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论坛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论坛（精选8篇）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论坛 篇1

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学术研讨会

简报

（第二期）

主办：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 承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

第二阶段主题发言

2010 年11 月 19日下午，台下宾朋满座，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其才的主持下论坛继续进行。

高其才 ：

各位嘉宾下午好，经过中午短暂的休息，现在会议继续进行。现在有请刘俊教授发言。他的题目是：《户籍改革中农民土地权利与社会保障待遇之关系》

刘俊（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教授）

各位专家、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户籍改革中农民土地权利与社会保障待遇之关系。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社会发展阶段，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业人口，农民变为市民，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在农民变市民过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利，农民土地权利与转为城镇居民后社会保障权利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我国城镇化改革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各地为此而进行的改革创新，基本上都基于同一个理论逻辑：农民在农村的土地财产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性的权利是相同性质的法律权利，二者具有关联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才形成了“以承包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住房”的全国各地较为普遍的改革实践模式。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对现行制度的误判，既有理论误解，社会改革实践的误导。

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基础究竟是什么？我国最初的农村法律制度，完全按照 对农民的生存保障价值目标进行设计，其核心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拥有集体土地。在当时的城乡完全分割封闭，生活困难，物资极端缺乏，土地作为农民生存唯一依赖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制度机制是科学的。在城镇。国家主要通过促进就业，使得城镇居民获得劳动报酬的方式，保障城镇居民的生存权，通过福利住房制度，保障居民“居者有其屋”对于那些无法就业的城镇居民，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救济体系，使其生存权获得保障。在改革开放之前，此二者具有相关性。而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已经完成了从生存保障价值目标为基础制度向效率价值目标为基础制度的转换，而且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如果再以以前的理念和理论评价现在的改革，不仅会形成理论误导，而且还会使得改革的社会实践偏离科学轨道。

基于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权力类型。那种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按照不同的比例缴纳社会保险金，按照不同的标准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政策，仍然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具有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应当逐渐废止，以实现劳动者﹙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镇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各项权利平等的法治目标。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感谢刘校长的精彩发言，刘校长对农民土地权利和社会保障的关心进行的精彩的演讲，我想对我们大家都是很有启发的。让我们再次感谢刘校长。有请下一位，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鹏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农村土地承包权退出的法理依据分析》。

任大鹏（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谢谢大会主持人给我找个机会！首先申明一点，我们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研究了这么年，始终有一个立场就是保护农民最基本的财产利益。不管是在城乡统筹中遇到的承包土地问题，还是宅基地问题或建设用地问题，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农民利益和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上面，即怎样在一个强势包围弱势、争夺土地的环节上，从法律的角度去维护农民的利益。这是一点我首先要向大家申明的，因为下面我试图要和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误读，所以我想先明确我们的基本立场。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着，事实上作为每一个研究土地法律制度的人，我想大家也一直都在纠结困惑着以下的问题：新增人口为什么 2 没有权利承包土地？如何看待返乡农民要地的现象？《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家庭承包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是公平优先，那么是强调实质公平还是形式公平？是强调动态公平还是静态公平？我们在强调统筹城乡时，明确要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也应当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也应当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农民不同于城市居民的是有土地。到目前为止，土地仍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那么共享统一的社会保障的福祉的时候，如何看待作为农民身份而享有的土地权益？土地权利作为承包权是农民独有的权利，那它是给农民的社会福祉，还是源于世代对土地的贡献？土地承包权是基于成员身份，而事实上，成员身份已经消灭的仍享有土地承包权利，比如死亡，我们坚持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法理依据在哪里？立法追求的承包经营关系的稳定的制度目标在现有体制下能否实现？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在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关系中，家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传统的民商法意义上，作为民商事主体的只有两类——法人和自然人，那么家庭是一种什么法律地位？《民法通则》中规定了家庭承包经营权这样一种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中都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一种权利赋予“户”这样一个独特的组合类型，“户”是什么？“户”享有什么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的法理依据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承包权应该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为基础，那么非农业经营群体是不具有成员权的身份或资质，因此不应享有承包经营权。当然在这样一个体系下，我们现有的关于稳定经营承包关系的相应的制度可能都需要重新梳理，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新问题，所以我一再强调我今天所谈的仍然是困惑。

从《宪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看来，我们现在的承包土地制度体系设置无疑是，将承包权规定为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权。那么这个成员的概念是相对于自然人来讲的而不是对于“户”来讲的，实践中我们是以“户”为单位来分地的，这仅是对法律的一个误读。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这里“户”是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身份出现的，而非是一个权利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因为“户”本身不能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现有的体制的弊端在我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已有陈述，在此不再展开。再回到谁是成员的问题上，我们要回答的是：成员是不是要有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来讲是否应当有农地耕作能力；农地的耕作能力和作为承包 3 主体的自然人成员的民事行为能力之间是什么关系；实践中的未成年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及长期外出务工已享有了城市市民才享有的社会保障的人还是否是成员。这些问题也同样是困惑着我们的问题。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讲，关于什么是成员权的问题，没有过明确的法律界定。在实践中还会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即成员概念和村民委员会的村民这个概念之间的混淆。在刚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实际就将村民概念和集体经济组成人员概念混为一体。将二者混为一体在实践中将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某些外来务工人员落户于某个村庄，我们把他们视为成员就意味着他们要瓜分原集体成员的财产利益，所以新成员和老成员形成严重的利益对抗。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有一些国外的立法例可以借鉴，比如法国，其法律明确规定农业土地经营转移的年金制度，所以如果农民将其农地让渡出来，可以获得政府的补贴，而日本则有老年农民退休金制。事实上不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就应当把土地让渡出来，以使土地发挥更大的资源价值。当然，如果我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落到具有农业耕作能力的自然人身上而非“户”身上，由此可能会形成一系列新的问题，而最核心的是怎样保障农村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长久不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所以我仍困惑着，借这次大会的机会把这个问题摆出来，求教各位。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成员权应当作为土地承包权赋权的依据和基础；第二，成员权是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劳动者为标准确定的；第三，成员权是以自然人为主体，家庭在承包关系中是管理者身份而不是权利主体；第四，成员权因身份属性、农业经营能力丧失而消灭；第五，成员权丧失，其承包权的主体资格消灭。

请大家多批评！

高其才：谢谢任大鹏教授对土地承包权退出的问题所作的深刻讲解。现在有请甘肃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张谦元。他的发言题目是《黑龙江垦区土地法律制度的思考》。

张谦元（甘肃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

各位专家、各位代表，大家下午好，谢谢大家给我这一次发言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取消户籍分割与立法完善。我的题目主要是承担了一项国家项目课题 4 的基础上形成一篇论文，请各位专家、各位代表批评指正。

我建议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首先，制定《户籍法》有其实现的必要性，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制定《户籍法》是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需要。迁徙自由是指公民在国际所在国领土内自由旅行和居住的权力。从国际上来看，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被大多数国家宪法予以确认。同时我们也通过调查问卷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其次，制定《户籍法》也是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文化平等权力的需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必然衍生出城乡劳动就业权力的差别。第三，制定《户籍法》也是实现政府人口管理职能转变的需要。户籍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人口行政管理制度。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受到严峻挑战。从现实情况来看，人口管理尤其是人口登记中的问题较为突出，如有人无户、有户无人或一人多户的问题，人口信息不一的问题，“黑人黑户”的问题，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问题等。从实践来讲，出台户籍法的时机也基本成熟，各地户籍改革的不断突破，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国家相关法律的完善，这都为《户籍法》的出台铺平了道路。户籍法作为专门规制人口的户籍的法律，在内容方面首先应该反映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其次，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第三，户籍法应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对相关的权力保障及必要的救济措施作出规定。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制定户籍制度改革的国家中长期方案。目前，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整体上可能，目标不明、思路不

一、指导方针不确定、局部改革和全局性改革不统一，一些省份虽已经实现了一元化的管理，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实行户籍一元化的改革，在实际工作中还遇到不少问题。出台户籍改革总体方案是各地户籍改革的实践需要，也是改革本身的内在要求。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实行以身份证为主的人口管理制度。传统的户籍制度是以户籍薄登记为手段进行管理，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户口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国居民身份证制度已实行多年，在人口管理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管理应当及时实行以身份证为主的管理。这中人口管理制度的特点和有点在于把公民户籍管理与公民流动管理分开。

我的第四个建议是统筹城乡发展，完善相关配套立法。第一是制定《农民增 5 收和农业发展支持法》。第二是制定《城乡就业服务促进法》。第三是制定《县域城镇发展规划和土地控制法》。第四是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谢谢张谦元研究员的发言。有请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江帆。她的发言题目是《从价值属性变化看中国农地制度的变革》。

江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各位学者，专家下午好。我所演讲的题目是《从价值属性的变化看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我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我所主张的是土地私有化。当前改革步履艰辛的原因在于无法突破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束缚。土地制度变革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思想和观念问题。

土地所承载的双重属性使土地的权利配置和利用方式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土地权利的财产性和保障性之间的关系。我从四个方面来讲：

一、土地财产属性对地权配置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极其重要而稀缺的生产要素必须通过确权和交易实现其资源配置和合理性与利用效率的最大化。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下，土地的保障属性越来越小，财产属性越来越大。对土地价值属性的认识决定着我们的制度选择。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土地财产价值。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土地资源的保障性和社会性，需要对土地的归属和利用进行适当的限制。要处理好土地不同价值属性之间的冲突与平衡。

二、我国农村权利配置的历史与现状。

自从宋代开始，国家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不再追求多所有权进行的绝对控制，国家也不再作为具有政治特权的一个主体参与对所有权的争夺和竞争，而是担负起保护私人土地权利的职能。这反映了中国土地制度思想的不断成熟。新中国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断裂。近年来农地改革的制度措施和方向并不令人鼓舞和乐观。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所表达的政策导向，可以清晰地看到，农地的财产属性任然被极大的弱化。

