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精选10篇）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篇1

著作简介：

《士与中国文化》集结了余英时先生十二篇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也是共12章节，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1100字。由于是论文集，可能在逻辑上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总体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研究知识分子比较著名的还有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和许纪霖的《知识分子十讲》。

作者简介：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 930 年生于天津。1 950 年至1 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 956年至1 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余英时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

余英时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在当代海外学者中,余英时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的,他的论著呈现出一种文人情怀和学者风范相结合的风貌,这种治学气质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中,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士与中国文化》彰显了这个特色。

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访谈时如是说（研究背景）：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彼时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对中国传统质疑之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意吧？ 本书由于时间问题，我暂时并没有看完，但是都大概看了下每个章节的内容，结合本书的导读和简本，我把本书分为6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士”一词的起源，本义，并告诉我们在古代早期“士”由低微的贵族，逐渐演变成庶民，以及“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的奠定才最终赋予了“士”延续至今的本质含义。

第二部分，主要以汉代的循吏为切入点，阐述了代表着“士”的循吏身上的双重身份，即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以及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在这里，余先生告诉我们，其“师”的身份并不是中央要求和规定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现象，这里，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循吏的自觉的教化，甚至更加认同“师”的身份，这都证明，士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一种自然的承载关系。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魏晋时期的士人“自觉”和社会“自觉”的两个现象，来论证“礼”和“情”的一种对立统一，这时的士依附于士族社会，并且更加的重视着个性发展和人格精神独立自由。

第四部分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儒学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并在道教和禅宗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导致士志于道中的“道”逐渐由一种政治上的功用转化为一种社会功用。

第五部分，着重介绍了明朝的士人与商人的关系，士而商，或者商而士，四民社会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最被轻视的“商”在此时跃居到第二位，并在社会地位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第六部分，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二章节，这里我主要讲下我看完第二章节后的感想。第二章节作者通过对“道”与“势”两个重要的概念的讲解，以达到对“士”的群体形象的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希望用阶级来分析文化现象，尤其用新兴地主阶级的观念来分析“士”的兴起。而本文却鲜明的提出“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他才能坚守‘思想上的信念’，这恰是孟子‘恒心’的现代诠释”，作者一再强调“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如何来解释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意义与结果呢？作者再次用传统经典中“思以其道易天下”的理想，与汤因比提出的“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概念，强调“道”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现状，具有比政治更高的权威，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疏离于普遍阶级的“创造少数”也确实可以做到了这一点。而由于中国的“士”追求的是“人道”，因此他的实现没有确定的保障，因此更重视自爱自立自尊。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来树立，但是中国“道”则悬在空中，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守住个人的尊严才能抗礼于“道。” 在中国今日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观点也有其现实的意义，既是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呼唤与对追名逐利之徒的含蓄批评；也是希望通过价值观的构筑，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以道的力量，或者说道德文化的教化，来实现长远的目标。

问题：

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 篇2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徵，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於其他特点。（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徵贯穿起来，原都本於惟一之总特徵；那就是寻到了家。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徵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於各章节以求畅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征，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征贯穿起来，原都本于惟一之总特征；那就是寻到了家。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征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于各章节以求畅达。

一、理性早启

一、理性早启

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徵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徵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征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征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於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于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至於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至于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

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西洋强于理智而弱於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西洋强于理智而弱于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读后感《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於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于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於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於斯。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于斯。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徵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征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

二、伦理本位

二、伦理本位

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至於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於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至于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于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因此他对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形态观点也较含糊，只大致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而没有将此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与西洋进行比较研究，只说应该大致相同。因此他对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形态观点也较含糊，只大致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而没有将此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与西洋进行比较研究，只说应该大致相同。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篇3

它具体表现在人们重整体轻分析、重直觉轻知解、重关系轻实体、重实用轻理论。这对于以分析、知解、实体和公理化体系为特点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显然是不利的。另外，中国古代强调“天地一体”“变化日新”，其许多结论与支配近代自然科学的“理学自然观”格格不入。

这里要指出，中国人缺少实证科学的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科学技术。比如，当前很多人都套用西方科学的标准，认为中医药学不是科学，原因是中医药学不能把病理说清楚，中医药学中的“穴位”“脉象”“养气”“食补”等学说，在西医科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也没有“科学”根据。然而，中医药学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缺少实证科学的文化传统，就彻底否认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盲从或者贬损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必须引起警惕。

中国文化深层结构读后感 篇4

——————品读孙隆基先生《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最近找到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禁书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新版，尽管内容已经删节，但还是看到了一本与柏杨等学者完全不同的对于国民性的解读。作者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他祖籍浙江，生于重庆，曾先后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等地生活，对各地的华人文化圈作了细致深入的观察，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身上，他发现了很多相同的文化特质，并确定这些特质是从古至今未曾发生过变化，对此他进行了深刻探讨。通过举例、对比等手法进行中西方的比较，指出这些基因文化对当下现今中国人的习惯和思想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指出评价中国文化不要走前人的道路，不要习惯用马列主义去进行分析，因为有了这种框架，判断的标准，在人的大脑中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让人们习惯的去根据理论或者标准到现实中找这样的现象规律。作者认为，良知系统这个新的概念可以作为讨论中国文化的第一步。良知系统就是一个文化的深层结构，它虽然从古代就存在了，但依然是现今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文化行为，这些行为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这些文化存在到至今要归功于中国历史形态的超稳定性。

