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教授发言稿（精选6篇）
任教授：北大医院小儿眼科教授，教育部中小学预防近视专家指导小组成员
李博士：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博士后
儿童近视的患病率不断上升，严重威胁了孩子的健康。同时，一些家长缺乏科学的眼科知识，盲目轻信广告，致使花费了许多时间和金钱，也没有使孩子的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记者近期采访了两位眼科专家，他们全面、科学和客观地介绍了近视眼的成因和防治，并且澄清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有关近视问题的一些模糊认识。
长期近距离地使用眼睛是造成近视的原因 让孩子一生远离眼镜的说法是不科学的记者：现在，学生当中近视的越来越多，从医生的角度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任教授：现在眼睛的负担的确太重了，如果不考虑遗传的因素，和整体的生活环境相关。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近视的发病很高。二次大战期间，很多人都外出参战了，近视眼的人就很少。战争结束后，国家发展教育，近视眼的人又增加了。
李博士：眼睛就像一部照像机，假定一个自动相机常规设定的是看距离5米物体时的成像最清楚。让它看距离3米的物体时，相机就自动调焦，以便看清这个近距离的物体。之后，它又回到常规的焦距。如果我们总让它看近处的物体，这个相机索性就不再调整焦距了，只是固定在看3米时最清楚。眼睛的道理和相机一样。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大多看的都是近距离的东西，包括看书，上网，看电视。虽然人在生下来时，眼睛处于一个远视的状况，但人总是近距离使用眼睛，它必然会自动把焦距放到近处。怎么才能调到近处呢？只有眼轴加长。人的正常眼轴，也就是前后径是24毫米。眼轴加长1毫米，相当有300度的近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的原因。
记者：孩子成为近视眼，有的父母满不在乎，有的父母是特别焦虑，让孩子不断尝试各种仪器和药物。近视眼是一件那么可怕的事情吗？
任教授：一般把300度以下的称为轻度近视。父母不必过于担心，这并不算一种病态的状况。事实上，高度近视，也就是600度以上的人，在整个近视人群当中也就1-2%。大多数是中度和低度的近视眼。有的广告说，让孩子永远拒绝眼镜。这种说法并不科学。一个人这辈子不可能拒绝眼镜。小时候，正视眼（也就是正常视力，医学上称正视眼），或轻度远视眼，到青年、中年时，都可以不用戴眼镜，但是老了以后，就离不开老花镜了。
李博士：发生近视，我们要引起重视，但没有必要过度紧张。人是在不断地进化，近视也属于人眼睛进化的一种状态。如果我是一个正视眼的人，看33厘米距离的物体，需要的调节是3个屈光度的调节。一般看1个小时就会感到疲劳了。如果我有100度的近视同样看33厘米的物体，它只要有一个屈光度的调节。相对来说，你看一个小时累了，我看三个小时才累。如果我有300度近视，我的焦点正好就是33厘米，从理论上讲，我看多长时间都不累，因为没有调节。
现在，我们研究屈光学的人经常呼吁，在升学时，除去特殊职业的要求，不要太苛求孩子的视力问题，只要矫正视力达到要求就可以，不一定非要不戴眼镜的视力必须到什么标准。因为，现在大多数人从事的都是近距离的工作，有一定度数的近视，对人的眼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家长不要以为近视一点就不得了，其实没必要。
如果孩子在整个学习阶段只保持有200度左右的近视眼，成年以后是好事。因为如果没有近视的话，人到40多岁就开始老花眼了。如果有100多度近视的人，花眼的情况就会比视力好的人延后10年。如果有300度近视，可能到七八十岁才老花眼。所以没有必要把近视看得过于严重。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的一些宣传，为了推销某种产品，把近视的危害说得很可怕。当然，为了避免近视程度不断加深，日常的卫生保健是必要的。
