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基层法律工作者(精选8篇)
渝价〔2013〕47号
各区县(自治县)发改委、司法局:
为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合法权益,促进基层法律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市物价局、市司法局制定了《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已报经市政府法制办审查登记(渝文审【2013】11号),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重庆市物价局
重庆市司法局
2013年2月19日
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合法权益,促进基层法律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基层法律服务收费行为适用本办法。第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是指依法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委托人)的委托,提供执业范围内的法律服务,向委托人收取费用的行为。
第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应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自愿有偿、—1—
费用与服务相适应的原则。
第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根据法律服务的性质、特点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第七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
(一)解答法律咨询;
(二)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三)接受委托,代理民事诉讼案件;
(四)接受委托,代理行政诉讼案件;
(五)接受委托,代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
(六)接受委托,代理仲裁案件;
(七)接受委托,代理行政复议案件。
第八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
(一)受聘担任法律顾问;
(二)接受委托,代理当事人参加调解;
(三)提供其他非诉讼法律服务。
第九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司法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条
制定政府指导价的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可以通过论证会、座谈会、书面或互联网等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
第十一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由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约定。
第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和按标的额比例收费。
计件收费适用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按标的额比例收费适用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
第十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协议或者在法律事务委托代理协议中载明收费条款。
收费协议或收费条款应当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和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
第十四条
代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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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继承案件;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
(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第十五条
禁止行政复议案件、行政诉讼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第十六条
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
代理符合风险代理规定的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委托人实际获得金额的30%。
第十七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代委托人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由委托人另行支付。
第十八条
因办案发生的差旅费,应在法律事务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采取预收方式的,据实结算;采取包干方式的,按不超过基层法律服务费20%的比例收取。
第十九条
基层法律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办案差旅费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
除前款所列三项费用外,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委托人收取其他费用。
第二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接受指派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得向受援人收取任何费用。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范围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委托人,基层法律服务所可以减收基层法律服务费。
第二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时,应当提供费用清单及合法票据。不能提供合法票据的,委托人可不予支付。
第二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在显著位置公示基层法律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三条
市、区县(自治县)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基层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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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对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的违法行为,按照《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第二十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服务活动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照《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所过错而提出终止委托关系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退还已收取的基层法律服务费;非因其过错而终止委托关系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已收取的基层法律服务费不予退还。
基层法律服务所无故终止委托关系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退还已收取的基层法律服务费;因委托人过错而终止委托关系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已收取的基层法律服务费不予退还。
第二十六条
因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发生争议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与委托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提请基层法律服务所所在地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调解处理,也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2010-05, 石楼县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 石楼县司法局共接收了社区矫正人员233名, 已解除154人, 现有社区矫正人员79人。其中, 缓刑75人, 假释2人, 管制1人, 暂予监外执行1人。针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石楼县人民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共提出检察建议65次、纠正违法意见79次, 各部门均予采纳, 并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
2 检察机关的具体工作
2.1 拓展监督方式
拓展监督方式, 将监督触角延伸至各执法主体, 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 采取现场察看和调阅材料两种方式, 走出监督法院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交付环节、司法局社区矫正的接收环节和各乡镇司法所的执行环节这个大圈子。 (2) 利用定期检察和随时检察两种监督方式到社区矫正人员工作、生活的地点走访、查看, 了解检察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状况。 (3) 运用明察和暗访两种手段, 及时发现和纠正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违法问题。
2.2 分类细化管理
分类细化管理, 将监督触角延伸至矫正人员的内心。通过开展社区矫正人员“五个走访”活动——新入矫的社区矫正人员要走访, 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要走访, 对家庭出现纠纷的社区矫正人员要走访, 对生活有困难、有疾病的社区矫正人员要走访, 各重大节日、敏感时期前要走访。根据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犯罪原因、性质、心理类型、现实表现等因素, 分别制订出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通过内心感化, 使每名社区矫正人员牢固树立接受矫正的诚心、重新做人的信心和立志回归的决心。自2010年石楼县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 全县仅有3名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再次犯罪, 占参加社区矫正总人数的1.29%.
