定为1, 其余0。因此, 语言差异通过影响投资成本, 进而影响外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收益。

X4:法律环境作为虚拟变量之一, 作为衡量管制成本的解释变量, 同样, 与中国在同一法律体系的国家取1, 其余的取0, 由于同一法律体系可以降低了监管成本进而影响对外投资收益。

X5:政策限制衡量的是监管成本, 作为虚拟变量之一。与中国签订开放协定的国家会享受到WTO的最惠国待遇和多边主义原则。自贸区的零关税代之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特惠贸易协定, 与中国成为自贸区的国家为1, 其余的为0。因此, 跨国成本也作为影响中国FDI的收益因素之一。

X6:距离变量作为信息成本的代理解释变量, 定为母国首都与东道国首都之间的距离。收集信息的成本随着地理距离正相关变化。两国地理距离影响了信息的收集, 使得信息成本产生, 从而影响外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收益。

三、样本选取与实证分析

(一) 样本选取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1990—2013年的国际统计年鉴、2013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3年世界对外投资报告。由于模型中涉及到3个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值不随时间变化, 因此, 我们在此选取的2011年的19个国家 (地区) 的数据构成一个横截面数据。使用回归分析采用SPSS19.0进行计算。整个数据构成的横截面如表1。

数据来源:2013年经济统计年鉴

(二) 实证分析

中国在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后, 非金融类FDI大幅增加, 从1990年的8.3亿美元, 增加到2005年的122.61亿美元, 2012年进一步增加到5 319.4亿美元[2]。本文将对此进行实证研究, 范围内考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表征东道国经济增长的GDP、东道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信息成本 (两国的距离和文化差异为其代表解释变量) 、管制成本 (法律环境及政策限限制) 1990—2012年的中国FDI流量数据, 如表2所示。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2013年世界对外投资报告

由于模型采用的是截面数据, 所以不涉及平稳性之类的问题, 因此, 本文对模型进行初步的回归, 因变量为Y, 自变量X1:lnwage, X2:lngdp, X3:language, X4:legal, X5:FTA, X6:lndis。线性回归模型:

由分析结果可得出回归方程如下:

四、实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实证结论

依据表5回归结果的各项指标可知, T统计量的绝对值大于2, p值都小于0.01, 人均GDP、语言之间的差异、法律限制的显著性小于0.05, 说明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FDI情况, 并且模型的判决系数为0.799, 说明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有79.9%可以由本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来解释。由F检验, 残差平方和为4.200, 可以看出该模型的拟合度比较好。从方程中我们可以得人均GDP的系数为正, 说明各国的国民收入和中国FDI有正向关系;距离的系数为负, 则说明距离越远的国家,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越少, 距离越远表示信息成本越大;语言的系数为正, 代表与中国属于同一语系的国家, 得到的FDI量较多。同时有结果可知, 法律和FTA两个变量对中国FDI的显著性也非常好, 管制成本也是影响中国FDI的因素, 同样有工资的系数为负值, 可得出, 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对中国FDI有负影响。

从投向所选择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可知, 排在前面的分别是开曼群岛、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

开曼群岛在2011年中国FDI额居于首位, 主要是在开曼群岛没有附加条件限制贸易发展, 没有外汇管制, 即管制成本低, 促进了中国的FDI, 验证了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

香港地区毗邻中国大陆, 不仅语言属于同一语系, 而且建立了自贸区, 这些都大大减少了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数据表明, 香港成为中国大陆投资的主要投向地区。

由于新加坡与中国自贸区的建立, 监管成本降低, 中国和新加坡都属于亚洲国家, 地理距离近, 这降低了信息成本。而且, 新加坡的工资水平降低了投资企业的成本, 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企业。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也很多, 语言这一虚拟变量取值为1, 同时, 美国也签署了WTO开放协议, 使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降低, 有利于中国对美国投资, 又由于中美距离很远与中国不属于同一个法系, 使得信息成本和管制成本增加, 美国工资水平相对较高, 这一原因又抑制了中国对美国的投资, 因此,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并不是最高的。

(二) 对策建议

1. 关于实现FDI利润最大化。

由于东道国的人均GDP与人均收入对中国FDI的影响较大, 因此, 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是正确选择符合中国竞争力水平和投资收益的东道国, 在东道国树立投资企业的良好形象。同时, 鼓励企业积极融入东道国经济, 加强对东道国的服务意识, 力争从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道国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 但是要减少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产生高工资成本的不利影响。

2. 关于实现与东道国的信息成本和管制成本最小化。

从地理位置、语言、法律环境和自贸区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的角度出发, 信息成本与管制成本对中国FDI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所以, 从政策角度出发, 改善中国FDI环境是很必要的。应加强中国同国外的交流机制, 为促进中国企业寻找海外投资机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和交流平台。不仅加速促进中国法律体系的完善, 使对外投资企业尽快适应国际法律标准, 而且减少FDI的管制成本促进对中国FDI的发展和提高。

3. 关于FDI的投资主体。

FDI有关的法律法规亟需完善及税收等优惠政策制定与实施, 对于企业融资信贷以及投资领域的限制, 应该予以实行开放政策;同时, 中国应积极的对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息服务, 从而促使国内中小企业FDI活动的积极开展。

4. 关于FDI的投资区位。

通过扩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来实现“技术寻求型”的FDI。力争与发达国家举办合资企业、购并核心技术企业, 同时设立研发中心, 汲取其管理经验先进技术, 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5. 关于FDI的投资行业。

由于产业溢出效应不高现象的存在, 国内的相关产业如机械制造、石油加工等产业在对外投资中发挥成长的波及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不断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FDI, 中国对外投资结构的升级和国内产业结构优化。

6. 关于FDI的投资方式。

进行FDI中, 企业以跨国并购方式为主要方式, 同时对于跨国兼并的运行规律及相关法律具有相当的认知。在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应逐步完善配套政策, 为跨国并购提供保障。对于投资方式和规模的选择, 鉴于中国FDI尚处于起步阶段, 应根据自身的实力与经营状况谨慎选择。

7. 关于FDI的投资绩效。

为提高投资收益率, 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亟待加强。国有大型企业为中国的FDI主体, 但是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投资效益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从而导致中国FDI的效益不高。因此, 对所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产业发展及市场情况、投资环境进行调查和实地考察是必须的, 同时, 加强投资的可行性研究, 从而提高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

参考文献

[1]刘辉群, 卢进勇.国际直接投资的就业结构效应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 2009, (9) .

