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萧条启示

美国大萧条启示（精选6篇）

美国大萧条启示 篇1

奥地利学派是一个少数派，是一个比较边缘且有着自己鲜明特征的学派，其观点独特，思想另类。比如他们基本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过程理论等特点，使它成为了冲击主流思想的小众。而实际上，奥地利学派是比较综合的，它涉及面之广，起码融合了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甚至社会理论等。所以，他们的著作往往给人以极大震撼和颠覆感，品读以后仿佛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心潮澎湃而久不能平复。

罗斯巴德（1926-1995）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智慧之作《美国大萧条》风靡全球，经久不衰。如今拜读，依然是受益匪浅。该书以美国大萧条为背景，运用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得出与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

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持续时间最长、财富损失最重、影响程度最深的经济大萧条以1929年10月纽约股市的崩盘为标志。股市在 1929年9月1日是最高点，市值总计896亿，到1932 年7月1日跌到156亿，跌了740亿美元，跌幅达82.5%。随着纽约股市的惨跌，美国爆发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产量及物价下降、股市暴跌、失业率奇高、投资极度萎缩。

对于这样一次浩劫，各派学者都努力考究，希望能找到其真正根源以便能防止灾难再次发生。罗斯巴德通过把1921年到1929年分成了12 个时段进行研究，将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分开考虑，得出政府通过有意的货币扩张造成了人为的繁荣的结论。也就是说：大萧条不是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过度积极的国家造成的失败。这一结论不仅与凯恩斯的政府主义背道而驰，而且与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也有明显分歧。

奥地利学派是坚信自由主义的学派，他们认为在一个纯粹的市场中，只要没有政府的干预，是不会出现连续不断的错误的，它有自己的修正能力。而政府错误或者过激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普遍性的商业周期。罗斯巴德认为：“商人受到银行信贷膨胀的误导,对高级的资本商品进行过度投资，而这类商品的生产要得以顺利维持，就必须伴随着较低的时间偏好以及大量的储蓄与投资;一旦通货膨胀渗透到大多数人民生活中,旧有的消费-投资比例就会被重新确立起来,同时对较

高层生产领域的商业投资就显得多余而浪费。商人由于受到信贷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市场利率变化的影响,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可以看出，萧条已隐于表面的大繁荣之下，正伺机发出致命一击，商业周期已不可避免。

正如张维迎所言：我们坚持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是唯一可以解释商业周期和与之类似的现象的。诚然，商业周期的问题有关普遍性的繁荣与萧条，经济的大起与大落。在自由市场下，“较好的企业家,他们在判断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需求的时候,往往比较准确,并能因此获得利润;而那些能力较差的则会蒙受损失”,“通常,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些商人遭受损失,大多数人要么不赔不赚,要么获得利润”。不过，当商业周期来临时，情况就大不同了。而商业周期所要解释的正是那些走向神坛的企业家、精明的商人是怎么突然之间全部犯下同样的错误，蒙受巨大损失的。

罗斯巴德对美国大萧条的分析，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运用的一个实例。把它与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分析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一个根本分歧就是：20世纪20年代是否存在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在他的美国货币史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并不存在通货膨胀，他对货币存量的定义，使他只把流通领域中的通货和活期存款视作货币，而以此为准绳，统计出货币存量的增幅是稳定的，且幅度不大，同时物价水平也没有明显的上涨。而罗斯巴德则认为20年代，美国确实出现了通货膨胀。罗斯巴德甚至把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直接称为“通货膨胀下的繁荣”。所以，奥地利学派把萧条的根源归于政府对通胀的推动、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及对萧条自发调整过程的干预（罗斯巴德列出美国政府拖延经济恢复过程的“反萧条”措施如下：阻止和拖延清偿行为、进一步通货膨胀、保持较高的工资率、阻止物价下跌、刺激消费并劝阻储蓄、救助失业）。可见，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实际的积极作用，反而推波助澜的以通胀为名盘剥百姓，这一次萧条持续了十一年之久，为史上最长。

“萧条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衰退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的自行调整,它清算了繁荣期造成的经济扭曲。在萧条中,经济重新为消费者确立起了有效的服务体系”,因此,“萧条是一个‘恢复’的过程,„„萧条远不是充满邪恶的灾难,在繁荣带来扭曲之后,萧条使经济恢复正常,这是必要而有益的。所以,繁荣需要‘衰退’”。罗斯巴德认为，我们在试图走出萧条的时候追寻的繁荣，不应是简

单的重返繁荣，这样的繁荣必将又一次导致萧条，是不健康的，如此商业周期必将延续下去。

美国大萧条启示 篇2

关键词：罗斯福新政,劳工政策,工会组织,劳动关系协调

当国际金融危机的阴云越来越浓厚地笼罩在华夏大地上之时,当党和政府正以全力扭转就业的危局之时,有关全总“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群体渗透破坏”的报道[1]令许多人莫名惊诧。人们不禁要思量: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工会应当做些什么?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或许大萧条时代美国的劳工政策和工会的作为能够给我们以启示和借鉴。[2]

1929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股指在“黑色星期一”两日内暴跌了35%,由此拉开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代的帏幕。在这期间,有5000万人失业,无计其数的人流离失所,超过10万家以上的企业破产,全球工业生产下降了37%,退回到10年前的水平。1933年3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从而开启了他的波澜壮阔的新政(New Deal)时代。