第二部分主要是写中国个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作者提出了“心”、“身”的概念。单个的中国人只能称为“身”，在社会关系中，至少要两个人之间，才能称为“心”，两者也就构成了中国人的良知系统。论证了“心”、“身”关系之后，以此为主线，通过中西方对比和举例等手法，指出中国到底存在哪些“深层文化”，它们对当下中国人造成了哪些不良行为和嗜好。

第三部分，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上升到国家的高度，阐述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对古代、近代与当今社会在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如 “夷夏之防”，认为正是这样的深层文化，导致近现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弊端，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现代中国人政治行为的文法规则，正是中国深层文化的外在体现。

本书的最大的独到之处，是作者用语言的文法结构来比喻文化的深层结构，并力求罗列这个结构的“内在关联性、其可能性的扩散以及扩散的形态”，独辟蹊径，使得本来晦涩艰深的文化解读变得有趣起来，雅俗共赏，获得了最大的受众，这是本书历经三十年风雨飘摇仍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本书从结构主义视角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析，对于民主党派应该颇有启发。

中国社会的运行特点与其它民族有很大的不同，总体来说，其它社会一般有一个动态的运行目标，近邻日本，自认是太阳神的子民，天生就应该一直成为世界的领袖，因此全社会上上下下都有强烈的紧迫感，不断追逐世界强国的脚步，害怕被其它国家超越。惊人相似，岛国英国，强调国家的运行目标就是雄霸天下，最终成就“日不落”。反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社会形态振幅很小，基本在一乱一治的周期中轮回，当出现政权与民众不能相 “养”，社会就趋于大乱，当政权和民众相互“交心”，相互能够安身、安心，社会就呈现大治。只有遇到外族入侵，才能调动整个社会的趋同性，一致对外。中国内部形形色色的圈子，始终在发挥作用，了解中国的洋人眼里，中国的内部有无数个中国。甲午海战后，南洋水师去找日本人要求归还其战舰，理由是战争是北洋水师和他们打的，与南洋水师无关。大清王朝覆灭之后，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即是各个圈子迫不及待抓住这个机遇自我强化的表现。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圈子之间既寻求独立，又需要互相依赖，这与中国人文化结构中的儿童化相互依赖有关，总要通过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如果总结其发展目标，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镇止民心，使之少知寡欲而不乱。然而，不乱，则不动，不动，则社会无法破旧立新。所以，中国社会的发展基调是静态的，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性设定和社会深层结构所造成的。当年自上而下地发动了由下级来反对上级，由社会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对中国千年文化特质冲击巨大的革命，毛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来打破中国的二人结构，通过串联的方式来打破狭碍的圈子。但中国文化深层次结构的复杂性远超越了包括文革策动者的预设，最终文化大革命旧的既破，新的未立，导向了人性的无所适从，传统道德规则土崩瓦解，迷茫的人性在改革开放以后彻底走向崩溃。

中国文化根本精神读后感 篇5

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

在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提出专业化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终极源泉，并研究了专业化分工与自由贸易的关系。之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奠定了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当代经济学家则把要素禀赋纳入其中，不断完善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贸易理论，形成了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贸易理论，并已载入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倡导自由贸易的学理依据。

在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虽然自由贸易理念被广泛接受并转化为具体措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国际贸易发展也经历了起伏，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无一例外得益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快速发展，货物和信息在国际范围的流通成本大幅降低;金融的深入发展使国际范围的融资更加便利，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日趋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选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面向国际市场发展经济，大大拓展了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迎来了新高潮，全球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以更快速度增长，直到20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都稳定地快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的积极参与者，贸易依存度迅速提升，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红利。经济全球化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取得减贫的突出成效，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征程。1986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提出恢复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并于2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工厂”。1978—20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以19.33%和18.12%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1983—2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名义上增长了近136倍，成为举世公认的开放大国。