遗传是影响视力的重要因素，高度近视的危害很大
记者：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父母近视，孩子也很容易成为近视眼。遗传对孩子眼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呢？
任教授：在近视眼的问题上，遗传占有很重要的作用，环境的因素只有40%。而且，某个孩子到底有没有近视遗传的因素，这种情况很难说。因为父母虽然不戴眼镜，但是祖辈有可能近视，或者有这个因素，没有显现出来。在对遗传的理解上，一般人都能明白，孩子哪部分长得像爸爸，哪部分像妈妈。其实，在眼睛这种具体器官上也是如此的。眼睛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东西，它的每一部分单独的结构是否正常，各部分的搭配是否合理，也是接受父母的遗传影响的。虽然这种结构上的差异非常细微，但的确对眼睛有影响。因此，我们只能从后天方面做些努力。比如我曾对一些朋友建议，两个高度近视眼的人结婚肯定对后代不利。而且，高度近视眼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李博士：在研究当中，要找到一个足够的样本做近视眼是否遗传的研究是很难的。目前，最多的研究样本是几百个病人。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近视眼是会遗传的。这种遗传多指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如果父母双方都是高度近视，下一代近视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如果父母有一方为高度近视，孩子近视的可能性为57%。如果父母都没有高度近视，下一代得高度近视的可能为20%。这个结果并没有更大范围的验证，只是作为参考。从我们实际接触的病人来看，遗传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记者：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发展为高度近视呢？高度近视的危害是什么？
李博士：人的发育是有阶段性的，到了一定年龄，怎么用眼，也不会特别发展了。7岁以后，人的眼睛的发育已经到了一个缓慢的时期。绝大部分的孩子是不会发展为高度近视的。因为高度近视的人当中90%是遗传来的。而且，这种状况很难控制，它的基因就这样。如果单纯靠疲劳，使眼球变得特别长，而造成高度近视，实际上是很难的。尤其是孩子越大，眼睛的可变性也就越小。
我们把近视眼分为一般的近视和高度的近视，以600度为界限，一般近视不会造成病变。眼睛分为三层结构，外层有角膜和巩膜，中间是葡萄膜组织，里面是视网膜。眼睛好比一个球，高度近视的人眼球外层的组织在变大，里面的组织不变大，而这两层组织是粘在一起的。其结果必然是外层的组织是把里面的组织拉薄了。这样，视网膜就变形了。再拉就可能撑出一个洞，最严重的就是拉得脱落了。从这个原理出发，我们就容易理解，近视程度越深的人，发生病变的可能性越大。
高度近视可能会造成的危害，一种是反映在视网膜方面，有视网膜的变形、裂孔、脱离。还有一种反映在玻璃体方面，就是飞蚊症。它的表现是，如果人在看一种有比较亮的背景的物体时，会感到眼前有像蚊子一样的东西飞来飞去。再有一种就是青光眼。绝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因为近视眼而导致失明的。以上情况的发生，在高度近视眼的人群中发生的比例要比低、中度近视眼的人要高一些。
预防近视的关键时期是学龄前，孩子上学之前一定要做全面的视力检查
记者：从很多报道得知，孩子上学以后，近视的比例不断增加。是不是说，学龄的孩子最容易得近视眼？
