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传递理论文献综述（精选3篇）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更加的频繁，国际贸易受汇率风险的影响愈加严重，因此，汇率传递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影响汇率传递强弱的因素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国外已有的研究文献，以期获得对汇率传递问题更加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汇率传递；生产者货币定价；消费者货币定价
汇率传递问题是开放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的观点认为，汇率变动可以传递至消费者价格，从而通过改变相对价格，产生支出转换效应。因此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可以改进贸易盈余。在最早的弗里德曼那里，在价格名义刚性等的假设下，汇率变动与进口价格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他力挺浮动汇率制，以避免本国经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这是的完全汇率传递效应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后来将微观基础融入宏观分析中，研究表明汇率是不完全传递的。依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汇率传递效应与PPI，CPI，进口价格等的相关性是很明显的。但相关程度如何的确定关系到支出转换效应的强弱。但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完全没有影响时，就产生了“汇率失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不管是第一阶段，即对进口价格，还是第二阶段，即对CPI，汇率传递效应都是不完全的。已有的研究认为其原因包括价格名义刚性，消费者货币定价，价格歧视，市场分割，成本加成的调整，分销成本，运输成本，竞争压力等。
汇率传递效应不同对应着不同的最佳货币和汇率政策的选择。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和速度对应正确预测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价格传导效应是必不可少的。Devereux，Engel(98)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对最佳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研究，认为最佳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企业生产者货币定价(PCP)还是消费者货币定价(LCP)。当用消费者货币定价时，在浮动汇率制下，本国消费的变化不受外国货币供给量变化的影响。当用生产者货币定价时，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调整使消费的变动小，但汇率变动本身导致平均消费水平的降低。因此，在按市定价(PTM)下浮动汇率制优于固定汇率制；在PCP情况下，没有明显占优的汇率制度。当风险厌恶程度很高时，从福利角度，汇率变动的成本是很大的，这时固定汇率制更有优势。国外关于汇率传递方面的文献是非常多的，下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要文献进行简单的梳理。Knetter(1995)研究了6个美国出口产业和10个德国的出口产业，认为美国的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动的涨跌不敏感。但发生价格调整时，它会放大汇率变化对消费者货币价格的影响。德国出口价格对汇率涨跌更敏感，价格调整能稳定目标市场的消费者货币价格。Goldberg(1995)通过对1983―1987年美国汽车产业的分析，结论是进口产品的美元价格对汇率的变动的反应不敏感。这种价格惰性反应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有差异产品的按市定价行为(PTM)。汇率传递效应对进口价格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美元贬值对进口价格的影响程度大于美元升值时的影响程度。进口的日本汽车价格传递系数比德国汽车的传递系数小，主要是德国和日本汽车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及其波动率不同所致的。同时，他认为贸易限制会影响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同时模型显示居民过去的消费习惯影响现在的购买行为，当生产者考虑这些因素，并且认为汇率的变动是暂时的，在汇率变动的成本冲击时只会部分提高价格，即不完全传递效应。Goldberg，Knetter(1996)认为一价定律不成立和不完全价格传递效应都是由三级价格歧视造成的。不同产业之间有很大差异，但多数情况下汇率变动的大部分影响被目标市场的成本加成调整所抵消。各国商品市场应看成是分割的而不是一体化的。McCarthy(99)对9个工业化国家1976－1998的样本区间内研究了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指数，PPI，CPI的传递效应。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指数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PPI，对CPI的影响程度最小。9个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传递效应也是不同的。比利时和挪威的传递效应最大，瑞士和瑞典的几乎没有传递效应。他认为与进口份额的高低，汇率变动率，GDP波动率和竞争程度相关。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认为汇率和进口价格冲击对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低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微弱的，但对通货紧缩有显著的作用。Taylor(2000)认为传递效应即企业定价能力的降低是与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程度的下降直接相关。他运用有微观基础的定价模型指出可觉察的成本变化的低持续性导致了低的传递效应。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正相关，表明低通胀造成了低的传递效应。