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业务发展研究（精选8篇）
原文：方榕律师，改编整理：高建强律师
（说明：本篇是我改写的一篇文章。在网上看到方榕律师的一篇演讲稿，原标题是：《初级律师如何做法律研究》，觉得是律师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很有针对性。这也正是我与王睿律师经常讨论的问题。为便于大家理解且结合我所一些律师的实际情况，我把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观点加入了进去。作了一些修改与整理，为了说明法律研究工作的方法，我保留了原文中一个较复杂的案例，加入一个较为简单的案例，与各位同仁分享）
在律师的日常工作中，不管是准备诉讼、审阅合同还是进行法律谈判，我们都不应该仅凭既有的经验与知识对眼下的问题作武断的结论。某律师受理一起房屋销售代理合同纠纷，合同双方约定，一方根本性违约，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对方应当赔偿守约方依照合同应当获得的收益。法庭上，双方就委托方连续三个月未支付服务费用，经催告后仍然没有支付服务费用是否属于根本性违约进行辩论。该律师坚持说“我认为这个行为属于根本性违约”，由于该律师没有进行法律研究，其辩论意见既没有说出法律上的依据，也没有说明法理上的意见，最终未被法庭采纳。现实中，一些律师根本不做法律研究，凭借既有法律知识与经验提出的“我认为”、“我觉得”的律师“见解”比比皆是。有些先入为主，先有观点，然后简单查询一下法律应证自己想法，就草草了事，还有的时候，跟同行作一些简单讨论，听了几句一知半解的“拍脑袋”的意见，就轻率作出结论。因此，工作中经常发生由于事先法律研究做得不够扎实，事后才发现我们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或对方辩论、谈判中所坚持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却未能在诉讼或谈判过程予以有利回击与驳斥。因此，在律师从事的法律事务工作中，法律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或者说，法律研究是律师一切工作的基础。不管是对于熟知的领域还是陌生的领域，在起草、审阅合同，提供法律意见，出具备忘录，做尽职调查，进行谈判、出具项目建议书或者准备诉讼文件时，都需要进行法律研究工作。
那么，如何进行法律研究呢？ 大体上，在做法律研究前，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要研究的法律问题和从前做过的法律研究成果有没有关联，哪些部分是已经做过的，可以拿来用，哪些是有差异的，我们要重点研究这些差异部分。即便问题全部一样，也应该花一定时间做一下回顾，同时我们要检讨一下，原来所做的研究还存在什么问题？因为法律变化比较快，我们要保持对法律问题的实时认知和研究。我们下面会重点谈如何进行一个陌生领域的法律研究。
接到一个全新的法律问题（对于我们还不太有把握的问题，都应当做全新的法律问题来研究），通常分为三个步骤进行法律研究：
首先，对基础事实进行描述和判断，我们要了解两个信息，（1）业务（项目）本身的事实背景情况，（2）相关法律背景是什么；
其次，基于基础事实进行法律分析；
最后，在以上基础上确定法律事务工作步骤，整理成书面文件，形成逻辑严密、条例清晰的法律分析备忘录、法律意见书或其他法律文件。
下面我们对法律研究做更详细的分析（保留原文中这个案例，目的是很清晰说明法律研究的过程，也许我们很多律师尚未接触到这类复杂的事务，一些业务中往往只有一两个关键性问题，但是通过一个较为复杂的案例，可以把法律研究的全貌很好地展现出来）。
一、法律研究，研究什么？
以我们今天下午刚接到的一个客户咨询为例，看法律研究具体是做什么。背景情况：
客户A公司是某人民政府下属组成部门B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为当地政府建设一项资源保护工程设施，但A公司不具有任何建筑业企业资质，实际施工需交由第三方完成。该项工程的建设资金将主要来源于政府下属部门B所管理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客户希望了解，A公司如果以BT方式将项目交由第三方完成，是否属于《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2]463号）所规定的“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不得以委托单位建设并承担逐年回购（BT）责任等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的行为。
当我们接到客户的询问时，我们首先要弄明白： a)财预[2012]463号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b)“资源保护工程设施”是一个什么概念？在法律上对其投融资有无特殊规定？
c)对土地出让金的收支管理有什么特别规定？ d)BT项目的基本交易结构是什么，有哪些类型？
我们必须要仔细研读463号文。当我们打开463号文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么一句话“《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号）下发后，地方各级政府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迅速膨胀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大部分融资平台公司正在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运行，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管理更加规范。但是，最近有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有抬头之势，如违规采用集资、回购（BT）等方式举债建设公益性项目，违规向融资平台公司注资或提供担保，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违规举借政府性债务等。为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显而易见，463号文是2010年下发的这份文件的延续，因此，还需要仔细研读2010年的这份文件。
再看463号文与客户问题直接相关的一段话“以上法律旨在切实规范地方政府以回购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行为，相关法律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不得以委托单位建设并承担逐年回购（BT）责任等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对符合法律或国务院规定可以举借政府性债务的公共租赁住房、公路等项目，确需采取代建制建设并由财政性资金逐年回购（BT）的，必须根据项目建设规划、偿债能力等，合理确定建设规模，落实分年资金偿还计划。”
对于上述法规进行分析时，我们必须要对“融资平台公司”、“公益性项目”、“政府性债务”“回购（BT）”，进行研究和界定，看看A公司是否属于“融资平台公司”、上面法律研究中所提及的“资源保护工程设施”是否属于“公益性项目”、BT交易下的债务是否属于“政府性债务”，从而得出客户的行为是否落入463文所禁止的行为。
从上面的例子大致可以理解，每遇到一个需研究的新的法律问题，我们要学会拆解问题，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首先要定位问题，通过语境和背景情况，分析问题所在；其次，我们要把问题分解开，把问题分成几个层次，弄明白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深化客户提出的问题，要发现有关客户囿于知识而没能提出的相关问题或是由核心问题之外的延伸出的问题，还要解决问题之中的小问题，即问题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解答客户提出的问题，还要提出解决方案和相关的变通方法，并对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
二、法律研究如何进行
1、了解事实，拆解问题，弄清概念
首先，定位问题。我们要确定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之下，我们还需要弄清什么问题？项目中特定概念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以本文开头的案例为例，客户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那么，我们把问题分解一下，首先，客户提出当事人连续三个月没有支付服务费用经过催告仍不支付，也不说明理由这算不算根本性违约？那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根本性违约，查合同法无“根本性违约”这一法律概念，继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于什么是根本性违约比较一致的理论观点是：“合同根本违约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制度。” 进而我们再查阅合同法，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一款第（四）项涉及到“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内容，该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对方当事人不履行支付服务费的义务，是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呢？而且（再次提问），什么又叫“合同目的”呢？显然，合同目的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合同法中并没有标准性的解释。进而我们分析（基于你的常识与生活经验），从严格意义而言，任何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也属于人的行为，而且是比较正式的行为，所以更应该具有一定的具体目的。因此，一般情况下，订立合同的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应该是确定的，即对于特定的合同当事人，其合同目的是确定的。（注意，但是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合同目的具有多样性，同一合同标的，可能对于不同的合同当事人，其目的也不尽相同。)那么，本案中，客户订立代理服务合同的目的是什么呢？从合同内容上来看出，很显然，客户订立合同的目的是通过代理活动收取服务费用的劳动报酬。现在新问题又来了，对方连续三个月不支付服务费，经过催告仍未支付能否构成“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回过头来，我们再研究《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该条规定了合同法定解除事由，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条涉及到“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事由，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该条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表述，但是既然对方明确拒绝履行合同，显然可以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我们可以分析出，虽然对方没有明确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但是其行为已经以实际行为告诉对方不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加上第（四）项规定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即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其中，第（二）
