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
树立新风尚，要倡导和培养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习惯，着力从根本上治理农村“脏乱差”状况，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打造拥有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风尚、新秩序的农村新面貌。与此同时，要着力加强乡村卫生管理职能，建立村庄卫生管理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树新风教育活动，发挥教育、舆论的引导功能，在提高农牧民整体素质上下功夫，在养成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上下功夫，使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在农牧民中逐步增强文明意识、健康意识、卫生意识、节俭意识，促进农村形成健康文明的新风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扎实推进,我区农村牧区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乡村振兴离不开文明乡风滋养，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之魂，只有用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聚力，才能留得住乡情乡韵，让乡村振兴在广袤的农村牧区落地生根，让广大农牧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旁观者说：做一名与孩子一起狂欢的老妈，就是这么时尚！
我是一名时尚杂志编辑，当然，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一位高三学生的母亲。工作时常跟各路人物打交道，我早练就了炉火纯青的“读心术”，所以，无论我的孩子使出的是三十六计还是七十二变，我都能“见招拆招”。
说句心里话，我很愿意把高考当作我和孩子一起参加的一场游戏，但孩子长大了，心思也多了，对我也日渐疏远了。
上个周末，孩子说进屋学习，刚开始我以为她在认真看书，后来我送水果进去，竟发现她在看我参与编辑的时尚杂志。小样儿！又被我发现了吧？！
换在以前，我一定会数落她一顿，然后没收杂志。但是，这次我并没有那样做。我轻轻地把水果递到她眼前，女儿猛地一惊，刚想把杂志收起，但看见我一脸的狡黠，便乖乖地认输了。
“我只是随便看看……”她支支吾吾地说道。
“看就看了，喏，这是你老妈我负责的栏目，怎么样……”就这样，我给她讲起了杂志的内容，以及自己的时尚心得。要知道，时尚可是年轻的女孩子最喜欢知道的事儿！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时尚聊到我的工作，从我的工作聊到她的学习以及她的未来，两个人都特别开心。很幸运的是，从那一天开始，她的备考情绪变得轻松起来，有什么心事也不再遮遮掩掩，全部向我袒露，而我也离开明、洋气的辣妈又近了一步。
好学生的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要成为一个开明的老妈也是需要摸索的。亲爱的宝贝们，请相信父母是愿意陪你们一起玩耍的；尊敬的家长们，请给孩子一片自由的天空，多和他们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样才能越来越懂自己的孩子，才能陪他们打好高考这场战役，进而一起成长，一路狂欢。
旁观者：
旁观者说：同学们，我想和你们一起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作为一名高三老师，我常觉得自己扮演的是一个摆渡人的角色：撑着船，划着桨，载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过河。
当老师这么多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学生，他们的小花招可谓无奇不有，但这些还难不倒我。
某天，班上著名的“反抗大王”交上来的作业本一片空白，于是，我在他的本子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想写作业，请先知会我一声！结尾还不忘附上一个大笑脸。没想到，这句简短的话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从那以后，他越来越信任我，也开始愿意认真听我的课了。
其实，身为老师的我们最怕的是学生因为惰性而虚度光阴，如果能成为一名成功的鞭策者，那也算是一种成就。但不能否认的是，大多学生畏惧老师这一角色，似乎只是为了避免老师的责罚才去学习。要想引导他们修正这种观念，需要我们循循善诱，让学生认识到他们才是学习的最终受益者。
作为一名摆渡人，我常思考怎么样才能让坐在船上的人顺利渡河。除了传道授业解惑，我觉得我还需要做一个有耐心的人，用技巧和智慧与孩子沟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爱孩子的心灵，如此才能不误人子弟。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自己扮演的不是权威者的角色，而是朋友，一个在学生迷茫失意时鼓励他们的朋友，一个在他们金榜题名时为他们真心喝彩的朋友。
时光回溯，已至三国。吾为陈宫，为中牟县一县令耳。颇熟谋略，虽得才而未有自大之意，但也常思报国，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惜哉，惜哉!
一日，吾正于饮茶间，忽见尘土飞扬，一马嘶鸣。待其前来，两人者耳，一乃守关军士，其手缚一人，似面熟，遂问他何人，其答曰：“覆姓皇甫。“吾忽然想此人乃曹操。吾虽县令，可也知天下事，且尝至洛阳。曹操于吾面前，吾何能不识乎?遂沉吟片刻，点出其真身也。监下。虽口中如此道也，可心甚喜，曹操也许为一有大作为者，吾何不试其乎?遂暗放曹，操曰：“燕雀安知鸿鹄志哉。”吾遂道吾之志，谈许久，乃料其为忠义之士，遂去其缚，弃官背剑与孟德走也。
不料其杀吕伯奢之忠义之士，疑心甚重，吾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其答之所略，吾复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吾寻思：“吾料其为忠义之士，哪知是个狼心之徒!今日留之，必为后患!”却待杀时，又想“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如弃而他往。”遂走也。吾跟便跟忠义之士，岂会与此子相谋!
秋风萧瑟，吾于灯前沉思。吾在弃操之后辗转投奔了东郡、陈留，可却未曾见好主也。哎，我的才华，难道就要浪费在这里了吗，何时才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啊。帐外传来军马奔走之声，也许又要征战了吧。虽被张超引荐，可也不知张邈究竟是否为可得天下的`明主。曹操欲尽杀徐州百姓，吾于上次不杀，是为不义，可现在是战争，岂能因小事而使百姓遭受战火之苦，吾劝邈结吕布攻衮州，先让曹操离开，以保徐州百姓平安，也不知张邈是否像曹操那般多疑，也可得新主的信任。我虽这般想，可是还要叹未得主啊。
吾今见吕布，乃勇将。我想天下有几个可以投奔的呢?投曹操，其不是忠义之人，且既喜欢贤才但有妒才之心，奸诈无比不可去。东吴并非正统，且太远，不可去……吕布虽有勇无谋，可也不似曹操奸诈，可尽吾所能，遂吾随吕布。
军马纷乱，火光乱摇。吾坐与大帐中，灯火通明。两阵对立，竖矛于阵前，更有持盾、舞刀者。金铃响处，肃杀之气油然而起，两军奋力冲杀，敌方未曾注意时，吾大旗一挥，埋伏已久、养精蓄锐的一彪军马冲出，敌方顿时乱了阵脚，大军一齐掩杀，使军大败而归。吾微微笑耳，吾早知会如此矣!
得兖州，吕布不听吾之建议，竟让薛兰守城，唉，吾叹息一声，虽吕布不奸诈，可谋太少耶，如此必败，虽如此，量吕布也不会听吾之言，吾只能倾吾之力以此来弥补。
月暗淡，昏黄的灯光正能印证我的心情，吾又献计，布亦不听，于是只能大败而归，吾也只能保其老小，连失数城。营盘中仅剩些败残军马，收拾着行装，准备去见刘备。
在刘备帐中，吾只能说：“强宾不压主。”吾欲辅吕布成大事，何能于此屈膝于他人之下，可惜已无退路，吾当尽力，以期成大业。且暂屯于小沛，便于商议后事。
吾料欲征天下，必从小起。今刘备离徐州，吾便让吕布夺了徐州。后刘备来时，吾思若刘备为先锋，我们为羽翼，则袁术可破也。于是两家和好，再不计较。吾于桌前，料想他日先去袁术，后取袁绍，即可纵横天下矣!则吾之愿便可实现，必能平天下!