因此，定价能力即传递效应与产出和低通胀处于动态良性循环中。因为当企业预期成本和其他企业的价格变化是不稳定的，即非持续时，他们只对价格做很少程度的调整。但是当预期货币政策和成本的变化是长期持续性时，这种良性循环关系就会即可消失，即预期在低传递效应中起到重要作用。汇率传递效应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程度小于对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一个解释是当地分销成本。本地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然后在组装加工成最终产品，用国内货币定价以避免其价格相对其他消费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在外国出口商用生产者货币定价(PCP)，国内企业面临来自包括非贸易部门的巨大竞争压力时，而且非贸易部门占比足够大，它会倾向于用国内货币定价，这样汇率波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是完全的，而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是完全被隔离了。汇率波动对CPI的传递效应小于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取决于产业竞争压力(Bacchetta，Wincoop(2002))。Elke Hahn(2003)运用VECM模型分析了外部冲击对欧元区通胀的传递效应。他分析了分销链中不同阶段价格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包括非能源类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协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HICP)。实证结果表明，进口价格冲击对通胀的传递效应最大，其次是汇率波动和能源价格变动的冲击。外部冲击传递效应的大小和速度伴随分销链条长度的增加，对处于分销链不同阶段的价格的影响会下降。传递效应阶段的数量决定价格调整的速度和程度。分销链即传递阶段的增加意味着不同阶段不完全传递的累积和各个阶段时滞的累积。模型稳定性研究表明汇率传递效应是在样本区间是稳定的。Devereux，Engel，Storgaard(2004)在开放经济宏观模型中将汇率传递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汇率变动率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受到汇率传递的影响。汇率传递的程度与一国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有关。货币增长量变动率相对较低的国家拥有相对较低的汇率传递效应。反之，则汇率传递效应较高。传递效应取决于货币增长率方差的相对水平而不是方差的绝对水平。当两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加同样的水平时，汇率传递效应不受影响。汇率的波动率与汇率传递效应是双向作用的。当汇率的波动性比较大时，促使企业遵循PCP定价，导致传递效应的增强，而这可以减缓汇
率的波动。
汇率与商品价格是一国宏观经济的两个重要变量, 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汇率传递效应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简称EPT) 是指汇率变动一单位将会引起价格多大程度的变动, 这个价格包含以下三个方面:某类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总的进出口商品价格;以及国内物价水平, 包括国内生产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在以下的文章中, 我们将系统的综述汇率对进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当本币升值1%, 以本币标价的出口价格下降 (或以外币表示的进口价格上升) 的百分比叫做汇率对出口价格 (或进口价格) 的传递率。
弹性理论认为, 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 一国货币贬值可以改善该国的贸易收支, 隐含了汇率完全传递 (传递率为100%) 的假设。然而, 实际上, 汇率对进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Krugman (1987) 分析1980—1983年美国的进口数据, 发现在机械和运输部门, 美元升值的35%~40%并没有完全反映在进口价格的下降上。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 经济外部失衡问题突出, 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纠正失衡的呼声越来越大。而且, 与国外相比较, 国内关于汇率传递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 研究汇率传递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单介绍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第三部分综述不完全传递的现象及原因;第四部分重点综述了出口“盯市”能力 (Pricing to market, PTM) (1) 和不完全传递的文献, 这是目前文献关注最多的领域;最后第五部分是关于文献的总结和评价。
一、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
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一价定律”为基础的。“一价定律”的主要思想是: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 同一商品在世界各地的价格都是一致的。公式可以表示为:P=e P*。 (2) 在“一价定律”成立的情况下汇率是完全传递的, 汇率变动会引起进出口价格同比例变动, 传递系数等于1。也就是说:对于出口商而言, 如果P不变, 那么本币升值将同比例提高P*;对进口商而言, 如果P*不变, 则本币升值将同比例降低P。然而, 要实现汇率完全传递,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边际成本不变, 二是成本加成是常数。但现实很难满足, 原因是:一方面汇率变化会引起进口原料价格变化, 进而引起产品边际成本变化;另一方面汇率变化可能改变企业的定价策略, 改变加价比例。如在国内货币贬值时, 通过加价或维持价格不变来增加利润;在升值时, 通过减价维持国外市场份额 (Athukorala and Menon, 1994) 。因此, 不完全汇率传递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出现了大量有关该现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二、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现象及原因
