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城市议论文

逃离城市议论文（精选4篇）

逃离城市议论文 篇1

然而，企业高管的逃离又是什么呢?且不论，“高管”帽子是否沾染了城市的灰尘，这一路攀登，一路微博的“雅兴”也着实令人大开眼界。他们的行动和视野被拷上了锁链，又怎么能真切地体会到山顶风光的雄浑和壮阔呢?

不知高官们可有将手机从山顶抛下，与城市彻底决裂的信心?王尔德没有，他选择用牢狱的痛苦包裹自己，成为一只真正孤独的夜莺。西西弗却有，他忽视了受罚推巨石的艰难，沿途的美丽风景让他真切的感受到了自然的美。

假装着手舞足蹈地歌唱着“逃离”的音乐，心却被牢牢地捆着，岂不可笑?岂不悲哀?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当我走出囚室，走向通向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若不能把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身陷监狱。”这位伟大的反种族隔离的斗士，因政见不和被白人当局关押了27年。释放后，却仍怀着一颗博大的心，选择逃离——逃离生命中一切不公的悲痛和怨恨。让它们在自己心灵的牢室里接受“无期徒刑”。何其坚定，何其勇敢，何其伟大!

逃离城市议论文 篇2

远离城市的喧嚣繁华, 逃离升学和考试的压力。近日, 武汉7对父母放弃城市的优质教育, 在乡下找了一所废弃的小学, 自己教孩子诵经读典、练习书法。7对家长坦言, 此举实属无奈, 只因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 不得已只好去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据《新华网》报道)

从当前孩子们的书包来看, “自由”、“天性”显然都离他们远去。这几位家长的选择, 无非是把孩子们在学校缺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他们所提倡的教育理念, 恰恰是当前学校教育所缺失的;所采取的方式, 也恰恰代表了当今许多家长和社会的无奈。

越来越多的有异于学校常规教育的方式出现, 是对以应试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提出挑战, 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忽略了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 造成了对孩子童心和人格的压抑。这就要求我国在即将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中, 在保障所有孩子都能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应作出相应调整, 构建更多元化、更符合孩子发展的教育模式, 莫让这种无奈的挑战再发生。

逃离城市的老母 篇3

我很急，老母亲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一年前随来吉首打工的小弟居住。小弟和母亲住老城区，我住新城区，间隔7公里。刚来吉首不久，老母亲在家上卫生间时，摔断了股骨，做了手术，行走不方便。老母亲对汽油特敏感，闻到一口就会心慌作呕，所以特晕车，一上车就会呕。去年大年三十夜，我把她和小弟一家接过来一起吃年夜饭，结果她晕车晕得连年夜饭都没吃成，初一初二都还不新鲜，每次坐车，就像是害一场病，我想她不会搭车来我住的新区。

她老人家会去哪里呢？迷路了吗？不会，老母亲还很清白很精明。会出什么事故吗？我想老天爷不会这样不长眼吧，不会这样不公平地对待一个慈祥善良的老人吧，母亲她刚摔断了腿啊！我在想，老母亲是不是真的逃离了城市回乡下去了呢？因为她曾几次对我说：“吉首不好坐，我想回去。”我说，你年纪大了，脚又不方便了，家里进进出出，高低不平，又没人专门照顾你，回去不方便，我也不放心。”老母亲说：“我只要自己搞点饭吃，有什么不放心的？吉首又热，车多人多的，吵得很，不好坐。”我说：“反正你不能回去了，你想回去看看，哪天我送你回去看看就是。”后来我听老母亲的邻居给我讲：“婆婆讲过，她讲她哪天一个人回去，跟你们都不讲。”

我一边等待小老弟的回音，一边在想，是不是我们对她老人家哪些事没做好？突然，葫芦村的村主任刘荣庄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母亲叫他告诉我，她已回到葫芦镇，晚上就住葫芦镇，明天再回家去，叫我不要担心。

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腿脚不灵的老母亲回去后怎么生活，想着老母亲住进城来为什么又执意要回去的原因，想着老母亲把我八兄妹抚养长大成人的艰辛......我和妻子也多次给母亲说，让她跟我们一起住，方便些。她就是不答应，说我们的房子大了，坐在里面凉飕飕的，自己老了注意不到卫生，不方便。所以她一直跟着我最小的老弟住。我也知道母亲对幺儿子的疼爱和挂牵，所以我把我该做的事情都做得好一些，生活上不让她老人家缺什么，对小老弟一家也尽力帮扶，好让她安心度过晚年。我和我的妻子、兄弟媳妇说，老人家这辈子太辛苦了，太艰难了，太不容易了，我们要好好待她，让她安享晚年。她们都赞成，在这方面也做得不错，没有怠慢老母亲。

