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与媒体自律(精选8篇)
摘要: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大众传播媒介一直以来承担着报道新闻、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提供娱乐的社会职能,是党、政府和人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于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社会生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近几年来,媒体自身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对于媒介的自律和监督就显得尤为迫切。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正陷入严重的困境,必须探索其出路,使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媒体自律舆论监督 社会作用 360卫士和腾讯QQ 新闻工作者
前不久的360卫士和腾讯QQ大战,可以说是网络时代的舆论劫持,其中有背后隐藏的推手,他们已经自成体系,分工明确,有策划、有公关,甚至还有打手,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还有“网络水军”,通过各种手法几乎控制着国内所有的主流论坛和大量的网络水军,可以操纵舆论。而从媒体的角度来看,网络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人为炮制社会热点制造轰动效应,对于反常的、异化的、丑陋的东西,网站不是将其消除,反而采取置顶、加精等方式加快去传播速度,这样的网络媒体,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操守。从这个事例的背后我们可以思考出许多问题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是舆论形成的重要途径,居于舆论先导地位的新闻舆论,对于社会舆论既是新闻传媒的一种导向,又是受众心声的一种回应。一个时代的社会舆论,总是折射出那个时代新闻舆论导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广度和深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我党开始重视舆论监督后,一些政府也出台了政策或法规以保障舆论监督的顺利进行。同时,一些新闻媒体也开创了舆论监督栏目,网络媒体也开始兴起,舆论监督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努力最终使舆论监督能够在我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监督的前提在于知情,最大限度地拓宽与群众交流的渠道,是开展舆论监督的基础性工作重点重大决策、重要会议和人事任免,以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都要及时反馈给新闻媒体,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既接受群众监督,又最大范围地争取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舆论监督的要义在于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自觉运用和依靠舆论监督推动和改进各项工作。舆论监督固然要揭露违法犯罪行为,批评不良社会现象,促进问题的解决。但是,舆论监督毕竟只有舆论的影响力,而无执法意义上的制裁性和强制性,不能直接解决问题。要使舆论监督发挥最大效能,关键在于建立相应的回应机制,从而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和相关组织“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作出回应,而不是仅仅依靠领导批示,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处理,只有这样,才不致贻误战机,真正把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开展舆论监督的支点在于将舆论监督和监督舆论结合起来,形成舆论监督的良好导向。舆论监督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帮忙而不是添乱。党委、政府既要支持新闻舆论大胆地开展监督,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和呼声,又要通过正确的引导,把困难、前景和希望告诉群众,把社会主义改革的前途、命运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增强社会凝聚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中外任何一家新闻媒体都把新闻的真实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我国某些新闻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或者为了获取某些经济利益,不顾事实的真相,任意对事件进行歪曲报道,或者遗漏重要细节,或者添枝加叶,更有甚者凭空捏造新闻。假新闻的出现是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践踏,如果任由其自由发展,自然会伤害到真善美,而助长假丑恶。更为严重的是因为误传信息而影响决策,从而延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对于失实和虚假新闻进行监督的手段没有力量。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之一是进行舆论监督,加强正确的舆论监督,对于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但是,一旦出现虚假的新闻报道,出现新闻记者索贿受贿的问题,国家新闻主管部门就显得软弱无力。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监督新闻媒体运作的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新闻主管部门监督执行的力度不够硬。
我们不能忽视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对我“西化”、“分化”的渗透以及对新闻队伍的影响;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对新闻队伍的侵蚀也不可忽视;腐败分子和别有用心之人拉拢腐蚀媒体从业人员的现象,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新闻队伍中,违反宣传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记者、编辑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舆论监督稿件,那些该报,那些不该报,那些要早报,那些要晚报,那些该发“内部参考”,那些该发“公开报道”,一概不理,一意孤行,一味“求快”,“抢发”、“抢报”、“炒作”案件报道,这样势必出现干扰大局的噪音、杂音,干扰党和政府的正常工作,干扰政法部门查案、办案,不是帮忙,而是添乱,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纠正。
以上问题,虽然是发生在少数媒体、少数媒体从业人员身上,但这些不正之风损害新闻工作的声誉,弱化了新闻的公信力,干扰了舆论监督的健康发展。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媒介要想更好的发展进步,必须要首先从自身找原因。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建立自律工作机制。媒体自律,可以为媒体赢得较大的有弹性的活动空间,为寻求更大的自由,媒体必须要实现有效的自律。
(一)加强记者的法律素养