(一) 不完全汇率传递现象
20世纪7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 国际汇率体系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 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剧, 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汇率对进出口价格的传递不完全。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传递系数呈普遍下降趋势。
历史上汇率不完全传递最有名的两个例子是日本和美国。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 美元兑德国马克大幅升值, 但德国豪华轿车在美国的售价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更贵, 也就是说, 德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元升值时并没有同比例降低美国售价 (Obstfeld and Rogoff, 1996;Krugman, 1986) 。另一个是1994年1月至1995年4月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34%, 但同期日本丰田汽车在美国的售价上涨不到2%, 索尼大屏彩电反而下降15% (Goldberg and Knetter, 1997) , 甚至出现了逆传递现象。
开始人们对汇率传递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国家汇率。Kreinin (1977) 估计美国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大约为50%, 德国和日本分别为60%和70%, 加拿大则高达90%。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不同产业甚至某类产品的汇率传递问题。Feenstra (1989) 利用1974年第一季度到1987年第一季度数据分析了美国从日本进口的小汽车、大卡车和重型摩托三种产品的进口汇率传递问题, 结果显示不同行业汇率传递程度不同, 且存在明显时滞。Athukorala and Menon (1994) 估计了日本1980—1992年间制造业的汇率传递系数, 为0.669。20世纪90年代以后, 新兴国家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Yang and Hwang (1994) 利用韩国1976—1990年6个制造业的月度数据, 得出韩国出口企业吸收了汇率变动的70%。这与Athukorala (1991) 的估计 (平均进口汇率传递系数为0.28) 一致。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开始由单一盯住美元变为盯住一篮子货币以来, 汇率制度更富弹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出现了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人民币升值,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些现象的存在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对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研究热情。卜永祥、秦宛顺 (2006) 研究了中国原油、原煤、棉布等九种制造业商品的汇率传递系数, 结果显示五种商品的汇率传递系数在0.2~0.3之间, 两种商品的传递系数在0.4~0.5之间, 只有一种商品超过0.5。除此之外, 毕玉江和朱钟棣 (2006) ;卢向前、戴国强 (2005) ;陈学彬、李世刚、芦东 (2007) ;赵大平 (2010) ;毕玉江和朱钟棣 (2010) 等都对中国的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结果均表明中国进出口存在明显的不完全汇率传递现象。
(二) 不完全传递的原因
引起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很多, 可能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影响国内外市场竞争条件、国内外产品替代性、中间品进口比例、进口对国内市场的渗透程度、进口供给弹性的因素都将对汇率价格传递程度产生影响。本文主要介绍以下几种原因: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沉淀成本的存在、计价货币的选择以及供求弹性因素。
1. 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角度
Dornbusch和Krugman (1987) 从不完全竞争和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了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认为完全汇率传递是以世界市场的完全竞争为前提的, 而不完全传递则是由于真实世界的不完全竞争的结果。Menon (1996) 认为, 造成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 如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产品不一致, 市场一体化程度不同等等。
2. 沉淀成本角度
当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 会发生进入成本:如宣传广告费用、营销渠道建设费用、人员培训费用等等。这些成本一旦投入就无法收回, 我们称它为沉淀成本。Baldwin and Krugman (1989) 和Dixit (1989) 研究了出口商的沉淀成本对加成调整的影响。高额沉淀成本的存在使得每个出口厂商对自身产品价格的调整表现得极为谨慎, 导致贸易品价格对汇率的波动显得不敏感, 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汇率的传递弹性。
3. 计价货币的选择角度