我的老家居住在保靖县葫芦镇东北方向的印山台村。村子坐落在高高的山坡上。这是一个真正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之地，寨前是约15里长数百米高的悬崖绝壁，只有两条仿佛天梯一样陡峭的路能上去，跟李白《蜀道难》里“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描述好有一比。寨前台地凸悬，视野开阔，无限风光。这里曾是革屯军的一个营盘，统兵官至千总，古城门、古城墙至今仍在。最近刚通了车，从葫芦镇乘车上去，约12分钟。以前不通车，我们走惯了的人上去，都要80分钟，途中还要歇息几次方能到达。而长期以来村里人的油盐酱醋、生活用品生产资料，都要靠人肩挑背驮从葫芦镇运上去。村里缺水，要把谷子变成大米，就要把谷子挑背下山，到葫芦河边的水碾里去碾。特别是到了冬天，冰雪封路，从村里下葫芦镇碾米，打货，那路才是难行的，没有经历过的人，你无法想象到。必须把脚上捆上稻草搓成的绳子，一步一步小心往前挪，要不就要栽跟头，摔下山去。而寨上，田地很少，村里人普遍不够粮吃，常常是靠挖葛蕨、采野菜来填饱肚子。

母亲就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养育了我们八兄妹，你能想象到她有多么地艰难么？就是再艰难，她和父亲一道，吃不成穿不成，也要坚持让我们八兄妹都上学读书。因此，八兄妹都上过学，都有一点文化，只是后来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革命，比我年长的大哥、大姐二姐没有坚持下来。他们长大了，要到生产队做工挣工分，不然就吃不上饭。我觉得我的母亲和千万个慈祥善良的母亲一样，才是真正平凡而伟大的人，才是值得讴歌的人。十多年前，我为此写了一篇讲述母亲故事的文章，叫做《母爱，总这样深》。曾在团省委做过官的我的老同学龙卫平读过后，很感动，他坚持要把这篇文章弄到网上。他在输入这篇文章的时候，边输入边流泪，泪水不停地溅落到键盘上，把键盘都打湿了一大片。输完，他执意要我带他去拜见老母亲，我带他去了，慈祥朴实的母亲又一次让他话语哽咽，动容落泪。

母亲对我们付出的爱是永远也无法报答的。我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母亲每天都要上山出集体工，不能管我，只好把我送到离家３里地的大队幼儿园。早上，母亲要赶上工，没有时间来看我，但晚上收工时，母亲总要绕道来幼儿园看我，给我一把这样那样的野果子。再后来便是连续３年的自然灾害，家里的生活就更苦了，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母亲每天上山挖葛挖蕨和采撷野果实来维持。母亲是寨子里最能干的妇女，每天总能挖回两三捆葛蕨来，或是背着满背的野果实回来。那年月，这些东西就是生命的希望。寨子上许多人都没有熬过去，死了好几十个人，我一家７口却因母亲的勤劳全幸免了。现在想来，这百多斤骨肉，全是母亲的血汗，母亲的心和母亲挖回来的葛蕨和采撷回来的野果捏凝而成的。我家住的寨子上没有完全小学，我在村子里读完四年级，就得到葫芦公社完小去读五年级了。学校空出一大间教室让我们学生自己做饭吃。每个星期，母亲总是把柴米油盐给我备好，可她和家人却常常挨饿。后来我读了中学，因实在交不起大米，就只好走读。每天雄鸡开始报晓时，母亲就得起床做饭，让我好赶到学校早读。春夏秋冬，雨天雪地，母亲天天都要早起。我实在不忍心，有时要自己起来做饭，母亲却不让。她说：“起早了，上课就打不起精神。”母亲就这样，每天以燃烧柴薪的火焰来迎接东方天边的曙光，直到我从初中读到高中，又读完了高中。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离家上学去的时候，她老人家哭了，但是没有哭出声音……离家出外学习和工作很多年，母亲从没捎信叫我回家。一次，她老人家害了一场大病，挨了半个多月，直到医生说她生命难料的时候，才叫家人打电报给我。我急忙赶回家，母亲躺在床上，声音微弱地对我说：“你是国家上的人，工作忙，明天你各回去吧！“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里转动着泪，但没有流出来。