40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严格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和相关国际规则，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口红利，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供给、较高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中国同一大批国家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包容。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美国大范围挑起贸易战使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长期自诩为自由贸易最重要的推动者。但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它转而不承认自己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而是大讲美国面对着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不再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而是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破坏者。今年，美国对多国加征关税，大范围挑起贸易战，其做法危害世界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经济全球化曾经的主导者，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使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其实在历史上，美国并非一直崇尚自由贸易，而是以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著称。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工业具备了全球竞争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才意识到自己有必要也有能力通过自由贸易获益，因而摇身一变成为世人所知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和经济全球化主导者。今天，美国对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又发生了逆转，其原因无外乎这三点：一是以打贸易战为威胁获取更大利益，二是为了转嫁其国内矛盾，三是为了维护其经济霸主地位，遏制其他国家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之前，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和许多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参与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各参与方在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上没有明显差异，因而这个时期的国际贸易并不是典型的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而是依据规模经济差异进行的，贸易的结果通常也不改变参与国家的生产要素相对回报水平。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则更多地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本质上是前者以充裕的资本要素与后者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进行交换。于是，发达国家资本回报率得到提高而劳动报酬有所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动报酬显著提高而资本回报率有所降低。在美国，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资本所有者从经济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但同时也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两极化和中产阶级规模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所占比重大幅上升，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这些情况令美国一些人陷入深深的紧张和焦虑。

实际上，美国国内面临的问题原本可以从经济学中找到答案，通过实施政府再分配政策可以有效解决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劳动报酬降低问题。但由于新自由主义传统作祟，美国执政者不仅没有采取必要的政府再分配措施，反而打算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在他们看来，通过打贸易战或以打贸易战相威胁逼迫对方作出让步，可以起到榨取更多利益和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双重作用。

20年前，正是由于美国国内政策失误，才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并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损害了各国利益。如今，美国又单方面挑起针对多国的贸易战，也会导致许多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加剧市场不稳定预期，诱发货币市场异常反应，伤害各国经济。所以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做法贻害全球。

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虽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严峻挑战，但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势。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既是全球范围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时代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20年，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36.2%，对当年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高达54.2%;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为30.0%，对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量的贡献率为36.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具有强烈需求，而且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者，必然会有力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

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不得人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指出，对于美国来说，贸易政策的最高决定权在于人民，即厂商、进出口商和消费者等。虽然一些热衷于实行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政策的政治家，以制造业回归、扩大就业、打赢贸易战等说辞短期内可能博取一些民众的支持，但贸易保护主义终究是没有赢家的零和博弈，会造成全球贸易萎缩、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遭到破坏，在伤害贸易伙伴的同时也必然伤害到本国企业和劳动者。因此，那些一时被蒙蔽的选民，最终会明白“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共赢，没有共赢也不会有单一赢家”的道理。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从国际角度看，既需要建立健全有效治理机制，也需要树立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从各国内部角度看，需要出台更具包容、普惠、平衡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尤其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以更好融入经济全球化。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反映时代潮流，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有利于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一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文件，得到世界广泛认同。

坚守底线、保持定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经济全球化大势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决定了中国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建设者。当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直接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二是作为大型经济体和开放型经济体身处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国际环境。面对这些外部挑战，我们既要牢牢守住底线、积极有效应对，又要保持耐心和定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妥善应对贸易摩擦。贸易战没有赢家。我们不主动挑起贸易战，也不热衷于贸易战，但深知一味退让并不能阻止贸易战。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我国的应对策略是符合理论逻辑和国际惯例的，即在始终保持协商与合作大门敞开的同时，针对对方的无理行动予以针锋相对的反制，并将美国单边主义行为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按照既定部署和节奏，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一道，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指出：“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今年4月，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扩大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合作多边化与贸易多元化，在继续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在为维护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文化的重建读后感 篇6

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有感于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

文化，一直都是古今兴替中不灭的命题。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总是以文化作为铭刻兴衰荣辱的纸笔，而文化也从来不愧为历史长河锤炼过后留下的真金。从历史和现实的不同角度看文化，这份宏大的精神财富一直都不乏关注，并且在每个时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文化的重建》：此书是由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文化的自觉与文化反省、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等方面有深远影响的文章集结而成，是一本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未来发展的著作。虽说费先生离开我们已十年之久，但是在阅读其作品的时候仍然能感受到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仍然能体会到他那颗关注和担忧中华文化如何生存发展的拳拳赤子之心。在阅读的过程中，费先生的许多理论和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不禁重新审视起自己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费孝通：(1911月2日-4月24日)，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本文作者：郑梦婕

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发展研究院

硕士研究生

文化的生与死

自人类诞生以来，文化就随之形成和不断演变，并在每个时期以不同的形态呈现为不同的文化类型。纵观古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已无从寻觅、玛雅文化竟一夜覆灭、日不落帝国的由兴转衰，这些历史的痕迹无不向世人传递着一个讯息：文化会死。文化的生与死之间横亘着许多矛盾，也正是这些矛盾解决不善，文化才逐渐走上了消亡之路。保生存还是保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传承共存等种种矛盾问题如何解决是当下亟需思考的重要命题。

