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责任的力量(精选11篇)
会上,厂长左文斌认真宣读了“做思想上和身体上艰苦奋斗的创业者”一文,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并要求值班长班长要及时的传达会议精神,并要求分厂全体人员写学习心得。文章中,廖总说道:“思想上艰苦奋斗是勤于动脑、身体上艰苦奋斗是手脚勤快,我们鼓励以奋斗者为本、追求卓越价值。”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和身体上都要做一个艰苦奋斗的人。艰苦奋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一直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而在世界著称。在新的时代下,如何传承艰苦奋斗精神并将艰苦奋斗精神发扬光大,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廖总的文章中指出,要自我反思。
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一种对他人对自己负责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反思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反思可以总结自己行为上的对与错,知耻而后勇,如果不反思自己,又怎么能知道自己的对与错呢?
责任至上是廖总文章的精髓所在。责任,仅有两个字而已,可实际运行起来,却重如千金。每个人都知道责任二字的写法,却不能真正的理解它的真正内含,我亦如此。通过学习,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反省曾经的自己。是什么让自己妄自为大,是什么让自己不能与人为善,是什么让自己推诿扯皮,不知悔改。又是什么让自己觉得委屈,怨天尤人。答案是自私。
是的,是自私。
是自私让人变得逃避,是自私让人推卸责任,更是自私让人变得没有人性。
这几天山东卫视播出一部《宝贝儿回家》,那么多孩子与父母骨肉分离,那么多家庭失去了往日的微笑。
自私的我们只想到自己,自私的我们只能看到自己的困难,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自私的我们违背自己的良心,也要利己而行。
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有这样一段经历,两个老师傅在一起配合着检修设备,一个在高处,十分危险,一个在低处,等待他的只有送电叫岗位人员试车而已,然而,当高处的师傅检修完,发出了能送电试车的信号后,低处的师傅并没有再次的确认,而就在试车的同时,高处的师傅五指被挤压在电葫芦,造成了食指被碾碎的惨烈后果。事后,事故报告中,各大小领导都在做同样的工作,怎么样才能找到被挤压者违章作业的证据,怎么样才能减轻自己的责任。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的同心合一,是什么让他们看不见被挤压着的伤痛,我想,还是自私。我们都不是圣人,没有办法连别人的责任一起承担,但我想,一个有良心的人,首先应该能承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吧。
通过学习,通过反思,我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用新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在电力分厂这个家中更有位置,在这个舞台上,更多的展示自己,发展自己,为电力分厂为公司做更多的贡献。
1、加强自我学习,提高自身专业素质。自2012年3月1日以来,蒙领导厚爱,将电工的我重新分派到办公室做技术员,开始的我很自卑,觉得自己技术力量薄弱,在不断的学习与加强,可是后来由于怀孕的缘故,我逐渐与现场脱轨,与设备脱轨,导致自己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发生了后退现象,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完善自己。
2、积极的投入到中作中去。廖总指出:思想上艰苦奋斗是勤于动脑、身体上艰苦奋斗是手脚勤快。意指是要求领导及员工多深入现场,多动脑勤动手,做手脚勤快的紫金人。自从怀孕生完孩子以后,我逐渐变得懒惰,不想甚至不愿意多做事情,连自己最基本的技术支持也不愿意去执行。
3、取消攀比心理。说实话,每个员工都希望能得到最公平的待遇,可以世界上是没有百分百公平的,对你公平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就不公平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唯独能改变的只要我们自己,减少攀比,让自己更舒心的在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4、团结同事,很多工作,不是一个人到两个人可以完成的,而由于各样的原因,我们在大部分情况下会自高自傲,不与人和睦,没有团队精神,对解决问题不但没有帮助,很多情况还会起反作用。
5、提高责任心。把责任装在心里,就是责任心,责任心也可以说是良心。把同事当家人,把岗位当家庭,像对待自己的家和家人一样对待同事和岗位,我想,我们的工作会更轻松,更美满。
感谢电力分厂给我做技术员的机会,感谢紫金给我展示自己的平台。
做新时代的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技术人员,是我一直奋斗的目标。艰苦奋斗与时俱进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具备的特质。
学习了廖总的文章,责任至上,我一定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紫金人。
责任是一种担当。说到担当, 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一位令我们农机展区同仁深深敬仰的人物, 那就是本届农博会组委会副主任刘维佳副省长。展会的几天里, 随时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有时是在某个清晨, 他独自一人巡视展馆;有时几分钟前他还身着正装出现在签约现场, 不一会儿竟步履匆匆往返于展区内外;有时陪同客人参观, 有时与基层同志攀谈。首届农博会的规划定位他费尽思量、在组织实施中他仍身体力行。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鼓舞, 面对千头万绪的备展工作, 农机展区组委会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勇敢地担当起自己的那份责任。节假日休息?大家没想过, 按时下班?活干完再说。工作中, 没有推诿扯皮, 只有分工协作, 招商组和展示组的工作忙不过来, 宣传组的同志上;宣传组的资料搬不过来, 大家一起上;画册需要图片, 每人都打开电脑找;会刊需要联系, 谁方便谁帮忙。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大家倾尽了智慧和汗水, 这就是高度的责任感所形成的强大的战斗力量。
文/
责任是一种坚守。几天的展会, 仿佛一堂生动的人生教育课, 农机展区两位老人执着坚守
芳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在场的人。62岁的乌克兰企业家苏里马·瓦西里是本届展会备受媒菲体追捧的人物, 欧洲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老布尔什维克的敬业精神是他留给大家的深刻印象。
每当夕阳西下, 农机展区送走最后一位客人, 瓦西里先生和夫人相扶离去的背影, 镌刻于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记忆中。无独有偶, 农村新能源装备展区的农机专家付志波, 同样因为忘我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尊敬。76岁高龄的付老先生每天准时到场, 一站就是8个小时, 中间也不肯午休, 辛劳和疲惫不言而喻。但是面对每一位到场的来宾, 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一遍遍讲解模型, 一次次开机演示, 不厌其烦, 躬亲示范。对工作的坚守, 对事业的坚守, 在两位老人身上体现得惊人相似。也许是共同的信仰, 铸就了相似的人生信念。也正是这样坚定的人生信念, 支持着农机展区的同志们与他们一起, 坚守在那深秋的寒风里。
责任是一种迸发。展会期间, “特色农机”“山西制造”“农机力量”等醒目标题见诸于省内外各大报刊, 各大媒体纷纷将镜头聚焦农机展区, 展区内始终人头攒动, 参观者络绎不绝, 农机真的“火”了。而这一切无不源自农机人的精心组织。广泛征求意见, 巧妙设计布局, 认真考察企业, 仔细筛选产品, 周密筹划、高效实施为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 农业技术与装备杂志社也有幸承担了会刊的组织编撰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 使这个年轻的团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无以计数的电话联系、反复推敲的图片设计、经历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 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正是高度的责任感使他们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为农博会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了“全球契约”计划,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联合国全球契约”号召各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以及环境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呼吁各公司遵守有共同价值的标准,实施一整套必要的社会规则——“全球契约”。“协定”的目的是动员全世界的跨国公司直接参与减少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行动,推进全球化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自此以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被越来越多地用来衡量企业的价值。事实上,词典中对于CSR的解释很简单,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惟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