[2]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因类型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 2005, (2) .

[3]李雪辉, 许罗丹.FDI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 2002, (1) .

[4]李占国, 江心英.基于有界检验方法的外商投资与中国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 2008, (5) .

[5]林众.FDI对东道国就业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12, (5)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篇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投资动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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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长强劲。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 247.8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除此之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也远远小于吸引外资的规模。2011年中国利用外资量为1 240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资存量约为7 120亿美元[1]。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的巨大差额是导致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给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充分利用外汇资源，提高对外资产回报，避免巨额外汇储备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中国当前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现实选择，而且是全球化与经济危机背景下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文献综述

相对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目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外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也日渐增多。Buckley 等[2]利用1984—2001年中国企业对49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大、文化相似性强、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地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具有的资源禀赋和专利注册情况影响不显著。Cheng和Ma[3]运用引力模型对2003—2006年中国企业对90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流量和存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OFDI流量。Cheung和Qian[4]利用1991—2005年中国企业对31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低、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道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Kolstad和Wiig[5]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共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越好越具有吸引力，二者存在替代作用。Ramasamy等[6]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对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国有控股企业倾向于对资源丰富、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进行投资，而私有企业则主要为市场寻求型投资。此外，部分学者还基于更大的发展中国家样本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有关研究的综述和修正，以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程惠芳和阮翔[7]运用引力模型，对与中国存在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32个样本国家的流量数据进行横截面回归发现，投资国与东道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经济规模总和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之间的投资流量正相关，两国之间的距离与两国之间的投资流量显著负相关。徐雪和谢玉鹏[8]采用2005年和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何本芳和张祥[9]借鉴引力模型原理，基于2004年和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对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贸易、距离、劳动成本和国家类别等因素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项本武[10]采用GMM估计方法，对2000—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以出口衡量的双边贸易关系、双边汇率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而东道国工资水平、前期投资等因素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谢杰和刘任余[11]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视角，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因素以及投资对贸易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集聚效应，不同地区的投资存在空间互补效应，贸易双边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但对出口影响显著。阎大颖等[12]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国际折衷理论进行拓展，归纳了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因素，并以2006—200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海外关系资源、政府政策扶植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

现有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引力模型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选择不同的变量和模型，对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由于变量和模型不同，学者们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同一因素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现出相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如Deng[13]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于寻求市场、技术、自然资源或战略性资产等。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市场寻求、技术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对于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技术寻求特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寻求特征较为明显。

这为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合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理论，检验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并对其影响程度和路径进行深入分析。

二、不同投资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指跨国企业为实现企业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寻找能将自身优势与外国生产要素有机结合的外国地区。根据Dunning[14]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其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能够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取得的，只有区位优势是动态的外生变量，需要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无法自身创造。因此，作为跨国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条件，区位变量的不断变化会给企业的国际投资带来较大风险，需要企业通过正确选择投资区位来消除或降低相关风险。为此，必须对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有明确的认识。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跨国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三方面。企业应围绕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选择合适的东道国或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三、不同投资动机下的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外资开放度以及两国双边贸易联系、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通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整理总结，可以从投资动机的角度，将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概括，如表1所示。

上述因素主要由对发达国家企业研究得到，对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企业而言，对外直接投资除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自身特定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因素、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受技术及制度因素所限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不成熟。由于国际经营经验不足，企业偏向于在语言文化及地理邻近的地区投资，对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敏感度较低。此外，由于政治及外交的需要，许多以援助项目形式出现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非以经济利益或经济效率为导向。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对拉美及非洲地区的投资，多是出于政治需要。

三、因素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传统因素做了进一步的扩展，分析了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工资水平、基础设施、外资开放度、汇率水平以及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地理距离等九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1.东道国市场规模

Dunning[15]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强调了市场规模这一区位优势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寻求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需求和市场规模的增加，而市场规模越大使企业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导致对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许多学者用真实GDP作为代理变量，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也表明东道国真实GDP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

2.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

运营成本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东道国发达的运输系统、先进的通讯系统和电力系统等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部分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基础设施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决定作用，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越完善对FDI的吸引力越大。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国家或地区。

3.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

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是影响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Kolk和Pinkse[16]认为，能源和矿产是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近年来中国的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增势明显，且主要流向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源型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活动明显增加。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自然资源更加丰富的国家或地区。

4.东道国技术禀赋

技术寻求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Kogut和Chang[17]的研究也表明，对高技术禀赋国家的投资存在着逆向溢出现象。Luo和Tung的研究也表明，对发达国家企业进行投资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知识资产的重要途径。2010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重要驱动因素。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大。

5.东道国工资水平

劳动成本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生产成本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内容，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可以使企业实现比在其他市场投资更高的盈利水平。新古典贸易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而资本会不断从母国流向东道国直到两国间生产成本或投资回报率相等。从理论上来看，以寻求低成本为动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利用东道国的低工资水平来获利。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东道国工资水平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6.东道国外资开放度

外资开放度间接反映了东道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开放自由，越有助于吸引外资。减少对外资投资行业的限制和外资进出东道国的流动限制，可以降低投资风险，促进东道国外投资规模的提高。从理论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应随东道国外资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东道国外资开放度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7.东道国汇率水平

Aliber和Dunning认为，由于强势货币的升值和购买力的增加，国际投资会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相对弱势国家。实证研究也大都支持这一观点，但是对汇率水平及其变动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并不一致。本文认为东道国货币被低估，则企业购买机器设备、土地的生产成本，东道国比母国低，会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在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下，人民币不断升值，成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优势，这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东道国货币相对人民币价值越高，则人民币在该国的购买力越弱，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也越少；而东道国货币相对人民币价值越低，人民币在该国的购买力则越强，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就越多。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东道国对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正相关。