矛盾一：保生存还是保文化

文化的载体即为人，那么到底是人重要还是文化重要?费孝通先生曾经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人重要还是文化重要?这是一位鄂伦春族的女同志在看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正在受到重大的冲击而日渐消亡时，产生了只有先把人保住，才能提民族文化重建这个问题。而在如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些根底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免不了会发生这个似乎是耸人听闻的问题。费先生认为：文化和民族是会被消灭的，这是有历史为证的。如今，我国万人以下的小民族有十多个，它们今后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如何继续生存下去就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历史进程中许多民族就是在自身文化落后的情况下，面临生存问题时不得不融入先进文化或者引入先进文化为我所用从而丢失了自己原有的文化。很典型的案例就是我国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被汉族农耕文明逐步同化，失去了苍茫的草原梦。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小民族保生存还是保文化的矛盾已经发生了。

矛盾二：全球化进程与文化相对独立性

如果把第一个矛盾扩大开来，实际上就是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中华文化应该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进步，那么接下来可以预想的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在各种交流都更加广泛的今天，文化交流也成为各国尤其重要的竞争手段。世界已经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关系网，每一种文化都不可能独立于其他文化而存在，因此我们强调的是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文化的多样性会随着不断交流融合而日益减少，因此每一种文化都想要在世界文化大碰撞中有更强的影响力。但是要影响别人，首先要确保自身的稳定性和相对独立性，既敢于在世界文化环境中竞争，又不怕被其他文化所同化，要做到这点，坚持“和而不同”就成为当今文化交流的首要要求。

矛盾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割裂

古希腊文化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义、文艺复兴，中华文明的孔孟老庄、医诗酒茶，无不昭示着传统文化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但是现在，漠视文化、破坏文化、割裂文化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任谁都不能忽视，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下，传统文化又真正发挥了多少能动性?悠久神奇的方块字由繁化简，独有魅力不复当年;传统中医自炎黄起，几千年演变至今居然连本国人民都不再信任其效能;中国多少传统节日多少优秀民俗在西方圣诞节、愚人节等冲击下被遗忘，端午甚至“被韩国”……传统文化不断遗失弱化，新兴文化还未完全建立，处于割裂状态的文化如何发挥好内在动力?长此以往，还有什么文化繁荣和文化软实力可言?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如今文化发展矛盾重重，困难重重，如何面对困境解决矛盾，费孝通先生在多年前就已给出了有效方法。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费老，自1978年开始，经历过重重人生坎坷的费老把视角转到了文化领域，并从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角度予以考虑，提出了“文化自觉”理论，给中国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敲响了警钟。文化自觉的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只有在认识和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的守则。

1、“自觉”的前提是重视

获得“文化自觉”能力的建立在对自身文化的历史及其世界背景的恰当认识上的`。这就要求当代人要充分了解本国文化的来源、内外部原因和发展趋势等，那么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重视文化。我国政府对文化的重视程度日渐提升，愈发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说明了社会目前对文化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程度。其中文化消费水平直接体现了普通民众对文化的重视和利用程度，我国文化消费整体情况良好，其中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意愿和文化消费水平提升较大，但文化消费满意度不升反降，说明居民对文化产品的质量要求更高，更说明文化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2、寻找自身文化基因

费老曾说，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基因，任何文化都是一颗种子。确实如此，每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自身特定的文化基因。而这个基因是从一出生就确定了的，有哪些元素，怎样排列组合，从而构成特有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基因种子在什么地方?费老没有说明，他希望下一代能够继续研究并最终说明这个题目。“礼”、“和”、“仁”、“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中不曾黯淡过的精粹，但是中华文化的深层基因到底在何处，还需要当代的我们继续研究和探讨，并在寻找文化基因的过程中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申遗工作，扎实中华民族的“根”,重寻文化的“乡愁”.

3、文化自觉的延续是文化自信

70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撰文发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今天，这个问题依然盘桓在我们的心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完全失去了自信。社会上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只要是外国的都是好的。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到精神领域的文化产品，人们恨不得自内而外目之所及完全效仿国外。具有独特内涵的古建筑被机械化制造的楼房所代替;大小银屏都充斥着韩剧美剧日剧;连流传千年的国宝中医也被提倡予以取缔……可见，中国的文化自信缺乏几乎渗透到物质、精神的各个领域。

《中国现代文化大观》读后感 篇7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地一片荒凉，我以为中国的文化也就停止了，但是，看了《中国现代文化大观》这本书之后，感觉到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觉醒的新文化劫运，他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序幕。本书着重从人文与社会、文学、音乐、戏曲、电影、美术等多个方面探讨现代文化的成长之路。

读完这本书，我有两个大的触动。其一：之前我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是书本介绍的：比如: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相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同时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等等.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就仅从它对文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五四运动真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五四”前夜，文学领域同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样，充满了萎靡、没落景象。旧的文学改良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形形色色的封建文学依然充斥文艺领域。“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伴随着文学思想运动，艺术领域如音乐、舞蹈、戏曲、电影、美术等也相继发展起来。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历史的评价：“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

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其二：中国现代文化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抨击封建制度，宣传先进的思想，都很有说服力，反映真实的历史。给人们的大脑灌入新的东西，让死一般沉寂的中国大地又活跃起来。