奉先虽有勇无谋但也不是一点谋也无，其谋在于让袁术罢兵之法，其一箭射中辕门外方天画戟上小枝，其箭法不可谓不玄妙，还有其心性。吾选吕布未错也!韩胤欲与吕布许下亲事，教袁公与奉先联姻。意在取玄德之头。如此计策，吾何不知，自当助奉先，使其早联姻也。可惜陈珪识破，不过吕布战与玄德，刘备差点就死，吾之计亦对矣。
吾欲让吕布擒下陈珪、陈登，哪知吕布依旧听其言也，已至吕布不利，不过也有着些许好处，未有什么。
可陈珪父子每逢宴会，必盛称布德。吾已知其阿谀奉承之心，心欲害吕布，可惜吕布忠言不入，吾意欲弃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他人嗤笑，只得终日闷闷不乐。
最终陈珪终反，吾料已定，可惜吕布虽屯下邳，却依旧不听吾言，吾虽一箭射操，却未能中。吕布听妇人之言而不听吾言，又不够宽容，因小事而与大将结怨，以致败也。
操心不正，吾不从操，吕布不听吾言以致败，吾只愿从一主，其心永不变，愿未改，生死未可阻也!
生死无二志，丈夫何壮哉!
时光流转，吾为甚做陈宫，其诗可道因：
不从金石论，空负栋梁材。
辅助真堪敬，辞亲实可哀。
我要设计的是一辆“变形”高级汽车，这辆车可以是随意变形的。下面就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我发明的这辆车吧！
这辆车的颜色可以随着我的心情而变：我心情好的时候，它会是粉红色或者青草色；当我心情不好时，它就会变成冷色调，比如灰色，银白色……它也可以随着天气的变化来变颜色：天气晴的时候，它会变成绿色；天气炎热时会变成深红色；阴天则变成灰色；快要下雨了，又变成了黑色。
这辆车的形状跟现在汽车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车身长了些，车的宽度加大了一些，使人们坐在我里面更加舒服，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很人性化呀！
这辆车的材质非常柔软，是用棉花做的，如果撞上别的车了，车子立刻把那辆车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事情处理好后，车子就变成原来的样子，它的燃料也非常特别：有太阳时，它有太阳能做燃料；阴天时，它用地下的树叶做燃料；下雨天，则用雨水做燃料。
除了它与众不同的外观设计，它的环保性能也是一流的。普通的车会带给我们一些危害，比如我们谁家时，汽车的喇叭声会吵醒我们；汽车开过时，后面的排气管会排出尾气，给空气带来污染，也会造成温室效应；废气还会使我们皮肤过敏，引发咽喉炎等症状。上面例举的几项缺点，我设计的车一样也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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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中的校园，是一个环境优美、能让孩子们受到良好教育的校园；我想象中的校园，虽然没有那么漂亮，但它能传授给同学们许多知识。当你再次跨进东桥中心小学时这时浮现在你眼前的已不再是以往你非常熟悉的东桥中心小学了，而是一个跨进新世纪的校园。校园里也同样有许多花草树木，但是这些花草树木都是经过工人的修理，所以会发出一股清香，这种清香能使同学们在良好的环境下上学。大楼表面没什么变化，只不过重新刷了一遍。还有一点！你为什么觉得非常舒服？原来，大楼表面的漆是最新发明的机器造成的，让人一看就觉得非常舒服，每一间教室内都是100平方米，每间教室都是前面的桌子矮，后面的桌子高，这能使后面的同学看得清黑板我想象中的校园很优美吧！希望你能进入我想象中的校园。
没想到，汽车一拐上涅瓦河畔的大道，还没见到什么巍峨的高楼，导游就伸手一指：喏，这就是冬宫，冬宫，就是这样低矮地蛰居在平静悠悠的涅瓦河畔的建筑？心里暗想：我们外滩哪一幢高楼都比之高大伟岸雄奇得多了。然而再仔细地端详，冬宫的富贵华丽、恢宏精美的气质就愈益浓郁生发，那种辉煌夺人眼球，摄人魂魄。
确实不能小看了这仅有三层的楼房。它沿涅瓦河一字排开，长约230米，宽有140米，而高度不过22米，但几百年来，它以自己独有的形态和风格，征服了世人。在蓝天白云和河流的温情呵护之间，它雄性壮美，熠熠生辉，整体建筑气势如虹。早在19世纪中叶，当时的俄国就颁布了一项特别法律，圣彼得堡所有的建筑，除了教堂之外，都不得超过冬宫。在21世纪的今天，笔者在圣彼得堡建筑保护委员会考察交流时，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还颇为自豪地介绍，他们坚持限高至今，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突破，这是这座城市的骄傲。诚然斯言，站在涅瓦河畔的桥梁上，极目两岸，建筑与天空的黄金分割比例，仿佛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天空是美的，河流是美的，而人为的建筑也是十分和谐的。我不禁感慨：中国古人推崇的“天人合一”，这在西方的建筑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走近冬宫，这巴洛克式建筑风采更加绚烂。蔚蓝色与白色相间，外部结构和装饰注重严格规整，雕饰也是丰富气派。阿特拉斯的巨神群像提升了一种艺术震撼。而四周的柱廊，对称相应，又平添几分庄严。令人称奇的是：冬宫在壮观之余，一些细部的雕饰精致入微，颇见匠心独运。这种精致，在外墙楼角，在窗上饰框，也在浮雕的布设上充分展现，且不说室内的装潢是修旧如旧，保持了原创风格。紧挨着冬宫行走，艺术想象的翅膀会情不自禁地舒展，这一刻无比美好。
但是，还是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建筑，在我们的脑海里是与战争、起义、炮火一类的字眼所关联的，而如今竟是完好无损，它竟然是当今最大最古老的博物馆，它的馆藏一点也不逊于卢浮宫！据史料记载，叶卡捷琳娜二世，18世纪的俄国女皇，最初从德国购置了数百幅名画，藏于楼内，并将此楼命名为“艾尔米塔奇”（隐宫）。从此开始，冬宫开始兼容并蓄天下宝物。直至今天，这巨大的博物馆已拥有各类珍贵藏品达到270余万件。这些藏品有代表史前文化的物品，也有来自巴比伦文化的埃及艺术作品，以欧洲国家为主的油画和雕刻是这里的主角，俄罗斯本身的艺术品自然也忝列其中，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震撼力。这里有几处本文不能不点到。在小埃尔米塔室的铁孔雀是天下一奇，那个金灿灿的铁孔雀，栩栩如生，翅膀上镶嵌了许多粲然夺目的宝石，这铁孔雀和另一只铁山鸡、铁猫头鹰组合成一台精彩的演绎。当工作人员启动发条后，孔雀会缓缓开屏，而且张着美丽夺目的翅膀旋转，铁山鸡则发出啁啾的鸣声，猫头鹰的双目炯炯，也有一次华丽的转身，给所有游客都带来惊喜和欢笑。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圣母丽达》也是观众瞩目之处，它和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彼得大帝创造了圣彼得堡的奇迹，他被后人尊崇也是情理之中。冬宫就有彼得大帝的专门展厅，彼得大帝生前的用品，在这令人驻足。他的蜡坐像，更是令人注目。据说，蜡坐像的头发是其本人的真发，由此可见馆藏如何珍贵了。
在冬宫，真的难以想象，据说有1.5万幅绘画，1.2万件雕塑，60万幅线条画作品，100万块硬币和证章，22.4万件古代家具、瓷器、金银制品、宝石与象牙工艺品。它们和冬宫自身的建筑，相互辉映，从而使得这个建筑宫殿更加富有内涵，更加具有生命。
这本来属于皇室的冬宫，初建于1754-1762年，战火中两度毁建。我更难以想象，站在涅瓦河对面，今天还可看见20世纪初的“阿芙乐尔”舰，它的炮口仍然直对着冬宫。当时，只要它发怒，冬宫迅即残破不全了。那时资产阶级政府正占据冬宫，那隆隆的炮火一定会让十月革命者十分解渴，那些大理石、孔雀石以及包金、镀铜装饰，也许瞬间灰飞烟灭。但这一切并未发生。它只是放了一下“空炮”，作为攻打冬宫信号。冬宫完好无损，依然静卧在涅瓦河畔，并更具魅力。俄国人，这一点，真让人佩服！
在广场中央，又见一根纪念柱，名叫亚历山大纪念柱，高耸入云。据说，有重达600吨，是用整块花岗石制作而成，它稳稳地站立在基石上，一切靠的是自身力量，顶尖有个天使，又给人诸多想象……
责任编辑：黄艳秋