（三）（四）项为根本性违约的情形。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委托方支付服务费用是其主要合同债务，连续三个月未支付服务费用，且经催告后仍然拒绝支付服务费用并没有合理的理由是否属于根本性违约。
按照这样思路分解问题、提出问题，解决解决问题，就是一个法律研究的过程。
我们要确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正确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要全面了解问题的背景情况，了解行业的特殊性，交易的性质和相关主管部门。在研究问题时，我们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要保证在正确的轨道上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法律研究。在法律调研过程中，我们要做到既要对整个行业动向和法律规定进行全面了解，又要针对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法律分析并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树林。
2、法规查询
一项法律调研任务下来，为保证我们能够获取正确的概念和大的法律背景，我们可以从基本法律着手，因为中国法律的层级特性，做法律研究时，不要只关注特殊行业规定，还要从基本法律层面进行法律调研。如房地产项目要查一下《物权法》相关规定。第二，我们要查一下行业主管部门的官网，看看有什么相关实施细则和规定，其中的文章会代表一些主流的观点，对一些新的法律问题有指导意义。第三，我们去百度、谷歌等网站输入关键词检索一下，读一些热点新闻。最后，找两篇热点文章来读读，并在所内系统里找一些相关法律备忘录，对问题获得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此外，还可以向分派任务的律师和合伙人咨询查询渠道。
通过以上基于对事实背景的准备认知和初步研究获取的系统化概念和信息，我们可以对正在调研的法律问题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和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通过定位问题、梳理问题、分解问题等步骤，一步步发掘问题的主干、脉络和枝叶，使问题明晰化，做到层层剖折，逻辑分明。
对相关法规查找是法律调研的一项基本功，在查找法规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a)查找时注意从一般法到特别法，从一般法开始；像刚才说的，做房地产相关的法律研究，先看物权法，再看土地管理法等部门法。
有些时候我们只注意到一般法的规定，在未对一般理解细致之前，就轻易放弃了对特别法的研究。
b)使用关键词查找（注意使用不同的关键词查询，如通过内容/标题关键词查询），客户给的关键词可能比较单一，我们查找时要善于变换关键词找到答案； c)注意法规的时效性，不可以引用已失效的法规，也不要漏掉最新的相关规定； d)注意发文机关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法律的位阶和相关部门对法律行为是否有管辖权；
e)理解条文背后的含义；及
f)特别关注法规的适用主体、适用范围。
在法规查询中，要学会阅读法规，联系问题，发现新的法规及新的问题；通过法律研究就某个问题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初步得出结论。在查询法规时，对其中提到的相关历史性规定一定要查询并理解。
2、资料引证
法律法规是法律研究的主要资源，但是在法律法规过于庞杂、法律法规变更过快、没有法律法规或者我们不熟悉的领域，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资料查询，获得他人的研究成果或者他人的汇总结果，以对自己的法律法规研究起到辅助性作用，或者提高自己法律法规研究的效率。
其他的资料查询在我们对所需研究的领域不熟悉的情况下尤其有帮助。比较常用的几种资料如下：（1）本所同事的法律研究成果。有一些法律问题可能是律师们反复研究的。因为同所律师的工作可能经常涉及相同的领域，有些法律成果是可以共享和共同更新的，所以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之间最好能形成经常交流最新的法律研究成果的习惯，或者有定期收集最新的法律研究成果的习惯。
（2）政府网站上的法律背景介绍。有些政府为了工作的方便，把一些政府工作中的法律理论知识汇总在一起，或者把程序性的规定汇总在一起，分类放在其网站上。例如，国家外汇局会有外汇知识的汇总性介绍，对于了解我国外汇管制的历史沿革和基本原则是有帮助的；再如，某些地方房地产管理局会将当地房地产转让、抵押的办事程序公布在其网站上，在无法查到相关程序的地方法规时可以作为参考。
（3）政府的官方解释或者官方案例分析。在有些法规政策出台后，或者有些行政命令和决策出台之后，由于正式文件的内容有限，很多相关的背景或细节在书面文件中并不会明确提出。此时，在公众有很多疑问的情况下，为便于公众正确理解政府的文件和决策，也为了便于指导下级机关正确执行上级的文件和决策，政府机关可能会公开出面进行解释和说明。例如：《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出台后的国家发改委答记者问，《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出台后的商务部答记者问，国家林业局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林权制度改革的发言等，都可以作为法律研究的参考和线索。
（4）另外，有些政府或法院网站上会介绍一些案例，例如很多劳动局的网站上会有劳动仲裁的案例介绍和分析，学术文章，网络上关于相关问题的讨论，立法动向等，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
对于案例查询，要注意网络上的案例很多，有些是律师个人的办案经验甚至有虚假案例，所以查询案例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法院官网或者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案例为准。最好查询多个案例，进行对比研究。
3、电话咨询
对于到某一新城市或新领域开拓业务的公司和公司律师来讲，向主管部门进行电话咨询是非常有用而且必要的法律研究手段，除非所涉法律规定明确而固定。在向相关部门进行电话咨询时，要注意以下技巧和步骤：
充分的法律研究之后再进行咨询，缩小问题范围。确保在问询之前就已经理解了相关法律问题。
事先准备好问题及衍生问题的表述，问题要尽量简短、准确。
掌握沟通的方式，能够让对方迅速理解你的问题，并准备好后续问题，如答复不是你想要了解的范围，要适当进行引导。
找对咨询的主管部门，多找几个部门互相印证可能得到更为准确答案和信息。
分析咨询答复是否合理，并基于合理的判断决定是否将答复作为调研的结果写入相关法律文件。
三、法律研究的结果
我们法律研究的结果，可能得到确定的唯一结论，也可能确定的几种可能结论，我们要把这几种可能的结论之间的细微差异写明并厘清其中的差异。当我们无法下结论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判断确实是因为中国法律对此没有相关规定还是需要继续获取哪些事实信息以便对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
总之，律师在做法律研究和写相关研究报告和文件时，要做到“像律师一样思考”,用律师眼光去探索和分析问题，要概念清晰、分析严谨，不能犯方向性的错误。对客户法律问题的答复要做到十分清楚：全面而清晰，不留盲点；层层推进，环环相扣，不犯逻辑性和概念性错误。而且我们在进行法律研究时要有一颗怀疑的心，不要轻易下确定性的结论，不能盲从既有观点和结论。
四.一些窍门
法规尽量从法规库中搜索、打印。学会阅读法规、使用记号笔。
学会按照推理顺序整理法规研究资料、法规汇编。如按部门、按时间和规管范围对法律做一下整理，在向有关律师和合伙人做汇报时最好附上上述法规并对重点法条做出标记，这有助于上一级律师对有关问题做出指导和判断。
关注市场上在发生什么，做个平日的有心人。
最后，在把相关法律研究给客户之前，要再一次确认研究成果是客户想要的，最好在邮件中再确认一下客户的问题并基于确定的问题给出答复。
2010年年末,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其他部门向社会公开征集非法VoIP案件相关线索以集中打击非法互联网协议电话 (VoIP电话) 。如此大规模的打击行为的背后却是市场超长VoIP通话时长的需求。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0年全国IP电话通话时长累计达到998亿分钟, 其中, 通过移动电话终端发起的IP电话所占比重从上年底的57.8%上升到65.7%, 上升幅度达到7.9%。
在我国, 尽管电信监管机构对VoIP业务采取严格立法的原则, 但是除了经授权被许可经营的电信运营商以外, 其他的民间VoIP业务服务也蓬勃开展。民间VoIP业务经营者由于无合法的经营主体资格, 其发展可谓是参差不齐, 一方面, 这种违规或者非法经营的情况会导致消费者利益无从保护, 另一方面, 电信监管主体对他们的监管存在难度, 可能出现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由此, 可能造成整个电信行业的信任危机。在这一层面上, 将与电信监管机构通过严格立法来保护和支持传统电信运营商发展的初衷南辕北辙。
故此, 笔者认为通过探讨我国VoIP业务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并借鉴国外VoIP监管的经验, 为我国VoIP监管政策的制定提出相关建议, 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必要。
一、VoIP业务简介
根据美国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官方网站上对Vo IP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的定义, VoIP业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宽带为用户提供语音服务的一项电信新业务。[1]由于VoIP业务的开展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的, 其最大的优势是能广泛地采用Internet和全球IP互连的环境, 不仅提高了电信骨干网的利用效率, 而且缩小了长途电话业务与本地电话业务之间的成本投入差异, 因此与传统的电信语音业务相比, 它能提供服务的范围更广泛, 而且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就目前而言, VoIP业务的实现方式也具有多样性, 包括PC2PC、PC2Phone和Phone2Phone三种方式。
