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法学比较（精选7篇）
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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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著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上不崇教、下不拜物, 而这也正是影响西方哲学思潮的关键之所在。在欧洲漫长的宗教统治时期, 理想的人格是全智全能、尽善尽美的基督耶稣, 这个完美的典型人格是对现实的人的价值和现实生活的意义的一种否定, 它把人的完善置于世界的彼岸, 带着原罪出身的人只能通过积善才能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和对生命的救赎。人们耗尽一生的精力也不过是跪在上帝面前的罪人。因此, 在文艺复兴时期, 一些哲学家面对现实的困惑, 想寻求另外一种力量探索人性和世界, 他们从东方文明, 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找到了“人本思想”, 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中国儒家思想对西方哲学思潮的又一次影响出现在现代工业革命之后, 以美国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出现了一系列的精神危机, 如道德堕落、精神空虚、极度拜物等, 严重威胁社会的发展, 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再次从中国儒家文化中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美国的人本主义可能也深受此影响。不可否认的是,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中国儒家文化关于人性的探讨很多都不谋而合。
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 孔子是其创立者, 创建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 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 理论取向是现实的人文关怀[1]。人本心理学家也非常重视人性的研究, 把人性置于心理学研究的核心, 关心人自身的价值和自我实现。马斯洛鲜明地指出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诞生的两种思想存在许多的差异, 但是他们同时又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我们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说明二者的相似之处。
(一) 和谐的人
儒家文化非常强调和谐, 比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德者寿”的身心和谐。强调人际和谐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内涵之一。如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为人际关系的范;以“仁、义、理、智、信”五常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以“仁者爱人, 推己及人”、“己所不欲, 务施于人”为处理人际冲突的方法。儒家将“和”伦理道德化, 使之具有价值评判的意义。
马斯洛提出“协和社会”的观点, 并强调自我实现的人很少会发生自我冲突。他对人与人的爱充满信心, 强调人类之爱是马斯洛心理学的一个特征。
(二) 性善的人
孔子倾向性善, 主张“仁者, 人也”、“我欲仁, 斯仁至矣”。时孟子也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 “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 我固有”, “人皆可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不是肯定每一个人都有现实的善, 而是强调每个人都具有可能善的本性。同样, 马斯洛认为人的无意识的动机是善的、美的, 不是邪恶的, 人类所以有不良的行为, 不是由本性所驱使, 而是因为本性受挫或恶劣的环境条件扭曲了本性。
(三) 理想的人
儒家学者富有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 具有“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的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牺牲精神, 他们以道德为人的根本, 为人最大的善, 追求人的道德完满, 因此, 他们设计理想的人格入世, 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抱负, 体现儒家人格, 追求终极价值目标。马斯洛认为,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可以通过科学地探索价值观来解决几个世纪来一直折磨人类的问题。他说:“似乎有一个人类终极价值, 一个全人类努力争取的目标。”[2]在他看来, 一个人若为了某种理想和价值而全身心地投入时, 就能体验一种内在的幸福感和极大的欢欣, 即所谓的高峰体验。这两种对理想人的认识意味着人需要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探索。
儒家理想人格设计由一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层次的系统:君子人格—豪杰人格—圣人人格。马斯洛根据需要的不同的层次, 即由低到高, 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也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层次的人格结构。在他看来, 由本性需要驱动人格的实现, 处在需要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满足是实现理想、健康人格的途径。
儒家推崇的人生范型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孟子曰:“圣人, 百世之师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马斯洛选择“不断发展的一小部人”, 即在各领域有杰出成就的、自我实现的人, 如爱因斯坦、林肯、罗斯福等作为研究对象。
儒家认为具备理想人格是现实可行的。孟子曰:“服尧之服, 诵尧之言, 行尧之行, 是尧而矣。”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入世进取、建功立业的, 具体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斯洛认为人的活动是主观能动的, 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通行自我实现的。与马斯洛一样, 罗杰斯假定人有一种朝向自我实现的内在驱动力, 如果人们把这个实现倾向作为生活的参考框架, 他们将很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发挥出全部潜能。[3]从这我们可以看出, 是儒家文化和人本主义都认为人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完善可以达到理想和现实统一。
综上所述, 儒家文化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是从人的整体对人进行认识, 具有相同的价值评判标准, 以及相近的理想人格。
二、关系中的自我———儒学和社会建构心理学中关于“自我”的比较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 对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心理学理论。主体和客体、分离和对立是现代心理学哲学的基础, 在这样一种对世界的假设前提下, 现代心理学被看成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 其研究目的主要是对人的行为和规律的描述、揭示、预测、控制。现代心理学极其推崇理性, 主张个人主义。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则超越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 恢复被现代心理学对象化的“客体”或“他者”的主体身份, 变主客体为“互主体”, 以互主体共同参与的对意义的社会构建过程取代主题对客体的反应过程, 因而研究目的也转为:解放、解释、理解、和谐。[4]因此, 在社会构建论心理学中具有独特结构、自我存在的客观主义的自我观点转变成关系中的自我的建构观, 强调在社会互动构建自我, 以及在不同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列维那斯提出了“超在”的概念, 对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自我”观念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超在不是简单指存在者对自我的存在的超越, 而是指存在者通过放弃或摆脱自我存在而达到面对他人的境地, 这种放弃和摆脱或分离, 本身指向他人, 就是对异于自我存在的承认和蕴含。[5]
这种和强调主客二分西方传统的“自我”观念相背离的社会构建论心理学的“自我”观在很多方面和中国儒学中的“自我”观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更多的是强调是一种整体性思维, 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 同时人的意义和价值也置身于人际关系中来评判和建构。可以说, 中国儒家文化中没有单独的自我, “我”的存在只能从关系中找到各种意义。汪凤炎、郑红在其研究指出, 中国人多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入手来指称“我”, 且任何一个人都只有和另一个人所组成的关系中才能定位。[6]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文化中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原则无不体现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中的解释、理解、和谐与关系主义思维模式。当然, 它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具体地表现在“解放”这一目的性上。建构主义心理学把解放思想放在最基础的地位上,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要求人具有开放性, 能够把所有的知识、理论或者经验当作一种观点对待, 给予平等对话与参与协商的权利。[7]这就需要人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而儒家文化中“关系中的自我”是有条件性和范围设置的。从维系封建伦理建构的五伦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不难看出, 在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建构中价值和道德主要是强调和“我”有关的“熟悉的人”, 而陌生人则不在此列。这也衍生了中国人对待陌生人比较冷漠的传统。而且在这五伦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封建思想正是后现代主义需要批判和解构的话语霸权主义、文化的父权主义。
燕良轼老师指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是有其独特价值的。正是这些独特价值构成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8]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儒家文化对人和自我认识是放置在人际互动中的, 非常重视他者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这种自我观和社会建构心理学中那些在不同语境下支离破碎的自我或者是拼盘式的自我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 它是具有自我一致性的、连续的存在, 表现为:和谐的人、性善的人和理想的人。它既克服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中人的个人主义倾向, 又克服了社会建构心理学中人被分裂成碎片的倾向。
中国现代心理学是以西方心理学, 特别是实证主义心理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心理学。许多心理学者对实证心理学达到迷信和崇拜的地步, 使得偏人文方向心理学被边缘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们要使心理学中国化, 无疑是困难重重。面对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现代心理学危机, 我们应该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心理学, 对中国当代主流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应该进行反思。无疑, 儒学展现的心理学思想为这种反思提供了依据。当然, 这并不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盲目崇信。儒家文化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是可以和当代西方哲学思想进行对话的。西方心理学可以从东方文化中吸取精华, 以克服某些弊端, 像凤凰涅磐一样获得再生。[9]同样, 我们也可从异己文化中吸取精华, 克服我们自己文化的弊端。当然, 这里的异己文化是多元的, 而不是只有实证主义这一种。
摘要：中国传统儒学强调人的能动性, 追求一种理想人格, 重视人际关系中他人的重要性, 体现了人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而这些关怀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和西方当代两大心理学派——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社会构建论心理学所提出的对人的看法相吻合。本文对此三者关于“人”的认识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儒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人性,自我
参考文献
[1]唐凯麟, 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意义的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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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四版.
[4][7]杨丽萍.社会构建论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2006.
[5]江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6]汪凤炎, 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5.
[8]燕良轼.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必要性阐释[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1, (09) .
关键词：法学教育；教育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诊所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240-02
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经历了前苏联教学模式到大陆法系教学模式，再到英美法系教学模式借鉴。近二十年，我国法学者和法学院非常重视法学教育方法的研究。大量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国法学教育方法的改革与进步。然而在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尚未走出困境，仍然处于探索之中。有必要对法学教育法方法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寻找一条符合我国法学教育现实的法学教育方法。
一、法学教育方法的梳理
通观全球法学教育，教育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和“诊所式教学法”三种方法。不同的教育方法有各自的侧重点。
“讲授教学”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所普遍使用。我国全面的法学教育开始于建国之初，是对苏联“讲授教学法”的全面学习借鉴。该教学方法强调对法律规范背景和含义的讲授，对法律概念和具体理论进行梳理、分析和阐释[1]。讲授教学法只能在教室课堂进行，教师是课堂的主角，学生更多是接受和吸收。学生参与较少。