2.3 前移监督关口
前移监督关口, 将监督触角延伸至基层司法所。搭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倾斜基层的一线平台, 进一步缩短检察机关、乡镇司法所与社区矫正对象之间的距离, 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 强化监督的时效性。例如石楼县灵泉司法所年均社区矫正人数在30人以上, 占全县总矫正人数的50%左右。2012-11, 该院设立了灵泉镇社区矫正检察工作联系点。检察人员每周三到联系点开展工作, 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端口前移至社区矫正现场。该联系点自成立以来, 已经同步监督、接收、管理、教育和解除社区矫正人员共43人。
2.4 强化调查研究
强化调查研究, 将监督触角向探索新规律延伸。针对社区矫正检察工作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 深入研究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内在规律, 探索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 用以指导、规范开展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近三年, 该院共撰写社区矫正方面的调研文章7篇, 其中, 《加强法律监督, 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进行》一文在2011年吕梁市社区矫正工作现场会上, 被作为全市检察机关的唯一代表文章与同行进行了经验交流, 而《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制的研究》一文则在省级刊物上发表。
3 社区矫正信息化运用状况
3.1 全国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
2013-03-01以后, 石楼县司法局将社区矫正人员的资料全部输入系统, 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了信息化、科学化的管理。司法局将该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提供给石楼县人民检察院, 让该院监所部门可以随时了解全县社区矫正的基本情况, 实现了执法信息共享。
3.2 网络信息监控平台
吕梁市原来要求在2013-12前建立市、县、乡社区矫正网络信息监控平台, 利用手机终端实现对所有服刑人员的电子监管。目前, 石楼县的社区矫正网络信息监控平台已经建立, 与2014-01-01以后接收的、考验期为一年以上的15名社区矫正人员签订了使用协议。但是, 该平台系统尚未投入使用, 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1) 我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司法局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经费, 这是影响该项工作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2) 山区信号不好, 大部分偏远山村几乎无信号。 (3) 部分社区矫正人员不愿意加入, 有抵触情绪。
4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1 司法局
从司法局的角度看, 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基层司法所力量薄弱, 人员紧缺, 兼职人员过多且调动频繁, 再加上工作量巨大, 社区矫正工作辅助工作人员未能落实。 (2) 社区矫正工作专项经费尚未落实到位, 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甚至出现了参与矫正工作的人员自备车辆、自备交通费的情况。 (3) 需要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针对上述问题, 司法局方面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是: (1) 增加基层人员的编制, 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2) 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 努力落实社区矫正专项经费。 (3) 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 提升业务素质。
4.2 检察机关
从检察机关的角度看, 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有以下三点: (1) 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太少。我院监所部门现有2名干警, 一人既承担驻所检察工作又负责社区矫正工作, 另外一人只承担驻所检察工作, 但是年龄偏大。人员配置少使得许多工作难以细致、全面地开展。 (2) 监督手段单一。对于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发现的违法情况, 只能进行口头纠正或开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但是, 有时会存在不整改、不回复等情况。面对这种状况, 基层院只能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 并不能提出其他有效的措施, 致使出现监督乏力的现状。 (3) 法律监督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监所检察人员的执法观念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重协调轻监督和不善监督、不愿监督的问题依然存在。
抓品种示范 促农业增效
乡镇科协充分发挥人才荟萃、信息面广的优势,紧密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因地制宜地引进大粮食、畜禽、水业、蔬菜、果品、中药、林木、花奔等种植、养殖新品种,先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对比、繁育、示范,成功后再大面积推广。票草乡科协引进的绿茶品种,受益人数1 500多人,产生经济效益120万元;外郎乡科协引进的茯苓、生姜、蚕桑新品,受益人数650人,产生经济效益60多万元;泥溪乡科协引进香菇新品种,受益人数4 000人,产生经济效益600多万元。
2011年,云阳县42个乡镇科协共引进新品种34个,受益人数达9.9万余人,产生经济效益1 452万元。通过品种示范,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把握了方向,增加了农业经济效益。
抓技术示范 促农民增收
乡镇科协充分发挥技术示范和普及推广工作中的人才优势、场地优势、资金优势,主要采用举办培训、以会代训、现场演示、经验交流等方式面对面地直接向广大群众进行技术示范。