可以说,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大多数中国汽车企业正经历从自发到自觉,从量变到质变的变革。正因如此,本期我们开始关注汽车企业的社会责任践行,开始思考和研究中国汽车企业的社会责任。尽管我们目前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但是希望通过我们的采访和报道,借助这样一个讨论和交流的平台,让最有可能提供答案的人彼此启发,共享智慧。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能够让中国正在开始的汽车社会变得更美好。
中国式“企业社会责任”现状
2012年5月,国资委明确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必须在年底前向社会发布企业年度责任报告。以此为契机,相关的研讨会、培训班、圆桌对话、论坛等迭次举办,加速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方法、基本知识等在中国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中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有关各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理解。
冷静观察后,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北京办公室咨询顾问部总监王承波却发现,很多企业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快速掌握报告编制的方法,或者如何编写一份内容全面、符合国际标准、装帧设计雅秀的企业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而不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和实施方法进行系统思考。
王承波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等同于编写和发布年度责任报告,也不是仅从形式上与国际国内相关标准对接,更重要的应该是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公司商业目标及中长期发展战略整合、供应链管理、相关利益方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风险管理、人权保障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内容。王承波表示,年度责任报告只是企业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途径,即把企业履责情况向社会公布,保持其自身的透明度,绝非企业打造“面子工程”的工具。可以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施社会责任战略的过程正是建立核心竞争力、打造可持续企业的必由之路。
中国企业究竟应该如何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从作为公关手段、应急工具,提升为植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战略?王承波认为,必须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权衡:
第一,部门设置与赋权。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深刻理解企业社会责任重要性的关键指标,不是看企业管理层在公共场合如何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而是看其是否设置了专门部门、有否明确职责、预算及能否协调其他职能部门。目前不少中国企业没有设置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部门,不是位于公共关系部门之下,就是杂于行政管理实务之间;设置了专门部门的也因为人力资源短缺、经费有限和职责不清而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第二,制定企业社会责任中长期战略。企业履责不是执行应急预案,而是实施依据中长期战略制定的行动计划。一般来说,中长期战略以3~5年为宜,与企业中长期商业发展战略一致,而且一定是在企业内外各相关利益方充分参与、讨论、反复沟通的情况下达成的,切忌仅由主要管理人员主观臆定。
第三,能力建设。对于企业来说,要做好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不仅需要设置专职部门,同时要注重相关工作人员的能力培养。这些能力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基本理论与知识、国际国内标准、框架、各种规划、分析工具等。
汽车企业的社会责任
作为制造业,中国汽车行业的企业大多务实而低调,这导致一个现象:有些企业虽然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但是相关信息体现不出来,这也使民众无法更好地了解和评价一个企业的状况,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难以正确评价。此外,由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渠道比较窄,所以捐款的数额有时候成为中国公众用来评估企业社会责任好坏的一个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指标,而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对于中国的汽车企业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更为广泛,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小虞就表示,汽车产品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消费品,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装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不仅仅是扮演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角色。因此他认为,汽车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以及消费者得到多少利益,将成为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标准,这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刚踏进消防驻地时,映入眼帘的就是那醒目的十六个红色的大字“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接下来看见的就是静静地停在车库中的五辆红色的消防车,这五辆车看上去差不多,但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异,大概是功能不同吧,另外还能看见一些训练常用的水龙带、水枪头、沙袋等等。
我们体验了卷水管、高压喷水、爬云梯等训练科目,最让我惊叹的是爬绳子。据介绍这是消防队员们日常体能训练的基础一课,只见一位高大阳光的消防队员双手抓住绳子,用一只脚勾住绳子,猛地腹部一发力,双手快速的一拉一送,整个人就飞速地向上升去,不到一秒,就能轻轻松松地攀上二层楼,随后也不见他有丝毫停顿,转瞬间矫捷的身躯就已经到达了最高的五层楼,我们不由得齐声赞叹。我也想去试试攀爬绳子,可真的亲身体验了才发现这真的太考验身体的爆发力和协调力了,好不容易才刚好摸到一楼的下沿我就感觉再也没有力气向上哪怕是一厘米,真的不行了。抬头仰望顶端的五层楼,再往下看看并不多远的地面,我不禁想到,我们这只不过是在训练场,而消防队员们在面对真正的火灾救援中将会遇到更复杂的环境,更艰难场景,他们去仍会像训练时那样勇往无前地向上爬、往前冲,我真心佩服他们,也感受到消防员这个职业的辛苦。
体验活动在继续,小伙伴们交替上场,而此时我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一幅幅火灾的场景,一个个伤痛事件历历在目,大火一起,寸草不生,“木里3·30”森林大火,30位消防英雄义无反顾冲入火海而壮烈牺牲。他们并不是超人,勇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我想,这份勇气来自责任,明知危险绝不退缩,这一刻责任和使命鼓舞着他们往前冲。思绪再次回到现在,我很自然地回头看了看驻地门口那鲜红的十六个字,是的,只为了这份巨大的责任。
责任是最伟大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呢?请阅读下文吧!