任教授：刚出生的孩子，大多是远视眼。随着年龄的增长，远视的度数逐渐减少，医学上称它为“正视化”。大部分孩子在9岁~10岁之前完成这个正视化的过程。如果再向前发展，眼球继续拉长，就是向近视眼的情况发展了。不是每个孩子必然都会从正视眼向近视眼发展，要看它的基础的状态。这个工作实际上应该从幼儿园抓起，应该了解孩子在学龄前的基础屈光是多少。大多数新生儿是远视眼的200度~300度。到了四五岁时，还有200度左右的远视，这是大多数孩子的正常状况。如果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远视，或者说只有50度的远视，那么这个孩子将来就会是近视眼，或者说可能性非常大。5岁的孩子如果有150-200的远视眼，这很好。因为它的调节功能，晶状体改变形状的能力强，看近、看远都不困难。这时注意用眼卫生，很可能将来不是近视眼。从预防近视角度讲，学龄前就应该有视力检查和屈光检查，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验光，以便及时发现孩子是否有近视眼的倾向。这样在上学时就要特别注意，字写得大一些，注意光线、距离和姿势，多做户外活动。
目前，验光的工作还没有普及，但从儿童眼科的角度看，学龄前有一次验光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孩子已经上学了，在一年级时一定查一次视力，并且散瞳验光。当然在小学低年级，最常见的眼睛问题，不是近视，而是远视和散光等，这些都可以在视力检查中确诊治疗。
记者：有人说10岁~13岁是近视眼发病的高峰期。这样看来，是不是因为学习负担的逐渐加重，使得孩子们成为近视眼的越来越多？
李博士：有关近视高峰期的问题，有人说是10岁~13岁，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实际上，人生下来都是远视眼，除了个别的发育不好是近视之外。为什么是远视呢？因为眼球小和短。0岁~3岁的时候，人的眼睛发育是最快的，但并没有长到正视眼的情况。3岁~7岁，眼睛还在发育，但是比之前要缓慢。大部分人在7岁时，眼睛是正常视力。7岁到青春期这一阶段又接着发育。在从远视到正视眼的过程中，有一些人长过了，超过正常视力的界限，变成近视了。其实，这时的发育反而慢了，只是眼睛还在继续长，很容易就长过了。换句话说，到7岁时，大多数人的眼睛已经长到头了，也就是我们认为的正常视力的范围。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人就长过了，只要长过一个，就出现一个近视眼的人。这样给人的感觉是7岁以后，近视眼越来越多。
父母总不去考虑以前的问题，总是考虑后面的问题。因此，对近视的重视，在7岁之前关注，比在7岁之后关注更有意义。一些父母在孩子3岁时就让他读书认字。这个阶段眼睛发育本身就快，再增加这样的负担，显然是催化，一定是加速了眼睛的发育。直到孩子7岁左右，父母可能也还看不出来孩子眼睛存在问题，因为这期间眼睛一直在长，是个远视状态，没有达到正视眼。等孩子八九岁时，父母突然发现他近视眼已经有些晚了。实际上，他在三四岁时，眼睛不好的结果已经造成了，只不过看不出来，父母也不知道罢了。我用举例说明，假设男孩的身高1.5米是正常，超过1.5米就是有问题。在3岁前，他怎么长也不可能长到1.5米。可是到了一定年龄，他很容易就长到，甚至超过1.5米。因此，要想控制孩子不超过这个限度，小时候就要控制饮食。到了一定年龄，他自然就不会超过1.5米了。现在父母在认识上的误区是，以为是由于上小学以后，孩子得近视眼才越来越多。实际上这都是以前积累的结果，到一定的年龄就显现出来而已。
因此，那种几岁到几岁是最容易近视，或者说是高发期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应该是到这样的年龄，近视眼的问题逐渐爆发出来了，而孩子会不会近视，在7岁之前已经埋伏下隐患。当然，如果我们重视用眼卫生，合理配戴眼镜，仍然可以控制近视眼的发展速度。
假性近视不必配戴眼镜，真性近视配眼镜后应时摘时戴
记者：什么是假性近视？它一定会发展为真性近视吗？而且眼睛不好，是不是一定都要配眼镜？
任教授：小孩经常表现的是视力波动，这几天看电视特别多，如果查视力，就会差一些。家长带孩子旅游，多玩几天视力又好了。这些都是因为眼睛调节功能的不稳定造成的。
我们有时会采用一种辅助的办法，滴一种叫快速散瞳剂的眼药水，帮助孩子的眼睛休息。比如，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临睡觉前点一下，让睫状肌放松了，瞳孔也放大一点。这时再看东西是看不清的了，4-8个小时，药物的作用也就过了，对第二天的学习不影响。我们只是对某些最近视力才下降，视力一向很好，近期有考试，无法进行散瞳验光的孩子给他临时用这种药，也不长期用。