三、我国农地价值属性现状：保障功能渐行渐远。

现实表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越来越小，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为农民提供 6 了很多改变身份的机会。农民也是趋利避害的经济人，农民也会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改变自己的身份。

四、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方向：私有化是必由之路。

西方各国历史发展经验及我国30年改革的历程已经充分表明，生产要素只有在市场中才能实现其最大价值。土地产权的清晰界定，尤其是土地自由转让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把土地分配给私人，再有公权力对其进行正当合理的限制才能保障资源优化配置，也能保障土地私有会导致的负面影响。私有化并不意味着一步到位，私有化是方向，但改革的节奏可以是渐进的。

制度必须及时回应现实的变化。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称，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价值目标已经丧失了它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我们需要改革既有的关于农地财产属性与保障性关系的认知，需要进一步对农地“还权赋能”，需要解除农地抵押和流转的限制，并真正落实农民地权的稳定性和支配性。当然，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还需要农地产权和政权的关系，需要约束国家在农地产权变革中的权利限度，需要克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路径依赖，尤其需要尊重农民意愿和广泛的社会协商，由此方可避免因农地产权变革而产生的社会动荡。

谢谢各位！发言完毕！

高其才：谢谢江教授的精彩发言，她从实际出发，大胆预测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学术无禁区。她的发言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创新态度和探索的精神。谢谢江老师。有请下一位，来自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陈彦彦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黑龙江垦区土地法律制度的思考》。

陈彦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副院长、教授）

各位专家、老师、同学下午好，我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黑龙江垦区土地经营中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对进行垦区简介。黑龙江垦区位于我国东北部小兴安岭山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区，辖区总面积5.62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000万亩。下辖9个分局、113个农牧场，总人口166.8万人。垦区是在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行使相应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行政执法权，对国有农场实施管理的经济社会区域。农业经营方式是以农场统一经营为主导、以家庭农场分散生产为基础、通过土地承包关系建立的双层经营体制。土 7 地承包政策是垦区的土地承包政策经历了大组承包、分包到户、两田制等发展阶段。黑龙江垦区现行土地相关法律制度 主要是欠缺专门性的法律法规 和法律规范层级较低 还有政策性规定较多。

当前垦区土地经营中的热点法律问题有很多，首先是“被城镇化”下的土地问题。主要有房屋补偿、安置和外来落户农民的待遇 以及征地补偿。其次是关于垦区土地规模经营中的问题。目前普遍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其实有个度的问题，就是适度经营。还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问题，土地经营中的管理问题以及农场机关人员承包土地问题和土地流转问题。最后是场县共建中的土地问题比如说农机作业中的问题，农村和农场的体制差异等。

建立健全黑龙江垦区土地法律制度的思路主要是立法理念的调整和法律体系构建。在立法理念方面，首先不能过分夸大GDP的地位，因为GDP不等于财富，只能说明在增长，是否保障和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不一定。这就要求在立法和制定政策对土地调整和管理时既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又要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其次，实现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共赢。现行的法律和政策中对国家的利益考虑的比较多，而轻视了垦区土地经营中的利益。在法律体系的构建方面，首先对垦区土地作出专门的规定，形成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调整垦区特殊的土地，以实现其本来的功能和价值。其次是制定国有农场土地经营的行政法规，容许各地国有农场土地搞试点，成熟后在上升到法律高度，以提高规制层次。最后是出台针对国有农场土地经营的管理办法，保证对垦区的开发、保护、和利用。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经过短暂的休息，现在进入下午第二轮发言，有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任永强。他的演讲主题是：《“小产权房”问题及规划对策》。

任永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大家下午好，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小产权房”问题及规制对策研究。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呈迅速发展之势，城市商品房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以及对城市商品房的购买力不足促使许多人将眼光投向了小产权房。但是，小产权房无论是开发销售还是监管都游离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之外。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

首先先认识一下小产权房，严格讲，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制定法上的概念，8 学界对此也表述各异。我们认为，小产权房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有一些村集体组织，村民或者开发商出售的建设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的约定俗成的称谓。它有以下特征：一是权利的巨大瑕疵，产权不完整。二是小产权房价格低廉。三是它的利益主体复杂，易产生纠纷。小产权房的开发交易过程中就形成了涉及集体组织农民、城市居民和开发商的利益相关方。

小产权房之所以面临这么大的困境，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集团的阻挠：

地方政府往往能在出让土地中获得巨额财政收入，而小产权房无疑不交土地出让金，这让政府失利颇多。小产权房不能用于抵押，很多银行以抵押贷款为主要业务，银行不会通过小产权房获得利益，所以它得不到银行集团的支持。另外房地产商集团的阻挠，小产权房的开发打破了房地产商的垄断，他们惧怕巨大房地产业利益的丧失。

那么对小产权房是禁止还是引导呢？我们认为应当引导而非一律禁止。小产权房进入市场首先会给农民带来利益，农村也在小产权房的流转中改变落后状况。大量小产权房的产生还会平抑目前高昂的房价。当然小产权房也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制度上法律上的规范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对符合规划的小产权房可以采取政府回购，作为廉租房的房源。这样做一方面使小产权房变“大”了，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廉租房。

其次大部分小产权房由于修建前并没有进行过土地建设规划和审批，所以不符合现有规划要求，也有很多建筑不符合目前建筑设计规范。对这些小产权房应予以拆除，但是应协调好各方利益。

对小产权房做好引导规范要坚持以下原则：做好城乡统筹，坚持城乡平等。城乡规划法律法规城乡的房屋建设作出统一安排。禁止在基本农田上建设小产权房。应当允许并引导农民发展小产权房而非一律禁止。

这是我对“小产权房”问题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谢谢任永强所长对“小产权房”问题及规制对策所作的精彩发言，我想大家也深有启发，现有请华南农业大学王权典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解析广东“三旧”改造土地整理之政策障碍、法律风险及调控机制》

王权典（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大家讨论一下广东“三旧改造”的一些问题。一是问题的缘起及探讨的意义。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由于多年来城市化工业化粗放型扩张，土地利用效率并不乐观。城市用地普遍存在利用集约度不高和土地利用浪费严重的问题。该区域目前已处于后工业化城市群膨胀阶段，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十分尖锐。显然，再沿袭既往粗放型土地利用的发展模式确实难以为继。要缓解当前所面临的土地供需矛盾，必须摒弃以土地经营规模扩张换取经济发展的老路，而要通过土地整理向存量要增量，向效率要空间。只有科学整理盘活目前有限的存量土地，才能缓解用地紧张的危机局面。

可以说，三旧改造是现阶段广东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破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土地整理的重要创举，借此可成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建设宜居城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这事关城乡统筹的全局。

二是基于村民（居民）利益保障的视角对法律障碍及风险进行分析。以往都是通过改变农民户籍，把土地征收过来，现在看来是不明智的。城市中为什么不能有集体土地？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不能剥夺农民，房屋作为农民最后遮风挡雨的地方要予以保护，不能为了工业化城镇化而简单粗暴的强制拆迁。

㈠关于村社集体经济发展转型的依托问题。三旧改造之旧村旧城改造最终目的在于有效利用土地政策，改善村民居住条件及提高环境品质。㈡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法定标准不统一且无相应的争议解决机制。对于这一问题，要健全法律法规，制定统一而又符合实际情况的标准，让矛盾不仅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还可以通过法定救济如裁决诉讼等途径来解决。㈢关于实施主体及其权限问题。三旧改造的方式包括以政府为主体，原土地使用人为主体以及任意市场主体为主体进行改造，此外还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三旧改造。㈣关于违建的处置。对“违建”要进行鉴定。在这一过程中要体现民主，充分采纳各方面的意见。㈤关于程序机制方面的障碍。在三旧改造中要提高可操作性，提高程序性。对如何规划，报批报建，办理确权，进行筹资或市场化运作等重要环节要予以明确。

三是指导三旧改造的基本原则。规划先行，统筹发展原则。明晰产权，保障 10 权利原则。政府引导，民主参与原则。规范运作，有序推进原则。市场运作，提高效率原则。积极探索，总结经验原则。

好的，时间有限，有时间在和大家深入交流，谢谢各位！

高其才：谢谢王教授的发言，他围绕着广东省人民政府09年的78号文件关于推进三旧改造的政策，进行了深刻分析，给我们打开了新的视眼。有请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曾玉珊发言，她的发言题目是：论城中村的土地改造》

曾玉珊（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会给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我在这里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论“城中村”的土地改造》。

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法律制度”，“城中村”是位于城市建设区，是被城市包围或位于城市的边缘，但其大部分农业用地已被政府征收，留下少部分的都是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它的土地性质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农民的户口也依然是农村户口，行政管理上依然由村民委员会管理。所以在“城中村”这样一个区域，城乡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权益保障上的落差有充分的体现。“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现行的土地二元制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土地一种是国家所有一种是集体所有，由此产生的是国家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而现行法律制度实际上给予了两种权利不同的待遇，因此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享有和国家土地使用权一样的权利，集体土地的效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城中村”的村民基于利益的刺激，加盖违章建筑等现象严重，而基于利益的需求也产生了地下的土地交易市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城中村”的土地进入了地下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非法流转现象严重。因此对于城中村的土地改造就成了改造“城中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对于“城中村”改造的通常模式就是土地征收制度。在“城中村”形成的初期，土地征收模式对于政府和“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是一种双赢行为，因为政府得到了城市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土地，而村民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价格急剧上升，村民对于征地补偿数额不满，许多矛盾都凸显出来。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土地征收是一种国家强制 11 性手段，作为被征地主体的村民和集体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无法参与土地征收和利用方案的决策与制定过程，村民在没有任何选择之下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得他们对“城中村”改造缺乏积极性；第二，土地征收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方式，往往只适用于具体项目，被征收的是“城中村”的部分土地，因而容易形成“要多少，征多少”，而未被征收的土地往往是“抢地”后留下的“难啃的骨头”，这既不利于城市建设的进行，也为全面改造“城中村”人为制造了障碍；第三，土地征收目的的孤立性，通过征地行为，“城中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改变，用地者按照事前制定的用地规划进行土地建设，而对于原土地上的村民，他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可观的经济收入，又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其生存和发展，因此有限的补偿费用远远不能补偿“城中村”村民失去的利益。因此许多地方开始了解决“城中村”土地问题的新的尝试。

