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咨询公司组织架构

中介咨询公司组织架构（共8篇）

中介咨询公司组织架构 篇1

9月10日，省源头治理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启动了全省市场中介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此次专项治理是省委书记、省源头治理腐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鸿忠亲自主抓的工作，是我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优化发展环境，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服务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一项重要举措。从现在起到明年年底，全省将集中治理市场中介领域的突出问题。我区的集中治理工作即将启动，按杨书记的要求，受杨常委的委托，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有关中介组织的几个问题。

一、市场中介组织简介

近年来，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中介组织、中介机构、中介服务业等词语频繁出现于政府文件中。但这些词语，包括本次全省专项治理中所用的中介机构领域等经常是被混淆使用的，并无明确的定义。因此，有必要对中介组织的概念予以明确。在此之前，先了解一下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1、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简介

（1）、我国市场中介组织产生的必然性：中介组织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一个体系完整、功能齐全、信息灵通的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一个完善的社会中介系统。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介组织早在18 世纪就开始萌芽，之后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产生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密不可分，是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产生的，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各个领域实行全面控制。政府承担了大量社会自身的职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受到政府的压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政府模式由过去的“全能政府”、“ 大政府”向“有限政府”和“小政府”转变，政府只负责“划桨”。政府职能被定位在宏观调控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部分职能只好由政府转移给社会中介组织。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逐渐发展成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各类企业组织的利益意识被激活，利益多样化的倾向日益明显，企业迫切需要中介组织承担政府转让出来的部分公共管理职能，以规范市场交易秩序，更好地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利益。

社会中介组织就是顺应这种时代需要脱颖而出的，它成为联结政府与市场主体、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之间的纽带。社会中介组织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推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润滑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为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提供了契机。

（2）我国市场中介组织产生、发展与基本现状：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带有浓厚的政府背景和色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决定》列举了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大致种类:“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决定》颁布后不久,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上曾特别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时,“要把经济活动、社会服务性和相当一部分监督性的职能交给中介组织”。在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对加强中介服务“规范发展各类

中介组织”、推进“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等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介组织发展迅速、类型齐全、作用明显、问题突出、潜力很大。据有关资料介绍，2008年年底我国取得执照资格和注册登记的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约有90多万个，从业人员超过510多万。而事实上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开展业务但未进行注册登记的中介组织约有200多万个以上。

据此次专项治理前省级部门的调查摸底，我省市场中介组织、从事中介服务的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作用明显。截至目前，湖北市场中介领域组织多达50750家，从业人员39万多人。其中，市场中介组织2.6万家，从业人员28万多人；从事中介服务业务的事业单位700多家，从业人员0.8万多人；社会组织2.3万多家，从业人员10万余人。

2、市场中介组织的定义及分类：

（1）定义

国内理论界和政府目前尚未有对于中介组织的统一定义,且经常混淆使用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中介机构、中介服务业等词语。在这里仅选取几种比较典型的定义供大家参考：一种定义认为:市场中介组织“指的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企业之间,商品的生产者与经营者相互之间,以及个人与单位之间,那些从事服务、协调、评价等活动的机构和个人。”另一种定义认为:“社会中介组织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或根据政府委托),遵循独立、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公证、监督功能,实施具体的服务性行为、执行性行为及部分监督性行为的社会组织。”还有一种定义认为:“会计(审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消费者协会、税务事务所、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公司、经纪公司等,这些与市场运行直接相关的中介,一般被称为市场中介;各种研究会、学会、基金会、协会、联合会、俱乐部、联谊会、交易所、民间社团和咨询机构等,通常被称为狭义的社会中介。”

相对来说，目前比较全面的定义认为：市场中介组织，一般是指那些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为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咨询、培训、经纪、法律等各种服务，并且在各类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个人与单位、国内与国外企业之间从事协调、评价、评估、检验、仲裁等活动的机构或组织。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中介组织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具有政府行政管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介组织大多属于民间性机构，有的还具有官方色彩。它们都要通过专门的资格认定依法设立，对其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2）分类

下面，介绍二种较为典型的分类：

▲一种是根据中介组织活动领域和功能,可以把中介组织划分以下五种类型：

①保证市场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中介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等；

②促进市场发展并提供服务的中介组织，如商标事务所、企业咨询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结算中心等；

③调停市场纠纷，保证市场正常运作的中介组织，如律师事务所、公证所、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查机构等；

④沟通市场交易活动的中介组织，如经纪公司与经纪人、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中心等； ⑤自律性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等。

▲第二种是按中介组织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否按照价值规律运作进行分类，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类：一是以营利为目的、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作的、主要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服务性

组织，包括为进行市场交易双方服务的中介机构,如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房地产交易所、经纪行、技术交易站、拍卖行等;受市场主体或国家委托,代为其处理账务、清算、申报等事务的市场中介机构,如破产与清算事务所、税务代理事务所、代理记账事务所、专利代理事务所、商标事务所等;验证性的中介机构,依法取得执业资格,独立、公正、公平、真实地验证(或签证、见证、公证)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预防市场主体间纠纷的市场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公证处等;评估中介机构,依法取得执业资格,独立、公正、公平地评估(重估、估算)市场主体的资信及市场主体所有或占有资产的价值,为市场交易提供计价依据的市场中介机构,如资产评估事务所、土地评估事务所、房产评估事务所、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资信评估事务所等;为市场活动提供咨询、技术服务的中介组织,如信息中心、经营管理咨询、法律咨询、纳税咨询、工程咨询、注册登记咨询等咨询服务的咨询中介机构;促进劳动力就业的社会中介组织,如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中心、再就业服务中心、留学归国人员服务中心等。二是非营利中介组织，主要是行业自主性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等;监督市场活动的中介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商品检验中心、质量检测中心、计量检测中心等;仲裁中介机构,它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按照《仲裁法》及有关规定,专门处理市场交易纠纷的中介机构,如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促进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发展的中介组织,如各类基金会、俱乐部、联谊会、联合会、学会、协会等。

3、我省市场中介机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对象

我省此次专项治理的工作对象，不仅包括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中介组织、在机构编制部门登记的从事中介服务业务的事业单位、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的各类法律服务机构、以及从事中介服务业务和承担中介组织自律管理的社会组织；而且包括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以及政府购买中介服务的单位。涵盖介绍、评估、鉴证、代理、咨询、经纪、监理、担保、培训，以及各类人才市场、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协会、学会、商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各类基金会等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从事中介服务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

