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合同（通用8篇）
借款方：
身份证号码：
贷款方：
法定代表人：
借款方为进行经营活动，向贷款方申请借款，经双方协商，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特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第一条、借款金额和用途
借款方向贷款方申请借款人民币(大写)【 】万元。
第二条、借款期限和利息
借款期限共【 】个月，自XX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利率按借款合同期限确定年息为【 】‰，按季收取利息。贷款逾期除限期追收外，按规定从逾期之日起加收利息【 】%，并按逾期后的利率档次重新确定借款利率。
第三条、还款期限
借款方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日内一次性向贷款方偿还本金及利息。
第四条、争议解决办法
各方同意，因本协议发生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合同签订地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条、其他
1、本合同自各方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动失效。
2、本合同一式俩份，各方各执一份，各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方： 贷款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公司向股东借款的税务风险
1、按照《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借款合同的征税范围为：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和借款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非金融机构和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属于印花税的征税范畴，不征收印花税。
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XX84号)第三十六条(以下简称三十六条)规定，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关联方：一方面，《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将关联方关系确定为五大类，其中之一就是“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同时，准则还将“主要投资者个人”的概念进一步细化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一个企业10%或以上表决权资本的个人投资者”。
另一方面，三十六条是一项重要的反避税措施，通过限定关联方之间的利息支出额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关联方之间相互融通资金来转移利润。既然三十六条规定制定的初衷在于保证企业所得税基不被侵蚀，从法理上分析，对关联方关系的定义应当包含自然人。3、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第6条对民间借款利息做出了如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4、近日税务总局下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XX77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现就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通知如下：
一、企业向股东或其他与企业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第四十六条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XX121 号)规定的条件，计算企业所得税扣除额。
二、企业向除第一条规定以外的内部职工或其他人员借款的利息支出，其借款情况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其利息支出在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根据税法第八条和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准予扣除。(一)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并且不具有非法集资目的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二)企业与个人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 这是在当前经济危机下，企业融资较难，针对民间借贷的一个扶持政策。
5、《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所称标准，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XX年9月19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财税XX121 号《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121号文件)，对《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的未尽事宜进行了明确规定，121号文规定：“
一、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
第一, 无效说。该说认为《公司法》第72条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范, 转让股东违反该条规定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归于无效。而《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所以认定股东未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合同无效。但是, 《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是否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该条规定并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而系选择适用和推定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即便将其认定为强制性规范, 强制性规定中包括赋权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该条规定也属于赋权性规定, 而非禁止性规定。如果法律赋予的权利没有因某种行为而丧失, 就不能认为违反了法律的赋权性规定, 所以也就不能认为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股东与第三人签订转让合同的情形下, 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并未丧失仍可以行使, 这不能认为已经侵犯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第二, 效力待定说。该观点认为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订立合同的规定。首先, 《合同法》第51条的目的是保护真正权利人财产的安全, 而股权转让股东显然不是无权处分人, 其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 并不涉及他人的财产有处分权, 只不过在行使处分权时受到限制, 所以其没有类推适用的基础。其次, 根据《合同法》第150条和第151条关于权利瑕疵担保义务的规定, 处分权受限制的人处分自己财产与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是两个法律问题, 二者的法律效果显然是不同的。权利存在瑕疵, 即合同的标的附有第三人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应当是有效的, 否则瑕疵担保义务的问题便无从谈起。显而易见, 出卖人未排除处分权上所受的限制即处分其财产的情形属于权利存在瑕疵的范畴。所以其不能类推适用《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
第三, 可撤销说。该说在目前比较有影响力。《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 即债权保全制度中的撤销权。通常来说, 可撤销合同是指因重大误解、显示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导致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瑕疵的合同, 合同当事人是其行使的主体;债权保全制度中的撤销权是为了保全债权人得债权而赋予其的一种权利, 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是其行使的主体。但问题在于《合同法》74条所规定的撤销权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撤销合同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和其他股东行使撤销权对股权转让双方利益的影响是不同的, 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同、涉及的利益的性质和复杂程度不同, 一般来说其他股东行使撤销权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债权保全撤销权的行使。即使勉强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 当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转让股东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被撤销, 对第三人保护不周的问题依然存在。
第四, 有效说。从立法目的上来说, 确立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目的是维护公司内部信赖关系, 该目的是通过保护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让拟转让的股权, 非股东第三人优先于其他股东受让拟转让股权行为是法律所要否定的, 转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间签订转让合同的行为并非法律所要否定的。所以说, 在有效说的基点下, 股东优先购买权同样可以得到保护, 并非只有行使撤销权或者直接否定合同效力才能保护其优先购买权。从法律的价值和意义来说, 合同的效力与权利变动的结果二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 是可以区分的。关于这一点在我国立法上早有体现, 例如我国《物权法》第15条确立了债权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变动的结果相区分的原则。因此, 合同的生效并不会必然导致权利变动结果的发生, 是符合法律逻辑的。当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使转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不能履行时, 第三人可以向转让股东主张违约责任来救济自己的权利。有效说主张, 股权变动的结果与股权转让的合同是可以分离的, 只阻止股权变动的结果, 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并不否定, 通过这样的法律设计, 可以兼顾优先购买权人的利益和非股东第三人的利益, 无疑是一种比较好的法律构想。
