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与界限研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与界限研究（精选7篇）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与界限研究 篇1

[摘要]金融改革以来，各类融资方式应运而生。但与此同时，融资方式的多样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及法律问题，许多以合法融资为名，行非法集资为实的行为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诱因。此类问题更多涉及民刑交叉领域的区分，如何在谨慎入刑的同时，完善非法集资类罪名的认定标准，准确适用相关罪名，做到不枉不纵，促进金融改革顺利推进，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融资规范指引，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拟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从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两个角度分析该罪名的认定和适用标准，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其他融资行为的合理界限，并对如何完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标准提出建议。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认定标准 界限 立法完善

引 言

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在确保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国家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一直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其中，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其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说，放手发挥市场功能调整融资市场是未来的大趋势，但在放手的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当制定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融资规范，保护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为了更好的厘清融资行为的罪与非罪标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相关罪名的认定与界限进行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需要对市场上出现的非法集资行为予以规制，以维护金融秩序。1995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首次采用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表述，并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至1997年《刑法》修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独立罪名被纳入刑事法规。《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体是金融秩序，但却并未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具体罪状进行描述，因此司法实务中对该罪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广泛争议。

1997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强化了面向公众集资行为的监管意志。[1]1998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取缔办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了定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虽然该条文已经尽可能的突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特征，但仍然未能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借贷等合法借贷行为的界限区分清楚，因此给刑事司法认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为了更为清晰解释这一罪名的特征，201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集资司法解释》)第1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状进行了如下描述：(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并规定同时满足以上

应当构成该罪。该解释还将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吸收资金的行为排除在此罪之外。

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又对《非法集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四个特征进行了解释说明，规定“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并列举了两种情况下对不特定对象的认定。[2]但实务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标准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要进一步探讨以明晰该罪的司法认定标准。

二、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标准

(一)两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不同结果

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激增。仅2014年，全国法院一审新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2122件。[3]部分学者认为，该罪的外延已有被随意扩大的趋势。为了更清楚的了解目前对该罪的司法认定现状，我们来看两则案例。

1、黄克胜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宣告无罪案

北京华帝凯工艺包装制品公司系1994年注册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黄克胜先后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1995年4月至1996年年底，黄克胜采用承诺支付2%至5%不等月息的方式，向陈莉及经陈莉介绍向北京园林服务咨询

31名自然人借款。以上款项均用于生产经营，共计人民币216.7万元。后因该公司经营不善致100余万元资金无法返还，相关人员报案。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将黄克胜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但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黄克胜吸收存款的对象范围仅仅局限在少数几个人和单位，借款对象均与其具有相对特定的关系，故不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2007年6月17日，本案一审宣告黄克胜无罪，最终经二审裁定一审判决生效。[4]

2、钱某甲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钱某甲在德清县经营某日化量贩店，2013年1月至9月，被告人钱某甲为了经营需要，先后以借款或资金周转为名义，向亲友、顾客、同学以及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的借款人等16人借款共计人民币122.55万元，归还本金2万元。

德清县人民法院认为，钱某甲在经营德清县某日化量贩店期间，为了量贩店的经营，从向亲友借款扩大到向社会专业借款人员借款，钱某甲在庭审中陈述其与本案的许多借款人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即使是同学、顾客等也有部分是在借款中介人介绍见面后才发现相互之间是认识的;钱某甲的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2015年3月24日，钱某甲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 以上两个案例的涉案金额均不大，案情有相似之处，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第一个案件的审判机关借款对象相对特定，虽然可能黄克胜并不一定都认识，但都是通

;而第二个案件中，虽然钱某甲与借款人也都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仍判定其借款对象不特定。笔者认为，这两则案例实质都是通过民间借贷方式帮助生产经营，认定其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值得慎重考虑。因为如果这样的民间借贷均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么此罪名将会存在被扩大适用的嫌疑。

然而，虽然一方面，这一罪名被扩大适用;另一方面，市场上有些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特征的行为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被立案，这一司法适用现状，不利于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二)关于该罪认定标准及争议分析

根据《非法集资司法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应当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要件。[6]这四个特征要件中，广受争议的是公开性和社会性这两个要件，几乎所有文章都会围绕这两个特征进行讨论。如公开宣传如何界定?什么叫做不特定公众?向亲友借款被排除在本罪之外，每个人对朋友的概念理解各有不同，这里所称的朋友有没有一个合理界限?正是因为这些争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与非罪标准才比较模糊。为此，有必要针对这四个特征要件的理解作以具体分析。

1、对于“非法”的理解。之所以要对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进行规制，根本原因在于吸收公众存款理应是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责和独享权利。《非法集资司法解释》规定“非法”指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从这条可以看

“非法”主要是指实质上的非法而非形式上的非法，因此，即使单位或个人具备公司、合伙、个体经营等合法形式，但实际经营内容涉及吸收存款的，也应当认定属于符合“非法”的特征;如果金融机构并不具备经营存款业务的资质而吸收存款的，也是“非法”的应有之意。

2、对于“利诱性”的理解。利诱性相对比较容易认定，即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实践中往往表现为高额利息或较高价值的回报，对于这点也未存在过多争议，这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但一些合法的民商事活动，如民间借贷、公司债券等也都会承诺还本付息，因此，“利诱性”并非区别于其他合法民商事行为的特征。

3、对于“公开性”和“社会性”的理解。这两个特征存在内部联系，因此合并讨论。这两个特征可以综合解释如下：采取包括播放广告、散发传单、发送信件等多种方式，针对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公开宣传的认定应当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媒体、报纸、传单等广告方式是非常典型的公开宣传形式，此处不做赘述。我们要讨论的是形式上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如何界定。如口口相传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被认定为公开宣传，但这必须是行为人或单位主观上期望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让社会大众得知吸收资金的情况，也即行为人或单位主观具有故意，同时客观上造成了类似于传销的传播效果，也就是传播范围符合“社会性”的特征，才能够认定为公开宣传。假设行为人或单位主观上只在亲友之间传播，但在行为人或单位不知情的情况下，亲友又自行向不

由于行为人或单位并不存在主观故意，因此不应当认定为公开宣传。

对于传播对象是否突破特定范围，可参考《非法集资司法解释》第2条，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应认定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追诉标准。应当说，既然有明确规定，那在人数方面应当符合该规定才能认定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并非达到这一法定人数的就一定构成该罪。笔者认为，应当结合《非法集资解释》和《若干意见》相关规定进行认定。首先应当排除将向亲友吸收资金，有关“亲友”的范围，笔者认为还是应当回归到该罪的本质上去思考。之所以将亲友排除在外，还是因为亲友不属于不特定的社会大众，因此，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应当对亲友做广义解释，但应当排除为了吸收资金而认识的个人或认识后只存在资金借贷关系，平时无任何交往的个人。并排除《若干规定》中第三款规定的两类人。

(三)非法吸收存款的用途是否影响该罪的认定

有学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用途不影响对于该罪的认定，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非法吸收的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的经营时，才应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应当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7]也就是说吸收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的不应当构成该罪。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具体原因可分为如下两点：其一，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秩序，本罪的特征之一“非法”是指并非银行金融机构而经营存款业务，那么显然，如果吸收公众存款用于生产经营，则只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种手段，更未经营存款业务，因此不应当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四)如何理解“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非法集资司法解释》列举了十种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况，但无法穷尽所有情况。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本质上应当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特征，拨开其看似合法的外衣，实质上还是侵犯了金融机构经营资本的权利，并且在公开范围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了资金，扰乱了金融秩序，把握住这个本质，即使未被列举出来的新的手段，也应当被认定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相关民事行为的界限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限

民间借贷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与个人、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关系，符合《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明确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8]近些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扩大，许多本质为民间借贷的情形也被错误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笔者认为要把握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限，核心应当是对“非法”的理解，正如上文所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非法”是指个人和单位非法从事本应属于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业务，并用所吸收的存款进行资本或货币经营，例如从事贷款业务、投资业务等，而民间借贷的借贷是相对的，借款人借钱给个人或企业，为了个人或企业更好地生产经营，即使其借款

《非法集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追诉标准或规定了高额利息，也不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存款，而应当仅由民商事法律调整和规制。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私募投资基金的界限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私募的定义为：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首先，私募投资基金不具有公开性的特征，这是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第一个区别。《暂行办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不得公开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其次，私募投资基金对投资者有一定的资格要求，且投资者数量不能超出相关法律规定;第三，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不得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等。第四，私募应当登记备案。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P2P金融的界限