二、市场中介组织的作用

市场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组织”。发展中介组织有利于分化社会管理，延伸政府服务，增强社会自律，完善市场体制。

市场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介，主要任务是承担一部分不宜由政府、也不便由企业来承担的事情，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尽管市场机制已被实践证明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市场失灵”的时候，例如市场机制不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像国防、司法及其他纯公共产品，只能通过非市场的公共决策程序来表示，而不能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表示；垄断市场的存在导致某些产品或劳务的供应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市场机制不能调节外部经济效应，纯粹地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难以控制对社会有害的生产活动，也难以鼓励对社会有益的生产活动等等。市场的缺陷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理由。但是，政府干预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一方面，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可能造成决策失误，同时其行为目标也不一定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可能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技术上的局限性与组织管理上的局限性，政府活动范围如果超出了制止“市场失灵”所需的必要程度，也会导致“政府失灵”。

现代市场经济中，中介组织的主要作用是：

1、市场中介组织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为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双向服务，引导企业合理发展，为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中的改组、改制进行资产评估、财务审计、界定产权。中介组织作为社会服务性组织，可以发挥市场中介组织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功能，达到为企业服务、为全社会服务、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目的。

2、市场中介组织提供客观公正的信息。市场中介组织承担由政府转移出来的执行性行为，特别是政府转变职能后，需要有一个能沟通政府和企业的中间层次去承载监督和管理等纯执行职能。这类中介组织的行为必须由法律、法规或政府规章规范，帮助企业了解市场，帮助市场了解企业，为企业信誉提供佐证；为外商提供企业的咨询信息、吸引外商投资，促进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3、市场中介组织是超然于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独立性、客观性、技术性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因而它具有为社会和企业提供公正鉴定的独特功能。如招投标、拍卖行、评估行、公证事务所。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对国有独资企业或国家控股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以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财务业务、税收代理、培训人员；中介组织可以沟通政府与民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联系，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可以把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如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

4、市场中介组织可以起市场调节作用。这是市场中介组织中的重要功能。它按照市场运行规范，联系资金、技术、物资、劳务、信息等要素的供给和需求；维护社会各方的权益，保持市场秩序的稳定有序，监督企业活动，促进企业更好的经营。这类组织如经纪代理行、交易所、估价行、物资配运公司、技术转让公司、报关、期货等，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极为重要的，也是市场运行过程中极为活跃的组织要素。

总之，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市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专业化分工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中介组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充当了润滑剂、助推器和桥梁的角色，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服务，疏通了渠道，消除了障碍，打破了限制，使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有限资源的过程更为协调、有效。由于有了市场中介组织的积极活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就可以加快交易进程，节约社会劳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和管理决策的效率。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有门类齐全、行为规范、配套协调、服务质量高、充满活力与效率的市场中介组织体系。市场中介组织已成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非官方社会经济组织。

三、当前市场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特定历史原因，社会中介组织在其发展个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1、许多社会中介组织过分依赖政府，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抑制了中介组织以独立的社会角色面向市场，甚至造成政府与中介组织的角色冲突。观念的固化和利益的驱动使社会中介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难于一刀两断。在我国，大多数社会中介组织都脱胎于政府这个“母体”，是有关职能部门的转化物，是有关行政权力的衍生物，短时期内无法实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性转变。由于从出生之日起就被深深地烙上了“官办”的印记，社会中介组织很难进入社会经济循环，参与市场竞争，不能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方针，其本质职能蜕变为政府机关的“审批”职能，而不是中介机构的服务职能。

2、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既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定，又缺乏规范的行政管理，造成中介组织经营秩序不够规范。我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发展起了数以万计的社会中介组织，然而对它们的成立、性质、地位、作用等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虽然国家针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已经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但也未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还有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属于空白。比如职业中介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导致职业中介市场坑人骗人、严重违法等现象层出不穷。正是由于法律法规延滞不畅，造成对社

会中介组织管理体制的混乱。

3、有些社会中介组织目标错位，行为不规范，服务质量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介组织其创办目标是为政府、为市场、为社会服务，着重发挥社会效益。然而一些部门创办的出发点主要是赢利，并把不适当的赢利捞钱、为小团体利益服务作为首要目标。这就使中介组织有的利用行使的监督管理职能，搞“仗权牟利、强权赢利”，有的借行业管理之威，规定如不买本行业产品，难过检验关；有的政府主管部门利用手中审批权，规定企业必须到其办的中介组织进行“资产评估”，其中介组织已变相成为其“小金库”。有的中介组织名义上已经与其主管行政部门脱钩，但暗中仍然进行权钱交易。由于目标错位，在小团体利益的驱动下，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中介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

4、我国目前的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不平衡，结构欠合理。由于我国各类中介组织起步不同，行业生产经营状况存在种种差异，存在发展上的不平衡现象。我国目前的社会中介组织还存在结构欠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为：热门行业的中介组织多，普通行业或急需发展行业的少；“ 官办”的中介组织多，“民办”的中介组织少；经济发达地区的中介组织多，经济发展缓慢地区的少；提供较低层次中介服务的组织多，提供高层次知识性服务的中介组织少。

5、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偏低。我国许多从事中介服务的人员没有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和认定，中介组织的从业者大多为兼职人员，且离退休人员居多，执业队伍年龄老化，专业人员紧缺。另外，现在的中介组织很少对其从业者进行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这种状况导致目前我国的中介组织专业技术水平低下，职业道德和自律精神淡薄，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就我省市场中介领域来说，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四大突出问题：

1、监管不到位，财务混乱。一些中介领域监管体制不顺，审批登记不规范，准入条件不统一，资质认证与管理不严。中介组织财务管理不规范，缺乏会计监督。

2、政社不分，垄断服务。有的行业协会官办色彩较浓，行政依附性强，政社、政会、政企不分，“双重法人”问题比较突出。有的部门为设置准入门槛，搞垄断服务，实行强制收费，强制发展会员，违规使用票据、收取会费，或只收费、不服务。

3、权力寻租，滋生腐败。有些政府发起组建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多数未脱钩或明脱暗不脱，利益共享，设立“小金库”，平调挪用资金，脱离财政监管；有的弄虚作假套取、截留国家专项资金和贪污、挪用强农惠农资金。

4、不择手段，恶性竞争。一些市场中介组织违反规定低收费，恶意竞争，甚至为招揽业务支付回扣、好处费等方式进行商业贿赂。有的在承接业务中提供虚假信息，出具虚假报告和文书，危害政府公信力。