记者在提高新闻技能的同时,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培养法律意识,明确采访活动要受国家安全制度和社会公共秩序以及被采访对象权利的制约。新闻工作者要正确看待自己的权利,所谓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只是就职业特征的范畴而言,而不是说有什么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力。某电视台一法制记者为调查一个丈夫包二奶的情况,将话筒和镜头对准这名男子让其公开承认,弄得当事人无处遁形。之后,这名记者又带着受害的妻子寻找丈夫的情人,导致现场当事人大打出手,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场面无法控制。在这里,记者策划并成为新闻事件的导演,违背了记者客观记录的职业准则,还侵犯对方的多项民事权利。还有记者为了调查文物盗卖情况,竟然冒充文物收购人员,诱惑盗墓人实施犯罪。记者为完成报道事先设置的议题,设置陷阱公开引诱人犯罪,自己的行为也涉嫌犯罪。凡此种种,都将媒体的采访行为置于法律上的不利地位,媒体形象也因此大打折扣。
公信力是新闻媒体取信于社会和公众的基本条件,也是影响媒体品牌塑造的重要因素。违法的采访只会大大削弱媒体的公信力,由此而导致民众对媒体的不信任,会让媒体的新闻采访活动越来越难以开展。因此,应当增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素养,这样素养并不在于能背下多少法律条文,而是一种法律精神的建立,特别是明确自己作为新闻主体面对采访对象时要承担的法律义务。有了这种法律精神,传媒才能减少被动,增加主动。
(二)加强记者职业道德修养,杜绝恶意新闻炒作
《国际新闻道德信条》指出: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他们应当尽可能查证所有的消息内容,不应任意曲解任何事实。反观媒体热炒的几起食品问题的“冤假错案”,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先有个别媒体爆出“猛料”,随后大批媒体纷纷跟进,造成以讹传讹的新闻媒体间议题设置的互动,最终形成“舆论监督”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很少有记者对这些“猛料”调查取证,对消息来源实行“二次监督”。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恶意炒作之实,是记者在食品安全问题报道中职业道德缺失的一个特殊表现。这种将媒介自身的特殊利益暗含在道德化的陈述之中的做法,比一般的新闻炒作更能误导公众和舆论,其危害性也更大。因此,媒介在此类问题上不能见利忘义,而应该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实事求是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总之,舆论监督工作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需要社会各方面、各部门的理解和配合。媒体发展到今天,从报纸、杂志等纸制媒介到广播、电视,再到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每一步都是跟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媒体的发展是伴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新闻媒体和其所生产的精神产品,是这个社会有机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新闻媒体的良性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对媒体的监督有既有利于媒介自身的发展,形成健康成熟的媒介生存环境,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良好发展,更好的保证受众的知情权,更有利于保证新闻媒体在法律、法规的制约下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新闻工作者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新闻工作者只有在自身的思想深处真正树立起搞好舆论监督工作所必需的角色观念,舆论监督工作才会有原动力,才会健康、顺利、有效、正确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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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舆论,一般是指社会生活中大部分公众对某一事态的意见和看法。而监督,有“监察督促”之意。人人都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彼此也有相互监督之权力。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和行为,人民舆论如何表达?公众监督如何实现?社会情绪又该如何传递?新闻媒介这一社会公器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民可以通过新闻手段来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自己的 意见和看法、形成舆论并促使其解决, 从而对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实行制约。
正是因为新闻媒体具有监督权、报道权,可以代表民众行使知情权、言论权,所以,它在关注焦点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近些年来, 伴随着中国传媒业的蓬勃发展,记者受贿勒索、假新闻泛滥成灾、有偿新闻的集体腐败、左右干涉司法政务……部分媒体时常僭越法律准绳和道德底线对自 身监督权力“寻租”现象的接连产生, 在社会上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动摇到了民众对“无冕之王”公信力的尊重与认可,逐渐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媒体监督的重新审视。媒体可以监督社会, 谁又来监督媒体呢?
新闻舆论监督的现状与问题
1.舆论监督不当
(1)党性薄弱,立场错位
监督是新闻舆论的基本功能之一。一些批评、揭露性质的报道也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出了强烈的监督特性。但如果只是简单的把舆论监督和批评揭露, 甚至是批评揭露党与政府划上等号未免太狭义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稳定改革发展大局,更好地上情下达、沟通民意,更好地帮助人民群众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支持,更好地推进社会进步、政治清明。监督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绝不能为了监督而监督、为了轰动而监督、为了收视而监督,为了出名而监督,扰乱民心、动摇根基,把党和人民放在对立面上互相抨击。媒体人应时刻牢记, 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必须坚持对党和人民负责的高度一致性。
(2)滥用权力,越俎代庖
以司法为例。司法审判向公众公开,接受传媒监督,是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新闻媒体的介入,本意也是为了集中反映民意需求,监督司法机关工作过程,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公民权利。但是在现实实践中,媒体有时重新整合的案情会导致偏离真相,有时为搏版面会提前曝光案件关键人物或证据,有时又会制造舆论裹挟民意绑架司法,极端时还会出现一边倒的公允缺失。特别是一些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经常会让法院审判陷于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两难境地。甚至法院会迫于舆论压力,被动做出在法律层面略有瑕疵的回应以平抑激昂的民意,之后又被掀起新一轮的舆论争议。如此恶性循环,皆因媒体没有摆正位置,滥用新闻自由权力,以监督强权破坏司法独立、损害司法公正。类似超越组织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制监督,甚至取代执法部门行使权力现象在其它方面也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
2.舆论监督不力
(1)监督缺失
在信息资讯纷繁复杂的当下,人们迫切需要可信度高的新闻舆论披荆斩棘、引领视听。然而无论是出于“有偿不闻”,还是地方保护,当前舆论监督普遍存在“监督的范围有限,报道的数量偏少,批评的力度不够。监督基层多、高层少,监督一般问题多、重大问题少,事后监督多、事前监督少”的现象。而这种舆论缺位会使新闻媒体逐渐失去社会影响力,媒体从业者也会丧失应有的尊重与威信。