“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创。真正将案例教学法引入法学教育并将其推广，归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哈佛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各伦斯布斯·兰德尔。其后，美国的其他法学院纷纷效仿，并为其他国家的法学教育所学习借鉴。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法学教育过程中，大量采用课堂案例分析、案例专题讨论、现场案例教学、司法实践等多种方式，通过引导学生研究和分析案例，生动形象地解释法律的内容，深刻揭示其法理内涵，帮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提高法律职业素质的教学方法[2]。
“诊所式教育法”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建立在对案例教学法的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诊所式教育法产生的背景是当时美国对法律现实主义的强烈要求和法律应用性的重视，与此同时，美国法律界认识到法律应当为更多的平民服务，尤其应当为贫穷人士提供法律援助。在多种条件的推动下。美国的法学院纷纷设立了诊所法律课程。诊所法律课程效仿美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学生在法律教师和职业律师的指导下，对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参与真实案件，从中理解法律知识的含义和应用，并且掌握法律应用的知识和技巧。该方法的互动性和真实性缩小了法学教育和法学职业要求之间的距离，提高了学生的法学应用能力。由于此方法的巨大成功，诊所式教学方法逐渐被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所采用。
在美国福特基金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7所法学院校于2000年开始试行法律诊所教育尝试。此后，其他部分法学院校陆续学习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然而在目前，法律诊所教学模式未被我国法学教育广泛使用。我国还处于对诊所式教学的尝试和摸索阶段[3]。
二、不同法学教育方法的利弊分析
讲授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的传统教学方法。该方法注重法律基础知识的系统理论，注重法条的内涵阐释。该方法对于理论的系统讲解有助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和法条的深刻理解，有助于学生开展系统的法律理论研究。然而，讲授法受到了更多的是诟病：该方法偏重于老师的讲授，学生参与程度低，师生互动少；在教师的讲授内容中，重理论，轻实践；学生多被动接受，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少。因此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未得到培养。尽管理论基础对于法律适用具有重要前提性作用，但是由于理论与千变万化的实践有着巨大的差距会导致教学与法律实务工作脱节。此教育方法下的法学学生在工作中往往感到理论的无用，无法很快适应法律实务工作的需要，甚至在工作中无法开始新的法律适用的学习。因此讲授法被批判“过于务虚”。
案例教学法普遍运用于英美法系国家，这与英美法系判例法律渊源有很大关系。判例法要求使用案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注重运用案例对法律知识进行讲解，注重学生的讨论和参与。该教学法因形式的多样性、灵活性，注重锻炼学生实践思考能力而被称赞。但其也容易导致所授知识缺乏体系性，对于法律基础理论的掌握不够全面；案例的非真实性和静态性也致使案例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针对性和时代性。且法理学和法制史等纯粹理论法学学科无法进行案例教学方法。此外，案例教学复杂耗时，对法学课程要求高，很多时候无法达到预期效果[4]。
相较于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方法在课程的安排、教学内容和师资构成方面均有很大改进。这种教学模式将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案件环境之中，从中引导学生掌握法律规律和原理，并且掌握法律职业的技巧和方法。该方法强化了法科学生处理法律纠纷、适用法律规则的实际应用能力，缩短了法学院校的教学与真实法律事务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法学毕业生对法律实务工作的适应。诊所式教学方法在美国大受推崇，但是在我国还处于推行阶段。诊所式教学方法已经经历了十余载的探索和推广。截至行文之时，诊所式教育方法在我国并未获得美国式的全面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诊所式教学方法的部分弊端。相较于其他法学教学方法，诊所式教学方法对课程安排、任课教师和社会支持的要求更大。此外，诊所式教学方式立足于美国现实的需要，其更多的站在培养律师的角度出发的，学生的诊所式教学中，以准律师的身份提供法律援助，从中掌握法律职业技能，培养律师思维和职业道德[2]。对于培养法官、检察官职业的法学教育而言，此方法并不能全盘接受。
三、我国法学教育方法的选择
前述不同法学教育方法的利弊是对法学方法的直接比较结果。具体的法学教育的优劣并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不同法学教育背景和教育目标出发进行选择。域外经验能够提供有力说明。
德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其理论的博大精深要求讲授法是该国法学教育的主导方法。尽管为了法律职业的要求，德国也引入了英美国家的案例教学法，但是对该方法进行了很大的变通，而对于诊所法却未大力的提倡。这缘于德国的司法考试是从培养法官出发的，因此，案例教学法和讲授法更符合这一法学教育目标。美国尽管大力的推崇诊所式教育方法。但是至今，案例教学法仍然是美国的主导教学方法[5]。这缘于诊所式教学法尽管对于律师职业的培养具有重大成效，但是并不能完全满足法学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培养法官、检察官的法律职业技能要求。
我国法学教育不能一味追求新方法，而应当从我国法学教育的需要以及我国的法制环境出发。我国法学教育有不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背景和现实。第一，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且传授法的教学方法根深蒂固；第二，我国法学学生不断扩张，法学学生数量大；第三，我国法学学生就业困难，以法官、检察官就业为主；第四，我国法学教育从大学开始，学制和课程安排不同于欧美国家；第五，受社会就业的影响，我国法学学生攻读研究生的比例越来越大，法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型目标已经更改。尽管我国的法学者对于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有着大量的争论，不可否认，因为社会现实的需要，我国的法学教育不能采取单一的法学教育方法，而必须采取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法学教育采取不同方法。
在本文看来，我国法学教育本科阶段初期1～2年级应当注重基础理论的传授，其中贯穿适当简单的案例。在学生具备基本基础理论和思维之后，逐渐加大案例教学法，加大案例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在本科大四阶段，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行不同的实习。美国的律师职业实习虽然区别于诊所式教学。在我国，由于法学院校与社会法律资源的共同利用不多的现状下，诊所式教学在实习中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站在律师角度的诊所式教学，还应当加强法官、检察官职业思维和技能的教育。因此，我国仍然应当保留传统的实习工作，且应当加强。对于立志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官检察官职业的，应当安排在法院、检察院进行实习工作。立志从事律师职业的，应该安排进行诊所式教学方法。我国应当将实习纳入课程安排和学生学分计量中。将实习作为教学的一部分，改变现有法学教师不再对实习学生进行指导的做法，加强法学教师对实习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在实习中通过具体案例进行法学教育。
在研究生阶段。法学硕士应当综合讲授法和案例法，运用案例法引发学生对于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运用讲授法引导学生的法学研究能力。对于法律硕士，应当进行区分，法学法律硕士应当进行诊所式教学方法，对于法律法学硕士应当在讲授法讲解法学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再进行诊所式教学方法。
法学教育改革是一个宏大的教育工程，教育方法仅仅是实现法学教育改革目标的一部分。要实现法学教育的改革，还需要在法学培养模式、课程安排和师资力量的配套措施以及社会法制环境、就业形势等社会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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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北京 2005-03-07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中美法学教育比较之分析徐家力
一、研究的意义勿容置疑，中国正在成为经济大国。有中国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依照过去三十年平均每年8—10%的增长率，在未来十五年内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三十年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也在进行着巨大变化，中国既然能成为经济强国，必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实现。纵观现今世界，真正能与中国相媲美的或真正能够值得中国认真学习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地位和国家状况决定了相互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对抗关系，更不是敌对关系，美国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力和各种加工产品及中国在区域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大国作用。中国要赶上或成为发达国家，尽量尽快向美国学习是一条捷径，没有任何两个国家像中国与美国一样具有互补性。历史经验已经多次证明：中美携手团结起来就会双赢，对抗就会两败俱伤。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和美国成为盟友的历史机遇，我们有时候自以为是，夜郎自大，我们因为不了解美国国情而犯了许多错误。因此，可以预言，无论在何种领域，美国模式将成为我们学习的重要目标，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模仿美国的（SEC）建立了中国证监会，模仿美国的（FDA）建立了中国药品食品监督局，模仿美国的（CDC）建立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等。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地位和关系，中美两国在法学教育上的互相合作与学习是不可避免的，研究中美两国法学教育上的异同也势在必行。进行中美法学教育比较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美两国法律体系所代表的两大法系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大法系。中国作为成文法（大陆法系）国家具有该法系典型的法律特征，美国作为不成文法（英美法系）国家也是该法系的代表国家。在很多层面上，中国和美国在法学教育上存在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两大法系本身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各自法系的特点决定了各自法学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因此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时我们互相理解、互为学习十分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两大法系有融合的趋势，这也是互相学习的重要机遇和平台。法学教育在两大法系中的不同表现尽可在不同法系中找到根源。在我们法学教育中，受到影响最深最广的就是美国的法学教育。我们现在的法律硕士就是仿制美国的J.D，尽管仿制的还是有些区别，不完全像。我们的教师从美国学成回国的最多，我们学校的学生去美国学习进修的也比去其他国家的多，我们翻译和引进的法学教材及其它专业书籍也以美国的居多，学生最热衷于去美国留学。要不是签证的限制，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可能会成为第一选择。作为第一法律大国的美国对中国的法学教育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是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不知不觉在模仿美国的法学教育，不知不觉中在学习美国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对中美法学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有益处的。
二、中美在法学教育方面之共同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存在。中美两国在法学教育上存在巨大差异，这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但存在差异的同时，也不是没有任何共同点，实际上中美两国在法学教育方面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一）法学院校众多，法学专业学生众多同样作为大国，美国是法律大国，中国是人口大国，前者因为客观需求法律人才，所以产生了大批培养人才的法律院校；后者因为人口原因，法院教育要解决就业问题也产生了众多的法学院校和学生。据统计，美国有四百多所法学院校，中国有二百多所法学院校。就一个国家而言，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法学院校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法学院校最多的国家。中国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将来一定会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法学院校。法学院校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大学中的重要院校，更是文科中的重中之重，有的大学法学院是名列前茅的学院。中国大学中的法学院也逐渐成为领军之地。可以说，中美两国法律教育资源都很丰富，法学教育阵容庞大，这是两国难得的共同之处。
（二）法律院校分为三六九等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法学院校数目众多，在这些庞大的院校队伍中自然而然地分出了层次，形成了三六九等的局面。之所以会形成层次上的差别，主要原因是：
1、历史的长短。办学时间是衡量一个学校的重要指标，百年历史与几年历史相比所形成的学术积累和文化沉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建校建院时间长成为高质量院校的重要因素。比如笔者所毕业的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在北大这个大熔炉里法学院已经成长了超过百年，百年历史的经验使北大法学院成为中国最好的法学院，这种历史长河的跨越是法学教育成功的历史必然。
2、师资的水平。这又是法学院好或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我们评价某所院校好还是坏，主要看它是否具有著名的教授和学者。有名师才有名校、名院，有名师才有高徒。教师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水平。教师的水平又是由教师的能力所决定的，一般好教师的标准应该是：（1）学术水平高，在某一领域一定是专家、权威；（2）著作发表的多，发表在高级刊物上的多；（3）讲课好，学生欢迎“听君一堂课，胜读十年书”。讲课好是高校教师需必备的素养，讲课应成为衡量高校教师水平的一条重要标志；（4）社会知名度高，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重心，法学院校的教师应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更是社会法制建设的晴雨表。法学是应用学科，教师对社会法律的参与及被社会认知的程度应是衡量法律教师好坏的重要标准。
3、学生的来源。这是保证法学教育水平的前提。生源不同，就决定了学生的起点和学校的水平。一流的学生决定一流的院校。学生的水平确实存在差异，有的学校研究生的水平其充其量是其他学校本科生的水平，有的学校的入学新生已具备其他学校高年级学生的水平。因此种种，学生的水平是构成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试想，在高水平的学生压力下教师不认真备课，不求上进是不可能的。反之，学生整天稀里糊涂，根本问不出来深刻的问题，也会使教师“上一天课撞一天钟”，根本无压力改变自己的水准，久而久之，就形成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院校之间的水平也随之拉开差距。