假性近视是什么？用药物散瞳验光，使肌肉放松下来，假性近视验光出来是远视眼或正视眼。他根本不应该戴近视眼镜。但如果是假性近视就指导孩子放松调节，劳逸结合，散瞳本身就有治疗的作用，散瞳验光后没有度数，眼睛反而就好了。如果戴近视眼镜，眼睛就要适应近视造成的聚焦状态，最后就真正成为近视眼了。
假性近视无须戴眼镜，如果孩子坐在后面看不见黑板，可以跟老师说一说，调到前面去。现在有争论，近视眼是不是一定都是从假性变成真性，还是从来没表现出假性，一下子就是真性。有很多孩子突然视力下降，一验光，他已经是二三百度了，所以并不是人人都经过假性到真性的阶段。大多数人不经过这个阶段，要近视就真的近视了，所以一定要到正规医院验光确定，记者：真性近视的孩子需要戴眼镜，他们是应该一直戴着，还是时摘时戴？
任教授：如果孩子是真的近视了，可以根据孩子近视的程度确定戴的情况。如果300多度了，对面的人走过来，都看不清，老师说孩子没礼貌，生活不方便，就应该戴。如果是150度以下，视力可能是0.4或0.5，是个中等视力，走路，坐车，游戏，都不受影响，就没必要戴，而且看书写字正好。所以，我就告诉孩子，你看黑板或者远处的东西时，再戴眼镜。玩和写作业时可以不戴。如果孩子有散光，应该戴，因为散光容易发生近视，而且近视发展得快。眼球要经常适应一个模糊影象的刺激时，非常容易变长，所以要经常戴为好。总之，应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李博士：配不配眼镜在于是否用到这个眼镜。如果眼睛看不见远处的东西，可以戴眼镜。这个眼镜只是用于看远，千万不要用于看近。为什么呢？从屈光学上讲，我们的眼睛千辛万苦地把焦距调到适合看近的物体，也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看近的时候不累了，但看远看不见。配眼镜后，变成一个正视眼。如果用这个眼镜看近的东西，眼睛必然回重复最初的调节过程，眼睛又会不舒服，这等于把近视眼的意义取消了。于是，眼睛又要增加度数，使看近也能舒服。这样反复，度数就会不断增加。只要戴上眼镜，近视的程度要比不戴眼镜快得多。
配戴眼镜，科学验光最重要，眼镜的度数一定要低于眼睛的近视度数
记者：有的父母认为验光太麻烦，散瞳也会影响孩子学习，所以只是到眼镜店插片验光确定度数，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吗？
任教授：我对家长最大的意见就是随便到外面验光，用插镜片的方法验光对孩子不好。因为其中可能有假性近视的干扰，调节的干扰。直接插片子，不是近视眼可以变成近视眼。低度近视的孩子可能戴上度数高的眼镜。因为小孩有时会紧张，总想看得特别清楚。适应超度数的近视眼镜后，近视发展的度数更快，所以合理的戴眼镜必须要有科学的诊断，散瞳验光是十分必要的。
有很多家长怕散瞳影响孩子学习。散瞳的时候，充分放松睫状肌，通俗的说法就是用药物人为把孩子变成老花眼了。看远处影响不太大，主要是影响看书和写字。上学的孩子有顾虑，甚至学前班的孩子都说没时间。我有时和父母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只有退休以后有时间。所以，父母不应怕麻烦，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做散瞳检查。
散瞳眼光不可怕，如果是正视眼，或有300-400度的近视，散瞳后看书正合适。倒是远视眼散瞳以后看不清楚，可以借花镜对付一阵。好多家长的顾虑是在这里，他不知道这是必要的诊断。而且，除了近视，孩子可能还有别的眼睛问题呢。
记者：有的父母发现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看电视，或者在货架前看价格时，喜欢歪头眯着眼睛，但是没有在行动上重视，总觉得平时上课学习紧张，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任教授：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父母拖了一两年才带孩子来看眼睛，孩子的视力都0.4了，家长也不着急。他们就怕散瞳验光影响孩子学习，半天的假都不愿意请，更别说看病一次，验光一次，还有散瞳在学习的上的困难。一二年级的孩子，学习不太紧张，这个事情不会影响什么学习的。对于3年级以上的孩子，我们作为医生会主动照顾的，比如五一节验光，等放完假，眼睛也不会对学习有影响了。或者快放寒暑假的时候来验光，不然等到正式放假，来看病的孩子就特别多。