(2)监督过度
一方面体现在尺度过大。如上文提到的司法监督,媒体有时已不再满足于做一个监督者,而是恨不能做个审判者,片面渲染、大肆鼓动,往往严重干扰正常司法程序,甚至制造冤假错案。另一方面体现在力度过大。报道时机不当,或是针对某一点某一人某一事长篇累牍密集舆论造势,往往会给问题的解决造成很大的被动,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困扰,甚至会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再一方面体现在手段过度。偷拍、暗访、监听甚至诱导,这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采访方式已经成为了媒体惯用手段。虽然可以因此揭露很多暗箱黑幕,但也因极易侵犯到公民的正当权益而易引起公众对媒体的抵触心理。
3.舆论监督失实
(1)无心失实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报道必须是多方佐证、翔实准确的。但有些媒体业者工作不够严谨,报道内容不清晰、描述事件不全面,数字、细节有错漏, 以致新闻失实、舆论误导,反而制造出新的社会矛盾。
(2)虚假新闻
相较于“无心之过”,制造虚假新闻对于整个媒体行业来说更是一种毁灭性打击。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欺骗性的制造新闻噱头、颠倒黑白、断章取义、演绎生造、哗众取宠,都是抛却职业道德、泯灭社会良知、为社会所不齿的恶劣行径,更是滋生新闻腐败的温床。
4.舆论监督不易
(1)采访难
门难进、脸难看、不合作、不理睬,甚至扣押、砸抢、恐吓、殴打等等,都曾严重阻挠过媒体记者的新闻采访,甚至威胁到生命财产安全。
(2)发稿难
摸爬滚打、东躲西藏、千辛万苦采来的一堆素材或是写完的一篇稿子,没等审定就在各种“说清者”的轮番轰炸中不得不“胎死腹中”,媒体业者的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极受打击。
(3)官司难
既是舆论监督,难免得罪结怨。媒体记者经常遇到新闻纠纷,多数属于被监督者心生怨气刻意滋事。如忙于应付官司,必然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所以尽管新闻官司胜诉率不低,但更多媒体人宁可选择庭外调解。
新闻舆论监督的完善与发展。
1.完善行业机制
我们必须看到,目前舆论监督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其一,媒体监督法律地位不明确,其后果就是媒体监督权的削弱和被侵犯。其二,媒体行业的制度建设不完善,一些缺乏自律性和社会责任感媒体人由于监管不到位便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甚至新闻造假、收贿索贿。所以,要顺利地实现舆论监督功能,就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保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监督环境。
2.提高从业素质
从业人员的素质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行业生产质量的高低,舆论监督工作更是如此。随着新闻队伍的急剧膨胀,各种良莠不齐的人员鱼龙混杂。要务之一,提高新闻从业门槛,吸纳真正优秀人才组合队伍。要务二,尽快提高从业者素质,通过专业教育再造和行业法规约束,树立其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要务三,尽快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加强自我监督。例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就先后制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并受理有关记者违反职业 道德的社会投诉。对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督。
3.主动接受监督
媒体要在敢于监督的同时接受监督。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主动接受监督,勇于坦承不足,努力改进完善,不仅仅是督促自身发展进步的需要,更是对社会公众的基本尊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放在阳光下运作,寻求更为有效的形式和途径,实现新闻工作者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协调统一,才能更好的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公平正义。
结语
新闻舆论监督实质是人民借助新闻力量公正发声、抨击时弊、抑恶扬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商业竞争导致低俗化,摒弃职业操守和社会公德,全然不顾铁肩担道义的新闻使命,只会让新闻媒体离人民越来越远。行使权力就必然要承担义务。舆论监督更需要行业自律与法律法规的健全制约,方能行得端、走得稳,底气十足。
从新闻媒体的职能特征和社会责任上来看,媒体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社会的“信使”。一方面它以新闻信息传播者的身份活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以社会为生活舞台和服务对象,广泛接触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以新闻手段向社会提供第一材料。另外,新闻媒体也是社会舆论的表达者。它在反应舆论,引导舆论方面具有权威性。舆论一经新闻媒体的传播,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直接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和行动。尤其是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它的影响力就更巨大。任何政治背景的新闻媒体都以其广泛的新闻报道活动,直接、经常、普遍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影响人们工作,生活交往,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因素。对个人而言,新闻媒体可以影响人们对社会、对人生、对前途和命运的看法,影响个人的成长;对政府而言,新闻媒体可以影响到政府决策的贯彻实施。如果处理不当,有时甚至会掀起很大的风浪,给社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使政府处于被动境地。所以新闻媒体在舆论上反映什么,不反映什么,怎么反应,小则关系一个人,一个单位,大到关系到一个地区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对新闻媒体进行社会监督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它应该成为一种制度被媒体接受,同时也应该成为全社会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
在我国,媒体中个别节目在舆论导向上出现错误的例子并不少见。尽管它可能是某个编辑、记者的个人行为,但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不可低估的。同时,它影响的还是一个媒体的整体形象。
2007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报社记者站的管理。要求报社记者在工作中不得从事与新闻业务无关的其他活动。记者站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新闻报道或者记者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以新闻报道为名要求采访对象订报纸、做广告,或者以“曝光”相要挟向采访对象索取财物等行为。(该《通知》共提出七条要求)。这个《通知》虽说针对的是报社记者,但也给其他媒体敲响了警钟。各类媒体及其记者都该拿起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了。
那么,怎样对媒体进行监督呢?福建新闻界的做法值得借鉴。在工作中福建新闻界严肃对待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新闻界“四大公害”,各新闻单位制定硬性制度,把加强自律和接受社会监督相结合,努力锻造高素质的新闻队伍。福建广电集团就制定了七项规定,明确记者不准有利用采访、拍片之便收取钱物等行为;建立评议制度,聘请老同志和业务信息员监听监看节目,每月至少编辑一期《反馈意见》和《信息反馈简报》;开设新闻热线,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虚心接受社会监督。