从本质上来说, 之所以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都是利益博弈的结果, 我们要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来评价未经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 有效说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按照有效说主张所裁判的案例。在张某与狮龙公司等股东优先购买权纠纷上诉案中, 法院认定狮龙公司等19名股东与重庆市南川区方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张某要求确认上述协议无效的请求不能成立, 法院不予支持。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否不影响其他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只影响该协议能否实际履行。即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应当按照该协议自身的内容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加以认定, 即便优先权股东行使了股东优先购买权, 只要该协议本身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有效要件, 协议仍为有效。本案中, 狮龙公司等19名转让股东与南川区方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是合法有效的。张某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不影响该转让协议的效力, 只影响该转让协议能否得以实际履行。
所以说, 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如果合同不属于无效、可撤销可变更、效力待定, 则自成立时生效。要从合同效力认定的一般逻辑和法理来看待未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的效力, 即除非合同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或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 否则合同成立即生效。股权转让合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是有效的, 受让人在转让股东不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 或者不能获得转让股权的情况下, 就有向转让股东主张违约责任的可能, 来救济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法律对相关效力的安排最终也是为了平衡相关当事人的利益, 有效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还有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才能获得较有力的支持, 即当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时, 受让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追究转让人的违约责任以更周好地保护自己利益?因为并不是只要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 导致受让第三人不能获得转让股权时都可以向转让股东主张违约责任。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 那么会导致转让股东和非股东第三人之间产生矛盾和纠纷。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当转让股东和第三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 转让股东负有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承诺的义务。但是,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的权利, 具有法定性, 虽然其法定性被大大的削弱, 对于公司章程能否限制或者排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适用, 理论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但股东优先购买权具有法定性, 是公司法明确规定的权利是理论界的通说。既然法律明文规定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那么受让股权的第三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过程中就应当关注其他股东是否同意、是否得到通知、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等基本信息, 否则第三人受让股权的行为都可能构成注意义务不当, 其很难证明自己是善意的, 如果此时继续维持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认为受让第三人可以向转让股东主张违约责任, 是不合理的。所以说, 在坚持其他股东未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和同有效地同时, 还应当引入受让人善意规则, 以维护此类合同效力判断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合同法》第151条规定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标的物享有权利时出卖人不承担权利瑕疵担保义务的规定,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一) 》就采用了该立场。该意见第3条第2款规定, 未经同意转让股权且合同签订后公司其他股东也不认可的, 股权转让合同对公司不产生效力, 转让人应当向受让人承担违约责任。受让人明知股权交易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而仍与转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公司其他股东不认可的, 转让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对于未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合同, 在一般认可的基础上继续探究受让人是否明知的处理方案是相当合理的。
在司法实践中, 会有转让股东通过不恰当、不合法的方式代表其他股东表达放弃优先购买权意思的情形。在现实中, 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 一些股东代其他股东表达了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意思, 股权受让人在某些股东的配合下最终获得了转让股权的法律交付, 变更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在这种情形下, 股权受让人很多都是善意的, 其受让股权的行为应当得到保护。此时, 有效说引入受让人善意的规则, 为善意的股权受让人获得股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摘要：在现在经济活动中, 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大量存在, 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与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之间的纠纷是典型纠纷案件之一, 新《公司法》虽然对股东优先购买权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但是对于未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转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也不同, 造成了法律适用混乱的情况。
关键词：合同效力,利益平衡,善意受让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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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实案例出发，探讨股东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的几个法律问题：一、股东之间签订的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中各股东的法律地位；二、承包金的性质以及该如何分配；三、股东协议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影响范围；四、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关键词：承包经营合同；有限责任公司；盈利分配；公司治理；小股东利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 D9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4004606
一、案情简介
淮安华盈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盈公司）于2008 年11 月27 日成立，公司成立时股东分别为王国富、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范志荣。2009 年7 月1 日，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范志荣作为甲方，王国富作为乙方，无锡市华银不锈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银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一份《承包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1）乙方同意将华盈公司经营权承包给甲方。（2）甲、乙双方商定年承包金为800 万元，此800 万元为甲、乙共享，各股东按股份享有，为税前所得。（3）甲方承包期间盈亏全部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与乙方无关，盈亏额度不论多大，乙方享有本协议确定的承包金不变。（4）甲方按约定期限支付乙方应得的承包金；甲方在支付乙方应得的承包金时，有权代扣代缴所得税，并向乙方提供代扣代缴纳税凭证。（5）丙方自愿为甲方承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甲方不能按时足额付款给乙方时，承担向乙方连带付款责任。（6）如遇不可抗力本协议自行解除，双方都不承担责任。