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就可以在天上自由飞翔。那样上学就不会因为堵车而迟到了，也不会为天天走路而苦恼了。
如果所有的花一年四季都开放，那么世界会变得更加美丽。我们生活、学习的环境会更加美丽。
如果有一种机器可以把海水变成能让人们使用的淡水，那样就能让那些没水的地方喝上干净的水，用上干净的水。人们就不会为缺水发愁了。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垃圾全部清除干净，让塑料袋这样污染环境的东西不再出现，那样世界将变得非常美丽，空气也会很好。
房间的墙是我喜欢的淡粉色，里面有一张宽敞的大床，用来学习的书桌，和一个大大的衣柜。尽管我很喜欢，但有时我也希望我房间和现在不一样。
我希望我的房间是一艘宇宙飞船，能带我遨游太空，探索天上的秘密。我只要向窗外望去，就能看到恒星、月球、八大行星等，说不定还能看到外星人，学学他们的语言。我还要每天去一个星球，去发现人们的未解之谜。
我希望我的房间是艘潜水艇，我站在窗边就能看到漂亮的珊瑚，千奇百怪颜色不一的鱼儿，碧绿的海草。我可以和鱼儿交朋友，什么时候想游泳了就打开窗户出去游泳。每天看着这么漂亮的海底世界，生活的每时每刻心情都是特别美好的。
我还希望我的房间是一个花园，房间里有乳白色的百合、有火红的玫瑰、看昙花一现、看五颜六色的郁金香，每天做事情时都能伴随着花香，想想都很好。
我更希望我的房间是一棵高耸入云的.果树，打开窗户就能摸到洁白的云朵，摘到甜甜的果子，还能闻到树叶的清新，听着小鸟欢快的歌唱。
“台大的环境，郁郁葱葱。台大的气象，勃勃蓬蓬。远望那玉山，突出云表；正象征我们目标的高崇。近看蜿蜒的淡水，他不舍昼夜地流动，正显示我们百折不挠的作风，这百折不挠的作风，定使我们一切事业都成功”。
这是台湾大学的校歌。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日本割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祖国收复台湾之后，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1949年傅斯年先生担任校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一时间台湾大学气象万千，学者云集，人才辈出。傅校长逝世于任上，但他给台大人留下的八字校训永远鼓舞着每一位莘莘学子：“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一切，都曾经深深影响过少年李敖；而如今，少年长成青年，他已经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了。
台湾宜人的自然气候也使得台大校园的景色美不胜收，清澈的蓝天白云，参天的棕榈树下的绿茵，绿茵里躲藏身影的蝴蝶，以及四季轮替开放的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花儿……这一切都编织出一段段优美的旋律，成了台大的标志。而这些花儿中间，台大校园又独以杜鹃花为最盛，每年春夏之交、花开之时的美景是难以言喻的。故此，台大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杜鹃花城”。
时为1958年6月5日，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台大校园里洋溢着无尽的芬芳。
胡适先生风度翩翩，在台大法学院发表了名为《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的经典演讲。他说：
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起初报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觉得这样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第二年选修了种苹果学，突然觉悟到：那些苹果在整个中国都找不到，学了根本没用，于是决定改行。不再以“社会的需求”作为导向，改以自己的兴趣为基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与其让中国多一个三流的农学家，不如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一流的文人，这样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不久，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去了。
智者的话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但还不足以“舞动”他们的行为。在那个年代，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崇拜胡适、敬慕胡适、处处以胡适为楷模，可真正能和胡适做得一样出色、一样有胆识的人却屈指可数。
李敖是胡适的一名“粉丝”，他写文章批评过胡适。胡先生在演讲结束后，主动邀见了这位青年，并赞誉青年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可是，胡先生或许不知道，在众人中，这位青年是唯一一位有过相像的“转专业”经验的。阴差阳错，在三四年前，青年遭遇了和胡先生类似的状况：考进大学——填错志愿——主动退学——重考大学——再进大学。
二、联考I
十九岁那年的夏天，李敖已经在家中养了将近一年的“浩然之气”——高三上了没几天，他觉得制式教育太约束自己的发展，整天为应试读书太没意思，所以主动从台中一中休学在家自学了。然而，眼看着曾经在一起上课的同窗们个个热火朝天地准备着高考，李敖毕竟也会“心有戚戚焉”。一天，他忽然向家人宣布要以同等学力（高二肄业）身份参加台湾史上第一次大专联考。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特务统治，用以对付逃台初期的乱局。在“到处是耳目”的环境下，家长和考生害怕国民党会大兴“文字狱”，因此多有一种畏惧文科的心理，绝大多数家长都鼓励孩子报考实用学科。有些人因为成绩不够，无奈被分配到文科，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精神消沉、心情萎靡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李敖却斩钉截铁地立志要学文。今天中国高校里也有“趋理畏文”现象，因为文科难找工作。一个中文班若有一半人是自愿报读的，就要谢天谢地了，学文学的人被美其名为昔日的“七十二闲人”。大抵在李敖的时代和在现在的时代，学习文科的人都是一批勇士，为了理想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人罢！
1954年7月26日，李敖参加了第一次大专联考。当时实行联考招生的学校共有四家，即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大学、省立农业大学和省立工学院。填报志愿时，李敖出于兴趣，将台大中文系列为第一志愿。在交志愿表时，他见表上有“法律专修科”之名，在报名简章中也属于台大各大科系之一；李敖不明就里，顺便也填了它。结果放榜之日，居然被划入法律专修科矣！法律学其实也属文科，何况李敖生性好“弄法”，本意虽不在此，亦无可无不可，于是决定去读。
9月14日，李敖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台中市，乘火车北上台北。台北是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连横《台湾通史》记录台北历史说：“光绪元年（1875），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建府治……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它的魅力是远非台中可比的。