Obstfeld and Rogoff (1995) 认为, 计价货币的选择会影响汇率传递程度。Betts and Devereux (1996) 认为, 生产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以选择以国内货币或者国外货币定价。如果以本币定价, 即生产者价格定价 (producercurrency pricing, 简称PCP) , 汇率变动传递到进口国的程度是完全的 (100%) ;如果出口商以当地货币定价 (local currency pricing, 简称LCP) , 则进口价格汇率传递率为0。Bacchetta和Wincoop (2002) 研究发现市场份额和商品的分散化是影响出口商品计价货币选择的两个主要因素。某一产业的市场份额越大, 商品越分散化, 出口商越可能以自己的货币定价。
4. 需求弹性角度
Menon (1995) 根据国外出口供给等于国内进口需求推导出一国进口汇率传递弹性。并认为当本国进口需求完全无弹性或外国供给弹性无穷大的时候, 本国是价格接受者, 汇率变化将完全传递给本国消费者, 进口汇率传递弹性为100%。一般情况下, 进口需求弹性不会等于0, 所以汇率传递不完全。
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分析汇率不完全传递的成因。Phillips (1988) 经研究认为, 在个别产业层次上, 微观经济环境将影响企业定价策略, 在不完全竞争而且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 出现更多定价策略是很可能的。例如, 如果出口商有很强的定价权且追求利润最大化, 汇率传递系数就可能很高, 并与其他因素无关。Krugman (1989) 和Betts and Devereux (1996) 认为, 汇率的高波动性或者汇率的不稳定性使得汇率传递程度低。这是基于出口商对汇率变化的预期, 当出口商认为汇率波动是暂时的, 一般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出口价格, 一方面是由于调整价格需要成本, 存在“价格粘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经常性的调整价格会散失一部分客户, 对海外市场份额产生不利影响。国际市场分割使得“一价定律”失效, 商品的国际流动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Yang (1997) 扩展了Dornbusch (1987) 的模型, 认为一些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传递, 如:市场集中度、产品的同质和替代程度、国内外竞争厂商市场份额的比较等等。
三、PTM和汇率传递的不完全
除以上因素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PTM理论为解释汇率不完全传递现象开辟了新的天地。这类文献主要是基于市场分割的前提分析传递不完全的原因。
Krugman (1987) 的研究表明, 由于国际市场分割“一价定律”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出口商可以对进口商实行三级价格歧视, 并将这种歧视定义为“依市场定价” (PTM) 。在PTM分析框架下, 互相分割的目标市场允许厂商通过改变价格加成而使得产品价格保持平稳, 以达到稳定国外市场份额的目的, 从厂商的市场策略角度对不完全汇率传递作出了合理阐释。Knetter (1989) and Dornbusch (1984) 从需求弹性角度研究了企业的最优差别定价策略。认为如果进口国弹性很高, 出口商将被迫调整利润来吸收汇率变动的成本, 导致传递不充分。Marston (1990) 分析了垄断厂商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销售产品时的歧视定价行为。认为出口价格对汇率的变动主要依赖两个要素:一个是企业的边际成本;另一个是企业的加价行为, 主要由国外需求价格弹性决定。Adolfson (1997) 、Goldberg (1997) 也指出在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中随时定价行为是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
实证研究证明了以上观点。Marston (1990) 研究了1980年到1987年日本17个行业的出口定价, 其中15个行业“按消费者市场定价”的行为十分明显, 交通、设备和消费品行业的平均PTM系数达到0.5。Athukolara (1991) 估计了韩国的出口汇率传递系数 (0.28) , 研究成果表明韩国对出口价格控制力很小, 基本是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接受者, 这与其出口产品集中在轻工业品和耐用消费品, 价格竞争激烈的事实是吻合的。Athukorala and Menon (1994) 分析了日本出口定价行为和汇率传递, 认为只考虑加价行为而忽略汇率变动对国内企业边际成本的影响可能高估汇率传递的程度, 尤其对日本这种高度依赖进口进行生产的国家。因此, 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状况, 汇率变化对出口价格的影响路径是不同的。
自2005年以来, 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该领域。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对于“盯市”能力强弱和汇率传递程度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研究结论。一种是以陈学彬、李世刚、芦东 (2007) 为代表的;另一种是以毕玉江、朱钟棣 (2010) 为代表的。陈学彬认为: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 那种能够自我吸收汇率变动风险 (即出口汇率传递率>0) 的出口商, 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较强的盯市能力;出口汇率传递率略小于零的加工贸易行业具有部分盯市能力,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出口商和进口商共同承担;而传递率大幅小于零的原材料和能源类出口商品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反而降低外币标价的出口价格, 因此不具有盯市能力。而毕玉江认为, 如果出口厂商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那么它以本币表示的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动应该是不敏感的。也就是将汇率变动成本转嫁给进口国越多的出口厂商, 盯市能力越强。
本文认为, 出口汇率传递率的高低并不能简单的反映出口商盯市能力的强弱, 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汇率制度, 不同地区的进出口政策以及不同行业的成本构成、当期的经营目标 (市场份额最大化还是利润最大化) 、面对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大小等因素分情况讨论。