由于价格优势和实现方式的多样性, 使得VoIP业务具备了广阔的市场潜力。从2000年开始, 在技术相对成熟、标准统一、语音质量相对良好的情况下, 国外的Vo IP业务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展, 到2010年, 美国的VoIP用户数达到2100万。[2]与美国FCC对VoIP业务的积极政策不同, 我国政府对Vo IP业务的政策较为保守。根据2000年3月24日信息产业部关于开放我国IP电话业务的通告, 我国IP电话业务定于2000年4月1日起正式开放, 由四个已取得IP电话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经营单位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办, 且目前开办的IP电话, 是采用TCP/IP协议的IP网络, 通过网关在固定电话网和移动电话网上向公众提供国内长途电话、国际电话或传真业务 (即通过网关进行电话到电话的方式) , 其他方式暂不开放。由此可见, 我国电信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立法的方式禁止了民间VoIP业务的开展, 维持了传统电信运营商在语音业务市场的垄断地位。但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政策的限制并未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非法的VoIP经营在我国大量出现, 甚至分流了大部分传统电信业务市场。由于政策上的忽视, 使得我国的VoIP业务的发展缺乏政策指导和管制, 非法经营的VoIP业务语音质量无法保证、用户权益得不到保障、通信安全存在很大隐患, 而且, 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成熟, 政策方面的限制必会阻碍技术的发展, 因此, 我国急需制定和完善相关电信法律以加强对VoIP业务的监管。
二、VoIP业务开展面临的法律问题
虽然技术发展推动VoIP业务不断向前, 但我国VoIP业务的健康发展不仅面临由于其自身因素导致的问题, 还面临由于政策限制而导致的问题。如前文中所述, 由于VoIP业务是基于互联网而提供的服务, 因此, 对其应定位为语音服务还是数据服务在业界仍存在争议。另外, 由于目前我国对VoIP管制的法律法规缺位, 使得目前我国VoIP业务的经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和隐患, 具体而言,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对VoIP的定位问题
电信法中的大量制度设计都与电信基础资源的自然垄断有关。[3]换言之, 电信管制主要针对涉及电信基础资源的基础电信业务, 比如为其设定苛刻的准入条件、严格的财务信息上报制度等等。对于电信增值业务, 管制方式仅限于维护信息安全、建立技术和服务标准, 其目的在于维护入门后的运营秩序。因此, VoIP业务是否归为基础电信服务, 对其管制内容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003年4月信息产业部出台了《电信业务分类目录》, IP电话 (网络电话) 业务定义为:泛指利用IP网络协议, 通过IP网络提供或通过电话网络和IP网络共同提供的电话业务, 并将其归入第一类基础电信业务。2006年11月26日, 信息产业部对我国VoIP业务第一案的法庭审理出示了其答复意见, 根据这一份信办证函[2006]209《关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征询意见函的答复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条和第九条的规定, 经营VoIP业务需要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故而可以说我国电信监管机构一直将VoIP业务定性为基础电信业务, 这一做法长期以来在学界广遭诟病, 希望电信监管机构在制定相关监管政策时应对这一问题加以考量。
(二) 行政立法形成垄断问题
由于网络建设的沉淀资本巨大、市政道路开挖规划限制、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的稀缺等原因, 基础电信业务天然地适于垄断或寡头经营。基于电信行业这种自然垄断的特性, 使得在电信行业一家服务商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资源配置的方式优于多家服务商同时提供服务, 因此, 为了保证这一服务商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 政府管制变得不可或缺。一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管制模拟竞争环境, 以提供最优价格;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管制实行进入限制, 要求必须具有一定资质的企业方能进入这一领域, 以保证其可以提供稳定的持续的高质量的服务。这是电信行业政府对基础电信业务进行管制的基本原理。
如前所述, 我国电信监管机构将Vo IP业务定性为基础电信业务, 因此, 对其实施严格的管制措施就在情理之中了。2000年4月信息产业部的有关IP电话业务的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我国的IP电话业务仅对国家几大具有一定资质的电信运营商开放更是印证了信息产业部对VoIP业务从严监管的一贯态度。可以说, 我国的Vo IP市场是通过行政立法的方式维持了国有电信运营商对VoIP业务的垄断, 这必将导致VoIP业务市场竞争不充分, 从而使得VoIP业务天然的价格优势被化为无形。笔者以为, 由于电信行业的天然垄断性, 电信监管机构通过行政立法对其垄断地位进行维护的行为无可厚非, 但是在VoIP业务由于其技术属性有可能被归为增值电信业务的前提下, 贸然以行政政策的方式保全电信运营商的市场垄断地位, 实非明智之举。
(三) VoIP业务的号码分配与管理问题
电信网上使用的各种码号, 包括用户号码、业务接入代码、网号以及电信网内部的各种识别代码等, 都需要根据国家编号计划, 分配给电信运营者和用户。随着电信垄断局面被打破, 管理码号资源成为国家电信管制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4]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就国外Vo IP业务的蓬勃发展之势来看, 我国全面放开VoIP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目前, 我国长途语音业务只需在已有移动电话号码前加拨17951即可实现IP通话, 这必将导致在IP业务领域移动电信运营商具有不可比拟的方便性优势, 势将压制其他VoIP业务经营者的发展。因此, 尽快制定完善的码号资源管理制度, 是实现电信码号的公平合理分配, 保障电信市场公平有效竞争的重要条件。
(四) 普遍服务义务承担问题
所谓电信普遍服务义务是指要求主导电信运营商能保障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电信业务, 而且业务质量和资费标准一视同仁。对电信运营商苛以如此重责, 出于公平以及鼓励电信行业发展的考虑, 电信法律通过设计交叉补贴制度对此予以了平衡, 即允许主导运营商在其提供的业务内部或者业务之间实行补贴。然而, 随着VoIP业务的广泛开展, 对传统的电信语音业务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使主导电信运营商在语音业务方面的收益大为缩水, 从而导致原有电信法律为电信运营商设计的普遍服务补贴制度的平衡遭受严重破坏, 因此, 如何解决由VoIP业务发展对普遍服务制度的冲击问题也是VoIP业务监管应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五) 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 VoIP业务的最大优势是在于价廉, 但是在享受价廉的好处时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对物美的要求有所降低, 他们依然期望能获得与传统语音服务质量相当甚至更优的服务。但是我国蓬勃发展的地下VoIP服务提供商由于其长期受到传统电信运营商的打压, 以及其本身资质方面的原因, 其提供的服务往往与消费者的期望值存在落差, 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服务提供商与消费者之间的权益纠纷, 而无证经营VoIP服务提供商们必然不能为消费者权益带来保障, 因此, 如何设计合理的监管制度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也应是电信监管机构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予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 通信安全问题
Vo IP业务与互联网技术具有天然的联系, 而互联网络信息安全一直是互联网领域的一个亘古不变的议题, 似乎伴随着互联网发展的始终, 因此, 严重依赖与互联网技术的VoIP业务同样也存在着通信安全的问题。从技术角度而言, VoIP业务所采用的包交换技术使得数据包的真实路径无法控制, 从而使语音数据很容易被截获, 致使VoIP的通信安全备受质疑。因此, 如何通过立法保障VoIP通信安全也是VoIP业务监管政策应纳入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国外电信监管机构对VoIP业务的法律监管
随着VoIP技术的不断成熟, VoIP业务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开展, 一方面给原有的电信市场带来了冲击与挑战, 同时也给各国电信管制机构提出了新的需求。由于各国电信市场环境不同, 各国电信监管机构在对VoIP业务的态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笔者将以美国、加拿大、日本为例, 对国外VoIP业务的法律监管进行剖析:
(一) 美国VoIP监管
美国FCC对VoIP的监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电信市场的特色。根据美国1996年《电信法》, 本地非主导 (竞争) 运营商可以通过批发零售、租用非绑定网络元素和自己建设网络等三种方式进入本地电话市场。[5]因此, 通过打破垄断, 引入竞争后, 美国固话业务市场的竞争已较为充分, 基本达到了1996年《电信法》所希望的保证电信消费者获得较低的资费和较高的服务质量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 以价格优势冲击传统固话业务市场的VoIP业务并不存在多大的优势。故总体而言, 美国FCC对VoIP业务的管制可以说是采取了放松管制的政策。