4、毕业生的成就。学校就像工厂一样，学生是产品，毕业生就是成品，成品在社会上的成就是衡量一个学校好坏的重要标准。很多学校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们的毕业生有名，与其说某毕业生出自某名校，倒不如说是名毕业生给学校带来了荣誉。当然，毕业生的成就是多样性的，五花八门，只要是某一领域取得比别人更优异的成果就是成就。
5、地域的影响。地域本不应该成为影响法学教育的重要因素，但纵观中国和美国，地域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即法学教育的优秀院校基本在经济发达地区，非经济发达地区的优秀院校的师资往往流失出本地区而前往经济发达地区。在中国比较典型的是吉林大学法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很多优秀教师形成“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其实在美国也一样，排列在前几位的法学院基本上都在东西海岸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在穷乡僻壤很难发现高水平的院校。这里深植着经济与教育的神经，法学教育作为实用教育也遵循此律。
6、管理水平。一个院校的管理水平决定着它的发展和状况。法学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它有着与企业类似的经营管理，但又有别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法学院需要管理，而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会影响法学院的好坏。在法学院的管理上有很多学问，此种学问是本文篇幅所不能涵盖的，但决定性的一点是：法学院院长的人选。院长是法学院的核心人物，院长是决定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在美国，院长一般有两种人：一种是学术领军人物，学术带头人，因为在学术研究上的成绩被推选为院长；另一种是经营管理人才，学术水平一般，成果平平，但经营管理水平、组织能力和商业运作技巧突出。如果选前一种人当院长，法学院可能会洋溢着理性的学术气氛，但法学院经营运作可能会出现短项；如果选择后一种人才做院长，会把法学院搞得井井有条，勃勃生机，并会带来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以美国为例，纽约大学的现校长原法学院院长斯克森先生就是典型的后一种人物。在他的英明指挥下，纽约大学法学院从十几位的排名上升到现在的四、五位排名，已跨入美国法学院的第一方阵，与哈佛、耶鲁、斯坦福等比翼齐飞。正是由于斯克森先生的优异成绩使其由法学院院长升为校长。
7、学术成果。法学院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要进行科研，科研成果的多寡成为衡量法学院好坏的又一标准。科研成果多是学术高的体现，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也将会成为增加法学院分量的一项。把美国法学院排名榜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它的排名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基本上反映了现实情况。美国的法学院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排名在前十名的，比如耶鲁、哈佛、斯坦福和纽约大学等10家。这是第一方阵，是美国大学法学院的领跑方队，是美国法学院的代表性标志，它代表了美国法学教育的最高水平，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好的法学院，是如何办好法学院的样本。第二层次，在美国排名10—50位左右的法学院。这些法学院不如第一方阵，但也是非常著名的法学院，历史也比较长，有些学科也比较前沿，只是综合实力比不上第一方阵，但也是质量比较高、水平极为不错的法学院。第三层次，排名在50位以后至100位左右的法学院。与前面的相比，排在这个位置的法学院就相当差了，一般不怎么出名，往往是地方性大学，大多是公立，地理位置也比较偏远，因此这些学校处在第三层次。第四层次就是排名在第100位以后的院校，质量比较差，是末流学校，有的甚至上不了排名榜，或从来就没听说过。通过以上排名分析，美国法学院分为三六九等一点也不过分。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法学院情况也差不多，也可以把法学院分为三六九等，层次分明，高低明显，水平参差不齐，尽管很难找出中美法学院存在的共同之处，但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的法学院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三、中美两国在法学教育方面之不同点中美两国由于各种原因的客观存在，表现在法学教育方面呈现出诸多不同之处，本文仅就下面几点进行探讨。
（一）美国法学教育发达，中国法学教育不发达
1、制度上原因。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表现为法学教育就是美国的特别发达，成为世界法学教育的中心，成为美国法制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法制社会得以运转的重要保障，不仅输送了大量的法学人才，而且还培养了大量的治国人才。比如，美国相当多的国会议员甚至大部分总统都是学法律的出身，法学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以说起到了立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应该说，在美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尤其在文科教育中，没有任何学科像法律这样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律是美国社会的大厦，而法学教育就是这个大厦的基石。中国的法学教育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态势，国家已经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法律日益成为国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法学教育不用说在国家制度建设上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比如说，我国的高层领导学法律出身的很少，甚至没有，就是法学教育本身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所占的分量也十分有限。我们开始强调法学教育的重要性了，也将法学教育视为重要发展的领域，但比起我们的理工类教育，代表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文史哲教育，我们的法学教育还是小矮人，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所培养的人才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限，充其量是一些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才，在国家重大决策方面，尤其是最高层面的重要决策，法律人才能够参与的机会可以忽略不计。
2、时间的原因。我们的法学教育还处于婴幼儿的时期，而美国的法学教育则处于青壮年时期。美国的法学院最长的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一般具有一定规模的法学院都有百年的历史，真可谓“百年老店”。它们经过百年的锤炼，已打造出来品质优良的名校名院。我们的法学院除极个别有百年历史，绝大多数都是49年建国后才设立的，其间绝大多数的法学院校在文革期间均遭受了被撤销的厄运，也就是有过停顿办学的经历。仅就时间长短一项而言，中国的法学院是无法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的，也就决定了中国法学院不如美国法学院。
3、硬件上的差别。美国法学院因为办学经费充足，其硬件设施及条件都十分优裕。即便是三、四流的法学院都有自己的独立大楼，完备的图书馆、教室，教授都有自己的办公室等硬件设备。我们就连所谓一流的大学都很难做到上面诸项条件，因为硬件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相比起来我们的缺憾十分明显，很多学者感慨：不要说软件，就是硬件我们也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4、与美国相比，我们法学院不发达还体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美国一家网站的数据表明：如果把哈佛大学打成100分，中国的北京大学也就能得16分，可见两国大学之间的巨大差距。除了中国北大、清华等少数大学具有一定的国际声誉之外，中国的大多数法学院校均不具有国际声誉的殊荣。另外一组数据是：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和比例。在美国的著名法学院外国留学生所占学生人数比例十分庞大，在个别学位学习中外国学生已占绝大多数比例，比如在LL.M的学位中，外国学生至少占80%以上，充分显示了这些法学院校的国际感召力。从学生来源国度来讲，是五湖四海，全球各个角落来的都有，各种肤色、各种文化背景的都有。而我们的法学院即使是在最有名的大学里，留学生也是凤毛麟角，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留学生，其国际影响和声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学制与学位的差别在美国的法学院主要有三个与学制相关的学位。即法律硕士（LL.M），法律博士（J.D），法学博士（S.J.D）。LL.M学习一至两年，J.D学习三年，S.J.D学习至少三年。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法学教育没有本科这一层次，所有的学制和学位都要以本科其他学位学士为前提的，这一制度强调了法律学科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使法律学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社会经验，保证法律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和高素质。这三个学位的不同特点如下：
1、LL.M，主要是为外国学生学习美国法准备的，外国学生在短期内拿到这个学位就可以考取美国律师资格进而在美国执业，时间短，见效快，这是外国学生学习这个学位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很受短时间内想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美国律师的欢迎。美国学生必须要先在本国获得一个本科学位（当然没有法律）才能申请LL.M学位的学习。实际上，作为美国学生来讲，学习这种LL.M学位对他而言过于简单，学习的不多，况且，一般的律师事务所要人的最低门槛都是J.D，所以美国学生真正学习LL.M学位的人数并不很多，主要是外国学生选这个学位。甚至有的外国学生学习完LL.M学位后才发现自己其实才学了一个皮毛，要想进一步深入了解美国法律又要继续学习J.D学位，这类想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就业的外国学生中这样做的不乏其例。
2、J.D。这个学位是美国法学院的主干学位，是法学院学生的集中之地，也是美国所谓Legal Community 的初始台阶。J.D学制三年，拿到学位后，可以取得资格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如果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到律师所执业了，这是美国律师所绝大部分律师群体的来源，也是美国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四年其它非法律专业的基础再加上三年法律专业的学习，足以使学生掌握应有的知识和技能而成为优秀的律师。
3、S.J.D，是法律学博士（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这个学位是最高的一个学术性学位，它要求学生至少学习三年，甚至更长，还要写出较高水平的论文，一般外国学生很少去学习这个学位，就是美国学生也是极少数人才去学这个学位。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学是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主要培养的是法律应用人才，不必要学习太深奥的理论，如果有人要学习S.J.D，一般都是准备到大学里去做教师或研究人员的。在美国法学院普遍有一种把S.J.D学生视为书呆子的习惯，就拿笔者在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时，J.D学生指着S.J.D学生的座位（一所大学法学院都会在图书馆为S.J.D学生提供专用的学习和查阅材料的座位）说：这都是疯子们的座位。可见，一般J.D学生对研究法律学术的S.J.D学生的偏见。如果说LL.M和J.D是美国法学院的通用货，S.J.D则是少数高屋建瓴，鹤立鸡群的特殊商品。与上述美国法学院的学制与学位相比，中国的法学院校提供以下几种学制及学位：A、法学本科（四年）；B、双学士（二年）；C、法学硕士（三年）；D、法律硕士（三年）；E、法学博士（三年）。与美国相比，中国法学教育的弊端体现在学制学位上有以下几点：
1、本科设有法学使中学刚毕业的学生进入复杂的法学课程学习中来，对法律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尤其需要一定其它知识和社会经验辅助才能理解的法律条文和理论，对于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讲有点勉为其难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学生本科法学专业毕业时，大多数学生都是二十多岁左右，虽然学习了四年，但对法律的现况和对社会经验的吸纳都十分有限，让他们就这样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确实带来了不少弊端，也使整个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要求水平降低，不利于社会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学生本人的成长发展。
2、法律硕士定位过低，不利于推广这个学位。中国的法学教育在孤芳自赏了几十年后终于要向美国学习了，才出现了这么一个法律硕士（J.M），问题是这个模仿来源于美国J.D的学位不伦不类。美国的J.D是其法学教育的骨干，是进入法学职业共同体的敲门砖，是大学教学生追求和向往的学位。而我们的法硕首先不是法学院的主打产品，有的院校根本就没有这个项目，就是有也就是近几年才开始探索进行的，在整个中国法学教育体系中，法硕只是小部分而已。重要的是跟美国一样的学制和模式，学出来后却叫法硕，而不是法律博士（J.D），使我们的教育资源（J.M）在七年（包括四年的非法律专业的学习）学习中只取得了一个硕士学位，过于低化了这个学位，不利于广大生源进入这个学位的学习。
3、学制学位设置过于复杂，不利于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应用的法律知识。在美国的法学院，想做律师或法律其它实务工作，直接去学习J.D就可以，想做教授学习S.J.D，只想了解这领域或某一方面的法律知识就学一个LL.M。目标十分明确，学生容易根据自身条件和自己的愿望选定学习目标。而我们的学制和学位让学生无所适从，只学法学本科就去工作，明显单薄，底气不足。如果自学三年，搞一个法学硕士，又显得学究味过浓，学习了四年本科没有必要再学三年然后再去干一些具体的实务工作，有些大材小用。就法律硕士而言，学生本想通过这个学位的学习进入法律界，因为教学方法的局限，法硕真正能够学到超过法学本科的东西很难，这样叫法硕，实际上的法律知识还不如本科生，弄得有些乱伦的味道。法学博士本来是法学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少数人为教学和研究工作而进行的必要的知识积累和学历储备，但我们的博士培养过于简单和容易，动辄就考博士然后进入普通的实务界从事具体的实务，顶着博士头衔却没有干博士应干的事情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本来我们的教育资源就是稀缺资源。凡此种种，都能体现出我们的法学教育在学制和学位上的无能和缺点。关于第二学位，因为学习法律的时间过短，内容过浅，使第二学位的学生在法律知识上十分薄弱，不能很好适应社会上的需求，因而也不是一个很成功的学位。中国法律教育的学制及学位很混乱是与整个法学教育状况相关联的，因为我们的法学教育很少考察市场需求，学校是国家办的，经费是国家下批的，教育资源又是十分短缺的资源，学校根本顾不上学生的根本需求和市场对学位的要求，是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重要表现。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学生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学位，什么样的学制和学位才是真正适应我们国家的需要。
（三）、美国法学院就是律师学院，中国法学院是“四不象”学院美国法学院是典型的律师学院，各个法学院都以培养杰出的律师为目标。因为律师是美国法律社会的台阶和基石，从事任何一样法律职业，律师是最根本的开始，法学院承担培养律师的职责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选定上，都以培养律师为明确和首要目标，大家一心一意，规格一致，品质相同，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样就进入了良性循环：法学院的J.D的内容就是如何成为律师，学生毕业后就要考取律师资格，然后从事律师工作，在律师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决定自己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为了将来的任何一种法律工作，前提就是去考律师资格和当律师，而当律师就要学习JD，从而真正使法学院成为律师学院。中国的法学院培养的目标不十分明确，在法学院方面直到今天还在争论：法学院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有人认为法学院就应该培养实用型人才，把通过司法考试当做教学的目标和重点；也有的人认为法学教育不能围着司法考试的大棒转，应该培养各种法学人才，司法考试只是法学教育的一个目标而不是唯一的目标等等。因为中国的法学院培养目标不明确，法学院究竟应该怎么办始终没有解决，使我们的法学院办的五花八门、鱼目混珠。实际上由于国情的原因，法学院的学生来源和去向决定学生毕业后不一定对律师职业感兴趣，如果把培养律师作为唯一目标确实勉为其难。另一方面，律师也不是中国法律社会的基石，很多从事法律工作的也没有必要先去做律师，比如，志向到公、检、法工作的学生没有必要将自己首先定位于律师，甚至有的学生根本就不再想从事法律工作，还有的想干什么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这种国情下和学生状况下，要把中国的法学院办成律师学院不太容易。我们尽管不知不觉地向美国学习，模仿美国的法学院，但从本质上讲，我们与美国有太大的差距，我们简单的走美国的道路恐怕走不通也走不顺。