新政除了对公共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外,最受争议的是其倾向工会的劳工政策。可以说,美国劳资关系协调和劳动标准确定的法律政策基础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3]在危机影响和罗斯福政府的治理下,工会组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发现了自身能够对政治施加影响的优势,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劳工阶层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最终,底层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和收入的增加刺激了经济的景气。它留给后世的政策遗产和精神财富,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工会会员的大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间,美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此期间,管理阶层牢牢地掌握着企业的控制权,工会成员人数缩减,集体谈判力量进一步减弱。像钢铁和汽车这样的重要产业,竟然难寻工会的蛛丝马迹。然而,在胡佛政府的治理下,劳工阶层还是在法律上赢得了两场重要的胜利。最高法院在1930年的“德克萨斯州诉讼新奥尔良铁路公司”一案中毫无争议地作出裁决:雇主试图把“公司工会”(company union)强加给其工人的努力构成了对工人权利的干涉。1932年3月,胡佛总统签署了《诺里斯一拉瓜蒂亚法》(Norris-LaGuardia Act),宣布强迫员工不得加入工会的“黄狗合同”为非法,禁止联邦法院颁布针对组织化劳工的武器禁令。这部法律所依据的理论预设是:单个的工人总是无助的,除非他有权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和任命自己选择的代表,就其雇佣条件和劳动条件进行协商”。这些理念和实践为新政播下了种子。

罗斯福上台后推出的第一部法律是《国家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它重复和强调了《诺里斯一拉瓜蒂亚法》中的一些保护劳工的措施,允诺员工“有权组织起来,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而不会受到任何压制。劳资双方都迅速行动起来,将这一承诺引向了完全不同的目的,雇主极力组织“公司工会”,而工会则试图消灭“公司工会”,使他们自己组织的工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谈判主体。矿工联合会在其主席约翰·路易斯的推动下最为活跃,其会员从1932年的15万人猛增到1935年的40万人。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在总体上的扩张虽没有这么壮观,但在1933年一1936年之间,其成员人数也增加了近75%。

二、构造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法律制度

1933年8月,为了给劳资之间的集体谈判充当裁判,罗斯福总统创立了由雇主和工会代表组成的全国劳工委员会,委任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为主席,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三方机制。然而,这个机构的执行权力不足,到1934年6月,国会收回了它曾经交到政府手中的这项权力,以带有准司法功能的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取而代之。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由3位劳资关系专家组成,按其设想,它可以保证对劳资双方绝对公平,但实际上,它在多数情况下站在了劳方一边。

在整个1930年代,通过推行集体谈判,使得工会在劳工和民众的眼里赢得了尊敬,从而对劳工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是心理上的,也是法律上的。虽然国家复兴署随后垮台,但在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支持下,工会已经强大到足以敦促国会为劳工权利进一步立法,以保护他们的利益。1935年7月5日,《国家劳资关系法》(Wagner Act)在国会得以通过,其缔造者参议员瓦格纳也被誉为美国劳动法之父,这部法律构造了美国劳资关系协调的基本法律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其核心思想是,劳工问题来源于雇主和劳工个人在谈判权力上的不平等,解决之法是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4]。它禁止干涉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不得拒绝与员工代表谈判,不得助长公司工会,不得在就业的问题上有歧视,联邦政府并保障劳工的罢工权利。

为了执行这部法律,成立了一个新的3人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而且,一连串的联邦法院的裁决也给予了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很大的支持。到1941年1月底,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共处理了3.3万件劳动争议案件,涉及近700万工人;3166起罢工案件,涉及40万名工人;制止了近1000次罢工,涉及20万工人。

三、罢工潮和激进产业工会的发展

实际上,193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的大规模罢工浪潮,是劳工阶层在萧条时期积累的冤屈及其在罗斯福政府鼓励下的结果。1934年5月末,共产主义者邓恩兄弟在明尼阿波利斯组织了一场货车司机的大罢工,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在旧金山市,于同年5月开始的一次码头装卸工人的罢工,最终演变为一场总罢工,而且是美国1919年以来同类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1934年9月,由于减产所导致的工资收入下降,使35万纱厂工人放下了手里的工具,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以后组成了由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约翰·怀南特为首的调解委员会,他们做出了有利于罢工工人的调解意见,并建议设立纺织业劳资关系委员会。

为了应对劳工日益增长的力量,以及对激进分子渗透的迹象感到惊慌失措,资方开始花更大的本钱聘请密探,并雇用罢工的破坏者,按照福特的委婉说法,叫做“服务组”。面对汽车行业的工会组织化,通用汽车从1934年1月开始,直至1936年7月,为雇用私家侦探共花掉了将近100万美元。

汽车行业的资方所面临的这种威胁,源自美国工会中的一支新的好战力量——产业工会委员会。以矿工联合会的领袖约翰·路易斯为代表的激进派坚持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传统的“横向”结构(或称行会结构)妨碍了它的发展,并导致“劳工贵族”对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低薪工人的轻蔑,他希望用产业工会主义取而代之。在这一时期,组成工会的都是产业工人,包括汽车业、橡胶业、矿业和钢铁业联合会。到1938年,他们的成员有400万人,比劳工联合会多出近50万人,这些工会把自己重新命名为“产业工会联合会”(CIO)[5],美国的劳工运动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产业工会主义采取了更加大胆好战的激进策略,如他们发明了静坐罢工的技术,并迅速传播到其他群体的斗争中去,在劳资争端中屡屡获胜。他们还积极参与选举和劳工政策立法进程,热衷利用政府的支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经济大萧条以来的10年给美国的劳工态度带来了某些变化。其中新政中倾向工会的劳工政策,以及工会运动中的激进流向,都使得工人(尤其是在大产业中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阶级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认同感。劳工领袖们越来越试图让工会成为社区和休闲生活的中心,有干净、迷人的驻地和功能,包括休息室、游戏室、舞厅、餐馆和图书馆,让工人们在跳舞、打牌、宴会、啤酒聚会等社交活动中团结起来。