走进台湾大学校园，抬头看蓝天白云，左顾右盼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大学校园的美景立刻抓住了李敖的心。他来到为纪念傅斯年校长而设立的“傅园”，凝视刻在纪念钟上的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个大字，“五四”的精神立刻涌动于他的心中。
大学是个性张扬的地方，大学是思想奔放的地方。李敖觉得终于摆脱了应试教育的羁绊，可以大展手脚干一番了。正如他在诗《胆》中所云：
我走我的路，别人怎能管？
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胆。
三、法学
上课了。不到二十岁的李敖已博览群书，足以媲美一名中年教授，没人够资格给李敖上课。所以在课堂上，李敖极为顽皮，专挑老师的错。
教“刑法总则”的老师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李敖立予纠正，老师很有雅量更正。教英文的老师满口上海腔，把自由Liberty念成“瘌屄利台”，李敖听了当场大笑。教“经济学”的老师有一次被李敖劈头大声问道：“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李敖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全班为之哄堂大笑。而教“三民主义”的老师更是李敖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大吵过。
法律专修科总共只办了两届，学生一百五十人。这一百五十人的入学成绩都很好，原来可以上另外三所实行联考学校的本科的，现在却沦落到读三年的专科，大家都觉得很委屈。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有一种被“骗”之感，故“不平”之声四起。有一位同学甚至在香港《自由人》杂志上投稿批评法律专修科：“该科设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同学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向校方表示不满。
在经同学一再反映后，加上教“刑法总则”的老师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长、教“中国司法组织”的老师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支持学生，赞成改革；于是，校方终于决定将法律专修科改为“法律系司法组”，也读四年，专科变本科。得到通知的当天，一百五十位同学聚餐欢庆，一两年的怄气一扫而空。李敖也很高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请愿”的成功，使他知道“知识分子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这为他日后与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生涯埋下了伏笔。
事情平静了，可是李敖总觉得还不能满意，他对“志在学文”不能忘怀。何况，当初只因为几分之差才沦落到法学院，如果不再尝试一次或许一辈子都会觉得遗憾。再说，如果不能读自己最想读的专业，何必又回到课堂呢？干脆继续在家里自学好了！
世间最强莫若“敢为先者”。突然一天，李敖向所有人宣布——弃法从文，重考文学院！
宣布一出，全系哗然，因为谁都知道台大的规定：在校生不能转系，除非退学重考。
李敖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在法律专修科一共上了二百八十七天课，就在改制的前夕，1955年6月27日，他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李敖是唯一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这时已是六月下旬，马上又要联考了，李敖回到备考状态中去。
家人早已习惯了李敖的“壮举”——高三时他不是休学过了吗？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
四、联考II
李敖的数学成绩向来不好，上一次总分不够就是被数学给拉下来的。这时，他想起一段往事：
十一岁，在北京念小学三年级；北京被日本占据，学校要开日语课。李敖恨日本人，有一天与同学合计，在上课前向老师问早安时，利用汉语谐音对老师说：“我一哈腰你妈就得死！”（おほようごぎいます，日语“早上好”的意思）结果被老师抓住惩罚。李敖讨厌日语，成绩当然差。考卷拿回家交给爸爸。爸爸跟李敖说：“恨日本人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爸爸还语重心长地给李敖讲了一个故事——大外交家顾维钧在美国留学时主修国际政治，学校安排的课程表里却有矿物学这一门，而且是必修。顾维钧很费解，去找教务长问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说没错。顾维钧说，我们学矿物学多没用？教务长说，你面对一门既没用又枯燥的学科，而把它用耐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李敖听了这个故事很受鼓舞，在下一次日语考试中，他就拿了一百分。
儿时的经历说明李敖是有进取精神的，他的心中似有一团可以燎原的火种！所以，这一次李敖决心要把数学考好！
他找来中学同学胡家伦帮忙，夜以继日地恶补数学。尽管胡家伦指导有方，李敖也学得很刻苦；但由于基础实在太差，在7月26日的考试中，李敖的数学也只考了五十九分，可其他各门成绩都非常优异，以致总分在当年的所有考生中依旧名列前茅。
这一次，李敖不敢再在填报志愿上马虎了，他孤注一掷报考台大文学院历史系——台大最好的科系，号称集合了过去大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三校史学教授之精华！
蒲松龄曾写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果不其然，李敖这次考上了文学院，从此和法学院说再见。
经过第一次考试——自动退学——第二次考试，李敖充分展示了他的“狂狷”性格，也充分发挥了他的“赌徒”性格，放手做了一次风险极大的试验，也创造了台湾大学史无前例的“奇迹”。还不止呢，此后四年，在台大的校园里，人们总是能看到这样一个身影——戴着黑框眼镜，身着青色长袍，手拎一个大书包，往前匆匆地赶路——他就是李敖，人送外号“台大长袍怪”！堪比当年北大“老怪物”辜鸿铭。
在李敖看来，大学教育带给人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而应该培养真正有智慧、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应该教会大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而不是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的机器人。李敖对文学院充满了冀望。
1955年暑假过后，李敖走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一度感到了满足……
五、史学
可是说到底，李敖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满足的人呢？
当他走进文学院的课堂后，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学者根本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神通广大，六七个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教师都搞不清美国文学家萨洛扬（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竟然连美国大法官布莱克（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一个大学一年级的“饱学之士”，面对这些“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的“为人师表”们，心中的梦彻底破灭了。那个天堂般的大学怎么是这样的呢？天堂般的大学首先不在于它有一流的硬件设施，也不在于它有一流的管理制度，而在于它应该拥有一批真正的一流的学者、大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现实恰恰相反，大学里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它可以让一个没有真才实学的人照样坐上副教授、教授的宝座。这样的大学，怎不叫人失望呢？