这些问题既破坏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秩序，阻碍中介组织的发展壮大，给消极腐败行为以可乘之机，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四大问题也是我省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

四、我省市场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目标和原则简介

1、目标 集中一年半左右时间，解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中介市场管理、监督、购买服务中不作为、乱作为，利用职权干预市场谋取私利。市场中介组织和从事中介服务业务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经营、执业等突出问题，遏制市场中介领域腐败蔓延势头;进一步开放中介服务市场，完善监督管理制度，提高依法监管水平，初步建立制度规范、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培育壮大一批适应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社会中介组织，促进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2、原则 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由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和监管部门分别履行主抓责任。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入点，务求专项治理取得实效。坚持标本兼治、纠建并举，完善监管体制，加强自律机制建设，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坚持市场导向，以市场理念指导规范、清理、培育中介服务市场，加强对政府部门的制度约束，促进市场中介组织依法、独立、自主执业。坚持规范与培育并重，加大中介服务市场培育力度，建立公平竞争的中介市场秩序，打造有利于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壮大的良好环境，服务武汉经济社会发展。

3、纪检部门承担的职责：

一是承担组织协调、监督检查职责。二是发挥查办案件职能作用。重点查办四类重点案件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案件。

中介咨询公司组织架构 篇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做出重大部署。教育中介组织作为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协调政府、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大力培育教育中介组织, 使其能够满足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过程中对专业管理与服务的新需求。

为何要培育教育中介组织

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需要。实现“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政校分开”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标, 要求教育中介组织弥补政府转变教育职能后所形成的“空白地带”, 承担由政府分离出来的咨询、评估、监督、培训、科研成果推广和转化、专业资质认定等服务职能或承接政府外包的事务性工作, 促进政府从烦琐事务管理中解放出来, 把政府不该管、不宜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公共事务交给教育中介组织, 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间获取专业支持, 建立有效的信息通道。

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加快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是推动教育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有利于促进教育服务多样化和优质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国家教育督导, 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教育中介组织可以在专业标准研制、教育质量评估、教师资格认证、评价与专业发展服务、教学成果转化、教育信息和决策咨询提供等方面满足政府和社会的多种需求。社会组织可以充当公共治理的“缓冲地带”, 协调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 帮助落实政府的教育政策, 确保学校获得更多办学自主权。

社会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 我国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为实现教育的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 确保公正和公平, 仅仅依靠教育行政部门是不够的, 还需要市场力量的积极促进和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教育中介组织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等方面与政府合作, 有助于构建起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支持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

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状况如何

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模式, 政府垄断教育供给和公共权力, 少有民间组织有效参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教育中介机构逐渐发展起来。1994年发布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后, 一批承担教育督导评估、决策咨询、信息管理、考试评价和资格评审等功能的中介机构逐渐形成, 分担由政府分离出来的教育职能, 但仍属于事业单位。21世纪以来, 民间教育中介组织开始出现, 为学校提供各类信息和咨询服务, 同时接受政府委托或承接政府外包的监督评估等部分事务性工作。这些机构涉及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 包括参与教育发展决策的咨询审议机构、承担政府职能转变委托任务的执行机构、行业协作自律和社团组织机构以及民间自发成立的机构等, 但总体发育水平较低, 作用发挥不充分, 制约了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首先, 缺少独立性。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教育中介组织, 如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等基本上都属于政府背景下的行政事业性组织, 由政府发起成立并直接管理, 运行经费大部分来自于政府拨款, 依据政府的意愿行事, 实为政府的延伸机构或附属机构, 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限制, 难以起到“缓冲”和“中介”作用。

其次, 专业化程度不高。提供专业化服务和发挥专业影响力是教育中介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目前教育中介组织从规模到实力都相当弱小, 职能定位和活动范围并不清晰, 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 多数无力聘请专业人员从事项目的研发和推进, 直接影响了服务质量和竞争力。早期教育中介组织多属半官方性质, 服务政府的意识强, 监督政府和服务学校的意识弱;民间教育中介组织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社会认可度低, 无法大量承担政府转移出来的公共服务职能。

再其次, 管理运行不规范。教育中介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 管理运行应以行业自我管理和自律为主。工作质量和公信力既取决于专业化程度, 也取决于规范性、诚信度和透明度。由于外部缺乏有效监管和正向激励、内部缺乏自我约束机制, 导致一些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目标错位。有政府背景的代行部分政府职能, 依然存在利用相关部门的审批权、执法权谋取利益的问题;从事经营性教育中介活动的, 把主要精力用在“创收”或高价提供服务上, 偏离了公益性组织的性质和宗旨, 挤占了民间教育中介组织的生存空间。

影响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育不良和发展缓慢的原因,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育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由政府长期垄断和集权管理的教育公共体制开放度不高, 教育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学校获得外部专业服务的动力不足, 限制和压缩了教育中介组织的生长发育空间。行业管理和服务标准缺失, 加之责任意识淡薄, 导致教育中介组织的公信力不足和服务质量不高, 对教育服务市场发育形成负面影响。教育机构不善于在市场中主动寻求教育服务和利益保护, 延续“凡事找政府”的思维惯性, 使得教育中介机构的独立发展缺乏土壤。

二是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制度不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不同于其他公共服务, 迫切需要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明确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教育服务的范围、资质、规则、程序、定价标准、经费来源、评估机制等。要引导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 提高公共财政资源的质量和效率, 促进教育中介组织提升服务水平。

三是教育中介组织相关立法薄弱。教育中介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 内部管理和运作机制不规范, 严重影响声誉和健康发展。我国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还不完善, 政府主管部门在培育与监管两个方面都缺乏力度, 法律法规不健全, 内容较模糊, 操作性不强, 致使教育中介组织定位不准, 服务对象不明, 服务程序不规范, 公众监督体制不确立。

怎样培育和发展我国教育中介组织

培育与发展教育中介组织是构建公共教育治理和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 实现管办评分离, 培育一批教育评价中介组织, 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首先, 加强对教育中介组织赋权。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是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行政管理专业化、技术化、社会化的要求。政府除了向学校放权以落实办学自主权, 还应向教育中介组织“让渡”部分权能, 摆脱事务性工作, 逐步把教育政策咨询、教育考试和鉴定、教育质量评估、教学成果转化、就业与人才交流等服务转交给教育中介组织, 政府则专注于宏观管理和监督服务, 通过规划、评估、拨款等方式对教育进行宏观调控;而教育中介组织则在规划、评估、拨款中能够起到良好的“中间人”作用。最近, 教育部将部分行政职能转移给相关教育组织, 为向教育中介组织让渡权利开创了良好开端。