8.双边贸易联系

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最初是由Mundell提出的，他通过模型分析认为，贸易受到阻碍会促进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受到阻碍会产生贸易，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关系。Markuson和Maskus研究认为，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具体要看二者之间是否是“合作的”。如是“合作的”则表现为互补关系，否则表现为替代关系。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直接投资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互补性，而间接投资会产生替代性。Johanson和Vahlne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从无国际化活动、出口、国外销售子公司到国外生产的过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应遵循这一过程，首先开展出口、设立销售子公司，在具备较充分的市场信息之后，才开始从事国外生产。因而与东道国的密切贸易联系会促进对该国的直接投资。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8：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量的增长会促进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9.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

Flores和Aguilera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会由于交通成本、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因素影响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量。距离是制约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理距离的增大，会导致语言文化差异，并加大两国的心理距离。而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还意味着运输成本和投资管理成本的增加，投资风险增加。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9：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四、实证分析

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以一般化为原则进行相关变量的选取，并依据变量的可计量性，将难以计量的因素未引入本文的计量研究框架，如政治与外交因素，语言文化及地理因素等，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使用母国和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一般化分析，而未对企业层面的因素进行具体化分析。

1.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流量（非金融部分）作为被解释变量。相对存量数据，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于不存在滞后，能更加有效地刻画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05—2009年中国对51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流量，共255个观测值。

本文共选取9个解释变量。真实GDP（RGDP）是东道国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综合反映，本文用东道国真实GDP作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交通运输设施是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部分，用东道国航空里程（AT）作为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RE）以样本交易年份东道国出口的矿产及燃料资源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表示。东道国技术禀赋（TI）采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各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对东道国研发创新能力的评分来反映，其分值越高，表明该国技术越雄厚。人均国民收入（GNIP）常被用来测度一个国家的消费者富裕程度，但也间接反映了东道国的工资水平，用它作为东道国工资水平的代理变量。东道国外资开放度（FL）用东道国外资流入量与东道国GDP的比值来测度。东道国汇率水平（EX）采用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间接标价法）。双边贸易联系（TR）用样本期各年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总额来反映。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DIS）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海运距离来测度。

OFDI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RGDP、FL和EX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http：//unctadstat.unctad.org/）。AT、RE和RGNI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ww.worldbank.org/data and research）。TI数据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TR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DIS数据来源于www.indo.com。

2.模型设定

在前文理论分析与假设的基础上，对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关系进行梳理，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模型设定为：

lnOFDIit=β1lnRGDPit+β2lnGNIPit+β3lnEXit+β4lnTRit+β5lnDISit+β6lnATit+β7REit+β8TIit+β9FLit+μi+εit

其中，i表示国家下标，t表示时间下标，it即为t时期i国家的相关数值。μi为不可测的东道国个体效应。对部分变量数据采用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3.模型估计与结论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运用统计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采用GLS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lnRGDPit、lnGNIPit、lnEXit和DISit四个变量的系数不显著，lnATit和REit两个变量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TRit、Tit和FIit三个变量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1）以真实GDP来测度的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虽然与理论预期和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但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对此却存在着分歧，如项本武[10]研究认为用真实GDP测度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李猛和于津平的研究结果则与之相反。它反映了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趋多元化，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OFDI流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OFDI也在快速增加，表明中国企业的FDI还没有像发达国家企业那样成熟——市场规模越大，直接投资量越大。

（2）以人均国民收入度量的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也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不一致，但与项本武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反映资源禀赋和技术禀赋的两个变量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理论预期一致。这表明获取自然资源和先进技术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而效率和市场寻求动机表现并不明显。近来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企业往往基于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选择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矿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以获取能矿资源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多，如2009年中石化并购瑞士Addax公司等。另外，由于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创新能力从总体上与国际领先水平还有差距，以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断上升。

（3）以双边贸易额表示的双边贸易联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企业国际化从商品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过程，随着商品贸易的增加，企业掌握的东道国信息不断增加，比较容易从出口商品、建立销售子公司转变到对外直接投资。双边贸易额的增加会促进中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4）以东道国外资流入量占东道国GDP比重测度的东道国对外资开放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考虑动机实现的同时，也趋向于选择外资政策宽松、投资风险较小的地区进行投资。

（5）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虽然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不相一致。这一结果与Dunning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表明汇率并不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

（6）以东道国航空里程测度的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显示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把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全球范围内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便利性的提高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理距离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越来越弱。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设定面板模型，使用GLS估计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及建议：

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的外资政策对中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对以上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选择最适合的投资区位；东道国与中国双边贸易联系的提升对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符合从无国际化活动、出口、国外销售子公司到国外生产的过程首先开展出口、设立销售子公司，在具备较充分的市场信息之后，才开始从事国外生产，这一对外直接投资路径值得想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借鉴；现阶段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多元化发展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尚不成熟，仍需不断的尝试与探索。

除此之外，还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第一，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制定时，应根据自身的投资动机和核心能力，选择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方式和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或地区。第二，大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并不具有先进的技术或品牌，核心竞争力较弱，因此，应大力鼓励企业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效率寻求的考虑较少，应鼓励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要素价格差异，实现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企业大多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和经验，应通过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手段，不断拓展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环境、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政策等投资环境信息的来源渠道，鼓励企业循序渐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减少投资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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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篇4

2010-12-8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外国对我国直接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促进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扩大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逆差，并带来许多问题，不利于我国金融稳定。本文主要对外国直接投资

（foreigndirect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tradeinfinanceservices，以下简称TFS）的影响做详细的阐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FDI），金融服务贸易（TFS）