媒体并非都是对的。如受“受众需要论”,“受众本位论”,“新闻商品论”等观念的影响,媒体就有可能偏离宣传的正确轨道,放弃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以“受众本位论”的发源地美国为例,他们认为受众需要的新闻只有三个,即金钱,女人和罪行。按照这一理论来做新闻的效果是什么呢?据统计,1994年美国电视里出现的暴力场面比1993年增加了40%,相应地15岁至19岁的青少年犯罪案比5年前增加了两倍多。这个结果确实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比喻:说受众就好比孩子,孩子大都爱吃糖,但大多数家长都知道不能依照孩子的性子想吃就吃,因为糖吃多了有害健康,但也有人说:我不给孩子糖,别人会给的,这孩子就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引申到媒体上就是,如果我不搞色、腥、煽,别人也会搞,那样,受众就跑到别的媒体上去了。于是“孩子”的健康问题就抛在一边了,你软我也软,先把“孩子”拢住了再说。请问,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该做的事吗?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有的主张。
媒体有责任和义务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做为主导的宣传思想。如果我们的媒体一味的去报道凶杀、暴力、色情、吸毒等社会问题,那必将会产生难以扭转的负面影响。面对广大的受众,增大发行量,点击率,收视收听率固然重要,仅仅以此吸引“眼球”为目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自由言论不是一个自爱的媒体该做的事儿,它只能聊慰一部分低级趣味者的情趣、辱没了媒体自身的清誉。
对媒体进行监督不仅仅是给媒体挑错别字、挑病句。它应从大事、大体、大局,从舆论导向的高度、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开展工作。它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新闻媒体的党风廉正建设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并进而提高报道质量,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从而推动社会各项事业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一、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目前的困境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
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监督主要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决定等重大事项,开展执法检查,组织述职评议,受理人民群众的申诉和控告等形式和手段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施监督,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重要职权。但人大行使权力的方式主要依靠会议来行使。而由于人大的会期非常有限,故依靠会议来进行监督的力度甚弱。那么,在闭会期间如何来行使人大的监督权呢?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由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组成,因此,必须依靠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来具体发挥人大的监督权。而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人大代表主要集中在各行各业中已经取得突出成绩的个体。这便无形陷入了一个悖论:一般只有在某领域、行业成绩卓然的人方有可能被选为人大代表。而被选为人大代表后,由于其本职工作繁忙,时间、精力等都非常有限,则根本无法充分履行其所享有的监督职责。而那些具有充沛时间的公民,一般工作成绩平平,却很少有可能被选为人大代表。因此,通过人大代表的途径来行使人大的监督职责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中,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困难性。另一方面,即使那些少部分人大代表精力非常充沛,可以行使其所享有的监督职责,但由于人大监督在规范与制度上缺少有效而具体化的监督方式,从而使其监督职责依然不能得到有效地发挥,因为,我国人大监督的方式主要限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决定重大事项,开展执法,组织述职评议等,而这些监督方式由于只具有宏观性,而缺少具体的规范性、操作性、程序性,且某些时候还具有较强的政治性等因素,因此,人大监督一般很难在社会中得以有效地运作。目前,人大监督已陷入了一种困境,其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监督效果甚低。舆论监督也是我国监督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监督形式之一。舆论监督,简言之就是利用新闻媒介等大众传播手段,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引起人民的关注,在社会上形成普遍性的看法,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上述不良、不法行为得以及时纠正和救济,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作,维护社会的公平及正义。舆论监督曾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因此,在理论上,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民主性、独立性等特征。但在现实中,舆论监督同样存在着运作的困境。首先,目前舆论监督一般都被理解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工具,很大程度上只具有政治性,且不少新闻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把某些领导人的个别讲话或某个决定片面地等同于坚持党性原则,从而使目前的舆论监督很大程度上丧失其所应具有的独立性。其次,目前舆论的组织机制存在着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舆论媒体在组织机构、人事管理、财政经费等方面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政府,这也是目前舆论监督很难充分发挥效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互动的现实基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都存在着一定的困境,但针对两者的困境,两者在诸多方面具有相通之处,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监督上的互动,从而达到取长补短之效。首先,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都具有人民性。人大监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和积极的政治参与者等,具有广泛的民主性等特点。而舆论监督在主体上,也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民主性。正确的舆论以人民的声音为主导。李瑞环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曾明确指出:“舆论监督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群众行使其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一种有效形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人民的意志和情绪,人民的意见和建议,都要通过新闻报道把这些反映出来,形成舆论,也就是舆论监督。”