总结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和总结, 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善, 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 关于汇率不完全传递原因的研究较多;而国内的研究由于数据可得性等方面的限制, 多以总量数据为依据分析汇率传递的影响因素, 分行业、分阶段研究的文章虽有少量出现, 但由于角度的不同仍有研究的必要;大量有关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由于假设前提设定的不规范和数据选取的不同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
汇率传递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出口作为中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现在人名币升值问题和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突出, 因此研究人民币汇率传递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以后中国汇率传递问题研究的微观视角可以是汇率传递与出口商“盯市”能力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更加细分的行业分类标准研究汇率传递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和速度。当然, 汇率作为联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重要媒介, 对宏观经济也有重要影响, 因此, 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角度研究汇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要：汇率问题一直是世界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 汇率传递效应不断减弱,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该效应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目前, 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大增, 汇率传递问题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对国内外该领域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主要从微观视角出发, 重点介绍了汇率对进出口商品价格传递的不完全性和出口商“盯市”能力 (Pricing to market, PTM) 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
关键词：汇率传递,不完全性,盯市能力
参考文献
[1]RudigerDombusch, Exchange Rate and Pr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7, 1987.
[2]Paul Krugman, Pricing to Market When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 in S.W.Arndt, J.D.Richardson (eds.) , Real-Financial Linkages among Open Economi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3]Richard Marston, Pricing to Market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29, 1990.
[4]ang Jiawen,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in U.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79, 1997.
[5]毕玉江, 朱钟棣.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商品出口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J].世界经济, 2007, (5) .
[6]陈六傅.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 2007, (4) .
[7]陈学彬.中国出口汇率传递率和盯市能力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2007, (12) .
[8]罗忠洲.关于汇率对进口价格传递率的实证分析——以1971—2003年的日本为例[J].金融研究, 2004, (11) .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突出, 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自2005年7月以来, 人民币汇率制度实施了新一轮改革, 使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 直接表现就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益走强。通常情况下, 国家汇率贬值将提高以本币表示的进口替代品和出口品价格, 进一步带动国内一般物价水平上升, 因此汇率贬值具备通货膨胀效应, 同时汇率升值则具备通货紧缩的效应。在此, 本文选取了近几年的数据对汇率对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模型与变量
本文运用McCarthy (2000) 创建的汇率传递分析框架, 并择取以下所列变量展开实证分析:国际商品价格指数表示供给冲击, 存款利率指数表示国内的投资需求变动, 货币供应量指数代表具体货币政策应对汇率价格所传递的影响, 而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 则代表消费环节出现的价格变动。
(一) 数据样本与来源说明
数据样本选择: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证券业年鉴、BIS、《中国景气月报》、国家外汇管理局网, 所择取变量均选取自2005年1月~2007年11月的月度数据。
(二) 数据处理
由于利率变化没有规律, 受到国家政策影响, 因此, 要计算各月的利率, 按照调整前后的天数占当月总天数的比例进行加权平均。CPI为各月环比数据。货币供应量和外汇储备额以及进出口金额均以2005年1月的数据作为为基础, 其计算公式为:ix/x0