一、文献综述

继我国加入WTO之后，2006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正式发布，中国各种金融服务业均对外资开放，标志着中国的TFS己经进入全球化的新纪元。随着近年来我国TFS的快速发展，流入金融业的FDI量明显增加。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FDI与TFS之间的关系。Walter（1985，1988）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依然很好的解释和分析TFS。邓宁（1977）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用以解释外国金融机构为何及怎样进行海外扩张。Helpman、Krugman（1985）发现，以国际银行为代表的金融部门FDI与TFS的相互关系可以由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行解释。Li等（2003）的研究表明，FDI对金融服务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FDI与TFS保持着互补关系。P.Moshirian（2004）的研究表明跨境支付形式的TFS和金融部门FDI已经成为TFS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内研究方面，姚站琪（2006）分析得出TFS与金融服务投资具有一定的同向相关性。葛玉萍（2007）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服务业逐渐成为吸收FDI的主要行业，FDI影响着一国TFS和金融的稳定，政府有必要加强对FDI的监管。方慧、李建萍（2008）研究得出，我国金融业FDI与金融服务贸易额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但是总体上看，我国有关FDI对TFS影响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本文利用我国相关统计数据试图对TFS与FDI量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给出自己的结论。

二、中国TFS利用FDI现状分析

（一）中国TFS的现状和发展特征。

根据乌拉圭回合的解释，金融服务主要是指银行和保险业及相关的金融服务活动。服务贸易是通过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跨境交付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方式提供服务。而所谓TFS，就是以这四种模式进行的金融服务的国际交换活动。

总体上，我国的TFS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但它还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进出口结构不平衡。中国TFS逆差严重，且呈加剧趋势（见表1）。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在短时间内迅速开放，且投资政策优惠，从而外国金融机大量进入，相比之下，我国本土金融服务行业起步晚，产品和服务相对落后，很难与外国金融资本竞争。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1997-2008年整理所得

第二，TFS内部结构不平衡。在TFS进出口总额中保险服务业的比重占绝对优势（见图1），因此保险服务的进出口情况严重影响着TFS整体的走势。

（二）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利用FDI现状分析。

近年来，流入我国金融服务领域的FDI规模呈上升趋势（见表3），而金融服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尽管在中国加入WTO后有很大提高，但之后起伏较大，这是因为金融行业容易受到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FDI对中国TFS发展的效应分析

（一）首先，FDI的流入对中国金融贸易的发展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1.经济增长效应。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可以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整体服务水平，同时还有利于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深化金融发展程度，优化资本配置，从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会推动中国TFS总额的增加。如表2，随着金融业FDI的增加，中国TFS的进出口额和总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额增长。

产业变动效应。FDI的进入会直接对国内的金融企业产生竞争压力，迫使企业转变经营模式，改善服务质量，从而提高整个金融服务部门的经营效率。同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以带来先进的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当外资金融机构采取合资或战略联盟的方式时，这种知识溢出效应将更加显著。

（二）相对于积极效应，外来资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我国TFS的发展。

金融服务业FDI的进入使得短期内大量外汇资金涌入

1.加大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对出口产生消极影响；2.对我国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产生消极影响，容易导致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产生；3.可能会加大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FDI在加深我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同时，也使中国经济更容易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从而加大TFS中的不稳定因素。

四、利用FDI发展我国TFS的对策分析

在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的情况下，金融服务业FDI必定会向中国加快转移。如何合理利用FDI这柄双刃剑，是中国金融业乃至中国整个经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对策：

（一）进一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发挥FDI对我国TFS的促进作用。由于FDI对我国TFS有着促进作用，而且随着金融业的开放，我国金融服务的比较优势也会逐步提高。所以，我国应该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提高金融自由化的水平，改善我国TFS的结构和质量。

（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TFS结构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作为TFS的微观主体，金融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十分关键。我国的金融机构要充分抓住TFS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引进新的金融服务种类，增加金融服务的技术附加值，提高我国金融服务的知识技术含量，从而改善TFS结构。

（三）建立完备的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与货物贸易领域相似，中国的TFS市场在加入WTO之后也面临如何逐步开放和实施有效保护的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稳定TFS的进口量，使其不至于在短期内增长过快以至于过大而冲击国内金融服务业。为此，我国应提高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能力，鼓励其与中资金融机构的合作参股，提高中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同时，应逐步取消或降低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的不必要的优惠，施行与中资金融机构一致的监管政策。

（四）在吸引FDI的同时加大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我国金融机构要积极开拓TFS的新领域，提高现有国际业务及中间业务的档次，发展我国外向商业存在模式的TFS，增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金融服务机构也可以通过建立更多的海外分支机构在国际金融服务市场争取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Helpman E，Krugman PR.MarketStructure and ForeignTrade[M].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MIT Press，1985： 31-6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篇5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影响分析

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变化的相关分析及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对我国进出口的贡献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规模对我国进出口产生直接影响。指出：引进外资时，必须注重市场变化，选择以先进技术水平为特征的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要重视投资规模效应。

作 者：刘红红 LIU Hong-hong 作者单位：武汉工业学院管理科学系,刊 名：武汉工业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年，卷(期)：“”(2)分类号：F752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进出口 实证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篇6

究

曹志宏

2013-3-11 15:28:03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5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东北亚研究所，哈尔滨 150018)

摘 要：随着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外国投资者对俄罗斯投资环境的评价日趋正面，对俄投资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我国对俄直接投资在规模和质量上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与双边贸易额相比规模不大，仍处在起步阶段。围绕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化、地区与行业分布、面临的障碍等相关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前景广阔，但须将中国对俄直接投资上升到战略高度，以合理规避风险，保障投资效益，提高两国的投资合作水平。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5． 124． 8;F832． 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 －0961(2011)05 －0048 －03

作者简介：曹志宏(1974 －)，女，河北丰润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加强和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好转，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作为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投资合作越来越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前，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对外部资本依存度很高，需求强烈，其中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推动效应的外商直接投资是俄最理想的投资类型。根据俄政府制定的 2020 年现代化快速赶超战略目标，未来十多年间累计要投入 2 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其中1/3 须由外资来填补[1]。因此，深入研究当前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及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现状及问题，可以准确把握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动向，更好地促进中俄投资合作。

