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沙的启示教育案例分析
沙子是农村常见的资源,孩子们能用沙和水玩出很多花样,并在自然材料互动的过程中,增进对沙和水特征的了解,加深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感。孩子们的小手在不停的工作,同时智慧也在脑中灵动。在他们反复的尝试、探索,兴致勃勃。同时动手动脑,合作协商能力也进一步增强。
场景一:制沙砖
中班的几个小朋友来到了沙池里,他们准备打沙,几个小朋友铲沙,把沙不断放进打沙机,只有一个小朋友接沙,接沙的这个小朋友着急了,说“你们不要急,不要弄得太多,我这边接不下了”。于是我便和孩子们商量重新进行分工,两个小朋友来放沙,另外两个小朋友来接沙。然后再由两个小朋友来给沙分类。再加上水,一块块沙砖就拍成了,孩子们真棒。
场景二:堆高楼
潇潇和灵灵几个小朋友来到玩沙池,用铲子、小桶等工具将沙倒入洗沙池,再拧开水龙产砂,用耙子、木棒搅拌、洗沙,洗过的沙子再经过水道流入,但水流量较大,我过去对他们说:“我们想个办法把水流走吧”后来孩子们想出了挖沟的办法。于是孩子们用各种玩具挖沟通。大家用洗过的沙堆成了一座高楼。真漂亮,孩子们兴奋极了。
场景三:筑城墙
曹可涵和王可两个小朋友说:“我们来打仗吧。王可说“我昨天看电视了,打仗要有城墙。那我们带筑城墙吧。”他们先把沙堆积成山脉,在拍打的过程中,却发现沙堆不够紧,后来想起来用湿沙来做,果然拍紧了。拍过后把桶翻过来,往山岳上一扣,再把桶拿走,沙成型了,于是城墙便筑起来了。这时其他几个小朋友也模仿起来。但是他们筑的城墙却塌了,后来我把王可请过去做小老师,他告诉小朋友要把桶扣紧,否则会塌的,最终,孩子们都完成了筑城墙,也玩起了打仗的游戏。
案例分析:
1、孩子们喜欢玩沙
他们通过混乱合、搅拌、筛选、运输和造型,从而进一步的了解沙子的特质,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幼儿的语言表达、动手操作能力,促进了幼儿间的团结协作。让幼儿从小学会交往合作,为他们以后的社会性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2、孩子学会合理分工
孩子们打沙的过程出现了问题,老师及时介入,重新进行分工,这样教师就成了幼儿适时的引导者。也让幼儿体验了分工的重要性。
3、让幼儿学会选择,遇到困难时及时想办法。
在制作城墙时,一开始城墙老是会塌,到底为什么差,幼儿学会了开动脑筋,并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得出结论,从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4、当幼儿全身心投入游戏时,要提醒幼儿注意案例和卫生
我从事班主任工作多年, 深知班主任工作繁琐, 一个问题解决了, 新的矛盾又出现了, 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值得大家研究和商榷。本学期初, 我碰到这样一件事, 下面是处理过程与事后感受, 希望大家有所感触。
2010年开学初的一天, 我发现我班潘同学上课迟到, 晚自习不上 (他是住宿生) , 经过了解, 知道他住在外面, 不住学校了。震惊之后, 我想怎么处理呢?首先, 我给他家里打了个电话, 家长说他们也不知道这件事, 以为还住在学校, 听得出父母很生气。第二天, 我又找来其他同学了解到, 他住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 而且喜欢睡懒觉, 所以迟到几次了。准备好后, 我找来了潘同学, 首先我让他说明情况。他说住学校晚上睡不着, 晚自习看不进书, 住外面安静, 能看书做作业, 有利于学习, 等等。听完后, 我问他为什么上课迟到?为什么不经父母同意擅自作主?为什么背着老师自作主张?一连串的问题, 看得出他从从容自若到惊慌失措的转变, 接着我又分析住校和住外的利弊, 特别强调在当今社会治安不良的情况下, 住校外的种种不利因素, 最后希望他尊重父母和老师的意见, 重新考虑住宿问题。过了几天, 我见他还住在外面, 又找到他, 但效果甚微, 看得出他住外的决心 (我知道他个性倔强, 我得有耐心运用对策) 。于是, 我再一次与他家长联系, 这一次我发现父母有点力不从心了, 只提到能把学习搞上去 (潘同学承诺) 就让他去, 但还求助于我, 希望我想想办法。挂了电话, 我突然觉得肩上担子的份量, 学生不听父母, 又不听老师的话, 难道答应学习搞上去就可以同意他住校外了?况且越是这样的学生越有点信誓旦旦, 讲话不算数, 而且住在外面很容易出状况。第二天, 我又找到潘同学, 这一次我表情非常严肃, 首先我批评他不尊重父母的做法:父母的养育之恩成就了你今天, 你不好好学习, 掌握一点真才实学, 将来拿什么报达他们? (情感投入) 再说你能保证住外管好自己, 把学习搞上去?