其次,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的范围都具有广泛性。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人大权力的最高权威性所决定,其监督范围实际上覆盖了整个社会,涉及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而舆论监督由其自身的社会性所决定,也可对任何违纪违法特别是腐败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其他监督形式如司法监督、党的监督等一般只局限于某个特定范围,或某个特定领域,不具有监督范围上的全面性。再次,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都具有公开性,相对于内部监督而言都是一种外在监督。人大监督一般均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因而对于人民大众而言,其具有公开性,是一种外在的监督。而舆论监督的主要功能是为民众提供接近国家,接近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的通道。其面向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大众,同样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具有公开性。因此,人大监督和舆论监
督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通性。近来,温州市人大在监督方式上进行了创新,通过设置《代表在线》、《事实面对面》等舆论栏目,使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进行互动结合,充分利用舆论监督的方式来发挥人大监督的效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也根基于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具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也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具有现实可能性。
三、人大监督与
舆论监督互动的优势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基础。针对目前中国的现实,笔者认为,两者的互动结合将更加有利于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职能的发挥,进而完善现有的监督体系。首先,人大监督虽然具有最高权威性,但其现有的监督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一般很难具体操作,取得实质性的监督效果。多年来,人大监督一般只限于两种方式:一种是听取报告,包括听取行政机关的报告,听取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等;一种是对执法机关的监督检查。从人大监督的现实效果来看,由于监督方式的宏观性、或程序的非规范性及较强的政治性等原因,使得人大监督在实践中的监督缺乏应有的力度。而如果引进舆论监督的方式,则可以改变人大监督的现状。由于舆论监督具有时效性、快捷性等特点,其信息内容可以较快地让社会了解、知悉。这样,人大监督通过舆论监督,很快便可切实有效地使人大监督的内容向社会予以公开,从而树立人大的权威。其次,由于目前舆论监督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其本应具有的监督效能很难得以充分地发挥。而如果实现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由于人大地位的至上性,舆论监督可以有效地摆脱“依附性”,将其监督效能予以有效而充分地展示,从而有利于保证舆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在社会上的权威性等,进而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再次,两者的互动可以使人大监督中被监督者的责任得以落实,强化监督的效果。任何监督都必须对监督的责任进行落实,才能对被监督者产生威慑,达到监督的效果。没有监督责任的监督必将流于形式,而无实质效果。当前人大监督仅有的几种监督方式之所以效果不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的责任未能有效地落到实处,从而使被监督者能够“逃之夭夭”。而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则有利于摆脱这种困境。英国学者密尔曾说:“如果组成政府监督的人员滥用权力,或者履行责任方式同国民的舆论明显相冲突,就将他们撤职,并明白地或事实上任命其后继人。”由此可以看出舆论监督在社会生活中的威力。虽然舆论监督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和直接处置性,但其可使被监督者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从而迫使被监督者对其行为予以合理、合法的调整。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结合可以有效地落实人大监督中被监督者违法违纪等情形下的责任,虽然这种责任是无形的,但其效果却往往胜过有形的责任。
舆论监督权与隐私权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应受到保护。而日常生活中过了“度”的舆论监督总会侵犯隐私权,所以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舆论监督和隐私权的具体定义是什么?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进行披露、批评,并提出建议的行为。隐私权是一种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性尊严而对私人领域、私人信息、私人事务的一种自我决定权。
我国目前监督机制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民众监督以及新闻监督。其中新闻监督尤为引人注目。众所周知,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和首要原则,因此,越是真实的信息,就越符合新闻的要求,但是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采访越深入,报道越真实、越具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就越严重。隐私要“不为人知”,而新闻要“广为人知”,这就构成了二者的冲突。尤其在21世纪这个信息化社会,新闻媒体为了追求吸引眼球、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往往会触及到人们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个人隐私,即涉及隐私权的侵犯。另外以下几种情况下,个人隐私允许被泄露:①本人同意;②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政界要人,政府高官,他们对公众事务负有特别责任,隐私权也受到限制。及时准确的新闻舆论监督可以起到扶正辟邪、弘扬正气、凝聚人心的作用。③公众兴趣,比如明星消息:④权威消息来源,个人隐私已经被公开记录。由于司法实践中隐私权的模糊界限,一方面需要建全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对新闻机构本身的法制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坚持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便捷的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网络舆论监督,它是传统监督方式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创新和演变,也使得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陷入了更为严苛的对立关系。网络舆论监督当然有它好的方面,郑州“房妹”之父翟振锋因网络举报被检方立案调查,“表哥”、“房叔”们因微博曝光而相继落马„„网络反腐颇见成效。在虚拟的网络社区、论坛里面,网民同时就同一件事发表不同的观点,进行信息的整合与及时反馈,为强大舆论的形成创造条件。在佛山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悦悦不幸被车子碾压,十八名路人冷漠无视。该事件引起重多网友的注意和对社会公共道德沦丧的反思。于是一些偏激的网友将那些冷漠的路人一一人肉搜索出来,了解到他们的姓名、工作、地址,并上门去谩骂。当事人的隐私权被严重侵害。