四、建立公平的劳动标准

作为新政尾声的一部重要法律,《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由罗斯福于1937年5月提交国会,6个月之后,随着1937年经济萧条的进一步加深,他再一次敦促国会。1938年6月,在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不景气的折磨,并对议案进行修改和简化之后,国会通过了这部法案。罗斯福告诉全体国民:“除了《社会保障法》之外,它大概是这个国家、或者任何其它国家为了工人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法案当中最有远见的一项计划。”

这部法案的前身是1935年下半年通过的《沃尔希-希利公共合同法》,该法案为所有合同金额超过1万美元的政府承包商规定了每周40小时的工时制度,并要求他们支付劳工部根据相邻地区同样工种的“主流工资”所制定的最低工资。《公平劳动标准法》将其扩大到所有“影响州际贸易”的工作,只有农业、渔业和某些服务业得以豁免。它制定了常规的最长工作时间为每周44小时(将逐步减少到40小时),除某些季节性的职业之外,超时工作必须支付相当于原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第一年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25美分,然后自动增加,直至最后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40美分。这样的渐进主义,旨在让雇主有一段较为缓和的调整时期。法案还禁止在州际贸易商品的制造中使用童工。

这一关于最低工资和工时限制的联邦法律对美国的工薪阶层具有深远影响。主要受益者是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得不到保护的工人,包括女工、未成年工和无技能的普通工人。估计约有30万员工的小时工资提高到了25美分,为130万人缩短了工作时间;第二年的小时工资增加到了30美分,受益人大约有69万,大约238.2万人的工作时间减少到了每周42小时;而1940年每周40小时的工时改革大约影响了200万人。除了迫在眉睫的战争订货外,这大概要算作是最有效的刺激经济和提振需求的举措了。1941年2月3日,经美国最高法院批准,该法案成为了美国劳资关系永久性结构中的组成部分。

五、几点启示

不难发现,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劳工政策与我国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劳动政策差异颇多,最重要的还在于指导思想的不同。新政时期的政策倾向完全是向劳工方倾斜的,而在我国,则仍然把重心放在为中小企业减负上。去年一整年,政府一直在保护劳权与提振经济以及拯救中小企业之间犹豫不决。最终它还是选择推迟《企业工资条例》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9条的出台,《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更是完全放弃对劳务派遣的规范,一任此种弹性雇用方式大行其道。今年以来,政府出台的几个政策意见的关注重心集中在促进就业方面,似乎只要企业允诺“尽量不裁员”,在削弱员工的就业权利方面就可以为所欲为,包括缓缴社会保险费,放无薪假,少计算有效工时,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欠薪。社会上有关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甚至是最低工资标准的鼓噪又在甚嚣尘上。[6]不夸张地讲,一个时期以来贯彻《劳动合同法》、突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格局有中道夭折的可能。笔者认为,我们应当避免出台只顾及企业,或一般性地顾及就业,而不注重就业岗位的数量和劳动者就业权利保护的政策。新政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劳动者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我们很难真正刺激内需,提振经济迅速发展。所以,经济危机条件下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既是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经济增长的需要。

新政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越是发生经济危机,越是要开展集体谈判,而且要务求实效。全国总工会在去年12月发起了工会与企业、职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共同约定行动”,即围绕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利益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协商约定,职工帮助企业摆脱困境,企业努力保障职工权益,从而形成企业关爱职工、职工关心企业、共谋企业发展和职工权益实现的良好氛围。而且,全总强调,要把集体协商机制融入“共同约定行动”之中,通过与企业协商,就约定内容签订特殊情况下的集体合同或补充协议,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应当说,全总的工作思路既体现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也强化了“不裁员、不减薪”的协商谈判重点。2009年2月,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三方推动企业加快集体协商机制建设,并把集体协商作为职工与企业凝聚合力、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共谋发展的制度保障。期望通过集体协商机制的普遍建立,强化企业劳资双方自主协调劳动关系的功能。其现实意义不仅仅是危机应对之策,还在于完善劳动关系协调的机制建设。也须指出,我国集体协商素来存在着企业工会不独立、代表性差、协商谈判走过场等痼疾,在金融危机下强化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主要应借助于党和政府的强有力推动,其实质是一种党政主导下的集体协商机制,同时也应吸引员工会员参与,从两个方向上“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

第三个启示是,借助金融危机,促进工会组织发展和结构转型,发育会员意识,提升工会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新政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正常或快速发展的时期,员工更容易形成企业意识,而不易形成工会意识,尤其对处于服务业上游的白领员工阶层就更是如此。金融危机使底层劳动者阶层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并找到一致的利益,一旦被卷入到激进的劳工运动当中则更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而唤起劳工的团结精神。新政如此,当下亦如此。工会应当继续加大组建工会的力度,特别要把那些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并对他们开展扶助行动,使他们增加对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认同感,为工会未来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在组织结构上,笔者一直坚持将维权的主导方面转向产业和行业工会,这并不一定是要仿效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激进做法,而是到“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完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法律体系的构建。从那时起,劳动关系协调的重点工作将从国家的劳动立法转向严格执法和劳资自治,而建立以地域为基础的产业和行业一级的劳动关系协调和社会对话机制是劳资自治的主要形式。为此,从现在开始,就必须着眼于产业和行业工会、行业雇主协会和政府背景的行业工会组织的发育、人员的配备,为未来的产业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建构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而且,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商谈判结构已被证明更易流于形式而只能发挥辅助作用。总之,工会必须证明,它能够担当起代表和维护劳工利益的责任,它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而国际金融危机正是这样的机会。