美国FCC的管制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VoIP业务的定位, FCC认为VoIP业务是一种不受制于传统电信法规的“信息服务”, [6]对市场进入许可和价格因素都不进行直接管制;二是对普遍服务基金的要求, 根据2005年7月美国《21世纪普遍服务法案》, FCC要求VoIP服务商加入普遍服务基金, 以支持高成本投入地区的通信服务和保障相关用户的通信权利;三是VoIP服务商的义务承担方面, 虽然不进行直接管制, 但对涉及公共利益方面的问题FCC也做出了要求, 如2005年6月份美国FCC对VoIP服务商施加了911紧急电话网络互联的义务, [7]并要求其遵守1994年的通信协助法律实施法案的相关规定。
(二) 加拿大VoIP监管
与美国不同, 加拿大的监管体现出严格控制的特色,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VoIP业务的定位, 加拿大电信监管机构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 (CRTC) 对业务的定位剥离了技术因素的考虑, 而主要从服务的角度考虑, 认为VoIP业务与传统电信业务在服务层面上并不具有显著差异, 因此将对VoIP的监管纳入传统电信监管的范畴。CRTC要求VoIP服务提供者的电信资费标准需要经过CRTC的批准[8]。二是码号资源的分配, CRTC并没有为VoIP业务分配专门的号码集, 而是为其分配属于NANP方案的传统电话号码。同时由于CRTC将VoIP业务纳入现有的监管体系下, 因此它建议只有当VoIP业务提供商能履行与传统电话运营商一样的义务时, 才为其分配这些号码。[9]三是义务承担方面, CRTC对与PSTN网络连接的VoIP服务商的普遍服务基金缴纳义务, 对于提供固定服务的VoIP服务商, 要求其为消费者提供紧急呼叫服务。
(三) 日本VoIP监管
日本虽然将VoIP业务纳入传统电信业务监管的范畴, 但是由于其对传统电信业务的监管呈日益放松的态势, 因此, 可以说日本对VoIP业务的监管属于谨慎放松的态度。日本对VoIP业务实施许可证制度, 在提供业务前要首先获得日本总务省的许可, 提供业务后需定期报告VoIP收入和业务流量;总务省通过制定《电话号码管理规则》, 对应两种不同类型的VoIP分别分配了相应的号码。[10]对于VOIP服务质量, 日本也有一定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 日本还没有将VoIP业务纳入普遍基金的范畴。另外, 日本在网络安全监测方面, 对于VoIP在固定ADSL传输电路上使用的业务, 已经做到了实时的通信检测。
四、结论
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 以及VoIP技术的成熟, 我国政策上的忽视也终将无法阻碍VoIP业务的发展步伐, 因此, 我国电信监管机构应积极应对VoIP所带来的监管问题。笔者认为, 由于我国电信市场目前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 市场竞争不够充分, 通信费用居高不下, 因此, 从用户利益角度考虑, 并借鉴国外的VoIP监管政策, 我国应当对VoIP采取适度监管的管制模式, 这一模式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 将VoIP业务定性为增值电信业务
任何一项制度或者政策的设计都应以不阻碍新技术的发展为基本原则之一, 而我国将VoIP业务定性为基础电信业务, 仅允许少数几家传统电信运营商合法经营, 显然阻碍了VoIP技术的健康快速发展。就目前来说, 随着电信技术标准、业务市场和设备市场的不断发展, IP电话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 许多新出现的业务很难与“分类目录”的IP电话业务对接。[11]纵观全球的电信发展趋势, 目前的自然垄断概念的外延已经很小, 仅涉及与网络、频率、卫星轨道、号码等稀缺资源密切关联的电信, 可以剥离自然垄断性的电信业务——增值业务应当交给市场, 进行公平竞争, 监管的重点是反垄断。[12]对于VoIP服务商来说, 目前技术发展已经可以在未经网络运营商许可的情况下通过架设网关、网守等设备来提供语音服务, 所以从技术角度完全可以做到“网业分离”, 因此, 从技术中立的角度, 应该将其定性为增值电信业务。
(二) 电信码号分配
电信码号是政府对电信行业进行监管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对码号资源的不同分配影响到服务提供商的直接经济利益。纵观各国对VoIP业务码号的分配情况, 做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使用原有的电话号码集;二是分配新的码号资源。前者主要是出于对消费者的考虑, 不希望增加消费者使用新业务的不便利性, 且符合技术中立性的原则, 即不论其出身是基于互联网技术还是基于原有的PSTN电话网络。目前, 我国的IP电话目前采取的码号分配原则即为使用原有电话号码集, 如移动用户只需在呼叫号码前加拨17951即可适用IP电话服务, 但是存在的缺陷即这种加拨特定号码的VoIP业务仅在移动用户内部可行, 因此监管机构对相关服务提供商课以互联互通的义务, 以促进公平竞争。
(三) 用户权益保护
目前, 我国VoIP业务消费的权益保护应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VoIP业务市场的封闭性导致的VoIP价格优势被打压;二是地下VoIP业务提供商的服务质量无从保障, 消费者权益保障存在隐患。笔者认为,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最关键的是要开放VoIP业务市场, 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网间结算制度, 保障网络服务商网络建设与维护的积极性。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竞争使价格优势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政策开放促进VoIP业务提供商由地下转为地上, 以方便对他们的监管, 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
(四) 网间结算制度设计
合理的网间结算制度是平衡网络服务商与增值业务服务商之间利益的重要方法。如前所述, 目前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VoIP业务服务商非法利用互联网络提供服务, 因此, 在开放VoIP业务市场的情形下, 网络服务商的利益将受到很大影响, 因此, 出于利益平衡和市场秩序维护的考虑, 首先必须对非法利用网络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打击, 避免VoIP服务商对网络服务商利润的非法“窃取”, 以维护网络服务商的正当利益, 并保证其网络建设与维护的积极性;其次, 应该在遵循促进VoIP业务发展和双方利益平衡原则的前提下设置网间结算制度, 以避免网络运营商过分挤占VoIP服务商的利润空间, 通过要求网络服务商进行财务上报等方式以确定合理的网间结算价格, 维护双方利益平衡。
(五) 普遍服务基金缴纳
普遍服务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保护公民基本的通信权。普遍服务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电信垄断时期的交叉补贴和接入补贴融资方式到竞争时期的普遍服务基金融资方式的转变, 可见普遍服务基金是普遍服务制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所在。因此, 前文中提到的VoIP业务对普遍服务交叉补贴制度的冲击的问题会随着普遍服务制度的不断发展而得以解决。笔者认为, 在普遍服务基金模式下, 我国电信监管机构对VoIP业务提供者的态度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 即在业务发展初期, 本着鼓励其发展的原则对其进行轻手管理, 在VoIP业务发展相对成熟的阶段, 将其纳入普遍服务基金缴纳主体的范畴, 以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六) 信息安全
由于用户与VoIP业务提供商之间对于互联网服务这一领域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 用户对互联网本身特性认知不足, 因此, 由于互联网脆弱性所导致的信息安全应通过课以VoIP业务提供商以相应的义务来加以解决, 具体包括:信息披露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所谓信息披露义务是指VoIP业务提供者应将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告知用户, 使用户在存在合理期待值的情形下做出是否适用VoIP业务的选择;安全保障义务则要求VoIP业务提供商应尽一切技术之可能保障系统安全, 如采取语音数据流加密技术保障通话安全等。由于VoIP信息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原因所导致, 因此, 在课以服务提供商以安全保障义务时, 应设定合理的边界, 将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获益、风险或损害行为的来源及强度、安全保障义务人控制和防范危险或损害的能力、以及受害人参加经营活动或者社会活动的具体情形这四个方面纳入考虑。[13]
摘要：VoIP业务的发展已是不可阻挡, 且已经对电信行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VoIP监管法律法规的缺失给VoIP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应制定和完善我国关于VoIP业务监管的法律法规。本文在简单介绍VoIP基本概念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分析和探讨了其带来的法律监管方面的新挑战, 并对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VoIP监管政策进行了简单剖析, 为我国监管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建议, 同时认为我国应对VoIP采取适度监管的政策。
【关键词】电子票据 法律问题 建议
电子票据具有流转效率高、操作便捷、安全性好、交易方式灵活和存续期限长等多个优点，代表了未来票据业务的发展趋势。但与电子票据市场发展不相适应的是，目前我国电子票据的法律缺失，这既不利于电子票据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保护票据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有可能会给整个金融秩序造成混乱。
一、我国电子票据业务发展的现状
电子票据在我国始于1996年，当时，从美国引进一台支票验印机，该机器的投入使用，使我国票据业务开始实现电子方式的自动储存和验印。2003年6月，我国开始运作统一的电子化票据市场服务平台，该平台实现了电子票据的报价、查询等功能。2006年，某银行推出了“票据通”业务，实现了票据业务与银行网络技术的有机结合。2007年6月25日，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借助支票截留技术，有条件地实现了支票的全国通用。2009年10月28日，人民银行正式启动电子票据系统作为票据业务的电子化交易平台，标志着电子票据业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二、电子票据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电子票据涉及到的票据法问题