(三) 数据平稳性检验
在首先应用ADF检验法针对以上所列时间序列数据做出平稳性检验。其结果表明, 作择取变量水平不平稳, 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 也就是这些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 所使用变量可能出现协同变动的关系, 所以可以进一步开展计量分析。其中利率未通过ADF检验, 将其排除。
三、实证与分析
所谓路径分析即首先要确定各变量之间存在的时间先后顺序和相互的因果联系。其中国际商品价格其外生性最强, 所以, 这里我们选取国际商品价格来作为起始因素。在同期内, 受供给影响较为明显的是需求冲击, 同时需求冲击对货币政策、汇率以及生产、消费阶段的价格等因素也会存在同期影响。因为本文分析的核心是汇率的价格传递, 因此将汇率设定在CPI之前。以上所述六个变量之间的时间顺序和相互因果联系设定为:国际商品价格指数 (供给冲击) →出口额指数 (需求冲击) →外汇储备指数→货币供应量 (货币政策) →汇率→CPI。然后根据以上设定确定路径结构方程式, 我们用EVIEWS 5.1对这些因素分别进行回归, 得到回归结果, 如此逐步引入各个因素做回归分析, 将得到如下结果 (见表2, 括号中为t值) 。
由上可知, 一些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如货币供应量表示的货币政策变动对CPI的影响系数,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 做回归分析之前剔除系数不显著的变量, 此时得到具体限制模式路径分析结果。经检验, 五个回归方程均通过, 各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系数也较为显著。
当然,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其传递过程是极为复杂的, 同样的一个变量对于其他某些变量有可能存在原因变量, 同时对于另外某些变量则可能存在结果变量。此时, 以因变量或自变量的概念来划分变量类型的因果结构模型便不能简单为之。针对这样的模型, 我们可以使用结构方程组来表明。
在方程组中我们用z1~z8依次代表:汇率的滞后一期值, 汇率的滞后二期值, 出口额, 货币供应量, CPI, 外汇储备滞后一期值, 利率, 国际商品价格。P值为影响系数。
通过迭代, 得到汇率Z2对消费价格Z5的综合影响系数:
同时, 通过数据代入, 求得P值。据此, 可以得出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过两条传导路径进行间接影响, 其路径弹性系数分别为0.17、0.33。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还具有直接影响, 可能影响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动, 其间接路径弹性系数为0.18。由此计算可知, 汇率变动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综合路径弹性系数为0.51 (=0.18+0.33) 。根据前述来自实际冲击的汇率变动效应, 从人民币汇率对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在生产阶段的价格传递效应来看, 其路径弹性系数分别为-0.11 (=-0.66×0.17) 、-0.06 (=-0.38×0.17) , 那么人民币汇率对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传递系数分别为0.90、0.94。从人民币汇率对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在消费阶段的价格传递效应来看, 其路径弹性系数分别为-0.34 (=-0.66×0.51) 、-0.19 (=-0.38×0.51) , 则人民币汇率对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消费价格传递系数分别为0.71和0.83。
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经济冲击产生的价格传递效应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1) 人民币汇率对于经济冲击产生的价格传递是不完全传递, 其传递系数较大。
(2) 就人民币汇率对于经济冲击产生的价格传递效应在国民经济的不同阶段来说, 对于生产环节产生的价格传递效应要超出消费阶段。
(3) 无论是处于生产阶段还是处于消费阶段, 人民币汇率对于需求冲击产生的价格传递效应超出对供给冲击的传递效应。
其次,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需求冲击的传递效应略大于对供给冲击的传递效应, 确保国内需求持续稳定增长是降低汇率波动通过价格传递机制产生福利损失的重要保证。国内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 可以弥补出口可能下降造成的需求缺口, 减少总需求以及因此引起的增长水平的波动, 从而抵消汇率波动负面影响。
最后, 虽然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递是不完全的, 但其产生的影响系数并不微弱, 汇率的变动将对国内的产品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 现阶段,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与国内物价水平上升同向变动, 不符合一般认为汇率上升将带动国内物价水平下降的观点。笔者认为, 这与人民币汇率表达的强烈升值预期是不可分割的, 本币升值特别是公众对于本币升值的预期来看, 有可能引发国外大量投机资本流入本国, 国外资本流入会直接导致央行外汇储备增加和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 进而提高国内通货膨胀率。
参考文献
[1]Snow, John W.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2005 (23) .
[2]Robert s, Ivan, Rod Tyers.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The Case for Greater Flexibility.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03 (17) , 2:155-184.
[3]倪克勤.人民币汇率的传递机制和杠杆作用[J].财经科学, 1999 (1) .
[4]张淑连, 张玲芝, 张印斋.汇率传递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统计测度[J].2007 (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