最后的启示是,可以借助国际金融危机的机遇,调整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美国当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制度框架是在新政时期建立的,后虽屡有调整,且面对经济全球化、雇用弹性化和无工会化的挑战,但主体未变,在很多方面仍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除了政府的劳动部门以外,大多有一个融劳、资、政于一体的劳动关系委员会,对重大的劳资关系议题进行研究、规划、决策,并审理一些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劳资纠纷和争议案件,这个传统是从新政开启的。笔者认为,应借鉴新政的这一做法,将我国的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常设化、机制化和职能化,以因应危机情况下的重大劳资关系议题的会商和处理。特别在于,去年施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存在明显缺欠,未能对处置罢工等群体性事件做出规定,而且过往法规对集体争议的治理条款简约、含义模糊、审限冗长,法规层级较低,已不适应当前的需要,急需立法和行政体制做出新的调整。

十九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的大规模的罢工浪潮,是劳工阶层积累的冤屈和罗斯福新政鼓励的结果。

罗斯福说,除了《社会保障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大概是国家为工人利益而采用的法案中最有远见的一项计划。

新政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劳动者收入和社保水平的提高,我们很难真正刺激内需,提振经济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静睿:“全总: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群体渗透破坏。”《新京报》,2009年2月18日。

[2]本文关于美国大萧条时代历史事件的叙述,若非注明,均引自狄克逊·书克特(Dixon Wecter)著:《经济大萧条时代》,台湾,德威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版,谨致谢意。

[3]约翰·W·巴德著:《人性化的雇佣关系——效率、公平与发言权之间的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4]约翰·W·巴德著:《人性化的雇佣关系——效率、公平与发言权之间的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5]Bamber Lansbury等主编:《国际与比较劳雇关系》,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6页。

[6]“《劳动合同法》实施周年学者吁停止执行”,星岛环球网,2009年2月1 0日。

[1].狄克逊·韦克特(Dixon Wecter)著:《经济大萧条时代》,台湾,德威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

[2].约翰·W·巴德著:《人性化的雇佣关??系——效率、公平与发言权之间的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Bamber Lansbury等主编:《国际与比较劳雇关系》,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的指导意见》,2009年1月23日。

美国是如何走出大萧条的 篇3

危机的种子在繁荣之中悄然破土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代表作《双城记》的开头，他描述的是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的现状，也借指对身处十九世纪英国所潜伏的社会危机的担忧。借用这句话来描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也是再恰当不过。

20世纪初期，一战之后，美国迎来了空前的繁荣。电力能源加速了机器的运转，家用电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汽车缩短了时空距离，住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片崛起……到了二十年代，这种繁荣到达顶峰。

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但是，危机的种子已悄悄破土而出：社会贫富悬殊快速扩大，农业面临严重衰退，财富再分配极其不均衡等等。随着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的大崩盘，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拉开了序幕。

失业是美国人最为惨痛且最不愿面对的事情，尤其是年轻人受到大萧条的打击最为沉重。据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人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接近人口总数的28%。即使到了1935年初，靠救济过活的16-24岁的青年还有几百万人。当时有位大学校长无奈地说：“得到学位的15万大学生，将要走到社会上去，可是人家都不要他们。”

《财富》杂志在25所大学举行过民意测验，结论是大学生都希望有个安定的长期的工作，借以安身立命。大学里都流行一首歌，“我为大学唱赞歌，硕士博士头衔多，学问越来越高深，肚子也越来越饿。”著名戏剧家阿瑟·密勒当时打好几份工，来维系大学学业。

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与消费，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极大影响了社会秩序正常运转。有的人到树林里放火，也仅仅是为了被雇为救火员。

贫富悬殊与过度贪欲

在资本主义进程中，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持续时间最长，财富损失最惨，影响程度最深。探究其起源时，很容易看到一个现象——过度的贪婪与无序的竞争，尤以金融业为最。在以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中，仍然能看到这个影子。

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狂飙，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六成家庭仅仅能维系温饱水平，还有两成家庭生活非常困难。这导致社会购买力明显不足，产能过剩日趋严重。但是，有钱人并没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而是在资本市场追逐高额利润。

1934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的一篇论文这样写道：“美国呈现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至少在二十年代前后是如此。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收入有所增长，而上流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随着上流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

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投机氛围之下。据美国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的调查，金融机构丑闻重重，“如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勾结，放款过度，保证金交易趋增。有38%的股民付少量保证金，就可以从事股票投机，杠杆率达到1：10；投资银行利用自己为上市公司担保的条件，把略高于成本但大大低于市值的股票卖给政客、记者、律师以及相关利益者为自己谋利。”

不少学者认为，股市崩盘只是大萧条的引子，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由。但是，究竟是什么过剩呢，牛奶还是汽车？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当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时代十分艰难，跨不过去往往会导致危机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就处于这样的过渡阶段。

信贷消费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消费品市场的急速膨胀，一方面来自新工厂的扩张和新设备的应用，另一方面来自分期付款的拉动。有关数据显示，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约从20亿美元增加到35亿美元，这一增速相当惊人。但是，信贷消费方式本身就存在危机，一旦削减信贷费用，消费者的购置就会减少。同时，当市场容纳不了增产的商品时，工厂扩张也只能停止，工人就会面临失业，危机悄然而至。