P2P金融又叫P2P信贷。P2P(person-to-person)金融指个人与个人间的小额借贷交易，一般需要借助电子商务专业网络平台帮助借贷双方确立借贷关系并完成相关交易手续。[9]因此，P2P平台本质上应当为帮助借贷双方进行借贷的中介机构，但这类中介机构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消息却不绝于耳，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3年各地就有10多家P2P借贷平台被立案调查。[10] 我们认为，P2P金融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还是比较明显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合法

P2P金融平台只起到信息中介的作用，而一旦形成了“资金池”，又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其他特征，则就构成了该罪。

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标准的立法完善

正如上文所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存在广泛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该罪的特征描述过于模糊，缺乏判断标准，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一是应当整合相关司法解释，在刑法中规定该罪罪状。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散见于各类司法解释中，不利于刑事司法实务的进行，应当在效力更高的《刑法》中明确规定该罪的几大特征和主客观要见，明确该罪的司法认定标准。

二是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非法”作以明确解释。明确“非法”主要指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个人从事银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业务或资本业务。

三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该罪与民间借贷的界限。相比于P2P金融、私募基金等，民间融资与该罪的界限较为模糊，在司法实务中易将民间借贷误判为构成该罪，因此应当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特别应明确资金用途为生产经营的应当排除在该罪之外。

本文成文之际，正值《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之日，该规定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对民间融资做出了更为合理的规定，并有望逐步解决之前一直存在的粗放、自发、紊乱的民间融资问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与界限研究 篇2

一、我国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立法现状

(一) 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分散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法人或者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系民间信用的一种形式。我国对民间借贷合同没有进行专门的立法规制, 而相关的法律法规繁多且分散, 加之法律效力参差不齐, 致使“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不但不成体系, 过于简单, 显得支离破碎, 而且各部分之间衔接松散, 制度功能不彰”。 (1)

目前, 我国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1991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 (1996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 (1999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 (2011年) , 以及国务院关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1998年)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 (1996年) 、银监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2008年) 等法律、司法解释与部门规章中。其中, 民法规范认可民间借贷合同合法性, 并给予相应的法律保障。但具体到相关法律规定, 《民法通则》只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 并无具体的解释性条款, 太过原则化;《合同法》虽有借款合同一章, 但其仅局限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 对自然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相关司法解释, 也仅是从解决民事纠纷的角度对民间借贷作了简单、概括性规定。我国《刑法》则具体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集资罪等罪名, 其侧重打击关联犯罪, 以降低非法借贷的社会危害性。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贷款通则》等行政法规、规章从稳定金融秩序出发, 对民间借贷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 政策性较强。这些相关法律规则一方面认可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地位, 但又过于简单分散与不协调, 模糊了司法实务中对其合法性的认定标准, 凸显了我国建立民间借贷制度的急迫性。

(二) 立法的滞后性

对于日益兴盛的民间借贷现象, 立法部门的反映相对冷淡或者说稍显迟钝。现实情况是, 民间借贷合同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滞后于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这种滞后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上述涉及民间借贷问题的法律基本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 经过20余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这些法律条款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民间借贷的现实状况, 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适时的修改。然而遗憾的是, 这一工作至今尚未展开。其二, 我国没有专门针对民间借贷的单行法, 《放贷人条例》在我国处于缺位状态。 (2)

而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民间借贷均有专门立法规制, 如英国1990年制定的《放债人法》、日本1968年出台的《放贷业务法》、我国香港地区1980年实施的《放债人条例》等。其中, 我国香港地区对民间借贷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放债人条例》第7条对经营放债业务主体进行限制:“ (1) 任何人士如有下列情形, 均不得经营放债业务: (a) 未领有牌照; (b) 在牌照所指定楼宇以外之任何地方经营业务;或 (c) 不遵照持牌条件经营业务。 (2) 牌照必须符合所规定之表格。”并且《放债人条例》第23条第1款规定:“除非放债人持有牌照, 否则不得追讨贷款等”。可以看出, 香港地区对放债人的放债资质、业务范围甚至经营场所均实行严格的规制。而我国法律对民间借贷概念尚未予明确, 根据相关分散的法律规定, 可以推定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法人或者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范畴。但我国未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 大部分人可以参与民间借贷活动, 加之缺乏专门法律规制, 导致民间借贷市场乱象丛生。香港《放债人条例》同样禁止高利借贷行为, 其第24条规定“任何人士 (不论放债人与否) 贷款或提供贷款, 其实际利率如超过年息六分 (年利率60%) , 即属违法”, 则“有关偿还贷款或支付贷款利息之借约, 与任何就该借约或贷款而给予之抵押, 均不得予以执行”, 并且可判罚款十万元及监禁两年。若违反该条例第25条第3项规定 (即年利率超过48%) , 可仅以此为理由, 推定假设事项交易属于苛索, 即该交易具有敲诈属性。香港地区实际上对放债业务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上限, 违反不同利率限制则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平衡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 降低高利贷行为发生。针对我国目前民间借贷市场的无序状态, 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值得借鉴。

二、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之立法缺位

随着民间借贷之风愈演愈烈, 大量的民间借贷案件涌入法院, 且涉案标的也越来越大。以某基层法院近五年的立案标的数据为例, 其中2009至2011年度民间借贷案件立案标的基本持平, 平均额度为2500万元左右, 但该法院2012年与2013年民间借贷案件立案标的相较于前三年度的平均立案标的分别增长了66% (4150万元) 、184% (7100万元) , 实践中涉案标的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已屡见不鲜。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及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对合法的民间借贷予以保护。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数额、人数及损失三个方面设置的追诉标准。 (3) 可以看出, 我国法律对民间借贷的态度仍然较为谨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追诉标准, 民间借贷在法律性质上容易被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种罪与非罪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 导致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在司法界定上模糊不清, 由此可能带来严重性后果。

根据我国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及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 案例一中项某某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以民间借贷方式筹集资金的行为) 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吸收公众存款的管理秩序;客观上以民间借贷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 并造成不能按时偿还的后果;主体上, 项某某系完全刑事行为能力人;在主观上, 明知其行为 (以民间借贷方式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会扰乱国家金融秩序, 却故意 (希望或放任) 为之。所以, 项某某的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 系属犯罪行为。但刑法并未对债权人与项某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效力问题进行评定, 而民事上也缺乏相关的立法规定, 以致司法实务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民间借贷合同效力问题存在较大争议。

项某某与林某某均以民间借贷方式向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 严格意义上讲, 两被告在人数、数额上均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追诉标准, 但仅项某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定罪, 而林某某所涉案件却以民间借贷纠纷处理, 这是由立法、司法多方面的因素所致, 此不赘述。比较两个案例, 虽然项某某的融资行为被定性为刑事犯罪, 但法院对单个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未予评判。需从立法规范角度, 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进行剖析。

由于现行的法律规定过于简单且态度不明, 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尤其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语境下的合同效力认定出现立法缺位现象, 致使司法实务界对此争论不休。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法院在债务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后, 就认定其与债权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发现债务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尚处于刑事侦查阶段, 则对正在审理的相关民间借贷案件作出中止审理决定, 待侦查机关对债务人的借款行为定性后, 再决定是否继续审理。

但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语境下的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问题, 还是要溯源于立法层面。《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 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 应作为借贷案件处理。”由此可见, 我国虽然没有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 但法律对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予以保护。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明确“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即可认定有效”, 同时也限定了四种无效情形。 (4) 所以, 在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上, 除了企业借贷合同及上述“四种情形”法定无效外, 只要借贷双方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 意思表示真实, 且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益, 即可认定有效。根据上文所述,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涉及的数额、人数或损失达到规定的标准才能定罪, 即量变引起质变, 但刑法规制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危害后果的借款总括行为, 并未否定当事人之间的单个借贷合同效力。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合同法的规范范围,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 其中第 (五) 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 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 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法律未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予以阐释, 根据我国学者的解释,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违反强制性规范的私法上的行为, 在效力后果上以私法上的方式予以一定制裁的强制性规范。若违反该规定, 当事人进行的民事行为 (如签订合同) 在私法上会受到消极影响, 或无效或效力待定等。与其相对应的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取缔性规定) , 违反该规定后, 当事人所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不一定受到私法上的制裁, 但这并不排除它可能受到刑事上或行政上的制裁。 (5) 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着重于违法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 以否认其法律行为效力为目的;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 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 即指对于违法者加以制裁以防止其行为, 非以之为无效者。当然许多强制性规定, 可能同时兼具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双重属性。因此, 当一个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时, 可能发生四种法律后果: (1) 行为无效且受到公法上的制裁; (2) 行为无效但无需受到公法上的制裁; (3) 行为有效且不受公法上的制裁; (4) 行为有效但受到公法上的制裁。 (6) 由此可见, 私法与公法属于不同评价体系, 公法上受到制裁与私法上受到制裁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是说, 行为人的行为受到私法上否定时, 并不当然会受到公法的制裁。同样, 行为人受到公法制裁时, 也不表示其行为定会受到私法上的消极影响。当然, 行为人的某个法律行为会受到私法与公法的双重否定性评价, 例如拐卖妇女儿童行为。