如果能, 那我们先来个约定, 9月17日补考前, 你先住校, 如果你补考五门科目都过, 我同意你住外面, 如果有一门不过, 那你得无条件回校住, 他思考了一下, 答应了我们的约定。补考成绩出来了, 潘同学同学仍有两门不及格并将参加本学期的重修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这一次, 我胸有成竹地找到他, 根据我们的约定, 潘同学无话可说, 很自愿地回校住宿, 并且按我的要求写下了保证书 (必要的手续) 。而且, 这次我们谈得很深, 他也讲了不少, 他说通过这段时间的波折和老师的教诲, 觉得还是住在学校安全、方便、经济 (外面房租、交通、伙食等费用很高) , 而且不听父母、老师的话, 确实有些理亏、心亏, 觉得对不起你们, 这次补考就是最好的例证, 再说还有一年就要出去实习了, 在校的时间不多了, 更要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好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因很简单, 用事实讲话, 说明学生通过亲身体验, 是能转变的 (其实, 看似风平浪静的湖面, 其水下往往存有湍急的暗流, 可以想象, 潘同学在这段时间所经历的思想斗争不亚于湍急的暗流) 。当然, 这中间要有催化剂, 那就是老师的教育和指点, 甚至可以用事先预知结果的约定来稳住学生, “诱其就范”, 使其踏上良性的教育轨道。而且通过潘同学的案例, 其他有这种想法的同学也打消了念头, 这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试想如果当初我视而不见或者轻描谈写地处理一下, 那问题的结果就恰恰相反, 第二个潘同学来了, 第三个, ……一个月后, 潘同学家长给我打来电话, 说儿子变了, 变懂事了, 生活也正常了, 很是感激。而一学期来, 潘同学学习确实很用功, 成绩上去了, 班级事情关心了, 各方面表现都有很大进步。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发现班主任的责任是巨大的, 既有父母的重托, 又有社会的责任。班主任除了要关心、爱护学生外, 还要严格要求学生, 不能事事迁就学生, 溺爱学生。班主任对班级的管理要按照校纪校规和班规, 有一定的原则, 有一套适合自己班级的管理模式;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要时刻关注, 对成绩优秀的学生要给予一定奖励, 对成绩差的学生要多谈心、多教育、多鼓励, 发掘其厌学的“病灶”, 对症下药, 及时“治疗”;对学生学习松懈、爱玩网络游戏、上课睡觉、讲话等纪律差的现象决不姑息, 要严肃处理, 不仅仅要对他们进行严格教育与管理, 更要对他们的自我认知和潜力进行挖掘, 使他们发现自身的价值, 并进行后期的跟踪督导。班主任在处理问题时除坚持原则外, 对不同的学生要用不同的方法, 处理问题要注意轻重缓急。同时也要注意角色的转换, 既要当学生的老师、父母, 又要做他们的朋友, 一句关怀、一声叮咛可能会使身处逆境中的他们觉醒、振奋, 做到“严、爱”结合。另外, 班主任对学生的兴趣爱好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因为它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 要通过活动挖掘学生的潜力和创造力, 锻炼他们锐意进取、积极向上的意志, 增强他们主动成才的意识, 培养他们为班争光的荣誉感, 使他们早日成人成才。只有这样, 才能不辜负千万家庭的期望, 才能实现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目标, 才能完成党与人民的重托。
鉴于高职院校生源的差异性, 学生整体素质差距大, 以及社会、网络对传统班主任工作的冲击, 高职院校班主任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班主任在工作中一定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案例) , 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对待, 加以区别和分类, 妥善处理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 班主任在处理问题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或措施将直接影响事情的结果, 而事情的结果却可以影响整个班级的工作。所以, 高职院校的班主任工作任重而道远, 需要不断努力, 寻找适合自己班级的管理方法, 做好学生工作, 以建立一个积极向上的优秀班集体。
参考文献
[1]许丽丽.论和谐发展理念下的民办高校班主任工作[J].考试周刊, 2010, (33) :232-233.