2012 年3 月19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范志荣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张建勇，张建勇承继范志荣的股东权利和义务，《承包协议书》对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继续生效。后由于承包公司期间公司连续亏损，2012 年11 月25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五名股东均到会，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要求终止2009 年7 月1 日的《承包协议书》履行，并认为此次会议之前的承包金应当支付，但终止之后不应再支付，而王国富不同意终止合同履行。
之后，王国富将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和华银公司诉至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前四位被告支付拖延的承包金合计243.2 万元、违约金80 万元，且鉴于被告明示拒绝继续履行合同，要求提前支付尚未到期的后四年的承包金合计608 万元，判令第五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提出反诉，声称因道路施工，影响公司营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公司经济困难，诉求解除合同。
二、判决提要和审判分析
一审法院判决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和张建勇支付承包金243.2万元和相应违约金，华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驳回王国富其他诉讼请求和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和张建勇提出的合同无效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从合同法契约自由的角度出发，解释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承包协议书》，认为甲乙丙三方是出于意思自治订立的合同，合同内容未触犯公司法强制性规定，所以合法有效，甲、乙、丙都为适格的案件当事人，但是因为《承包协议书》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因此应当继续履行。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一审法院的判决合法合理，但是一审法院忽略了一点，即该《承包协议书》是一个公司股东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合同内容涉及到公司经营权的分配，因此还应当同时考虑《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合同法只有在《公司法》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参照适用。
二审法院在主体适格的问题上与一审法院一致，也承认《承包协议书》的效力，认为该约定的实质是华盈公司全体股东对各自如何行使公司法规定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安排，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在《承包协议书》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之一争议点上二审法院有不同的观点，它认为《承包协议书》应于2012 年11 月25 日解除，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应当向王国富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因是承包法律关系具有高度人合性，在双方对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发生冲突时，即不应再强制双方履行承包合同，而应予以解除，并由违约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二审法院判处解除《承包协议书》，原审被告承担相应的违约金。相较一审，二审法院试图以公司法原理解决本案纠纷，但是其考虑仍欠周全，仍然没有厘清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法律关系，且其“人合性”理论也经不起推敲（1）。
王国富对此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二审判决，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相较前两审，最高人民法院厘清了承包经营合同的关系，认为案涉《承包协议书》虽然形式上是甲方、乙方与丙方签订的，但是实际上是华盈公司将公司经营权承包给甲方，由丙方华银公司为承包方提供担保的协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12年11月25日股东大会解除协议的决议有效，具有法律依据。依据《公司法》第38条，公司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而2012年11月25日股东大会所做出的终止《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决议正是公司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这一权利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综合考虑了法理、事理与情理，其判决也实现了实质公平，对同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2）。
三、理论分析
（一）如何认定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主体
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出现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产生，它的出现实现了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随着公司制的引进，公司的有限责任与权责分明的治理模式使承包经营制逐渐式微。然而，公司承包经营制没有被淘汰，有许多企业仍然采用承包经营制来经营[1]。公司承包经营制的合法性曾一度受到学者的质疑，但是经过商业实践的检验，这一制度逐渐获得了学者们的支持。有学者认为，现代公司制度与承包经营合同具有兼容性，作为组织法之公司制度与作为行为法之合同之间可以取长补短。换言之，凡是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本质之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均属于有效[2]。
我国的承包经营类似于大陆法系中受托者自担经营风险的营业委托，它是公司或企业的一种营业方式，是商人自治的体现。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是公司与承包人签署的、由承包人承担公司之经营管理工作与经营风险、由发包公司依约定收取相对固定投资收益之商事合同[3]。它的特征有：（1）公司作为发包人将承包经营所需的经营管理权概括授予给承包人，承包人定期向公司支付一定的承包金作为对价。（2）公司承包人享有获取承包期间公司盈利的权利，同时对承包期间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承包人能否获取承包收益完全取决于公司的经营效益和市场风险等因素，而公司能获取固定、可预期的承包金收益。由此可见，承包经营合同的发包方是公司，而承包人就是具有营业能力的第三人，该第三人可以是公司外部人，也可以是公司内部人。
当承包人为公司内部人时（如公司董事、经理或股东），该内部人便拥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承包人，另一方面即为所在公司的股东或者高管；相应地，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亦分为基于股东资格与公司之间发生的股权关系和基于承包人资格与公司发生的承包合同关系[3]275。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关系极易被混淆，这也是本案中存在的问题、争议焦点之一。本案中，四名被告既是公司股东，又是公司承包人，本案所涉承包经营合同极易让人误认为这是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而事实上这份合同是华盈公司与丙方签订的合同。
经营权为公司的重要权利，而承包经营属于公司经营的方式之一，因此承包经营权是公司的重要权利，而不是某一单一股东的权利。股东企图通过协议将公司的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是无权处分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股东企图通过协议改变公司架构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法人，其行为要通过公司的内部机关做出，换言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人，才是公司的决策与执行机关，只有决策机关才能做出将公司承包给他人的决议（3）。由于本案中协议双方都是公司股东，该份协议的签订只能被解释为华盈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将公司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华盈公司为发包方，四名被告为承包方。
（二）如何认定公司承包经营期间的盈利分配协议
在承包经营合同中还会涉及到盈利分配的问题，其中重要一项即为股东分红的问题。
本案当中，一审原告与四名被告在《承包协议书》中有相关约定：承包人每年缴纳800万元承包金，该承包金五位股东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享有；同时，无论公司盈亏，原告都可以获得与其出资比例相应的固定的承包金152万。关于这一约定主体的认定也易发生混淆。
《承包协议书》是发包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因此公司被承包后，承包人缴纳给公司的承包金应当视为公司收益，被纳入公司资产，对于承包金的分配实际上是公司对盈利的分配，属于股东分红的范畴。本案当中，五位股东试图通过该协议对公司资产进行分配，该行为应被视为抽逃出资，有违《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因此，该约定只能被解释为另一个合同，即公司与一审原告王国富之间签订的股东红利分配合同，或者被解释为公司的分红决议；当原告得不到约定中的分红时，原告应当以公司为被告，诉请公司依照分红协议向其支付红利。被告所未支付的承包金应当由公司来主张，若公司怠于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告有权依《公司法》第152条提起“股东派生诉讼”，代公司向被告主张权利。
本案除了被告不适格外，还涉及到盈利分配协议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依照《公司法》第167条的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收益之前，依次应当先交税、弥补亏损、取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然后才能向股东分配利润。“在公司分配之前，股东若以契约的形式预先进行处分，则不但可能构成处分，侵犯公司权利，也会使公司处于违反法定义务的不利状态。”[4]被告声称公司一直面临亏损，那么协议中约定的800万承包金在交税后就应当先用来弥补公司亏损，然后才能给股东分红；然而，本协议约定无论盈亏，王国富都可以定期获得与其认缴出资比例相当的承包金，这一条款显然与《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相违背，因此，该盈利分配协议的这一条款是无效的，原告是否有权请求公司支付其承包金，还需法院进一步查明事实后才能做出判断。