记者：孩子配眼镜后的矫正视力是看东西越清楚越好吗？
任教授：如果真的配眼镜，一定要欠一点，不用配得那么清楚，看黑板够用就行。这也是眼镜店和医院的重要不同。比如，一个人验光是200度，配250度的近视，孩子会看到1.5。眼睛店就是这样做，什么都看清楚，孩子家长都高兴。而我们经常是给175度，甚至是孩子能看到0.8或0.9就可以了，不要让他看到更好。当然我们在此之前要确定他戴眼镜是能够看到1.0以上的，这说明他只是近视，并没有其他的疾病。
如果孩子个子高，坐在教室后面，可以让他达到1.0，以看清黑板。如果孩子坐在前面或中间，让他看到0.8或0.9就可以了。大多数人还是认可使用一副眼镜的，而不是我们说的多焦镜（后面会谈到），因此，度数欠一点更有助减轻眼睛看书写字时的负担。
戴老花镜治疗近视有道理
记者：戴老花镜治疗近视有道理吗？
任教授：有一定道理。因为有一部分近视眼是因为看近的细小目标的时候，晶状体用调节用多了，睫状肌，也就是支配调节的肌肉高度紧张，又没有适当地及时地放松，肌肉就处于痉挛状态，形成假性近视状态。一般来说，一个是正视眼的人阅读距离33厘米的文字，需要用300度的调节，如果戴150-200度的老花镜读书写字，就少用调节。本来用300度调节，有了200度的眼镜，就只用100度的调节，这样肌肉就得到休息，睫状肌就不像原来那么紧张。通过低度老花镜，准确地叫凸透镜，来放松看书写字时睫状肌的紧张程度。久而久之，避免假性近视造成的影响，是有效的。眼睛好的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预防近视，但是许多人都不愿意戴，觉得麻烦。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比用这种方式做过实验。一个班的孩子都戴，另一个班不戴。经过三四年的观察，统计近视眼的发病情况，事实证明戴这个班的确是好一些，近视眼的人少一些，近视发展的程度慢一些。
记者：怎样具体使用这种方法呢？
任教授：以前，无论近视眼镜还是老花眼镜，都称单焦镜，只有一个焦点。后来发展到双焦镜，同一个镜片上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看远的时候用镜片的上部分，看近时向下看，正好是咱们的阅读距离，自然就用了下半部分。假如有400度近视，上面的部分400度，看远处清楚。下面的部分减掉150-200度的近视度数，也就剩下200度的近视。大量的实验证明减这个度数孩子能够接受。为了预防近视，正视眼的人也可以使用，上半部分是0度，也就是没有近视度数，用在看远处。下半部分，有150度~200度的远视度数，用来看书写字用。但是很难要求没有近视眼的孩子看书写字时也戴这种眼镜。
现在又有发展了，推荐渐进多焦眼镜。道理和刚才说的一样，一个镜片上，看远的部分是在上面，看近的是在下面，中间还有一部分存在很多焦点。这样，看远有400度，看近有200度，看中间有150度的变化范围。这样，人在不同的距离都能够看清楚物体，同时在不同的距离下都能尽量减少睫状肌的疲劳。
目前，这种眼镜已经推广到青少年的近视使用，比较大的眼镜店都可以做。我们医院也可以做，只要指出是渐进多焦就行。这样一来，使用同一副眼镜就能帮助发育中的青少年减轻眼睛肌肉的疲劳，而且也解决了配眼镜到底是时摘时戴，还是一直要戴下去的问题。
这种眼镜贵一些，镜片是外国进口的，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从理论上讲，它对近视眼的进展起到延缓的作用。虽然，临床上还没有大量的数据统计证明，但是，眼科专家都认可这种方法。不过，这种眼镜也不是万能，不是什么度数都能配，比如有散光就不能做，两只眼睛度数差别特别大的就不能做，一般用于中度和轻度的近视眼。
记者：在近视眼治疗方面，目前还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吗？