过了一会儿,我看弟弟还不回来,就去叫他,可是我看见的却是一只在沙坑里玩耍的“泥猴子”。走进一看,原来是弟弟啊。顿时,我也有了兴趣,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中。
我向弟弟借了一把小铲子,弯下腰,“咔嚓”、“咔嚓”开工了。不一会儿,这里留下了我们造的房子、种的树林、挖的小河……
我们玩累了,回家洗手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变成两只“泥猴子”。我们互相挤眼,“哈哈!姐姐是只‘大泥猴’。”“你才是一只‘泥猴子’。”
刚放学的妹妹走过来见了我们,头也不回地跑走了:“啊!我家有两个大妖怪,快跑啊!”“你别跑。”“这个声音好熟悉啊,对了,你是我姐姐吗?”“废话!我不是谁是啊。”
这几天是国庆假期,我和妈妈还有一些同学跟团去漳州东山岛旅游。
天晴得像一张蓝纸,几片薄薄的白云,像被太阳晒化了似的,随风缓缓浮游着。一下车,凉爽的海风就带着海水的湿气迎面扑来,感觉非常舒服,仿佛吹走我的疲劳,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这里的海滩,沙子软绵绵的,又细又平,一点也不伤脚。海浪把各种小巧玲珑的贝壳从海底深处卷上沙滩来,就像是给金色的沙滩绣上无数细小的花。
我们决定进行挖沙坑比赛,分成男生队和女生队,哪个队挖的坑最深就胜出。商量了一会儿,我们女生队就分配好了工作,有的挖坑,有的搭围墙,还有的去运沙子。不一会儿,我们女生队就挖了一个大深坑,再看看男生队,才一半呢!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几位叔叔要去捕鱼,于是我们就把两个深坑改造成鱼池。
我们不断地去海边提水,把鱼池装得满满的。这时,叔叔们捕获了许多鱼,我挑了几条可爱的小鱼,放进了女生队的鱼池。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搭的`围墙不够高,女生队的鱼池水马上干了,倒了好几桶水也无济于事,我们只好把鱼放进男生队水分充足的鱼池里。
关键词: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现状分析,启示
外语教育的整个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除旧立新、改革调整、遭受挫折和改革发展。虽然有一些曲折, 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是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外语教育体系正在逐渐完善并且更加适应国家发展, 外语教育以英语为主体, 俄语、德语、法语、日语多语种发展的趋势也逐渐形成;也在逐步完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建设、教学方法、考试评估、师资培养、教学研究以及语种布局。
一、优势方面
(一) 在教育体制中很受重视
国家教育部规定外语教育是公民的必修教育。在中学里, 外语一直是中学生必须学习的科目, 学校里也提供了几个语种供学生自主学习。同时国家教育部规定, 外语也是大学期间的公共必修课之一。
(二) 在学校教学中地位很高
在中国, 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进行英语学习。由于外语是高考中的必考科目之一, 因此, 外语的讲授及学习在学校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大学期间, 每年两次的全国性的四、六级测试也让学生们更加重视英语学习。外语在学生获得学位、考研, 以及就业中占有重要一席。
(三) 在社会层面上深受认同
自从改革开放开始, 外语在国际交往中一直是必备工具, 因此人们更加重视学习外语, 家长们更是尤其重视外语学习, 格外关注学校外语教学的质量。在社会上, 很多儿童、成年人, 甚至老人也加入到学习外语的行列中。社会用鼓励、认可的眼光看待学习外语的人。
(四) 在外语教学水平上提高很大
合格的师资、配套的教材、统一的评估测试、多种教学方法是目前外语教学现状。外语教学资源十分丰富, 教学要求和教学水平也不断提高, 很多中学生都能与外国人对话。
二、劣势方面
(一) 没有统一课程标准
制定出一个所有学生可以统一贯彻使用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仍是我们现在外语教学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现在的外语课程标准是针对各个阶段设立的, 各阶段之间的衔接还存在断层。20世纪50年代, 廖承志就提出采取从小学到大学“一条龙”培养外语人才。
(二) 评估方式有待提高
我国历来重视外语教学的测试, 从小学开始直至研究生博士阶段, 一直都在进行外语考试。但是我们外语测试主要集中在词汇、语法、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等方面, 对于语言的应用能力的测试还十分有限。
(三) 教学模式偏于传统
目前, “传统模式”依然是外语教学模式的主要形式, 课堂依然是以在了解外国文化的同时, 练习听说读写的技能。中国外语课堂的特点是“以教师为中心”, 课堂忽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四) 师资培训力度不够
外语教师的岗前、岗中培训一直受到社会以及学校的重视, 但培训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培训方式较为单一、培训时间过短、培训机会也不是很多等。
三、启示
(一) 制定从小学到大学统一课程标准