1985年,人们发现,牛津大学有着350年历史的大礼堂出现了严重的安全问题,
经检查,大礼堂的20根横梁已经风化腐朽,需要立刻更换。
每一根横梁都是由巨大的橡木制成的,而为了保持大礼堂350年来的历史风貌,必须只能用橡木更换。
在1985年那个年代,要找到20棵巨大的橡树已经不容易,或者有可能找到,但每一根橡木也许将花费至少25万美元。
这令牛津大学一筹莫展。
这时,校园园艺所来报告,350年前,大礼堂的建筑师早已考虑到后人会面临的困境,当年就请园艺工人在学校的土地上种植了一大批橡树,
如今,每一棵橡树的尺寸都已远远超过了横梁的`需要。
这真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消息!
一名建筑师350年前就有的用心和远见。
建筑师的墓园早已荒芜,但建筑师的职责还没有结束。
如今,这样一个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尽可以去联想一系列的词汇——可持续,资源,长久,环境…但这些都显得太弱。
可能,只有一种力量会持续,那就叫“责任”。
一感动人的事话题作文:责任的力量
孙家烁
上个月我们学校组织四五六年级军训三天。在这三天里,我经历了人生的五味—酸甜苦辣咸。体会了什么是欢乐,什么是感动,什么又是痛苦……但是那一感动的事仍记忆犹新。记得那是军训的一天下午,吃过午饭,教官早早地叫我们在主席台集合,说是进行一个“责任心训练”的活动。我们觉得这应该又是一个体能训练,所以不以为然。
活动由王主任主持,他说:“每班选两名首领,首领要为整个班级所做的一切负责人。”于是我们班选了王羽凡和陈烨当我们的首领。网主任任接下来又说:“下面我下口令,各位教官报出各班做错的人数,让首领承担责任,跑出相应的圈数。”下口令时我们都不以为然,觉得做错了也没事,又不是自己负责。
当教官报出第一轮的出错数时,我们都惊呆了----32个?32个!对首领们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我们不以为然的心一下变得七上八下。
开始跑了,王主任语重心长地说:“在你们面前的首领就像是你们的爸爸妈妈,从有你开始,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承担着责任。当他们下班时,你不给他们倒杯水反而抱怨他们下班晚了;当你放学时,随意地把书包扔给年迈驼背的爷爷奶奶,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这一连串的话语直击我们的泪点,我们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泪水饱含着感动,饱含着忏悔,饱含着思念……首领终于跑完了,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可他们还是强装着笑容。这不就像我们的父母,表面上他们天天都很开心,可他们有时也会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默默哭泣。当王主任叫我们拥抱首领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涌上前去,有的给他善意的鼓励,有的则热泪盈眶说不出一句话……
经历过这场“责任心训练”我们的错误越来越少。当教官说我们全体没有错误时,全场都震惊了,这时我们领悟了责任的真谛。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渐强盛,一个东方大国正在重新崛起,文化强国的问题也自然地提上议事日程。我们甚至还有向国外宣扬中国文化的要求,现在世界各国正在推行的孔子学院也算在宣传中国文化。要以文化强国,以什么文化去强国?或强国文化该是什么文化?当然应该是中国文化而不应当是西方文化。想美国在强国之时,其两百多年历史太短,美国尚且要去创造出一个美国文化来,而我洋洋五千年文明之文化大国,却硬要打倒、抛弃或漠视乃至蔑视自己的文化,而让西方文化来做主导!国人今天的尴尬,的确是强大的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力量,和无自信也无自觉的民族文化形成的巨大反差。形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很多,至今仍在流行的公理般的理论影响应是其中最深刻的原因。
一、主导文化的西方化倾向
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一百多年来从来未成为立国之主导。国人各行各业崇奉的都是西方的文化。仅以美术自身为例,理论界流行的多是洋理论,我们的美术理论、批评理论,标评标准大多也是西方的。看看今天充斥理论界之理论文章中断章取义、瞎子摸象般无尽的洋引文,看看这些年来自美国的“当代艺术”火得政府都跟着起哄,就可以明白今天现实之严峻了。如果真是如美国那样历史太短,几无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要生造出个东西来装点门面也情有可原。但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文化,中国有世界上唯一没中断过的五千年文明,有自成体系的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成功地支撑过中国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成就过一度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显然可以证明这种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但近代以来,国人挨了打,却朝老祖宗身上出气,把中国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夫子也拿来为今人的落后挨打负责。所以一百多年来,说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国人自己都害羞。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民族文化已等同于传统文化,等同于落后文化,焉有拿来做主导的资格。
二、社会进化论已成公理
这种对民族文化的反感与蔑视直接受到社会进化论强大的理论支撑。从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始,社会进化论从20世纪初至21世纪的今天可谓风靡全国,中国知识界几乎没有人不信奉这种学说。按此学说,历史社会是阶段进化的结果。在这个进化的阶段序列中,进化至前列的阶段当然比后面的阶段先进,历史总是在进步。故此种理论又称进步论。而所有这些进化论观念又都是以西方走过的道路作为划分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准。按照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西方要落后。例如大家普遍认为,西方社会已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阶段,而中国社会则在“前工业社会”或干脆在“农业社会”,在“前现代”阶段。这种进化论观念直接对应艺术阶段,则以西方艺术史之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当代艺术做进化之阶段,而让中国艺术与之一一对应。比较的结果则不言而喻,中国人理性地、心悦诚服地从理论到实践承认自己的社会阶段和艺术阶段在进化序列上统统落后于西方。按此史观,在文艺史上,中国人亦自觉地按西方的文艺发展阶段去对号入座,以为自己的文艺阶段落后西方两三个阶段序列。亦如1920年徐悲鸿认为的“凡世界文明理无退化,独中国之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千年前八百步”。[1]如与法国比则更不像话,“以高下数量比……逊法一二百倍”。[2]今天不少中国文艺史家则认为中国仅在社会进化之“前现代”,而西方已越过“现代”进入“后现代”。这种让中国人自我作践的理论至今还在流行,而对“现代”、“现代性”、“当代性”的讨论此起彼伏,“现代”、“当代”的前缀词语时髦之极,如“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亦都源于此。然社会进化论史观在今天的国际学界已受到普遍的批判。但在我国仍属主流的史观。从西方流入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在中国一直以先进的“前卫”姿态占据着艺术史发展的理论制高点,而民族艺术先天地矮人一等、气短一截,就与这种理论有直接关系。