其次, 建立政府向教育中介组织购买服务机制。政府应成为“一个聪明的买家, 有能力购买的代理人, 一个能够对其从私有部门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实施有力管理的监督者”。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政府可购买公共服务。要为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将部分教育项目或服务通过招标、邀标的形式逐渐转交给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实施, 保证平等竞争。建议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向社会发布购买服务的清单, 将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尽快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 明确教育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 并建立相关的规范化流程和评审机制。

农村科技中介组织发展对策建议 篇3

关键词 农村科技；中介组织；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G321；F313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18.115

1 农村科技中介组织发展问题

1.1 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中介服务效率低下

我国农村科技中介组织一般是以政府为主体，政府利用相关政策主导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的相关内容，这种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接轨，社会各项事业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农业科技中介组织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则表现出了诸多的弊端。一方面，由于农业技术推广单位，从政府编制来看属于事业单位，导致农业技术中介提供服务首先考虑是完成政府的农业生产任务，很少关注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中介服务在增加政府投入与压力的同时，并没有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积极作用，也没有将农民与社会的企业与事业单位的生产创新积极性调动起来，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的推广工作。

1.2 农业科技研发与现实需求联系不紧密

农业科技中介组织是农村经济、市场和政府三者之间连接的关键纽带，将农业技术产品作为主要对象，依据政府的政策规定与国家的发展要求，将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关键产品与技术应用与农业生产中，从而促进农业经济与市场接轨。现阶段，农村中介服務组织出现了严重的农业科技研发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的现象，很多农业科技院所与农业科技人员只单纯注重科技成果的研发，在确定研发项目之前没有将当地农业与农村经济作为基本出发点，而主要以科研绩效作为主要攻坚对象，出现了与其原本职能严重脱轨的现象，导致很多农业科技研发不能真正为农村所用，对农村的产业经济发展更是毫无用处，农业科技中介组织的这种倾向是对农业科技资源的严重浪费，没有将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3 农业科技中介组织有效运转资金不足

发达国家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产业化，投资比例为1∶10 ∶100，而我国为1∶0.7∶100，显然技术开发资金明显不足[1]。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偏低，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农业推广费用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据研究，1986-1995年，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始终未能赶上1986年水平（0.41%），1990年达到最低点（0.35%）。以后虽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该投资强度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20世纪80年代投资强度（0.62%）的水平，而且低于世界低收人国家平均投资强度（0.44%）的水平[2]。

2 农村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

2.1 强化教育科研单位的中介职能

强化教育科研单位的中介职能，其中最先解决的就是政府主导地位的转变，将目前一些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转而交由科研中介单位自身承担，政府只作为市场、农村中介服务与农村经济产业发展的裁判，而不是一切都亲力亲为。政府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并监督农村科技中介组织自身发展；同时，加强农业院校与科研院所等教育科研单位对农村科技中介组织的直接指导作用，鼓励当地院校与科研院所参与农村科技中介组织的指导工作，可以设置相应的一对一指导站点，达到对农村科技中介组织发展过程中问题的针对性解决。

2.2 扶持企业发展农业科技中介

前不久结束的全国创新会议中强调，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中要注重科技成果带动农业产业的发展；同时，积极创造有利于农业科技企业发展的条件，通过与企业合作，使农业科技中介服务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市场对接，这将有利于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持续发展[3]。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也就决定了企业对市场的嗅觉相对较高，而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属于事业单位，其本质是非营利性公共事业组织，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很容易导致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运行上不注重市场效率，将企业与农业中介服务组织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中介组织的科技成果有效转化。按照科斯定理来讲，在财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只要交易成本足够低，那么无论将财产权赋予哪一方都将会达到资源的最佳分配与效率最佳。所以，农村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方面的何种形式并不是决定其效率最佳的关键因素，更应当注重市场与农村产业经济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达到帕累托最优。

2.3 加大政府与社会多元资源投入

对于农业科技的推广服务，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支持的同时，也应当给予其一定的资金保障，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资金投入，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也是强化农业的迫切要求[4]。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与农村地区占据我国的大半壁江山，所以在农业资金投入方面只靠政府的资金扶持显然是不够的；同时，要以当地农村为基础，大力招商引资，吸引企业资金向农村流转，加强企业与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的有机联系，综合运用税收、补助、担保等手段，为社会各类组织与企业参与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构建良好的外在政策环境，逐渐形成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多方参与、多方扶持的互利共赢局面。

3 结语

农村中介服务组织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产业经济科技水平与效率。在农村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方面我国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仍旧较为严重，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注重政府的简政放权与企业的积极参与，将农村中介服务组织实现多元参与，积极与市场对接，打造属于中国特色的农业中介服务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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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柯炳生.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若干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7（2）：18-23.

如何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 篇4

我乡兴东村现有一个大豆种植协会,成立几年来,协会的作用发挥的不够好，功能体现出来，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发挥服务作用小，参与市场流通少

中介组织是农业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要加强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机、农技、林业、畜牧、水利等部门的管理,发挥好职能作用;同时在民间大力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便捷的“桥梁”和“纽带”,把分散经营的农户向大市场连接起来,缩短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增加农民收益。

2、市场信息面窄，获取信息量少

由于我乡地处萝北县的最北部，距离县城又最远，交通不方便，农民对信息掌握量相对较少。农民对市场行情了解的不够迅速，致使获取信息速度和数量相对而言就少，这给中介组织发挥作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中介组织领导人能力弱，同龙头企业联系少农村专业协会和农产品经纪人是农产品流通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桥梁。引导农民参加各类专业组织让农产品积极参与流通，为农民销售农产品提供统一的营销服务，增强农民开拓市场的能力和在市场交易中的主动权是中介组织的主要作用。要加强对农产品经纪人经营活动的指导，支持鼓励经纪人拓宽经销渠道，扩大销售半径，提高经营能力，协调龙头企业等

粮食生产加工企业，切实帮助经纪人解决经营活动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通过几年来协会的运行所发现的问题，我乡通过召开 讨论会等形式，主要找到了以下几种解决办法：

1、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协调好中介组织同乡镇农业

服务中心的联系，调动农户参与各类协会，使农产品以组织的模式参与到市场流通中来，尽快建成各类农产品基地，打出自己的品牌，增强我乡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建立建全农业信息网络化，尽快使我乡各村都能通上互