（三）如何看待承包经营合同制度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影响
承包经营制是公司对于内部治理的自治选择，它突破了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将其经营管理权承包给他人，其自身的权限与治理结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股东大会将董事会或经理的公司经营权让渡给承包人，承包人享受日常经营管理权；承包人可以代替或者任免公司经理职务，享有董事会授予经理的其他权利；在承包期间，董事会的职能被架空，其职能局限于对承包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由于小型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性，公司法对其给予较为宽松的规制，允许股东在较大限度内进行自治，包括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合理变更。然而，股东自治的范围不是无限的，否则公司无异于合伙企业，控股股东滥用权力可能会损害小股东、债权人利益甚至公共利益。因此，公司法对股东大会的自治协议应当留有底线，即股东自治禁止违反公司强制性规定，禁止损害小股东、债权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
1.域外视野
本案中的华盈公司为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与美国的封闭公司极为相似。20世纪30年代，法经济学家罗纳、科斯提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长期关系合同，通过这一合同把一个个生产要素联系起来并共同促成了企业[5]。这一“合同网”的经济学思想成为了“公司合同理论”的理论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合同理论被公司法学家广泛认同，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有关于公司本质的学说。公司合同既包括公司成立时发起人订立的章程，也包括公司存续过程中的股东协议与决议。股东有权在一定自治范围内对公司进行治理，但是根据公司类型与特质的不同，股东自治的范围有所区分。
本案所讨论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规模小，股东人数少，股权大都由几个大股东集中持有，他们往往也自己亲力亲为地管理公司；针对封闭公司的人合性，美国法学家认为股东是公司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法律应当尊重股东之间的协议和股东的意思自治，因此美国对封闭公司中的合约安排持有非常包容与尊重的态度，公司法逐渐成为了赋权性立法[4]115。美国立法者认为，在封闭公司中，结构性规则和分配性规则应是赋权性和补充性的，而信义规则则应以强制性为主[6]。
1964年，盖勒诉盖勒案中确立了一个原则：封闭公司股东通过合同来约定某人担任公司官员、董事，约定红利分配，只要没有损害小股东利益，没有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即使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即使对董事会的权利构成一定侵犯，仍然是有效的。封闭公司应当特殊对待，不能如同开放式公司那样严格要求[7]。《美国封闭公司增补模范法案》第20（a）条规定，即封闭公司的股东可以书面签署合意，以决定公司运作范式、股东之间的关系以及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8]。可见，在美国，股东可以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对公司的治理架构进行任意性的规定，甚至突破公司法。
2.本案探讨
我国《公司法》2005年的修订也体现了尊重股东意思自治的精神，然而我国在法律传统上不重视自由精神，社会转型期间诚信缺失，缺乏美国成熟的司法系统以及外部监控机制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因此不能照搬美国模式。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一个市场不发达、没有信用制度建立、司法系统低效和腐败、内部人的自律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中介人的约束机制不存在的国家和地区，公司法在总体上不能够采用太多的任意性规范。”[9]我国应当立足于国情来决定何为强制性规定，何为任意性规定。
《公司法》规定，我国的公司必须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执行董事）、监事会（监事）和经理等，他们分别是公司的决策机关、监督机关和执行机关；公司的行为必须通过内部机关做出，而不能单独设立一个管委会通过协议来为公司做出决策、执行决议，同时也不能取缔监督机制。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任意性规定较多，如：公司股东大会可以通过决议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公司；公司人数较少，可以不设立董事会而只设一名执行董事，可不设立监事会而只设一名监事；可以通过章程修改表决规则和程序等。但是，《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规制的放松并不意味着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突破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承包协议书》所涉及的华盈公司为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四位华盈公司的股东通过签订《承包协议书》成为了公司实际的经理管理人员，他们兼具了股东和公司经理的身份，这一举措无可厚非。但是，双重身份使他们混淆了自己在公司的地位，他们手掌大权以至于忽视了公司架构的存在。由于不了解法律，四位被告已将公司“形骸化”，将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全抛开而企图通过协议经营公司，将公司当作“合伙”来经营，这样做极易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如本案中涉及到抽逃出资、侵犯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决策权等，同时也容易误导与其签订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并且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合伙”之区别就在于，合伙制下普通合伙人享有充分的经营管理权或者说是经营控制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公司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而公司制下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其管理权限也受到公司法的限制。华盈公司既然选择公司作为企业运营的模式，它就应当遵守公司法对股东权限之规定，在有限的自治范围内活动而不违反强制性规定。股东兼任公司管理身份时一定要清楚自己每一行为的性质，将股东身份与管理人身份区分开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处理公司事务，这样才能做到洞若观火、泾渭分明，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与争议。
（四）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
2012 年11 月25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要求解除《承包协议书》，这一决议侵害了小股东的预期利益，涉及到对小股东王国富的利益保护问题。
封闭公司中股东人员确定、人数少，彼此之间具有很强的信赖关系，股东的退出机制少，这种人合性决定了股东之间应当负有较强的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并且股东做出任何决定都必须出自对公司、债权人以及小股东的善意。
然而，事实上，经营权与所有权集中在少数股东手中，多数表决权制度易被大股东所滥用，小股东极易受到大股东排挤或压榨[10]。股东与经营者身份的重合导致公司缺乏监督机制，控股股东的权力难以加以限制与监督，小股东在签订合同时的合理预期将受到损害。比如说，由于薪酬比股利的征税标准低，股东们往往倾向于以薪酬代替股利，多发薪酬，少分股利。若有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或者小股东被大股东排挤出管理层，这些股东的利益将受到很大的折损。同时，当小股东遭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他们不能像公众公司的股东那样自由转让自己的股份，缺乏顺畅的退出机制，其股份甚至不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被公司收回，小股东们身不由己，有时只能任人宰割。
对于小股东的救济途径，我国公司法第182条规定了司法解散制度。但是这一法条必须在公司出现僵局、“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权利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时候才能适用，显然不能在公司经营未发生困难但是控股股东通过一些看似合法的形式压榨、排挤小股东的时候起到保护小股东的作用。《司法解释（ 二） 》第一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而将“公司僵局”之外、更普遍存在的股东受压迫的情形完全排除在公司司法解散诉由之外。法院总是希望当事人采取协商或其他诉讼手段解决此类股东纠纷[11]。
公司法第74条规定了异议股东的股权收购请求权，但是适用情形仅限于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这些情形都无法涵盖普通的压榨行为，而公司连续五年盈利而不分红的情形条件要求过于严苛，大股东可以在连年盈利的情况下五年中只稍微分一点红而轻松规避掉这一条款，因此第74条也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小股东[12]。
除此之外，公司法第151条和第152条分别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和股东直接诉讼，在控股股东同时又兼任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时，这两个法条为小股东提供了救济途径。然而，小股东居于劣势地位，其证明能力和资金实力相较大股东而言都十分有限，且胜诉成果由公司享受而非小股东享有，这些因素都将极大打击小股东诉讼的积极性。
通过考察我国的公司法能够发现，我国公司法缺乏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的退出机制，对小股东的利益保护力度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在判案时一方面应当依照“商业判断规则”，尊重公司董事会做出的决议；另一方面，基于封闭公司的人合性，法院在判案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小股东的合理预期，这样才能处理好缺乏退出机制的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维护股东之间的良好信赖关系，实现公平正义。本案中，最高法院维持二审判决，解除了合同，表面上有损小股东预期利益，但是综合考虑到《承包协议书》中的分红条款本身的合法性，在实体上并未侵害小股东利益，维护了实质上的公平正义。