任教授：从眼科来看，治疗近视就这么几种方案，一是戴眼镜，ok镜也属于眼科的治疗。成人以后有角膜手术，一般要18岁以后。孩子不适合做这种手术，因为他的眼睛还在不断变化。OK镜前几年闹得风风火火，有人说它好，有人认为它一无是处。我认为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和一般的角膜接触镜不一样。它能对角膜中央形成一个压力，效果非常明显，今天晚上戴，明天的视力就感到非常好。OK带来的问题和角膜接触镜的问题是一样的。如果卫生习惯不好很容易引起感染。有关的负面的报道，也往往是不能按医生要求而造成的。我们医院也有这种治疗，对于年龄太小的孩子不适合。高中以后，孩子会掌握自己了，效果好比较好。现在OK镜还在用，南方比北方多一些。
还有就是角膜接触镜，它替代普通眼镜，直接贴在角膜上，光学效果特别好。RGP是一种新型材料，比原来的好，它是高透氧性的硬性角膜接触镜，对青少年是比较适合的。但也是和OK镜一样，有卫生的问题，一般孩子上高中以后配戴比较好。当然，戴这种眼镜都要定期看医生，检查角膜。
社会上的仪器是模拟看近看远，是比较合理的，比如徐广第教授的合像疗法。在看近的时候，集合调节都用。看远的时候，眼位是开散的，调节也是比较放松的。现在城市的孩子住楼房的比较多，很少户外活动。这种情况下，用一定的仪器，让孩子模拟看远处，使眼睛的肌肉放松，肯定有一定效果，但不是必要的。如果孩子能充分地户外活动，就根本不需要什么仪器。
某些仪器和药物能让孩子视力从0。3提高到0。6，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的真正改善，父母要避免陷入近视治疗的误区
记者：现在，报上宣传有各种眼药水，有的说能治疗近视，有的说能缓解疲劳，儿童可以使用这些药物吗？
李博士：我们用药物的治疗或仪器的治疗，只能对假性近视有作用。而对于眼球已经加长的真性近视是没有用途的，目前只有手术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
在药物当中可分两种。一种是减轻睫状肌的疲劳。这类的眼药水，有复方托品酰胺，日本进口的美多丽。点了这种药水之后，人马上会感到瞳孔放大，看不清东西。这种药对缓解睫状肌的疲劳是有效的。而且，除了瞳孔放大的副作用之外，没有其他副作用。孩子可以在晚上睡觉前滴，瞳孔放大也就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眼睛就恢复了，不影响学习。还有一种是大家在广告中常见的诺敦。它其中有一些冰凉的成分，能够缓解眼睛本身的疲劳，比如干涩等。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疲劳。从理论上讲，它缓解不了睫状肌调节的疲劳，它只是点了让人舒服而已。
记者：对于名目繁多治近视的药物和设备，父母应如何分辨？
李博士：真正的眼科医生是很少推荐这种产品的。所有这些东西，只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疲劳的问题。另一种是，有些药物是通过刺激神经，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兴奋性增加，并没有治疗作用。比方说，你现在身体不是很好，我给你吃一种药，能让你感到兴奋。你原来爬5楼都困难，我现在让你爬8楼都感到很轻松。但是这种兴奋不是一种持久的东西，也不可能持久，不吃药后人的身体立刻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
许多人在做近视眼治疗时偷换了一个概念，并不是表面看的治疗前视力0.3，治疗以后，提高到0.8，就叫效果好。我们应该这样看，治疗前600度近视，治疗后变成200度了，这才叫效果好。前面的0.3到0.8可能只是暂时的视力提高，并不是真正的度数减少了。没有人真正地去检测度数是否减少，有的宣传的产品就是故意偷换这种概念。如果是真正研究屈光学的人，根本不看你的视力，因为视力的好坏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人吃了有些药就有可能从0.3看到0.6，但是维持不了，因为并不是焦点落到视网膜上了，而是人的神经的兴奋性提高了。同样还是接受那么多信息，但敏感性和反映性高了，看物体似乎就特别清楚了。