有关资料显示，1929-1933年短短4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40%，失业率达到24.9%，至少有13万家企业倒闭，汽车工业下降了95%。1932年7月，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1929-1939年，美国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美国经济大萧条对世界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管是美洲、欧洲还是澳洲，农业衰退由于大萧条而进一步恶化；世界贸易急速下滑，从1929年到1933年，下降幅度是以往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7%的9倍。此外，大萧条间接导致二战爆发。

“一定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

1933年3月初，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开始实现竞选时的誓言“一定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普遍的认识。

从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的“百日新政”中，罗斯福15次致信美国国会，敦促通过了包括《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紧急农场贷款法》、《经济法》、《联邦救济法》、《国家工业复兴法》等15个法案，对美国的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罗斯福以整顿金融为突破口，让“血液”重新流通起来，稳定人心。因为他面临的局面是美国银行系统几近瘫痪。3月9日，罗斯福敦促国会通过了《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经审查合格后方允许重新开业。从3月13日至15日，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有人评论说，罗斯福对金融业的果断治理好比“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

针对农业全面衰退的现状，5月12日，《农业调整法》出台，旨在稳定农产品基本量、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业购买力，它采用政府给予补贴的形式，通过鼓励农民缩减耕地面积、销毁农产品、屠宰幼畜来实现。1936年，农业总收入较1932年增长50%。

还有一个重要的法案是6月16日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决定建立国家复兴管理局，要求资本家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对各个行业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作出规定，并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从而缓和紧张的阶级矛盾。同时，决定建立公共工程管理局，以建设大型公共工程项目来缓解失业和刺激经济。

1935年到1939年的“罗斯福新政”第二期，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罗斯福说，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法案一出台就受到大多数民众的欢迎。

罗斯福新政的实质是国家干预社会再生产，运用所得税制、预算拨款、政府债券和银行信贷等财政金融杠杆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对发展国民经济的某些重要环节给以促进。它的直接后果是帮助美国走出了危机，摆脱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从1935年开始，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

对于罗斯福新政的效用和影响，研究论文汗牛充栋，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关于新政的书籍层出不穷。大萧条的起源是政府干预太少还是太多，罗斯福新政是否解决了经济危机，在这些问题上至今争议不断。不过，这并未影响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些争议丰富了我们对市场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的认识。

走出大萧条是因为二战？

与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一样，二战是不是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原因，也有不同的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王缉思在《光荣与梦想》中文再版序言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恰恰给美国政府干预经济，促进大规模生产，保证充分就业机会，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历史机遇和国际环境。整个美国，包括政府、资本家，直到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家庭妇女，都发了战争财。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继续让美国经济受益，同苏联的冷战则大大激发了美国战略扩张的动力。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美国经济和对外交往上史无前例的大发展时代。”

但是，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撰文指出，世界二战不是走出大萧条的原因，“打仗对经济有净损害。在战争中花1元，其产出的价值少于1元。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乘数’小于1。打仗真能使国家富强，那就全民常年搞国际军事演习吧。”

他引用多位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其中，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巴罗的研究表明：二战增加了美国国防开支5400亿美元，而经济增长了4300亿美元，乘数为0.8，也就是说战争降低了国民收入，主要的损失出自私人投资、政府非军事采购和净出口，而个人消费支出变化则很小。

其实，大多数研究人员忽视了一点，民众信心对美国走出大萧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每部反映大萧条的文学影视作品几乎都表达了对信念的敬意。电影《奔腾年代》讲述的是大萧条时期，三个失意者和一匹老马的传奇故事。霍华德靠汽车交易发财，儿子却在交通事故中丧生，妻子也要求离婚，而大萧条让他的财富损失惨重；前职业拳手波拉德自幼喜欢骑马，很小就被父母抛弃，四处流浪，靠拳头发泄对现实的不满；驯马师史密斯流离失所无所归依，但对动物充满爱心。他们的马“海洋饼干”不仅个头小，还有腿伤。但是，他们训练这匹看起来没有希望的老马，用坚韧和毅力创造了奇迹，也给整个国家带来希望……

事实上，在经济萧条的年代，也有企业化危为机。1930年，全美的旅馆倒闭了八成，希尔顿的连锁旅馆也是接连亏损，一度负债达50万美元。希尔顿没有泄气，给每一家旅馆的每一位员工打气，告诉他们经济萧条很快会过去，挺过去了就是胜利。所以，只有希尔顿旅馆的员工一直保持着最美好的微笑精心服务。后来，希尔顿旅馆率先复苏，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酒店之一。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尽管对于大萧条的来与去，学术界莫衷一是，但重温这段历史非常有必要，对中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着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些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种种危机，让一部分人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是制度的积累，而不断积累的过程是博弈与完善的过程，只要人类追求进步，这个过程就永远不会结束。同时，也正因为危机不断发生，中国更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

美国小学快乐课堂及其启示 篇4

美国科技发达,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俯拾皆是。在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中,美国小学的快乐课堂居功至伟。

一、美国小学快乐课堂的内容

美国小学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是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成长。 老师告诉小学生:学习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学习的目的不是辛辛苦苦地做题、背书、拿高分,而是要在玩中培养自己的兴趣,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美国小学课堂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课程内容丰富多彩,有语言教学、数学运算、社会实践、讲故事、滚铁圈、做游戏、唱歌、科学、 电脑、体育、美术、实验、手工等。美国小学生座位不固定,可以在教室内随便坐。老师不强制要求小学生必须端正坐姿。小学生只要专心听讲,积极参与课堂,不交头接耳,哪怕是趴在地上都可以。上课时,老师在中央,小学生绕着老师围成一圈。如果是游戏课,小学生就把课桌堆放在教室的角落,以便场地更大,更方便做游戏。小学生在做游戏时可以把鞋子脱掉,赤着脚在教室奔跑。