本文探讨的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下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问题, 案例一中, 项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被刑法禁止并受刑法处罚, 而债权人与项某某之间单个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是否被刑法否定性评价所涵盖, 由于法律未予明确规定, 导致出现有效说和无效说的争论。虽然理论上对二者的内涵区分较为明确, 但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仍然难以界定。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争论, 需要立法者在立法层面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 以解决司法之现实困扰。

三、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标准的建构

(一) 现有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学说述评

案例一中项某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被依法定罪处刑, 但项某某的犯罪行为是否直接导致其与债权人之间的单个借贷合同无效, 在司法实务界存较大争议。

1. 合同无效说

司法实践中“先刑后民”原则是合同无效说的理论支点之一, 认为刑事评价天然涵盖民事评价。所以, 借款人行为若构成犯罪, 则借贷合同就失去效力, 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否则会出现刑民冲突。有观点认为, 单个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具有关联性, 属于犯罪构成的一部分, 则当事人签订借贷合同行为不再是普通的民事行为。刑法作为最强烈的强制性规定, 犯罪行为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利益, 同时损害国家利益, 所以借贷合同应认定无效。还有观点认为,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 (六) 项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三) 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与合同无效, 所以项某某的借款行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相应的借贷合同无效。在司法实践中,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及浙江省公安厅2013年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三) 》第十条明确规定:“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 如果相关刑事判决已经生效, 且讼争借款已被刑事裁判认定为非法集资犯罪事实的, 为避免刑事、民事判决矛盾冲突, 原则上认定合同无效。”并且涉及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借贷合同无效的, 担保合同一般应认定为无效。但这仅是地方高院出台的指导性文件, 未上升至法律规范层面, 全国法院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

而且合同无效说的观点会产生这样的悖论:在不考虑数额、损失情况下, 项某某向不特定29人借款, 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 没有违反刑法, 则借贷合同有效;而一旦项某某再向第30人借款时, 则会因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导致其与前29人的借贷合同无效。这显然与民事主体责任独立性原则相违背。刑法规制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总括行为, 而单个借贷行为具有独立性, 刑法禁止性规定不能直接否定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若按照合同无效说的理论, 案例二中林某某的行为业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其与债权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均应认定无效。

2. 合同有效说

合同有效说的观点认为刑民并行互不矛盾, 项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虽被刑法禁止, 但刑事评价并不绝对涵盖民事评价, 即双方单个民间借贷行为依然有效。刑事与民事代表不同的价值取向, 两者属于不同的评价范畴。对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评判属于民事范围, 其评判标准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规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侵害的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其从保障国家利益出发, 受公法评价;而民间借贷属于社会资金融通手段, 其从保护个人利益出发, 受私法评价。根据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论述, 法律行为受到公法的处罚不一定会导致私法上的否定性评价。因此,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下对借贷合同效力判断, 应当从民事法律角度去考虑, 即从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借贷合同是否符合日常习惯, 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视角来评定, 侧重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案例一中, 项某某与债权人单个借贷行为不违反民法规范, 更没有违反刑法强制性规定, 而是其以借贷方式大规模向不特定人吸收公众资金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行为被刑法禁止。刑法规制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总括行为, 民法仅涉及单个借贷行为评价问题, 刑民评价对象不具有同一性, 所以对项某某的刑事评价不能直接否定其与债权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效力。

司法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下单个借贷合同的效力进行了确认。原、被告于2008年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 第一被告陈晓富向原告吴国军借款人民币200万元, 并由第二被告王克祥与第三被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履行了出借义务, 但因第一被告拖欠其他债权人款项无法及时偿还且数额较大, 已无力归还原告借款, 遂依照借款协议, 原告要求第二、第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并诉至法院。三被告对借款及担保的事实无异议, 但第二、第三被告认为本案讼争借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在未确定本案借款性质时, 应当中止审理。若第一被告陈晓富涉及犯罪, 则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债务人虽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除非原告与被告陈晓富恶意串通或违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否则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效力, 故仍然认定双方借款合同有效。从民法精神出发, 应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可否认, 大规模地向不特定社会对象借款, 如果行为人主观存在恶意或者借款本息超过其偿还能力, 不仅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 还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故刑法规制亦有其必要性。

(二) 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标准构建

应该说, 刑事犯罪与民事行为不具同一性, 受两个不同法律体系调整, 刑民可以实现并行。从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善意相对人利益的角度出发, 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合法性更符合法治精神。

合同有效成立, 应具备三个基本要件:一、行为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益。司法实务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情境下的借贷合同效力存在较大争议, 这是由于争议双方对单个借贷合同是否违反法律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识的不统一。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 其中第 (五) 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强制性规定”阐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但法律未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内涵作出解释, 尤其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语境下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司法实务上争论不休。为了解决这种争论, 保障司法裁判的统一性, 建议从立法层面考量, 对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标准进行构建。

1. 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属性

刑法对行为本身进行否定性评价, 其目的在于防止其所规制的行为发生, 其具有强烈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属性。

从民法意思自治基本原则出发, 项某某或林某某与债权人之间的单个借贷行为仅能引起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 在合理的利率范围内, 属于合法借贷。而且刑法未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单个借贷合同效力进行评价, 依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 单个民间借贷行为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法律事实。但在司法实务中, 仍然有很多人持“合同无效说”的观点。在《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四条规定中, 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 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以, 可以从有关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理论出发解决现实司法困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被刑法所禁止, 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行为人若违反该规定, 会被刑法所否定并受刑事制裁, 但该规定是否具有影响私法上预期效果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性值得探讨。根据上文所述, 一个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可能会出现四种法律后果, 受到公法处罚时不一定影响行为人私法上的预期效果, 即债务人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罪入刑时并不必然导致其与债权人之间单个借贷合同无效。但由于立法的不明确性, 导致司法上出现障碍, 若明确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系单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属性, 可以巧妙地解决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是否被刑事评价天然涵盖的问题。此时, 民间借贷合同效力问题归属民事法律评价范畴, 并从是否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角度认定合同的效力。

因此, 从保护民商事合同效力和市场交易安全出发, 建议通过立法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单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属性, 以区别合同法中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并可避免司法实务中出现争议。

2. 合理规定利率上限以明确归责原则

若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下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不受刑事评价影响, 则对于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效力可以从民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角度予以认定。

近年来, 民间借贷市场异常兴盛, 其中高利率是重要诱因, 但债务人所负高利债务若超过其偿还能力, 容易使其背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风险。而且高利贷对社会稳定及金融秩序有着许多危害性, 因此, 民法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要求对高利贷行为进行立法规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 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而该规定仅仅是不保护超出四倍利率外的利息, 对发放高利贷行为人根本不具有真正惩罚性。由于法律缺乏相应的制裁, 司法实践中, 对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只能听之任之。因此, 导致现实中民间借贷利率畸高, 而进入到司法程序的法律后果仅是对超过四倍利率的部分利息不予保护, 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基本为零。

由于我国没有高利贷罪, 所以只能从修改现有民事法律的角度出发, 构建相对合理的民间借贷法律归责原则。结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有关合同无效与可撤销情形的规定, 可以对民间借贷利率设定两个利率上限作为借贷合同可撤销或无效的认定标准。首先, 参考域外立法经验, 设定一个明确的利率上限 (如年利率30%, 系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五倍左右) 作为合同无效的评定标准, 若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此限度的, 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合同当然无效, 债权人仅可要求债务人返还本金。其次, 保留现有的规定, 即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 以此作为合法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在此范围内民间借贷依法受到保护, 若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而未达年利率30%的, 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以矫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等不当民事行为出发, 赋予借贷当事人可撤销的权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 其经营状况表明, 三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覆盖了风险, 总体实现了盈利。 (7) 所以, 四倍基准利率与年利率30%的上限设定基本符合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范围。通过两个利率上限的设定, 对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民事归责原则进行立法建构, 可以从民事法律层面规范高利贷行为, 并降低借贷产生的风险。总之, 通过对民间借贷利率两个上限的规定, 可以实现双赢的局面, 在可持续发展下实现利益最大化, 又可以对高利贷行为进行否定性法律评价。

摘要：随着以民间借贷合同名义而进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日益猖獗, 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 必须要明确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制系单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刑事评价不能天然涵盖民事评价, 两者评价的对象不具有同一性。从保护债权人利益与交易安全出发, 对合法的单个借贷合同应认定其效力, 保障债权人行使相应诉权。并通过重新建构合理利率上限, 结合无效及可撤销合同的相关规定, 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发展, 降低高利贷风险。

关键词：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

注释

11 李政辉.论民间借贷的规制模式及改进——以民商分立为线索[J].法治研究, 2011 (3) :67.