这种“城中村”土地改造的新尝试是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转制。“城中村”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的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第5项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转为城镇居民的，原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该规定表明，集体成员身份得转变和农村社区性质的变更是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的原因；同时，“全部”表明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转制必然是一次性、整体性进行的。相对于土地征收这种形式，我们认为国有化转制的方式对于保护村中的村民的利益更加有利：第一，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的整体性和一次性的特点，保障了村民权益，一次性改造可以避免村民为争夺利益而久拖不决，并且转制的整体性满足了城市建设对“城中村”大批量的土地需求；第二，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方式，为“城中村”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保障改造顺利进行，“城中村”土地实现转制后，一部分纳入土地储备，一部分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和流通，有效盘活了原有资产，真正实现与城市土地的“同地同权”，为“城中村”的进一步发展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这样就能实现自筹资金、自我改造、自我安置的效果；第三，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方式，不但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发生变化，“城中村”村居民的户籍也由此改变，村民从农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保障“城中村”村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避免了土地征收造成农民失地又失业，生活无保障的弊端。

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的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土地权属的变更；第二，12 基层管理体制的变更；第三，经济管理体制的变更。同时，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下要求：第一，以“城中村”村民利益为核心，“农转非”不仅体现在户籍证上，原集体经济转制后财产利益的分配，应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使村民公平地享受经济权益，同时完善的村民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其享受与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第二，以土地权属变更为途径，“城中村”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变更，国有化转制的方式是政府通过将原属于“城中村”行政区划内的集体土地一次性转为国有，但是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和土地功能用途不发生改变，相对来说，改造的成本与阻力也会减少，并且在改制完成后，城市政府将对土地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确保权利的合法性；第三，以城市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城中村”的改造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完成国有化转制的“城中村”土地必须符合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国有化转制的土地打破“城中村”的原有行政界限，成为城市土地规划的一部分，因此其土地使用要与城市总体规划用途相一致。

不管是采取传统的政府征收补偿的模式，还是国有化转制的模式，最后都将带来一个土地整理的问题。“城中村”土地整理是指在“城中村”改造中，按照城市发展规律对经过长期历史变迁形成的“城中村”土地重新布局，对土地集中进行整理规划，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土地整理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可持续发展，二是坚持公众参与，以充分实现土地整理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利益关系的处理，要以《土地管理法》为依据，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土地政策，使“城中村”的土地在整理后产生相关的土地增值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使各方都能够从中受益。

这就是我对我的论文的简单介绍，谢谢大家！

高其才：谢谢曾玉珊教授的精彩发言，她就城中村土地流转的一些障碍，特别是城中村改革的一般模式和新的尝试机制。谈了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些观点。有请下一位发言人，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的张志辽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地票的法律性质探讨》。

张志辽（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谢谢主持人！各位专家、各位同学，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学 13习！首先，感谢会务组给我安排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同探讨这样一个新生儿的成长问题——地票；第二，感谢让我成为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因为大家在享受了很多美味大餐之后，最后一个小炒已无足轻重！

上午，重庆市地票交易中心的易主任已经就地票交易的流程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所以为了更好地讲解我对这个问题研究和思考的部分内容，现提出十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个问题，地票究竟是什么？目前能给地票下定义的是重庆市政府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即《农村土地交易所暂行办法》，在第四条和第十八条中，将地票界定为农村建设用地指标。

第二个问题，建设用地指标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如果从法律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建设用地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土地的配额，即专门用于土地建设项目的一种配额。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设置配额？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关键在于供需矛盾。在地球村，除北极和南极之外，地球上的土地已被瓜分完毕，我们不可能通过扩张去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我们的土地总量是恒定的，而我们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又是无限增长的，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只能是在有限资源的基础之上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

第四个问题，产生矛盾的实质性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代际利益冲突。自然资源不仅要养活我们现在参与讨论涉及土地制度这些人的生存问题，还涉及了世世代代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因此我觉得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为何代际利益和地票制度发生关联？这是由土地的自然资源属性所决定的。

第六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有其特定的价值功能，那么自然资源的属性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有生态性、经济性、社会性，而我们谈的最多的是经济性和社会性，经常忽略生态性。经济性，即我们刚才所谈及的财产功能；社会性，即自然资源的保障功能；生态性，即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当前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和利用。

第七个问题，地票何以生成？在土地的生态价值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和利用的情况下，地票应然而生。地票制度的产生除了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我个人不同意 14 现在制度所提出的是一个关乎级差地租效用的问题，我认为地票制度的产生是由土地自然资源本身具有生态价值而决定的。我们可能需要换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去看待土地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八个问题，目前，地票的性质是什么？通过研究重庆市的地票制度，我认为地票制度运行的四个环节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复垦，一个是确认。复垦这个法律事实实际产生了两个很明确的法律效果，一是消灭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二是产生了转换的效力，即把建设用地转换成了耕地，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地票体现的绝不是体现对权利的交易。确认是政府自己来设计的，复垦了很多土地，而建设用地的功能依然存在，这个在逻辑上是否成立时需要去认真思考的，有点自己为自己找正当性的意味，但我个人认为这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另外，地票在使用时并不当然产生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功能，只是说买到地票的人可以申请用地，即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那么可以投放相应的指标，政府或购得地票的人可以去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票也不发挥任何权利上的效用，甚至于也不具备什么资格。我之所以得出地票是结算凭证的结论，是因为所有持有地票的人只有这样一个权利，即将来通过竞争性手段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可以冲抵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和耕地开垦费，它仅仅在财务上可以作抵消，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还要遵循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地票实质上只起了一个结算凭证的功能。

第九个问题，地票制度最大的隐忧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对规定的四类土地作出复垦之后，怎么动态保障农村建设用地规模不增长，即现在城市需要土地，而国家不给指标，我们就去复垦农村的土地让农村的土地减少，那么将来农村发展了，我们如何去动态保障农村对土地的需求，我们的制度设计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目前地票制度最大的隐忧。

第十个问题，完善地票制度的路径如何确定？我个人认为，作为地票制度，要真正去寻找它的价值、寻找它的增长点，最核心的就是从它的生态价值入手。要重新看待土地，我们占用土地不仅仅是有经济和保障功能，同时也拥有了一定额度的生态价值。所以，需要用地指标人可以通过投入一定成本来购买地票，购买以后可能获得了相应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必须接受国家整个土地资源的管控，这种管控同时是以规划为前提的，而这种规划不仅是一般的土地总体规划和 15 城乡规划，还包括生态功能区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我们就是按照这种逻辑进路，来保障我们的土地资源在必须用而且不影响生态价值的前提下，进行一个有效的利用。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在生态价值方面去寻找出路，而不能够在传统的权利体系下去思考。

这是我的初步的研究，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正。

高其才：谢谢张教授的发言，他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地票的法律性质。非常感谢。今天会议的主题发言全部结束。

自由发言

高其才：现在进入自由发展阶段。有请发表文章的各位，没有上发言的优先。

李平博士(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 大家好！今天会议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在城乡统筹发展下研究农村土地制度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标准：一是城乡统筹发展下谁买单？二是城乡统筹发展下谁受益？三是谁受益最大。拿地票制度来说，根据重庆市的补偿标准。各种补偿费用加起来是8万六。而在拍卖时排出100万，或者200万，其实在重庆主城区已经高于400万，受益最大的是谁一目了然。谢谢大家！

高其才：有请下一位：

王景新（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 地票制度毫无疑问把城乡建设用地的一次超越，将农村集体土地盘活了，但它有没有考虑过国家土地用途管制的问题，我们如何去防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请一下张教授了解一下。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于教授，我们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不挂钩，但它一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有一个关系，其中有没有考虑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配置问题，比如农民加入到一个社区，有没有考虑到他退出集体经济组织和加入社区之后进一步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是不是在户口本上盖一个戳，改成城市户口就完了，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财产权的加入，农民很难真正进入一个新的组织，有没有考虑过农民如何进入新的经济社会组织的配套措施问题，第三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究竟是该界定到农户、所有农业人口还是劳动力的问题，这个现实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房建恩（河北农业大学讲师）: 今天参加会议，我收获很大作为一个法学教师，我们也一直关注农村法制发展的困境，借此机会我也把我们的一些观察和司考做一下汇报：在长时间内，随着农村人口变动，出现了些农村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状况，农村土地升值比较慢，农民并不在乎这些变化，但是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土地价值在上涨，这引起了农村土地分配不合理而产生的矛盾，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影响到社会安定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在农村土地分配中更应该注重公平价值。应该是“大稳定，小调整”的方法来修正下这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状况。谢谢大家。

黄小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作为一个大四学生代表我的老师参加这次会议受益匪浅。我觉得今天大多数老师没有谈到关于农村发展的救济制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规范土地征收程序的问题，虽然是先说的是先征收后补偿，其实现实中是先征收后补偿。并且政法在征收土地中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与一身，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我觉得物权法在对土地征收程序中要做革新，并且在司法救济上要做合理安排。