2009年,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 《关于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我国外语教育》的提案具体提出了制定“一条龙”式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与教学的要求, 希望制订出一个从小学直至大学英语教学的《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与教学要求》文件。按照此文件来实施英语教育, 使大学毕业生的英语掌握及运用能力能够达到统一的标准。
(二) 评估方式上重视语言应用能力
应该说教学评估是通过测试完成的, 这就要求我们按照《国家外语课程标准》建立与此对应的、全面的综合评估体系。综合评估体系的评估功能应是多方面的, 内涵要丰富, 评估手段和形式也要是行之有效的, 注重学生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
(三) 教学模式趋于多样化
教师课堂教学除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外, 也要注重教学模式多样化, 比如采取探索模式、沉浸模式和双向沉浸模式。探索教学模式的多样化, 转向课堂以“学生为中心”。
(四) 社会及学校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的素质是教育是否能够落到实处的关键点, 因此社会及学校要更加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外语教师的入职、在岗培训要受到重视, 同时要丰富教师的评估、培训方式。教师的入职及在岗教育可以由政府来协调完成, 比如提供资金、网络、教师职业发展学校、外语教师协会等其他渠道。
参考文献
[1]Richard Brod and Elizabeth B.Welles, Foreign Language Enrollments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all1998,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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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壮麟.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J].外语研究, 2002 (3) .
[4]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4) .
1 材料选取和风积沙含泥量配合比设计
1.1 材料选择
本试验样本采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的毛乌素沙漠地区, 乌审召工业园区至嘎鲁图镇一级公路, 原状土采取5个不同试验段和取土场。采用筛分试验对其进行级配测定, 并根据级配曲线得到该试样的不均匀系数, 由此判断试验土样的级配程度, 如表1和表2所示。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 穿沙公路含泥风积沙的粒径主要分布在0.6 mm~0.075 mm区间内, 属于级配不良, 粒度比较均匀的中细沙。
1.2 风积沙含泥量配合比设计
通过对试验选取的试样粒径进行分析, 采用室内试验方式, 制备含泥量分别为5%, 15%, 30%, 50%, 70% (以粒径小于0.075 mm为含泥量的界限值) 。得出各个含泥量风积沙试样粒径分布和不均匀系数, 如表3和表4所示。
通过土工试验测定各含泥量风积沙试样的界限含水量 (注:对于含泥量5%的土的液塑限可以不予考虑) , 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 不同含泥量的风积沙试样, 随着试样含泥量的不断增加而呈现增大的趋势。出现这种状态, 是因为风积沙中随着粘性土含量的不断增加, 试样中的矿物质成分随之产生变化, 从而使得风积沙沙中的含水量变化时, 颗粒之间的吸附性逐渐增强所导致。
2 不同含泥量风积沙压实特性
试验采用JTG E40-2007公路土工试验规程进行不同含泥量风积沙击实试验, 分别配制不同含泥量的风积沙[3], 含水量为2%, 4%, 6%, 8%, 10%的土试样共5组, 结果见图2。
由图2可知, 在不同含泥量的风积沙重击试验中, 当含泥量在30%~50%时, 风积沙试样随着含泥量的逐渐增加, 其干压效果越来越不显著, 并且, 最佳含水量呈现增大的趋势;当含泥量小于30%时, 风积沙试样干压效果显著, 最大干密度出现在干燥和饱和状态。
通过重型击实试验得出含泥量和最大干密度的关系, 见图3。
由图3可知, 随着含泥量的增加, 风积沙的最大干密度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3 不同含泥量风积沙的强度特性
采用JTG E40-2007公路土工试验规程进行CBR试验, 在最佳含水量下浸水4 d进行不同含泥量的CBR试验[4,5]。由图4可知, 不同含泥量风积沙的浸水CBR值, 随着含泥量的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含泥量在60%以后, CBR值的减小趋于平稳。
4 结语
通过对不同含泥量的风积沙路用性能的试验研究可以分析出, 风积沙作为穿沙公路的路基填料是切实可行的。对于含泥量为30%左右的风积沙, 最大干密度达到最大值, 可以将风积沙的力学性能分界线划在30%, 当含泥量小于30%时, 可以作为穿沙公路路基填料;当含泥量大于30%时, 需要对风积沙进行改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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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约10%的人口即六亿五千万是残疾人, 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显示, 全球只有3%的残疾人和1%的残疾妇女拥有读写能力;发展中国家90%的残疾儿童没有上学, 特别是那些有智力残疾的儿童。研究表明, 连结家庭与学校有助于残疾儿童的学习与发展[1]。除了特殊教育场所以外, 让能接受普通教育的残疾儿童与健全发育儿童一起参与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残疾人保障法》第24条也明确指出, “普通教育机构对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人实施教育, 并为其提供便利和帮助”。因此, 近年来, 在中国越来越多能适应普通教学的残疾儿童已加入到了与健全儿童一样的普通教育环境中。