“五四”运动后，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国内继续上演为民生、自由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随着每一个重大历史，现代文化一路旗帜鲜明，为新中国成立而奋斗。比如:鲁迅的两个小说集《呐喊》、《彷徨》，都是揭露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 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力下的农民的生活面貌没，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最熟悉的就是《孔乙己》，讲述封建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封建知识分子孔乙己在封建科举制度的摧残下的悲惨又滑稽的人生,极具讽刺意味。

我对电影的发展比较感兴趣，因为，我没有想到电影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出现了，真的太早了,而且,一个世纪里电影就发展成现在样先进,真的为这个艺术而感到赞叹!通过读这本书,我还了解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作家、艺术家，中国因为有了他们，文化才得以发展。比如：舞蹈家裕容龄、黎锦晖、吴晓邦，电影编剧郑正秋演员阮玲玉等。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篇8

——《文化融通——中国企业的跨文化战略思维》读后感

思想政治教育郭亚琦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之一，这本书主要立足于中国文化，同时以美国文化作为参照系，恰当的融通了中美文化，为中国企业人的战略思维构建跨文化的框架基础。全书分三篇，前两篇分别对中国企业的生存现实，中国企业人的生存状态做了状况描述，本人现主要以第三章为主，简要概括著作思想并阐述本人的一些思考。

全球著名跨文化管理专家G.霍夫斯坦得认为，文化是一个人群的成员赖以区别于另一人群成员的共同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是长久历练与逐步沉淀的结果。企业领导者要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思维方式建立认知，据此形成沟通能力。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代表东西方文化战略思维的中坚力量——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构建这二者之间的思维框架，进而“知己知彼”，发展强大自我，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利用“全球思维，本土经营”，奠定企业的战略基础，从而在全球化市场中赢得胜利。

本书其实着重于强调一种“文化”——即“圆形文化”和“方形文化”之间的对照，深层次的将中美（欧）管理文化之间做本土化释解。书中用一些浅显的事例和恰当的比喻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可以让读者阅读变为轻松的享受。现将著作中一些独具代表性的思想见解做一件要列举：

一、中国企业实情而言，主要是指如何管理和开发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儒家外表、道家思想、佛家信仰而且储量丰富的中国本土人力资源，尤其是如何内外兼顾这些任人的思想问题。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就是如何提升人的思维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这两种能力是企业核心能力之基。

二、„„中国企业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并不长，所“知”所“行”注定支离破碎，而且在目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将如此„„

三、„„中国企业人需要“放血”，需要否定我们文化思想中的一些糟粕，但一直放血肯定也行不通。为此，这种严峻形势必须得到某种程度的坚决扭转，必须“造血”！

四、„„中国企业人唯有首先认同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才能真正走向国际。有句话，越民族，越世界。

作者还站在管理心理学的角度，利用首印效应原理分析了中美国家（企业）之间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反思相互借鉴的必要性，例如，生活中的一个例子：中国人在信封上写地址时总是把地址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书写，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习惯于从小到大的顺序书写。“从大到小”代表着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贯性国家，而美国刚好相反，这样的文化差异其实是不同文化心理的反映，就导致了彼此的行为差异：美国人往往先关注自身，然后才后把自己关注和影响的范围逐步扩大，具体落实到工作中就是他们办事不会推委、相互扯皮，而中国不是！的确，不论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抑或日常的诸多行为处事，在一定程度上会揭示国人一种潜在的弊病：“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大风一起尘飞扬”“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是条虫”„„细想国人确实有点“散而不聚”，这可以在当今中国的企业中略见一二：一个人的工作效率往往出乎意料的高于几个人的团队工作；许多企业中充斥着小集体主义等等。

书中的精华部分要算作者提供了基于跨文化框架的战略分析，主要表现在：以“外圆内方”运筹中的东方——以大中华为代表，和以“外方内圆”运筹中的西方——以美国为代表。“方”可以定义为“规律、原则、规则、制度、规范、规矩”为代表的制度范畴；“圆”可以定义为“平衡、变化、变通、人情、关系、特例”为代表的人为范畴。无论对于国人还是美国人，制度范畴和人为范畴都会在他们身上交互体现，所不同之处就在两种范畴在不同人身上的比重的差异，而我们知道，人的心理统领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反应人的心理。

与美国人打交道，更多的会体会到制度范畴的影响力，公务交往尤其明显，可他们的内心却非常善于“变化”：求新、对等；与中国人打交道，更多的会体会到人为范畴的影响力，无论公务，都要追求“左右逢源”。而中国人的内心是很看重“规范”，讲究“原则”，注重“伦理”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圆”和“外方”，与美国人截然不同，其实就是行事方式、实践手段。

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相互矛盾、相互统一，如果我们将两种文化兼而融之，做到“外方内圆，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八面玲珑于行，外方内圆于心。中国企业人用这种思考范畴来指导自己的国际商务实践应该就可以排解文化差异，对取得商战胜利有益。