刘兆军（东北农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通过今天的研讨会，我对地票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可以说地票制度很好的解决了农村发展的社会保障问题，那它是否能解决日后的发展问题，在解决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下能否使农民更好的享有发展的成果是我，地票的后续制度设计应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张文洲（上海市法学会农村法制研究会副秘书长）: “农村”，“农民”，“农业”，“三农”是什么？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农业的内涵是什么，三农内涵如何界定。特别是农村，农村不能依附城市，要给农村预留发展空间。关于地票制度，我总感觉是为了解决城市的扩张和发展而解决指标问题的。农村的发展要尊重农村的自愿，不能加强给农民。城乡统筹要必须为农村，农业的发展留下很好的基础和发展空间。谢谢大家！

杨大春（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政法分院院长副教授）: 首先，今天听到各位的发言，我很受启发。我觉得现在农村土地流转说到底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社会保障问题怎么解决？二是流转之后政府取得了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政府如何使用才能更加使农民受益的问题。重庆地票制度，使政府不断取得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17 然后不断地投入到市场，地票是政府把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投放市场的工具，我认为可能是政府的根本目的所在。那么失地农民的保障如何解决。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方法，一是土地一次性转让；二是以典权的方法出让土地使用权；三是采用股权的方法。谢谢大家！

隋文香（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经贸系教授）: 今天听了这个报告很受启发，我就感觉我们讨论的是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问题，是不是围绕最原始的农村土地问题，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能不能同等对待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产权问题，我就不太理解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把集体土地产权与国有土地产权同等对待。如果同等对待，我觉得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谢谢大家

陈亚平（华南农业大学人文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今天听了报告深有体会，但我还有一些疑惑，我们年会的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但我觉得，第一，我们是不是在统筹城乡发展来探讨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问题。我觉得第一个主题发言人讲得很好，他提到我们现在不管是农村建设用地也好还是其他农村土地的周转也好，无论是采取地票的方式还是其他什么方式，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为我们的政府掠夺农村集体土地埋下了一个形式的正当性。这就如同说：因为我进行了价格听证，所以我有权力涨价。这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涉及到我们整个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是不是在一个平等的宪政的基础上设立的。我国现有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它关于国有的和集体的土地的规定是不平等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查阅，我这里不多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农村的土地怎么进行流转，怎么进行保值升值等，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基石问题，那就是我们设计的流转等制度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问题，现在虽然提“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事实上是反过来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在为城市服务，为居民服务的，我们的农村和农民很可怜，谢谢

高其才：面对王老师的提出的问题，刘老师、任老师需要做个回应吗 张志辽（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我个人认为土地地票制度是一个繁复的问题，需要大家具体地去研究。针对王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土地用途管制的问题。重庆市是这样做得，第一，关 18 于土地复垦的范围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申请复垦。第二，所有复垦的土地必须要打造成耕地的标准，经严格验收后才能核发地票，复垦的土地不能零星存在，要与其他耕地同块存在，这是严格限定的一些条件，所以对土地用途是没有影响的，还有浙江财经学院那个老师提到的问题，地票实际上不意味着政府获得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不是这个概念。复垦这个行为，如果从法制上分析，实际上复垦完成以后，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消灭了，地票实际上是我们城市扩张当中国家给的土地指标，简单点说，是征收土地的指标，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耕地增长了，所以国家给指标，这样就可以在城市扩张中争取土地，为集体土地的征收找到一个依据。但重庆市为了规避风险，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的，其中，每一年不超过国家配额指标的15%，也就是说每年在国家指标之外，不能超过15%。地票与建设用地使用权没有关系，不是说地票为逃避国家监管，为城市扩张找到了一个正当性依据，是不是正当性呢，我发言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逻辑基础问题，在我国国土资源部或其他土地管理部门没有对历史上我国究竟投放了多少建设用地指标进行过普查的基础上谈论这个问题，本身就失去了一个基础性依据，只有在这个统计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讨论，从动向的土地实施角度，怎样将已经投放的建设用地指标有机的整合起来，而不再扩张新的用地。

高其才:谢谢张老师

任大朋（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鹏）: 立法过程中，曾多次讨论到承包经营权是怎么来的，我们甚至有时候连什么是集体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说清楚集体成员是谁呢？刚才我在演讲里面提到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我认为“成员”肯定是农民，已经不是农民的还算作成员是没道理的。成员是村里面的，村里面有各种人，有的是农业劳动者，有的不是，有的是将来的农业劳动者，而有的永远都不是。成员不包括已经死亡的人，而现实中，已经死亡的人却还有土地，这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所以我很纠结，总之，我仍是在农业劳动者的角度看待成员权概念的，我也想问个问题，地票的原由是建设用地控制，我国建设用地的审批是按指标来审批的，关于地票上指标的概念不是一个权利上的概念，这一点张老师谈的非常的清楚。地票不表现、不代表或不承载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仅仅是给上一级政府谈判的筹码。但是我获得的指标太少，我也没有违反保护耕地面积 19 不减少的要求，这就涉及到一个讲理的问题，至于这个讲理中的“理”有没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高其才:刘校长要不要对大鹏老师的问题回应一下? 刘俊（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地票制度虽然还存在很多争议和问题，但我还是觉得把政府指标下的一部分利益给远郊的农民，这是值得鼓励的，比其他地方还没有将指标下的利益分一部分给远郊农民而言，前进了一大步，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方面进一步研究。地票制度是一个多元的，涉及到很多深沉次的问题，张老师说了，首先地票是什么样的性质，指标不是一种权利，它是一种行政性的资源，但它的确蕴含了很多利益在里边，所以要解决一个问题，怎样搭建一个桥梁，由政府之手将土地资源利益集中起来以后，全部用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取代目前以土地作为农民保障的这个深沉核心问题。当然地票制度与“增减挂钩”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增减挂钩”也就没有地票制度，所以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指标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严主任提到的，三农问题的定性，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首先搞清楚农业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过多地要求它承载一些它不能做的社会功能。我们的国情就决定了，农民是不可能靠经营农业实现全面小康的，所以应该建立一个“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常态的真正有意义的资金体系。粮食安全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农业不可能完全引进市场机制，既然不能完全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对三农问题的定位就应该定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去，不要期望它自己就能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全面小康，它自己解决不了，必须依靠“以工哺农”的机制来解决。第三个问题，刚才罗教授提到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农民转入城镇户口，农民的集体成员权肯定就随之消失。农民转为城镇户口之后，转入各个社区，当然，重庆市已经明确了我们的公租房政策是面向所有转户农民全部开放的，再加上住房保障等配套措施的跟进，农民进入相应社区就直接纳入城市社区的组织体系，配合相应的公共产品服务等渠道，户籍改革工作是这样进行的。第四个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土地的价值当中隐含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利益是来自于土地资源，我们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同地同权同价”。我们如果真的实行“同地同权同价”，那么结果可能是郊区的农民一夜之间成为“征地暴发户”“拆迁暴发户”。实行“同地同权同价”绝对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偏远地区的农民还是那么穷。严格实 20 行“同地同权同价”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一点作用也没有。要认清土地市场价值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资源利益，我们只能是把耕地在拍卖中得到的收益，通过立法，在“以工哺农”的理念下，让政府把这笔钱全部用于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这样做，我想政府对征收集体土地不会再那么积极。谢谢大家。

大会总结发言

骆友生（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会长）：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论坛 篇2

一、中国农村教育之现状

正如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唐天标所言,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重点与难点,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办好农村教育,是农村的希望之路与光明之路。他认为,解决当下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第一是进一步研究农村投入,比如加强教育经费的投入,以缩小城乡差距;第二是研究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稳定农村教师队伍,完善“免费师范生”政策和“特岗教师”计划等措施;第三是研究村办学校与农村文化的关系。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号召我们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的代价,面对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是发展的危机——城乡、东西、贫富差距在拉大,社会不公平加深;其次是精神危机——我们失去了信仰,转而崇拜金钱、权力、背景和关系,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公信力在下降,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也没有良性发展;最后是生态危机。他认为现在教育的问题是城市教育“贵族化”而农村教育“空心化”,因此农村教育已到了需求“顶层设计”的时刻。对此他提出的建议是:第一,中央应尽快召开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做好顶层设计,以缩小城乡差别,反思我们教育的凝聚力问题;第二,研制一部由教育部提出,人大制定的农村教育法,以规范当下农村教育政策;第三,反思现在的教育,研究农村教育体制。相比20世纪50年代“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在农村教育与社会结合方面,他直言“现在我们是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顾明远教授指出: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80%的小学和70%的初中都在农村。国家一直重视农村教育的建设,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就是一项有力的举措。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我国通行的在国务院领导下,各级政府负责,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有待改善。目前省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尚不明确,没有在农村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农村教育不均衡仍是问题。第三,农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这同时也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提升教育质量和公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提高了质量才有公平。第四,农村教师队伍在年龄、学科、水平结构上仍不合理,教师工资偏低,教师培训经费不到位。第五,国家应有严格的教师入职资格证书制度,而不能流于形式。第六,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重视和解决。

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教育部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兵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纲要》提出的农村教育政策,包括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发展省、地市级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农村教育信息化;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等。要落实以上几项举措,我们就需要:(1)坚决地行动;(2)集中解决几个问题;(3)要有前瞻性,有长远的眼光和规划;(4)加强宏观、大层面的政策研究;(5)加强监督和检查。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研究员从解读相关政策文本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层面农村教育的政策状况。他认为,保基本、广覆盖的政策已有了较好的进展,但困难仍长期存在,“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是尤其需要大力加强的阶段。同时,须关注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目前的“三农”问题显然已经不光是农村的问题,而是整个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政治举措问题。因为具体状况不一的各地区有不同的需要,所以多样化的政策调整也顺理成章。同时,我们也要反思:有用的、合适的农村教育要以什么为标准?农村教育的尺度是什么?这都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在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发展的差距也很大的前提下,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吴华教授指出,中国农村内部结构存在差异性,不同类型的农村在教育政策上需要差别对待。首先需要加强省级统筹,同时减少国家强制干预,以鼓励地方创新。其次是消除行政壁垒,鼓励资源共享,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再者是发展民办教育,鼓励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最后,他建议建立国家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凭证制度。