一、俄罗斯投资环境分析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并积极吸引外资，然而由于投资政策不连续、投资成本高、市场风险较大，吸引外资的效果并不明显。近几年，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快速恢复，进入俄罗斯的外国投资逐年增加。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从 2000 年至 2010 年俄罗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累计2 841.7亿美元。目前，俄罗斯是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增幅最大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巴西、智利、墨西哥、摩洛哥。有资料显示，俄罗斯在世界直接投资排名榜中的位次已经从2003 年的第 17 位上升到 2006 年的第 6 位，俄罗斯正逐渐成为全球投资中心之一。

(一)法律环境

俄加快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进程，不断调整和改善法律制度，仅 2002 年一年里就通过了 47 项新法案。为减少行政对企业的干预，政府出台了《国家注册法》，简化企业注册程序，使 企业注册在一个窗口完成;制定了《许可证制度》，简化了发放经营许可证的手续;修改了《股份公司法》;颁布了《国家检查法》，以限制政府监督部门滥用权力。此外，修改后的《外国公司投资俄罗斯战略部门法规》也于 2011 年开始生效。俄总理普京表示，此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国际投资者进入俄罗斯食品生产、药品生产以及金融行业的经营渠道，同时政府也会在相关项目的土地使用上放宽限制。

但俄罗斯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至今仍不够健全和完善，联邦法律与地方法规有些地方脱节，不同领域的经济法律在同一类问题上缺乏一致性，而且这些法律变动较频繁，缺乏稳定性。

(二)经营环境

俄政府和各联邦主体吸引投资的积极政策是外国投资者在俄能顺利经营的先决条件。最近几年，俄罗斯政府进行了税务改革，以便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降低投资成本。例如：企业利润税从35% 降至 20%，增值税从 20% 降至 18%，个人所得税从 35.6% 降至 13%，统一社会税从 40% 降至 26%，取消了原为 5% 的销售税、原为 1% 的汽车道路使用税。自 2009 年起，对进口俄罗斯产品目录中未列出的技术设备免征增值税，对出资培训员工和为员工缴纳养老金的雇主免征所得税、统一社会税和自然人收入税，免征正在进行科技研发或已经生产的现代化新产品的增值税等。

同时，俄罗斯还陆续出台了新的促进投资政策，其中包括组建经济特区、俄罗斯联邦投资基金、发展与对外经济活动银行、俄罗斯创业公司、高新技术科技园区等。除了俄罗斯联邦政府采取集中措施以保持投资积极性外，各地方也开展了相应的工作。作为国家给予支持的一种手段，地方政府可以对投资者在地方预算的税收收取幅度(地税)上给予优惠。

(三)社会治安环境

俄社会治安环境仍未根本好转，外国投资者和经商人员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干扰，人身安全缺乏可靠保障，外资企业外方人员及其他外商往往成为歹徒袭击和黑社会敲诈勒索的对象。

二、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特点及面临的障碍

苏联解体后，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数额不大，增速缓慢。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俄双边贸易额的攀升，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额也大幅提高。2007年《中俄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的签订，使得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额达到了 4． 78 亿美元。2009 年以来，俄经济显现出复苏态势，中国对俄直接投资也结束了由 2008 年金融危机造成的下降局面。2010 年，中国对俄累计直接投资为 5.94亿美元，同比增长 43.8%。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对俄直接投资还将大幅增长。

(一)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领域与地区分布

截至 2010 年末，经中国商务部核准并备案的在俄中国企业达到 772 家，其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2]。由于存在着行业和地区经济差异，外资进入的往往是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行业和地区。中国对俄直接投资企业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其中，莫斯科州和圣彼得堡市不仅有纳税优惠，而且有发达的市场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支付能力，是俄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毗邻中国的地理位置，对中国资本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西伯利亚地区，由于天然气、石油、矿产以及动植物等资源极其丰富，因此吸引了大部分中国对俄直接投资。

从 2007—2010 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存量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占据投资存量最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产分别占投资存量的 1/4 左右。从具体行业分布情况来看，投资主要涉及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制造业、采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和建筑业等领域。其中，房地产业是中国企业对俄投资最为活跃的领域。2009年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实施原木采伐、木材加工120 个项目，合同投资总额为 15 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 9.5 亿美元。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和采矿业也是投资存量较多的行业，制造业的投资存量有逐年缓慢增加的趋势。另外，从 2007—2009 年中国对俄投资份额的增减幅度来看，由于俄罗斯相关政策的不稳定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三产业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有明显的逐年下降的趋势[2]。

(二)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特点

1． 中俄投资合作互补性趋势增强

2009 年 6 月，中俄两国元首批准了《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明确了两国开展投资合作的 主要目的、原则、合作机制及投资优先领域等重要内容。两国在资源规模和产业发展方面突出的互补性，决定了中俄投资合作的发展潜力。这种优势互补型的投资合作主要体现在两国相互投资的出发点上，即中国投资俄罗斯，利用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加工并换回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俄罗斯投资中国，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国对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房地产业、林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等领域。近几年，受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按揭贷款利率相对较低等因素影响，俄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中国一批有实力的房地产企业先后进入俄房地产市场。但从中国对俄投资存量来看，对俄罗斯林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投资仍然占主要份额。可见，中国对俄投资属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来看，绝大部分投资集中在制造业中的专用设备、纺织服装、化学制品制造业和木材加工等八个行业，除专用设备制造业和木材加工及木制品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其他均集中在沿海地区。由此分析，俄罗斯对华投资属于资源寻求型及出口导向型。因此，比较中俄两国相互投资的动机，中俄投资合作领域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特点，且有 显著增强的趋势[3]。

2． 中国加大了对俄企业跨国并购力度

根据 ChinaVenture 投资中国网发布的《2010年中国并购市场统计分析报告》，俄罗斯是中国企业 2010 年十大出境并购目标国家之一。近几年，中国企业对俄企业的并购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矿业领域，如 2006 年 7 月收购俄罗斯油气生产商俄罗斯石油公司 7． 58% 的股权。竞购财团包括英国石油公司(BP)、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CNPC)、马来西亚石油公司(Petronas)，其中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在俄罗斯石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斥资 5 亿美元收购其股权。2010 年香港银创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一家投资控股公司Spring Vast，该公司持有俄罗斯奥姆恰克金矿公司 80%的股权。银创控股有限公司以 3 亿美元的价格真正获得了俄罗斯金矿资产的控制权。这些成功的跨国并购案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俄罗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金砖四国”之一，俄罗斯将继续成为中国投资的潜在目标国。