众多研究表明, 在群体生活中, 残疾儿童比健全儿童拥有更大的被同伴拒绝或伤害的可能性[2]。尽管有很多法律法规的约束, 不可否认, 在中国 (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 , 残疾儿童仍受到一些来自家长、教师、甚至同伴的歧视或排斥。家长方面, 不仅健全儿童家长对特殊儿童存在误解和歧视, 而且残疾儿童家长也没有正确的认识, 严重地影响了残疾儿童的教育。教师方面, 在学校里部分教师对成绩落后的残疾儿童不够重视, 致使他们学习上受歧视, 心理上受压抑, 身心健康发展受到极大阻碍。此外,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残疾儿童在很多情境下都受到同伴的排斥, 其排斥的方式不仅包括明确、公开地拒绝, 还有被动地忽视。在游戏活动中, 残疾儿童比健全发育的儿童更可能被同伴拒绝[3], 获得更少的社会肯定与报酬[4]。
二、健全儿童对残疾同伴的态度
对于可接受普通教育的残疾儿童来说, 他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健全儿童一起度过的。那么, 在亲密的共同学习、生活的环境下, 健全儿童到底是如何看待身边的残疾同伴的?研究表明, 健全儿童对残疾同伴被排斥的现象的受残疾类型、性别、年龄以及认知能力的影响。
(一) 残疾类型。
残疾类型一般可分为身体残疾和智力残疾。总体来说, 健全儿童更容易在活动中排斥身体残疾的儿童;并且, 相比于智力残疾的儿童, 健全儿童普遍对身体残疾的儿童表示出更深的同情[4]。研究者分析, 这或许是因为残疾儿童的外形有明显的缺陷, 而健全儿童在做情绪判断时主要依靠社会因素而非道德因素, 他们认为有身体缺陷的儿童无法做好某项活动, 很少考虑到公平性问题。
(二) 性别。
一般情况下, 女孩比男孩对残疾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同情, 对排斥残疾儿童的现象表现出更多的难过[4]。然而, 若身边发生因性别刻板印象产生的排斥现象时 (如认为女生不擅长体育运动, 所以排斥女生) , 健全儿童都会对此表现出消极的情绪, 如伤心、难过, 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3) 年龄。小年龄阶段 (如4岁左右) 的儿童面对残疾同伴被排斥的现象, 会表现出“快乐损人者”现象, 即认为犯过者只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会很快乐, 不管他是否伤害了他人[5]。6岁到8岁的儿童已渐渐学会加入道德因素来思考问题, 也会表现出复杂一点的道德情绪, 如“内疚”、“悔恨”等等。此时的他们慢慢明白“公平”与“平等”的意义, 并将其运用到与残疾儿童的相处过程中[6]。
(4) 认知能力。对于拥有较高认知能力的儿童, 学会根据不同的情境来调整自己对残疾儿童的态度[5]。例如, 在学习情境中, 健全儿童更愿意接纳身体残疾的儿童的加入, 而排斥智力残疾儿童;相反, 在运动情境中, 他们更愿意接受排斥智力残疾的儿童, 而非身体残疾的儿童;此外, 在社会情境中, 即对身体和智力没有显著要求的活动中, 健全儿童对智力残疾和身体残疾的儿童的态度并不会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 他们对智力残疾、身体残疾如何具体影响不同的团体活动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三、总结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使我国残疾人的工作、生活、教育等问题取得了历史性进步。然而, 在与健全儿童共同参与学习、社交活动的过程中, 残疾儿童还是经常受到来自于各方面的排斥。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得到以下几点关于学校教育的改善方式:
(1) 提高残疾儿童参与普通教育的入学率。有关部门应该不断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已有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努力帮助那些有能力接受、却因为经济或自卑等原因无法参与普通教育的残疾孩子, 使其能与健全孩子一起走进课堂, 这是对残疾儿童享受普通教育的基本权益的保障。
(2) 以学校为单位多举办接纳残疾儿童的活动。研究者发现, 来自多民族混合的学校的儿童, 就不太会对其他学校的儿童产生人种歧视[7];同样, 在拥有智力残疾儿童的班级里的儿童更愿意接纳残疾儿童。在儿童道德观念形成之际, 让健全儿童多多接触残疾儿童, 是减少其未来歧视残疾儿童的有效办法。因此, 以学校为单位弘扬接纳残疾儿童的思想, 能非常有效地减少健全儿童对残疾儿童的排斥, 给残疾儿童营造一个较好的成长环境。