简言之，在涉及小股东利益的案件中，法院在做出判决时应秉持公正的原则，从事实出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经济实力以及小股东的合理预期，积极调解，最终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做到有理有据、案随事了、怨随案清。
注释：
（1）《公司法》与《合同法》中没有任何规定指出：合同双方若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无法形成合意，合同应当解除。《公司法》作为商事主体法，合同解除的条件应考虑商主体的特性。商主体经常从事商事经营活动，具有遇见商业风险的能力，因此被告不能因为遭遇商业风险、公司信赖关系遭到破坏而任意提出解除合同，公司“人合性”不能作为解除公司合同的理由。若“人合性”成为解除合同的理由，那么将导致公司合同的极度不稳定性，对商事实践和司法适用都将造成不好的影响。
（2）（2013）淮中商初字第0104号，（2013）苏商终字第0200号，（2014）民申字第1434号。
（3） 《公司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第46条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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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Research on the Agreement on
Contracted Management Concluded Between Shareholders：
The Analysis of “Wang Kuofu vs. Hua Jianliang，Chen Jianwei，Zhang Jiandong”
DENG Keren
（School of Comparative Law，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With the background of a true case，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several legal issues about the agreement of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company concluded between companys shareholders ： 1.the legal status of each shareholder under the agreements on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company； 2.the nature of the contracting fee and the rightful method to spend the contracting fee；3.the impact of the agreement of contracted management to the the managerial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4.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rest of the small shareholder in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Key words： the agreement on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the company of limited liabi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ofit； the Companys management； the protection of the small shareholdersrights
甲方：医院法定代表人：
乙方：身份证号：
为优化医疗卫生资源，不断适应和满足人民的健康需求，依据国家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经双方充分协商，甲方决定将某某医院交给乙方实行整体托管经营，为了使托管工作合作、健康、有效地开展，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托管原则
1．医院托管后坚持四不变：资产归属不变；独立法人不变；医院门诊、住院整体功能不变；新农合、医保、民政拨款政策不变，甲乙双方在托管期间另行达成医院整体收购协议除外。
2．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托管期间除原有资产外，乙方新投资形成的财产（包括但不限于设备、设施等）一律归乙方所有。
第二条托管内容
1．乙方全面拥有甲方医院的经营管理及收益权，包括：人事、财务、经营、医疗业务管理权限。
2．甲方移交给乙方的全部资产(含设施设备、药品、低值易耗品等)。
3.甲方至本合同签订之日在聘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托管期限
托管期限为三年，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第四条托管期间费用及押金：
1．乙方自托管即日起以固定数额向甲方缴纳费用，双方协商一致 1
乙方缴纳费用定为：第一年元人民币，第二年元人民币，第三年元人民币。
2．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日内，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交纳2个月费用（万元）作押金，同时甲方全体股东同意以某某医院20％股份作为医院托管风险抵押金（，股东会决议作为本协议附件）。此押金在合同解除后日内由甲方无息返还给乙方。
第五条：托管期间费用交纳方式：
1．每年月日至次年月日为一个交费，每个交费的费用按12个月平均。
2．乙方自移交完毕之日起日内一次性提前交纳月费用元，以后乙方在每月日以前向甲方交付当月费用。3.年月日至月日双方交接期。乙方承担交接期内医院房租、医务人员基本工资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等社会保险费用。
第六条：移交
1.甲方的全部财产及药品、价值耗品移交给乙方经营管理，药品、低值易耗品按市场批发价格计价。乙方在托管经营结束后同样按市场批价格返还。移交前医院的所有债权债务及法律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与乙方无关。甲方应积极收回债权并偿还债务。
2．甲方应当在年月日前向乙方移交甲方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提示：是否存在）、预防保健许可证、药品调剂许可证、卫生技术人员的各种资质证明、医院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医院公章、医院租用房屋合同原件、居住房屋合同原件、员工聘用合同原件等移交给乙方。
第七条乙方权利
l.及时接受甲方托管的各项财产。
2.对甲方医院享有独立经营管理及收益权。
3.对新投资形成的资产享有托管期间所有权。
4.积极开展经营活动，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
5.有权对医院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内部运行机制等进行利于医院发展的改
革。
6.有权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扩大医院规模，快速发展专科特色。
7.有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在征得甲方同意后，给甲方单位名称前加挂或变更。
8.有权确定引进人才或调整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9.在托管期间甲方任何一位股东无权干涉和扰乱乙方的经营。
10、乙方在托管经营结束后，甲方应协助乙方处理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在乙方催收函、诉讼文书盖章等）。
第八条乙方义务
1．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各项医疗活动。
2．把医疗服务质量放在首位，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将医疗事故发生率降低到最低。
3．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扩大医院规模，快速发展专科特色。
4．有义务搞好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
5．承担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
6．需要使用甲方移交时的资产做资本运作时，应征得甲方同意。
第九条甲方权利
1．在不影响甲方经营的前提下，有权对移交给乙方的资产进行监督，确保资产不受遗失。
2．有权督促乙方引进资金、技术、人才、项目，快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3．有权对医院的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予以领导、指导、检查。
第十条甲方义务
1.及时与乙方办理资产、证件、文件、印章等移交手续。
2.在乙方没有严重违反托管协议的前提下，不得干涉乙方的经营管理。
3.支持乙方开展医疗活动、公共卫生、防疫保健、社区服务、基本医疗服务
等各项工作。
4.不干涉乙方开展符合本合同约定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工作。第十一条乙甲双方资产分配：
1.甲方原有资产（移交时的固定资产，但不包括低值耗材、耗品）归甲方所有。
2.乙方投资的资产归乙方所有。
第十二条违约责
1.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对方支付万元（计算依据：）违约金。违约方因违约给守约方造成损失，违约金不能弥补损失的，违约方应对不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一方构成重大违约的，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追究对方违约责任。
2．乙方在托管期间产生的新债务或亏损，由乙方负责承担亏损或偿还债
务。
第十三条不可抗力：
因发生了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时，发生不可抗力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消失后30日内取得相关部门证据。
第十四条合同解除：
除第十二条第一款外，因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改变或国家建设影响本合同时，经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本合同。
第十五条合同期满：
1．本托管期满后，移交的固定资产、证件等按本合同附件——双方签署的移
交表由乙方移交给甲方(若因乙方原因造成损坏的，乙方应做好修复后
归还给甲方)。
2．如医院继续托管，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托管权。
3.本合同移交，甲方指定，身份证号码：，乙方指定：，身份证号码：完成。上述人员身份证复印件作为本合同附件。