教育部国家副总督学兼督导团办公室主任郭振有总结了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的教育情况和基层教师的待遇问题;结构性短缺问题;应试观念强、教育方法陈旧问题;教师成长提高非常困难、科研素养差、教师得到认可难等问题。他建议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只有农村能吸引、留住优秀教师,农村教育政策才会生效;建立规范有效、有经费保障的教师培训制度;加强师范生的教育;规范教师管理,明确基层教师的编制和管理,实行聘用和解聘制;确立民主意识,监督检查校长行为。

二、农村教育的具体问题与方法

与会嘉宾还就自己关心和研究的话题,对农村教育方方面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细致周密的研讨。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孙文龙就发展职业农民队伍提出几点看法。他对职业农民的界定是:除了传统“农民”的标准外,还应具备进入市场而成为市场主体、职业上有高度稳定性、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三个条件。现在农村劳动力队伍的数量正逐渐萎缩,农业劳动力在减少——尤其是素质较高的部分;年龄和性别结构失衡;素质堪忧,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新生代对农村生活不熟悉,对农村缺乏感情,更容易成为打工族。“谁来种地”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大问题,因此,发展起一支能够适应现代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经营的职业农民队伍尤为必要。他提出四项制度建议:一是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可以定向招生,定向培养,教学方式、目的都特化。二是制定农业职业资格证书。三是建立并完善职业农民扶持政策,鼓励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四是完善职业农民管理制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兼副部长褚宏启教授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区分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两个维度:传统的空间上的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不同身份人群的二元结构。两者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双重二元结构或三元结构。调查显示,城乡教育在学生成绩、作业布置、教学方式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他认为教育的均衡问题、公平问题,说到底还是质量问题。当下农村教育突出的问题一是教师老龄化,二是职称评定不健全,三是缺乏长效管理机制。对近年来各地实施的教师流动制度,他认为大多流于形式,且这只是权宜之计而非治本之策,关键还是在于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统计资料表明农村教师培训不足,年轻的农村班主任渐少。因此需要重视教育中的“过程”和硬件以外的资源。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教授就“寒门难出贵子”这一备受关注和广泛讨论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对北京80所高校进行的调查显示,农村学生人数约占23%。其中北京农村学生在北京高校中约占12%,但在985高校中只占1.7%,大多数北京农村孩子去了普通高校。文东茅教授认为高考成绩是一个原因,家庭文化背景是第二个原因;另外,城乡基础教育差别和招生政策,比如招生改革和招生方式多样化大大降低了农村孩子的比例,也是原因。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重点招生名额相对平均地分配给各个中学,211高校需要有单独的政策(比如“N+x”政策,x指高校给某地区农村的“特招指标”)。他提出对同样群体要同样对待,对不同的群体要不同对待。现在的城乡差距已经大于民族差距,我们应像对少数民族学生一样对农村孩子实行特殊政策。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教授也探讨了农村学生在高校中的分布比例问题。她对“农民”的概念作了细致清晰的界定。高校的“农家子弟”可以分为三类:“农户子弟”(户籍标准)、“农村子弟”(居住地标准)、“农民子弟”(父母当中至少有一方从事农业劳动)。三类农家子弟在高校中,尤其是本科生中的比例都很高且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优质教育资源中不占优势。从就业上看,学生流入城市的冲动和城乡二元分治是农村体制上的制约。所以必须加强城乡一体化和教育改革发展一体化的顶层设计,我们的国土、城市、主体工程区等规划要和经济、教育、人力资源、区域的发展相结合。其中教育可以作为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一个积极的途径。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教授就国家对农村教师的津贴、补贴和福利制度进行了细致研究。目前农村教师的津贴和补贴等还处于范围不明确、层次不清晰、额度普遍较低的状态。他的建议是:首先对农村教师所在地区的艰苦程度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估和分档。其次是对学校的艰苦程度进行细致科学的区分,用水、通电、网络、地理环境等都应该作为评估标准。同时边远地区农村教师的津贴标准需要大幅度提高,其经费的承担可采取多种办法。当然,津贴政策中的反腐败问题也须注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袁连生教授通过统计指出:近十年来,北京市非户籍流动人口的比重增长迅速;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北京49%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属于非户籍儿童。现在北京市对非户籍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准入规定较严格。目前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财政成本主要靠区县承担,而流动人口的贡献是总体性和全市性的,区县很难积极负责流动儿童教育成本,因此市级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增加投入。他提出公办学校收费的管理需要加强,政府也应该对流动学生——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自费上学的儿童——给予补助。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刘复兴教授关注的是西部农村高中发展的问题。2010到2012年,在对四川、甘肃、贵州、内蒙古四个省份的高中进行调查后发现:县以下办学水平较低,与东部甚至全国平均水平有差距;班级规模较大,高于平均水平;教学活动单一,应试性强;教学方法传统,信息化程度低;学校办学与社区间缺乏互动;入学率和人才培养质量偏低;师资队伍建设滞后,师资结构呈现出纺锤形;校园文化建设比较落后——这都跟经费问题有关。调查结论是教师薪酬制度需要改革,培训制度需要强化,同时教师本身需要增强自身的职业发展规划。他提出未来5到10年提升高中教育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这需要加强财政投入,推进西部农村高中小班化教学,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改善师生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唐鸣教授重点从使用和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农村校车的问题。在对26个省的247个村,2 561位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后得知:从使用统计来看,农村校车的问题首先是潜在需求高而乘坐人数少。其次是正规程度较低,私人承办的车占多数。再次是废旧车辆仍占相当比例,大约为15%。最后是超载现象严重,约有4成农村校车存在超载问题。目前主要是私立学校、低龄学生在使用校车,但公立学校学生、留守学生、进城务工子弟对校车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前瞻性的、财政和政策的支持就尤为必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研究员探讨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课余生活问题,目前主要是:(1)缺乏心理慰藉,心灵呈现真空状态,这在初中生中尤为严重;(2)课余生活单调贫乏,学校不能开展学生期望的课余活动;(3)课余生活处在无组织、无秩序、无规章、无计划状态;(4)教育行政部门缺乏对儿童课余生活的指导和检查;(5)学校课余生活管理责任分散;(6)面向学生课余生活管理的教师培训体系不完备;(7)缺乏课余生活管理方面的经验总结和交流;(8)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素质较差;(9)生活教师严重缺编,素质和待遇都偏低;(10)教师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无暇顾及课余生活;(11)学校场地和设施不具备开展课余活动的条件;(12)学校没有经费来改善寄宿学生的课余活动;(13)课余生活的安全问题没有保障;(14)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无暇他顾。因此他建议多渠道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以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课余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财经处处长、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杜育红教授就农村学校的标准化建设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现在有很多农村学校连最基本的办学条件都欠缺,甚至无法满足国家公布的底层标准。除此之外,很多最低标准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所以他认为现在标准化建设要抓的第一是达标的问题,第二是缩小差距问题。他建议完善以单个学校为本的标准化办学条件,进一步完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投入保障的长效机制。

国家督学、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关注的是学生心灵的成长,认为这是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取向。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变化,由于家庭背景和其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疏离,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灵成长和人格发展尤其令人担忧。现有学校教育重知识轻情感,因此对中小学校教育质量和教学公平需要更新理解,提出新的诉求。她提出:除了相对容易量化的标准外,对情感心灵的关怀,学校民主化状况,干群、师生间的沟通和理解状况,校园的精神氛围和道德情况等,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教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既然“人”永远是教育最核心的目标,那么现在是到了加强道德关怀和心灵培养的时候了。

首都师范大学苏尚锋教授对农村教师补充工作的政策选项进行了研讨。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源和有赖解决的基础都是现代化,它提倡个体自主,也造成资源集中和不平等。因此首先要关注城市教育对农村既排斥又吸引的作用,不要离开城市而谈农村;其次是承认劳动人才流动和分布的客观存在;再次是从制度、身份的重建等方面关注农村教育发展问题。针对具体的“特岗教师”计划,关键是如何留住人才。他提出将来特岗教师的发展方向可有“特聘化”“顶岗化”“在岗化”“一般化”四种趋势。

三、基层的实践及启示

作为本次会议的支持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综合技术学校校长马文有办学、创业的经验也为与会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马校长在会上讲述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办学的经历后,着重指出农村教育完全能够办好,关键是各级领导、有能力的校长和教师与自主办学、自主创业和创新人才建设相结合。十几年来,该校师生保持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创办了工厂、农场、农业示范园等产业,对教育、文化、税收等都作出了贡献。对此,张维庆主任称马文有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位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新中国的陶行知。他认为应重视左云县综合技术学校的经验:体制改革至关重要,没有体制上的大突破,就不可能焕发基层的活力。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卫小春教授报告了山西省多年来按照党和国家的精神关注农村教育的举措和成果。近年来,山西省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率先实现中小学校舍安全全覆盖,完成对1.2万煤矿负责人的学历提升和专业技术培训,完成农村劳动力专业技术培训338万人,公开招聘2 200名特岗教师到贫困地区任教,积极推进城镇学校向农村学校的人员流动。最近几年,山西省政协一直为加强山西农村教育建言献策,并受到山西省委省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包括大力支持民办学校校舍安全的建议、职业中专对口政策、加快推进中等试验区城乡统筹教育、新的扶贫标准下山西农村扶贫开发的建议等。