（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不同因为美国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不成文的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法学院教学内容是以案例为主，而教学方法则是诊所式方法，都以学习剖析案例为主，辅之以法学理论，对每个法律概论和理论的理解都是通过案例来完成的。所以，案例教学就成为了美国法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和方法，这也是他们能够培养出实用性律师人才的原因所在。与我们不同，单纯的抽象理论讲授在美国法学院的课堂上并不受欢迎。在美国社会有一种大家公认的理论，就是法律是实用性学科，传授法律知识的目的是它有用，能够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并不是玄学，更不能束之高阁。有的大学干脆不设置过高的学术研究型的学位或相关的研究部门和人员，只进行适度层次的学位授予和教学安排，拒绝将法学列为玄学，拒绝空洞的法学理论传授，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用出发。我们的法学教育有一整套所谓的教学大纲，大都以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从体系到体系，从概念定义讲起，一直讲到结论定性。看起来好像比较完善自成体系，但实际上大都是空泛的教条，学生学了一肚子知识却不知如何利用，最基本的法律职业技能没人去讲，也没人能讲。学生毕业后尽管学富五车，但连最简单的法律文书都可能不会写，因为老师没有教，老师教的东西在实践中又用不上。美国的法学院与实务界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密不可分，法学院总是把实务的需求作为自己的方向，满足实务界的要求是法学院的重要工作内容。我们的法学院与实务界相对来讲十分疏远，法学院自成一统，不愿意与实务界打交道，瞧不起实务界，甚至耻于与实务界交往，将自己关在封闭的小圈子内孤芳自赏，研究出来的成果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在实践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在实践中急需解决的课题没有人去问津。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脱节是中国学术界的一贯作风和顽症，学问做得越大的人越不愿意深入到实务界，往往把实践操作视为雕虫小技，认为玄妙的理论才能体现学者的水平。这种状况在中国各学科均存在，在法律学术界尤为严重，因为法学是实用性十分强的学科，不解决实际的学问，不重视实践经验的学问是一钱不值的学问，法学教育出现许多混乱与这种学风不无关系。
（五）师资来源及组成不同美国法学院的教师几乎没有毕业直接留校任教一说，所有的毕业生毕业以后必须出去从事实务工作，而不能直接从事教学工作，因为法律是实用科学，只有在从事了相关的实务工作几年或十几年以后才有资格申请加入法学院的工作。在美国法学院，任何一位教师都有实务实践经验，大都是经验丰富的律师或法官担任大学教师一职，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把最有用的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大学教师很少在一个法学院终身任教，一定是在实务界摸爬滚打以后再去不同的法律院校任教，积累不同的经验，体验不同的文化，避免了近亲繁殖和孤陋寡闻。我们的大学教师大都是毕业留校而来，从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然后留在学校，又与自己的老师同学一起组成近亲家庭，不断繁殖。大多数教师从来就没有干过实务，甚至从来就没有接触过，所有的理论都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对实务操作一窍不通，却在向课堂里的学生传授法律应用的知识，这岂不成为笑话？但这却是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也是我们师资的现状。难怪我们培养不出来优秀的实用性人才，不是我们的学生不行，也不是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而是我们的师资不行。我们的老师自视清高，把自己隔离于社会实践之外，同时，我们的法学教育界又把在实践中叱咤风云的人物排除于法学教育之外，不让这些有实践经验的法律工作者到课堂上来，怕被抢了饭碗，以狭隘的态度对待自己圈子以外的人，使法学教育界成为一个空泛理论统治的势力集团，真正实务界需要的东西进不了课堂。这种师资的来源和组成让中国法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也使法学院的教学苍白无力，缺乏吸引力。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将法学院一潭死水变成一池流水值得我们思考。
（六）美国有巨大的法律人才市场需求，是美国法学院发展壮大的基础，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现有的法律人才已经开始饱和，法学院学生分配不出去的现象已经越演越烈。为了迎合市场上对法律人才的旺盛需求，美国各大校法学院招收各类学位的法律学生。美国是一个法律大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法律大国，对法律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上至白宫、国会、政府机构，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了法律，没有了法律人才参与社会生活，美国社会就不能运转了。美国整个社会机器就是在法律的润滑下顺利运做的。法律人才在社会各个领域有着十分庞大的需求数量。法学院就是根据这样的社会或市场需求培养出大量的法律人才，而且这种需求量还在不断地上升。中国不是法律大国，中国社会运转主要不是靠法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法律人才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绝大多数问题不是靠法律解决的，法律人才又有什么用呢？实际情况是现有的法律人才已经饱和，而我们的学校还在不断地扩招法律专业的学生，毕业即失业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由于美国与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的法学院已经出现了左右为难的局面：一方面法律专业是热门专业，众多学生报考法律专业，我们的法学院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辛辛苦苦学下来之后毕业很难找到理想的法律工作。那我们的法学教育出路在何方？在明知毕业生已不好找工作的前提下还在盲目扩大招生，在明知法学教育已经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还在竞相建立法学院，使本来竞争就白热化的法学院竞争更加激烈，更加不择手段。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短时间内，中国不可能出现对法律人才旺盛的需求可能，法律人才的去向确实令人担忧。我们不能再一哄而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应该认真想一想我们需要多少法律人才？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无处可去该怎么办？
（七）法学院学生的职业荣誉感在美国，上了法学院，尤其是J.D学生，新生都要进行加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宣誓，宣誓从事法律这个神圣的职业，有点像我们的入党宣誓。宣誓让学生对学习法律和从事法律职业有荣誉感和自豪感，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尤其要遵守道德法律规范，注意自己的言行，注重高尚品行的培养。在美国法学院，学生很看重自己的未来法律职业的远大前途，因而都会加倍努力学习，兢兢业业，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为社会合格的法律人才。在法学院你会发现外出打工赚外块兼职的学生很少，因为他们很容易在学校或银行取得助学贷款。银行和学校都相信学习法律的人才未来是光明的，都愿意贷款给他们，学生也就无后顾之忧了，专心致志地去学习。另外法学院的学习安排都比较繁重，除了学校或自己为未来职业必须安排的律师事务所实习等内容，其他根本无暇再安排课外活动。可以讲，一旦进了法学院，就有了一定的职业保证和前途保障，其法律职业的荣誉感随之而来，他们会很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也会很认真去做人，以免自己的过错耽误了前程。这种荣誉感是法学院学生特有的东西，是法律职业特有的行为，是一种使命感和尊严感。在我们国家，因为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从事法律职业也不是最高贵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法学院的学生并不十分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只是抱着找一个工作混一个饭碗的想法在学习法律。因为职业荣誉感不强，法学院学生没有形成为自己未来铸造自己的内在压力，在学生素质形成过程中与美国法学院学生的内心特质无法比拟，法学院学生没有比其他学科更高的素质，这是我们法学院学生的现状，也是我们法律人才不能成为精英人物的重要因素。
（八）大学所有制性质不同在美国，大学多为私立，特别是比较好的大学多为私立性质。而不像中国的大学多为公立，绝大部分法学院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学的一部分。关于所有制性质不同产生了法学院校的组织经营管理模式的差异。从经费来源上讲，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经费多为招生而吸取的学费，另外一大部分是来自于私人、企业的赞助，尤其是校友的捐赠，这些构成了美国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与美国大学不同，中国大学的经费主要来源是国家的拨款，国家财政拨款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法学院校的发展往往受制于国家拨款的数量。中国也可以吸取学生的学费，但因为中国学费廉价和法律专业学生数量受制于政府控制等因素，使学费不能成为中国法律院校的主要办学经费来源。等米下锅是中国法律院校长期困绕的问题。国有体制决定了经营管理方式的单一和僵化，中国大学的法律院校不可能像美国大学法学院那么灵活机动。在美国，法学院是相对独立于大学的经营实体，赚钱是许多法学院的直接目的和追求目标，所以，在经营管理法学院的时候就处于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商品经济交易规则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以赚取最大利润的状况。各种基金，民间资本，私人信贷等等都可以进入法学院的经营活动之中。在美国，有的法学院直接受控于某家族基金或某私人财团，他们像投资其它产业一样投资于法学教育，法学院的管理者自然也会按照老板们的投资回报意图管理好法学院，达到投入产出的最大优化效益。在中国，任何外来的资金很难进入大学法学院的运作之中去。因为法学院校不是商业运作的实体，资金没有进入的渠道和机制，从而形成法律院校因为没钱办学嗷嗷待哺，有钱的机构或个人想投资于法学院但又不能而急得乱转的局面。美国的法学院具有鲜明和浓厚的商业色彩，完全可以依靠商业化运作模式进行经营管理，法学院经费根本不是问题，法学院办学就成了根本性的问题，其它问题只是操作水平高低的事情了。我们的法学院校是“四不象”，不是企业，但又收钱和花钱；是企业但又打着公益性质的招牌；是事业单位但又有资金进出频繁，离不开钱；不是事业单位又不能归类于商业机构；是公益机构但又收取学生的学费；不是公益机构又有悖于国家给予的定性规定。总之，我们的法学院校有点“四不象”，因为不同于美国法学院的商业性质而使我们的法律院校的运做无所适从。
（九）办学的理念不同美国法学院有着明确的办学理念：就是要培养实用型法律人才，把法学院办成职业技能的训练场所，培养能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法律应用人才，所有这些的来源和归宿都是市场的需求。中国的法律院校不仅追求实用性人才的培养，他们更看重高级人才的培养，往往互相攀比更高学位的学科设置，努力打造研究型学术型的形象，学者们把高精尖学术问题当做主要工作任务，甚至是唯一的任务。这种办学理念的差异导致美国和中国法学院校在办学效果上出现了大相径庭的状况。美国法学院把学生就业率，社会对学生的反应以及学生承办了哪些大案、要案作为重要的目标。中国的法律院校更注重所谓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评定职称时主要参考的是学术成果而不是教学质量，评定法学院好坏时也主要依据学术成果的多少。这样，就逼迫我们的教师去捏造许多学术成果，简单重复，材料堆积，甚至剽窃抄袭时有发生。美国的法学院也重视学术水平和科研价值，但那是为了辅助教学活动而已，是为了提高教学水平而加强科研学术活动，以科研为辅应是法学院办学的宗旨，但我们的法学院本末倒置，盲目追求科研学术水平，大家专注于科研而忽略了法学院的主要功能，即培养学生，培养实用性法律人才。培养实用型人才就要求我们要研究如何培养，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不幸的是，我们的法学院校很少有人专注于此，这主要是因为办学理念不同而导致的差别。
（十）美国法学院有排名榜，我们没有尽管有人对大学的排名榜的制度提出了质疑，尽管有人提出排名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但我认为排名榜的制度是利大于弊，原因是：
1、大学的排名顺序名次不是捏造出来的，它具有科学性，它是大学质量好坏的反映，是对学校的综合评定，便于社会对大学的了解和认知，如果没有这个排名榜，大家就不好判断谁好谁坏？说谁好谁坏就没有根据。
2、有排名榜就使大学有压力，排在前面的总想把名次保持下去，而要保持下去就要不断努力才行，促使各大学不断奋进向上。
3、排名榜的资料均是公开透明的，某所大学好或不好的依据均可从公开渠道了解到，这便于公平竞争，也给大学之间互相学习他人的长处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4、排名榜是法学教育成熟的标志，试想如果连像样的法学院都没有如何排名？试想如果只几所法学院又如何排名？能够有排名并且能够排起来说明法学教育是一个庞大的成熟的产业，这样排名下去也是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促进和鞭策。
5、有人排名有人看，有人在乎有人骂，这些客观存在说明排名榜有存在的基础和依据，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事物尽善尽美，只要大方向和大原则正确就可以了，排名榜正是这种大方向正确小问题存在的事物，应该搞下去。美国大学法学院的排名榜如下： 2002年美国大学法学院排名2
1、Yale University(CT)耶鲁大学
2、Stanford University(CA)斯坦福大学
3、Harvard University(MA)哈佛大学
4、Columbia University(NY)哥伦比亚大学
5、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
6、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7、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
8、University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大学
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0、Duke University(NC)杜克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
12、Cornell University(NY)康乃尔大学
13、Northwestern University(IL)西北大学
14、Georgetown University(DC)乔治城大学
15、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7、Vanderbilt University(TN)范德比大学
18、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19、University of Minnesota-Twin Cities 明尼苏达大学双子城校区 20、University of Iowa 爱荷华大学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VA)华盛顿李氏大学
22、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