(2) 教师进行针对性地引导。教师应针对所教班级的儿童的年龄、所拥有残疾儿童的类型等对他们进行特定的积极的引导, 而不是盲目说道理。从而使得残疾儿童在一个包容、培养自己能力的环境中成长, 促进其身心健康发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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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定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从政策的规划和合法化到教育政策目标的实现,还存在着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过程,即政策的执行。[1]任何政策的有效执行,都与政策本身科学合理且操作性强、政策执行的行政制度富有权威、执行人员素质高、政策执行资源丰富以及执行文化环境良好等因素紧密相关。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也不例外。
1. 双语教育政策科学合理且操作性强
首先,政策的科学性是其有效执行的首要环节。政策科学与否是政策目标实现的根本前提,如果政策科学而正确地制定,其执行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大大损耗政策执行资源。[2]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一方面表现在该政策是由新加坡政府组成调查委员,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对国内外双语教育进行深入调查后,结合新加坡实际以报告的形式出台的,如1979年的《吴庆瑞报告书》以及1992年的《王鼎昌报告书》等[3]另一方面在该政策执行过程中,其阶段性和延续性能够有机结合,具体表现为政策目标和政策方案执行时间的阶段性与延续性。一是政策方案的执行与政策目标的实现不仅表现出分阶段逐步进行,而且,此阶段政策不仅是下阶段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同时也是前一阶段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延续。[4]如在独立之初,新加坡政府就明确学校采用双语教育政策,并坚持不懈地完善该政策,直到1979年构建起完整的双语教育体系。二是该政策的执行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如既没有因为领导的更迭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从幼儿园贯穿到高校整个教育体系。[1]
其次,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可操作性强。只有政策可行性强,执行者才能把握住该政策的精神实质,正确地领会决策者的意图,从而促使政策的顺利执行。该政策的可操作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目标符合其国情,也就是在促进政局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同时,培养高素质人才。如双语教育政策在不同阶段的调整和完善措施无不说明这一点;二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类型、教学方法和内容设置符合学生的实际需要。如新加坡采取滴注式、沉浸式、保留型与过渡型等多种双语教育类型相结合的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法,如交际法与结构主义教学法以及使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如多媒体;[6]建立与双语教育政策相适应的考试分流制度以适应不同学生的需要等;力求将双语课程设置与学生认知发展水平保持一致,如学前教育机构的英语和华语课程内容保持同步,英语课学习“apple”,华语课就学习“苹果”。[7]
2. 双语教育政策执行的行政制度富有权威
公共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执行,离不开一个国家制度的权威。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成功不仅有赖于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还在于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如政策的统一推行、教材与课程的统筹安排以及资金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权威才得以完成。
首先,双语教育政策的统一推行、教材和课程的统筹安排依赖于中央集权政府。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使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在各民族语学校统一实施而未遭到一些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抵制,从而保证了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而彻底的实施。如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将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合并成国民型学校,就反映了其行政管理权威的巨大作用。[8]而该国双语教育教材的编写与课程标准的设置以及师资的招聘和培训,都是由代表国家的新加坡教育部及其下属机构直接负责。如政府规定中小学所使用的教材以国外引进为主,自编为辅;并统一规定双语课程设置如中小学的英语、数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学科采用英语编写;而中小学的母语、公民与道德等学科则采用母语编写;规定中学三、四年级的不同宗教课使用不同的教学语言,如佛教使用华语和英语,基督教使用英语等。[7]