但是这一次，李敖真的安定下来，他决定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从此，李敖不再为台大的美景所吸引，他走上了一条与其他人“各自东西南北流”的道路，教授教他们的，李敖学自己的。在整个大学时光里，只有胡适和殷海光二人能够让李敖敬重，其他人在李敖看来皆为“杂碎”。所以出现了这般光景：
李敖拿起一本书，躲进树荫里，任风儿将书吹到哪一页，他便从那里开始读，直读到“夕阳无限好”，然后回宿舍。
李敖邀上好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在草地上大谈到天明……从这些社交活动中，李敖学到更多书本上学不到的。
李敖也像文学青年一样多愁善感，为朋友纷争、为女友离去、为事业无成……他甚至尝试自杀，但终能从痛苦中走出来，锻铸出钢铁般的性格。
四年的生活就这样过去，到1959年6月18日毕业。
大学本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置身其中，要能炼出一对火眼金睛；但实际上大学却是一个“温室”，无论老师或学生都在其中插科打诨。并且，要在大学里混得好，就要守大学里的游戏规则。大学就像是冷冰冰的机器，从里面出来的都是整齐划一的“产品”。
然而，“功夫在诗外”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每一个读书人都不能只拘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毕竟，在你所学的学科之外，有更广阔的世界等待你去发现；在你所在的学校之外，也有无限的人物、事件，它们是不一样的。终有一天，大学生要走出象牙塔；那么，为什么不早做准备呢？
李敖的一生，台大占了重要的成分。多年后，李敖回到台大，在文学院门口留影，并在照片下题字曰：多年以前，面对台大；多年以后，背对台大。是啊，一名学生要有“背对”母校的勇气，才能算没有辜负母校的栽培。这时，我想起李敖在大学二年级时写下的一首诗《我将归来开放》，正好作为收尾：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期待它是特殊的或是精彩的。这或许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原因吧!未来可能是你实现梦想的时候;未来可能是你活得最精彩的时候;未来你可能是一颗耀眼的繁星。未来难以预料的事很多，每一个人的未来都不会是平坦的大道，它需要磨练，需要坚持和恒心;未来它本身就是一个谜，你不可以否定它，但可以想象它，我也想象过我的未来。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起了床，换了一件衣服，做足了一切准备，来到了音乐的.天堂——“快乐女生”的舞台。这是我从出生开始到现在的梦想，在这一刻实现了。在台上，开始我很紧张，这时台下的观众鼓掌了，我唱着自己的歌，感到无比快乐和兴奋。虽然我可能会被淘汰，但只要我做过，就不会有遗憾，至少实现过。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唱得更自然更动听了。我竟然没被“删除”掉!这一下我更加有信心了。回家之后，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着，到处“宣传”，这或许是实现梦想后的正常反应吧!我一遍又一遍的回看，回看那个不一样的自己，跟以前那个没自信又没勇气的我比起来真是差远了。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也“反省”了一遍又一遍，觉得梦想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会实现。梦想或许是你人生的一种考验，只要你有恒心与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它会认为你通过了考验。
在这树海里有一个岩洞，岩洞里温度特别低，特别冷，经常结冰。岩洞特别深，深不可测，并且光线暗，伸手不见五指。
那天，我们在带队老师的率领下，走进了岩洞。岩洞里面的岩石长短高低各不相同，奇形怪状，好像长着翅膀的怪兽，虎视眈眈地看着走进岩洞的我们。
我心里不由得胆战心惊起来，越往里走，岩洞越窄小，到后来，我们只能蹲着走了。更让人害怕的是，地面很滑，稍不留神好像就会狠狠跌一大跤。
走在我前面的同学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透过她戴着手套的手，我仿佛感觉到她的手心满是汗，还有咚咚咚跳动的心。我们每走一步都特别艰难。
突然“当”的一声，她踩滑了，摔倒在地，连带着我身体一歪。我心里一凉，暗叫一声“完了”，冷汗顿时冒了出来。我急中生智，一个旋转，用脚尖抓住地面。天啊，好险!我长嘘一口气，终于站稳了。
好不容易到了尽头，老师叫我们往回走，我们一个个顿时像轻盈的燕子，简直觉得太简单了，都快用飞跑来形容了，就这样我们一会儿就回到岩洞口了。
太好玩了!
却原来，经历过困难的挑战后，困难就成为了纸老虎了。
张昌华一家重男轻女的意识并不强，但在农村还是有这种思维定式，女儿最后总是要嫁出去。夫妻俩打工挣钱，一是为了孩子上学，另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盖好房子，这栋二层小楼就是为给儿子娶媳妇准备的，将来花在他身上的钱，只多不少。张琴的弟弟人很随和，成绩又好，张琴最关心的也是他，她说如果能早一点挣钱，不管怎样她都要供弟弟上学。有趣的是，张琴在这个家庭里，好像替代了一个母亲的角色，上有外婆，下是弟弟，她总像人母一样来关心家人。说起外婆和外公，始终被她视为最亲近的人，尤其是外公。“我是由外公一手带大的，他以前读过书，不像村里其他人，讲起话来大吵大闹。而且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在一起说话，我做错事，他也从来不会打我，会跟我讲道理，讲很多的人生道理。”大概在2002年，老人因为心脏病去世，发病时，村民把他送到医院，张琴的舅舅打电话通知她爸妈。那时两人还在广州打工，连夜买好飞机票赶回来，见上最后一面后，外公就去世了。
那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这件事对张琴打击很大，她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关心自己的一个人走了。从此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加上正处于青春期和生理变化的一个临界点上，叛逆的情绪与日俱增。有一次张琴说自己会一个人去上坟，她很想念外公。
她父母不停地给她换学校，因为总会遇到坏孩子，每次换到一个新的学校，她自己又很不适应，继而变得更加孤僻，她经常心情不好，就把门一关，让我们走开，搞得我们拍起来很麻烦。当我问到她对父母的看法时，张琴直言不讳，她说对他们的感情很复杂。父母看上去就只在乎钱，农忙时想让他们回来，也好能看看她。但两个人就会说，车票很贵，回不来，或者干脆就是根本买不到车票，她不相信。她和父母之间的这种疑心和怨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觉得外公去世时，父母回来的很不及时。而且她认定了就是因为两人长期不在家，照料不周，才导致外公有病，她把这个怪罪在父母头上。再往后，她的语气就越发直白、坚硬，说不可能买不到车票，肯定是他们在编瞎话。后来直到张琴第一次去广州新塘打工，被爸妈逮到，三口人要回老家过年时，我们才有机会一起领教到，她所幻想的那个瞎话，编出来需要多大的勇气。
对峙在车站 绝处不逢生