第十六条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未尽事宜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未尽事宜另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八条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十九条文本份数
本合同共四页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第二十条合同附件
甲方股东会决议、双方签署的移交表、具体财务制度、移交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合同双方主体信息复印件为本合同附件。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住所地：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地址：
授权代表（签字）：授权代表人（签字）：
乙方：(受让方)
1. 甲方为于 年 月 日依 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注册证号： ;
2. 本合同所涉及之标的企业 (以下简称“标的企业”)是合法存续的、并由甲方合法持有 %股权的企业法人，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注册证号： ;
3. 乙方为依据 国法律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 (企业或机构属性)，注册证号 ;或：乙方为 国合法公民，身份证或护照号码： ;
4. 甲方拟转让其合法持有的标的企业的部分股权，乙方拟收购甲方转让的上述股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拥有的(企业名称)的股权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签订本股权交易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如下：
第一条 定义与释义
除非本合同中另有约定，本合同中的有关词语含义如下：
1.1 转让方，是指 (企业名称)，即甲方。
1.2 受让方，是指 (企业名称)，即乙方。
1.3 北交所，是指承担股权交易的场所及其主体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1.4 转让价款：本合同下甲方就转让所持有的股权自乙方获得的对价。
1.5 评估基准日，指甲方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的基准日，指 年 月 日。
1.6 保证金，指在本合同签订前，乙方按照甲方和北交所的要求，支付至北交所指定账户的、作为乙方提出受让意向的担保，并表明其资信状况及履约能力的元人民币交易保证金。
1.7 审批机关：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或其地方授权机关。
1.8 登记机关：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地方授权机关。
1.9产权交易费用：指转让方和/或受让方或标的企业就转让股权或谈判、准备、签署本合同和/或本合同下的任何文件、或履行、完成本合同下交易而发生的，包括取得必要或适当的任何政府部门或第三方的豁免、同意或批准而发生的费用及支出;以及产权交易机构、经纪人或中间人费用等所有现款支出和费用的总额。
1.10 产权交易凭证，指北交所就股权转让事项制定并出具的用于表明股权交易完成的文件。
除非另有明确规定，在本合同中，应适用如下解释规则：
1.11期间的计算：如果根据本合同拟在某一期间之前、之中或之后采取任何行动或措施，在计算该期间时，应排除计算该期间时作为基准日的日期。如果该期间最后一日为非营业日，则该期间应顺延至随后的第一个营业日终止。
1.12 货币：在本协议中，凡提及RMB或人民币时均指中国法定货币，凡提及$或美元时均指美国法定货币。
1.13 包括：指包括但不限于。
第二条 转让标的
2.1 甲方持有标的企业的 %股权，拟将标的企业 %股权转让给乙方。
2.2转让标的上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股权上设置质押、或任何影响股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转让标的也未被任何有权机构采取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或：转让标的已于 年 月 日，因 质押给(公司或其他主体)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或记载于标的企业股东名册。上述转让行为已经获得质权人的书面同意或认可。
第三条 标的企业
3.1 本合同所涉及之标的企业 是合法存续的、并由甲方合法持有其 %股权的 (企业属性)，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3.2 标的企业经拥有评估资质的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出具了以 年 月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号《资产评估报告》。
3.3 标的企业不存在《资产评估报告》中未予披露或遗漏的、可能影响评估结果，或对标的企业及其股权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事项。
3.4 甲乙双方在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的基础上达成本合同各项条款。
第四条 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
4.1 甲方就本合同项下股权交易已在北交所完成公开挂牌和/或竞价程序。
4.2 乙方依本合同的约定受让甲方所拥有的转让标的事项，已依法和章程的规定履行了批准或授权程序。
第五条 股权转让方式
5.1 本合同项下股权交易已于 年 月 日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只产生乙方一个意向受让方，由乙方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或：本合同项下股权交易已于 年 月 日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产生 个意向受让方，并于 年 月日以拍卖方式或招投标、网络竞价、其他方式组织实施，由乙方依法作为买受人或中标人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第六条 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6.1 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或公开竞价结果，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写) 万元[即：人民币(小写)万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转让给乙方。乙方按照甲方和北交所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6.2 计价货币
上述转让价款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单位。以外币支付转让价款的，以乙方所支付转让价款结汇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与外币买入价和卖出价的中间价为汇兑牌价，确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外币金额。乙方逾期支付转让价款的，应付转让价款日与逾期支付日的汇率风险，由乙方承担。
6.3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五日内汇入北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第七条 股权转让的审批及交割
7.1本次转让依法应报审批机构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股权交易的批准。
7.2本合同项下的股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三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召集标的企业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并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第八条 股权交易费用的承担
8.1 本合同项下股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依照有关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或：本合同项下股权交易过程中，甲方应承担以下费用： ;乙方应承担以下费用： 。
第九条 未缴纳出资的责任承担
9.1 甲方就其转让的股权在标的企业所认缴出资 元人民币(或其他币种)，已经全部缴清。
或：甲方就其转让的股权在标的企业所认缴出资 元人民币(或其他币种)，尚有 元人民币(或其他币种)未缴足，依据出资人协议及章程规定，应于 年 月日缴纳。就此，甲方已如实披露。乙方受让甲方所转让的股权的同时，即继受在章程规定的未来时日缴足上述出资的义务。
9.2 本合同约定之转让价款是在乙方承担缴足出资义务的基础上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
第十条 甲方的声明与保证
10.1 甲方对本合同下的转让标的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
10.2 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乙方及北交所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
10.3 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本合同成立和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10.4转让标的未设置任何可能影响股权转让的担保或限制，或就转让标的上设置的可能影响股权转让的任何担保或限制，甲方已取得有关权利人的同意或认可。
第十一条 乙方的声明与保证
11.1 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违背中国境内的产业政策。
11.2 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甲方及北交所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真实、完整的。
11.3 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批准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本合同成立和受让股权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12.1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应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12.2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照延迟支付期间应付价款的每日万分之 计算。逾期付款超过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造成的损失。