其次,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还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双语教育的经费,如1979年“新教育体制”所制定的双语教育政策,就是由政府任命副总理吴庆瑞博士领导的教育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结果。如果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委员会的调查是难见成效的。[8]同样,双语教育在学校层面的执行也需要大笔资金用于招聘、培训、组织教学人员以及设备设施的更新,这些费用是个人和组织难以承担的,也只能依靠政府。当然,对于个别妄想贪污或挪用教育经费的行政人员,政府采用法律等强制性手段以及建立反贪局等机构予以严厉惩处,从机制上确保教育经费确实用于双语教育政策的推行。总之,正是新加坡富有权威的行政管理模式保证了其双语教育政策的持续推行。
3. 双语教育政策执行主体素质高
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力要素中发挥着最核心的作用,尤其是高素质执行人员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知道,文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一般说来,执行人员的文化水平愈高,就愈能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更理性地考虑问题以减少盲目性。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执行人员包括中央政府官员、教育部官员以及双语教学人员,这些人员的素质都比较高。[11]
首先,由于领导的文化水平愈高就愈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措施,能更好地领会和执行好中央的方针政策。因此,新加坡实行精英治国策略。如新加坡第一代领袖都是留英学生中的佼佼者,如李光耀总理与吴庆瑞博士等人。[12]因而,他们也非常重视选拔德才兼备的杰出人士来担任政府、内阁、行政服务和法定机构等部门的领导。[13]如后来的吴作栋总理、张志贤以及尚达曼等人。
其次,学校层面双语教育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也很高。这是因为新加坡严格选拔各级学校领导,要求所有中小学校长必须在教学领域中产生,副校长大多是副硕士研究生毕业。[14]为了提高教师素质,不仅严格选拔本国人才,同时还在世界范围内挑选优秀师资,如到中国、英国等国招聘华文与英文教师。当然,合格的政策执行人员只有熟练掌握政策的基本理论以及该政策领域的专业知识,才能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执行政策。[15]因此,新加坡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双语教学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其对政策的认识水平和执行能力。如早在殖民地时期就设置正式的教师培训学院(TTC)满足以英语和华语为教学媒介的学校师资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编制了一整套系统而连贯的双语教学基础理论、双语教学交际技巧以及有关语言学习经验的专门课程。同时,还组织双语教师参加各种在职培训如教学研讨会、座谈会等;或者派教师到国外接受英语或母语培训。[3]通过多种途径,新加坡双语教育的各级主要负责人的素质都比较高,因而能够正确理解该政策,并能在此过程中敢于创新,大大提高了政策执行力。
4. 双语教育政策执行的资源充裕
任何政策的有效执行,都有赖于相应的人力、财力投入。因为财力、物力资源是保障政策执行的经济技术条件,充足的财力资源有利于执行要素的优化组合。[17]
新加坡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力资源以保障其双语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如1965年新加坡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高达6,300万新元,占国家预算总金额的24%,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而在1997年投入42.6亿新元;[18]2006年新加坡政府总共拨给69.7亿新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9]不仅如此,教师教育投入在所有教育领域的开销所占的比例逐渐提高,从1991年的1%提高到1993年的131%。[20]而且,新加坡双语教师参与各种培训所需费用由政府买单,如华文教师参加双语培训完全是免费的。为了引进优秀的双语教师,该政府不惜花费重金在世界范围内招聘。而且,为了稳定双语师资队伍,该政府还实施合理的薪酬分配制度,以留住优秀师资或减少政策执行人员的腐败机会。新加坡教师待遇非常好,仅次于军人。如2003年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的年薪是17万~27万新元,副教授是10万~20万新元,讲师是7万~12万新元,助教是4万~8万新元。[21]中小学校长的月收入大约为1万~1.5万新元,普通教师的月收入在2.5千~5千新元。[22]
5. 良好的双语教育政策执行文化环境