山西省大同市副市长刘振国提出:(1)农村教育的顶层设计最重要。这要靠国家在体制和机制上科学合理地制定农村教育政策,统筹区域教育发展资源。(2)基层落实是关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必须避免。(3)经济保障最基础。他在基层曾实行过农村学校校舍全覆盖、校长高薪聘用制、职业高中免学费、教师高端培训、孤儿一对一帮扶等保障措施。(4)教师工作条件亟待改善,所以经济投入还须加强。(5)农村教育要弘扬传统文化,加强传统道德建设以避免西方文化的糟粕。

辽宁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邱连波认为,推动农村教育,需要重视这样几个方面。(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像其他地方一样,辽宁省出现了农村学生向城镇流动的情况,过去一村一校的教育状况已经需要重新布局。(2)尊重规律,循序渐进,推动农村教育协调健康发展。不应该强求一个标准、一种模式,不搞一厢情愿的跨越;要立足于农村经济和文化基础,尊重差异,因地制宜,避免盲目追求统一化。(3)加强农村教师职业队伍建设,提升他们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包括在职培训,促进交流;加快促进引进政策;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等等。

最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王佐书教授对本次大会作出总结,同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教书育人和用人的规律,用来指导工作的路径和方法。第二,当前的社会存在是决定社会政策的核心,对社会问题(比如就业困难、“文凭社会”、贫富差距等)需要深入研究:是什么样的存在决定了什么样的意识。第三,细节决定不了成败,方向比努力更重要。第四,为任何一项事业服务,都须拥有“体系意识”:人人成为体系的部分,体系又为个人服务。第五,处理任何事情都存在可控与不可控的因素,我们立足的是可控的部分,同时注意不可控的部分。第六,应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并试图使工作过程最优化。第七,注重“三关三切”,即在关键时期发现关键问题并提出关键决策,所提出的政策要切合客观条件,切实有效且切实可行。第八,任何一个人的工作都是“全人格”参与的过程,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全人格。第九,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只有深刻理解之后才能深刻感觉,因此理论研究非常重要。第十,应该建立多样合理的评价体系。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论坛 篇3

本次会议由中国新农村月刊杂志社主办，中国科学院老专家技术中心协办，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支持。农业部原副部长刘晋、国务院三农经济发展内参、专家顾问朱安妮、中国科学院老专家技术中心魏立新主任等领导及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做了精彩演讲。来自全国200多名合作社负责人参加论坛。

我国有机农业已到“3.0时代”，需在保护资源、增加影响力、提高有机行业发展各个环节的透明度等方面精耕细作。作为转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机农业的发展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

中国科学院老专家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联盟执行主席魏立新以：“科学技术支撑农业发展”为主题，就科学与农业的互促互进，高科技农业产业链的市场应用与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务院三农经济发展内参、专家顾问、农业国际运动联盟有机农业高级咨询师朱安妮做了“生物氮肥在生态农业种植中的应用及效果”主题报告，她充分运用成功案例，与参会人员分享了生态农业发展前景。

本次论坛以“顺势转型、造福三农、绿色发展、健康生活”为主题，涵盖了合作社国家政策；农业产业规划；有机农产品种植技术及肥料使用成果。

2011中国农民合作经济论坛 篇4

全国农民合作组织网络推广项目汇报总结

2011年12月26-27日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一、论坛背景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战略的不断深入下，中国农村面貌尤其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四周年进入了新时期。国家在合作社法的基础上出台配套的相应政策，基本形成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大的政策框架，各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举措。加之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将2012年定为国际合作年，使得农民合作组织成为当前社会公平与发展的热点领域，使得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但于此同时，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面临着中间服务组织发育不足、网络化（再组织化）低、资金互助遭遇瓶颈、人才储备不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如何进一步交流、总结优秀经验，改善、创造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环境，真正解决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中遇到各种障碍，各农民合作组织如何找到适应于当前环境和自身特点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当前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农民合作组织研究及实践者乃至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

一年前，2010中国农民合作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我们曾讨论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相关的话题，试图探索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希望达成农民合作组织再组织化的目标。今年，我们努力做的全国农民合作组织网络推广项目尝试在培训的基础上，针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人才培训，进而建立农民合作组织之间交流学习的网络平台。一年过去，不管是大家期待的再组织化抑或合作组织网络，一方面有了些许成绩，尽力给大家一个汇报，另一方面也期待大家的积极参与，把我们共同的合作事业发展的更好。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发起并主办，北京国仁绿色联盟（合作社联合社）、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北京农信之家咨询中心、江苏〃嘉泽姬山书院（国仁社区大学）、陕西战友互助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参与协办的，以推动中国农民合作组织事业创新发展与更广泛深度交流合作的2011中国农民合作经济论坛暂定于2011年12月26日—27日在北京举办。

本次论坛将以“农民合作组织网络建设”为主题，围绕农民合作社发展情况、规范化发展及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与网络搭建、消费合作与城乡互助、信用合作、青年人才培养展开对话。此外，还将举行合作社产品展示及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全国农民合作事业组织调研基地评选活动。

二、论坛时间 2天（暂定2011年12月26-27日，具体以会前通知为准）

三、论坛地点（具体待定）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930、931

四、会议组织结构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

承办单位：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协办单位：北京国仁绿色联盟（合作联合社）、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北京农信之家咨询中心、江苏〃嘉泽姬山书院（国仁社区大学）、陕西战友互助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支持单位：施永青基金有限公司、香港社区伙伴（PCD）、中国人民大学—华润可持续发展专项教育基金

拟邀媒体单位：农民日报、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合作经济时报、农博网等

五、论坛形式

全体大会+专题演讲+顶级对话+产品及风采展示交流+网络搭建

1、演讲对话----专家荟萃、大牌云集

 开幕式全体大会： 权威专家致辞及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情况趋势演讲 平行论坛：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社联合、农村金融、消费合作与城乡互助  风采展：全国各地文艺比拼、特色农产品展示、创新合作社介绍  顶尖对话：权威专家与一线实践者对话

2、会后服务----会员管理、信息入库、资源共享  论坛通讯录  论坛资料汇编  新闻简报

3、论坛特色----100家农民合作组织热心者的盛宴

权威政策解析、前沿焦点探讨、先进思想交汇、经典案例荟萃、理论深入研究、全面网络搭建、特色产品展示。

聚首岁末北京，会晤领军人物，聆听权威解读，交流思想火花，回顾总结经验，把握未来走向，探讨学习网络。

六、论坛费用及联系方式

论坛费用：1200元/人（包括资料费、会务费、食宿费）汇款户名：北京梁漱溟乡村文化发展中心 汇款账号：***0 汇款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关村支行 联系人：秘书处：hzswangluo@163.com 全国：***（张 可）LRRC2016@gmail.com 全国：***（汪维行）LRRC2027@gmail.com 江苏：***（张 斌）LRRC2002@gmail.com 湖北：***（许丙举）xubingju123@126.com 承德：***（胡新杰）xinjiehu@163.com 安徽：***（王显强）bzbwg@qq.com 陕西：***（王金华）1249722885@qq.com

七、论坛其他事项

1、关于论坛征文：征文必须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相关，所提交的论文（调研报告）须为未公开发表作品，字数不超过5000字，word格式编辑。文稿务必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及E-Mail地址。论文用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请将论文（调研报告）LRRC2027@gmail.com，投稿截止日为2011年12月10日中午12:00。

2、有意申请北京梁漱溟乡村文化发展中心全国合作事业调研试验基地的合作组织请在2011年12月5日12:00前把申请书及自己合作社的情况资料发到LRRC2026@gmail.com进行评选。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论坛 篇5

为贯彻中共十六大提出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精神，把中共中央致民建全国八大的贺词“继续协助有关方面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教育引导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落到实处，发挥民建与经济界联系密切的特色，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于2003年创办“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2004年第二届论坛改名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并一直沿用至今。

历届论坛回顾

第一届：2003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

2003年12月5日至6日，民建中央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在武汉市举办“2003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研究”，研讨方向为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理论探索、制度分析、政策研究与对策讨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作主题报告。

第二届：2004年中国（云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2004年11月27日至28日，民建中央和云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在昆明市举办“2004年中国（云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论坛的主题是：“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作了《攀登战略•人本管理——论我国私有企业的发展》主题报告。第三届：2005年中国（安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2005年10月11日至12日，民建中央、国家发改委、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在合肥市举办“2005年中国（安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论坛主题是“新环境•新经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作了《落实政策 促进发展》的主题报告。

第四届：2006年中国（福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2006年11月2日至3日，民建中央、国家发改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在厦门市举办“2006’中国（福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论坛的主题是：“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和企业自主创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就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和企业自主创新进行了主题报告。

第五届：2007年中国（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2007年11月5日至6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家发改委和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在重庆市举办了“2007’中国（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论坛主题是“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科学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同志致辞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榕明等先后作了演讲。

第六届：2008年中国（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2008年11月11日至12日，民建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在南宁市举办了“2008’中国（广 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论坛主题是“新阶段·新机遇·新战略·新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第七届：2009年中国（辽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2009年9月5日至6日，民建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辽宁省人民政府联合在沈阳市举办了“2009’中国（辽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论坛主题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第八届：2010年中国（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2010年9月26日至27日，民建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在西安举办了“2010’中国（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论坛主题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成长与发展方式转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论坛 篇6

2011中国经济发展论坛

邀 请 函

尊敬的朱克庆志：

鉴于您率领贵企业在2011年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部署，并取得了突出成绩,为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经评审委员会评议审核，您符合本届活动的入选条件，授予您“2011中国经济优秀人物”荣誉称号。同时贵司被列为“2011中国经济最具发展潜力企业”候选企业。