近年来,互联网逐渐成为舆论监督阵地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基于此,人们对于网络舆论监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尽管互联网拓展了舆论监督的疆域,成为传统舆论监督的重要补充形式,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网络舆论监督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仍然面临着制度、专业、伦理以及法律等方面的诸多困境。
一、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
任何舆论监督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下进行的。监督的方式和效果受到社会制度或制度性因素不同程度的制约和干预,网络舆论监督同样如此。
行政管制依然严格。媒体网站一样受到行政规制的约束,在很多舆论监督事件中传达的是权力部门的话语权。行政力量对门户网站舆论监督的管制依然有效,不过是以间接的方式完成而已,那些被认为有危险性或者溢出许可范罔的舆论往往被要求删帖、封杀ID、甚至最终以关闭网站的方式处理。法律建设相对滞后。目前我国现行的有关新闻性的法律法规,对舆论监督的义务强调多、管制多,而对舆论监督的权利规定少且操作性弱。对于网络舆论监督进行有效规范与保障的法律建设非常薄弱,没有对舆论监督的主客体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清晰厘定,更缺少对抵制甚至粗暴干涉舆论监督的行为的有效制裁,这极大地增加了网民进行舆论监督的成本。经济利益不断诱导。经济力量对于舆论监督的破坏古已有之,无论是媒体舆论监督还是网络舆论监督都同样要面对来自经济利益的诱惑。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前提下.网站依据强大的技术优势.通过屏蔽、删帖等手段阻挠和压制网络舆论的生成与发展。
二、网络舆论监督的信息困境
网络舆论监督具有速度快、波及范围广,声势浩大的特点,传播主体的匿名性、信息把关功能的弱化导致构成舆论监督基础的信息本身的真实、客观与全面得不到保证,从而削弱了舆论监督的效果。信息虚假导致意见谬误。虚假信息引发的舆论不仅不能形成有效的舆论监督.反而会造成对监督对象的伤害,导致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危机。网络传播中把关人的缺失使得大量虚假信息乘虚而入.这些信息会影响人们正确的判断.最终导致意见谬误,损害舆论监督的严肃性,降低网络传播的可信度。信息片面导致监督偏向。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事件的判断往往因为缺少足够的事实支撑而容易走向偏差。互联网上很多信息未经任何过滤就传播出来.每位网民都可以仅从自我的利益诉求出发传播信息而不必考虑事实的客观与平衡,这往往造成网民对事件的认识出现偏见甚至歪曲真相.最终违背舆论监督的初衷。权威性不足,不得不借力传统媒体。网络信息传播的非专业性使得网络舆论监督的优势更多地体现在信息爆料阶段.而在事件的连续性报道、信息的挖掘与整合、报道角度的平衡与客观方面,传统媒体无疑具备更大的优势,因此在网络舆论监督事件中如果没有对传统媒体的倚重和借力,监督的效果往往很难尽如人意。
三、网络舆论监督的伦理困境
由于缺少专业的把关人员.缺少理性的规范,网络舆论的产生更多地呈现出自由随性的特点。激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宽容有余而严谨不足,自由有余而规范不足。言语暴力无处不在。以互联网为个体的匿名状态提供了最为便捷、畅通的平台,摆脱了社会现实束缚的网民可以无所顾忌地释放内心的情绪和意见。谩骂、攻击、诅咒、威胁成为网络语言表达的常态.由此在众多网络舆论监督事件中.很多网民的意见超出了对事件正常评价的范畴.上升为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以片面愤激的语言宣泄代替了理性充分的意见探讨的行为.消解了舆论监督的严肃性,最终伤害的是舆论监督行为本身。非监督化的舆论审判。从现有实际情况看.网络舆论监督有着明显非监督化的审判倾向,复杂的事件往往被简单化处理。网民占据道德或正义的制高点对监督对象及其行为任意评判。无所顾忌。网络上盛行的“网络通缉令”、“悬红追凶”、“网络追杀令”等行为更是让人恐惧于网络舆论赤裸裸的暴力审判。粗暴的权益侵犯。网络舆论监督的伦理困境还深刻表现在网民对于事件的监督往往溢出了应有的范畴,以维护正义道德为目标的监督行为最终却超越了道德甚至法制的底线,背离了监督的初衷。网络虚拟的性质使得很多网民越过理性的樊篱,高挥道德和正义的大棒,迷失在进攻的快感之中。备受争议的“人肉搜索”和“网络通缉”正是因为肆无忌惮地对公民权益的侵犯而被称之为“网络暴力”。
为了充分发挥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基于我国目前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完善和突破。
第一,加强新闻媒体立法,建立健全监管网络舆论的法律法规,实现新闻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健康有序
发展的统一。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存在的侵权现象,要求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加以防范和调控。为此,必须加强网络应用管理的立法,明确舆论监督权的法律界限,包括具体的禁止性规范和惩罚措施,以有效解决网络侵权纠纷。另外,要加强对互联网站的管理,建立健全一整套的网站新闻信息采集发布的审查把关制度,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造谣惑众的行为。
第二、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和网民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道德观教育。首先增强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强化职业道德建设,以向大众提供真实、快速、全面的信息,确保对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舆论的控制和引导,提高网络舆论的社会公信力。同时,网民自律和网络素养教育是正常开展网络舆论监督的关键。因此要加强对网民的网络素养教育这个重要环节。网络舆论问题的消除,关键在于广大网民要提高自身素养,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侵犯他人权利。
第三、充分发挥网络“设置议题”的功能。互联网是一个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信息平台,在众多的热门话题中,网络新闻媒体同传统新闻媒体一样具有为公众设置议题的功能。网络编辑通过“议题设置”,对公众的认知、价值、态度和行为进行全面的引导,从而把网民的注意力和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引导到特定的方向,帮助网民提高对环境的认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目的。
第四、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意见领袖”一方面能够体察民间草根的声音,做到热情而不浮躁,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够理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做到深刻而不偏激。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评论权威的依赖会更强烈,这就需要“意见领袖”为他们解惑,这就要让他们根据网站的开版宗旨,确立并保持该版的主题和风格,及时删除有明显错误和失据、含不雅文字、有人身攻击的言论,并经常发表有关文章和回答其他网民提出的问题等,强化主流言论,孤立非主流言论,从而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虽然我们常说,媒体就是党的喉舌。但但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媒体却很多时候成了搅屎棍,成了他们眼里,成了所谓刁民的帮凶,大大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