1.电脑课

在电脑课上,美国小学老师让小学生拍摄各自的照片,上传到电脑中,然后指导小学生对照片进行剪裁,并配上文字介绍,以海报的样式打印出来。这样,小学生在短时间内就学会了文字处理、图片处理等技能。下课后,老师把小学生的作品张贴在校园里。自己亲手做的海报能够在校园展出,这对小学生是莫大的鼓励,他们的喜悦、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2.手工课

美国人认为“小孩的智慧在双手上”[2],他们注重训练小学生的动手能力。美国小学的手工课程也是以培养小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出发点。老师在上课时传授给小学生各种他们可以掌握的技能,比如缝枕头、缝扣子、修拉锁、烤面包、做蛋糕等。这样的动手活动比纯粹的知识传授有趣多了,小学生们兴致盎然。他们不但在学校比赛谁做得好,而且还把成果带到家中让父母分享。有些小学生甚至用在手工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帮助父母。动手能力的训练培养了美国小学生健全的人格,他们中很少存在高分低能的情况。

3.室外教学

热爱大自然是美国小学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人认为,只有热爱大自然,人类才会在真正意义上保护自然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美国小学老师不时组织小学生到室外开展教学活动,让他们亲近大自然。例如,在科学课上,老师会带领学生到室外,让他们齐心协力挖个池塘。在池塘里,小学生可以放养青蛙、鱼虾、泥鳅等动物,种植各种水生植物。在此过程中,小学生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同时, 他们的求知欲和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

4.社会实践课

在社会实践课上,美国小学老师会带领小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增加小学生对所处世界的认识。老师带领小学生参观邮局,了解一封信从发送人那里送达收信人手中的整个过程;参观警察局, 近距离观察警察的工作,让警察传授遇到坏人怎么办及如何报警;参观市政府,认识市长,看市长是如何为百姓服务的;参观自由市场和超市,学习怎样选货及付钱;参观花圃,学习如何识别花草的种类, 动手种植花卉;参观图书馆,学习怎么借书、还书及如何办理借书卡;水果丰收的时候参观果园,采摘果实。社会实践活动如此丰富多彩,小学生哪有不喜欢的道理。社会实践活动在无形中开阔了小学生的眼界,有利于他们今后的发展。

5.音乐课

在音乐课上,美国小学教师因材施教,教授小学生儿歌和流行音乐。民族音乐、高音、美声唱法艺术性比较强,不适合小学生。儿歌和流行音乐旋律欢快优美,节奏感强,歌词朗朗上口,易学易记。由于小学生比较喜欢小动物,美国小学音乐教师教授的很多歌曲就是关于小动物的。例如:《五只小猪》,歌词如下:“一只小猪去集市,一只小猪呆在家,一只小猪烤牛肉,一只小猪手空空,一只小猪哼哼叫。”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了五只不同形态的小猪。音乐教师经常借助多媒体技术来营造快乐氛围。多媒体图文并茂,音画同步,对于小学生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能够激发他们浓郁的学习兴趣。在教小学生唱《五只小猪》时,音乐教师放相关视频。视频中,五只卡通形状的小猪摆出不同的造型,给小学生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情共鸣,快乐的感觉从小学生心中油然而生。美国小学音乐老师让歌曲唱得好的小学生领唱, 让节奏感强的小学生指挥全班唱歌,让有绘画天赋的小学生根据歌曲内容即兴创作,让擅长表演的小学生随歌曲翩翩起舞。在欢快的音乐中,缩短了小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距离,而课堂也充满了活泼愉悦的亮色。

6.体育课

美国小学的体育课是两节连上,以小学生玩乐为主。体育项目比较多,诸如棒球、高尔夫、剑道等,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体育老师鼓励小学生在运动时留心身体反应,思考体质与运动的关系。可以说,美国小学的体育课采用的是开放式的教学方法, 小学生拥有充分的活动自由。这样,小学生上体育课的积极性自然高涨。体育老师在教授小学生一些基本的体育动作时会采用做游戏的方式。例如,小学生在“战场救护”、“打敌机”游戏中学习障碍跑, 在“猫妈妈教猫咪学本事”游戏中练习双圈跳和单圈跳。在游戏中, 小学生不知不觉掌握了体育动作。 游戏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娱乐方式, 融趣味性、挑战性、对抗性为一体, 比较符合小学生爱动爱玩的心理特点。游泳是体育课的内容之一, 美国小学有露天游泳池,小学生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游泳。老师教授小学生游泳技术并负责安全事宜。小学生在游泳池中高兴地戏水,在玩乐中练就了游泳本领。

7.英语课

在英语课上,美国小学老师的讲授别出心裁。比如,老师给小学生分发封面和纸张,让他们动手做一本书。对于书的规格,老师没有统一的要求,但是封面要漂亮美观。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做出来完成。书做好之后,老师让小学生在里面写日记。这样的课堂教学新颖别致,乍一看,好像是美术课抑或是手工课,几乎让人想不到是英语课。在这样的课上,小学生在玩中学,非常开心。英语老师会根据课文内容让小学生做一些游戏, 通过做游戏,枯燥无味的语言学习会变得生动有趣。小学生在游戏中加深了对英语的理解和认识,美国的传统文化就这样在无形之中为小学生所继承。例如,在讲授《奥运会》一课时,美国小学英语老师让学生做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旦鼓声停止,花朵没有传出去的小学生要抽签回答问题。问题根据课文内容而设,诸如“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等等。紧张有趣的击鼓传花使得小学生心理上不敢有丝毫懈怠,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8.实验课