张琴QQ上有几百个好友，每个人在她心里，都有着不同的位置，逐渐的她已经不再爱看电视盒子，也早已淡忘掉做演员的想法。她脸上每一处细微表情，都被QQ上远方的同学牵动着，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足够她琢磨一下午，惴惴不安，经常是在整个人完全被掏空了一样坐在那里，捧着手机，傻乐。我问她，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你聊得过来吗？她说，都是以前的同学，现在外地打工。有时她还会去坐1.5元的摩托，到镇上网吧玩“街舞之王”认识新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上面发各种叫“火星文”的字符。这些悬浮在虚拟世界的名字和头像，每次闪烁一次，意味着会有人告诉她，哪个地方可以赚钱，又很好玩，最关键是没有人管，这是对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她最大的痛苦，在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她很挣扎，她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要干吗。我总会问她，你有什么计划？我需要知道她未来想干什么，这对我的拍摄在整体构和叙述方式上想有帮助。可是张琴永远没有答案，不知道，过一天算一天，我最怕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这句话她笑着对我说过，哭着对我说过，面无表情的对我说过，玩世不恭的也对我说过，我见识过她用各种不同的表情和情绪来讲这句话，而这几个字对我那个小心脏的打击又是最大的，比如她可以突然就听见某个朋友的话，就说我要去深圳，那个地方有新工作，她可以买一张票就去了，但我们一大摊子人，一大摊子设备，立马就得跟她走。无法布置拍摄计划，对于拍一个纪录片导演是非常恐怖的事。
2007年夏天，张琴的好朋友在QQ上叫她去广州，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学校，到一个纺织厂里边打工。当时她的父母强烈反对，但她性格太倔，张昌华就说，让她试试看吧，看她受得了这个苦。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后，结果她真的受不了，太累了。只能回村子继续上学。她不会意识到，她打工的同时，自己父母正在焦灼中反复打电话、跑到工厂里跟她聊天，他们小心翼翼的，几乎是很可怜的探索女儿的想法。她的母亲非常渴望，她终有一天会做出回到学校继续念书的决定。我经常会看到他们一家三口挤在宿舍里争论着什么，我的理解是，鸡同鸭讲。
后来张琴的爸妈从深圳的厂区赶过来找她，全家人准备一起回家。张昌华这次买票时，我就带着人先去火车站，边拍边等他们。当时张昌华整天都在找办法买回老家的火车票。因为很多车票都被部门内部的关系，以各种理由提前拿走了，所以他经常在售票窗口前发愣，一愣就是一整天，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工厂生意不好，工人就有希望早放假早回家，票也就更好买一些。越到后面，越是赶货的高峰期，接了很多订单后，工厂永远不知道自己哪天能把货全做完，所以就都放不了假，谁也不知道该买哪一天的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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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我想起自己在广州火车站拍摄的第一年也是没有票，因为当时是在帮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纪事栏目，做纪录片，我就拿着中央台的介绍信，找铁路局的人帮忙弄几张退票，跟火车站职工结下点交情。火车里每个车厢，都有一节是专门留给列车员休息用的，我第一年就借用那个车厢，拍完了就进去休息，等于搞了一个特殊化，他们觉得毕竟这是中央台嘛。随后两年，我就没有介绍信了，但是和他们关系已经混熟了。我第一年就很聪明，知道后面还要拍很多年，就运用各种办法跟他们搞好关系。拉到酒桌上，请客吃饭，反正大家成朋友了，第二年我再去，一打电话，小范又来了，很好，拍，我就直接拿着设备开工。
现场状况要远比我能拍到的，更加惨烈。
当新一拨人群正往里挤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很多武警开始增援，因为当时人太多了，几万人在这颠沛流离，都看不到回家的路，已经有出失控的苗头。我听说有一车一车的武警和警察被调过来，而且广州的警备力量早不够用了，政府不仅开始从外地调警察，甚至还出动了民兵部队盯住外围。眼瞅火车站里越来越焦灼，现场被搅拌得像沙砾一样混乱。武警和警察守住更靠近车站的中心区域，他们对摄影机是特别敏感，不让我的摄影师举起机器对着他们拍。只是到最后两三天乱得离谱，没人顾得上管我，才能见缝插针的拍到些东西。
我跟摄影师、录音师跑到天桥下一个长条花坛的隔离带，站在上面拍全景。隔不了多久，警察用铁栏杆围成的一个圈，被潮水般的人群给冲开了，那个景象你去用全景在拍的时候确实很壮观，但如果具象到一两个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上，却是彻骨的惨烈感。好多女人都被挤哭，有个小女孩背着一个大包，她实在挤得受不了，就想从人群里面喘口气，但是很快她的包被挤掉了，她连空下一秒钟抹眼泪的视觉都没有，立即一头扎回人群里去抢自己的包，她承担不起这个损失。更担心这一年可能就看不到亲人，回不了家，那种反应和动作，完全是动物式的，完全没有一个作为基本人的尊严，就像一颗尘埃，被这个社会和历史的洪流碾压过去。
傍晚时分我终于看见张昌华一家三口，每人背着一个书包，手里攥个大蛇皮袋子，还拎有箱子，远远的朝我这边挤。晚上七八点，夜色降临，灯也打了起来，大家都很饿，有人开始吃带在身上的东西。我旁边一个还穿着工服的男人，面如菜色，很疲倦。他因为在做木工活时，眼睛里飞进了木屑，想揉一下，结果手指卷进电锯里，被切掉一根小拇指。他说现在还正跟工厂扯皮，对方不愿算成工伤，想一次性赔偿后了事。他很累，但说起对将来的打算，很快又兴奋起来。很多像他这样的人，跟我们一起，就这么在火车站等了足足三天三夜。张昌华说想休息一下，就找了个地方睡觉，我们拍到凌晨四点时也就随便找个地方躺下了。
继续僵持中，忽然一下子有人吹口哨，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开闸，要放人了，那些散下的蚂蚁，立刻开始向前涌。转眼间，我们这片人群前面的大铁门都开了，不下三五千人，全部拿起行李，疯狂的朝前挤。我的摄制组本是站在一起，瞬间全被人群挤散掉。摄影师扛起机器，而我则完全被两侧的人给夹着架起，双脚离地，往前拖走足有三十米后，人群渐渐分开，我完全被吓傻掉，那一刻我甚至觉得自己死定了。
前面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摔倒时，我以为她是张琴，就狂喊她的名字，当时所有人都在喊“不要推！”各自喊的都是自己家人名字。我回头时，摄影师也被挤开了，他本是最靠近张琴一家人的，然后录音师也不见了。他们两人之间还牵了根音频线，被冲散拉开了十几米远后，还有好多人朝前冲，线就被抻到人家脖子上。这时我左手拿着一个色温灯，干脆把右手的话筒杆使劲一抛，扔给录音师让他接住。我们看着那根杆，从人群的头顶上空，划了十几米远。
在整个全过程中，我发现张琴完全处于游离的状态。她根本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体会不到父母每年一次的春运有多苦，她不觉得那很重要，她不在乎。更多的时候，她只会想自己过的不开心，所以在坐在火车站的三天里，她都不和父母坐在一起，这非常伤夫妻俩的心。张昌华是个沉默的男人，在家人面前甚至显得有些窝囊，他的姐姐曾经拒绝了他借五百块钱的请求，这笔钱对农村人来说并不算小，最关键的，是他老婆陈素琴认为她的婆家人看不起自己丈夫。但在外人面前，张昌华的自尊心却非常强，他甚至会主动质问武警，为什么对待城里人的态度，就跟他们农村人不一样，是不是瞧不起他们。