23、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DC)乔治·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 伊利诺斯大学乌尔班纳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北卡罗莱纳大学（北卡州）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27、Boston University 波士顿大学Emory University(GA)艾利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乔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IN)圣母大学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32、Fordham University(NY)福特汉姆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34、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VA)威廉与玛丽学院 Wake Forest University(NC)威克森林大学
3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Hastings)加州大学哈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38、Brigham Young University(J.Reuben Clark)(UT)杨百翰大学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 40、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印地安那大学布卢明顿分校 Ohio State University 俄亥俄州立大学 Tulane University(LA)杜兰大学 University of Arizona 亚里桑那大学
44、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康乃迪克大学
45、University of Utah 犹他大学
46、University of Alabama阿拉巴马大学
47、George Mason University(VA)乔治梅森大学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TX)南美以美大学 University of Florida(Levin)佛罗里达大学 50、University of Cincinnati辛辛那提大学 University of Houston 休士顿大学 University of Kentucky肯塔基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Tennessee-Knoxville田纳西大学诺斯维尔分校 2003年美国大学法学院排名3
1、Yale University(CT)耶鲁大学
2、Stanford University(CA)斯坦福大学
3、Harvard University(MA)哈佛大学
4、Columbia University(NY)哥伦比亚大学
5、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
6、University of Chicago芝加哥大学
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8、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密歇根大学安何伯分校
9、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
10、University of Virginia弗吉尼亚大学
11、Northwestern University(IL)西北大学
12、Duke University(NC)杜克大学
13、Cornell University(NY)康乃尔大学
14、Georgetown University(DC)乔治城大学
15、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7、Vanderbilt University(TN)范德比大学
18、University of Iowa 爱荷华大学
19、University of Minnesota–Twin Cities明尼苏达大学双子城校区 20、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21、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VA)华盛顿李氏大学
22、Boston College波士顿学院
23、Emory University(GA)艾利大学
24、University of Notre Dame(IN)圣母大学
25、Boston University 波士顿大学
26、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DC)乔治·华盛顿大学
27、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伊利诺斯大学乌尔班纳分校
28、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华盛顿大学
29、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30、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31、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北卡罗莱纳大学（北卡州）
32、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VA)威廉与玛丽学院
33、Fordham University(NY)福特汉姆大学
34、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35、University of Georgia 乔治亚大学
36、Wake Forest University(NC)威克森林大学
37、Brigham Young University(J.Reuben Clark)(UT)杨百翰大学
38、Ohio State University(Moritz)俄亥俄州立大学
39、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印地安那大学布卢明顿分校 40、University of Arizona亚里桑那大学
4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Hastings)加州大学哈斯汀分校
42、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 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
43、Tulane University(LA)杜兰大学
44、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康乃迪克大学
45、University of Florida(Levin)佛罗里达大学
46、University of Utah(S.J.Quinney)犹他大学
47、George Mason University(VA)乔治梅森大学
48、University of Alabama 阿拉巴马大学
49、American University(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DC)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50、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TX)南美以美大学
51、University of Kentucky 肯塔基大学 2004年美国大学法学院排名4
1、Yale University(CT)耶鲁大学
2、Stanford University(CA)斯坦福大学
3、Harvard University(MA)哈佛大学
4、Columbia University(NY)哥伦比亚大学
5、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
6、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7、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密歇根大学安何伯分校
8、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
9、University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大学
10、Cornell University(NY)康乃尔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2、Duke University(NC)杜克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IL)西北大学
14、Georgetown University(DC)乔治城大学
15、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7、Vanderbilt University(TN)范德比大学
18、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19、University of Minnesota-Twin Cities 明尼苏达大学双子城校区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VA)华盛顿李氏大学
21、University of Iowa 爱荷华大学
22、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DC)乔治·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IN)圣母大学
25、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 伊利诺斯大学乌尔班纳分校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27、Emory University(GA)艾利大学
28、Boston University 波士顿大学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VA)威廉与玛丽学院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北卡罗莱纳大学（北卡州）
31、Brigham Young University(J.Reuben Clark)(UT)杨百翰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NY)福特汉姆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University of Georgia 乔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3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Hastings)加州大学哈斯汀分校 Wake Forest University(NC)威克森林大学
38、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印地安那大学布卢明顿分校 Ohio State University(Moritz)俄亥俄州立大学 40、George Mason University(VA)乔治梅森大学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 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康乃迪克大学 University of Utah(S.J.Quinney)犹他大学
44、University of Arizona(Rogers)亚里桑那大学
45、Tulane University(LA)杜兰大学 University of Alabama 阿拉巴马大学 University of Florida(Levin)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50、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TX)南美以美大学诚然，大学生活所包含的许多无形的东西是无法用数字反映出来的。但是，我们相信可以在学术水平这样一个关键属性的基础上对各个学校进行客观的比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World Report）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对美国大学进行排名的。他们的全部排名都是基于两个支点:“首先，排名所采用的量化标准是由教育专家提出的、认为能够反映学术质量的可靠指标；其次，排名是在客观公正地评判教育中涉及到的各因素的重要性的基础上进行的。”5 具体来说，美国大学法学院排名的依据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1、学生律考的通过率；
2、毕业生的就业率；
3、毕业生就业后的薪酬待遇；
4、学生毕业后到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机会；
5、学院的软件及硬件教学设施，包括师资力量及教学设备等；
6、法学院师生发表学术论文的篇数；
7、在学术界及社会媒体被认知的程度；
8、在校学生人数；
9、教师与在校学生的人数比例；
10、建校时间长短。
四、通过对中美法学教育的异同分析比较，我们看出了美国的长处和我们自己的不足，如何扬长避短，使我们的法学教育尽快赶上去，具体有下面几点建议：
（一）把法学教育铸造成为精英教育而不是普及教育法学教育的目的应定位在培养社会上需求的法律实用型人才，这种人才是得到社会认可的精英人才，可用之材，是可以解决具体实际法律问题的专才。所以，法学院校就是精英的摇篮，法学教育更是精英教育，而非填鸭式的普法教育。
（二）彻底改变教学方法建立健全诊所式法学教育方法，引进案例教学方法，改变满堂灌输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把法学真正变成实用学科，让学生在学校能学到实际技能，以便在工作后很快进入角色。
（三）改变师资来源和结构打破近亲繁殖的局面，要求教师具有实务经验，高校教师不再以学生毕业留校为主要来源，到广泛的社会上招聘具有实践经验的法学专业人才进入大学任授课教师。同时，多利用兼职教师的制度让实务界人士能够进入法学教育界。
（四）改变学制和学位制度
1、建立LL.M学位制度，学制一年，主要的专业方向为学习目标，是专业化的重要教育形式。
2、将法律硕士改称法律博士，坚决杜绝法律本科毕业生进入法律博士的学习，坚持非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法律博士。
3、严格控制法学博士的人数和质量，提高标准严格要求，学制可放长至五年。
4、取消法学硕士学位。因为本科法学毕业再花三年学习一个专业，有些浪费，取消法学硕士后，想在专业化继续深造的可以读LL.M，想从事更深学术研究的，可再读五年的法学博士。
（五）建立中国自己的法学院校排名榜制度可以由法学媒体主办，也可组成专门委员会等组织具体实施。不仅要有综合排名榜，还要有专业性的排名榜。
（六）允许外国人在其本国读完法律博士后，或在中国读完LL.M后，考取中国律师资格这样做的好处是尽快与世界通行规则接轨，另外也给中国的法学教育开辟了新的教育资源，使中国法学教育尽早国际化。
（七）成立中国法学院校联合协会从整体行业的角度整合资源，探讨发展空间和规律，提供互相学习的机会和平台。
（八）允许开放对法学院校的投资参股将法学院校建成真正的经济实体，进行产业化商业模式运作，利用各种资本充分开发法学教育资源。
（九）让法学院校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摇篮和港湾把培养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才作为首选目标，通过法学院校的正式培养运营形成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共同体里的人员需要充电或提高的再回到院校，使法学院校真正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港湾。
儒学与护理
薛敏
（睢宁县中医院感染管理科，江苏 221200）
[摘要] 目的 探讨儒学与护理的核心内容。儒学的核心是“仁”，护理的核心是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两者价值取向一致，一脉同源。方法 研读古代医家对儒学的推崇：先知儒理再学医理，先读儒书再读医道； 分析儒学思想对护理文化的渗透于影响。结果 儒学丰富发展培育了现代护理观，儒学与护理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结论 传承运用儒学，提高护理人员人文素养，提高护理质量，保障病人安全。[关键词] 儒学；护理；仁爱
Confucianism and nursing
XUE Min(Department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tial of Suining County, Jiangsu Province，221200)[abstract] Objective Discuss the core content of Confucianism and nursing.The core idea of
Confucianism is benevolence and the core ideae of nursing is a spirit of life-saving humanitarian and they both complement each other.Method Ancient physicians to study Confucianism
respected, Study the reason that the ancient physicians praise highly for Confucianism.Learn Confucian ritual first then medical knowledge, learn Confucian works first then
medical ethics.Analayze the influence that Confucianism has on the nursing culture.Results Confucianism enrich and develop the concept of modern nursing.Confucianism