双龙镇科协引进柑橘集成技术进行示范,全镇受惠人数3 681人,农户增收450多万元;巴阳镇科协引进循环经济模式进行示范,受惠人数4 800人,农户增收280多万元;栖霞镇科协引进油菜高产栽培技术进行示范,受惠人数2 000多人,农户增收250多万元;红狮镇科协引进牛羊、生猪、菊花、柑桔等种养殖新技术进行示范,受惠人数3 800多人,农户增收1 500多万元。2011年云阳县42个乡镇科协引进种、养、加新技术66项,受惠人数达116 419人,使农民增加收入5 786万元,通过技术示范,推动了农村“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促进了农户增收。
抓管理示范 促农村发展
乡镇科协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把科学管理,规范管理、标准管理当作提升产品质量、数量,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关键措施。各农技协积极推行管理示范,着力为会员和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收到显著效果。
人和镇街道科协推行精品果园管理示范,得益人数1 120人,增效350多万元;高阳镇科协推广微流水养鱼、池塘养鱼管理示范,得益人数2 000余人,增效200多万元。农坝镇富农山羊养殖协会推行统一引种、统一建圈、统一防病、统一销售、统一发展的“五统一”管理示范,一般会员年收入都在10 500~12 000元之间,除去各种成本,年纯收入达5 000~6 000元;芸山菊花协会实行统一购种、统一用肥、统一治虫、统一价格、统一销售的管理示范,2011年产白菊100吨,实现产值2 000余万元,带动菊花种植协会会员和周边农户1 500多农户增收3 500~5 000元。通过管理示范,推动了农业产业一体化管理进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赵太忠 编辑:渝科)
(重庆市科协)
一、按照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部署,我县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纳入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并组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参与全省法律服务系统服务“五大发展”及助推民营经济发展“五大工程”活动。继续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乡镇政府和社会企事业单位、民营经济组织法律顾问的覆盖面,截止目前,共担当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共14家。
二、为扎实做好服务民生工作,我局组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社区、村屯、学校、机关、企业、单位进行法律宣传。将法律服务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延伸,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参与人民调解结对子,共参与乡村、社区结对子11对;参与矛盾纠纷39起。截止目前,共发放便民服务卡980张,法律宣传26次。
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够积极为困难群众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提供法律服务。半年来共接受当事人来人来电咨询152余人次,其中诉讼代理5余件,非诉讼调解201余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3.06万元。在做好法律服务的同时,我们经常深入基层,义务解答法律咨询,调处民事纠纷,送法到田间地头。
四、为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构建和谐社会主题实践活动中,组织律师上街开展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法、婚姻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宣传活动,在宣传活动中为群众答疑解惑,开展法律援助进村,进社区等法律服务公益活动,树立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职业好形象,获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6件。
五、各法律服务所切实做到了“三挂牌”(挂牌办公、挂牌上岗、挂牌收费)、“四统一”(统一收案、统一分配案源、统一登记结案、统一收费),办案程序、收费标准、工作纪律上墙、服务承诺一律面向社会公开。严格案卷管理制度,严格建档、存档、清档,杜绝案卷内容不全、丢失等现象的发生。加强执业监督,实行投诉倒查制度。对群众投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法违纪行为,必须受理并进行调查,做到违法必究的落实情况。
六、各基层法律服务所制订完善了办理法律事务内部工作流程,对收案实行统一登记、统一委派、统一收案、收费制度。同时实行“五公开”制度,通过设立投诉举报箱、开通投诉电话、发放法律服务情况反馈表、法庭旁听等方式公开办案程序、公开执业纪律。健全和规范了业务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基层法律工作者诚信档案,指定专人对档案进行管理。
来乡镇已一月有余,参与了许多纠纷调解,通过这段时间的实践,对人民调解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有了些切实的感受。对于当前基层司法行政如何更好的履行自身职能有了些自己的认识。
司法行政在基层政府中的最大功能在人民调解,解决矛盾纠纷。但是由于基层政府事务繁杂,人员短缺,每个干部职工的工作不仅仅是局限于自己的分工。在当前社会治安形势较为严峻的形势下,化解纠纷矛盾也成为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的一种常态化工作。司法所虽然是基层政府化解纠纷矛盾的重要窗口,但由于历史遗留因素,司法所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年纪尚轻,对群众的影响力有限。因此,在基层矛盾纠纷调解的过程中,群众不知司法行政部门,如此,必将影响司法行政工作开展的大局。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基层加强法律宣传,提升司法行政力量化解纠纷矛盾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进而提升司法行政在基层政府中的影响力。具体来说,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司法局网页宣传平台建设。当前,群众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纠纷矛盾日益增多,群众对法律知识需求程度越来越高。司法局可以在其网页上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并在网页上设立互动平台,解答群众法律疑难问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做人民的法律顾问,提高司法行政在群众中的满意度,认知度。