其实我想，中美之间的文化价值与战略思维之间虽然有差异，但是之间的沟通却是必要和亟需的，让这种沟通去释放中国文化的大气，显露中国文化的底气。中国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认清自己的实际，找到与国外优秀企业（文化）的差异，辩证的用两种不同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处理商务；其次要有一种紧迫意识，企业人，尤其企业领导人，应该有种危机意识，积极主动的用“逼上梁山”的气概和紧迫感应对国际竞争态势和预见全球竞争走向；再次，中国企业人不能盲目相信所谓的管理科学，要知道实践永远是战略的根本出发点，需要在经营实践中磨砺自己。

当前的中国国运处在上行时期，但中国却离昌盛状态还有距离，这段距离正是包括中国企业人在内的当代人需要努力的历程。而其中会有许多中国企业人却在努力过程中搞错了方向，他们会简单的认为按美国人管理的方式就可以胜券在握，殊不知中国文化母体时刻都在对植根于中的中国企业人施加着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企业人如果没有认真去学习、去解读博大的中国文化，只是机械的照搬美国文化，试图复制其成功，这是不可能的。

总的来说，著作主要是关于企业管理和中美文化有关的零碎思想，因为作者葛存根自离开高校后就在跨国高企任职，他本人研究管理心理学知识，所以对中国企业的跨文化战略思维融通有着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希望可以对部分的中国企业领导人的战略思维底色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让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与好处，有必要先去解读中国文化，再去感受西方文化，最后合理的融通中西文化。

对于中国企业，企业伦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初发源地和最本质要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企业伦理还不足以适合企业的良性发展，尽管这种理性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但是它的缺陷是很明显的。要使得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在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中起到真正经济组织的作用，现阶段企业伦理应该实现转型，即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型。

一、企业伦理——“工具理性”的生成及其缺陷

传统管理学从“经济人”的前提出发，认为利益是经济组织形成的唯一原因，要将追逐私利的个体组织起来，必须诱之以利。企业作为经济人，如果没有利益，也就失去其生存的价值了。正是从“经济人”假说出发，企业伦理的“工具理性”成为许多企业的普遍伦理特征。

所谓“工具理性”是指企业之所以讲伦理是由于讲伦理可以给企业带来好处。企业把讲伦理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以此来增进企业的经济效用，企业看到了伦理的“工具效用”功能是一个更高级的阶段。纵观我国企业发展的历程，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由于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济主体，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此时的企业伦理实际上不是其自身所拥有的，政府在其间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后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企业的效率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企业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效益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企业的伦理立足于其工具性，即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企业的良性运作不能不从自身与其他企业的关系、自身与

员工的关系、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等不同层面上考虑其发展问题。

但是，如果从企业“经济人”假说的逻辑起点出发，我们来分析企业的“工具理性”不难发现：对企业和企业来说，把企业伦理视为一种“工具效用”，可以看做是一种理性选择，是基于一种“工具理性”的思路去看待企业伦理。即认为企业伦理的营建意味着对外能为企业塑造一种好的企业形象，而这正是企业发展所不可缺失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样，企业伦理能辅助企业更好地契合市场。而对内，企业伦理的营建能节约企业的组织成本，提高企业的效率，能意识到企业伦理之于企业发展的经济意义并进行主动地遵循和营建。“工具理性”也暗含着只有企业伦理，才能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环境，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以及能提高企业的运行功效，企业伦理才会提上日程。而一旦在某一时刻，企业讲伦理不能给企业带来好处时，企业就不会再讲伦理了。也就是说，企业与伦理之间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利用关系注定了二者关系的不稳定。

更进一步分析，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工具，本身就是反道德的。它无助于培养企业自觉的道德义务感和真正的道德意识。因为企业讲不讲伦理道德是同是否会给企业带来好处相连的，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实际上不过是商业中的等价交换。崇高的道德在这里受到了歪曲，异化为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工具理性”的反道德性在此昭然若揭，用康德的话说叫做“对道德源头性的玷污”。康德在论述个人与道德的关系时曾说：“人们是为了另外更高的理想而生存，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是幸福。”[1]这样，他就把道德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康德反对那种把个人幸福作为最高原则的伦理学说，人之所以拥有尊严和崇高并不是因为他获得了所追求的目的，满足了自己的爱好，而是由于他的德性，德性是有限的实践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因为要使一件事情成为善的，只是合乎道德规律还不够，而必须同时也是为了道德而做出的。所以康德总结道：“道德学根本就不是关于我们如何谋得幸福的学说，而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配当幸福的学说。”[2]同理，由于企业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个伦理实体，也同人一样具有伦理本性。所以，企业也应该把伦理道德作为目的，而不应把伦理道德当成达到某种利益好处的手段和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伦理的“工具理性”仅仅只能成为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特定理性，如果立足于企业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高度看的话，它必须期待转型。