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支持及指导下，新华社直属九大媒体：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新华网、新华每日电讯报社、参考消息报社、中国证券报社、上海证券报社、瞭望周刊社、半月谈杂志社联合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第三届“2011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是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论坛之一，是展示企业形象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最佳平台！评选活动一直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采用网络投票［40%］、专家评审［60%］相结合的方法。

2011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定于2011年11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届时国家领导人，有关部委、省市领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外投资机构负责人和数十位国内为经济专家、新闻媒体记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未来。人民日报、新华社、CCTV、BTV、凤凰网、新浪网等主流媒体将现场采访报道本次活动。

接到通知后，请按《会议说明》做好参会准备工作。

特此通知

中国经济发展论坛组委会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论坛 篇7

技术经济学是利用经济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研究技术规划、技术方案、技术措施、技术效果以及技术政策,从而实现技术在资源中的最佳分配,促进技术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学科。中国技术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重点项目规划建设和工业基础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技术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内容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工程学、建筑学等领域,其分析方法涵盖可行性研究、不确定性分析、费用效益分析、项目后评价和价值工程分析等[2,3]。技术经济学是研究技术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学科,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技术经济学的研究主体、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差异巨大,传统的技术经济学研究侧重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测算、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机制的运用、技术贸易与技术市场体系的构建以及技术引进与技术选择的跟进[4]。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考察河南时提出经济“新常态”,指出中国经济应从当前的阶段性出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调整为中高速增长,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换为创新驱动,使中国在新的发展机遇中形成新的增长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中国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促使中国技术经济学在新形势下出现了新的研究特点和研究前沿。

新常态下,技术经济学研究革命呼之欲出。2015年10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主办,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南京财经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承办的中国技术经济论坛在南京财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的100余名技术经济学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紧密关注了中国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前沿,追踪了技术经济学科的发展动态,指明了技术经济未来的研究方向。2015年中国技术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创新驱动与中国制造2025”。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研究员发表主旨演讲,在“互联网+、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中阐述了“互联网+”行动的时代背景、背后的技术革命、新业态与新技术-经济范式、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中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有待深入探讨的几个悖论。李平所长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科技创新正在孕育新的突破,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构建连接新生态、新模式的互联网、大数据研究成为当前技术经济学追踪的热点。应当把握科技创新发展的趋势,认识科技创新的作用,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结构转型升级,在新常态下,利用科技带来的便利和巨变,推动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新常态是中国技术经济学发展的新契机和新挑战,中国技术经济学的前沿动态研究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新的理论和应用价值,研究当今经济建设发展中突出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服务。“新常态”下中国技术经济学应聚焦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与转型,政府治理、产业升级与金融创新,“互联网+”与中国制造2025,以及创业与创新、能源与环境、公共经济学等研究领域。

二、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与转型

在过去的30多年来,中国经济依靠要素驱动成功跨越了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存在严重隐忧:经济规模大而不强,经济增长快而不优[5]。经济新常态中明确指出,应当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将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形成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6]。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曾在“创新理论”中指出,“创新”是通过引进新产品、使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提供新原料等实现企业的新组合,即是要素的新组合。而在中国现行的经济条件下,支撑中国发展的红利空间正在缩小,现有的资源容量(如土地、能源)已难以维持经济增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产业创新与升级能力不足,产品制造处于价值链低端,单纯依靠要素规模扩张推动经济发展只能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因此经济增长亟需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依靠科技创新形成竞争优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创新红利”和“制度红利”[5]。

构建创新驱动评价指标体系、测算科技创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需求间的关系是新常态下研究经济发展转型的前沿问题。此次论坛上,部分学者针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前沿问题展开探讨,得出了诸多有益结论。白俊红和王林东以中国大陆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创新驱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创新驱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研究表明,就全国总体而言,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σ收敛和β收敛趋势,并且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创新驱动对全国和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收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影响了中部地区经济的收敛进程;周边地区创新驱动对地区间经济收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本地自身创新驱动的影响并不稳定,甚至可能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蔡跃洲和张钧南依托Jorgenson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增长核算框架,对1977—2012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分解,据以分析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两种效应,发现ICT的替代效应体现为ICT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仅为3.4%,但1990年以后呈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2010—2012期间更是高达9.83%,接近同期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在ICT资本和TFP增长测算基础上进行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印证了渗透效应的存在。经济新常态下,充分发掘ICT的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有望为转变发展方式、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泉。吕岩威和李平运用生产率指数方法,实证测算了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通过分析科技体制改革对中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发现,创新效率是中国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全部推动力,而技术进步与创新效率变化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我国“十三五”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创新效率。郭瑞东基于索洛余值法,采用C-D函数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主成分分析和OLS回归分析研究了影响我国技术进步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构建了影响技术进步的多变量回归计量模型。研究表明,内部因素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要大于外部因素,产业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大,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弹性最小。唐五湘和程晓芳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资源利用和环境友好4个方面构建两型社会视角下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和综合统计模型计算得到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两型社会视角下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综合评价值,并与传统视角下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综合评价值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回归分析可知,两型社会视角下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分别与科技资源投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王方舟在诠释新常态的概念、动力的基础上,以河南三门峡市经济发展现状为例,关联测度了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对外贸易净出口和GDP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GDP与固定资产投资间的关联性最高,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消费和对外贸易净出口次之。在对发展动力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常态下三门峡市的发展动力应是“创新、消费和城镇化”。

三、政府治理、产业升级与金融创新

新常态下,经济需要转型,制度也需要创新。制度创新离不开政府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政府治理是现代化整体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治理主要研究政府内部管理效率和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以及社会对政府约束的有效性[7]。尽管当前政府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尚无定论,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收入阶段,政府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产出间的关系并不相同。当处于收入较低的阶段时,政府治理能力和经济增长产出的相关性较低,当处于收入较高的阶段时,政府治理能力和经济增长产出的相关性较高,随着经济的显著增长,政府治理能力显著提升[8]。也就是说,当经济处于较高的收入阶段时,政府治理能力的低下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研究新常态下的政府治理问题成为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此外,产业升级与金融创新是推动“新常态”经济转型的关键,也是技术经济学前沿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2015年技术经济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就政府治理、产业升级与金融创新方面的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程桂枝结合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价的特点,在分析服务型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及其开展服务型绩效评价意义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括绩效评价主体、绩效评价客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方法4个要素的服务型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绩效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围绕“科技公共服务效果”、“履行职责效率”和“自身管理效能”进行设定,致力于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强调服务意识,强调正确履职,强化管理效能、注重多元评价,提倡科技管理创新。司增绰和苗建军使用投入产出模型中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实证分析了综合技术服务业发展中的产业地位演变过程。综合技术服务业是影响力系数较大的产业,而且影响力系数有上升的趋势,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其感应度系数较小,而且感应度系数有下降的态势,受到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弱。目前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在第三产业中的地位都很高,而且存在上升态势。综合技术服务业是科技服务业中重要的产业,政府和企业应当关注、支持其发展。谭洪波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借助中国省级工业二位数行业和服务业一位数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这主要是由于企业为赚取中国工业偏向型的要素市场“扭曲租”而形成的,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工业增长而不利于服务业增长。肖远飞从微观层面专用资源和宏观层面专用资源两个方面拓展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一个框架来分析国内产业的国际动态竞争。假设资源差异及其转移壁垒体现了资源对于竞争优势的价值,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国际竞争的基本形式,研究认为产业国际化竞争类型取决于产业系统中国内外微观和宏观资源价值关系,产业国际竞争的动态化也取决于这种资源价值关系的动态变化,国内企业对国际竞争应对过程的实质是一个战略资源的调整过程。张三峰基于世界银行调研的中国企业统计数据,对融资约束、金融发展对企业雇佣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企业雇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融资难度每增加1%,企业雇佣降低2.9%。金融的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劳动需求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维春在金融资产交易所的业务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即交易金融模式,以解决金融资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交易金融是一种通过创新交易方式在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建立桥梁的场外交易模式。其可以盘活金融资产存量,联通买卖交易主体,提供价格发现功能,创新产品结构模式。未来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可以从市场尺度和价格尺度两个维度提升金融资产流动率。

四、“互联网+”与中国制造2025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计划,指出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意味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传统产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在“互联网+”时代下,企业的生产、管理、运营效率均得到有效提升[9]。“互联网+”即“互联网+传统产业”,当互联网与传统零售业融合,形成了苏宁、国美的网上商城;当互联网与传统交通运输业融合,形成了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当互联网与传统旅游业融合,形成了携程网、途牛网等旅行网站……传统产业不能简单地将互联网作为传播的工具,更应当实现线上与线下的融合,运用大数据的手段,对用户进行精准分析,提升服务水平。未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渗透,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更加明显[10]。李宗洁和王玉荣以经营性交通工具为例,对该创新模式进行深入分析。近年来,打车、租车、拼车及专车等应用软件快速进入公众视野,学术界在频繁议论或研究该类应用软件的营销模式或商业模式,但较少观点是从模式创新出发研究该类应用软件的经营方式。他们从应用软件发展角度出发,研究基于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经营性交通工具在技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同时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在移动互联网出现前后及打车软件出现后经营性交通工具的创新模式。夏宜君对双边市场中的市场的结构和特征、竞争模式、企业的定价策略进行了研究,并以网络文学市场为具体案例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她认为在制定双边市场中的定价策略中时应注意以下特点:价格结构与成本结构不同、网络效应会削弱垄断力量、网络外部性支持差异化服务定价以及平台用户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力量。