(三)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面临的障碍

1． 俄罗斯劳动力匮乏

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预测，以 2000 年人口数量为基础，随着国家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达到具有劳动能力年龄的人口数量在 2005—2006 年扩大到8 990万，占人口总数的 63.6%，但自 2006 年起开始呈逐步减少的趋势，预测到 2016 年仅剩下8 040万，占人口总数的 59.9%。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将对俄吸引中国直接投资造成一定障碍[4]。

2． 中国企业缺乏对俄市场的了解

相对于中国市场，俄罗斯市场环境更加复杂。而中国企业往往并不了解俄罗斯市场信息，不了解俄罗斯文化，对于俄罗斯的投资环境、消费者习惯、消费心理、政策法规等知之有限，这使得对俄投资在起步阶段就困难重重。另外，俄罗斯的产品检验标准比中国本土检验标准更为严格，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只有达到国际标准，才有可能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3． 法律与市场不完善

在吸引外资方面，俄罗斯已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外商的法规(包括税法、土地法、企业管理法等)，但是这些法律实际上效果有限。司法系统公正裁决的不确定性、管理机构广泛存在的贪污受贿行为，严重损害了外国投资者对俄法律保障的信任。另外，俄罗斯宏观经济不稳定也给投资企业带来很大风险。

三、结论和建议

在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发展空间巨大，前景广阔。我们应以《俄中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俄罗斯远东和 东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 年)》为指导，完善对俄投资企业的管理，积极探索跨国并购等主流投资方式在中国对俄直接投资中的应用，尝试构建促进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战略模式。

1． 加强对企业赴俄投资活动的管理和指导企业境外投资既需要政府推动和组织，又需要有效的指导和监督[5]。要设立专门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和协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制定省(自治区)对俄投资的战略规划，提出对俄投资合作的战略目标和阶段性任务、实施的步骤和要采取的措施。建立对我国企业对俄投资的事后监管体系，由对外投资管理机构收集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国有商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中国驻俄使领馆经商参赞处境外投资企业业务活动信息，并进行及时整理和分析，以此作为监管依据。

2． 注重经济特区的作用

经济特区是俄罗斯政府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而设立的区域。一般而言，经济特区中企业能够得到普遍的优惠政策。例如，加里宁格勒州特区内企业建立前六年免除企业利润税和财产税，从第 7 年到第 12 年利润税和财产税减半征收。利佩茨克州通过有关经济特区地方法律，提供减免税和提供补贴等优惠政策。例如，企业入驻五年 内免除财产税，对入驻企业引资项目贷款利息提供地方补贴，对企业入驻安置提供地方补贴等等。充分利用这些政策，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成功实现境外投资。

3． 加快培育骨干企业作为对俄投资主体

外经贸企业是深度开发俄罗斯市场的强有力主体。当前，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国有外经贸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积极推行股份制，实现资产多元化。鼓励效益好的公司通过兼并、合并或联合等方式进行集约化经营[5]。鼓励生产企业与专业外经贸公司联合，中小企业联合，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同时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外经贸领域，改革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展对俄经贸业务，在融资、税收、用汇、经营范围、配额许可证管理等诸多方面给予优惠待遇，使之在对俄经贸中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李中海． 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路(2000—2008)：经济卷[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2]高欣． 中国对俄的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分析[J]． 经济与管理，2011，(5)．

[3]郑雪平． 中国企业对俄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J]．西伯利亚研究，2010，(5)．

[4]鲍里索娃 M． 产品分成协议：反对多于赞同[N]．[俄]独立报，2008 －03 －18．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篇7

外国直接投资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是国际投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Pain的研究认为, 一个地区生产成本的优势是吸引直接投资流入该地区的重要原因。毛新雅等人的研究发现, 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及能源供应的城市是直接投资选择的重点地区。Friedman等发现, 接近市场对外商在美国的投资区位决策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Barrell & Pain、鲁明泓等人的研究都证明, 市场规模的大小是影响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Ray Barrell和Nigel Pain的研究表明, 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是根据其贸易对象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魏青山、王任飞侧重分析了我国各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对吸引外资流入量的差异。沈坤荣、田源重点研究了我国各省市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对吸引外资的影响。程惠芳、阮翔 (2004) 的研究表明,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直接投资流量正相关。对外经贸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考察了我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动机, 主要包括开辟国外市场 (含带动出口) , 实现企业总体战略目标, 利用国外市场的资本, 避开东道国的进口限制, 利用当地的低成本投入等。

二、理论假设、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1.理论假设与变量的选取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选取我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金额 (FDI) 作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的选取: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并选取相关的解释变量。

假设一:生产成本是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东道国生产成本的高低与我国企业是否选择在该国投资存在反向的相关关系。作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 成本是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生产要素成本便成为重要的区位因素。据此选择解释变量1: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 用工人平均工资 (WAGE) 表示。

假设二:我国企业倾向于在市场规模较大、更具发展潜力的国家进行投资。一般来说, 外国投资者青睐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鲁桐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 考察了我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动机, 结果证明, 市场规模因素和市场的接近性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2: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大小, 用东道国的GDP来表示。

假设三:我国企业更愿意在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投资。大量的文献证明, 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直接投资的流向。“基础设施水平可能会通过减少交通运输和通信收集等方面的成本, 从而影响投资的收益” (魏青山等) 。解释变量3: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INFRAS。

假设四:贸易与直接投资是互补关系, 我国企业会选择在两国贸易量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小岛清认为, 直接投资会产生与国际贸易的互补性。程惠芳、阮翔对这个假设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解释变量4:我国与东道国双方的贸易量 (TRADE) 。