and nursing complement each other.Conclusion Inherit Confucianism and make use of it.Improve nurses’ humanities and the quality of nursing to guarentee the safety of the
patients.[Key Words] Confucianism;Nursing;Benevolence
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仁”是孔子学说的最高规范和内容【1】，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以“爱人”为出发点【2】，“人之爱人”，不独对亲人，也对世上所有的人。“仁者爱人”，爱人是对人的关怀和尊重。爱人就是将对他人的关注、利益、价值和观点置于自己的范围之内【3】。其规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予立而立人，己予达而达人【4】。“推己及人”，对人仁爱关怀，是一种积极的大爱。在人际关系中洋溢着浓厚的人情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谐与和平【5】。“仁”在护理工作中是对白衣天使最好的诠释。
1、古代医家与儒学
1.1 唐代孙思邈《千金药方》中提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生命神圣思想。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1.2宋代张果著《医说》曾经写道：“凡为医者，须略通古今，守仁义，绝驰鹜利名之心，专博施救援之志。”
1.3明代陈实功《医家十要》“先知儒理，然后知医理，或内或外，勤劳读先古明医确论之书，慧之于目；凡临证时自无差谬矣。”
1.4清代喻昌著的《医门法律·治病》中说：“医之为道，非精 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
2、儒学与护理，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2.1荀子提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孟子进而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形成组织和力的基础，是培养优秀团队的要素。据国外学者调查，群体中领导者与下属关系良好，可提高个人工作积极性的80%。医院是个大系统，护理是整个系统中的一环，只有跟医生、患者、工勤人员、检验人员、药械科人员、放射科人员、管理人员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全院的大循环才能正常运转，护理工作才能得心应手的开展。
2.2孟子曰：“仁，义，礼，智，信，乐善不倦”。“博学不穷，笃行不倦”，绝名利之心，怀救人之志。“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为私欲所动，不为名利所累，不为谗言谤语所怒。光明磊落，一心向善。修身与养德并重，博学与精研并辉。护士不仅是一名专业工作者，更是集各种角色于一体的集大成者。面对绝望，悲伤；失去生的希望的晚期肿瘤患者；面对心理障碍、情绪失控的心理失衡患者；面对迷茫，混乱，失去人生方向的迷途少年……，护士一句温馨的话，一双温柔之手的抚触，一张微笑的脸，一双关切的眼神„解除患者的忧虑。当你圣洁的身影穿梭在病人的床旁，为病人擦洗，喂饭，治疗，护理时，病人绝望的脸庞露出笑颜，忧郁的眼神闪出光芒，迷途少年找到家的感觉，在护士春风化雨般爱的感召下，重拾生的勇气与希望，护士工作者就像暗夜中一盏明亮的灯，点燃患者的希望，温暖和爱。2.3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是对护士完美的概括。温，即温柔，温和，温暖，爱。护士良好的性格，温柔的举止本身对病人就是一种治疗和抚慰。病人信赖你，依恋你，各种治疗，护理才能在愉快，和谐的氛围中顺利完成。良，即善良，也是仁的表现，与人为善，广结良缘，向病人展示良好的作风，品德和修养。恭，即恭敬，虔诚，谦逊，对病人一视同仁，懂得尊重别人，理解别人，换位思考，不强人所难。医护人员无论对患者进行何种治疗和处置，都要充分考虑患者的感受，尊重和保护患者的隐私【6】。俭，即俭朴，古人云：“俭以养德”，在工作中要爱惜物力、人力，以最小的成本来取得最大的利益，护士，护士长要做好对人、财、物、时间、信息的管理，达到节用的目的。让，即礼让，也反映护士的胸怀和修养。处处以病人的利益至上，时时维护患者的权益，处处保障病人的安全，病人满意是护理工作的目标。
2.4培养慎独精神，既然选择了护理事业，就要作为一生的事业去追求，培养慎独精神，踏踏实实，全神贯注做好每一项工作。不取巧、不钻营，白班夜班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节假日和工作日一个样，有人无人一个样。台湾大学曾志强教授的观点值得深思，他说：“我们干工作，名义上是在为老板干活，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干，是老板付钱，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在工作中以人为本，强化对患者身心的整体照护，以德施护，要求做到自省，自警，慎独，时刻以道德和良心审视自我”【7】。
2.5儒学与近现代护理一脉相承。南丁格尔说：“护士，其实就 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8】南丁格尔是近代护理事业的奠基人，是因为她从内心由衷的热爱、喜欢、专注于护理事业，被士兵尊称为“提灯女神”。她这样专注于护理工作，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追求【9】。南丁格尔就是爱的化身，也是“仁”的具体表现。
2.6儒家倡导“守正”原则，同时提出防止“过犹不及”，要求看问题不要偏激，尊重实际，保持合适的尺度。护理管理者处理问题时要保持公正、公平、公开，下属才能心服口服。
3、学习传承运用儒家文化
3.1医院是集知识，技术和科研于一体的组织和机构，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于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10】孔子的思想已经深深的渗透于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儒学教我们做人：要走正道，要做一个有理想人格，有道德修养，仁民爱物，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做事，要勤勤恳恳，忠于职守，敬业乐群，不谋私利。做学问，要打好基础，要耐的住寂寞，不求速效，不计近功，不务虚名。
3.2我们要大力提倡儒学，宣传儒学，吸取儒学中有益的营养，内化为我们的行动，用以指导临床护理工作。修身养性，儒雅大方，展示护士风采。学习儒学外塑形象，内强素质。护士常怀仁爱之心、慈爱之心、同情之心、怜惜之心，内化成一种自觉的行为，真正做到视病人如亲人。
3.3儒家文化与医院文化融合在一起，促进优质护理示范病区的 开展。护理部制定实施方案，组织全体护士培训。选派人员到省人医进修无陪病房，添置护理用具，如洗头车、护理车、洗漱用品等。全科护士在护士长的带领下给病人洗头、理发、剃胡须、卧床病人床上擦浴、洗脚、修剪指甲、使病人做到“三短六洁”。一位残障病人因车祸送到优质护理示范病区，因病人残障无法沟通，生活不能自理，双腿皮肤软组织擦伤，左股骨骨折。护士给她理发，床上擦浴，更换衣服，倒大小便，买饭菜喂她，并给她买了两身新衣服。每晚护士轮流在病房陪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位病人在网上发帖说：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开花，随时播种，将这一长径点缀的鲜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有泪可落不觉得凄凉，踏着荆棘不觉痛苦。这是病人对护理工作最好的诠释，也是对护理工作的鼓励和鞭策。全体护理同仁携手并进，将优质护理工作进行到底，这也是以后护理工作发展的方向。也是体现儒家“仁者爱人”思想具体实践活动。
3.4将儒家“仁爱”思想融入到护理服务的全过程，使护士更加贴近病人，主要表现在：①接待热心：入院介绍，主动为病人提供温馨、亲情、微笑、周到、及时、准确的优质服务。②解释耐心：护理人员实行“首问负责制”，为住院病人做好健康教育。③观察细心：主动巡视病房，细心观察病情及心理变化，并做到有预见性的护理，防止意外发生。④护理精心：主动为病人提供各种生活上的便利和疾病护理，切实满足病人的需求。⑤征求意见虚心：主动征求病人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虚心听取意见。3.5儒家的仁爱思想是构建和谐护患关系的根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是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根本的纽带，是发扬爱，奉献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4、儒学与医学、护理的关系
4.1儒家思想培育光大了医学伦理学，丰富和发展了护理学，是医学救死扶伤精神的具体体现，儒学与医学，护理学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4.2每名医生，护士应该研读儒家经典子籍，用儒家经典理论熏陶修炼自己的品格，用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报效祖国，自觉的践行，传播和发展儒家文化，让儒家文化在医学，护理学的领域绽放奇光异彩，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5、小结
儒学、医学护理学一脉同源，都具体体现在“仁”“和”上，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每一位医学生的责任，儒学博大精深，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深远，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怎么样传播发扬儒家文化，更好地开展好优质护理工程，更好地服务于患者，让病人满意、社会满意、领导满意，做好“三好一满意”工作，是我们每个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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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在刑法学研究领域, 对犯罪概念的界定虽然仍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理解, 而且从各国立法实践上看, 不同国家对于犯罪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如德国、日本学者通常认为, 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的、有责的行为。”但是, “作为规范学科, 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是指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律、依法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这是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概念的形式定义, 虽然近年来关于犯罪本质特征的争论此起彼伏, 但学界对此概念的定义本身却争议不大。”此种观点对于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刑法学的研究目的与学科任务上看, 刑法学更加注重对于行为人的有罪与无罪的认定, 或者触犯的是此罪或是彼罪这类问题。因此, 在刑法学中, 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由刑法 (且只能由刑法) 严格明确。罪刑法定这一普遍公认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刑法学界得到不容质疑的肯定,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其惩罚性与严厉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在罪名刑罚的确定上必然要求严格的法律主义, 并且对事后法 (溯及既往) 、类推解释和绝对不定 (期) 刑也都要求严格的禁止, 举例来说, 在刑法中明文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最低是14周岁, 也就是说, 只要行为人未满14周岁, 其实施的一切行为均不可能构成犯罪。即使该行为人为非作歹, 作恶多端, 或者即使其仅差一天甚至一小时未满14周岁, 该行为人仍然不能受到刑事处罚, 因而其所实施的一切行为仍然不可能构成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如果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严格一致, 那么关于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恐怕难以纳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中。事实上, 在刑法学意义上, 年龄是否已满14周岁是一个严格的划分标准, 这一方面, 是基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对于法律的认知和对于自身行为的控制方面确与成年人不同;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虽然对于在刑法中刑事责任能力采取的这种“一刀切”式的法律规定, 在理论上是缺乏合理性的, 但是鉴于刑法实务操作中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测量与认定在目前也没有较为权威的标准与方法, 所以也只能采用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了。在此种情况下, 如果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仍然以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作为自身学科的犯罪概念, 显然是不恰当的。而同样的问题, 也出现在许多认定罪与非罪时具有数额要求的罪名上。例如, 盗窃罪或者侵占罪, 虽然各地的数额标准各有不同, 但是都会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标准, 达到该数额的, 就应当认定为犯罪, 而未达到的, 则不认为是犯罪, 假设某地的数额标准为2000元, 那么盗窃2000元整的行为人就构成了盗窃罪, 而且盗窃了1999元的行为人虽然在数额上只有1元之差, 却不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这种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在刑法学上是可接受的, 出于具体的刑事审判实际操作考虑, 这种罪与非罪的界定标准甚至可以说是应当的, 但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 这种以数额作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显然也是缺乏合理性的。由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是基于法律规定而界定的, 这也是就所谓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但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 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尤其是即将达到而尚未达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如杀人、抢劫等严重越轨行为 (此处为了与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做出区分, 而采用“严重越轨行为”的表述方式) , 其行为性质与心理状态与14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同样的, 盗窃2000元的行为人与盗窃19999元的行为人在行为性质与心理活动方面甚至可能是几乎相同的, 因而都应当作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研究, 如果犯罪心理学以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作为自身理论研究上的犯罪概念。那么, 对于上述例子中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严重越轨行为等, 都将无法纳入本学科的研究视野, 这是对犯罪心理学研究对象进行的不必要也不应当的限制, 所以犯罪心理学应当从自身学科特点出发, 综合考虑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广泛性, 对犯罪心理学中的犯罪概念进行具有自身学科特点的界定。