三、“整体反传统主义”的反传统思潮流行
在社会进化论的流行过程中,在对先进的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中,自然地产生了对中国自身民族文化的蔑视。从五四运动,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20世纪初的中国画衰落论,到50年代初对中国画的取缔,再到80年代中期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论,整个20世纪都流行着强大的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对20世纪初的文化精英们,此种民族自残风气不是对本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彻底漠视和弃置不顾,而是根源于一种被称为“整体性反传统主义”的思维方式,一种错误的“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按这种看法,由于社会是以阶段进化的方式在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已成为一个过时的、落后的有机整体而应当全盘否定。20世纪流行的“全盘西化”即此种观念的产物。相反,“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应该作为一个有机式整体而予以全部拒斥。因而,坚持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当它演变成一种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时——是‘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不打倒传统则已,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部打倒不可。当然,他们的全盘否定论并不是在对中国过去的一切经过详彻的研究以后,发现一无是处,才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观点,这种仔细研究中国过去的一切的工作,并不值得考虑”。[3]从“五四”时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反传统倾向,中国人反自己的文化传统竟反了一百多年。在这种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反传统的“牢不可破的观念”影响下,还有半点文化自觉得以产生的土壤么?
四、民族主义被否定
“民族主义”本来是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考虑的思想倾向。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民族内部成员的向心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20世纪初,民族主义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首要内容,更是增进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思想倾向。从今天世界各国的倾向来看,有哪一个国家不是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来考虑的?但在我国,由于国际崇拜的倾向过分强大,同时伴有政治性国际主义观念的影响,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否定,使我国民族主义倾向逐渐消泯,使民族主义逐渐与狭隘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划了等号。这种国际化倾向的极端发展,使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干脆出现否定中华民族存在的、堪称准汉奸的文化倾向,以及对爱国主义的否定性倾向,今天出现的前所未有之“爱国贼”一类虽有几分玩笑性质的用语,亦与此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在这种思想倾向下,在中国知识界,全球性、世界性、国际性、人类性、普世性成为思想时髦。今天,敢于公开使用或标榜民族主义的中国知识精英几乎消失殆尽。这种思想倾向对民族文化的伤害显然是相当巨大的。
五、对西方化的现代性的热衷
由于上述的社会进化论观念,西方社会发展之“现代”或“后现代”阶段的特点,也就当然地具有世界性阶段标准之普世性。按此理论,则全世界各国之社会发展,均得以西方社会阶段之特征做标准,以确定各自在这个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并据此定其先进与落后。中国在这种普世规律中没有什么特殊,亦如郭沫若在1929年时就说过:“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4]因此,什么是“现代性”或“后现代”特征,就成为非西方世界最为热衷的问题。在我国,这个问题的讨论也热烈而普遍。照西方“现代”的格局,“现代”往往指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后的社会,这个时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工业革命、现代科学、民主价值倾向,及相关的哲学、艺术等等内容。中国人也拿西方的这些东西来套中国社会。例如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现代艺术”的引进,“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等等,以此来判断中国社会的现代与否。由此得出中国社会“前现代”、“前工业”或“农业文明”等等负面性质的结论。其实,每个社会都有各自发展的不同基础,都有各自发展与演进的独特方式。西方以契约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社会有着文化渊源上的重大区别。即使是明代中期作坊的出现,与资本主义萌芽也当无关,中国从秦开始的中央集权式官僚社会,与西方中世纪的若干小公国式封建社会也风马牛不相及。同样,中国今天的社会与艺术发展模式也不要拿西方的“现代性”去硬套。但这种对现代性的讨论,又往往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对立面。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从现代化和西化角度指出,“自‘五四’以后,中国人(至少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是西化,而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其前提。”[5]所以,对现代性的热衷牺牲的又是民族传统文化。