中国制造2025是借鉴德国工业4.0而提出的。中国制造业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过度的资源消耗而实现,其基础脆弱,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11]。当前中国面临着大而不强的工业背景,实现中国制造2025并非易事。应当加快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加快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工业建设,提升企业竞争力,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新常态”下,中国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又一个重点领域即为中国制造业的创新与转型升级。戴建国研究了废旧荧光灯制造纳米节能灯技术的行业背景及技术处理现状,介绍了光能处理技术及CGN技术工艺,并将中国光能废旧荧光灯管处理技术与国际竞争对手工艺对比,发现了CGN中国光能的核心竞争优势,并对项目市场投资机会、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光能废旧荧光灯回收再利用技术的市场前景非常明显,废旧灯具回收市场前景巨大,利国利民。黄蕊基于仿生学的视角,提出了利用“融知发酵”模型解决企业技术创新瓶颈问题的研究路径。“融知发酵”模型与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发酵反馈模型,可以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确定企业技术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这一评价范式对吉林省机器人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进行检验。通过对吉林省7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实际走访调研,认为“融知发酵”模型可以清晰地指明企业技术创新瓶颈,并通过模型系统性地运转方式,发掘出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的原因所在。这不仅突显了“融知发酵”模型在解决技术创新瓶颈问题上的优越性,更为企业未来完善、优化技术创新路径指明了方向。

四、其他技术经济学前沿

1. 创业与创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的,是中国政府寻求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是“新常态”下处理增长与发展间矛盾的政策创新,是中国技术经济学未来10年间重要的研究方向[12]。“创业与创新”分论坛的与会学者就我国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大学生创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赵耀文基于大学生创业的风险决策,采用心理学关于决策诱发形式对偏好逆转影响的解释,结合济南9所高校样本进行分析,探讨影响大学生创业风险态度偏好逆转的因素。徐晓鹰从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入手,就高校的招生制度、办学理念、培养模式、教学科研成果评价等几个方面提出改革建议。候松描述了福建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其瓶颈约束,并结合当前国家政策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市场背景对福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契机进行分析,最后对其发展对策进行探讨。徐长生和孔令文以研发资金投入、固定资产投资衡量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基于A股2008—2011年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了我国企业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是否激励了企业创新。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变换多种匹配方法后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仍未显著激励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康兴华在对比中、美风险资本特点和西方小型科技型企业与中国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很有针对性和较为可行的政策建议。吴翠花在构建技术创新、价值创造、企业能力与企业家导向间关系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并应用实验数据进行检验。彭炳忠提出,作为“两型社会”基础的“两型技术”与传统技术不同,他从“两型技术”的概念和内涵入手,分析其特征,探讨了“两型技术”对经济社会系统的特有功能。

2. 能源与环境

在资源约束、环境恶化的经济发展条件下,能源与环境问题愈发突出。前沿技术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围绕如何破解资源约束,如何实现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展开。能源与环境在专题汇报中研究了中国能源产出效率、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北京市能源体系和中国电力消费等方面的问题。李平和陈星星根据SDEA模型测算了中国28个省份的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同时运用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分析各省份能源消耗产出效率的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单位能耗GDP产出量和能源消耗产出效率较低,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呈U形;区域间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各省份普遍存在能源消耗规模效率递减的特性。纪玉俊采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省级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处于较低水平时,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农汇福在非线性框架下,基于非对称性协整和门限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研究表明,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非对称性门限协整关系;能源消费体系在受到外部正冲击后,将较快恢复到原来的均衡状态,但外部负冲击将会对能源消费体系产生更持久的冲击;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间存在显著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王喜峰对经济增长与水资源需求的关系进行分解研究,在利用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和水资源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编制水资源投入产出表,利用结构分解方法对驱动水资源需求演变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1992—2007间中国技术进步和最终需求为水资源需求分别贡献582%和-518%。贾品荣将能源变革、智能制造、智能社会变革对需求的促进划分为3个阶段,同时构建了适应于新工业革命的北京现代能源体系,即以能源结构调整为主旨,适应绿色化趋势、智能化趋势和服务化趋势的北京能源技术体系、北京能源互联网创新体系、北京能源供应体系、北京能源消费体系。李科构造了一个包含有生产率增长方程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从而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研究了技术进步、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对电力消费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电力需求呈刚性增长,电力自价格弹性始终为正;不同要素在不同区域具有差异化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技术进步呈现出资本消耗而劳动节约的特点;电力价格显著推动了电力生产率提升,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3. 公共经济学

新常态下,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涵盖了政府行为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公共预算和税制改革,以及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在技术经济学研究中长期跟踪。论坛上,孙辉等实证分析了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的双重影响,发现财政农业支出既可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提升农业技术效率间接推动农业经济增长,而且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在增加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同时,应进一步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提高财政农业支出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财政农业支出与其他农业投入要素的协同效应,这对于中西部地区显得尤为重要。李银才通过分析农村合作医疗重建历程,发现制度之间冲突是农村合作医疗重建失败的重要原因。认为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质量和实施效率,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时相关制度必须高度融合。曹卫等在研究生猪价格周期波动特征的基础上,从传统供求、不同维度和产业链价格传递等方面进行因素分析,同时从国家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和生猪产业监测预警体系两方面进行归纳,认为未来应做好生猪的疫病防控工作,实现生猪养殖规模化,建立生猪期货市场。陆昌华等针对我国养殖业管理现状与畜产品兽药残留的危害,指出兽药残留是我国当前畜产品安全问题中对社会公众健康及经济健康运行危害尤为严重的问题。通过构建由兽药残留事件引起出口受阻的损失评估模型,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畜产品兽药残留问题,指出市场失灵是主要危害。即表现为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扭曲、欺诈交易和偏好不合理现象。他提出纠正畜产品兽药残留的市场失灵,政府需选择合适介入的角度和做法,包括认清政府自身定位及选择主动培育市场和组合运用多种市场干预方法。

新常态下国内经济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加快产业升级,发展信息科技成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新时期中国经济具有新的发展特点,中国技术经济学的前沿动态也发生新的变化。未来国内技术经济学研究将紧紧围绕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政府治理与金融创新、互联网与空间信息技术、资源能源环境等领域深化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建言献策。

摘要：2015年中国经济继续处于“新常态”的换挡期,国内经济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加快产业升级,发展信息科技已成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国内技术经济学前沿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与转型,政府治理、产业升级与金融创新,“互联网+”与中国制造2025,以及创业与创新、能源与环境、公共经济学等领域拓展。

关键词：技术经济,前沿动态,新常态,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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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乐,鲁婧.对当前技术经济问题研究多样化的思考[J].科技致富向导,2013,2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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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楚新,王丹.“互联网+”意味着什么--对“互联网+”的深层认识[J].新闻与写作,2015,05:5-9.

[10]徐争荣.“互联网+”时代传统行业的创新与机遇分析[J].互联网天地,2015,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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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沃斯论坛看中国经济 篇8

来自世界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工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代表参加了这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会者在为当前国际金融动荡加剧、世界经济明显减速的严峻局面表示担忧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给予了赞赏，并看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的作用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处于一场非常深刻的危机的焦点中。一年前的世界有多么不同，好像什么都没有问题，大家充满着乐观情绪。仅仅一年时间就出现180度的大转变。”9月27日上午举行的主题为“全球增长的风险”讨论会上，主持人罗伊的一席开场白让会场气氛多了一分凝重。

“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了实体经济中。”美国花旗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兹说，美国的住房、汽车销售以及信用卡消费都受到金融危机非常大的影响，失业率也在上升。“我们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快速应对，情况会好一些；但如果不能快速应对，情况会更糟。”

“现在的危机令大家非常痛苦。”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说，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问题，可能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把美国金融市场和银行业整顿好，世界经济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我们应该习惯于这种慢增长的经济发展的环境。”

在表述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的看法时，这些商界巨头们往往会加上一句：“中国还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这样的表述既是对中国经济良好表现的一种赞赏，也包含了他们对中国经济作用的重视。

“中国经济总体来讲，至少对我所在的行业来讲，像火车头一样强劲。”法国空中客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恩德斯形象地说。他乐观地预计，在未来20年里，中国航空市场规模会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这对空客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从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从不足1％上升到8％左右。中国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经济朝着预期方向发展

凭借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金融体系目前还没有受到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即便如此，受多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有所放缓，但目前仍处高位。

与会者指出，由于中国金融业对外敞口较小，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会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显著影响。中国银行体系通过之前的重组改革，从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资产平衡率等来看非常稳健。

“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货币政策等各项政策措施非常及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说，如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已经回落到5％以内，充分说明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成效。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中国监管机构严格、审慎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有效控制了风险。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10.4％；夏粮连续5年增产；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增长趋向均衡；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节能减排取得明显成效，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近几个月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逐月回落。

与会者普遍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小幅回落，但这符合中国宏观调控的预期，也符合经济周期规律。与世界各国的情况相比，目前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令人充满希望。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官奎励杰说，来中国开会，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刚刚开完后马上来到了中国，看到中国现在基础设施状况和巨大变化，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强劲，中国经济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

中国经济将平稳较快增长

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复杂情况下，努力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也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

今年以来，中国遭受了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灾害，又面临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一方面，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复杂，金融动荡加剧，经济明显减速；另一方面，国内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很大，农业基础还很薄弱，能源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金融领域存在不少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出席这次论坛的代表非常关心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温家宝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表讲话时说，中国所遭遇的困难，是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很多。“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保持国民经济在更长时间内又好又快发展。”

人们注意到，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政府新近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4年来首次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同时下调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对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

“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刘明康说，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13亿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消费潜力巨大，可以弥补出口减缓所带来的影响。

姜建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正在快速推进中。“今年中国经济还会保持良好增长，而且通货膨胀会得到控制。”

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中国30年的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一定要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要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从中，与会者听到了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方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