二、现阶段我国企业伦理转型的必然性

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着企业伦理的转型

企业伦理的时代性在随着企业活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地位。“如果人们选择了某种经济制度，对于如此制度下的经济道德也就相应有了基本规定性。”[3]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冠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由此而开展的市场经济就不是简单的以资源最佳配置为唯一目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它所肩负的责任也绝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效益为唯一指标。企业还须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安全责任、环境责任和诚信责任等。任何企业均具有双重身份——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势必以追求利润为标准衡量自己的经营成果及决定自身的价值取向。同时，企业又是社会经济细胞，是社会财富最基本的创造者，企业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它是社会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人、财、物等）及企业实现生产的条件都有赖于社会提供，因而企业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其经营行为应当受到社会的约束和限制。

另一方面，政府制度的理念、奖励与惩罚政策等引导着企业的伦理选择。同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在对政府政策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企业各种决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阶段企业伦理的转型是一种理性的被迫转型，如果说“工具理性”带有企业自发意识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是企业的自觉意识，因为政府作为制度的设计者理应站在社会整体发展的高度上进行，以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作为价值指归，企业遵循着这个理念才能有发展的足

够空间。这种转型实在是必需的，以总体企业的转型为特征而不是个别企业的独立自觉性行为。

2．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导引着企业伦理的转型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们实践的科学指南，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满足人、服务人、发展人为价值目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无论是物质利益，还是道德等精神价值都是人的本质需要，所以，二者都要服从人的需要这一目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企业的不断成熟，一些优秀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了“以人为本”，并且在企业的制度设计系统中，更多强调激发人的内在潜力，通过尊重人、关怀人、培养人，使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进取心得到更大的发挥，通过实现员工的个人价值，来达到实现企业整体价值的目的，许多优秀企业家明确提出了原本只存在于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思索当中的“终极关怀”。

3．环境的严峻现实促使着企业伦理的转型

毋庸置疑，我们今天已经饱尝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恶果。环境的恶化趋势仍然在持续着，已经到了应该唤醒全体民众的时候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组织，它的前途与命运维系着自然资源的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企业扮演着摄取者、影响者和改造者的角色，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与自然的关系，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反复告诫人们，人与自然必须达成某种协调，才最终有利于人类自身，否则人类将会走向毁灭。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境问题特别突出，现代社会企业生产经营的理念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有害环境的行为仍然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利己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如企业只考虑自己的利润而不考虑环境代价，只要能产生一点点利润，即便消耗大量的资源也在所不惜。利己主义的根源在于：对企业来讲，利润归自己享有，环境代价却由社会承受。但是，对社会来讲，环境代价是无形的，是无法计算的。

环境的严峻现实要求企业改变传统的伦理“工具理性”，树立新的伦理“价值理性”，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应只重视自己的利益，还应考虑相关利害关系人及整个社会的综合利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关注人类共同未来的生态经济革命。企业必须在寻求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的生态伦理责任就是要求企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降低消耗，减少浪费，开发绿色产品，实施绿色营销，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增长，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企业伦理“价值理性”的实现

企业伦理“价值理性”的实现听起来似乎是遥不可及的，而且仿佛陷入了无力的“为道德而道德”、“为伦理而伦理”的劝善之中。不言而喻，企业单纯的“价值理性”伦理道德观是软弱无力的，毕竟企业还具有经济实体的特征，不言利、不计利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我国现阶段企业时常会陷入这种“利”与“义”的两难之中，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矛盾？

1．政府运用其权威作为主持公道的转化器

就企业“价值理性”伦理道德观仅仅限定在也必须限定在企业自身的信念层面而言，即企业在自身的信念层面应该“为道德而道德”。那么，如何使企业的这种“应然”的信念得以在现实层面变为“实然”？这是使企业伦理在企业内部真正扎根并被普遍推广的关键。而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就是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一个主持公道的转化器。它能够使守德行善者得福，失德作恶者得祸。用一个术语表示就是保障“善恶因果律”的有效实施。所谓“善恶因果律”，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品行的善恶和人的际遇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内涵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所揭示的“性善者得福，性恶者得祸”，亦即常言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行善能得到报答，行善的人能有更多机会得到幸福时，道德才有被普遍

推行的机制，也才真正体现出道德的善的目的。虽然伦理道德具有善的结果并不等于以善的结果来评价人们的行为是否道德，因为这样一来就是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的伦理观了。而能够在社会总体结构运行之中只有国家的具体运作者政府才能以其权威充当主持公道的转化器，政府之于企业的关系是一种评价的关系，它必须综合地掌握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无偏见地平等对待所有企业。