六、全球化观念的泛化
若干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往来的增多,世界格局中出现一个假象:好像全世界真的一体化了,全球真的变成“地球村”,世界大同的日子已经到来,此之谓“全球化”。今天画坛流行一个堂而皇之的观点“国际语境”,亦有“视觉图像世界化”之说,有人甚至主张中国人创作艺术必须考虑这个“国际语境”的现状。这种混淆精神作品创作与非精神商品生产的观点在国内还颇有市场。“798”的性质已纯然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或北京秀水街而专门外销!有关部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以为是文化强国之典范。
所有以上各种势力强大而普遍流行的理论,其所反对与打击者几乎都是民族文化,或者说,民族文化受到各种近乎于真理与公理的时髦的流行理论的全方位夹击。在这种浓烈而错误的世纪性理论迷雾中,中国要强化自己的民族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强国倾向似乎也还是主要指文化产业的兴旺,至于这“文化”是些什么文化,则少有人关心。这或许也是世界上这个历史最悠久文明最绵长文化最独特的中国,其国人何以不仅不骄傲自豪,反倒憎恨与仇视自己的民族传统,欲“打倒”欲“革命”而后快的深刻原因。在上述理论氛围中,喜欢民族文化的国人自然有限,喜欢研究民族文化的人当然就更少。久而久之就更弄不清楚民族文化的究竟了。在这种理论氛围中,要谈文化强国也是不可能的。前些年“国学”刚热了一丁点,就有人呼吁警惕封建文化残渣泛起。国学热最后出头的几个标志性人物竟有几分明星感和娱乐性!看来要恢复民族文化之尊严实在太难!但硬要抛弃让世界羡慕的五千年文明而以外来文化强国,又岂非国际之笑柄?难道中华民族真对世界文化贡献不出什么东西吗?如真要以中国文化强国,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恐怕就是对本文所说的多种错误理论的清理与反省。□
参考文献
[1]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北京大学《绘学杂志》1920年第一期。
[2]徐悲鸿《在大同大学演说词》,载王震《徐悲鸿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3]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一次海难事件中,幸存的8个人挤在一只救生艇上。在海上漂荡了8天,仅有的淡水是半瓶矿泉水。每个人都死死地盯着那小半瓶矿泉水,都想立即把它喝下去。船长不得不拿着一杆长枪看守着这半瓶矿泉水。坐在船长对面的是一名50岁的秃顶男人,他死死盯着那半瓶矿泉水,随时准备扑上去。在船长打盹的瞬间,秃顶男人猛然扑上去,拿起水就要喝。被惊醒的船长拿起长枪,用枪管抵着秃顶的脑门命令道:“放下,否则我开枪了!”秃顶只好把水放下。船长把枪管搭在矿泉水的瓶盖上,盯着坐在对面的秃顶,双方就这样对峙着。后来,船长实在顶不住了,昏了过去。就在他昏过去的前一瞬间,他把枪扔到了秃顶的手里,并且说了一句:“你看着吧!”
原来一心想要自己喝掉那半瓶水的秃顶,枪一到他手里,他突然感到自己伟大了。接下来的4天,他尽心尽力的看着那剩下的半瓶水,每隔两小时,往每人嘴里滴两滴水,而自己决不多滴一滴水。到第4天他们获救时,那瓶救命的水居然还剩下一点点。他们8人把这剩下的水一起命名为“圣水”。
点评:人一旦被赋予责任,就马上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并严于律己,开始变得伟大和神圣起来。(据《知识窗》)
婚姻加减法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和好友小聚一次。我的这几个好友,都是我的大学同学。以前我们为人生的几件大事忙碌,少有联系。现在年岁渐长,闲暇的时间也多了,便有了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
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各自老公。我们一一展示他们的恶行。晚归、懒惰、粗心……语气中 满是无奈和伤心。聚会成了控诉会。
只有一个人例外,那是雯。每当我们控诉老公时,她只是安静地倾听。我们说累了,她才会轻言细语地细数她老公对她的好,帮她做菜啦……陪她逛街啦……眉宇间有掩饰不住的幸福和满足。
其实,雯的老公我很熟悉,不但样子长得凶巴巴的,脾气也挺暴躁。平时我们大家对他都是敬而远之。如果不是雯的述说,我还真想象不出他还有温柔的一面。
私下里,我问雯,你真的感觉幸福吗?雯笑着说,既然牵手走进了婚姻,当然要把它往幸福的方向去经营。平时多念着他的好,久而久之,就会感觉到幸福的。
雯的态度感染了我们。我们也学着雯,努力寻找记忆中各自老公平时的好……慢慢地,一个个怨妇不见了,阴霾四伏的控诉会变成了阳光聚会,我们嘴上盘点着幸福,心里亦暖洋洋的……
是的,每个人都有优点和不足。平时多看他的长处,多念他的好,你的幸福就会越聚越多。反之,你虽想得到幸福,幸福却会离你越来越远……
(张立平摘自《女子世界》)
人在梯上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首诗《相遇》。诗不长,全文如下:
在楼梯/我低你一级/你高我一级/瞬间/有多少话语/都未说出/我仰头看你/在沉默中/擦身而过/听得见对方的呼吸/突然/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回头一看/我高你一级/你低我一级。
这是一首哲理诗,让我心动的是诗中描述的两个瞬间感觉,一是抬头时“我低你一级/你高我一级”,二是回头时“我高你一级/你低我一级”。这样的瞬间感觉,在任何人的心里都能造成强烈的反差。
在这里,楼梯无疑有了更多的寄寓,不妨理解为人生处在不同境遇和位置的象征。同一个人,因为地位不同,立足点不同,对人对己都有了不同的看法,也就产生了不同的人生感受。
过去,几乎所有借梯子说事的格言,都是单方向的,都是劝导人们向上爬的,从没有一句格言告诉过我们,梯子,能把人送到高处,同样也会把人送到低处。
就像梯子一级一级的错格一样,人也会在梯子上产生晕眩感,迷失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身高,以为脚下的台阶就是大地,于是,有的人因仰望而自卑,有的人因俯视而目空一切。
生命人寿为抗震救灾贡献一份力量,为灾区人民送上一份爱心,为灾后重建履行一份责任
8月19日至20日,生命人寿云南分公司总经理王刚亲率爱心车队到达昭通市民政局,并委托昭通市民政局救灾物资接收储备管理中心将10万物资、20万元现金送达到灾民手中,以表生命人寿的爱心。昭通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参加了接收仪式。
鲁甸地震不仅牵动着生命人寿总公司领导的心,也凝聚了生命人寿全体生命人的爱。8月3日地震发生后,生命人寿云南分公司高度重视,在着手启动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的同时,紧急安排生命人寿分公司各部门组织开展抗震救灾爱心捐赠活动,号召生命人寿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到抗震救灾爱心活动中。地震发生以来,生命人寿云南分公司相继开展了爱心捐款、物资捐赠等爱心活动,生命人寿全体生命人踊跃参与,汇聚生命爱心,凝聚人间真情。在昭通的捐赠仪式上。生命人寿分公司总经理王刚表示,作为一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保险企业,生命人寿为抗震救灾贡献一份力量,为灾区人民送上一份爱心,为灾后重建履行一份责任,我们生命人寿义不容辞,今天我们为灾区人民略尽绵力,以表生命人寿的爱心。接下来生命人寿分公司将继续全力排查地震中受伤客户,开通“绿色通道”帮助灾区群众尽快走出困境,并将持续关注灾情,用爱心和关怀,携手灾区同胞共度难关。