我国《票据法》规范了票据的流转、支付及签章等一系列问题，但其未对电子票据的有关问题及概念进行界定，尤其是对“签名”的概念，更是规定模糊，有关电子签章的效力问题在法律适用上也存在较大的冲突。《电子签名法》颁布实施后，虽然对“签名”的界定突破了《票据法》的限制，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问题，相关法律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电子票据业务的发展。
（二）电子票据交易与税法的冲突问题
电子票据的发展与现有的税收法制规定矛盾重重，最明显的表现是关于印花税的征收问题，印花税的特点是在纸质凭证上粘贴税票，但电子票据不可能有纸质凭证，更无法实现税票粘贴。因此对电子票据征税遇到的困境之一就是没有法律上的支持和依据。电子票据的纳税人可以通过法律上空白，轻易实现逃税和避税。同时，由于法律缺失，导致税收管理部门审计、稽核难度大大增加，如果管理不当，甚至给某些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三）电子票据违法行为与刑法的冲突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部分金融网络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由于电子票据业务具有无形性和虚拟化的特质，很容易被用来作为洗钱或者诈骗的手段，增加了金融业风险管理的难度。虽然我国现行刑法针对票据犯罪做出了一些规定，但是对利用电子票据进行犯罪的问题并无涉及。现行刑法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电子票据业务的发展。
三、关于电子票据业务法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显然，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电子票据业务的发展，为促进电子票据业务的健康良性发展，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予以规范。
（一）制定《电子支付法》
为了适应电子票据的电子化、网络化及无形化，需要对在票据交易实践中形成一些新概念进行规范和加以界定，比如电子签章、数据电文、网络发起者（接收者）等。这些概念在以前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提及。现阶段，如果单纯对以前的部分法律（如票据法等）规定进行补充完善，恐难以适应当前电子票据发展所带来的所有问题。只有制定一部完整的《电子支付法》，才能使电子票据业务实现规范化发展和有序发展。
（二）修订《票据法》
在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今天，特别是面对电子票据这一新生事物時，《票据法》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虽然《电子签名法》重新界定了书面形式的概念，对电子化签章的规定也更加科学合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与《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仍有不少矛盾冲突。所以，现阶段亟须确立电子票据的合法地位，对《票据法》的修订不仅要体现在对票据流转形式的重新定义，更重要的是应对电子票据的相关概念作出细致而明确的界定，以适应当前网络金融发展的环境和趋势。
（三）完善税法
当前，全球范围内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同样对我国的税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践中，必须要完善现行税务法规，确保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使电子票据的税收工作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修订税法，应坚持中性原则，本着既要促进网络交易的发展，同时又能增加税收，还能有效防止逃税避税行为的原则进行改革。
（四）修改刑法
尽管《电子签名法》对部分电子犯罪做出了规定，但其远未能涵盖所有电子票据犯罪罪名和形式。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形式，电子票据犯罪具有较大的隐藏性和迷惑性，不仅给日常侦破工作带来困难，更对立法工作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现阶段，需要我们重新对电子票据的有关概念进行梳理和归纳，并积极探讨业务创新和政策突破的可行性，研究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且对电子票据业务发展有助推作用的新刑法。
参考文献
[1]李爱君，弋璘.我国电子票据法律问题研究[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5）.
[2]汤标.论票据法相关理论与电子票据业务的冲突及其修改[J].湖北社会科学，2004（2）.
[3]赵懿.对我国票据法案修正的探讨[J].金融电子化，2010（4）.
一、承办法律援助业务情况分析
2004年全区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09件（其中区法律援助中心办理67件，各乡镇、街道共办理42件），完成全年考核任务的109%，其中，刑事案件28件，民事案件81件；非诉讼12件，占11%，诉讼97件，占89%，结案88件，结案率80%。接待法律咨询811件，完成全年任务的123%。组织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活动6次，征订《法律援助条例宣传挂图》37套。
（一）民事法律援助案件81件，比去年有所增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公民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制度不断深入人心，积极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数逐年增加。所办案件中以当事人自行申请援助的为主。
今年民事法律案件主要以劳动争议案件、三养（赡养、抚养、扶养）及人身损害赔偿、婚姻家庭案件为主。劳动争议纠纷主要是受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不及时办理各种社会劳动保险，以及个别职工对政策不了解或不理解而盲目诉讼。劳务纠纷主要发生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方面。“三养”案件仍以老年人赡养案件居多，主要原因大多为多子女家庭部分子女互相推卸赡养义务；二是老人体弱多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子女为老人的费用发生纠纷，甚至打骂老人。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8件，比去年增长了75%。刑事案件增加的原因是由于《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增加。2004年案件来源仍以人民法院指定的为主，占案件总数的89%。主要是根据《法律援助条例》中有关规定，当事人自行申请法律援助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来源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法律援助机构的批准率为100%，案件类别中未成年案件20件，占总数的71%；聋哑人犯罪的案件为5件，占总数的18%。已办结的刑事案件，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全部或部分采纳。
2004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首位。分析这些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单亲家庭青少年犯罪案件居多，由于父母离异，相互推卸责任，让高龄老人照顾不懂事的孩子，又由于缺少父母的亲情和关心，渐渐被社会上不良现象所影响走上了犯罪道路；又由于家庭疏于管理，致使未成年人不读书，终日无所事事，上网闲逛时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或受一些影视作品中暴力情节的影响而违法犯罪。盲聋哑人犯罪案件，以外地流窜到无锡的人员居多，他们在无锡无亲无友，自己生理上有缺陷没有文化很难找到工作，加之这些人大都是为了来锡“游山玩水”，因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导致违法犯罪。
（三）2004年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法律咨询811人次，平均日接待接近2人次，主要是《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使法律援助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咨询接待群众满意率达到100%。
法律咨询的问题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居前三位的是婚姻家庭类，劳动争议类，损害赔偿类，涵盖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各类法律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婚姻家庭类：主要咨询夫妻双方应享受的权利义务、夫妻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申请变更子女抚养权及抚养费数额标准。如何认定家庭暴力，受家庭暴力时如何寻求保护。同居与重婚的认定。子女探视权。人民法院判决离婚案件的管辖地。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时如何离婚。一方服刑如何离婚。赡养、老人再婚，老人住房所涉及的权利等问题。
第二、劳动争议类，主要咨询签订劳动合同时的注意事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投诉途径以及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试用期、服务期、医疗期的有关规定。单位拖欠工资、不交纳社会保险费该如何处理、工伤事故的认定及处理程序、赔偿标准等问题。
第三、损害赔偿类，主要咨询遭受人身伤害后如何要求赔偿，遭受人身伤害后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以及赔偿标准。
（四）围绕社会稳定大局 拓宽法律援助服务领域
1、今年全区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积极为农民工讨要工资提供法律援助。据统计，已办理农民工讨要工资案件16件，解答法律咨询213人次，挽回经济损失近3.56万元。
2、发挥工、青、老龄、残等网络作用，利用其自身优势开展法律援助。以维护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
二、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情况分析