我们进侯车大厅以后又等了六七个小时，这时候终于听到张琴和她父亲吵了起来。原因很吊诡，就是因为她总是笑。当时在侯车大厅二楼，因为武警在前面站岗不让进了，我们只好在原地等。那个位置可以看到一楼大厅中心，不停有人大包小包往里赶，看上去很惶恐，互相推搡。瞅见这一切，张琴就站在二楼笑，她觉得很好玩。这时候她爸爸终于爆发了，他认为这孩子太不懂事。尤其是这三天以来，他始终试图不断的跟女儿解释，过年回家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要来吃这个苦，但是张琴从来都是充耳不闻。更多的时候，她喜欢站在二楼阳台边玩，看着下面一群一群的人走过，这样很狼狈的样子，令她感觉特别有意思。这在张昌华理解为，完全等同于对他这一辈子所付出努力和牺牲的一种蔑视。两个人毫无顾忌的吵了起来，张昌华吼了女儿两句，这时张琴的母亲也站到她父亲身边，而她则站到墙的另一边，接着双方再次进入冷战。我当然也很想拍，但又不好意思大庭广众下，举起摄影机再引来很多人围观。张昌华的脸上本来就很挂不住，这种面子，甚至说是尊严，他是格外看重的。
2400公里的直线距离，坐飞机不过两个小时，但张昌华一家却在火车里呆了三天，算上之前买票，全部过程足有一周之久。火车在雪灾中走走停停，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整个南方铁路调度全部瘫痪，总要让车。而对我来说，如何给设备充电成了最痛苦的事，为了对付这种最老式的绿皮车，我专门买了48伏的逆变电源，又在台湾找了个48伏变220伏的变电源器，再背上一个UPS不间断电源，因为拍摄素材都要打到硬盘里，一大堆电脑设备就接这个东西。而火车车箱上还没有这个，好在我提前带了一根几十米长的电线，从另外一个车箱，把48伏的直流电，引到我们的车箱。但这个最老式的火车发电机功率很小，火车本身要用的电就很多，结果导致这个车只有在停下来时才能充电，我真的要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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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张昌华一家回村的时候，已经快要天黑了，我们并没有碰到太多村里的人，但是一回到家里，大家的喜悦马上就把脸上的疲惫给一扫而光，父母永远最担心最挂念孩子的成绩，因为这是他们生活当中唯一看重的，或者他们觉得能够抓住的可能性，就是孩子的学习。他一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问儿子学习情况怎么样。我去国外参加的电影节上，比如在欧洲放这个片子的时候，陈素琴对儿子学习成绩的无限要求，被外国观众认为有点残忍，甚至惨无人道。他们不明白为何家长这么在意孩子的学习，为什么不能让孩子有多一点的空间。对此，我竟一时语塞。后来我想，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他们一家在遭受各种挤压的生命层级上，只能维持一种非常低质量的存活状态而已。所有的爱，尊严，希望，都是被扭曲，甚至是摧毁人性的，这甚至令保持最起码的人伦纲常成为奢侈。
迷途漫漫 不见来路
一回家里见到外婆，张琴那股天真的孩子气，马上就显出来了，在路上这一个星期里，她始终郁郁寡欢的样子，现在却跟个小姑娘一样黏着外婆。尤其是之前跟父母闹过几次后，加上过完年张昌华夫妇又要回广州，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张琴私下跟我说，她决定再去隔壁村舅舅家住一阵子，两个月以后，她可以溜出去接着打工。
张琴当时得了很严重的鼻炎，她父母很着急，在夏天专程回来把她弄到广安县城的一个医院，要给鼻子动手术。她当时正值青春期，一定要对着干，死活不做这个手术。最后张昌华跟女儿交涉，张琴说她要买一个新手机，父亲没有办法，就答应她了。手术结束后，需要住院三天，她完全不理他们，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一问才知道，她又要换一个更高级的型号，她父母这次没有答应，她就开始吵，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她父亲中间还跑过来征求我的意见，说那个新型号很贵，没有那么多钱，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说了一大堆话之后，张昌华还是没有给女儿买手机，张琴有一天就在医院里突然爆发了，把床上的枕头全部扔出病房。
张昌华那时候非常难受，夜里十二点，他一个人在医院的过道里呆着，也不抽烟，只有屋顶上一盏小日光灯照着他，这个瘦小男人的身躯，孤立无助。他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了，其实他一直在努力满足他女儿的各种愿望。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孩子认定父母不会保护自己。但外公去世这件事，却深深地卡在张琴人生最为关键的成长阶段，如鲠在喉，她整个青春期都试图在挑衅张昌华夫妇。陈素琴觉得特别无辜，每次跟我讲起这段往事，她都很心痛的说。“你看我们工作那么辛苦，寄钱养外公，然后让两个孩子上学，我花那么多钱买飞机票回去看他，也是无力回天。这个事情怎么能怪到我头上来呢？”她似乎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但谁又能在当下这样一种状况里，苛责这个16岁的女孩为何不去理解她的父母？
当然这件事对张琴的刺激更大，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手机事件”令她意识到经济上的独立有多么重要，她迫切希望可以自己选择想要过哪种生活。所以在三四个月之后，她便决定正式辍学再次投奔同学，出去打工。
对于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朋友就是一切，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会背叛她，就连父母都不重要，但朋友一定是不会错的，朋友跟她说什么，她全都信。包括在QQ上叫张琴过来的那个好朋友，那是一个跟她关系最好的同学，叫张琴来服装厂找自己。但她可能还没意识到，开发区里的状况，所有人员都在不停的流动，没有任何人说话是靠谱的。她刚进厂，那个人就走了，立刻给她来了一个“惊喜”。走速度之快，以至于我都没机会拍到那个同学，后来张琴也总抱怨，当她独自洗衣服、吃饭的时候，我问，你觉得这个工厂怎么样，她说一点也不好，又累，钱赚的也不多。这里每个厂都有一两个省份的人比较多，因为都是老乡带老乡带过来。恰恰张琴那个厂里四川人特别少，所以她没有朋友，甚至连能说上话的人都没影。我甚至都在怀疑，她是否会被同乡坑来坑去，只是不肯告诉我而已。
新塘，是一个牛仔裤之城，张琴的父母在广州三元里附近打工，离新塘有一个小时车程。那座城市专门只做这一种东西。如果你在谷歌MAP上搜索这里，你会看到，城市所有的河流全部是黑色的。因为牛仔裤有一道工序叫洗水，就是要把那个蓝色的表层洗一遍，之后的水就排到河里。我曾经专门去拍过一段新塘的污染，亲眼看着以前的农村，逐步剔除了舍瓦里弄，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城市的粗貌，填满了大大小小上百家工厂，数不清的农村妇女，蹲在家门口缝牛仔裤、串珠子、剪线，而堆满垃圾的河流，则闪烁着或蓝色，或黑色的光泽。我采访过当时新塘一个镇的镇长，他很骄傲，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小渔村，什么都没有，但是过去十几年发展，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牛仔裤生产地，全世界一半的牛仔裤在哪被制造出来？在我这个城里。
新塘布满了三四线城市最普遍的各种理发店、服装店和快餐连锁，当张琴拿到了工资后，第二天就跑去理了个新发型。当时她的工厂已经停工了，要过年，漂泊异乡的打工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想法，回乡前要做一个新的发型，然后买上一身新衣服，衣锦还乡，一定要把自己拾掇的像一个城里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所以那几天工厂旁边的理发店全部排的满满当当，里边各种五颜六色的新潮发型，他们的衣服质地粗糙，样子又是特别土的那种时髦，就是soil fashion，可以想象，当红黄紫色的各种卷发，走在村舍的田埂上，那会是一个很黑色幽默的景象，但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脉搏。