联网，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使我乡的高质量的农产品通过中介组织和农业经济人的作用，把流通领域和幅度拓展的更宽。

3、选出有领导能力和商业头脑的各类组织的带头人，鼓

留学中介组织个案调查报告 篇5

---以西安外国语大学留学服务中心为例

一、中心概述

1998年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以个体形式海外留学寻求发展逐渐走入中国人民的视野。自费留学生数量开始大大超过政府和单位公派，中国对外留学市场急剧膨胀，政府原有的统一安排机制已无法适应巨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市场上出现了大量非政府的留学中介机构，它们类型不

一、层次多样，一时间中国的对外留学市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由于缺乏合理的约束和系统的管理，发展较为混乱。1999年，国家颁发《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开始着手规范留学服务市场。次年，国家开始实行留学中介资格审查制度，由国家教育局、公安部、工商管理局联合形式审批权，审查合格者颁发资格证书，资格证书以五年为期，过期后由所在机构再申请资格认证。各合格机构隶属于所在省份教育厅外事办。西安外国语大学留学服务中心（后简称“中心”）是国家首批审核通过的留学中介之一，也是陕西省最早被批准的的五家之一。该中心以西安外国语大学为依托，在沿用外国语大学的项目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发展，并通过2005年的二次资格审核，经过八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在陕西省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该中心下设一个主任办公室，办公室下面按不同的留学区域划分为九个部（日本部，俄罗斯部，韩国部，马来西亚部，美国部，澳大利亚/加拿大部，法国/ 德国/西班牙部，英国/新西兰/ 爱尔兰部，新加坡/ 意大利/荷兰部，公派项目部），主要承接出国留学咨询，代办入学申请，组织国际文化交流，学术商务考察和国外夏令营和冬令营等活动，提供签证服务，出国前语言培训以及国外学习和生活指导。在以“诚信，优质”的宗旨指导下，年承办对外留学生人数为300人左右，占据着较大的市场份额，口碑和形象较好。

该中心受双重机构领导，由于其从事业务的性质具有外事性，因此其隶属于陕西省教育厅外事办。但又由于其建立发展有赖与西安外国语大学，因此，其有属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以下设机构。中心采用公司制运营模式，在市场上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组织结构与隶属关系分析

中介组织作为社会上一类正蓬勃发展的组织，有许多的地方值得探究和分析，又有好多原则性的东西值得上商榷，这有利于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笔者以该中心为分析对象，主要从组织结构和和隶属关系给予一定的分析和阐述。

(一)组织结构与隶属关系

该中心的主任在于我们交谈时明确指出：该中心是公司型的组织结构，中心2000年营业执照和2005年颁发的资格认证也分别标明其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再看看其中心的机构设置，是比较典型的项目部制，大致看上去，该中心像是国有经济性质的，以公司制为组织形式，内部结构为项目部制的企业组织。

但从另一个角度，从它的的隶属关系看，它具有双重领导：教育厅外事处和西安外国语大学，而这分别是政府组织和事业部门，中心所有员工都划归事业编制，中心的盈利归西安外国语大学校委会支配，员工工资由国家按月发放，该中心又带有几分事业单位的性质。

再者，从该中心主要从事的业务及其盈利方式看来，该中心对外留学人员和国外相关单位之间的媒介，通过为双方提供协同沟通，促成双方达成留学协议而获取利润。其自身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经营产品，是向社会技术层次较高的留学服务，是典型的中介组织。

如此说来，该组织兼具了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三种特性？情况当然不是如此，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反映出我国中介组织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发展程度还不够健全。从该中心可以看出，从组织形式上，它是市场的独立法人，一概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但其盈利则无法依据自己意愿自由支配，而是由校委会掌管，在财务上缺乏独立性。其次，作为市场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制组织，其人员又是学校的事业编制，在人事权上也缺乏自主性。因此，从总体上看，该中心组织结构和隶属关系反映出该组织的缺乏独立性，这不利于该组织的长远发展。

(二)组织独立性的溯源

以西安外国语大学为依托是该中心独立性较差的最终根源。

从组织建立上分析：中心的建立是西安外国语大学为其提供最初担保金，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讲，谁处置谁负责，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西安外国语大学是该中心最大的股东，它不直接管理其具体事务，但为其提供办公设施、地点以及资金技术支持，并且总账目上进行监控，对其盈利具有支配权。

从服务对象上讲：也是根源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由于其教学内容的特殊性，语言学习最需要的就是纯正和地道，而最为纯正的语言无外于该语言使用国。因此，在外国语大学当中就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特别是睡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的具有了出国留学的经济实力。据统计，该中心所经手的留学人员中有60%--70%属于校内学生。校委会也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市场潜力，才着手建立了此中心。

从服务项目上看，该中心对西安外国语大学也有着绝对的依托。根据我们访谈获知，服务项目主要有四大来源：国家分派、学校之间交流、学校自派以及借用其他留学中心的项目。可以看出，其项目主要来源依然是学校本身，由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主要从事外语教学，对外接触与交流必然多余其他社会组织，因而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相关项目的洽谈与合作。其项目主要来源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如果与中心自己的名义去做，则其成本可能会较高，而其效率有有待考证。

综上，无论是组织建立，服务项目还是服务对象，都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其在管理运营上与西外息息相关，难以真正形成相对独立的运作体系。

(三)缺乏组织独立性又何弊端

由于一种事实上的依托，该中心最可能出现的弊端主要表现在运营管理、组织员工激励和市场开拓等方面。

由于在人、物、物上缺乏独立性，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无法真正掌握在组织自身手中，而是受制于上级组织的意志，这种组织必然缺乏独立的动力机制，组织内凝聚力、向心力较弱，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不利于组织的长远发展，从其办公设施的简陋和网站内容的简单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印证。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我们问到了该组织的薪酬奖励制度，该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工资制度主要是基本工资加上岗位津贴和与业绩挂钩的奖金，而其中基本工资与岗位津贴仍然占到绝大部分。这种强调保障性的工资形式无法真正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必然影响到部门的工作效率。进一步我们看到，由于其属于事业编制，与其基本工资挂钩的主要是工作年限，而与其业绩挂钩较少，更加影响到员工工作热情。

中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一再强调其权威性和公正性，不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但其盈利水平特别是所占市场份额的大小则关系到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在本案例中，该中心的这种不独立性造成动力机制不足，可能进一步的造成该中心对学校内市场的过度依赖，在外部市场竞争受挫时完全内化为校内机构。因而，他们导致对校外的巨大市场缺乏足够的重视，该组织发展带来约束性因素。访谈中我们得知，该组织的对外宣传较少，该主任对北京相关机构进驻西安争夺市场的现象表示担忧，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四)提高组织独立性的提些建议