2004年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为xx件，全区社会律师承办x件，占全区法律援助案件的x%；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x件，占全区法律援助案件的x%；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办案x件，占全区法律援助案件的x%。总体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承办案件比其他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少，其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数量较少，不能完全承办不断增长的全部援助案件。
三、受援人情况分析
2004年通过法律援助有x名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这x名受援人中，弱势群体和一般贫困者是主要援助对象。其中未成年人x人，占受援人总数x%；老年人x人，占受援人总数x%；残疾人x人，占受援人总数x%；妇女x人，占受援人总数x%；一般贫困者x人，占受援人总数x%。
四、2005年我区法律援助案件情况预测
为维护社会贫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根据对我区贫弱势群体总量和发案率的调查，结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对受理援助案件条件的规定估算，明年我区法律援助案件可达120件左右。
1、贫弱势群体是法律援助的主要受援对象。解决贫弱势群体打官司难的问题是法律援助工作的根本目的。从我区贫弱势群体的现状来看，xx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人均260元左右。我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有x人，群体总量较大，贫弱势群体自我维权能力较弱，一旦出现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事件，其难以独立解决，需要社会提供帮助。而且，贫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易于受到侵害，发案率较高，潜在案件数量较大。这就需要法律援助机构有充分的准备（包括经费保障方面）来维护他们的应有权益，以免使贫弱势群体因无法得到帮助而更趋贫困。
2、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贫富差距将拉大，犯罪率将大幅度上升，因此由人民法院指派的刑事案件必将增多。
3、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全民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公民必将积极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弱势群体的公民将更加需要法律帮助，需要法律援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达到其维权的目的。
4、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后，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更为重视，加之我区的法律援助工作起步早、起点高、发展较快，社会公众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这些都为有效地开展法律援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xx区法律援助中心
一、基层法律服务业务档案包括诉讼代理卷、调解卷、非诉讼调解、代理卷、法律顾问卷、法律咨询卷、代书卷及其它需要立卷归档的材料。
二、基层法律服务业务档案由承办业务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称承办人）负责收集、整理和装订有关材料。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指定专职或兼职档案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开展本所业务档案的接收、整理、保管、利用和销毁工作；
（二）指导、督促和检查承办人对业务文件材料的立卷归档情况；
（三）定期检查和汇报各项档案管理制度的执行和落实情况；
（四）完成领导交办的有关档案工作的其他任务。
四、基层法律服务业务档案应当按照一案一卷、一卷一号的原则立卷。担任法律顾问的业务材料要做到每单位一卷，解答法律询问、代写法律文书的业务材料要做到定期分类装订成册，按立卷；其他业务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定期分类装订成卷。
五、诉讼代理卷所包含的文件材料及排序：
（一）卷宗封面；
（二）卷内目录；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案件受理审批表；
（四）委托书和委托合同；
（五）诉状；
（六）答辩状；
（七）阅卷笔录；
（八）与当事人谈话笔录；
（九）调查证明材料；
（十）出庭通知书；
（十一）代理词；
（十二）判决书或调解书；
（十三）办案小结；
（十四）收费凭据；
（十五）备考表；（十六）附件袋；（十七）卷底。
六、调解卷所包含的文件材料及排序：
（一）卷宗封面；
（二）卷内目录；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案件受理审批表；
（四）申请书或口头申请笔录；
（五）受理申请登记表（卡）；
（六）询问笔录；
（七）调查证明材料（包括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明材料，依时间顺序排列）；
（八）调解笔录；
（九）调解协议书（调解达不成协议或婚姻纠纷达成离婚协议的，应有移交其它单位处理的移送报告）；
（十）办案小结；
（十一）备考表；
（十二）附件袋；
（十三）卷底。
七、非诉讼调解、代理卷所包含的文件材料及排序，参照诉讼代理、调解卷立卷归档。
八、法律顾问卷所包含的文件材料及排序：
（一）卷宗封面；
（二）卷内目录；
（三）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书；
（四）聘请单位基本情况；
（五）法律顾问工作记录（为法律顾问单位职工承办民事、经济、行政案件，除在法律顾问卷中记载外，应按一案一卷分类立卷）;
（六）收费凭据；
（七）备考表；
（八）附件袋；
（九）卷底。
九、法律咨询卷以解答法律咨询登记表的时间先后顺序，每或每季度装订成册，立卷归档。
十、代书卷包含的文件材料及排序：
（一）卷宗封面；
（二）卷内目录；
（三）申请登记表；
（四）谈话笔录和必要的证据抄件；
（五）代书稿；
（六）收费凭据；
（七）备考表；
（八）附件袋；
（九）卷底。
十一、承办人应当在办结法律事务后一个月内完成立卷，并移交归档，不得私自保管。
十二、案卷装订前应进一步整理，对破损的材料要修补或复制，复制件放在原件后面。卷面统一使用A4纸，装订部位过窄或有字迹的材料，用纸张加衬边。纸面过大的材料，应按卷面大小折叠或者裁剪整齐。对字迹难以辩认的材料，应当附打印件或手抄件。需附卷的信封要打开平放，邮票不揭掉。材料上的金属钉等装订物要全部剔除。
十三、卷宗一律使用棉线绳，三眼装订。线绳要打成活结，在活结处贴上基层法律服务所封签，并在骑缝线上加盖立卷人名章。
十四、基层法律服务业务档案的保管期限，一般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保管期限为5至10年，长期保管期限为15年至20年；对具有长远查考利用价值和凭证作用的档案，可以永久保管。
法律意见书是企业法律顾问对相关法律事项，运用法律规定进行分析、阐述和认定，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一种企业法律顾问业务的法律文书，是企业法律顾问对有关的法律问题明确发表的结论性意见。为了指导、规范企业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执业行为，根据《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2004年5月11日国务院国资委6号令），制定本指引。
一、企业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范围
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有关文件规定要求企业法律顾问制作的法律意见书为必备要件的；
2、企业要求企业法律顾问就有关的法律问题明确发表结论性意见的；
3、企业法律顾问在承办案件或法律事务过程中认为有必要出具法律意见书的。
二、企业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应当遵守的原则
1、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恪守企业法律顾问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并接受企业法律顾问管理部门的指导。
2、遵守诚实守信、实事求是、尊重基本法律事实、审慎及时的原则。
3、严格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
4、所用的语词应简洁明晰，不得使用“基本符合条件”或“除XXX以外，基本符合条件”一类的措辞。
5、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文件规定的事项，或已勤勉尽责仍不能对其法律性质或其合法性作出准确判断的事项，企业法律顾问应发表保留意见，并说明相应的理由。
三、法律意见书的基本要求
1、形式严谨，结构缜密；
2、内容完整，详略得当；
3、尊重事实，严格依法；
4、语言简洁，结论明确；
5、立足调查，勤勉尽责；
6、紧扣要求，逐项论证。
四、法律意见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格式
1、法律意见书的基本内容
⑴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背景和法律依据；
⑵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范围；
⑶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审阅的相关文件资料；
⑷对需要论证的事项或事务进行阐述和分析；
⑸结论（综合发表意见）；
⑹企业法律顾问认为需要说明的事项。
2、法律意见书的基本格式
⑴首部。包括：标题及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项。标题应居中，并写明“法律意见书”字样。
⑵正文。包括：出具法律意见书在法律、法规、规章、政府指引性文件上的依据；企业法律顾问审查、调查的法律文件、资料明细，以及文件中提示的相关法律事实明细；针对论证的事项或事务进行分析和阐述；具体法律意见和需要明确的有关事宜。
⑶尾部。包括：企业法律顾问签字、法律事务机构盖章及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时间。
五、企业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程序
1、收集资料。企业法律顾问应将相关事项的资料尽量收集齐全、完整，对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企业法律顾问可以申请法律法规授权的有关部门收集和调取证据。