22 窦鹏娟.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的法律障碍与制度回应[J].海峡法学, 2013 (2) :79.

33 该解释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作出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人数从“30户”改为“30人”, 降低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标准.

44四种无效情形为: (一) 企业已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二) 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三)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四) 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55 崔建元.合同法[M].五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105.

66 贾邦俊, 刘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下借款合同效力探析[J].西部法学评论, 2013 (1) :46.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与界限研究 篇3

摘 要：随着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的日益复杂化，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存在诸多难题。其中，争议最多的几个问题莫过于是否应该将金融机构纳入该罪的主体范围，如何认定“公众存款”以及如何对“扰乱金融秩序”进行考量。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对这几个问题给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

在我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社会新浪潮下，越来越多的融资需求推动了各种融资方式的蓬勃发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一种传统的资金筹集方式，在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同时，非法开展的存贷款业务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很可能引发欺诈，给公民的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由于我国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法规定较为简单，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诸多认定存在难题，有必要厘清这些问题，发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规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方面的作用。

一、认定难题一：是否将“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纳入该罪的主体范围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不具有存款资格的单位和个人当然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而对于“具有吸收公众资格的金融机构”是否成为该罪的主体，目前理论上存在肯定说、折中说和否定说三种观点。肯定说认为，不管行为人是否具有吸收存款的资格，只有行为人从事了吸收存款的行为并最终对我国金融管理秩序造成破坏均应当以该罪处罚。折中说认为，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是否为本罪的主体，应当分情况而定。若金融机构实施吸收存款的行为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即使出现问题，也仅适用相应的行政处罚，不构成该罪。否定说则认为，只要行为人有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均不构成该罪。

基于上述理论，作者赞同肯定说的观点，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从法条的规定来看，法条并未明确将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排除在该罪的主体之外，因此，金融机构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第二，从立法目的来看，设立该罪主要是为了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具有吸存资格的金融机构一旦实施非法吸存行为，就会破坏统一的利率规则，也会给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不利影响，最终影响我国金融管理秩序的稳定。事实上，该罪的“非法”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行为主体的不合法和行为方式、内容的不合法。不具有吸存资格的主体实施吸存行为就属于行为主体的不合法，当然认定为该罪。而刚才所讨论的具有吸存资格的主体实施擅自提高存款利率等不合法的行为同样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属于行为方式和内容的不合法，也应当认定为该罪。第三，从现有法律体系来看，目前，我国已有法律将具有吸存资格的金融机构的非法吸存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否定说的理由之一就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将具有吸存资格的金融机构纳入刑事法律规制的范围，而这与我国的现有法律的实际情况不符。根据我国2003年修订的《商业银行法》第81条的规定，如果商业银行未得到银行业监管机构的批准，而从事非法吸收、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刑法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在后来出台的《解释》中，取消了“未經由银行监管的批准”的限制条件，目的就在于将实施非法吸存行为的合法主体纳入该罪的规制范围。第四，从刑法的作用来看，它具有最后的手段性属性。对于具有吸存资格的金融机构在实际中的非法吸存行为，通常我们通过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予以处罚。但如果他们实施非法吸存行为的情节严重，给国家、公民造成巨大危害，则无需坚守最后手段性，直接通过刑法予以直接规制。

因此，笔者认为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能够成为本罪的行为主体。

二、认定难题二：对于“公众存款”的认定问题

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对象—“公众存款”的认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

一是对于“公众”的具体认定。公众即包括个人和单位两种主体，那如何界定“公众”一词，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众即不特定且多数，公众存款就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资金，如果人数较多且人数特定，那么就不能认定为该罪。一种认为公众是指不特定或多数，只要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即成立该罪。对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人数多即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危害范围广、程度深，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不特定行为波及范围的广泛性和不可控性。如果公众必须达到人数多且不特定，则很可能会不适当的排除一些危害范围广且具有实质违法性的行为。因此，对于司法实践中认定在单位内部吸收资金的行为，应当根据具体涉及人数进行判定，如果单位比较大，并且行为人向单位职工及其家属吸收存款，达到人数较多的目的，只要符合其他条件应当认定为该罪。

二是对于“存款”的认定问题。金融学将存款定义为存款人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并根据金融机构的承诺获得还本付息权利的一种经济活动。而实践中对于存款认定的争议主要在于是否将能够折合成资金的实物认定为存款。对此，笔者认为该罪中所包括的“变相吸收存款”，其中的“变相”实际上是指吸收存款“行为方式”的变相而非存款“对象”的变相。这种变相的行为方式比“非法吸收”更加隐蔽、更加难以认定，如以“体外循环”的方式以贷吸存或从吸收的存款中先行支付承诺的高额回报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该罪的法益对象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如果能折合成资金的实物虽然能市场流通过程中最终兑现为资金，但其本身与货币流通或信用活动没有太大关联度，也不会对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造成破坏，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将该罪中的“存款”扩大解释为实物，否则即属于类推解释，违反刑法基本的罪行法定原则。

三、认定难题三：如何理解“扰乱经济秩序”

对于“扰乱经济秩序”的认定，在实践中有行为属性说和结果属性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扰乱经济秩序是对犯罪行为性质的阐释，无关乎于行为产生的结果，因为行为本身就会导致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后者认为，实施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且行为最终造成了扰乱经济秩序的结果才构成该罪。倘若未产生实际的危害结果，则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对于扰乱经济秩序，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一是行为造成了国家储蓄来源的减少，致使银行资金紧张；二是行为造成了社会公众财产利益的损失，扰乱了社会金融秩序。还有人认为只要行为人将吸收的资金用于货币资本经营，则可直接将该行为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

对于以上的两种观点，笔者更赞同后一种即结果属性说。 第一，从对法条的分析来看，“扰乱金融秩序的”是该条文中的第一档法定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是第二档法定刑。从数额巨大即可看出这是对行为结果的认定，由此可推，与之相对应的第一档法定刑也属于对结果的认定。其次，从该罪的隶属关系来看，《刑法》将该罪置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章，这就意味着该行为本身会造成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而在该条文中的“扰乱经济秩序”就不再是强调其行为属性，而更倾向于强调行为的结果属性，即在对该罪的认定中应当考虑危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当危害结果达到一定程度，应当由刑法规制时，才予以规制。第三。从司法解释对该罪的要求来看，要以该罪来定罪处罚必须考虑存款的数额、范围大小以及给公众带来了多大损失。因此，最高法对该问题采取的是结果属性说。

参考文献：

[1]谢望原，张开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2011（6）.

[2]刘艳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4.

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例 篇4

来源： 北青网 2008-2-24

本报讯 前年年底爆发并备受关注的浙江女“富豪”吴英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经于近日审查终结，2008年2月21日，浙江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吴英等8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依法追诉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是记者昨天从东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的。

2006年年底，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各地人皆知晓的浙江东阳26岁、传言身家在38亿的年轻女“富豪”吴英被刑事拘留，其塑造的“本色神话”也瞬间破灭。关于该事件的报道当时全国各地铺天盖地，但关于吴英被拘留的真相以及她真实的身价以及本色集团目前的状况等，各媒体的报道不一。本报记者曾于2007年2月15日专程奔赴浙江东阳进行实地调查。

昨天，据东阳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介绍，经依法审查查明，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东阳市本色商贸有限公司)自2006年4月13日成立以来，法定代表人吴英在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资格的情况下，采取书面或口头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以借款、投资、资金周转等名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义乌、东阳、宁波等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共计7.2亿余元。公司成立之前，吴英个人以相同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共计1.27亿余元，所吸收资金被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吴英用于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公司经营及个人使用等。目前尚有5.37亿余元资金没有归还，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

此外，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杨志昂采用书面或口头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以借款、投资、资金周转等名义，在义乌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其中林卫平向71人、1家单位非法吸收存款8.65亿余元；杨卫陵向31人非法吸收存款1.65亿余元；杨卫江向12人非法吸收存款7060万元；杨志昂向9人非法吸收存款6635万元，上述吸收资金均被四人高息放贷给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吴英等人。