所谓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是指独立的、非营利性会员组织。联盟的会员主要或完全是营利性企业。联盟的理事会成员主要或完全是商务人士。联盟的运营资金主要或完全由企业资助;联盟的唯一目标是促进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的建立和随后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不止一种推动力。一些联盟是在当今政府领导或国际机构领导的鼓励下建立的,还有一些联盟是为了对抗政府的政策而创立的。为了减少政府的干预,一些联盟作为隐含交换条件的一部分建立起来。还有些联盟是受到了中间偏左的民主或社会主义博爱传统或宗教教义的启发而建立。然而,在几乎所有事例中,无论最初的推动因素或推动力是什么,几乎每一个有效的联盟都把自己的建立和不断取得的成功归功于见识不凡的个体领军者和战略引领型企业的领导。还有很多联盟是基金会播下的种子、靠基金会的基金维持。这些基金会,尤其是投资给领域建设机构活动的基金会,力图使整个联盟体系更加有效地运作。
个体领军者的作用
商业等领域的个体领袖在大多数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的建立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联盟的建立提供了政治支持或经济支持。卓有成效的领袖和社会企业家在担任最有成效的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的第一代和第二代CEO和总经理时,他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联盟出现动摇时,都是领导层换届的结果,尤其是创始主席、CEO或总经理换届时更是如此,这不同于其他机构的领导层换届。以下列举了过去几十年来,一些创建或激励一些知名的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的个体领军者,一些管理过和领导过这类联盟的个体领军者。
联盟创立者
一些联盟是在政府部长、国家元首或具有号召力的卓著商业领袖或公民领袖的鼓动下应运而生,例如:
威尔士亲王殿下创立了国际工商领袖论坛(IBLF),一直担任几个企业主导型联盟的总裁,如英国社区企业联盟、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等,在最近几年里还支持着多个有影响的行业性组织和专题性组织,如气候变化问题企业领导人小组(Corporate Leaders Group on Climate Change)、王子雨林计划(The Princes Rainforests Project)100等。
哈里·奥本海默(英美资源公司前任总裁)创立了南非城市基金会,后来基金会成为南非增长、发展与民主国家商业倡议。
除了创立和激励建立具体的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外,大多数个体领军者还一直是重要的倡导者和公众代言人,他们更广泛地宣传企业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许多个体领军者今天依然积极地、公开地参与各个联盟的事业。
企业责任积极分子
在记载联盟崛起的过程中,不可忽视许多企业责任个体积极分子和实践家所做的贡献,他们在建立联盟时,在世界各地更广泛地推动企业责任运动时,发挥了管理领导力或思想领导力的作用。
2008年,波士顿学院桑德拉·沃多克(Sandra Waddock)撰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籍。这本获奖的图书探究了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投资领域的23位实践家和思想领袖的作用,这些实践家和思想领袖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洲。这本名为《非凡创造者:社会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如何掀起企业责任运动》(The Difference Makers: How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Created th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Movement)的书中,记录了每一位个体领袖伴随不同新机构发展的个人事迹,沃多克把这些新机构称为“企业责任基础结构”。这些机构中包括了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独立开展研究、监测和报告的组织、制定标准和从事认证的机构、咨询机构、责任投资实体以及以大学为依托的教育课程。
在《非凡创造者》这本书介绍的23位人物中,多数都直接创立了或帮助创立了企业主导型或多领域企业责任联盟。在沃多克的书中介绍的这些社会企业家、制度企业家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同行还被准确地称为“旅行家”。这些男男女女在20世纪90年代走遍了世界各地,宣讲当时企业责任和联盟的活动,与个体公司开展合作,为新联盟提供建议,为新联盟建设者提供指导——常被称为来自异域的先知(对比圣经所述“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受到企业和媒体的关注。大多数旅行家都至少松散地依附于一个或多个本书中介绍的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
个体公司的作用
在几乎所有的事例中,各个联盟都是由富有远见的个人或群体建立,由一小队核心企业支持,他们愿意提供充足的资金和实物支持,帮助羽翼未丰的组织建立起来,提出自己的价值定位,发展更大群体的企业支持者。在有些事例中,所述企业的CEO或高级管理人员决策是否提供企业级支持;而在另外一些事例中,则是由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或企业责任总监输送企业资源,支持联盟。在多数事例中,以上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高级管理人员投入了大量时间去管理、支持和协调大多数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的活动,为活动提出意见和见解,已无法估量他们为此而投入的“自愿服务时间”的数量。然而,除了核心会员企业提供的经济支持外,这种时间与人才贡献的间接经济价值是无限的,更不用说战略价值和知识价值了。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成功的联盟能否实现自己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可以说已经开发并已经制度化了最有效的组合模式,在大约200名企业成员中,将CEO层面的管理和决策作用同执行层面的工作组和协调作用结合在一起。企业的总裁或CEO签约于WBCSD,一小部分CEO担任机构理事会理事。WBCSD的每一个重点工作方案在发布以前,都需至少两个会员企业的CEO同意。每个成员的CEO还需要向WBCSD指派一名联络代表,通常是公司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或负责环境或企业责任的领导。联络代表与WBCSD员工紧密合作,设计和提供各种方案,定期进行会晤,彼此学习和影响WBCSD的活动方向。endprint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拥有大约8000家企业会员,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来自发展中国家。UNGC还拥有一个由大约50家企业组成的核心小组,它与UNGC共同推动各个工作组的工作和项目。这些企业构成了UNGC的LEAD网络。来自会员企业的几位CEO还出任UNGC多利益相关方理事会的董事,大多数其他企业的CEO则积极参与各个国家网络的理事会。