在艰难的生存环境里，母亲铸成了这种坚毅。这种坚毅让我望尘莫及。就在一年前她摔断腿骨住院时，医生告诉她要做手术，但做手术有一定风险，因为她年纪太大了，要她想好。母亲显示出来的那种从容，那种淡定让我吃惊！在临进手术室去的时候，她的表情非常地自然，很坦然很镇定地对我说：“我年纪大了，总归有那一天，万一我有什么事，你们也不要悲伤，搞好你们各人的工作，后事简简单单办下，不要大手大脚浪费了。”听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除了流泪，说不出其他的话来。

我是多么地希望母亲能和我们住在一起，希望她过好她生命的晚年，可是她却悄悄地回去了，回到了她洒满汗水，洒满艰辛的那一方山水间。我知道，她深爱着生长她的那一片故土，深爱着成长了她的儿女的那一片故土，深爱着她亲手开垦挖刨的那些坡地......在母亲回到家的这几天里，我也几次回到她的身边，一边给她安排下锅碗瓢盆，衣被炭火，一边试图说服她从返吉首，在城里过。可她说不会再回到吉首坐了。为了打消我劝她回城居住的念头，她对我说：“我不去了，屋里好坐些，空气好些，水也好吃些，到吉首身上痒得很，一天不洗过不得，回来后身上也不痒了，好了。你们的孩子都大了，不要带了，我老了，还能跟你们坐好久啊？莫给你们添麻烦，你们各搞好你们的工作！”

啊，我似乎明白了，母亲离城回乡，既有她故土难离的情结，更有她对自己孩子的疼爱。母亲对孩子的爱，在她生命终止之前，是不会停止的，只是在各个不同的阶段，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逃离城市议论文 篇4

当子默宣布她已定居毕节，立足于这个并不十分有名而且貌似不发达的三线甚至是四线城市时，朋友们大多觉得不可思议，在别人眼中，子默绝对算得上是在北京发展得不错的精英白领，怎么也突然“逃离”了呢？

逃离城市，像小鸟出笼

子默当初从悉尼大学毕业后，错过了国内的招聘高峰，花了3个多月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子默想着还是“先就业再择业”，于是依靠优秀的英语能力，去了一家著名英语学校当起了讲师，并很快成为了主讲。这下可好了，每天要上8～10个小时的课，除了过年之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我几乎没有社交生活，课程也都差不多，循环讲，每天连续说话8小时以上，感觉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子默说。可作为新人，她也只能服从安排，这一服从就是两年时间，期间子默还患上了慢性咽喉炎。

为了上班方便，子默和男朋友在离中关村不远的地方租了间小屋，每月要4000多元，当然子默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回报，玩命般地工作使她的月薪达到平均15000元，由于海归的身份，单位还帮助她办理了北京户口。尽管待遇不差，子默却并不感觉幸福，身边朋友挺多，但没时间在一起玩，别人休息的时候自己还要工作。从事广告行业的男朋友也经常加班到半夜，收入却只有每月4000多元，还不够交房租。疲惫的生活令二人看不到未来，终生去意。“北京房价那么高，难道要花300多万买个鸟笼一样的房子？不如趁年轻的时候为自己活一活。”子默说。

与很多一线城市的“逃离者”不同，子默和男朋友并没有想着去其他城市再找一份工作，而是打算去小城市创业，这种“逃离”虽然有些无奈，但却能把被动变为主动，或多或少掌握自己的命运。子默想得很明白：“在这里工作得再好也是为别人工作，同样的劳动强度不如为自己工作。”

最终子默根据自身的优势，决定从事英语教育行业，三、四线城市的教育培训行业比较不成熟，投入成本也低，有30万～40万就能启动。最后她决定去小城市寻找机会，于是看中了男朋友的老家毕节。

生活并不轻松，但充满希望

子默对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事业的转变毫无恐惧，用她的话说，是打探好了才行动的，心里有底。当然她也想到了后路：“最坏的情况是创业失败钱花光，大不了回北京接着讲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幸运的是，创业的情况和当初判断的基本一样，过程还算顺利。毕节市虽然不大，但并不缺乏对英语培训的需求，虽是小地方，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意识却很强，然而本地市场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想做，但真正好的没有几个，有海归背景的英语培训学校在北京根本不算什么，这里却只有我们一家。收入比之前预想的也要好很多。”子默说。

和以前相比，子默的生活节奏缓慢了不少，课程主要集中在周末，平时则略微清闲，不过当上了校长，不仅要讲课，学校大事小事也十分繁杂。“来这里大半年，感觉进步不少，人不能讲一辈子课，应该全面锻炼能力。”子默真正的工作时间多数是在节假日，这段时间她的辛苦程度并不亚于从前，但心情与从前完全不同。“自己的事业，辛苦也很有价值。”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