2．企业实现其伦理“价值理性”的转型是通过“价值理性”为取向的制度来实现的政府的综合评价需要一系列制度作保障，否则又可能陷入随心所欲的境地。但是，制度不是万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巨大变化的制度和体制所提供的社会生态在促进道德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道德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在摸索前进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如价格双轨制、政府行政事务部门的普遍创收制、一把手负责制、调动两个积极性制、客观上的效率至上评价体系及其事实上的一切向钱看价值指向，等等，虽然对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起到了某种暂时的效用，但对人们心灵冲击、精神崩塌之无形影响，却是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4]但是，“在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中，寄希望于某些人的道德操守而不是制度体制本身，则是极不可靠的，具有极大的道德风险性。这种道德风险应当通过制度体制本身的建设而加以规避。”[5]企业伦理向“价值理性”的转型本身需要有“价值理性”为导向的制度为支撑，没有这个导向的制度安排，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个体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它纵然有转型的要求，可是没有转型的客观环境，它实现“价值理性”的目的也不能达到。为此，制度的“价值理性”是极其重要的，政府与企业都应该以此为取向才能达成一致，既然政府制定的法律规章要做到“以人为本”，企业制定的制度也要“以人为本”，只有自觉的制度安排才能有利于企业自然的伦理转型。

3．着力塑造企业家的伦理人格

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尤其作为企业伦理责任建设的组织实施者，企业家的伦理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对企业员工个人伦理素质的提升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企业伦理建设所能达到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伦理人格的魅力。因此，要优化社会伦理环境，加大对企业领导人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自律的宣传教育力度，在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中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奉行经济目标与伦理目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企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协调统一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企业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实体和伦理实体。

中国文化观后感 篇9

琴，古韵琴声。琴qin形声，字从珏，从今，今亦声。“珏”为“二玉相并之形”，义为“二玉相碰之声”，即“玉声”、“玉音”。引申为“悦耳的弹碰声音”;“今”意为“当面的”。“珏”和“今”联合起来表示“当着贵宾的面弹拨的乐器”、“当着贵宾的面弹拨出的玉音”。本义：一种梧桐木制作的带空腔的五弦或七弦弹拨乐器。

棋，运棋帷幄。棋盘面纵横各十九条等距离、垂直交叉的平行线，共构成19.19=361个交叉点(以下简称为“点”)。在盘面上标有几围棋的棋具个小圆点。称为星位，共九个星位，中央的星位又称“天元”。棋子分黑白色，均为扁圆形。棋子的数量以黑子181、白子180个为宜。

书，书墨芬芳。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仅是记事的工具，也具有丰富的形像特征，它是用线条来表现的，有“书画同源”的说法。书法家充分发挥毛笔等书写工具的性能和书写技巧，就能创造出各种风格的作品来，给人以艺术享受，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画，画意怡情。中国绘画一般称之为丹青，主要画在绢、纸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简称“国画”。它是用中国独有的毛笔、水墨和颜料，依照长期形成的表现形式及艺术法则而创作出的绘画。

京剧脸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特殊的化妆方法。由于每个历史人物或某一种类型的人物都有一种大概的谱式，就像唱歌奏乐都要按照乐谱一样，所以称为“脸谱”。

文房四宝，中国独有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名，起源于南北朝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听后感 篇10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听后感

-——人生德行最重要

学生：zz家长：zz

听了一堂课，我受益颇多。

“不要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这是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广告词，于是就有了学不完的兴趣班。人生的起跑线在哪里？国学专家用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解答。

做事先做人，德行非常重要。德行即好的品行。清华校训“厚德载物”。我们的孩子自出生开始就成了社会的一份子，他不可能孤立成长。他需要亲情、朋友、工作……。人的一生，岁月悠悠，千头万绪中最重要的，一是做人，二是

做事，人生一辈子，要实实在在地做成几件事情并不容易，而要堂堂正正地做好一个人就更难。一个人如果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掌握了做人的原则和做事的艺术，善于把“会做人”和“能做事”有机地统一起来，就能够成就人生，发展事业。

人生德行的培养在家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家长是孩子的良师，您是孩子最信任的人，家长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父母心。孩子懂事，光就一个懂事，就免却了家长和老师的许多烦恼。可是怎么样让孩子懂事，有的家长用打，有的家长用宠，有的家长用奖，也有的家长用理。专家之言：

1、家中听谁的？只听对的。

2、严父慈母。家中要有威严，家长意见要一致，母亲要维护父亲的威严。

3、言教不如身教。

4、所谓棍棒底下出孝子，即是责罚讲方法，要让孩子信服。夸奖讲方法，随德行。

5、家庭是讲情义的地方而不是讲利益的地方。

6、衡量德行的标准以文化传统为准。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是极好的，单不说那博大精深的文化，就举简单几例说明。千字经，弟子规便是家庭教育必不可少的书本。对孩子的思想品德教育就是本好教材。

孩子善良了不等同于吃亏了。人如果只为个人、家族或者小集体利益，而处心积虑地努力奋斗，人很容易患得患失、急功近利，当人们患得患失、嗔怨嫉妒的时候，心中象阳光一样快乐的心就很难显现。何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都是相互的。要靠信任才能换来信任，要靠尊重才能赢得尊重。拒绝冷漠，传递温暖，贵在主动。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心窗紧闭，却希望有人能走进你的心灵，成为你的知心朋友。世界上最远的不是彼此的物理距离有多远，而是人在咫尺，心在天涯。真诚与

善良，永远不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