12.3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相关的报批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12.4标的企业的资产、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标的企业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可能影响股权转让价格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不解除合同的，有权要求甲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应相当于上述未披露或遗漏的资产、债务等事项可能导致的标的企业的损失数额中转让标的所对应部分。
第十三条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13.1 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13.2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一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1) 由于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致使本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的;
(2) 另一方丧失实际履约能力的;
(3) 另一方严重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4) 另一方出现本合同第十五条所述违约情形的。
13.3 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并报北交所备案。
第十四条 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
14.1 本合同及股权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4.2 有关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任选一种)
(1)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合同的生效
15.1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或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第十六条 其他
16.1 双方对本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6.2 本合同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 份，甲、乙方经纪会员各执壹份，北交所留存壹份用于备案，其余用于办理股权交易的审批、登记使用。
甲方：(转让方)
乙方：(受让方)
公司运营情况每况愈下，准备进行相关重大事项表决、决议。如下：
一、油补法院查冻情况：要获油补无望。
二、对公司今后的计划
（一）、公司进行一体化运作，股东只拥有相应股份，公司化统一管理。
（二）、进行承包经营，主要条件有
1、承租为公司的20部公交车及所有目前在册的资产(按资产清单)及一切经营权益..2、承租期限为二年，即从200年月日起至20年月日止。
3、租赁期内向公司上交承包押金10万元即每车押金0.5万元。年承包费48万元即每车年上交2.4万元,每月上交2000元。承包第二年,增加10%的承包费,即每辆车月上交2200元.其中，押金在承包合同签订后交付，承包结束前三个月内用押金冲抵承包费用，剩余押金款在承包结束之日由双方进行多还少补结算。承包费当月1-5日上交付当月承包费用。以现金支付，公司收费后即出具收据。愈期未上交，按每日每车50元交纳滞纳金。
4．承包人负责承包期间内除工商执照年检费用（由公司负责承担）之外的一切管理和相关费用。包括诸如：线路使用费、保险、燃油、油补、事故、驾驶员、售票员、工作人员、广告费用、幼儿园电子厂接送、维修费，配件、税金、车检费等。
5、.承包结束后，承包者应将承租机动车辆及车辆行使证等相关手续交给公司，车辆应能够进行运行,。
6、原公司发放的各种优惠卡无效。承包者在承包期间内享有一切管理、经营、人事、财务等权利。
7、公司有责任和义务在承包者提出之日起，三天之内向承包者提供承包期间所需要的相关手续。如在年检时提供公章使用权、车辆换牌时提供车辆登记证书、向相关部门提请报告加盖公章等。如公司愈期不提供相关手续，给承包者所造成的损失由承担。
8、公司在承包前所有工作人员及聘用人员的相关劳动关系，由公司自行负责。
9、公司在承包前的各种违规、违章、事故等责任由公司负担，承包者概不负责。
10、承包者完成每年上交公司的租赁费用后，公司不得另派加收费项目
11、承包者必须对车辆进行除第三者强制保险之外，另加第三者20万，车上人员5万保额的保险。
12、承包者在承包期间添置物产，由承包者自行负担，承包期满后，承包者可自行处理或与公司谈价，折价买给公司。公司如新增加车辆，公司承担除保险费（由承包人支付）到上路前一切费用，交由承包人经营管理，承包人按坐位换算上交该车辆承包费。
13、股东会议后一周内报名时交纳5000元竟包保证金。公司择日进行竟包，多人竟包，上交承包费高者中标，未中标者，即时退回保证金；中标者，在中标后10日之内与公司签订合同，交纳押金及上交承包费及进行各种交接手续，愈期者，没收保证金，重新竟包。
（三）公司整体拍买：确定一个起拍价。一周时间报名，报名时交纳5万元保证金，一周时间内择日进行竟拍，价高者得，十日内办理交接一切事宜。
以上请股东细思量。
锦锈公交公司。
“资本多数决”理论假设, 当公司的经营权较多地集中于小部分人手中时, 尽量减少少数股东对经营的参与,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更有效率的。只要给予少数股东“合理的经济补偿, 法院便不应对多数股东排挤少数股东的行为进行干涉或制裁”[3]。
对于小股东而言, 大股东的“权利”更接近“权力”, 尤其是中小型私企。对于我国不完善的证券市场而言, 更凸显矛盾。然而, 我国目前之《公司法》并未对控制股东的义务和责任做出明确规定, 作为必要补充的《证券法》也仅仅是通过证监会颁行一系列行政规章和指导意见来约束。笔者认为《公司法》应当对控股股东的权利加以限制, 使中小股东一定额外的, 诸如保护股份收买请求权等权利得以实现。
各国公司法主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少数股东进行保护。保护内容包括: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受托义务和其他特别义务、异议股东的股份购买请求权、对多数股东表决权的限制、请求法院强制解散公司, 等等。据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小股东受侵害程度与印尼相近[4], 但却与发达地区, 比如亚洲四小龙相距甚远。各国公司法对于是否应当给予少数股东以特殊保护曾一度犹豫不决, 其原因是担心可能会对公司内部事务造成过度的干预[5]。我国仅在《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股东权利不得滥用, 除此以外并没有针对控股股东做出更多限制。
笔者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多起控股股东权利滥用的案例, 其对中小股东投资积极性造成的挫伤和侵害显而易见。
案例一:
设立在北京的咨询公司A, 从2005年设立至今, 先后进行了两轮融资, 规模逐步扩大, 从账面收入看发展势头良好。2010年9月第二轮融资后, 原公司作为大股东新设成立合伙企业, 向员工发售合伙企业期权和原始股。协议中约定, 员工可随时要求公司回购股权。员工热情度极高, 甚至纷纷向亲朋集资。很快在公司与员工之间签订了包括股权转让协议、委托表决协议等法律文件。但之后公司运作并不透明, 更无财务会计报告等供小股东参阅。2011年月, 公司进行新一轮融资, 稀释了原股东的股份。2012年中, 公司由于运营成本过大, 经营极度困难。此时, 对于一般员工而言, 并不会首先想到诉诸法律途径。部分入股员工申请要求公司回购股份, 部分非全职员工甚至对公司巨大亏损并不知情。截至本文写作之时, 尚有多为员工股东无法收回投入资金。
案例二:
产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公司A为某高精尖行业公司, 安徽省某市开发区欲将该产业引入。甲 (及其子) 、乙、丙四人有意愿将公司整体收购, 在开发区成立新公司B, 并吸引其他几个朋友投资入股。收购方分别以现金、厂房和设备出资, 并约定按出资比例占股。乙、丙两人找到某评估机构, 将厂房和设备按远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评估, 同时又与A公司大股东商议, 故意提高了对A公司的收购价格。资本为重的情况下, 股东身份被资本掩去[6], 乙、丙合起来成为公司B实际控制人。乙、丙二人的一致行动不但侵害了甲 (及其子) 的利益, 架空其实际操纵权, 同时也侵害了其他小股东的利益。
同样的案例还有著名的深圳宝安集团“一致行动”引发的“宝延风波”, 这是股票史上一个收购大事件, 也是我国首例上市公司收购案。2005 年后新修改的《证券法》对一致行动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指两个以上的人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在收购过程中, 相互配合以获取或巩固对某家公司控制权的行动。“一致行动”股东成为了公司决策的最终决定人, 尤其是在一致行动中占更大股份比例的股东, 更控制了公司。在公司收购过程中, 控股股东经常与经营者勾结起来, 损害其他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由于信息披露不完全, 大股东侵害程度有可能被低估。我国现行《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目标公司中小股东的保护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控股”股东这一词在《公司法》全文中仅出现5次, 其中四次出现在《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被用于解释“控股股东”和“关联关系”的含义。而《公司法》全文中, 只有第二十一条一条是对控股股东单独进行明确规定。
当然, 一切对于大股东行为和道德上的约束同样适用于中小股东。由于中小股东自身能力和水平的限制, 对公司和行业的情况了解不如大股东全面, 因此很难做出合适的决策, 兼顾智慧与效率, 由一小部分精英替绝大多数人做决策是很好的。在大股东为全体谋利的前提下, 正确决策会让人人得利, 而损害他人的决策, 也会让小股东对大股东进行追究和谴责。当然, 大股东往往是公司的发起者或创始者, 在享受了绝大多数利益和权利的同时, 也承担了绝大多数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公司前景的判断会与自身利益紧密相连, 而中小股东虽然是后期参与者, 但却对公司的壮大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事实证明, “用脚投票”的小股民越来越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 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公司法的使命之一即保证公平, 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经营活动更加公平, 使中小股东更加积极的参与, 需要给予中小股东更多保护, 尤其是增加法律条文上的保护, 创新对大股东行为有效性的方法研究, 而不仅仅是对于大股东道德层面的行为约束。
摘要：为保障实质上的公平和平等, 应严格规定控股股东的权利与义务, 给予中小股东更多保护, 使经济活动更加公平, 实现良性循环。
关键词：资本多数决,控股股东,一致行动
参考文献
[1]俞红海, 徐龙炳, 陈百助.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J].经济研究, 2010, (8) :103-114.