二是加强司法所室内室外的法律知识宣传工作。可以在司法所室内外悬挂横幅,展板,内容涉及司法所工作业务及一些常见民刑事法律问题,并适时更新,宣传法治观念。司法所是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要窗口,在加强司法所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软件设施建设,提高司法所在群众中的认知度。
三是加强与群众的法律互动。将一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功能作用,业务范围印刷成法律宣传资料,免费发放给群众。要开展好普法宣传,司法所要定时适时开展普法宣传,加强与群众交流,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司法所的影响力。达到群众遇到纠纷寻求法律途经,解答法律知识找司法行政部门的效果。
加强司法行政的法律宣传,提高司法行政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认知度,切实服务好人民群众,才能提高司法行政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进而更好发挥司法行政在维护社会稳定,创建法治社会中的作用。
刘玉春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今年是创建“平安街道”的第三年,如何继续开展创建“平安街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
第一、要强化政治意识,稳定就是政治。要深刻领会关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开展平安创建工作的意义、安排部署“平安街道”工作,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第二、要强化全局意识,抓好关键环节。要着力化解矛盾纠纷,对排查出的不稳定因素采取“一个问题、一个方案”;
第三、要强化群众意识,抓好基层基础。平安创建的重心在基层,要害在基础,关键在群众参与。
加强法制建设是推进平安建设的重要基础。法律、法规与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只有大力提高群众的法律素质,依法规范社会秩序,才能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首先要提高社区干部的法律知识,因为他们是社会最基层的服务管理组织,作出的决定都关乎着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其次要向群众广泛宣传法律、法规,教育引导他们学法、守法、用法,积极培养他们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意识,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法律素质,减少法盲,真正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作为一个基层法律工作者,要加强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新知识,学以致用,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发挥好自己的特长,才能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和咨询;再次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提高道德素质,在日常生活中,做一名遵纪守法、乐于助人的好公民,用自己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影响其他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基本情况
重庆市共有38个区县, 其中农业区县37个, 农业总人口2 196.45万人, 农户总数727.77万户。农业主导产业以粮食、经济作物、蔬菜、畜牧、水产为主。其中:粮食作物面积3 393.8万亩, 油料作物面积392.9万亩, 蔬菜面积920.6万亩, 年末生猪出栏1 557.87万头。近郊区县以蔬菜及经济作物为主, 远郊区县以粮食及畜牧养殖业为主。2013年, 在农业部的支持下, 重庆市共有34个区县承担全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 涉及的农业人口2 024.5万人。参与项目实施的专家372人, 技术指导员3 756人, 培育科技示范户37 560户, 项目辐射带动农户69.8万人。在条件相对成熟的万盛经开区、巴南区创新开展了“特岗计划”试点工作。
2 主要做法
2.1 强化组织领导, 健全规章制度
建立岗位责任制, 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结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的颁布, 全市建立完善了《农技推广人员培训制度》、《农技推广人员责任制度》、《农技推广考评制度》、《人员聘任制度》、《多元推广制度》等多项工作制度。各区县级农技推广机构按照制度要求和实施方案, 层层、逐个落实岗位责任, 摸清农技人员在编、在岗情况, 明确每个农业技术员的工作内容、服务对象, 量化工作指标和任务要求, 全面推行工作日志公示和考勤制度, 张贴公示每个农业技术员的下乡记录和技术服务情况, 接受县级业务主管部门、乡镇政府和农民群众三方考评, 对农业技术员的工作完成情况、满意度和技术水平等进行综合全面评价, 实行考核结果直接与绩效奖励挂钩, 奖励先进, 督促末位, 杜绝补助资金平均发放、违规发放补助, 充分调动每个农业技术员的工作积极性。
2.2 加快农技推广运行机制创新
完善了以“专家定点联系到县”、“农技人员包村联户”为主要形式的工作机制和“专家+农业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 创办农民田间学校,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和农业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作用, 建立健全县、乡镇、村农业科技试验示范网络, 强化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公益性定位。
2.2.1 产、学、研结合, 打造专家队伍
区县聘请农技推广单位、西南大学、农科院的专家教授进入项目专家组, 实行产业落实首席专家责任制, 明确专家组负责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遴选及示范基地和田间学校认定工作, 负责农业技术指导员的筛选, 落实主推技术方案等职责;每位专家负责一个镇的日常工作监管和技术指导, 并作为讲师团成员参与各镇的技术指导员培训工作。通过明确工作职责, 专家队伍责任分工明确, 有力推进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如九龙坡区聘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重庆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西南大学等科研院所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形成了以科研院所专家为技术依托, 以区级技术人员为技术支撑、以镇果树技术指导员为推广骨干的技术推广网络。2013年, 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和西彭两镇示范推广花椒修剪丰产栽培技术面积达到栽培总面积的80%以上, 增产幅度在30%以上。