政策执行力文化,是指政策执行主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政策执行力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执行人员(如领导与社会群体)的言行、对待政策的态度,如饱满的工作热情、坚强的意志品质、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直接影响政策的执行效率。[23]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其领导人的言行与态度密不可分。如李光耀在1960年明确指出:“新兴国家一开始如能使语言统一、避免分歧,必会促成建国路程顺利稳当。”[24]再如20世纪80年代面对不平衡双语教育政策所导致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消退,新加坡政府采取诸如“推广讲华语运动”等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当然,政策的有效执行还需要下属官员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新加坡中小学校长经常不定期听课,抽查教师的教案和学生的作业本,组织学生讨论以及时了解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不仅如此,社会群体对某项政策的认可与支持程度也关系到政策的有效执行。社会群体常常根据该项政策是否符合自身的利益进行权衡后,才决定是否认同与支持。如在独立初期,新加坡政府采取以英语和母语为教学用语的双语教育政策代表了社会各阶层最普遍的共同利益,所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而且,只有当一项政策的正面效果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肯定,并认为支持某项政策可以长时间获得最大利益后,社会群众才能自觉支持其执行。[25]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实施40多年来,其国民从中也切实体会到了不少好处,因而能够自觉支持该政策。
二、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得以有效推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成功经验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提高我国双语教育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自教育部[2001]4号文件出台后,我国双语教育政策逐渐在全国各地学校,尤其是高校开始推行。从中央到学校内部的政策内容可以看出,双语教育政策本身存在先天的缺陷,也就是在制定过程中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比如,在政策制定之前,地方和学校往往缺乏深入而系统的调查,如对双语人才的需求、双语师生水平、双语教学资料准备、双语教学类型等缺乏全面的了解。同时,在双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对其执行情况以及面对的困难也没有大量的调查。因而,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在制定和完善时,由于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我国双语教育政策与双语师资培养计划,在各级教育之间也没有形成连贯而系统的体系,缺乏应有的衔接性。此外,由于没有相对统一而具体的教学措施等因素,我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所以,不断增强我国双语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是今后完善该政策的首要任务。
2. 加强我国双语教育政策执行制度的权威
尽管目前我国很多学校在面对重重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在艰难地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但是,我国双语教育政策缺乏统一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国没有明确的相关管理部门、没有相对统一的双语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二是我国没有用于双语教育的专项资金;三是同一个省市以及同类学校也没有大致统一的符合不同需要的政策措施。
3. 提升我国双语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
学校层面执行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双语教学政策的最终执行。根据众多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双语教育政策难于执行或执行效率低的原因主要在于执行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决策者和管理人员往往缺乏对双语教育的系统理论探讨,因而制定出的政策以及管理措施也存在一定缺陷。由于他们自身对相关领域的实际操作技能缺乏深入了解与实践,因而在培训执行这一政策的校长与教师时,无法就双语教学过程给予他们应有的帮助与指导。同时,由于担任双语课程的教师在职前和职后都缺乏相应的培训与学习机会,即使想理解并有效执行此政策,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国应增加各级人员学习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双语教育素养。
4. 加大双语教育政策执行的财力资源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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