在吴英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过程中，徐玉兰受吴英之托帮助向14人非法吸收存款2765万元；骆华梅、杨军介绍吴英向林卫平非法吸收存款并从中赚取介绍费各300余万元，杨军介绍吴英向杨卫江非法吸收存款并从中赚取介绍费24万元。

昨天，当记者问及本案的开庭时间时，东阳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称目前还尚未得知。

九江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300万赃款退还受害人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1月4日，（江西）九江市公安局举行成功侦破“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公开退赃会，186名受害人共领到了300多万元。

2006年4月，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派张宝霞、高春影到九江开发市场，2007年1月20日成立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张宝霞任总经理，高春影担任财务负责人。随后，张宝霞、高春影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的名义开展联合养殖梅花鹿等业务，以年利润高达30%以上作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截至2007年7月上旬，张宝霞、高春影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025.55万元，南昌、九江、上饶等地有186人受害。

据查，张宝霞、高春影在明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未通过年检的情况下，继续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联合养殖梅花鹿的农户签订合同，并谎称集资款由总公司支配使用于生产经营。2007年7月初，张宝霞、高春影在得知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多名高管被刑拘后，携款潜逃，后被抓获。今年9月1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张宝霞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被告人高春影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万元；扣押、冻结的涉案赃款326万多元及收益待判决生效后，由九江市公安局依法处理，返还受害人。

郑州一房产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狂揽4000余万 来源：中国经济网

以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为由，以高额利息回报作诱饵，在登封市内先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461.3万元。昨日，郑州市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胜利及其妻子王红莉被登封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

2007年7月11日，登封市嵩阳办事处居民王某到登封市公安局报案，称2007年6月，王胜利、王红莉采用一房多卖的手段，诈骗其现金96万元。接到报案后，7月12日，登封警方以王胜利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将王胜利、王红莉抓获，次日刑事拘留。在侦破该案过程中，登封警方再次接到市民温某等人报案称，王胜利、王红莉采用一房多卖的手段，诈骗他们现金200万元。

王胜利和妻子王红莉都是登封市嵩阳办事处人，王胜利为郑州市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王红莉任公司监事。经过侦查，登封市公安局发现王胜利、王红莉自2003年以来，未经银监部门批准，以高息做诱饵，吸收社会不特定群众存款数千万元，遂以王胜利、王红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一步侦查。

2007年11月21日，登封警方以王胜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王红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登封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其间，由于该案案情重大，牵涉人员多，数额巨大，曾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08年3月21日，该案再次移送到登封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审理查明，2002年6月至2007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胜利因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未经银监部门批准，以高额利息回报作诱饵，在登封地区内，伙同被告人王红莉或单独先后非法吸收王某、温某、宋某等不特定社会群众资金共计4461.3万元，并出具相关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为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2006年5月，王胜利注册成立郑州胜利房地产公司，因缺乏注册资金，王胜利要求注册会计陈某负责办理相关验资事宜。2006年6月，在王胜利没有提供注册资金的情况下，陈某以个人名义，从自己朋友处筹集资金1000万元，存入王胜利的验资账户，为王胜利出具虚假验资报告，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导致王胜利注册的郑州市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公司登记，为其以后的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

登封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王胜利和王红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王胜利采用欺诈手段，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遂依法提起公诉。

湘西非法集资案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11-04

近年来，湘西州多家企业长期以承诺高息回报为诱饵吸纳民间资金，涉及集资户数万户，吸收资金100余亿元，大量政府官员参与集资。2008年年中，部分参与集资的政府官员获知信息，提前支取本息，引发集资链断裂。

此后，不到半个月内，湘西州府所在地——吉首市一些融资企业被取走资金至少达10亿元，大多融资企业资金链断裂。因担心本金难收回，9月以来，万余集资者几次聚集围堵湘西州政府。

湘西集资事件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组织专案组赴湘西，对涉案的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展开调查。10月中旬，湖南省政府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湘西地区已有113名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参与集资，其中县处级以上的党政官员相当多。而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在这113人中职位最高。

湘西非法集资超百亿

湘西大规模的民间集资始于2002年，至2008年，非法集资达到白热化。据中国人民银行湘西自治州支行2008年7月份公布的分析报告，到2008年6月末，自治州民间借贷规模近70亿元，占该地区金融机构同期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目前，湘西州政府已经派驻工作组，对非法融资较大的12家企业实行清盘摸底。一位参与非法集资调查的警方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保守估计，非法集资总金额可能超过100亿元。

富盛实业公司非法集资，董事长畏罪自杀身亡

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

2007-05-24

岳阳富盛实业总公司是岳阳市岳阳楼区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企业，公司董事长姚某曾在多家区街和市直轻工企业担任过厂长，自1993年12月开始创办、经营富盛公司后，在企业内部并私下面向社会非法集资6．89亿元，到1997年7月案发时未兑付余额12327万元，其中本金10225万元，涉及集资者6800人，包括干部、职工、农民、个体户、离退休人员等。该公司非法集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高息诱惑。非法集资年活期利率15-20％，定期利率25-30％不等，且存期可长可短，所得利息可取可存。二是通过地下网络相互串联。该公司高息吸存消息的传播，主要靠参与集资者相互转告扩散。如姚某的两个女儿所在单位税务局和邮电局集资金额巨大。由于集资利率高，加上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公司连年亏损，根本无力支付高额利息，更不可能偿还本金，因此只得采取“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对集资款实行“以进养出”，直至无力维持下去。案发后，姚某服毒自杀身亡，后经地方政府干预，变卖公司资产后兑付了41．65％的集资款本金，利息分文未付，参与集资者后悔莫及。

60岁嫌犯5年集资诈骗1.7亿 服农药自杀 现代金报2008年04月30日

从去年至今，先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达7.2亿余元的“富姐”吴英，后有绰号“小姑娘”的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集资诈骗7亿元，浙江省的金华、丽水先后曝出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非法集资大案。

昨天，记者从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受理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资达1.7亿余元的案件，虽然看起来从金额上和上面两起大案没法相提并论，但是隐藏在背后的案情却让人不能不深思。

主要嫌犯服毒自杀 同伙被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今年4月24日，平阳县检察院起诉被告人徐某帮助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应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徐某帮助的，就是整个非法集资事件的真正主角，今年60岁的周某。徐某在1996年和他人共同出资成立了温州益正橡胶化工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之后，徐某认识了同为经营橡胶业务的周某。在周某的授意下，从2003年开始，徐某以公司的名义和周某等人签订了虚假的编外采购员协议，多次帮助周某出具虚假的橡胶经营利润证明，从而帮助周某以经营橡胶的名义向他人吸收资金。

2006年，周某出资成立了温州国正橡胶有限公司，并聘任徐某为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及总经理。之后，徐某利用相同手段，继续为周某向他人非法吸收资金。2007年9月份，因为实际上橡胶生意没做几笔，入不敷出，周某资金周转有了问题，难以及时支付所谓的分红。当月24日，一个曾介绍朋友借款2000万元的受害人，要求提前还钱，周某一再推托。一天后，几个借款“大客户”在温州找到徐某问出真相，才知道被骗，随即向平阳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27日上午，周某在温州某宾馆终于被找到，可已服农药自杀。据调查，到去年9月26日为止，周某共向几十名受害人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1.7741亿元，并将其用于还本付息、期货投资及个人挥霍。

分红仅1.75%凭借虚假利润吸收巨额借款

以往那些非法集资大案中，往往都是犯罪分子利用非常高的利率(即返利，高的能达到月利率10%)来吸引受害人争先恐后地借款给他们。而记者了解到，周某每个月给出的分红只有1.75%，就是说投入1万元一月才分红175元。那么这起案件中，吸引广大受害人的又是什么呢?原来，借款的人也是慢慢投入，虽然看回报不是特别的吸引，但由于周某很会做表面功夫，利用那些假的利润报表，欺骗他们投资橡胶行业利润颇丰;此外，周某还每年带一些借款“大客户”等人到徐某家拜年，促进其他人更加相信他生意做得很大。