2.2.2 加快了农技推广运行机制创新
全市实行“专家—农技人员 (专业合作社、公司) —科技示范户—农户”新机制。创办“农技人员带领型”、“大户带动型”、“公司推动型”、“专业合作社领办型”、“大学生村官型”等各具特色的农民田间学校。实行农民田间学校的创办与基地建设相结合, 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截至目前, 全市农民田间学校参训学员近40 000人 (次) 。据不完全统计, 学员通过参加近一年的培训, 平均每户增产20%, 增收3 000余元以上。农民田间学校的创办为农技推广搭建了舞台, 为农民活动提供了场所, 为农业部门树立了窗口, 为农业产业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开辟了绿色通道。同时通过建立完善农技人员岗位责任制、包干负责制、绩效评价制、目标考核制等制度, 对基层农技人员制定“本人自愿、定期服务、政策激励”的新措施, 对外聘专家制定“双方自愿、协议约定、互惠互利”新模式, 形成广大农技人员能够“专起来、沉下去、会干事”的格局, 真正做到科技人员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 切实解决示范户和广大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江津区龙沙镇农技站、植保站、大型农资公司、水稻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结合, 推广良种、病虫统防统治、肥料统一供应, 全区推广10 000亩, 实现增产600t, 增收144万元。根据当地生产条件, 彭水县鞍子乡农业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创办“苗妹香香”专业合作社, 辐射5个周边乡镇的农户, 种植面积从原来的500亩发展到15 000亩左右。涪陵区李河镇农技中心创办的柑桔合作社首先把社里1 000亩柑桔通过推广高接换种技术, 把效益不好的品种改换成市场畅销、价格高的优质晚熟杂柑, 周边的果农纷纷加入合作社。目前合作社发展社员1 200户, 优质晚熟柑桔面积达到5 000亩, 产量达到50t, 收入30万元。万州区太龙镇农业服务中心建立的龙滩柑桔合作社不仅带领周边果农种植柑桔, 而且帮助果农销售柑桔, 通过合作社销售, 农民柑桔增加收入0.20元/kg, 为当地果农增收50万元。推广机构与公司联合, 集中流转土地, 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效益分红。如涪陵区引进成都惠农果业流转土地3 800亩, 种植优质葡萄。提供土地的农民成为葡萄园的工人, 在上岗之前, 集中培训技术, 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待果园建成投产, 农民完全掌握了栽培技术后, 农民可以把果园反租回来自己管理。技术规程公司统一制定, 产品公司统一销售。农民可以从土地租金、果园务工、果园反租产品收益、产品收益分红四个方面受益。2013年该区葡萄产量达4 800t, 销售收入4 800万元, 亩产值超过10 000元。
2.3 加强培训, 提高农技人员素质
为着力解决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人员断层和知识更新慢的问题, 加强农技推广人员知识更新, 改善农技推广队伍结构, 根据现有技术人员的不同需求, 采取异地研修、集中办班和现场实训等方式, 引进参与式、启发式、互动式培训理念, 分层、分类、分批开展培训, 提高农技服务人员的素质。2009~2013年, 培训区县农业部门干部、基层农业技术人员1.89万人, 占全市农技人员总数的91%。如渝北区大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技术指导员袁德胜, 参加了市级重点班培训后, 在该镇渔塘村为广大农民举办歪嘴李、柑桔嫁接及管理技术培训3次, 带动该村种植水果上千亩。
2.4 设立奖项, 切实调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积极性
设立重庆市农牧渔业丰收奖。根据《重庆市农牧渔业丰收奖奖励办法》, 从2010年起对全市长期坚持在第一线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特别是基层农技推广人员进行奖励, 基层农技人员的获奖比例不得低于70%, 同时, 明确奖励与职称评定挂钩, 这些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2.5 突出试点, 探索农技“特岗计划”工作
关键词: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构建
1.法律援助及基层法律援助概述
1.1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最早出现在国外,它是为一些经济困难的人免费提供法律帮助的,在我国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一种组织和机构,主要是为无力负担法律经费的特殊人和案件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一种制度,比如,被告人中有残疾人但是没有委托人和辩护人的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对法律援助的解读可以从三个方面人手:首先,从法律援助实施的主体可以将法律援助分为狭义与广义两大类,狭义的法律援助则是公民在无力负担律师费用时由国家义务帮助承担的法律服务;而广义的法律援助一是将向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和法律基层工作者是为社会志愿人员,二是国家设立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专门给予特殊案件和特殊人员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的制度。其次,从法律援助的范围也可以将法律援助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法律援助仅仅是对诉讼费用的减免,而广义的法律援助的范围不仅包括诉讼费用的减免,还包括非诉讼业务的减免。同时,国家通过法律救济手段对司法制度运行中有困难的环节进行法律救济。最后,从法律援助的对象上来看,法律援助主要是针对残疾人、经济困难者和弱者提供的减免法律费用的服务。虽然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法律援助的定义不同,但是法律援助一直以来就是为特殊人群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行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发展成为国家制定的合法的、保障公民实现权益的一种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在我国根据我国的国情发展,主要是由政府设立的由基层法律工作者和法律志愿者专门为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人提供减免法律费用的公益服务,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一种制度。