美国小学认为知识的获得可以有多种途径,而依靠自己的观察思考获得知识是最有趣的。美国小学的实验课就是为此目的而开设。 实验有时是小学生单独做,有时由几个学生一起做。单独做需要小学生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一起做需要小学生具备集体合作的精神。美国小学常见的实验课有:光的色散、刻度尺测量长度、温度计测水温、测量电灯泡的功率、磁铁与电流、物质的吸热能力、平面镜成像与凸透镜成像、氧气的制取、食盐的提纯、观察植物细胞、观察动物细胞、观察种子结构、观察叶片结构、观察蚯蚓的爬行、观察动物的应激性、观察心脏的工作原理等。 通过实验,小学生较早就接触了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美国小学的实验课是启发式的,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鼓励小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去解决问题。美国小学生在实验课上兴头十足,积极性很高。老师让发言时,他们争先恐后讲述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和自己的结论。有些小学生意犹未尽,回到家中会继续做实验。小学生在实验中锻炼了心智,培养了观察思考能力,比较早地练就了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

9.数学课

美国小学数学老师的讲课方法生动有趣,在讲解抽象的概念时尽量采用小学生能够理解的方法。 比如,“米”是一个计量单位,比较抽象。为了让小学生直观地理解什么是“米”,老师用滚铁环的方式进行教学。每当滚动到一米的位置时,铁环会发出提示音。老师让所有的小学生都动手在教室和操场上滚铁环。通过滚铁环,小学生知道了教室的长度是12米,宽是8米,知道了操场跑道的长度是400米。这样,在欢乐的教学环境中,小学生准确而又深刻地掌握了“米” 的概念。在讲授进率换算时,数学老师让小学生表演短剧:小学生甲穿着薄薄的衣服走上讲台说:“我的名字叫做秒,我很瘦,60个我才抵得上1分。”小学生乙穿着厚衣服走上讲台说:“我的名字叫分,有人说我胖,然而,60个我才组成一小时。”小学生丙身罩宽厚的纸板走上讲台说:“我的名字叫做小时, 在时间单位里,我是最胖的,我相当于3600个秒。”在娱乐之中,小学生牢牢掌握了时间进率的换算。 在学习分数时,美国小学数学老师准备10个小球和一个纸箱,让小学生随意向纸箱里投球。如果小学生投入纸箱的小球个数是4,数学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下4/10。具体的游戏让小学生直观地认识了分数, 诱发了他们学习分数的兴趣。

美国小学数学老师讲课经常采用3人分组法,他们根据不同小学生的性格特点、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将他们进行分组,每组由1名知识基础好、1名知识基础一般、1名知识基础较差的学生组成。数学老师要求每组的同学要互帮互助。 这样的分组有利于发挥组内各个学生的特长,实现优势互补。在回答问题时,数学老师有意识地培养小学生的合作意识。数学老师给每组小学生编号,知识基础较好的同学为1号,知识基础一般的同学为2号,知识基础较差的同学为3号。1号回答正确得1分,2号回答正确得2分,3号回答正确得3分。这样的规则把小学生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为了自己的小组多得分,1号和2号主动帮助3号学习,3号为了小组的荣誉,也学习得比较认真。数学老师的分组法不但培养了小学生的合作精神,而且还让他们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

二、美国小学快乐课堂的启示

美国小学的快乐课堂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第一,要真正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而不是走过场。我们要多带领小学生深入社会,使得他们具备小学阶段应有的素质。

第二,要改变课堂教学中根深蒂固的填鸭式教学。填鸭式教学是中国小学课堂居于主流地位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老师是主体,小学生被动地接受老师灌输的知识。老师对小学生管得过多过死,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难以调动。我们要转变观念,进行快乐教学,减少老师对小学生不必要的管制,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使得他们乐学。

第三,小学教育要切实走出应试教育的沼泽。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下,中国的小学生在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死记硬背掌握知识,学校的一切教学围绕着语文、数学和英语转,其他科目都成了摆设。语文、数学、英语老师的任务则是盯着小学生的分数,分数成了判断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不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快乐课堂只能是镜花水月。

参考文献

[1]王传明.快乐课堂:理论内涵与构建路径[J].沈阳干部学刊,2013(5).

大萧条时，美国人在干什么 篇5

家庭游戏受欢迎

美国人生活受大萧条影响最显著的方面莫过于闲暇时间。城市运动俱乐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和网球俱乐部等各种休闲团体，在1930年至1934年间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简单的家庭游戏——拼图、跳棋、国际象棋、掷套圈——却大受欢迎，人们要么用它们消磨时间，要么排遣焦虑。

罗斯福最有名的消遣是集邮，这跟他的政府在头5年的时间里发行了约100个新邮票品种不无关系。在郊区，人们呆在家里，促进了羽毛球、乒乓球和户外晚餐的复兴，刺激了木工、机械、养鸽子等业余爱好。

听收音机成时尚

一些不入流的时尚来来去去，此消彼长。端坐不动的消遣项目当中，最普遍的莫过于听收音机了。数百万人专心致志地收听关于慕尼黑危机、德国入侵波兰和法国陷落的观点。1932年至1939年间，通过收音机传送的消息量几乎翻了一倍。

罗斯福总统那句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平民化称呼语“我的朋友”，早在他1920年竞选副总统的时候就被采用了。他总是直接而亲密地面对人民，这一姿态的影响力是空前的。一天的“炉边谈话”之后，罗斯福经常能收到5万封听众来信。