与刑法学对犯罪问题的研究方式与角度相比, 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问题的研究方式, 则更关注个体行为人基于特定心理基础或者受到特定的外界刺激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进而对他人以及整个社会造成影响的这样一种由内而外的考查角度。由此可见, 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虽然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 但却与犯罪学意义上的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简单来说, 可以认为犯罪学与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的界定都应当是一种广义上的犯罪概念。当然, 在当前的犯罪心理学研究领域, 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也可谓五花八门, 目前还未出现学界公认的通说, 如罗大华老师在《犯罪心理学》教科书中指出:“犯罪是刑法学的概念, 一般定义为危害社会的、触犯刑事法律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犯罪心理学中`犯罪'的概念须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相一致。”梅传强老师在《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一书中也对犯罪的概念做出了界定:“犯罪心理学 (Criminal Psychology) 中的`犯罪'概念, 可以表述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 运用社会 (尤其是统治阶级) 不认可且不能容忍的方式满足自己折需要, 严重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主流价值, 依法应受到相应的刑罚惩罚的行为。'”还有国外的学者, 如RonaldBlackburn在其《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书中指出:“犯罪是一个法律概念, `犯罪 (crimeorof-fence) 是指一种可能引起刑事诉讼的法律过错行为 (legalwrong) , 这种刑事诉讼可能导致刑罚。'”由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 一些研究者在追求形式上的“刑事一体化”过程中, 忽视了本学科应当具有的研究视野与角度, 将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意义上的狭义的犯罪概念照搬到犯罪学或者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来, 但是在自身研究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在广义层面上使用犯罪的概念, 因而造成概念界定和使用上的混乱问题;而相对地, 另一些研究者则注意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与刑法学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视野与角度的不同, 并且各自对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界定。为了解决上述的理论争议, 在犯罪心理学研究当中, 对犯罪概念进行恰当的界定, 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笔者认为, 犯罪心理学中的犯罪概念, 首先应当包含的是社会危害性, 即一个行为是否被认为是犯罪, 应当以其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标准之一。如果是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那么即使该行为不符合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 那么即使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 也不应认为是犯罪。但是, 社会危害性并不是犯罪心理学界定犯罪是唯一标准, 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 也并不是所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 在具备社会危害性的同时, 还必须是具有一般违法性的行为, 如果一个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 但没有任何现行的法律对其进行禁止, 那么此种行为也不是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值得注意的是, 这样的违法性并不特指刑事违法性, 还包括对于其他各部门法的法律规定的违反。举例来说, 在民事法律中, 一定数额以下的欺诈行为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的, 因而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研究领域是不应界定为犯罪的, 其根据在于其社会危害性并不足以启动国家刑事法律对其进行调整。换言之, 亦即此种行为的严重程度还未达到整个国家与社会无法容忍的地步, 所以, 刑事程序也不应被轻易启动。这种观点在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但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 则不应仅看到该民事欺诈行为并未造成国家和社会所无法容忍的严重后果, 而更应当注意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欺诈行为时的心理状态等。事实上, 由于我国刑法对许多罪名的构成都有具体数额的限制, 造成许多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并不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 而仅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其他法律进行调整, 因而造成许多在行为上类似甚至基本相同的行为仅因程度上的差异, 使得行为人承担了民事或者行政责任而非刑事责任, 这样就使这类行为在刑法上和刑事诉讼法上都不被认定为犯罪。相比之下, 在犯罪心理学领域, 上述民事欺诈行为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较小数额的盗窃行为、侵占行为、卖淫嫖娼行为、轻伤以下的故意伤害行为等, 无论是在违法性还是社会危害性方面, 都是可以且应当界定为犯罪的, 而不应仅根据其是否触犯刑事法律而对该行为界定为犯罪与否。当然, 不可否认, 上述各种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学或刑事诉讼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比, 的确具有一定的程度上的差距, 正如上文提到的, 其并未达到国家和社会所无法容忍的地步。但是, 我们同样应当看到, 上述的各种违法行为有许多都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的雏形或称幼苗, 如果在这种犯罪的初始形态或者发展形态下对其不加干预, 任其发展, 则很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上述行为会转化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 亦即犯罪心理学中犯罪行为的完成形态, 举例来说, 当一个行为人挤上公交车准备实施扒窃行为时, 他可能并不知道此次盗窃可能收获的赃款数额, 而在其实施了扒窃行为之后, 我们才可以根据其所得的赃款数额对这次的行为界定为是否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犯罪, 但是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 在公交车上进行扒窃行为本身就已经可以认定为是犯罪了。因为, 此种行为不但具有社会危害性, 而且至少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即使其此次盗窃行为一无所获, 也并不妨碍其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被界定为实施了犯罪行为, 所以无论行为人最后所得赃款的数额多少, 均不影响其实施犯罪行为的性质。同样的, 在民事领域, 行为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法, 使对方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 此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民事欺诈, 以合同诈骗为例, 行为人假借订立合同, 欺骗对方当事人以获得利益, 在其实施诈骗行为的时候, 也可能并不知道此次欺诈行为可能收获多少赃款, 如果对方当事人较为谨慎, 没有轻易上当, 则欺诈者可能一无所获。但是, 如果对方当事人防范意识不强, 则有可能上当受骗。但是, 又如果该被害人被骗的金额较少, 则可能只能构成一般的民事责任, 而不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所以, 在犯罪心理学领域, 上述的欺诈行为虽然仅构成了民事责任, 但是其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都是明显存在的, 因而也并不影响对其犯罪行为性质的界定。当然, 上述观点可能在刑法学领域被视为主观归罪的倾向, 这其实是由于刑法学研究与犯罪心理学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造成的偏见, 在刑法学领域, 其学科特点和研究目的在于使刑罚更加合理化与人性化, 慎用刑罚已经是各国刑法学界普遍承认的价值取向。在此种情况下, 必然要求在刑法学研究中坚持客观归罪的要求, 即不仅要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刑法规定的各种构成要件作为其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 更要看其实施该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是否严重到足以启动国家刑事法律程序对其进行调整。仅从刑法学研究意义上看, 笔者是赞同这种看法的。但是, 在刑法学界, 也同样有着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理论争议, 亦即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 其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对行为规范的违反。此种理论争议其实影响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 由于犯罪心理学更多关注的是个体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 而不是其在刑事法律上是否造成了足以被判处刑罚的具体罪名, 更应关注的是, 行为人实施一个违法行为时, 其对于行为规范的违反, 而不是该行为在客观上对法益造成的侵害程度。因而, 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 对于实质违法性的理解更侧重行为无价值的理论取向应当是合理的。易言之, 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更应侧重的是犯罪行为而非犯罪结果, 所以这并不是对刑法学上客观归罪和结果无价值理论的反驳, 而只是两个学科间研究角度的差异造成的侧重点的不同。
摘要：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中, 也应当对犯罪心理学与刑法学对于犯罪概念进行一定意义上的整合。比较分析了刑法学与犯罪心理学中犯罪概念的界定, 希望可以对犯罪心理学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犯罪心理,犯罪,刑事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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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卫满朝鲜时期儒学自中国传入,(2)三国时期初步接受,(3)新罗统一时期大规模传播,(4)高丽时期儒佛兼学,(5)高丽末及李朝时期性理学兴盛。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韩国儒学与朝鲜儒学的称谓之争多存而不论,而近代以来朝鲜半岛的儒学研究多集中于韩国,故本文采用“韩国儒学”作为文章之论题;而在发展过程中“朝鲜儒学”是其历史主体,所以行文中为叙述之便并契合朝鲜半岛儒学发展的实际,有些地方仍保留“朝鲜儒学”的称谓。
关于儒学何时传入韩国的问题,学界争议较大,大体有4种观点:一是箕子东来说,二是秦汉东传说,三是卫满朝鲜说,四是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说。[1](P1)笔者同意张立文教授所持的卫满朝鲜时期传入的观点。确如钱穆先生所言,孔子以前,中华文明已有两千多年之发展,而孔子集其大成,创立儒家学说,从而影响此后中华两千多年文明之发展。[2]虽孔子以前已有所谓儒者,然而其乃属于一种职业而非一家学说中人。至于孔子之前的“中华第一哲人”箕子于西周灭商后进入朝鲜半岛而建立箕氏侯国之说纯属传说,因此箕子东传之说不能成立当属无疑。秦汉东传说较之卫满东传说亦无明证。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而于朝鲜半岛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4郡以为汉朝之行政区域,儒学由此传入便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三国时期仍属儒学传入朝鲜初期,此时的朝鲜儒学较中国儒学尚无独特性可言。其间对于推动儒学在朝鲜发展传播的事件主要有:高句丽于小兽林王二年设立太学,颁布律令,并在全国各地设置扃堂;百济施行博士制度,并有学者高兴编撰《书记》,王仁去日本传授汉学和儒学;公元6世纪新罗确立古代国家的体制,编撰《国史》,花郎道吸收儒家思想。
新罗统一时期儒学成为其治国理念,统治者掌握了儒学修己治人的政治理念,从为政以力、为政以巫的神权统治开始转向为政以德、为政以礼的人治努力[3](P23)。由此儒学在朝鲜半岛始有较大规模的传播。此间,神文王二年(682年)扩大和整顿国学、元圣王八年(788年)施行读书三品科制度等,则无疑得益于政权对儒学的认可。其间名士有使用“吏读”讲授儒家经典的薛聪和入唐留学后创作韩国最早的文集《桂苑笔耕集》并提出儒佛道融会贯通说的崔致远。
高丽时期崇奉佛教,然此间儒学并未衰微,而是与佛学并立、互为表里,尤其是政治问题的处理仍遵循儒学之原则。正如张敏先生所言:“佛教被认为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修身治己之学,儒学被认为是现实生活方面齐家理国之道。”[3](P24)而在958年高丽光宗依唐制设立科举制度之后,由于儒学之士渐渐取得权位,佛教遭到排挤,儒学得到拥护。高丽后期安垧、白颐正等积极推广朱子学,而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曾任成均馆大司成的李穑,他力排佛说而极拥朱子学,其下名士如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皆积极响应,由此佛学式微,程朱性理之学始兴。[1](P5),[3](P24)
性理学时期名士迭出:有“朝鲜之朱子”美誉的李退溪和与之齐名的李栗谷,人称韩国儒学之“双璧”;赵静庵(光祖)、李晦斋(彦迪)与金宏弼、郑汝昌被称为“东方四贤”。这一时期的儒学真正代表了韩国儒学之精神。
程朱理学于高丽末、李朝初传入朝鲜半岛,构成了朝鲜半岛儒学的核心。其发展历程大致为:前期为勋旧派与士林派的对立;中期为以李退溪和李栗谷为代表的性理学;后期为实学。
前期朝鲜半岛儒学的基本特征是官学与士林的对立。这两派的思想渊源可分别上溯至高丽末以郑道传为首的务实派和以郑梦周为首的义理派。此二人皆出于李穑门下,前者注重时运天道的常变常新,因此注重扶持新政,后渐渐发展成为在朝的勋旧派;后者则注重传统儒学的义理,坚持不事二君的精神和效忠旧朝的原则,后发展成为在野的士林派。本来二郑只是思想不同,但勋旧派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日益腐败,遭到士林派的强烈反对,勋旧派则利用其强大的国家权力迫害士林派,从而制造出一系列的“士祸”,最著名的有“戊午士祸”、“甲子士祸”、“己卯士祸”、“乙巳士祸”等,其中尤以镇压赵静庵为首的士大夫改革的“己卯士祸”为人所熟知。“士祸”以后朝鲜半岛儒学从原始儒学的政治实践研究、理论研究转向了思索的、追求形而上学的性理学理论的思考[3](P28)。这一点与中国魏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由正始向元康思想风格转变之社会政治原因有相似之处。
朝鲜半岛儒学思想风格的转变引出了诸多思想名家,其中的先驱式人物当推花潭徐敬德。他终身未仕而潜心于对自然问题作自由的沉思,为后来的气论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徐敬德是否受到汉人思想的影响固不可知,然而其气一元论之阐发实与汉人对道等概念的宇宙论阐发有诸多相似之处。汉人于阴阳五行等多有所好,并将这一套理论用于宇宙万物之成毁和运动。徐敬德则将气视为宇宙之质料性的本源,此与张横渠之气的概念有颇多相同之处。朝鲜半岛后期的理学之主气派于此当有不少承继之处。
如果说气是花潭哲学理论之核心范畴的话,理则是李退溪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退溪被誉为“朝鲜之朱子”,朝鲜性理学发展到他已集大成,其功颇似朱熹。在退溪看来,世界之本之源是理,此理之概念受于朱子之学无需多论,而其对于朱子理的概念的发展则需引起我们的注意。虽然此间研究朱子理学之人皆自称忠于朱子理论之本意,实则多有篡改。张立文[1](P69)先生指出退溪哲学中的理有4层涵义:一是指万物本源之特性;二是指形而上之概念,无形影可指;三是指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四是指法则。上述4点与朱子之理的涵义大同小异,退溪之主要改造在于理之动静。朱子以为理无造作,若如此则与其为万物所以然之意冲突。退溪欲解此矛盾故赋予理以体与用的双重性质,于一角度观则见其体,于另一角度观则见其用,实则非二物,而是一物之两面也。此项修正较魏晋时王辅嗣、郭子玄对时人认体用本末为截然分离对立之二物而或执着于本而不见万象森然、或逐于纷繁之象而丧其本的观点的纠正有异曲同工之妙。盖依朱子之理言则理固为万物之本,然其若无动作之性则何以为万物之所以然呢?故退溪将体用合而言之便消解了此一矛盾。退溪之学自然远不止此,此处只择其一说而言。退溪之学乃李朝后期主理一派之一大思想来源。