基金会的作用
对于一些联盟而言,一个独立的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一直是建立联盟时的一个有价值的催化剂,有助于联盟投资创新性的新计划,有助于联盟建立新联盟。例如,匈牙利商务联络网(Hungarian Business Links)早期在东欧就得到了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Soros 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支持;美洲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得到了美洲基金会(Inter-American Foundation)和希奈戈基金会(Synergos Foundation)的支持;阿根廷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IARSE)就得益于阿维纳基金会(AVINA Foundation)和凯洛格基金会(Kellogg Foundation)的支持;Maala 商务社会责任协会最初就是由 Kahanoff 基金会资助的。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是两个建立已久的基金会,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们在帮助建立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联盟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95年到2004年,福特基金会在美国通过它下设的企业社区参与计划组织(Corporate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itiative),在联盟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加强了许多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和网络。该组织由米歇尔·卡亨(Michele Kahane)领导,寻求更有效地利用企业资源为贫困的和服务不足的社区带来经济机遇。在这一时期,该组织为近50家机构筹集了4500多万美元基金和项目投资。许多机构都是刚刚起步的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所有机构都专注于开发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支持企业和社区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采取企业集体行动,以帮助低收入人群提高收入和资产,同时惠及企业。该组织证明了,企业集体行动和基于市场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应对大规模的社会挑战方面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后来,福特基金会企业社区参与计划组织所开发的这些集体行动模式和吸取的经验教训成为了美国和全球企业集体行动的有力借鉴。
朱迪·萨缪尔森(Judy Samuelson)曾是福特基金会的一位项目领导,曾经与米歇尔·卡亨(Michele Kahane)一起设计了企业社区参与计划。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她创立了阿斯彭研究院企业社会责任中心(Business in Society Program at the Aspen Institute)。尽管它不属于本书中所述的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范畴,但是,就其在政策智囊团中的位置而言,该中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企业集体行动和投资行动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将企业决策与公共利益相结合。
自21世纪前十年中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帮助建立了影响力投资领域,包括创立了许多企业主导型或投资者主导型联盟,以推动更具创新性的融资方式,解决社会挑战和环境挑战。影响力投资就是企业的、机构的和基金的投资在获取一定经济回报的同时,产生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和环境影响力。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办了初期的几次对话,资助了早期开展的研究,以证明影响力投资的巨大潜力。如今,它正与其他私人基金会、商业银行、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合作,建立影响力投资领域。这其中包括促进建立一些集体行动平台,如全球影响力投资网(GIIN)、全球影响力投资评价体系(GIIRS)和阿斯彭企业家发展网络(ANDE);在世界其他地区宣传影响力投资理念和实践;支持正在进行的研究与宣传;建立全行业的基础结构和工具,如衡量和评价工具。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和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基金会(William J.Clinton Foundation)是千禧年以后新成立的两个基金会,它们在帮助建立企业集体行动领域和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推动社会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盖茨基金会着重于建设多利益相关方组织,开发创新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以逐步扩大解决方案,完善教育(主要是在美国),提高全球健康,促进全球发展。尽管基金会不直接专注于支持企业主导型企业责任联盟,但基金会积极主动地与诸如信息技术、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农业等主要领域的个体公司和商业网络建立友好关系,帮助实现基金会的使命。克林顿基金会已支持了许多专注于企业集体行动的倡议组织。(本文译自《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Coalition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lliances for Sustainable Capitalism》,部分内容略有删减。作者大卫·格雷森(David Grayson),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企业责任中心主任;简·尼尔森(Jane Nels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组织主任)