“如果说组织的载体是组织的结构，那么，体制就是组织的核心与灵魂。结构体现的正式组织内部各个层级、各个部门的权力关系。权力关系是整个组织运行的动力。有了权力关系才有了分工、指挥与被指挥、命令与服从、共同目标与共同行动，才有了最终的组织运行。

近年来，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分配主要有四种模式：首长负责制、委员会制、混合制和董（理）事会制。

在本案例中，该中心独立性的缺乏实为其前进与发展的症结之所在，而该症结有根源与对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依托。因此，只有打破这种依托，才能真正实现组织的独立发展。而要打破这种依托，就要重建一种更为合理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综合上述，笔者认为董事会制最符合该中心的发展期望。

董事会制的权力结构衍生出的是一套决策层、管理层、监督层相分离的委托--理模式。董事会为组织的最高权力中心，负责制定组织的方针政策、运作原则、重要的人事安排以及其他全局性工作。下设经理和具体职能部门，经理负责组织日常工作运转，制定具体规划，落实董事会决定，协调各部门工作，处理公共关系等。下设各职能部门从事各自具体工作。

在本案例中，该中心要实现上述变革，首先要在资金成分上有所变化。具体的讲就是引入民间资本，改变原有的学校独资现状。在资本的引入过程中组建股份制的公司形态。这里要注意的是，股份制各个主体所持股份数额的多少。笔者认为股东以三个左右的大股东为宜，由于成立之后仍然会在事实上与外国语大学仍有重大的联系，无法完全与其脱离。因此，如按照三个股东计算，学校本身与另外两股东的持股比例最好为4：3：3，这样组织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必须有三个股东共同决策完成，三方在事实上形成一个相互制衡的机制，避免了一方的专断独裁，而又顾及了历史上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东道主”身份。其次，要改变组织内的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一方面人事权由董事会共同把握，人事上应引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员工的薪酬制度应该以与业绩挂钩的绩效工资为主，强调工资的激励性。至于带有事业编制的那部分员工的工资如何让计算，则应由董事会商商议决定。最后，公司改组后，应该重新给公司进行市场定位，不仅仅是主要满足于校内市场，而应有更高更远的角度，应该大力开拓省内和国内市场。在承办业务上，也应该有所延伸，可以适当的介入培训，预科教育等领域，打造一个更宽更广的市场。

三、关于社会中介组织的一点思考

在当前的社会中介组织研究当中，学术界主要强调着两方面的独立。一方面是社会中介

组织与政府的独立，强调社会中介组织的非政府性、非权力性和社会管理职能，强调二者完全脱钩。另一方面。一再重申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组织的独立性，强调其公正性、权威性和特殊社会利益的追求。社会中介组织是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上述，学术界两方面的研究实质是强调第三部门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其职能和分工上的不同，以期三者的相互协调和相互补充，以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

社会中介组织和我国宪政的发展 篇6

一、中国宪政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指出：“若要在二十世纪发生的诸多进步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不困难的指出，那就是民族的兴旺”。人类有了发明，所以人就和动物有了区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不知道有了多少的发明创造。但是种种都比不上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确立来的伟大、影响深远。

（一）西方自由、民主、宪政的发展

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宪政发展从渊源上讲已逾千年。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人们一直在谈论和研究实现权利和自由繁荣的途径。从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亚里斯多德的法治在几千年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关于民主法治的理论绵绵不绝，俯拾即是。从其发展轨迹看，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古代的法治理论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之前，关于法治人类尚处于理论的研究和讨论阶段。虽然涌现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西塞罗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学和法学家，单是法治的还是人们讨论的阶段，由于历史条件的所限，人们不可能将关于法治的思想付诸实践。而且，人类的思想总是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人们的认识不可能跳出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人的认识程度又是有限度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的那些法学家都是在现有的努力社会或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去设想适合人类的最可信的制度，所以才会有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国家为第一等的，而法治来统治国家是第二等的。才会有亚里斯多德走遍雅典城邦，想要建立适合雅典的法治。才会有西塞罗“长官是能言善辩的法律，而法律是沉默寡言的长官”这样既有法治理想，又试图和现实相衔接相妥协的矛盾。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实行法治，但是其法治的理论对于西方国家结构组成的影响确是实实在在的。如自古希腊起，国家就实施的是奴隶制共和，并非我国的奴隶主专制统治。在所有的漫长历史里，国家产生过执政官，如著名的“梭伦变法”中的梭伦，也产生过国王。但是，在西方始终存在着元老院，类似现代的议会制度。国家的很多重大事件都需要元老院讨论决定，即便是在罗马的凯撒独裁统治时期，元老院也并没有被废除。元老院的作用在于对国家的统治者行使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这对于西方最终形成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民主制度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2、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具体的时间可以从英国“光荣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本主义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开始蓬勃发展，而英国、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又确保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基本建立，很多的国家随着成为英美法的殖民地而纷纷改弦更张，从封建的专制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类经历了对宪政、法治和民主的认识和向往；对封建社会的扬弃和挣扎。首先，人们崇尚和崇敬宪政与法治。英国法学家洛克提出了国家权力可以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意图将国家的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防止国家专制暴政。著名法学家戴西提出了英国的宪政应当是巴力门主权，即所谓的议会主权制，就是在英国议会代表人民，所以立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有其产生，行政机关应当认真执行议会制定的法律，严格按照议会的授权法案制定法规和法令；法院可以对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可以解释议会制定的法律，但是不能对议会制定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宣布其立法违宪。其后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狄骥、奥里乌；美国的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马歇尔等，都对与法治和宪政做过深刻的阐述并且参加了对实践法治的很多有益尝试。他们为法治最终在世界上的确立和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成奠定了历史基础。其次，对与法治的认识没有统一。对与法治的理解可以存在很多的不同观点，则是法治本身不断进步的理论环境。但是，对于法治的崎见如果用于实践，特别就可能发生不同的后果。在很久以来，法治就有着良法和恶法之分。古代的苏格拉底为了实现其法律应当得到全体公民的遵守的主张，宁愿在恶法面前自动受死不愿设法逃生。这既为人们树立了法律应当得到遵守的先例，也为那些别有用心会执迷不悟的人提出“恶法亦法”提供了鲜活的例证。所以在二战之前的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中就有了，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之别。德国著名的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二战之前就坚持自己的实证主义法学观点，认为只要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就应当得到遵守。实证主义法学在二战之前曾经甚嚣尘上，代表公平正义的自然法学处于劣势。直到二战以后，人们认识到恶法的危害性