由于周某每月及时分红，于是受害人也就慢慢地加大投入。据悉，几个借款“大客户”中，一个人就借款给周某5000万元，而其他那些受害人，最少的也有五六万元。

新闻分析这么多人为何上当

受投资实业的幌子蒙蔽了

由于许多媒体的报道，再加上利用高利息集资诈骗的手法特征明显，群众是比较容易辨别的。记者了解到，由于2000年前后，平阳和其他温州地区曾发生多起集资诈骗案件，所以当地群众对高利息集资诈骗倒有警惕;但由于2003年以后投资房产、投资煤矿的比较多，一片利好，因此群众对投资实业比较信任。同时，由于周某的利息比较低，更让人觉得他是正经做生意的，而不是集资骗钱的。

而一些市民对于那种打着投资实业进行集资诈骗的缺乏辨别能力，这正是记者所担心的。据悉，在这起案件中，由于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也参与到“借款大军”中，普通市民就更加放心去投资了。

法官对记者表示，目前想要鉴别假投资越来越难，一是市民的求富心理很强;二是那些犯罪分子伪装得又特像，还灌输给他们投资总有风险的思想。提醒市民，必须要在参与他人的经营项目前，进行严格的考察、审查，正确判断，确定真实性，并以合法的形式出资经营，才能确保资金安全。

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２０００多万 一妇女自杀身亡

中国赣州网

2008年7月25日

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2000多万元无力偿还 虔城一名六旬妇女跳楼自杀身亡

7月22日凌晨3时30分，一名六旬妇女从赣州市青年路一宿舍楼4楼跳楼自杀身亡。章贡区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初步查明，该妇女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2000多万元。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事件发生后，章贡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当即从政法委、公安、司法等有关部门抽调精干人员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做好所涉人员的政策宣传工作。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与界限研究 篇5

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发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应将相关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在《规定》发布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曾联合发布《意见》，其中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常见模式为行为人以高额年利率回报以及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承诺吸引出借人签订合同，其中年利率的高低亦是是否构成该罪名的参考之一。《规定》除了重申《意见》中关于发现民间借贷纠纷中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将相关案件材料、线索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外，再综合其中的关于年利率高于36%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是在民间借贷年利率问题上区分了一条保护线，在给出借人一个高额利率问题的警醒同时，亦是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关于高额利息的一个大体鉴别。

二、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关联但非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案件法院应予继续审理

《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因行为人经营不善，出借人的款项往往无法追回。但实务中又存在行为人获得款项后转贷给他人的情形，此时该款项仍有追回的可能，以往出借人据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由于涉案款项系通过非法集资所得，人民法院便依据“先刑后民”不予受理案件或将案件中止审理，导致出借人投入的款项陷入无法追回的风险之中。《规定》第六条的出台解决了上述难题，即便相关款项系行为人非法集资所获得的，但其随后转贷的行为为普通的民间借贷，此时非法集资行为人与随后行为的借款人产生诉讼时，人民法院应继续审理该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在《规定》发布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就上述问题作了答复：“„„涉及非法集资的这些线索材料，我们应当要移送到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但是对于后面的民间借贷的那部分案件还要继续审理，因为这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纯粹就是非法集资，那个（指后面的民间借贷）叫移送。”

三、明确担保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的借贷合同应予承担担保责任

《规定》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从上述《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可以得出两个信息：

首先，该条文认定即便借款人实际已构成犯罪，出借人仍可向担保人追究责任，则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的担保合同以及借款合同仍然有效。

其次，考虑到实务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融资人及被害人追回投入的款项因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以及该犯罪的特性，往往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仍无法追回。此时《规定》确定该犯罪案件中的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仍应承担担保责任，实际上为出借人提供多一个救济的途径。

此外，规定亦明确了涉嫌刑事犯罪时中止审理民事案件的具体情形等以往实务中法律的空白之处。尽管本《规定》主要内容系民间借贷相关问题的规定，但考虑到非法集资案件多以民间借贷发展基础，刑事方面的专业律师亦应对此《规定》予以关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与界限研究 篇6

(2014)深罗法刑二初字第147号 公诉机关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邓亮，男，1980年8月l 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03011980081 77814，汉族，深圳市誉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硕士文化，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南路滨园村15栋l单元304。因本案，于2013年1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罗湖区看守所。辩护人魏志敏，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朱斌，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泽明，曾用名：李泽明，男，1985年10月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98，汉族，深圳市誉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大专文化，住陕西省西安市户县余下镇供销社。因本案，于2013年12月18日被刑事拘留，2014年1月l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罗湖区看守所。辩护人孙静，广东深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深罗检公诉刑诉[2014]106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亮、李泽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4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审罗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邓亮、李泽明及各自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邓亮于2013年5月份出资注册成立深圳市誉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被告人邓亮任法人代表及公司负责人，被告人李泽明任运营总监，负责公司广告投放、人员招聘、客服管理及技术维护等工作。深圳市誉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 3年6月19日创建“东方创投”网络投资平台，向社会公众推广其P2P信贷投资模式，以提供资金中介服务为名，承诺3%至4%月息的高额回报，通过网上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截止2013年10月31日，“东方创投”网络投资平台共吸收公众存款人民币126736562.39元。2013年11月2日，被告人邓亮前往公安机关投案自首;201 3年12月18日，被告人李泽明前往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宣读或出示了下列证据：

一、物证、书证：

1、借款协议书、借款合同书。

2、东方创投投资人本金利息划分明细表。

3、东方创投投资人信息资料。

4、邓亮向李泽明借款人民币109万元借条复印件。

5、被告人邓亮、李泽明到案经过、情况说明。

6、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查询结果表。

7、被告人邓亮、李泽明的户籍资料。

8、溧圳市誉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

9、邓亮与许某某之间的借款明细及转账资料。

10、深圳和记黄埔中航地产有限公司提供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复印件、收据复印件、银行流水等资料。

11、深圳市雍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邓亮购买布吉中心花园商铺的收款收据、认购书、交易流水等复印件。

12、陆某关于邓亮借还款的书面说明及银行对账单。

13、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

14、涉案银行账户的开户资料、交易明细及相关凭证。

15、深圳市华夏通联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涉案公司工商登记资料。

16、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

17、涉案投资人的报案材料。

二、证人证言：

1、证人赵某某陈述：深圳市誉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从事投资管理的公司，负责人和法人代表是邓亮，另外还有个运营总经理叫李泽明，具体分工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来的时候公司已经开始经营了。我在公司中只负责打款，除了周末一般都会打款。邓亮会用私人账号打到我的私人账号上，再让我打款给客户，有时候每天多的时候有几百万，少的几万块，反正财务给名单给我，我就按照名单和金额打款。

2、证人刘某某陈述：我是今年(2013)7月25日左右来公司上班的，主要是做技术维护工作，是公司总经理李泽明招我进公司的，栽的工作就是维护公司投资平台服务器的正常运行及数据统计。经过导出的数据显示，实际投资人有1325人，投资本金约1.26亿，现投资人尚未提现的资金有5250万元人民币左右。

3、证人陈某陈述：我是今年(2013)8月28日左右来公司上班的，任职公司财务经理职位，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工作。公司收取投资款都是客户打到邓亮的私人账号，或者是打到第三方支付平台后再转到邓亮的私人账号的，对公账户的资金一般用于公司的开支及员工的工资，邓亮私人账号里收取的投资款都是邓亮自己在支配，我不清楚。公司返还客户投资款的流程一般都是从公司后台调出应该返还客户的本息数据，然后财务再汇总总数，报给邓亮，邓亮再将所需的钱打到出纳的个人账号，出纳再根据每个客户实际需打款的金额进行转账。

4、证人刘某新陈述：我是在今年(2013)7月l8日由李泽明招聘我进公司任行政助理，主要工作是公司日常活动筹备，另外还有在公司开开车接接人什么的。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邓亮，也是法人，李泽明是公司的运营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整个运营业务，他们两个都能负责管理公司，但最终决定权是邓亮。

5、证人许某某陈述：今年(2013)9月l 8日，邓亮来到我公司，说想买华强北和记黄埔的“世纪汇”楼盘昀一层写字楼，想要找我们公司贷款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缴纳首期款，同时他将他名下的四套布吉中心花园的商铺作为抵押。由于他借款比较急，我就派员去考察了他的商铺，确认产权之后，我就让我们公司的员工万伟强与邓亮签订了两份担保借款合同，分别贷款600万人民币、1400万元人民币，总共抵押3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为一个月，借款方为邓亮和他老婆，同时在国土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邓亮做了全权公证委托。手续办完后，我在当天用我的个人账户分两笔共转账1600万元给到了邓亮，之后在9月24习、25日又将剩余的1400万元分几笔转给了邓亮。借款期限满了之后，我在10月18日左右打电话给邓亮要求还款，他告诉我没有钱还，并愿意将抵押的物业来偿还这笔3000万的债务，之后我就在10月25日左右到国土部门办理的过户手续，将布吉中心花园的四个铺面过户到了我个人名下。