“没有图书馆，我早疯了”

在大萧条即将到来时，20个成年人中约有19个人是报纸的读者。经济危机开始后，无所事事的百万民众突然发现，公共图书馆简直就是穷人的俱乐部——一个可以随便翻阅、打盹的温暖而安静的地方。

193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估计，自1929年以来新增的借书人数为200万~300万。顾客偶尔会对图书管理员说：“如果没有图书馆，我没准会疯掉或者自杀了。”

《读者文摘》发行量大增

在大萧条中，杂志的发行量略有增长，纪实故事和爱情杂志是逃避现实的“精神鸦片”。女性期刊的订户在艰难时期也未大减，继续供应着浪漫传奇和多愁善感。

在大萧条刚开始时，月刊《读者文摘》有25万订户，而到大萧条结束时，其发行量接近七八百万份，包括外语版和盲文版。它的成功部分源自大萧条，当时，很多家庭没钱订阅几份不同的杂志，只好订阅这份多用途合一的杂志；部分源于它的提炼（至少是浓缩）其他出版物精华的做法。

“米老鼠”不敌“唐老鸭”

有声电影这种“全说话、全唱歌”的娱乐给很多人带来新刺激，人们听到那些无声电影明星的声音，自然十分喜悦，电影工业在大萧条时期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在有声电影《汽船威利》让米老鼠这个足智多谋的啮齿动物成为世界性主人公之前，默片中的米老鼠并不成功。20世纪30年代快要结束时，米老鼠已逐步让位于另一个卡通形象：唐老鸭。这是不是因为唐老鸭那呱呱乱叫的恐慌比米老鼠厚脸皮的个人主义更接近时代精神呢？

大多数电影的内容依然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设计的，多数反映了那些疲累或倦怠的成年人的品味，他们寻求的是奢华和传奇、性和情感的世外桃源……大萧条初期，好莱坞显然忘记了这場危机。

乔真摘自《大萧条时代：1929-1941》

生活在萧条阴影中的美国穷人 篇6

据美国普查局2006年的数据，12.3％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2001年的这一数值是11.7％，当时尚处于萧条之中。

“在经济的复苏中这种现象太不正常了……现在的贫困率比萧条时还高。”华盛顿自由派智囊机构——预算和政策中心(CBPP)的分析员莎朗·帕罗特(Sharon Parrott)说。

帕罗特表示，这说明穷人们没有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在最近的经济扩张中，高阶层人士所获比底层更多。”

贫困线下的人们

很少有哪个地方能比费城更能说明这一问题。43岁的玛蒂·麦克奎恩(Mattie McQueen)推迟支付去年12月份的电话费(162美元)，目的就是能为自己和1岁的孙女梅利亚买一些圣诞小礼物(如鸡肉、火鸡、蔬菜和孙女的玩具)。“你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她说。麦克奎恩患有糖尿病，目前正处于失业。每个月，她能从市政府领取637美元的福利，以及孙女每两周102.5美元的社会保障金，以及89美元的食品券。这样算下来，他们的年收入刚刚超过1.1万，比联邦政府设置的两口之家贫困线1.369万还要低。每个月，她要花319美元租房，425美元买食品，60美元交电话费。她甚至坐不起公交车，有时不得不向亲戚借钱。一家教堂附属的社会服务组织也不时向她提供育儿帮助。

像麦克奎恩这样的穷人费城共有35.4万，占全市人口的25.1％。衰退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坏消息。

帕罗特说：“历史上，当经济止步而失业率上升，我们会发现贫困率的上升。”新的衰退预计意味着贫困率持续升高，甚至无法从上一次衰退中复苏。

反贫困组织CBPP表示，布什政府发起的多次减税措施并没有惠及穷人。费城的贫困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是美国10个主要城市中最高的。对18岁以下的人群，贫困率为35.3％，而65岁以上的人群中有1／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城市一半的居民是黑人，他们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

日益恶化的公共教育

玛丽·斯库林(Mary Scullion)是费城一家教堂的修女，她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她表示，城市的临时庇护点超负荷15％。她将贫困率上升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制造业工人失业，低薪、高涨的住房成本和从监狱里释放的犯人。但她表示，日益恶化的公共教育是贫困的最重要原因。该市24％的高中生在毕业前辍学，由于管理不善，该市学校运营已在2001年被国家收回。

“当我读高中时，教育是每个孩子都能获得的。”她说：“现在，资源日益分布到私立学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安德华兹的一项核心竞选方案即是重振公共教育，这也是候选人中唯一就贫困制定详尽计划的。

在费城西部，沙希德·莫斯里(ShaheedMoseley)和他的七个孩子在去年12月中旬搬进了新家，此前6周，他们都住在莫斯里妹妹的房子里。三年前，莫斯里的妻子清扫门前台阶时中流弹身亡，此后他就成了七个孩子的单身父亲。前9个月里，他租住“贫民窟”一样的房子，后来屋顶塌掉，大多数的家具和财产都被毁坏。站在还没有装修完毕的新家门口(他从“费城安家”——一家非营利机构租得该房)，33岁的莫斯里希望在建筑业找到一份工作。

在福利金和食品券的补助下，八口之家依靠着每月2500美元生活。他们依靠国家补助来支付水电费，从市政府获得医疗保险。莫斯里说，自己三年前有一辆车，但因为花费太大将其卖掉了。虽然各机构都提供了帮助，对莫斯里而言这还不够：“我们在勉强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