其实不然,只有党才是广大民众的代表,媒体是党的喉舌,也就是广大民众的传声筒。但在现实中,媒体想做到党的喉舌民众的传声筒,是相当的不容易。因为在这努力中总会遭到一些自以为是党的代表的行政工作人员恶意的践踏。比如闹得沸沸腾腾的周老虎事件,在社会的广泛质疑下,在媒体的刨根问底下,陕西省相关部门却一再掩藏一再忽悠着民众和媒体。到最后,纸终于包不住火了,陕西省相关部门才被逼着和广大民众和媒体坦诚相对了,结果,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却已经降到了火线。还有最近这一系列的瓮安事件、奶粉事件、疫苗事件等等,大家都不难发现,当政府部门在忽悠着媒体的时候,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自己的公信力。因为当民众发现,连社会监督中,最能得到民众信任的媒体的监督,如果在职能部门的谎言前,都无能为力时,那民众对媒体公信力的失望同时,对这个社会的诚信也已经产生了最大的失望,就更别谈政府公信力的存在了。所以说,一个和谐社会,在政府公信力提升,关键在媒体的公信力发挥。但可笑的是,“防火、防盗、访记者”更是成了不少职能部门的口头禅,甚至是工作手册。
在记者的采访中,就常常遇到这样的困惑。当民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民众一连番的上访、抗议、罢工甚至更加极端的做法,让不少部门紧张得就如临大敌般,其实这时也是最需要作为中立第三方的媒体作为双方传声筒出现时,但事实上,记者却总是遭到一些部门工作人员无理的干涉或者阻挠。比如,一次年底农民工欠薪堵路事件,我们的报料热线电话一时之间可谓是被民众打爆了,虽说堵路讨薪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本来也不是我们本地的“特产”,更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当记者赶到时,却遭到本该现场维护秩序的警察的横加阻止。结果一时之间民情愤懑,差点导致整个事态的恶化。好在在记者一番耐心的劝说下,农民工兄弟们也终于明白了如果连政府都无法相信的话,他们就没“人”可相信了,而一开始态度恶劣的警察也明白了,我们记者并不是他们自以为的点火筒,而是真正的灭火筒。闹得不可开交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堵路讨薪风波,却在记者到达现场后,短短的10多分钟里和气收场了。当第二天民工兄弟开心地拿到自己的血汗钱时,他们恢复了对政府的信任。不过回想这其中的变故,却让记者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因为以“为政府分忧、为人民解难”的我们记者,从来不希望看到在政府的公信力遭到践踏之后,再由我们媒体辛辛苦苦地来维护来恢复。
在几何原理还没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前人就已经很敏锐发现,最稳定的社会形态就是三足鼎立。当然这不是三国演义中的三国逐鹿。所谓的三足鼎立,就是政府、民众中间有中立的第三方,也就是社会监督方。虽然人民的政府并不想成为民众的对立面。但在社会的运作中,政府和民众代表的恰好是某种意义上的对立双面。全世界的生意人都明白,恕不相识的双方生意往来中,他们彼此都需要一位中立的第三方搭桥引线,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介。在构建和谐的社会中,想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其实少不了好比“中介”的第三方的社会监督的存在。而这个第三方的社会监督,最合适的对象恐怕就是我们媒体了。
在笔者本人6年多的记者生涯里,见证过太多所谓的群体突发事件了,而这些群体突发事件,在我们地方政府看来,那都是涉及到社会维稳的敏感问题。而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有些政府官员就记得了媒体的作用。有一次深更半夜,记者就接到紧急通知,因为几十辆的士围堵起了一个派出所,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一个的哥遭到一个醉鬼的殴打,而不巧的是,这个醉鬼在当地还有一定背景后台,结果醉鬼在被派出所抓起来后,那些兄弟的哥却不相信警方能秉公办案,就连辖区的公安局长出面都无济于事,最后记者的到来,看到公安局长当着媒体摄像机的面来表态后,的哥兄弟们终于是放心离开了。而这件事情的本身,也说明了我们媒体,就是社会民众最信得过的政府传话筒,媒体的存在,也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
一个以民为本、依法执政、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政府,它的公信力是无容置疑的。但我们有多少地方政府能做到这一点。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应该扪心自问,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还是因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才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呢。有人说,媒体的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从狭义上来说,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媒体的舆论监督在传达人民群众心声同时也在批评着政府失职或不作为,但其结果呢,如果我们地方政府在及时发现问题做到及时解决了问题或改正错误,那政府的公信力会受到破坏么,答案是不会的,一个知错能改的政府,是人民群众乐于见到的政府,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他的公信力同样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政府的责任占了70%,媒体也必须为政府公信里下降负责。要不是媒体煽风点火,哪里来那么多公信力下降。这就是一些不自我反省的政府官员的观点。其实这种本末倒置,错上加错的想法徒然可笑。还有一种观念说“有效引导媒体舆论监督,重塑政府公信力”,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因为在笔者本人看来,这其中没有一种因果关系,也谈不上引导好媒体舆论监督才能重塑政府的公信力,因为政府的公信力不需要重塑,只是政府公信力有高有低的时候,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是为了让政府的执政更公开更透明,这样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就像我们前总理温家宝同志所说的一样,“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说明了政府不仅要接受舆论监督,更要“主动”接受舆论监督,才能更好地为人民依法行政,也才能真正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但作为媒体记者,我们也应该清楚看到自身的问题,比如一系列的假记者、假新闻、封口费等等有关媒体的负面消息的出现,一度让媒体的公信力大度下跌。在民众的心里,记者是个神圣的职业,被誉为无冕之王!他们肩上担负的是为民请命,监督不良社会风气,维护正义的艰巨使命。这就需要我们广大媒体同行时刻共勉与反省。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和谐社会的构建,就让我们媒体首先提高自身的公信力,也让我们在为和谐社会构建添砖加瓦同时,时刻记住我们的宗旨:“为政府分忧、为人民解难”。
摘要:什么是政府公信力, 可以这么说,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 依据于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 这就是一种由社会公众给政府打分决定的公信力, 那一个公信力满分的政府, 就应该是一个以民为本、依法执政、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政府。
进行舆论监督是党报的职责和优势
搞好新闻舆论监督,是党报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是实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党报等传统主流媒体,似乎是弱化了舆论监督职能。从山东济宁副市长下跪、陕西假虎照、山西黑砖窑等一系列事件中,公众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网络新媒体冲锋在前,在形成如火如荼的巨大舆论热点后,传统党报主流媒体才姗姗来迟被动跟进。舆论监督弱化,舆论引导力式微,党报等传统主流媒体边缘化现象令人忧虑。