6、证人易某某陈述：2013年7月17日当天，邓亮来我们公司在深南中路与中航路交汇的“世纪汇广场”的销售中心，表示想购买写字楼的l8层整层物业。当时是我接待的他，邓亮当天就在我们公司签订了认购书，当时需交定金500万元，所以邓亮在7月17日、7月22日分两笔共计500万元转账到我们公司账号，之后邓亮又再陆续交纳了几笔首期款，直到9月18日他总共向我们公司交纳了2200万元人民币的首期款，同时邓亮在9月1 8日来公司爵次签订了购房正式合同，合同约定物业购入总价105380000元人民币，当时按照合同约定需要在签订合同当天交齐50%的首期款，但邓亮当时向公司申请先交纳20%，剩余30%的款项延期交纳，但那之后邓亮就再也没有交纳过任何款项了。

7、证人肖某某陈述：今年(2013)2月22日，邓亮来我们布吉中心花园楼盘的售楼处说要买我们楼盘的四个商铺，讨价还价后定好四个商铺总价3680万人民币，邓亮当天就刷卡交了10万元诚意金，后来在3月11日他又过来交纳了60万元的定金，这样到3月26日邓亮就与我们公司签订了认购合同，合同约定在60日内交齐全部购房款。后来在4月28翻，邓亮转来250万元，5月8日又转来150万元。在这期间因为款项一直无法一次到位，我们也与他沟通如果延期交款会追究他违约责任，所以到了5月28日邓亮来公司签订了正式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确认要购买这四个铺面，但他必须在正式合同的60日内交齐全款办理过户手续。到了7月2日，邓亮就在我们公司将全部的购房款交齐到我公司，分了三笔交纳3210万元人民币尾款。

8、证人高某陈述：我是今年8月份时认识邓亮，因为邓亮需要借款300万元，担保公司就做担保，由我个人借300万元给邓亮，8月27日我通过朋友的账户分两次共转账300万元给邓亮。9月25日，我给邓亮打电话说钱快到期了，他就从他农行账户转了300万元到我的农行账户。其并提供了转账给邓亮人民币300万元的对账单。

9、证人章某某陈述了其介绍邓亮向高某、陆某借款的经过。

10、证人刘菜陈述了邓亮出借550万元给老乡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资金过桥的经过。

11、人陈某东陈述了其所在公司深圳市老乡村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 3年7月向邓亮借款550万元的经过。其并提供公司向邓亮借款与还款的相关资料。

12、证人叶某某陈述了邓亮向其个人借款3000多万元的经过。其并提供了借款的相关明细等资料。

三、被告人供述： l、被告人邓亮供述称：

我是在2013年4月份注册成立了深圳市誉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我自己任法人及负责人。公司于2013年6月l9日正式上线，同时通过互联网、电话及投资入团伙拉全国各地的客户在我的网络平台进行投资，投资的项目主要是房产、企业经营借款、应收款、信用贷款等。投资客户只需要通过身份证实名认证才能注册到平台，并签订“四方共同借款协议”。投资的单笔最低金额为50元，最高不超过99万元。目前网站注册的人数为2900人左右，真实投资的人数是1330人，最高投资的金额是280万元，最低投资金额是300元。投资回报收益是根据周期不同时间越长利息越高，分别是投资一个月，利息是3.1%;投资二个月利息是3.5%;三个月利息是4.O%，投资人在投资期满需要提前一天申请提现，通过后第二天可以本金利息到账，如果没有申请，自动默认续投。申请提现的就由我们公司财务审核，第二天由出纳通过网银转账给提现客户。由于网络各方舆论攻击我们公司，导致投资客户产生恐慌心理.纷纷要求提现，导致公司的资金链无法及时跟进，也无法及时支付客户需要提现的资金。我收取的客户投资款一方面为了扩大企业规模，我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名为ALC的合资公司，同时在深圳成立了深圳市兆融财富、深圳市中环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这三家公司花费了约600万元;一方面在今年(2013)年初，我在布吉街道办布吉中心花园购买了四个街头铺面，总共花费3800万元，其中2500万元来自公司客户的投资款。同时我在9月初用布吉的四个铺面在担保公司做了抵押贷款，贷出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付深南路与华富路交汇的“世纪汇”商业写字楼18层整层的首期款2200万元，剩余的800万元用于日常返还客户投资提现。

公司前期是有意向将客户的投资款出借给实际有资金需求的企业，但实际操作后发现坏账会超过6%不能按时收回。这个时候为了做到能及时返还投资人的本息，我就决定通过我名下的企业以及我的私人物业来实现增值利润反馈投资人。公司的股东就我一个，公司是我出资筹办的。另外有一个合伙人，也就是公司总经理李泽明，但他没有出资。他负责全部运营，包括公司人员招聘、对外收集客户资料、做宣传广告等，基本上是他全权管理，我就负责支配投资客户的投资款。我跟李泽明说过我用钱去买房产了，具体怎么操作他不知情。

2、被告人李泽明供述称：深圳市誉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跫在今年4月份成立的，法人代表和负责人是邓亮。邓亮在5月份找到我，说想从事P2P网络投资经营模式，让我帮他招人。我就在网上发布了招聘信息，公司在6月初装修完之后，我就找了之前在红领创投的一个同事在网上花了几十万买了个平台，取名叫“东方创投”。然后在6月19日上线从事P2P网贷投资。主要是在平台上设立投资标的，比如企业借款、房产、车辆抵押借款等标的类型，投资客户选择投标，并在网上签订四方借款协议，然后客户就会使用支付平台在线打款，最后款项会转入到邓亮的私人账号内。标的投资期限一般分为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投资期限到期前客户如果申请提现，后台服务器就会自动计算出应返还的本金及利息，邓亮就会将需要返还的资金转给公司出纳，再打给投资客户。平台运作到了9月中旬时，邓亮的资金就出现了问题，提现也不及时，也出现客户集中提现的情况，无法及时返还投资款，那个时候很多投资人打电话投诉，我看到邓亮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可能无法支持下去，我就离开了公司。后期有一些投资人找来了公司，邓亮又打电话找到我让我出面进行解释，但邓亮所承诺的返还款老是无法及时到位，我意识到公司无法坚持下去，所以我就没有和他联系离开了公司。在公司中，邓亮负责财务、资金支配，我负责人员招聘、广告投放、技术维护等。我没有出资，也不是股东。在任职期间，邓亮分给了我337万元的奖金。这些钱是邓亮什给我管理公司的好处费，目前我认为这些钱应该是客户的投资款。邓亮在开设公司之前曾向我借款了109万元，开具了借条，所以后期他个人账号还给了我。我当时离开公司后，知道这些钱都是投资客户的投资款，所以我都没有使用过，为了减小他们的损失，我愿意返还31 8万元。

四、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光盘一张，内含东方创投投资人本金利息划分明细表、投资人信息资料、借款电子协议书等。

五、勘验、检查、辨认笔录：辨认笔录。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邓亮、李泽明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邓亮、李泽明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据此，公诉机关诉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邓亮承认控罪，对指控的事实及证据无异议。其辩护人主要辩护意见如下：

1、被告人邓亮有投案自首情节，并且该行为对降低社会危害，减少投资人的经济损失有重要作用。

2、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相对轻微。

3、被告人邓亮系初犯、偶犯，案发后能积极想办法减少犯罪后果和投资人损失。

4、本案系单位犯罪。

5、被告人邓亮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

6、本案起诉书认定的涉案金额存在错误。

被告人李泽明承认控罪，对指控的事实及证据无异议。其辩护人辩称：

1、被告人李泽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应认定为自首。

2、被告人李泽明无犯罪前科，系初犯。

3、祓告人李泽明归案后积极把全部所得交给公安机关用来弥补投资入的损失，具有悔罪表现。

4、被告人李泽明受雇于邓亮，负责公司的日常行政管理，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经审理查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亮、李泽明的上述犯罪事实客观、真实;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来源合法，且经当庭质证，本院予以采信。

另查明，被告人邓亮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将犯罪所得的人民币2200万元支付给深圳市和记黄埔中航地产有限公司用于购买房产，该款现已被公安机关冻结(冻结银行：中国银行;账号：777057959909;户名：深圳市和记黄埔中航地产有限公司)。被告人李泽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时提出自愿退赃，并提供收取赃款的银行卡(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卡号：62***075;户名：李泽明)，公安机关据此冻结该卡号内资金人民币31819 33.58元。