[1] [2]

★ 社会保障制度

★ 劳动社会保障制度

★ 社会人文视野中的科学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制度的若干思考

★ 浅析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浅议

★ 生态文明视野下好的发展

★ 应对突发性灾难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 我国社会的分配制度是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思考 篇7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并非一个确切的术语，人们对它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中文中教育中介组织的概念由英文名词“intermediary body”(中介团体)、“buffer organizations(缓冲组织)翻译而来。伯顿·克拉克早于1983年从高等教育系统与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整合的角度，提到了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缓冲组织”，由于这个机构了解高等院校并为他们向政府说话，因此可把它作为学术权威协调的一种方式以连接大学和政府，可以说，最初教育中介组织的范围只限于政府与大学间由学术专业人员组成的具有协调功能的组织。1992年，伊尔·卡瓦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界定中介组织，认为“中介组织一般可描述为一个正式建立起来的团体，它的建立主要是加强政府部门与独立的组织的联系以完成一种特殊的公共目的”。从知识观的角度来看，由于知识的分散性决定人类“具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无知”，致使协调非常重要。因此教育中介组织可以定义为“为了协调人们在某些领域知识上的不足和信息的不灵通而建的组织，它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选择和判断，并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而中国著名的学者闵维芳教授认为，如果说社会中介组织是一个大的类的概念，那么教育中介组织作为教育领域中的社会中介组织，就是属的概念。而高等教育中介组织(higher education intermediary bodies)属于教育中介组织的下位种的概念，指的是涉及大学与其他社会主体如政府、市场、学术界、学生、社会之间活动的非政府机构、非大学院校的组织机构。

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阐释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它最基本的内涵指的是在大学与其相联系的各主体间起协调作用的机构或组织，其功能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而多样化，从最初的协调、缓冲发展至承担多种功能，如协调、咨询、评估等，它的角色可能是“缓冲器”，也可能是“咨询器”或“评价表”。

2 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社会中介机构的逐步建立是基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管理观念的转变，并随着体制和观念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不断成熟。从中国目前教育中介组织的现状来看，尚处于发展初期，自身体制的不成熟加上政府对中介组织还缺乏统筹规划和合理布署，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在自身发展中存在以下问题。

2.1 独立性不强

独立性是中介机构客观、公正、有效开展活动的基础，也是自身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但我国绝大多数高等教育中介组织都是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和授命下组建的，这样在其日常运行过程中，与政府行政部门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两者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角色定位不明。政府对中介组织的具体事务干涉过多，战略性的规划和协调工作却做得不够，致使中介组织官僚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意识和市场竞争的理念，甚至会倾向于依靠政府权威实行行业垄断。而还有一些半官方中介机构也受政府行为的干扰也不能独立自主地行使其职能。

2.2 权威性失真

在政府主导型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机制下，工作人员不是专业出身，而是政府委派，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无法自主决定引进人才的规格，专业性是中介机构开展工作的先决条件。因为高等教育本身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无法介入教育服务领域的。但目前看来，教育中介机构适用的人力资源匮乏，从业人员中既有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又精通教育业务的精英型的人才并不多，这对于中介机构自身的权威与公信度大打折扣，影响它的竞争力与发展的空间。

2.3 法律法规不完善

中介组织中发展得较为完善的一些行业，相关《行业法》会对中介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作一些规定，如《律师法》、《证券法》等。但《高等教育法》中对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方面基本没有涉及，一些教育中介机构发展相对完善的地区也只是以地方性的中介组织的管理方法作为参照，有关教育中介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非常有限，以致教育中介组织缺乏宏观调控和自律的环境，不利于教育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

2.4 发展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地区发展不平衡，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大多集中于经济与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而欠发达地区的中介组织则寥若晨星;发展不平衡还表现为结构不合理，提供热门服务、利润高、专业技术要求低的中介机构多，如留学中介机构比比皆是;但利润低、专业技术要求高却与高教发展密切相关的中介机构少，如中介拨款机构尚无一家。另外，政府主导的中介组织、官方或半官方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发展较快，而非官方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却要受政府的排挤，未得到较大发展。

3 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建议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会有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它在现代社会维系各系统间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将日益凸现。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培育与完善我中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使其真正成为促进高教改革纵深发展的有效手段。

3.1 明确定位政府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职能

首先，明确定位政府职能，变直接管理为宏观调控。其次，中介组织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它的独立指的组织形式、经济来源及操作程序的独立。从组织层面看，高等教育中介机构应游离于政府的行政系统之外，也不隶属于高等教育体制;从经济来源和操作程序上，中介组织的经济来源自给自足，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既不依附于政府，也不倾向于高校，做到公正不倚。中介性组织的独立性是它保持公正性、有效性、获得自身不断发展的前提。缺乏公正性的中介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

3.2 进一步健全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体系

必须把进一步健全中介组织体系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以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不同主体的需要。既要有为政府决策提供参照系的政府与高校的中介组织，以促进政府改变传统的直接管理的角色，使政府能更多地听取下层的意见，实现更科学的决策与管理;又需扶植建立校际间的中介机构，使学校形成一种公平竞争的秩序，同时对学校的办学行为起到引导、监督的作用;还需发展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中介组织，因为在教育体制转轨过程中，面对日益复杂的教育市场，教育消费者须求助于专门的教育服务才能做出理性的消费，而这种中介组织的发展有助于促使办学者确立服务意识、树立市场形象，对教育市场的有序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发达地区应加快发展的步伐，积累经验，进而带动相对落后地区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

3.3 加快立法进程，强化组织保障

市场经济是法律经济，立法既是政府管理中介组织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中介组织得到政府和社会认可确保其合法性与权威性的重要一环。教育中介的建立如果没有立法保障，没有合法性，就难以在社会上立足。政府应制定中介组织的法规，强化资格论证，严格审批，明确中介组织的宗旨、性质、法人地位，同时规范中介组织的竞争原则、行为方式、收费标准、从业人员资格及职业道德等，使中介组织有法可依，健康发展。