其实,重视新闻舆论监督,是党报的传统和优势。长期以来,党报作为思想舆论阵地的“龙头”,在舆论引导工作中一直扮演着“领头雁”、“排头兵”的角色,其特殊地位非其它媒体所能替代。党报必须坚持舆论监督,要经常对实际工作中与党的中心工作要求不符、与社会道德准则不符、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不合的种种现象展开有力的批评监督,促使其转变和改正。党报的特有性质决定了党报开展舆论监督不同于其他媒体一般性的批评报道,它更易使被监督报道的内容为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所重视,也更易使被监督报道的对象对问题警醒改正。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诉求容易集中爆发,党报更要发挥舆论监督的特有优势,为各种积累的矛盾诉求提供一个畅通的疏导渠道,为党和政府建设和谐社会排忧解难。
党报舆论监督弱化的原因
新媒体时代党报舆论监督弱化。而网络等新媒体却非常活跃,其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是技术上的客观原因。网络相对自由,在网上的各种论坛、BBS、博客发表各种声音的环境比较宽松,其先进的传播手段使信息传递更直接、更迅速,并且不易被拦阻,有的甚至还可以与受众进行互动。而党报等传统媒体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网站、QQ等即时通讯新媒体,又不具备互动性。久而久之,传统的党报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弱势就显现出来。
其次,党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受到的束缚较新媒体更多。党报媒体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各种“禁令”可以很快传达到位。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习惯于将舆论监督称为“负面报道”,认为搞批评报道既有损形象又影响社会稳定,要求新闻单位封锁“负面消息”等,千方百计抵制批评报道。有的问题已经成为网上热点和焦点话题,相关部门还是控制传统媒体进行报道,而实际上这些措施往往只能限制更“听话”更准确更权威的党报。另一种情况是,党报主流媒体最早掌握了线索,却因受到限制而被网络等新媒体抢发了。这样,就让党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或弱化或缺位,沦落为新媒体的配角、追随者。
现在,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当某一地方“负面新闻”在网络上已成为热点,舆论呈现出明显一边倒现象,其中有不少是狂热的偏激的话语甚至是谎言,在特别需要正确舆论引导的时候,在最需要我们的党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发出权威声音的时候,党报等主流媒体却出奇一致地保持“沉默”,让新媒体上的“小道消息”放任自流,丧失了党报最可贵的权威性。
党报如何加强舆论监督
党报的舆论监督具有很强的威慑力,这是由党报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决定的,也是由其舆论监督手段的现代化、形式的公开化和传播的快速化决定的。党报的批评报道容易使监督对象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不怕通报就怕见报”、“不怕处分不怕降(职),就怕新闻大曝光”,就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舆论监督的威慑作用。
党报要做好舆论监督,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是舆论监督要形成整体合力。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是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党报应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前提下,加强舆论监督。搞好舆论监督关键是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揭露假、恶、丑,促进工作。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严禁天马行空、越轨违规、偏离正确导向,又不能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同时,舆论监督还应加强与其他监督形式的配合与协作,争取纪委等专门监督机关的重视与支持,力争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
二是新闻工作者要重视法律规范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切忌搞“媒体审判”。对被批评对象做出正确、公平的评判是正确实施舆论监督的前提。这就要求新闻记者重视法律规范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除了研究相关政策外,也要深入研究相关法律,多从法律角度看问题。同时要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记者不是法官,对某些司法问题要注意在未判决前不对审判施加影响,避免造成強制性民意审判或“媒体审判”。
三是新闻舆论监督本身要有制度保证。开展舆论监督的目的不是给政府给社会出难题,更不是跟谁过不去,而是要本着发现问题——报道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建设性思维,推动社会进步。为此,新闻舆论监督本身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首先是新闻工作者应当把握好选题原则和报道原则,选题的宗旨是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问题;基本的报道原则是用事实说话,视事实为舆论监督的生命所在。记者要保持超脱于事件之外的第三者身份,从事舆论监督工作要做到“处于公心,出于良心,秉承善意”。其次是舆论监督要有好的制度保护好记者的合法权益。现在,舆论监督陷入了一个怪圈——中央越支持,群众越关心,阻力就越大,如辽宁发生的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就是如此。在“新闻官司”趋于复杂化、尖锐化的情况下,新闻单位要有制度缓冲保护一线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者,如设置法律顾问、律师团队,随时为记者提供法律支持。同时,党报记者也要有强烈的证据意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闻侵权的司法解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审查核实发表的稿件所报道的内容是否失实。现在新闻单位在法庭上常常拿出大量的采访记录,但很少有被采访人的签名或其他佐证,这样庭审时非常被动。党报记者在采访时不仅要有文字记载,还应采取录音、拍照、录像、绘图等方法将一些重要的材料证据收集起来。这样,有利于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舆论监督健康顺利的开展。
四是实行新闻宣传和经营活动严格分开,确保正确舆论导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党报面向市场,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但是,党报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其本质属性又决定了我们决不能以此为理由,回避乃至放弃新闻舆论监督。要走出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关键的一条就是党报内部要坚决实行宣传与经营分离。新闻主业要保持客观公正,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经营活动,以有效排除各种干扰,顺利地实施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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