又查，本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虽为人民币126736562.39元，但根据东方创投投资人本金利息划分明细表等书证显示，截止201 3年10月31日止，投资人已提现金额为人民币74719587.96元，该提现金额折抵本金后，投资参与人实际未归还本金为人民币52503199.73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邓亮、李泽明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邓亮、李泽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支持。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邓亮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并全面掌控、支配吸收到的资金，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李泽明受雇参与犯罪，负责公司运营管理，但对吸收的资金支配无决定权，起次要作用，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邓亮、李泽明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邓亮的辩护人关于本案系单位犯罪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犯罪虽以单位名义实施，但涉案单位深圳市誉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被告人邓亮为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而成立，且成立后主要用于实施犯罪，应认定为个人犯罪。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邓亮的辩护人关于邓亮系从犯、犯罪情节较轻、起诉书认定数额有误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邓亮的辩护人关于邓亮具有自首情节的意见与事实及法律相符，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李泽明的辩护人的意见与事实及法律相符，本院予以采纳。鉴于被告人邓亮归案后提供涉案赃款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查扣涉案赃款，减少了投资人损失，本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李泽明系初犯，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犯罪后能自首并主动退还全部非法所得，有悔罪表现，本院决定对其适用缓刑，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祓告人邓亮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l1月2日起至2016年l1月1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李泽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缓刑考验期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三、冻结在案的中国银行深圳和记黄埔中航地产有限公司名下账户(账号为：777057959909)内资金人民币2200万元、中信银行李泽明名下账户(卡号为：62***075)内的资金31819 33.58元及其孳息均系非法所得，均予以追缴并按投资参与人未归还本金比例返还投资参与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与界限研究 篇7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存在背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国家实施宏观调控, 经济实体以市场机制为主导, 根据市场的优胜劣汰, 价格机制、供求机制、风险机制进行博弈, 实现经济个体的快速发展。在博弈中, 企业为了经济增长, 必然扩大再生产, 扩大企业规模, 提高抗风险能力。例如某民营企业, 产品畅销, 企业资金投入量越大收入越高, 利润越大, 该企业资金全部用于经营, 并无更多资金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竞争激烈, 要想在市场占有较高份额, 就要稳、准、狠。机会转瞬即逝, 产品畅销时, 就应抓住机遇, 大量囤货, 奠定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这种中小型企业资质、信誉低, 没有产业实力, 因此这样的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非常困难, 大多选择民间借款。为了快速简捷的聚笼大量资金, 民间融资成为中小型企业规模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小型企业吸收的民间存款金额、借款人数超过法律规定, 就容易形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改革开放30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币贬值厉害, 1角钱的烧饼变成了1元、2元。物价以10几倍的速度增长, 现在房地产企业, 盖一座大楼, 需要耗资3千万, 企业即使自有流动资金60%以上, 还有上千万的资金缺口, 不盖楼, 企业无法运营, 因此就需要向社会融资, 普通民众个人并没有上千万上百万的积蓄, 只能向广大的民众融资。中小型企业向民间融资必然够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条件。

从2007年至今, 发生在全国的重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例数目惊人, 案件涉及范围之广, 人员之众。全国从南到北此类案件都有发生, 案件涉及人员上万人, 有的地市全民参与。其中典型案例有:2007年吴英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8亿元, 案件受到全民关注;2009年曾成杰三馆集团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3亿元, 于2013年执行死刑;2011年石家庄舜地集团孙立鹏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8亿元, 判有期徒刑20年;2013年神木张孝昌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01亿元;2014年馆陶伟光合作社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3亿元。这些案件造成人民群众重大经济损失、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社会影响恶劣。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消灭要件

根据《刑法》第176条和《非法集资案件解释》第1条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 并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一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条件是扰乱金融秩序,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假借合法经营, 向社会公众吸金。企业在民间融资时, 要规范融资手续, 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要件消灭。

金融秩序混乱是指金融市场存在个人或企业用吸收的资金从事金融业务, 如进行存贷款, 贴现业务等资本、货币经营, 规定企业借款只能用于自身的经营周转, 就不存在扰乱金融秩序, 仅侵害了金融机构的垄断利益。

现在没有部门批准民间吸收资金业务, 经有关部门批准流于形式;假借合法经营自然也不存在, 因为企业确实用于自身经营, 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要件全部消灭, 一旦吸收民间资金合法化, 民营企业可以从合法渠道融资, 企业的规模发展将出现前所未有的井喷。合法化后自然允许向社会公开宣传, 至于回报率, 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由企业和公民协商决定, 只要公民资金来源合法, 有投资理财意愿, 均可自愿与企业进行投资交易。

三、市场经济多样化, 民营企业扩大生产是民企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形式中有国企、合资、外资、民营等, 中小型民企最为弱小, 无论是企业实力, 还是企业资源都无优势可言。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 民企的生存压力决定了它必须抓住机遇迅速发展, 企业扩大再生产, 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只能去银行贷款, 但民企的资产薄弱, 经营如履薄冰, 无法让银行来青睐它, 给它资金投入。可为了使企业规模扩大, 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此环境下只有选择民间融资, 希望借民资度过企业的原始积累, 这是很多民企的关键一步。市场变化莫测, 如果企业没有100%成功的把握, 这样的融资只能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甚至毁灭性的风险。

四、民营企业的资金紧张与民间闲置资金充盈

大型民营企业在经营中也会遇到资金紧张。2014年红木的市场风声水起, 价格连续上涨, 红木家具也水涨船高, 价格一路飙升, 具有实力的家具公司大量囤积红木, 获取红木涨价利润。红木属高档品, 周转期长, 占用资金量大, 造成企业资金紧张, 公司为了在红木家具市场占有高份额, 增强企业实力, 必然需要吸收资金, 保证正常运营。这样虽能缓解企业的生存压力, 却也大大增添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随着经济发展, 物价上涨, 人民币贬值, 普通百姓手中的货币越来越多, 为保证剩余资金不贬值, 很多人看中投资, 使资金获得市场商品平均利润, 平衡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民间大量闲置资金, 企业资金紧缺, 这是一对金融市场的供求产品,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符合商品在市场经济中的规律。因此, 宏观调控应正确引导, 顺应经济规律, 让新型金融产品在市场机制中健康发展。

五、民间资金投资实体企业的必然性促进搭建民间融资平台

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 优胜劣汰, 整合资源, 行业内大鱼吃小鱼, 收购兼并一直存在, 这就迫使民企要做大做强。实体民企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扩张企业规模, 资金来源除银行机构, 只能通过民间融资解决, 普通群众个人没有上百万、上千万的存款, 需要向大批公众吸收资金, 只有无数人的钱集合起来才能解决企业的资金困难。这势必要求搭建一个公平公正的民间融资平台, 在公开的交易中, 避免集资诈骗。在透明的信息中, 坚持诚信, 公布企业工商信息、财务报表、企业简介、项目信息。在政府的监督下, 群众可以更好的选择风险不同获利不等的投资项目。现在市场也有专门从事资金管理的企业, 如贷款公司、担保公司, 但这些公司没有抗风险能力, 一旦投资的企业破产, 投资失败, 这些中介公司就全面瘫痪, 纷纷跑路, 给群众造成严重经济损害。中介贷款公司只是吸金放贷从中获利, 根本不能避免和缓冲投资风险, 更不能规范民间资金交易。这就需要创建有政府监督性的民间融资平台, 民间融资平台的创立必然促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消灭。

六、政府引导, 创建公开规范的民间融资平台

在银监会领导下, 组建一个具有监督职能的自由金融交易平台。企业需要融资均可在银监会备案, 凡符合条件者, 由融资平台对外统一发布企业、项目信息。投、融资双方自愿交易, 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政府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 但要保障发布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合法性, 保障资金仅用于企业自身经营。融资平台同时负责监督投资人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监督融资企业的经营状况, 限定融资金额。融资金额以企业固定资产和自有资金、企业财务报表 (虚假报表直接取缔) 、企业及企业法人的信誉等级等条件设定。

在政府引导下, 金融业务形式更趋多元化、时效化、合理化, 企业和个人资金直接对接, 减少了融资的中间渠道, 使交易双方获得最大利益, 实为利国利民之举。

摘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频发, 它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影响, 给人民群众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如何避免这种刑事案件的发生,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恶劣事件, 做出研究分析, 企业需要民间资金, 民间有闲置资金, 在市场上, 民间资金有需求, 有供给, 这是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供求金融产品。通过研究实现这一金融产品在规范平台上合理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