与李退溪并驾齐驱同负盛名的哲学家是李栗谷。栗谷之思想风格较退溪实多有异处,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于正统之理学、于佛老均多有心得,尤为可贵的是他在阳明学受到排斥的李朝并不流污于世风而潜心学之,故其理论能博采众家之说而加以个人之创造,从而能建构起独具个性的理气妙合之理论。李朝中期有几个很著名的辩论,崔根德将此一时期定为“四七理气论”论辩期,其中有李晦斋与忘机堂(曹汉辅)之间的无极太极之辩(实则有曹汉辅与孙叔暾论辩在先),有李退溪与奇高峰大升四端七情之辩,这后又引出李栗谷与成浩原的辩论,还有卢苏斋(守慎)与李退溪、李一斋之间的论争。[4](P351-354)其中最要者自然属退溪与高峰、栗谷与浩原的四七之辩了。其争论主要源于各自对朱子学说理解之不同。四七之辩始于退溪对郑秋峦之云《天明图说》中“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言的修改,退溪将其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秋峦不解而问于好友高峰,高峰以为退溪之更正有误,二人互通书函,遂有论辩。盖退溪之修改于文意似无改变,然则其中确有微妙之处。退溪的修改是基于他对理气的理解,若如秋峦所言则似乎理气全然处被动之状态,而改理气为主体则立见其动之本性,而退溪一直都主理气自动来修正朱子理不自动之论。另外退溪在他致高峰的信中说他之所以要做出修改是为纠正秋峦违背先儒不分说理气的原则而对理气“分别太甚”之偏失。而高峰认为退溪自己的理论恰恰没有摆脱将理气截然二分的偏颇。退溪以理气绝对有分而不相杂,四端发于理而无不善,七情发于气则兼有善恶。在高峰看来此论仍不能得理气为一之妙合。退溪后又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一些修改,不过并未接受高峰的意见而更改其理发气发的互发说。[3](P46)其后栗谷与浩原间的人心道心之辩实为退溪、高峰之辩的延续。
性理学至退溪栗谷而达顶峰,此后渐渐式微,此前代表先进思想的士林派学者发生了严重腐化。理论之践行者本身是掌握权力的官僚,各派为维护自身名分和利益而纷争不止,本来有利于学术思想发展的自由辩争转而成为空洞浅薄的狡辩之末技。导致李朝中期向后期思想之大变的直接诱因是两次促使李朝由盛转衰的外侵所造成的动乱,一为1592—1593年日本发动的壬辰倭乱,一为1636—1637年女真发动的丙子胡乱。此二乱直接引发了李朝强烈的政治危机,而时为官学的性理学对此危机的解决毫无作用,有识之士为寻求危机之解决而不得不对性理学本身进行反思,这便导出后世所谓之实学。实际上,在中期盛行论辩之时已有人对性理学表示不满,然而一则李朝此时甚为繁盛,二则并未产生新的与之相抗衡的理论。至17世纪中后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间各种思想传入李朝,主要有阳明心学、清朝之实学和西学。阳明心学由于与程朱理学对立而在此前朱子学独占鳌头的时期受到排挤,此时则有不少人开始注意吸收其中精华。清朝实学主要包括以顾炎武、魏源为代表的经世实学,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启蒙实学,乾嘉学派的考据实学。[5](P10-13)李朝实学家十分注重对这些学说的吸收和改造,从而使之能为士大夫之改革服务。西学在此前业已传入,然而性理学家们多抱以“斥邪卫正”的态度,从而导致了朱子学的绝对化和严重僵化;实学家们则不然,他们积极吸收其中有利于建设其国家政治经济的思想理论,其中丁若镛最为积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性理学并未至此断了流行,实学家对于性理学的异议和指责当是针对性理学之末流而发的。实学家对于性理学多有继承,尤其对李退溪与李栗谷之思想,甚至有实学家以栗谷为实学之祖。应当说,实学是对正统理学优秀精神的吸收,并对其一些概念和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因而实学对于性理学不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颠覆,而是积极的修正和补充。
冯友兰先生曾对中国哲学精神下过“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断语,实则亦可言内圣外王之道。[6](P4)这一论断同样适合于朝鲜半岛儒学。李朝中期之性理学其主要责任在于为其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家正是围绕这个使命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当然,这并非讲性理学不道中庸,只是其侧重点在形上之思,而实学因现实之危机更注重寻常日用之学。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极高明”与“道中庸”亦非截然对立之二事,而是一事。实学之先驱李芝峰(光)亦有此悟,他从庄子“道在屎尿”的论语阐明道非脱离世间万物而悬空存在,而恰恰就在百姓日用之中。[5](P140)这一点禅宗亦多有论述,而王阳明等更是百般强调。
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是朝鲜李朝末期哲学家,朝鲜天道教第一任教主,号水云,朝鲜庆尚南道庆州人。他出身于没落士族的地主阶级,1860年为对抗西学即天主教、基督教而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吸取儒、佛、仙三教创立东学,并周游各地宣传东学思想。1863年被捕,次年被李朝政府以“传播邪教”罪处死。著作有《东经大全》《龙潭词》《道德词》等。崔济愚从三个方面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造:以“侍天主”的概念承继和改造传统儒学之“天”的概念;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继承,发展了传统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以“至气”概念改造传统理学中“气”的概念。
1.通过“侍天主”概念,阐释并改造传统儒学之“天”的概念
关于东学之“天”,崔根德教授这样描述:“第一是能够昂首仰望的天(可视之天);第二是同人类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天(人格神之天);第三是抽象思维的天(形而上之天)。”[4](P159)传统儒学之天的内涵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万物之总全。推及社会人伦则有天理,即社会之最高法则。二是人与万物的主宰。然此种主宰性正如张立文教授分析朱子之理的主宰性时所言的那样:“并不是一种有意志的人格神的主宰,而是一种超人物、超自然的客观必然性,人物受其宰制而不可逃避,这种必然性亦是一种绝对性。”[7](P54)三是一种修养所及之境界。此即中国哲学所欲追求之天地境界。崔济愚之“天主”概念受此“天”之内涵的影响,并于其中注入人格神之内蕴。这无疑是受之于其传统宗教巫教(萨满教)。众所周知,在远古时候人类社会是神政不分的,拥有神权的祭司即是掌握政权的君王。在朝鲜之建国传说中,人类社会便是依照天国的模式所造。[4](P161)传统儒家学说之所以不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是因为其没有对神的崇拜,而东学则是一种宗教信仰——崔济愚从固有的民族宗教和基督教之“天主”概念中吸取人格神的内蕴,赋予传统儒学之“天”以强烈的宗教意味,从而直接将儒学改造成为一种宗教。
儒学之“天”是没有喜怒哀乐等感情的,亦是无言的;而崔济愚之“天主”是有情甚至是有言的,天主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世间万物。东学之天主能言,颇类似于基督教中上帝的启示。崔济愚在《东经大全·布德文》中自叙一次奇特的经历:“不意四月,心寒身战,疾不得执政,言不得杂状之际,有何仙语忽入耳中,惊起探问,则曰,‘无惧无恐,世人谓我上帝,汝不能上帝耶?’问其所然,曰,‘余亦无功,故生汝世间,教人此法,勿疑勿疑。”[8](P220)这当然是崔济愚杜撰的故事,但由此可见天主即所谓上帝者是怎样一个与人一样生动活泼的形象。此一点亦与巫教传统有关。盖天神自不理世间之事,而只委派一代理人来掌管万事;而崔济愚则自视为上帝之代理人,故而要完成上帝之圣功,布德于人世,消除世间之纷争,引导世人走上和平之路。而“天主”概念对于儒学之“天”的继承突出地表现在:儒家言天地滋养万物而万物不知,其圣德乃在无形无迹之中养成万物;东学之天主亦有此义。崔济愚《论学文》言:“夫天道者,如无形而有迹……四时盛衰,风露霜雪,不失其时,不变其序,如露苍生,莫知其端。”[8](P221)他又吸取道家之精神而有“吾道,无为而化矣”这样的言语。这一思想在其衣钵传人亦即东学第二代掌门人崔时亨那里有更详细的表述。
2.通过批判基督教,改造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是中国道家和儒家都非常注重的思想。在汉代,儒学家们说及天人关系无不依天而言人,其代表为董仲舒的《人副天数》和《为人者天》两篇论著。冯友兰先生似对于汉时之哲学家多有指责,盖因汉人思想对于阴阳学说多有吸收并以“极高明”的标准考察之,认为其思想离“高明”实在非常之远。他甚至说:“严格地说,汉代只有宗教、科学,没有纯粹底哲学。”[6](P93)若以哲学家之理论标准言之,固有一定道理,然窃以为董仲舒之理论其目的实在于提升人的价值,以确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他的这一思想被后来者所继承,如张横渠、程明道等,后乃成为中国思想家对于人的理解的一个定论。董仲舒曰:“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依。”“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天之副在乎人。”[9](P17,18)表面上看好像是尊崇天的权威,实际上是抬高人在宇宙中之地位。又如朱子言:“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9](P264)人贵物贱、人尊物卑之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崔济愚也接受了上述传统儒学“贵人”的思想,不过很可能不是直接受之于董仲舒,而可能是受之于宋明理学。但不管怎么说他对于个体价值之重视当属确凿无疑的,这也是其天主观与基督教上帝观的一个不同之处。崔济愚曾经在《论学文》中说道:“阴阳相均,虽百千万物化出于其中,独惟人最灵也。”[8](P221)这显然是与理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基督教言上帝是绝对超于个体之上的,个体存在之价值只是上帝预先规定的目的而已,因此在基督教中个体是无独立价值可言的。如果说《旧约》之中人与神的关系尚不至于太过隔绝的话,那么到了《新约》之中上帝的言行就变得近乎邪恶无理了。这固然是基于西方人对于绝对力量的崇奉,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基督教经过了希腊哲学的改造,而希腊神话中的具有强大力量的神都是“不可理喻”的,因为拥有绝对力量的神被认为是超越善恶的,因此其行为是无善恶可言的。然而在崔济愚的思想中,个体是具有其内在价值的。
对于“侍天主”的“侍”,崔济愚是这样解释的:“‘侍’者,内有神灵,外有气化,一世之人,各知不移也。”[8](P222)王弼在讨论圣人与常人的区别时曾指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崔济愚言“内有神灵”,表面看是在讲天主在人内心之显现方式,即天主“在我心里面,它以神灵来现身”[10](P183),实际是讲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觉悟真理之“神明”。这只是崔济愚出于一种宗教解释的需要而借天主之名加以表达罢了。“外有气化”,“气者,虚灵苍苍,无事不涉,无事不命……是亦浑无之一气也”;化者,即“无为而化”也。[8](P222)此处表面讲天主在人心之外表现自己力量的方式[10](P183),实则讲人能与天主同其德而至于“气化”万物,从而成为“侍天主”的人。这里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崔济愚对儒道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冯友兰先生在阐释儒道二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不同时曾经说道:“道家所用底方法是去知。由去知而忘我,以得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孔孟的方法是集义。由集义而克己,以得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孔孟用集义的方法,所得到底是在情感上与万物为一。道家用去知的方法,所得到底是在知识上与万物为一。”[6](P67)由此分析崔济愚之“侍”的概念,其天人合一之思想便一目了然了:其一是“神灵”,此即道家在知识上认识到我与万物本为一;其二是“气化”,此即儒家在情感上进入到与万物为一境界。
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这也是东学之宗教思想最不同于基督教之所在。这个内涵便是:“侍天主”实际就是成天主,即佛家讲的人人皆可以成佛、道家讲的人人皆可成圣人。个体的终极价值便是达到天主之境界。这在基督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个体是负有原罪的存在,在上帝面前永远是卑微而极渺小的;上帝对于个体而言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他只对先知们显现其神灵,至于常人只能祈祷有朝一日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而进入天堂。基督教许诺给教徒的是彼岸的美好生活,而东学显示给人的是此岸的实际幸福。在东学中,“侍天主”即有可能成天主,成天主则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可普济众生。
崔济愚曾经概括过自己的思想来源:“儒人之人伦大纲,仙之清净自修和佛之普济众生,足以成为吾道之三科。”[8](P215)崔氏之合和儒道释三家之思想甚明矣,但他的“天主”概念确受之于基督教,只是二者大不相同而已。
3.通过“至气”概念,阐释并改造传统理学之“气”的概念
传统理学中“气”的范畴的奠基者为张横渠。冯友兰先生曾有言曰:“横渠之学,亦系从《易》推衍而来。”[9](P278)汉人最擅为象数之易,以阴阳五行之学解释道家之道的概念,从而将这一形式概念拉入存有领域而成一积极的概念,使道成为构成万物的本原性质料。冯友兰的有关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汉人把本来“极高明”的道家哲学从形上之玄虚领域拉入宇宙论的实际世界里而成为“不高明”的哲学。横渠之所谓“气”与汉人之所谓“道”实有诸多相似之处。“气”有阴阳二性,由此又有“浮沉、升降、相感之性”。阴阳之气聚则物成,散则物毁。“气聚则能为吾人所见而为有形;气散则不能为吾人所见而为无形。”[9](P230)伊川亦多言气,以为万物之始有皆由气化。伊川之不同于横渠者在于“伊川以为已散之气,已散即归无有,其再聚之气,乃新生者。”似乎伊川之言“气”不如横渠简单彻底。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9](P235)“气”是形下之器世界的构成,其内涵同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质料”。
朱子哲学是一个精微严谨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范畴是“理气”,故而言“气”则必须将其置于朱子之整体理论框架之中考察。朱子对于“理”与“气”的阐述有这样一个逻辑结构:理—气—物。这是由本体出发的逻辑结构,是由上到下的理路;他还有一个认识论的结构:物—气—理。“理”在朱子哲学之中是一个本体范畴,它是万物生存的本源和根据。因此“理”与“气”之关系首先是理本气末之关系。然则理气虽不杂,却又是不可分离的,即使就理先气后而言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关系而不是实际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这一点冯友兰[6](P260)和汤用彤[11]二先生言及“道”与“物”之关系时亦是如此说的。汉人把这种逻辑关系借阴阳五行之解说成了实际的时间关系,因而招致批评。张立文先生在论及此理气关系时亦持此观点:“理与气的关系不离不杂,并非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上的关系。”[7](P45)按朱子所言,气乃理的搭挂处、安顿处、附着处,理气相依不离。理通过气而为人所认识和体悟,这有些类似于柏拉图所谓“自然万物是理”的影子。不过朱子之意并非言理实际生出气,而是说气的存在和运作要以理为根据。由此“气”在理学中之地位就比较明了了:“它是理的安顿、附着、搭挂处,无气理便悬空无着落,而无所谓‘实理’;它是勾通理—物的中介,无气则理塞,而无所谓‘发育流行’;它是构成万物的质料,无气而理无以和合,而无所谓万殊之物。”[7](P85)
崔济愚的“至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他在《论学文》中说:“气者,虚灵苍苍,无事不涉,无事不命。然而,如形而难状,如闻而难见,是亦浑无之一气。”[8](P222)此处言气似与朱子之言气并无大区别。但是他在“气”前著一“至”字并解释说:“至者,极焉之内至……今至者于入道,知其气接者也。”[8](P222)如此则可知“至气”乃天主的造化力量。气于朱子理学中本只是理的依附处、搭挂处,而“至气”在崔济愚这里被赋予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天主的造化力量。“气化”是天主一种行事的方式,即利用“气”而“化”,此“化”是“无为而化”。因此气之为物是天主的一件宝贵的工具,如宝剑之于武士。然则气之为物又是“如形而难状,如闻而难见”的。那么我们如何感知它呢?崔济愚采取了一种宗教的手段——“气接”,即人们可通过这种方式感知到气这种事物所体现出的天主的强大力量。
综上所述,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改造的核心便是引入“天主”这样一个人格神,从而把传统儒学改造成为韩国之一种新宗教,它既含有大量的儒学传统思想,又吸收了部分佛仙的内蕴,同时也有对西方基督教和韩国传统巫教的批判与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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