2、审查分析。企业法律顾问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府指导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已掌握的资料和相关事项的法律事实进行综合分析，提出所要论证事项或事务的利与弊，即可行的理由、不可行的原因。
3、撰写法律意见书。企业法律顾问根据所占有的资料和分析结果，撰写法律意见书，并应提示相关的法律事务的法律风险和避免法律风险的途径和方法。
提示法律风险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⑴法律、法规、规章及指导性文件规定在具体适用上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⑵相关法律文件、资料因不完整、不全面、不及时、不正确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风险； ⑶可能出现的诉讼风险；
⑷因企业法律顾问对法律规定理解不全面而出现的风险以及有关专家、学者专著所作的解释可能出现的风险。
⑸因相关税务、审计、会计、技术等方面不属于企业法律顾问法律意见范围可能出现的风险； ⑹其他方面的风险。
3、签名盖章。企业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应当加盖企业法律事务机构章，并由承办企业法律顾问签名。
4、法律意见书立卷归档。企业法律顾问在制作法律意见书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记录、查阅的有关文件、会议纪要、谈话记录等资料均应归档保存。归档的范围应包括：
⑴企业设立及历史沿革有关的资料，如设立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合同、章程等文件或变更文件的复印件；
⑵重大合同、协议及其他重要文件和会议记录的摘要或副本；
⑶往来函件、现场勘察记录、查阅文件清单等相关的资料及详细说明；
⑷对保留意见及疑难问题所作的说明；
⑸其他与出具法律意见书相关的重要资料。
六、企业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应注意事项及应承担的责任
1、企业法律顾问对已经审查的法律文件、资料以及经调查的证据，应当在法律意见书中罗列，不得遗漏，并对该法律事实在法律意见书中明确表述。对没有文件、资料及证据证明的事实，应当明确说明。
2、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1 我国团险业务的历史演进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商业保险业务以来, 我国商业保险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恢复商业保险业务至上世纪90年代初, 保险产品主要以简易人身保险为主, 产品结构比较单一。而产品的销售只能通过单位代理推销人身保险, 保费低保额小。从市场需求角度考虑,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少且社会保障较充分, 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少而缺乏弹性。这一时期的团体保险多表现为团体代理, 仅指团体投保,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团体保险。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前期,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飞速发展, 保险业也呈现井喷之势。从保险的需求方分析, 此阶段居民虽已有一定积蓄, 但鉴于社保和国企改革尚未启动, 对社保和养老方面的保险需求仍然不足。再加上专职代理人的引入使个保基本转为代理人销售为主, 团险业务受到明显挤压。而保险公司为了迎合“双高”时的市场而推出的各类储蓄型产品和团体年金产品, 因随后的连续降息而蒙受巨大的利差损。在此阶段, 虽然团体保险的保费收入有了一定增长, 但从其在行业的地位来看, 处于下降阶段。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对团体保险的需求激增, 原因如下:一从企业角度, 原来由国营企业承担的养老和医疗等福利制度取消, 福利制度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 团体保险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二从国家角度, 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 造成了“未富先老”的局面, 巨大的社会保障压力使政府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 其中企业年金正是重要支柱之一;三从消费者角度, 由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医疗、养老体系都不健全。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消费者自我保障的欲望强烈, 大大激发了对此方面的保险需求。国内的保险主体也不断增加, 各种新型团体保险产品不断涌现, 寿险业进入产品转型期。企事业单位对团体保险的认识日益加深, 中国的团体保险业务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 我国团体保险业务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
(1) 国家政策鼓励发展商业保险。
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 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 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该文件的出台体现了政府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力度, 鼓励商业保险发展的决心, 同时给团体保险业务的发展带来了利好信息。
(2) 团体养老保险税收政策不到位。
根据《通则》及财政部2003年下发的《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企 (2003) 61号) 规定, 补充医疗保险可以享受4%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若严格按定义归类, 以重大疾病为保险责任的险种是不属于享受补充医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另外团体补充养老保险与信托型的企业年金从大的范围来讲, 同属于补充养老保险。但《通则》下发后各省并没有出台给予补充养老保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从现有税收政策看, 团体养老保险无论是企业交费还是个人交费均缺乏税收优惠政策, 推动困难。政策上的制约压缩了团体保险业务发展的空间。
(3) 管理式医疗保险不计保费收入。
《保险行业新会计准则实施指南》中明确:“如果仅具有保险的法律形式, 但并无保险风险, 或保险风险没有发生转移的合同不属于保险合同。”由此可见, 管理式医疗不定义为保险合同, 不计算保费收入。意味着对于要做大寿险保费收入的公司来说, 单纯的管理式医疗产品需要做相应的修改, 增加一定的保障因素, 或者放弃该类业务的推动。
3 团险业务销售方式的分析
团体保险的销售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类, 直销、中介和交叉销售。除了这三种渠道外, 还存在其他的销售模式.例如通过互联网络、国际共保组织进行销售以及职团代理等。下表是对三种主要销售渠道的对比分析
4 销售渠道组合策略
目前团体保险销售最先进的模式是公司综合运用各种渠道, 采取多层次的分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保险人采用各种不同的渠道销售产品。同时, 可以通过不同渠道的组合, 达到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目的。因此, 选择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组合的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组合中的渠道, 必须是那些能够为公司带来某个目标市场的许多交易的渠道。
选择分销渠道组合的模式, 需要根据市场的情况、产品生命周期的情况来进行, 主要的策略有:
第一, 密度策略。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特定的目标市场上所采用的分销渠道的多少。保险公司可以同时采用尽可能多的分销渠道来销售团体保险产品, 这种方式虽然能够迅速占领市场份额.但由于团体保险客户的有限性, 渠道间的竞争导致成本增加。保险公司还可以挑选最为合适的渠道来销售针对特定的团险产品, 这种方式能够充分挖掘细分市场潜力, 提供更专业的客户服务, 但保险公司容易进入过度操纵的管理误区。另外还可以采用独家分销策略, 这里的独家分销策略不是指保险公司只选择一种分销渠道, 而是指某些特定的团体保险产品只能采取一种分销渠道。这种策略能够保证各种渠道之间避免竞争性, 但容易受到渠道制约。
第二.团体保险产品生命周期分销渠道策略。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的组合策略必须与所销售的产品的生命周期相匹配。对于投入期的产品, 如果保险公司的产品不易模仿, 可以选择可控性较强的渠道组合, 以避免大规模的资金风险。如果产品易模仿, 就要选择广泛的分销渠道, 以迅速占领市场。对于处于成长期的产品, 保险公司应该选择广泛的分销渠道, 以维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对于处于成熟期的产品, 在达到销售目标的时候.保险公司可以考虑放弃某些分销渠道, 以减少成本。对于处于衰退期的产品, 保险公司可以取消部分分销渠道, 只保留效益好的少数渠道。
第三.市场细分策略。在激烈竞争的保险市场中, 任何保险公司都不可能占领全部市场, 这就需要根据自身优势对市场进行细分并且确定目标市场。市场细分就是依据保险购买者对保险商品需求的偏好以及购买行为的差异性, 把整个市场划分为若干个需求与愿望各个相同的消费群。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 保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营销优劣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
总体而言, 团体保险分销渠道的选择, 需要考虑一些原则, 主要有经济性原则, 即渠道的选择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利润最大化;有效性原则, 即分销渠道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优质业务并且能够增加现有客户忠诚度, 吸引潜在客户;控制性原则, 即保险公司能够控制分销渠道, 以使其能够符合公司的发展策略;适应性原则, 即选择的分销渠道必须能够适应变化的营销环境;匹配性原则, 即分销渠道的选择能够和团体保险产品的复杂性相匹配。
参考文献
[1]刘力行.困扰团体保险健康发展的因素分析[J].保险研究, 2005, (4) .