假设五: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会影响该国对外资流入的吸引力, 我国企业会选择在开放程度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 说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越重要, 也说明该国与他国的经济联系越紧密, 开放程度越高。解释变量5:东道国的外贸依存度 (DEP) 。

假设六:我国企业会选取与我国历史、文化、语言等联系更紧密的近邻国家进行投资。可能是由于文化、语言、宗教等人文因素难以量化, 尽管大多学者认为人文因素会影响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但在他们的研究中却很少将该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去。文化亲和力能吸引文化相近国的直接投资, 文化相近可以降低信息成本。解释变量6:文化因素 (LIT) 。

假设七:我国企业将优先选择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投资。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直接投资的发生应该是投资国国内边际产业的转移。我国本身是发展中国家,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如果以发达国家作为主要投资对象国, 可能违背比较优势原则。透过历年数据, 我们发现,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5%以上, 这从经验事实上初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解释变量7:东道国发展水平类型 (CT, 指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 。

2.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假设及其代理变量, 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x表示国家下标, t表示时间下标, xt即为t时期x国家的相关数值, ε0为随机扰动项。

3.数据来源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FDI的样本来自:截至2008年底, 我国企业累计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 (地区) 。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将部分无法获得连续数据的国家以及作为“避税天堂”百慕大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从样本中剔除, 剩下香港、美国、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共17个国家或地区。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2003年后更名为《中国商务年鉴》) 各期中“中国批准海外投资企业统计表”。

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与说明: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联合国贸发委官方网站等, 经计算而得;变量6文化差异性 (LIT) 和变量7东道国发展水平类型 (CT) 设置虚拟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虚拟变量除外) 进行了对数处理, 以对数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三、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 (Panel Date) 进行回归分析, 运用EViews 3.1计量软件作为分析工具, 采用的是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

注:①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②括号上方为各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为各变量的t 检验

模型1和模型2的区别在于: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 加入AR (1) 项后进行回归, 目的是对残差项的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

模型1中, R2为0.864, 调整后的为0.858,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模型的整体F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模型在统计上是可靠的, 大体可以解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因素85%以上的差异性。一般认为, 当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即R2较高, 而标准误差 (S.E.Regression) 较大时, 变量之间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而模型1中, 标准误差仅为1.72, 说明变量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DW统计量是对残差项的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 如果它比2小很多, 则证明这个序列正相关, 如果DW统计量不小于1.5, 则说明尽管序列之间存在正相关, 但正相关并不明显, 对模型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模型1中DW值为1.77, 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在模型2中, 考虑了残差项的序列正相关问题, 即加入了AR (1) 进行检验, 通过表3可以看出, DW值差不多等于2, 很好地解决了残差项的序列正相关的影响, 但同时, 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降低, 在0.8左右, 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也变差, 甚至变量ln GDP不能通过检验, 显著性水平达到0.298, 此时该变量已经没有统计上的意义。

模型1和模型2显示, 变量ln GDP的解释力不强, 显著性水平也不高, 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之后, ln GDP甚至不能通过检验, 因此剔除该变量, 回归结果见模型3。与模型1相比较, 在删减了变量ln GDP后, 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下降, R2为0.84 (调整后的R2为0.83) , 模型的各变量显著性水平 (除变量CT外) 和模型整体显著性水平在1%上, 因此仍然是比较理想的结果。同时可以看出, 变量的删减并没有造成模型估计结果出现重大偏差, 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系数大小的变化也不是很明显, 因此可以认为, 模型的稳健性比较好, 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可以信任的。

根据回归结果, 结合本文的基本假设, 有以下主要发现:

1.

与前面的假设四和假设五相一致, 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 会优先选择与我国贸易量大并且经济开放度高的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关系, 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出明显的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在3个模型中, 变量ln TRADE的系数高达1.66、1.63和1.91, 变量ln DEP的系数分别为1.57、1.17和0.83, 这说明被解释变量ln FDI与这两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相关性。

2.

文化的相似性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有着重要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变量LIT的系数非常高, 最小为2.53, 最大达到2.67。选择在文化相似的国家、主要是邻近的亚洲国家投资, 可以使企业准确把握当地的消费者偏好, 适应当地的投资环境, 以及充分利用当地华人华侨的人脉资源,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变量CT即国家发展水平类型的系数为正, 最小值为0.99, 表明回归结果和我们的预期相一致,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优先选择发展中国家。

4.

变量ln WAGE的系数为负, 3个模型的结果分别为-0.69、-0.65、-0.59, 显著性水平都在1%上, 由此可以判定, 劳动力成本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5.

变量ln GDP在模型1中系数为0.62, 在1%水平上显著, 但在模型2中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可以认为, 市场规模因素对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影响, 但其影响并不显著。

6.

与预期相反的是, 变量ln INFRAS在各模型中的系数均为负数, 这说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存在负相关关系, 我国企业会选择在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进行投资, 而不是水平高的国家, 这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惑。造成这种结果可能原因如下: (1) 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 我们在选取衡量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时, 主要选取的是一些总量指标, 而不是各国的人均指标, 这可能导致某些大国 (如俄罗斯) 的得分值偏高。 (2) 变量CT即国家发展水平类型在我们模型中的影响。由于我国企业的主要投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普遍较低, 例如样本中的越南、南非、哈萨克斯坦等国,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得分都很低。而且, 选择在某些国家投资可能是出于某些特殊动机, 例如, 在哈萨克斯坦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能源。

四、结论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 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 东道国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会对区位选择产生较大影响, 包括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东道国的发展水平类型、东道国与我国的双边贸易量以及两国间文化的相似性等, 这些因素对我国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产生了正向影响;东道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与我国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负向影响, 即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 我国企业会倾向于在工资低的国家 (地区) 进行投资。市场规模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 但影响不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 在现阶段,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强烈的成本驱动的特征, 而以规模经济、集聚经济、人力资本等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全球战略, 目前尚未成为支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这说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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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明泓, 潘镇.中国各地区投资环境评估与比较:1990—2000[J].管理世界, 2002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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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riedman, Joseph.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Fac-tors Affectingthe Location of Foreign Branch Plantsin The Unit-ed States[J].Global Finance Journal, 1996, 7 (2)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篇8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根据商务部《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类）》有关数据资料，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65.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25.3%。2002—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56%。截至2007年底，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179.1亿美元。虽然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规模较小，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流出业绩指数、跨国程度、行业分布以及投资方式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旨在认清当前形势并为今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对比