1.2基层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主要是指由县级法律援助机构对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过程,法律援助在内容与功能上具有不同的特点。法律援助在内容上体现了服务的特点,但是与普通的法律服务不同,法律援助提供的服务是由政府成立的机构,并且组织的法律专业人员对受援人提供的免费的法律服务,不需要当事人的委托,而是根据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委派。除此之外,法律援助在功能上体现了司法保障程序的特点,比如,申请法律援助可以直接到法律援助的机构办理,而不用去法院;法律援助的范围也包括了诉讼和非诉讼的案件,法律费用几乎免除,这是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主要内涵。
2.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现状
2.1特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得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基层公民权益公平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凸显了不少的问题。在实施基层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法律援助人员的身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近年来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人员主要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和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主,在县级的法律援助机构一般有三至五人左右,这些人分为有在岗在编和合同制的,以青年人和中年人为主。而法律援助的实施人员有专业的非专业的人员,专业人员为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或者公证员,非专业的法律援助人员主要是一些志愿者,因此,我国基层法律援助人员的组成是多种多样的。第二,基层法律援助的费用由政府承担。财政拨款是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国家对基层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加大了力度,逐年在增加。第三,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具有广泛的特点。法律援助的对象如果符合援助的条件,可以由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委派律师,而不需要委托代理人,我国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对象主要包括妇女儿童、农民工以及老弱病残等人群,以及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等。但是,根据不同地区法律援助的开展,其受援人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展,以山东为例,就增加了对人身伤害和家庭暴力等案件的援助。第四,法律援助的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我国基层法律援助是无偿的,只要符合条件的当事人都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援助,免费的内容主要包括咨询、辩护和代理、诉讼代理、非诉讼代理以及公证证明和其他的服务等,这些服务形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法律服务内容。
2.2问题
虽然基层的法律援助事业在迅速的发展,但是凸显的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缺乏有力的管理人才。法律援助机构属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而法律工作的性质使得其收入与承担的压力不成正比,导致法律援助机构无法吸收有力的人才。比如,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任务繁重,而且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收入和待遇偏低是很多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尴尬,与社会律师相比悬殊。三是仕途渺茫,很多法律工作者提拔无望,久而久之产生干劲不足和消极的情绪。其次,基层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对法律援助潜在实施的人员需求大,但是实际操作和实施的人员少的矛盾方面,使得很多需要援助的案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再次,法律援助的经费问题,由财政拨款的法律援助经费在一些情况下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不足的资金由县级法院或者司法局进行统筹解决。再加上如今办案越来越复杂,需要交通费、食宿费、文件复印等各种费用,而政府的拨款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这在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补贴。最后,基层法律援助的管理和监督流于形式。一是部分法律援助人员缺乏责任心,二是法律援助的质量没有得到保障,受援人由于维权能力低下,导致不敢向律师提出任何意见,对法律援助的效果没有任何奖惩效果的背景下,大大地削弱了法律援助的社会认可度。
3.完善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策略
3.1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体系
世界上最早开始实施法律援助的国家是英国,其在法律援助方面积累了比较可贵的经验,英国一直以来也是通过立法确立法律援助的相关制度,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的修订也是通过相应的立法程序完成的。发展至今,英国的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体系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借鉴和参考。因此,要想完善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必须积极地推进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的立法程序,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体系。