3.4 形成元评估机制，加强监管

即成立专门的机构，对中介组织进行监督、鉴定和评估，以改变现有教育中介组织整体质量偏低的现状。要建立一两个类似荷兰的“高等教育视导团”的元评估与监督机构，促使教育中介组织自身不断的加强学习，提高竞争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3.5 重视组织成员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一方面对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进行严格的资格审定，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根据各类中介机构的服务对象与主要职能来确定成员的来源，要有一定的广泛性，同时，提高人才待遇以培养与吸引人才。每个中介组织都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相关教育领域的权威人物，为中介组织的活动提供智力支持，确保其服务的专业性。

总之，教育中介组织在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重视和发展教育中介组织对高等教育的协调与管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惯例，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已取得成功的经验。对我国来说，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发展历史较短，需进一步使其不断地完善，任重而道远。

摘要：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对于协调高校与政府、市场、学生等各相关主体间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并就进一步培育与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 使其真正成为促进高教改革纵深发展的有效手段,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中介组织,高等教育,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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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咨询公司组织架构 篇8

关键词：社会中介；存在问题；对策

一、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现状

目前的社会管理，虽然还突出了政府主导的行为特点，但现实中政府以外的管理主体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治理越来越体现为自治性、互助性、回应性、多元性、灵活性等特点。尤其是中介组织这种公共管理主体，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开始具有了独特地位和作用。

社会中介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运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按照一定的业务规则或程序为委托人提供中介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的组织。包括：资产、土地、工程等评估机构；工程监理机构；独立审计机构；法律、档案等服务机构；信息、技术、工程等咨询机构；检验、检测、公证、认证机构；工商登记、商标、专利、税务、房地产、招投标、因私出境等代理机构；人才、职业、婚姻等介绍机构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组织等。社会中介组织不从属于政府, 政府也不能干预社会中介组织的活动, 以保持社会中介组织的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社会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经济管理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当前我国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社会中介组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规范自身权利运作，实现社会管理资源的有效整合，积极培育中介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确保中介组织规范、有序地健康发展。当前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官办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性与自治性，不利于政社分开。我国社会中介组织本身是在政治、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扩大的大形势下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对政府部门的依附性较强。一方面政府创办了大批官办或半官半民性质的社会中介组织，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补贴，使中介组织受其制约，缺乏自主权；另一方面，只有政府及其授权的机构才有资格成为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中介组织的控制无所不在，社会中介组织在经济和社会资源分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内部管理、运行机制等方面对政府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严重影响了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与自治性。

2.社会诚信度低，存在信任危机。有些社会中介组织受利益驱动，不能遵守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的行为准则，明知客户提供的材料不真实，仍然给予办理手续，甚至与客户串通共同制假，违规乱收费，收受或索要客户的好处和额外利益。还有的社会中介组织服务水平低劣，采取给回扣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中介业务，破坏中介市场秩序，形成恶性竞争。有的中介组织利用合法身份为不法单位和个人大开方便之门，丧失原则，甚至为迎合领导的欢心，不顾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的规定，出具非法证明或办理手续，破坏了中介市场秩序，严重影响了社会中介组织的诚信度。

3.立法滞后，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约束机制不够健全，缺乏规范度。目前，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国家虽然已经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但还很不健全，还有一些重要的领域仍属空白。因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组织管理制度，使社会中介组织自律性查，行为不规范等现象比较严重，影响了中介组织的稳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不能遵章守法，大搞不正当竞争；经营不规范，排斥同行，谋取垄断利润；经营主体不规范，存在无照经营或超越经营范围经营，甚至滥用无资格人员上岗等。

4.条块分割、行业垄断使中介组织发展阻力较大。社会中介组织本应能够依靠自身的服务质量与信誉度开展公平竞争，但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使得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竞争扭曲变形，演化成了挂靠单位之间的权力较量。有些社会中介组织的业务活动完全依靠政府主管部门的权力，而不是依靠市场，是依靠行业事务垄断，而不是依靠平等竞争。通过设立壁垒来圈占市场，垄断经营。社会中介组织构成了一个新的处于政府与企业、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管理阶层。造成了新的政企不分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和混乱局面。

5.规模、层次低，缺乏集中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虽已达到快速发展，规模、层次都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小政府、大中介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强政府、弱中介，大政府、小中介。具体表现为低层次的热门中介组织、小作坊式的中介组织和大规模的市场占有率高的中介组织比较多，而高层次的技术、资本类中介组织比较少，从而导致社会中介组织结构不合理、规模小而分散、发展不平衡且综合竞争力不强等。

三、发展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对策

1.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 理顺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制。

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应从重准入管理向重跟踪管理，从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从管制管理向扶持管理转变，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真正站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理清中介组织的总体发展思路, 对其发展进行统一的规划和指导。①政府应建立针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体系和评估指标，明确政府的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等；②要强化行业协会的促进作用，社会发展中的宏观调控、经济分析，规范市场等行为可依靠行业协会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宏观调控，使行业协会成为行业管理、行业自律和行业规范的主体。③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诚信管理制度建设，通过实行诚信级别评价、诚信公示、诚信奖惩等制度，建立诚信管理机制。④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制定统一的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规划，引导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

2.加强社会中介组织的自身建设, 建立科学有效的中介组织自律性运行机制。

社会中介组织的核心环节是行业自律，只有建立和完善了自律机制，才能保证内部管理制度化、标准化、合法化，才能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①要建立对社会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进行相对严格的资格审查和执业登记制度；②要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的内部机制，建立和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强化财务控制和经济责任管理。③加强对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和思想素质的培训，改善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学历层次和年龄结构, 提高其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以提高服务质量、规范职业行为。

3.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和加快政社分开

社会中介组织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助手和参谋，政府应积极扶持。应对社会中介组织准确定位，明确规范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保证中介组织的独立性。按照小政府、大中介的管理模式, 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机制，授权或委托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社会管理服务事项，从机构形式组织制度和经费来源上割断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依赖、从属关系，使政府从微观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管好必须管的事务，抓好宏观管理。

4.加大对社会中介组织的扶持力度，拓宽其经费来源渠道

对社会中介组织来说，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对其并未形成有力支持，即使在激励企业和个人对社会中介组织进行捐赠方面，也未形成鼓励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局面。因此，为了加快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政府可利用税收杠杆，加大对向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捐款和捐助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减、免税的优惠力度，以鼓励社会、企业、个人支持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同时政府可通过奖励、委托、授权、补贴或购买服务等方式，在人、财、物上加大扶持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的力度，推动社会中介组织的快速成长和发展。

作者简介：郭彦，女，1956年7月生，汉族，河南洛阳人，教授职称，主要从事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和进出口贸易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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