[2]赵旭东.公司法修改中的中小股东保护[N].法制日报, 2005-01-06.
[3]唐宗明, 蒋位.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2002, (4) :44-50.
《英才》：很多人认为，这一轮国企改革会先从市场化程度高的国企试水，今年上半年石油能源企业又处在反腐的风口浪尖上，为何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高调领跑改革？
傅成玉：我们的改革是有整体设计、顶层设计的，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之所以快是因为已经走到这步了。我们的改革两三年前就开始了，但那个时候全社会还没形成改革大环境，只是我们内部已经在走了。三中全会后，我们发现跟国家要求的完全一致，所以胆大了，声音大了。其实前几年动作也很大，只不过没在社会上说。
《英才》：这次销售公司重组引资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事，可7个月就完成了，你怎么把内部调动起来的？
傅成玉：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完成了，公告的时间计划全兑现了。好多国外投资者知道我要参加达沃斯，特意为这事追到夏季达沃斯要跟我谈这事，说再给他们哪怕一天时间。我说你们等下次吧，这次都已经全分完了。
为什么能干得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干部敬业精神非常强，事业心非常强。我们确实缺市场化的思维，观念上差一点，但是讲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这是让我觉得是很骄傲的一点。
信你想干的事
《英才》：在市场化的今天，讲奉献会比物质激励更有效果吗？
傅成玉：越是搞市场经济越要突出理想信念，在市场经济下太强调物质刺激很正常，但不能把物质激励看得过重了，不符合中国国情。改革开放不过36年，你怎么激励也不能拿到西方的待遇吧？况且，西方靠物质激励不是照样出一大堆问题吗？基本物质激励要有，但国情要求我们要讲国家利益，讲人民利益，讲责任，讲奉献，物质刺激要与理想信念有机统一。但我们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能主要靠物质刺激。
大国企很难股权激励
《英才》：这次销售公司的改制方案中，是否有考虑管理层、核心团队持股，或者是全员持股？
傅成玉：社会上对这块可能有很大的分歧。管理层、骨干持股我理解为期权，这不是白送的，是要花钱去买的。这对管理层，技术骨干是可以的，但总体上讲，对工人不可行。企业发展是有阶段的，到了成熟阶段，企业有机增速就会变缓慢，股票价格可能不增长或者下跌，把广大工人利益用股票捆绑是风险非常大的。
以前员工持股什么的，各种激励国有企业也都试过，最后成了员工能赢不能亏。过去规范不健全的时候，企业搞集资，各种投资，最后都是赢了给大家分，亏了公家买单。所以，这是个历史上就有的问题。
我们去年的股价一度低于净资产，有很多人建议让自己员工买，光回报分红这块就能有4%的收益。后来研究了半天，说不敢，为啥呢？因为你这是组织行为，员工会认为是组织安排他买的，那要是亏了他来找你，你咋办？所以，我说不能搞，员工愿意买就自己到市场上买吧。
董事会是一人一票制
《英才》：销售公司多元化董事会的比例和结构是中石化设计的吗？
傅成玉：我们第一是根据《公司法》；第二是根据公司章程；第三是考虑将来各方利益怎么保障，我们不希望说大股东就一切都操控。董事会是一人一票制，跟股权没关系。就是说董事会是真正市场化的，不是说董事长就能一个人定事，董事长还是大家共同投票选出来的，那是集体决策机制了。
现在，只要是有董事会的地方，外面都有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都要让他真发挥作用，你不能是把他当花瓶，那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都是各路专家，都是有水平的。所以你得发挥人家作用。
小股东利益怎么保证
《英才》：要如何保障其他股东的利益呢？
傅成玉：其实，保障了小股东的利益，最终就是保障大股东利益。你伤害你的股东，最受伤害的是你的公司。你要做到维护好全体股东利益，就不会出现像媒体传播的，小股东怕没有话语权就不愿意跟着合资。民企也希望有一个好的平台，可以让他借力，发展得更好。
举个例子。像汇源果汁朱新礼，为和我们销售公司合作的事，专门跑去欧洲考察加油站便利店。考察回来，跟我说要进来。因为这个平台成为他的很好销售渠道，又可以帮他把中间商和广告费都省了。所以，真正基本经济制度红利就在这儿，咱们通过交叉持股，可以把国有资本的功能放大，又可以发挥不同资本的优势，实现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这是咱们制度的要求，也是制度红利。
从体制机制上要红利
《英才》：你现在的改革似乎和当年在中海油时的改革思路是一样的？
傅成玉：是的，理念完全一样。经营企业就是怎样创造价值，要遵循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和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的是各企业的不同特点。中海油和中石化都有类似的问题，很像。我们40万人的存续企业，原来是一套养人的机制。现在这么一搞，不但不养人了，它还变的能上市了。
《英才》：“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尤其如此。你是怎么处理人的问题的？
傅成玉：过去说要改革，就是要裁人，要下岗分流。裁人为什么就裁老百姓，咋不找几个领导干部下岗呢？我说改革的成本不能只让员工承担。我们一直说员工是企业宝贵的资源，不是包袱。资源能创造价值，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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