首先,要在《宪法》中明确对公民的法律援助的权利。在国际上,意大利的宪法、法国的宪法以及德国的宪法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国家对公民进行法律援助的权利。在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但是对法律援助却没有直接的体现。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社会中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其在救助弱势群体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理应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当中进行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依据问题。
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律。综观国际上的各国,现如今美国、英国、日本、西班牙、加拿大等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先后颁布了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律,这为各国在进行法律援助实践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同时也为有效地落实宪法中的法律援助的相关原则提供了具体的途径。因此,要在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一段时间后,结合法律援助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由有关部门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对法律援助进行详细、全面以及具体的法律规范。
再次,要配套制定相应的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较大,因此在制定了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律之后,必须要配套性地制定相应的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根据每个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差异,对法律援助的法律进行具体的落实和补充,让地方性的法规与宪法、法律援助法律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共同构建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3.2勇于创新、构建多样化的法律援助服务模式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利国利民、具有公益性质的特殊事业,必须要有效地发动政府、社会以及民众各界的力量参与,调动各个层面的资源,勇于创新、构建多样化的法律援助服务模式,将基层法律援助服务切实做到实处,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首先,要加强对法律援助专业人员的培养。要想将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真正得以落实下去,就必须要有一支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服务质量良好的专业法律援助人士。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要由政府出资组建专职的法律援助团队,专门为有需求的人民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这也正可以体现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救济、履行政府职责的光辉形象。
其次,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法律援助服务。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一贯都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这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如果仅仅靠专业的法律援助人员毕竟有限,因此必须要广泛地发动社会上的法律工作者,让他们也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去,但是面对市场化运作的法律服务,就必须要提供良好的运作方式,让政府真正地在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中发挥作用,采用政府购买社会律师服务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最后,要充分调动社会团体的力量,使其广泛参与到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中去。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与社会体系的运行并不是割裂开来的,必须取得社会上的支持和配合,努力发动各个社会团体的力量,发挥其在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中的积极作用。这些社会团体主要包括企业工会、妇联、残联、消费者协会等,还包括一些由高校组建的公益性的法律援助服务组织。
3.3进一步优化法律援助经费的相关保障体系
良好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是法律援助服务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如果法律援助的经费出现较大的短缺,则很容易影响基层法律援助大事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必须借鉴国际上对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措施和经验,结合自身的国情,进一步优化法律援助经费的相关保障体系,加大国家财政对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的支持力度,不断拓宽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的资金筹措渠道,并通过像诉讼保险等创新方式,切实做好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筹措渠道。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探索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制度,鼓励社会上的各界力量参与到基层法律援助事业中来,增强社会捐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参考福利彩票等公益事业的做法,要加强对基层法律援助事业的公益性的营销,采用更加低成本、短周期、筹措资金量大的方式开展基层法律援助的经费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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