提及“理财”，人们往往会想到层出不穷的金融工具、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林林总总的金融机构，于是乎，理财往往被当成纯粹的财务问题，一种金融经济活动。然而，当实际理财事务发生时，会发现总是要和各种各样的合同打交道，法律的作用就不可小视了。事实上，法律不仅在具体业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理财业务基础运行模式产生着深刻影响。换言之，理财既是金融活动，某种意义上也可算是一种法律活动。
法系比较与金融系统
公众往往认为法律和金融在不同的轨道运行，殊不知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系。当今世界存在两种金融系统：一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中介主导型金融系统，其特点是融资以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为主导，主要代表国家有德国、法国等；另一种则是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其特点是融资以资本市场为主导，主要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等。同样为人熟知的是并行于世界的两大法律系统：一是立法权至上的大陆法系，主要代表国家还是德国、法国等；另一种则是以司法权为核心的英美法系，主要代表国家则是美国、英国等。
上面的列举显示了一个有趣的联系，即大陆法系国家的金融系统均属中介主导型，而英美法系国家的金融系统均属市场主导型，这就是当代金融研究领域中极有影响的法和金融相关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表明，法律运行机制中存在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系统的形态。
规范和救济理念的差异。半个世纪以来的资本市场发展表明，金融创新是推动资本市场不断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的专门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原理：管制是推动金融创新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甚至可以说至关重要。大部分金融创新在本质上都是对既有制度的规避，从而取得制度外收益，而政府为防止金融创新可能引致的各种风险，被迫随之不断推出新的制度对他们加以规范。当大陆法系面对这种以规避制度为目的的金融创新时，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出现了：大陆法系坚持立法权至上，没有法律，司法机关便无法对法律空白处进行规范，这就是所谓的“法无明定不为罪”——凡是没有通过立法明确的侵权行为均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罪错，法律救济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一旦出現了规避现有制度的金融创新产品，除非修订法律，否则这种新型金融产品就逃避了法律的制约和规范，即使出现严重的侵权行为，法律对此也无能为力。从长期看来，投资人参与金融创新工具的安全性得不到有效保障，用脚投票的结果只能是不参加金融创新活动。以我国为例，证券市场大股东侵犯小股东权益的事件层出不穷，但法律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出台制约性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证券市场多年来发展缓慢的重要制度因素。相形之下，资产庞大实力雄厚的银行等机构则居于强势地位，遭受侵权的风险要低得多，因而银行等金融中介在大陆法系国家就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则不然，判例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形式，法官可以凭借正义和良心进行“造法”，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制定新的法律，只要出现侵权行为，法官均能凭借正义感和良知进行规范和救济。因而在英美法系国家，投资人参与金融创新工具投资的安全水平很有保障，积极性很高，资本市场由此迅速壮大并占据主导地位。
立法理念的差异。大陆法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前瞻性的事先立法，即现在的立法要能规范未来，甚至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有效。如果立法者的理性水平能够达到无所不知的程度，通过前瞻性立法自然可以实现很好的规范制约作用。然而立法者的认知水平事实上很有局限性，为保证法律的有效覆盖，只能使条文趋于抽象和原则。同时大陆法系国家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非常有限，只能依据现有法律进行机械的法律套用，这决定了大陆法系的立法总是滞后于活动的发展，因而无法对新事物形成及时有效的规范和制约。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强调事后立法，即根据已经出现的具体争议形成判例，每一个判例中蕴含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就构成了对类似事件的有效规范。正是由于英美法系这种注重具体和细节的特点，才能通过判例不断累积对资本市场的制度规范。因此，英美法系的法律完备性并非来自立法者的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于法官的司法实践。
由此可知，金融创新的发展变化极为频繁，大陆法系对成文法律的过度依赖使得法律规定往往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变化，法律只能机械地对既有金融活动进行制约，而无法快速规范创新金融活动；而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传统能够让法律与金融创新基本保持同步，通过快速及时的立法来保护金融创新的有序发展。法律运行机制的不同在基础层面上对金融体系形成了影响。
当然，尽管两大法系差异明显，但各自的特点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互补的可能和内在要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法律发展也渐渐呈现出融合趋势，与此相适应，金融体系的融合趋势也日益凸现。
法律视角下的理财业务
基于前文分析，法律与金融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金融体系的运行无法摆脱法律体系的特征而孤立存在。理财业务与法律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忽略法律背景的理财模式很难得到有效发展。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理财规划的内涵：理财规划以实现客户财务安全、追求客户财务自由为目标，对客户一生的财务问题进行有效规划和预先安排，具体表现为以下八个工作内容：现金规划、消费支出规划、教育规划、风险管理与保险规划、税收筹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
显然，理财规划涉及的是客户一生的财产事务处理，既有增值服务也有保值服务。如以增值为目的需更多借助于金融工具；如以财产保护为目的，法律工具显然占了上风。而无论金融工具抑或法律工具，必源于其法系背景及其金融体系，因此，发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理财规划业务进入中国势必要进行调整，并且这种调整决非简单的业务流程与操作方法的修饰，而应彻底适应我们中国的法律、文化、经济背景。这种调整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基于法系归属的模式选择：银行为核心。一般而言，理财业务是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项目，其业务运行必定依赖于一国金融体系。理财业务的模式选择应当以是否符合金融体系运行特征为判断标准。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日益出现融合的趋势，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我国虽然尚未正式采用判例制度，但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司法判例的萌芽，这集中体现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某些司法解释，并且这类司法解释已经出现日渐增多的趋势。司法环节影响力的不断加强，正在悄然改变传统的法律运行机制。与此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正处于大力发展过程当中，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公众金融理念的不断深化，资本市场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势必日益提高。这一切都昭示着我国的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无论法律体系还是金融体系，其形成与演变都将是极为缓慢的进程。中国现代法律传统主要借鉴自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根本属性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转变。同理，我国的金融体系也是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中介主导型，这一特征在短期内也不可更易。简言之，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的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都将保持基本属性不变。因此，我国的理财业务发展必须与我国的金融体系相适应——以商业银行为主导。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型机构。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商业银行并非惟一的理财服务提供者，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机构同样是重要的服务提供者。尤其在高端领域，投资银行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如美林、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著名投资银行机构在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领域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这一现象显然与美国资本市场发达，资产管理业务成熟有着莫大的关系。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尚未健全，资本市场尚在发展初期，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机构远远不具备提供有效理财服务的能力。因此，坚持商业银行作为理财服务的主导型机构具有现实意义。在我国，银行发展理财业务的优势非常明显：有效的信誉担保、庞大的资产规模、众多的营业网点事实上，目前相当大比例的基金和分红险就是通过银行渠道销售的。与此相类似，以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国家德国为例，该国90%以上的基金销售是通过银行代销的方式完成，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这一比率则小得多。
其次，谨慎使用创新金融工具。前已述及，大陆法传统不利于保护金融创新的发展，这是大陆法国家无一例外选择中介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深刻原因。在大陆法系传统下，无论金融工具创新抑或组合模式创新，都存在脱离现有法制框架的可能。进一步地，中国当前仍坚持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立法，金融产品创新更易落入法律空白区域。显然，理财规划在中国将面临一种很高的潜在法律风险，一旦出现高风险的新型理财工具，即使导致个人遭受损失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补偿。这一差异使投资者更要选择成熟的金融产品以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而非以英美模式为范本。因此，我国理财业务不能盲目追求金融工具创新，如果过度使用法律无法有效保护的创新工具，有可能会导致潜在的损失。根据这一判断，由商业银行提供的各种工具如人民币理财产品、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基金公司提供的指数基金、配置型基金，信托公司提供的非直接融资信托或保险公司提供的投资性产品等等应当是本土理财规划师优先重点考虑的理财规划工具。
综上，受我国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综合影响，我国的理财业务应当以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为核心展开，优先使用发展成熟的金融工具，英美模式难以符合我国实际。
基于法律的理财能力完善：熟知财产法。无论证券投资规划、保险规划、不动产投资规划、退休与社会规划、教育规划抑或是财产传承规划，理财规划涵盖的方方面面均涉及金融工具的运用，毫不夸张地说，金融工具是理财规划得以实现的最主要载体。但是，在很多理财规划业务中，法律工具的作用往往显得尤为突出。
在为高端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诸多财产增值、财产保护工具中，“信托”以其独特的作用机制、灵活的运用方式，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私人财富管理工具。而就信托工具本身而言，它首先起到的是法律保障功能，而非金融功能。可见，理财规划师的工作除了要运用大量的金融工具，还需要法律工具来支撑。掌握必要的法律工具，理应成為理财规划师为客户制定有效的理财规划方案的前提。
重识财产传承规划：遗产不仅涉及税收。作为生命周期现象的最好注解，财产传承规划是个人理财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我国传统理念影响，遗产管理一直是社会公众刻意回避的话题，目前对财产传承方面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表现得相当空白。因此，公众对财产传承方面的理解主要源于海外，并逐渐形成了如下认识：海外主要国家均开征遗产税，遗产税规划就成为财产传承规划的核心内容甚至是全部内容。根据这一认识往往会得出如下结论：既然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因此就无需注重财产传承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偏颇的理解，财产传承顾名思义是财产的跨代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尽量降低费用成本——如遗产税的缴纳，更要实现财产转移的良好效果。就转移效果的好坏而言，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避免财产纠纷。据权威机构统计：2004年到2006年，全国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一审案件总量都在100万件以上，由此引起的家庭矛盾甚至治安、刑事案件日渐增多。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刻原因是财产传承规划未能深入人心，只注重财产增值而不注重财产保值管理。二是实现长期管理。千百年来，“创业难，守成更难”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可谓根深蒂固，“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如今重新出现，对于先富起来的一批高端客户，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已经被摆上了仪式日程。殊不知，对被传承的财产进行有效的风险隔离和管理，是财产传承规划的主要内容。显然，财产传承规划并非仅为税收而去，还有更复杂的工作目标存在。显然，这一规划所依赖的主要工具是法律规则以及法律属性明显的理财工具——如信托。
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个人理财在内的金融业务的发展水平与法律传统密切相关，近年来关于法系与金融发展相关性的研究已经对此加以佐证。在理财方面，理财业务发展中存在的国别差异之根源就在于法系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我们无法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现成模式，而是在自己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框架下有借鉴地开展我们自己的理财业务。理财离不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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