张琴在理发店里认识一个叫阿杰的理发师，是一个小男孩，俩人见面有点打情骂俏的意思。我猜张琴有一点喜欢阿杰，我就问她，“阿杰还挺帅的。”她很敏感，说阿杰已经有女朋友了。她做头发时阿杰建议她搞像洋娃娃似的卷发，她说那就搞吧，我看她的那个害羞的反应，他可能是真喜欢阿杰。
搞完了头发以后，张琴走在大街上，找我们的镜头给她拍，我注意到她第一次偷看了一眼摄像机，可能是不自觉的，她对摄像机已经很适应。那真是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那一刻她其实是最自我、最真实的青春年少，她很满意这个芭比娃娃的发型，更反应了一个16岁女孩的小虚荣，她希望这个世界看着他，她希望这个世界觉得她很美。我觉得这个瞬间很珍贵，因为与她平时在工厂里故做成熟，以此保护自己的状态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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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其实没有太多花钱的地方，因为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花钱。工人最大的娱乐就是出去吃个宵夜，烤个串。到了周末，大部分女孩都会去男朋友那，年纪更大的，结过婚的，就特别能省，就在寝室里睡觉，然后洗澡洗衣服，非常无聊。但是张琴总会抱怨自己的钱很少，睡在她上铺的一个女孩叫阿玲，她们总会躺在一起，计划着将来要开个服装店，但是天知道明天一刮哪阵风，把说的全吹跑了。只有一件事，张琴坚持坐下来了，那就是寄钱给外婆，每个月都寄三四百块钱，她当时工资是一千多一点。
那段时间张琴整个人都很迷茫，她觉得一直这么玩下去也不是个事，因为没法继续上学了，她又被同学叫到深圳。这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她开始抵触我们的拍摄了，很不想我们跟着她。我们一下深圳火车站，他就说要去找朋友，不让我们跟着，对此我已经习惯了。很多时候，都是他不让拍了，我就先努力一下，然后她就软下来。但这次最糟糕的是，她实在不让我跟着，我们再次面临着一个漂泊状态，我就一直坚持，至少要知道他会去哪，跟哪同学碰头。但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后来我们就在火车站广场的花坛上，僵持了好半天，没想到她突然起身就走，我以为他是去买水，结果她一口气跑到公交汽车站，转眼就找不到人了。
我猜她一定是听同学介绍个不太光彩的工作，就把我们给甩了。一两天以后，她又打电话给我，说她是去朋友那玩了一下，就准备工作。这两天给我吓坏了，我以为这个故事线就此断掉了。但是通过话后，从拍摄故事的角度讲，我已经不是特别焦急了，因为我已经能预见到她的结局是什么。我当然很担心，因为在酒吧工作的女孩，后来会变成什么，我见过太多了。陪酒女郎、应招小姐，围绕在她身上的事情，似乎不再是学校与工厂那么简单。
那时候因为片子快拍完了，我们谈论更多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可以帮到你。但她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她只是把我们当个朋友，一没的玩了，就来找我玩，一块吃个饭，补几个镜头。因为她在外面跟几个女孩合租了个房子，每天下班也很晚，又认识新的朋友，又吃夜宵，其实跟工厂的生活模式非常像。在我看来，她只是在寻求自由和独立，这是任何一个年轻人，不论你是农村还是城市的，是否受过教育，到那个年龄，你一定会做这个事。我一直都很担心张琴，她有点悲壮，但是并不悲观，我觉得这是她应该做的事情，最起码是自得其乐。我从长辈的角度看她，更多时候是怜悯。但如果真的设身处地，从她自己的处境出发，那才是对她足够的尊重，但我们总用一种假设自己全知全能的眼光来看她们。
在大工厂时代，失去联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是永恒的主题。影片拍摄完成后，张琴去了湖北打工，然后又回到深圳，清洁工、服务员，她都干过。我一直都在劝她去上个学，不上学你永远都是这种最底层的工作，好歹学个手艺。我就把张琴接到北京，在一家化妆学校上了半年的课。然后她又不愿意学了，自己没信心，说肯定学不好，就又跑掉了，我想她现在应该是在厦门。眼下按说她已经二十来岁了，多少还算靠点谱，有了些长进。好像现在找了个男朋友，是做生意的。我就看她如果幸运，这个做生意的男朋友可以真的跟她过下去，或者还是在玩她，谁也说不准。
在这个社会上升的渠道全都被赌死，人们只会拼爹，向她这种没受过教育没背景的人，只能就认命做最底层的工作，拿最少的钱。张琴完全就是她父母的缩影，张昌华夫妇直到现在还是给人家打工，金融危机时好多人失业，工资也低。现在陈素琴就觉得，二十年来，她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总跟我念叨，她把女儿给养丢了，她不愿看到自己的儿子再这样，所以趁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萧条期，她就回去照顾儿子了。她儿子很争气，成绩好，考上广安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陈素琴就回去在县城里租了一个小房，专门照顾儿子，给他做饭，和城里的很多父母一样，她儿子今年就要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后来我跟张昌华打电话，跟他说上大学是个挺不靠谱的事，现在这么贵，上完后又怎么样，还不是要失业，因为大学里面你真是学不到什么东西。
直到最后我拍完《归途列车》的张琴一家人时，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她的父母，第一代农民工移居者，往往把一辈子的苦都吃透了。但到了第二代就不行，因为父辈在一穷二白城镇化进程中，没有积累到任何原始资本。纵观欧洲、美国或者加拿大，那些地方的移民，基本上第一代奋斗完以后，就可以在城市旁边落脚，安一个小家，哪怕不是很好，他们的孩子也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城市的公共教育和生活体系，进而实现城市化。等孩子长出来就已经跟原本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完全一样，都可以平等的去找工作。但中国这一茬人，在奋斗掉大半生之后，会发现在广州、深圳这种城市网络的边缘，哪怕是某个新开发区或者郊区，都绝对买不起一个能落脚的小屋子，更别提接受稳定的公共服务，那等待他们的宿命是什么？或许就是他自己这辈子熬干后，拿回仅有的一点点可怜的工资，寄回家，让儿女有一个重新起飞的可能性。就像我在工厂里拍成群的人坐在工位，没日没夜的干，就像一块电池似的被放在机器面前，驱动着庞大的流水线，制造衣服、玩具和各种的家电，等电量耗干，他们会一下子被抽掉原型，抛回农村。
范立欣简历：范立欣是中国首位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奖两项大奖的一位导演。范立欣从事电影纪录片创作始于1998年。他在2003年剪辑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得了英国皇家纪录片学院奖和美国电视文化艺术贡献奖。2006年初，范立欣任中方制片人参与了加拿大电影局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沿江而上》拍摄。该片在温哥华电影节上荣获“加拿大最佳纪录片奖”，并获得2008年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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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差生想象作文05-25
假如我是雨滴想象作文10-03
假如我只有一厘米想象作文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