“反省 (reflection) ”这一概念最早由Dewey于1933年发表的一篇专著中提出。在书中, Dewey将“反省”定义为“思维的一种特别的方式”, 它“从反省者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情景或事件中所感受到的怀疑和困惑派生而来, 并由此导致了有目的的质询和最终的解决问题”[1], “反省式思维”以“在头脑中对某一事物/主体加以反复思考并给予这一事物/主体认真而持续的考虑”为主要特征[2]。
这之后, Donald Schon[3]于1983年发表的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在师范教育这一领域激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以此为依托, 诸多传统各异、文化背景各异的学者们开始围绕“反省”这一概念开始了在各教学领域内的探索和研究。依据反省的内容和特质, 有学者将反省分为五种:技术反省 (Technical Reflection) ;行动反省〈包括在行动中和在行动后反省〉 (Ref Iection-In and On-Action) ;慎重反省 (Deliberative Reflection) ;个人化反省 (Personalstic Reflection) ;批判性反省 (Critical Reflection) [4]。
本文将着重探讨的是行动反省, 尤其是在行动后反省 (Reflection-on-action) 带给笔者本人的思考及其对提高笔者教学质量的帮助。希望对相关职业的其他从业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反省式思维在教学中的应用
“行动反省”这一概念由Schon在1983年提出, 它包括“在行动中反省”和“在行动后反省”两个部分。在行动中反省 (Reflection-in-action) 是指教师在上课进行过程中做出的自发的、直觉性的思考;在行动后反省 (Reflection-on-action) 是指一节课上完后教师对自己上课的效果、学生的反应、上课节奏、所用方式是否恰当等各方面所做的全方位的、更进一步的思考[5]。
1. 给学生足够的思考和组织话语的时间
在教学的头五年, 为了完成每堂课的教学计划, 我通常在布置好每个话题后只留给学生2-3分钟的准备时间, 然后就分别让他们到台上做presentation。结果可想而知, 通常是令人不满意甚至沮丧的。
2. 充分理解学生怕犯错的心理
俗话说“树活一张皮, 人活一张脸”, 虽然绝对了点, 但言之有理。可是这样浅显的道理在我刚教书的头五年因为年轻是无法充分理解的。还记得有位来培训的医生, 来报到时已经40好几了, 在医院里也是位说一不二的专家级人物, 可她的英语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有一天她私下要求我不要再在课堂上让她起来发言了。当时弄不明白明明为了她好的课堂提问为什么会令她难堪, 其实好好反省一下不难知道原因。相信每个学生对教师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畏惧感, 不管是好学生还是所谓的“坏学生”。而对那些有工作经历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人来说, 让他们在一大帮同学面前牛头不对马嘴地用英语回答问题实在是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因此, 对学生的这种心理, 要予以充分的理解。
3. 及时将焦虑型语言学习者与非焦虑型语言学习者区分开来
无论学习什么, 年纪如何, 学习者通常都分为两种:焦虑型和非焦虑型。在一项对语言学习的焦虑与完美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中, Gregersen和Horwitz发现焦虑型和非焦虑型学习者在对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自己所犯错误方面有很大的不同[6]。虽然我们知道犯错是所有学习过程中自然而必要的一部分, 但高度焦虑型的学习者却不这么看。他们并不把犯错看作是语言习得的积极的一步, 相反, 他们害怕犯错, 会对教师的纠错感到不开心, 并把每一个纠错都看作是自己的失败[7]。而且高度焦虑型学习者通常都是相当害羞或神经过敏的人, 他们在发言或讲话时总是希望做到完美[8]。事实上, 担心犯错是学习者在课堂活动中保持沉默的主因之一, 严重的甚至可能阻止其第二语言的学习。
由于语言焦虑都是因为学习者担心犯错以及他们自认为由此可能给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而产生, 教师在纠错时就可以尽量采取更细腻的方式, 或充分考量一下哪些错需要纠以及怎样纠, 等等[9], 以此来尽可能地保护焦虑型语言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对成人学习者来讲, 这一点同样重要。
三、结论
近年来流行于欧美教育界的反省式教学模式由于其对教学效果的改善而越来越受到全世界教育者们的关注与推崇。这其中的“在行动后反省” (Reflection-on-Action) 理论由于带给作者本人极大的影响及冲击而成为了本篇文章的主题。希望作者反省后的有关给学生足够的思考和组织话语的时间、充分理解学生怕犯错的心理, 以及及时将焦虑型语言学习者与非焦虑型语言学习者区分开来的心得体会能给其他教育者, 尤其是成人教育工作者提供一点参考。
参考文献
[1]Dewey, J.How we think:A restatement of the relation of reflective thinking to the educative process[M].Chicago:D.C.Heath, 1933.
[2]John Loughran.Develop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oner[M].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Monash Unviersity, 2004.
[3]Schon, D.A.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C].New York:Basic Books, 1983.
[4][5]邬春芹.美国反思型教师准备计划的五种模式[DB/OL].http://www.ei cbs.com/e-5/zhuanxing/meifansi.htm.
[6]Gregersen, T.S.&Horwitz, E.K.Langua-ge learning and perfectionism:Anxious and nonanxious language learners’rea-ctions to their own oral performance[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2, 86 (3) .
[7][9]Gregersen, T.S.To Err Is Human:A Reminder to Teachers of Language-Anxious Students[J].Foreign Langu-age Annals, Vol36,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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