首先，从全球视野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这里选取了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与中国做以对比，从流出流量和流出存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中将中国与美国、日本这两个发达国家流出流量进行对比看，1996年至2006年美国占全球FDI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19.18%，日本占全球流出流量比重平均在4.81%，中国占全球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0.74%。2006年美国的FDI流出流量为2166.14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的10.24倍。从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投资存量进行对比看，1980年到2006年间美国占全球FDI流出存量的比重平均在24.4%，日本占全球流出存量比重平均在5.31%，中国占全球流出存量的比重平均在0.4%。同时，可以明显的看出，美国、日本的FDI流出存量都呈现出下降后保持平稳水平状态的势态。

其次，根据FDI流入与流出的比例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根据1999年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1：1.1，其中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从表1中1996—2006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FDI流出流量平均相当于其流入流量的1.3倍，发展中国家FDI流出流量平均仅是其流入流量的35%，中国FDI流出流量平均仅为其流入流量的10%。

通过以上的对比看出，一方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以及存量相对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很小，同时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也很少，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过小，显示中国以对外直接投资衡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另一方面，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相差悬殊，说明中国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理论上预期有很大差距，大大滞后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业绩指数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容易受母国经济规模的影响，用绝对份额简单进行比较并不说明全部问题，为此UNCTAD采用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业绩指数（OND），以反映在控制了母国经济规模之后一国对外投资的相对份额，其计算公式为：

OND =[某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全球FDI流量]/[该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国内生产总量]

不同国家OND的大小反映了不同国家跨国公司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利用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如果某国的OND为1，意味着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某国的OND大于或小于1，意味着该国的绩效高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UNCTAD的计算结果表明(见表2)，2006年，中国的OND为11.5，美国OND为90.4，日本的OND为65.6，印度的OND为12.6。从中国、印度、韩国、美国和日本五个国家从1996年到2006年的FDI流出业绩指数排名的比较来看（见图3），中国的排名保持在61左右，在美国、日本及韩国之后。而且中国的OND近年来呈总体下降趋势，印度虽然大部分时间排在中国之后，但它近年来OND排名一致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2004年之后都超过了中国。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中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进而无法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

三、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对比

对于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公司经营、利益相关者及从空间角度看的管理的组织。跨国公司经营强度指标和分布指标主要反映跨国公司拥有股权利益的那些境外分支机构的经营，UNCTAD的跨国指数（TNI）从经营角度衡量了全球、发展国家及中东欧国家最大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该指数试用了三组变量（销售额、资产和雇员人数）来测算境外经营相对于总体经营的强度，计算方法是取国外资产与总资产比率、国外销量与总销量比率、国外雇员与总雇员比率的平均值。国际化指数（II）——即境外分支机构与分支机构总数的比率，从经营角度来衡量跨国公司的境外经营强度。跨国程度指数和国际化指数说明了一家公司在母国和国外的植入程度和利益。

根据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数据，计算2005年按国外资产排名的前七名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与总资产比率、国外销量与总销量比率、国外雇员与总雇员比率，得到跨国指数，通过国外机构数与总分支机构数，得到国际化指数（见表3）。相比之下，中国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还比较低，平均值达到31.35%，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的国际化指数平均值达到了38.1，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还相差很多。

无论是海外资产规模还是跨国指数和国际化指数，中国跨国公司与世界级企业都有较大的差距。通过对比可知，尽管我国经济在国内保持了持续强劲的增长，但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没有形成综合性力量，仍处于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国际竞争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跨国公司主要还是国内资源配置，而世界级企业已主要面向全球配置，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

四、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对比

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的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较大，达到了15%，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最小，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很大，2005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7.5亿美元，发达国家为26552.9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为1174.2亿美元，世界为27742.8亿美元，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到世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95%，制造业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部分原因是其自身结构升级的需要，也是其国内劳动力成本太高的驱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行业分布国际对比，看出中国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西方跨国公司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主要是集中于资源开发类产业部门，是其在母国的生产结构的复制或为其在母国生产体系提供原材料供应等。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于经济全球化的特定背景，各国纷纷放松了服务领域的投资规制，这为中国企业进入服务领域提供了新的契机。服务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条重要路径，这可能是后起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早期跨国公司在投资的产业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重要差异之一。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批发和零售业66亿美元，占24.9%；商业服务业的投资达56.1亿美元，占21.2%；交通运输仓储业的投资达40.7亿美元，占15.4%；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16.7亿美元，占6.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投资为3亿美元，仅占1.1%。可以看出，服务业项目中劳动密集型仍占主导地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比重很低。

五、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比

从全球趋势看，传统的新建方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跨国收购、兼并方式逐步上升到了主导地位。跨国并购能有效地降低投资成本、缩短投资回收期，已超过“绿地”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成为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6年美国跨国并购数达到1602件，较上年增长了12%，英国跨国并购数为817件，较上年增长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即创建新企业）为主，但是以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比例在逐年增加。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63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23.8%。但是中国跨国并购数目相比之下仍然很少，据2007年联合国贸发会统计，2006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数量达到6974件，其中中国并购交易数量达到61件，占全球并购总数的0.87%。发达国家跨国并购以跨国公司为主，而中国进行跨国并购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如中石化、中石油、中信集团等，真正达到一定规模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企数量不多，而且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多依赖于政府的扶持，不利于国内企业迅速捕捉跨国并购的良好时机。

综上，通过对比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跨国企业所有权优势不足，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水平较低。要缩小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需要国家政策引导，使得更多的企业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高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对外投资的政策法规不健全、投资结构不合理等，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企业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一方面，积累国际经营的经验，制定适合在东道国投资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当地市场赢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跨国企业要在全球合理分配生产实施和人力资源，使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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