作为眼科医生，应该是治疗前验光，治疗后验光，这样前后比较度数的变化，才能确定近视治疗的到底有没有效果。再说，每个人自己眼睛的就在变化，早上起床，可能是0。8，一上午都在用眼看书，再一测视力，可能就只有0。4了，但是眼睛的屈光度并没有变化。
所以，很多近视眼的治疗，只能解决假性近视，也就是说眼睛的暂时疲劳造成的近视。它绝对不能解决真性近视的问题，从原理上来说，一个变长的眼球，怎么可能再缩回去呢？
让孩子完成作业再玩的做法不科学，孩子在家连续学习的时间应少于40分钟
记者：在目前学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护视力，避免近视呢？比如到底看多长时间电脑需要休息？
任教授：关于孩子应该看多长时间电脑就应该休息，并没有人做过专门的实验统计，因为很难控制相同的实验条件，比如，两个孩子每天看半小时的电脑，甲可能发展为近视，乙就没有。没一个个体没有完全相同的，它的影响因素也是不同的。每个人眼睛的敏感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很难做这样的实验，看多少小时就能发展成近视眼。大致上对小学生来说，半个小时休息一下比较好。有的孩子近视发展得快，可能应该少于这个时间。有的孩子远视的基础比较好，比这个时间稍长一些也没关系，不是绝对的。
记者：看电视的远近和眼睛的好坏有关吗？
任教授：有关，一般我们认为应为电视屏幕对角线的5倍，太近对眼睛是不好的。我们看电视或电影时有这样的体会，太近了眼睛会觉得累，一个是光线强的原因，一个是由于我们的眼睛是平行的，看东西是需要聚合，看近处的目标，必然要两个眼集合。在人看东西的时候，集合、调节、瞳孔缩小，这三个动作是同时发生的。过近的集合，就增加了调节，晶状体就变得突兀了。另外，离得越近，屏幕的清晰程度越高，点的闪烁程度也越强。眼睛的肌肉要适应它，必然是要紧张，这些都会引起眼睛的疲劳
记者；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上一天的课，最费眼睛了。孩子近视的主要原因是学校的课程太多，在家里也没什么办法。
任教授：我认为，家庭才是防近视的重点。写作业的时间应该短于一节课，我总是和家长说这个观点。因为上课的时候，除非考试时，很少是一节课都在写字。大多的情况是，孩子跟着老师走，老师一会讲课，一会写板书。孩子并没有老是盯着书本。眼睛一会儿看远，一会儿看近，是个活动的状态。在家里。有的好学生，都是做完作业才玩。连续一二个钟头，总是在近距离地用眼，使眼睛的肌肉很紧张，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家长要求孩子做完作业再玩，是不科学的。学校的40分钟和家里的40分钟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少于40分钟。
孩子写作业中间应该休息10-15分钟。休息的时间，不应该看电视或玩电脑。这只能使眼睛有加重负担了。帮助父母做点家务，往远处看一看，或者出去溜一小圈。这样，眼睛也休息了，脑子也休息了。父母要训练孩子短时间用眼睛，在短时间内提高效率。不能鼓励孩子非要做完作业才能干别的。到我们门诊看病的孩子，经常是连续学习2个小时，完成作业才玩。不管现在是不是近视，这样用眼睛都是不合理的。而且，孩子往往是越写离得越近，家长也不管孩子的姿势。特别是一些小女孩，字写得小，显得特别秀气，铅笔也削得特别尖。其实，字写得大一点，笔粗一点没什么关系。
记者：有的家长看到孩子近视后，非常着急。在医生看来什么样的措施才是最有效的呢？
任教授：家长不要乱买东西，花了很多钱，孩子学习本来就紧张，又给孩子增加了许多负担，专门做一些仪器，花时间做理疗。其实有这个时间还不如让孩子到户外玩一玩。正常地玩，远近调节地看东西，比任何价值昂贵的药物和仪器都有用。而且，这些仪器很少是专门的眼科研究单位出来的，比如小孔眼镜，根本不合理，不管什么眼睛，通过小孔，视力都能提高，这本来是一个物理现象，并不是什么治疗。
对于“德高谦谨、艺精技卓”的谌贻璞教授, 记者久闻其名, 也早知他“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品格。谌教授终日全身心地扑在临床诊疗、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等各项医学工作中, 他的敬业爱业精神在医学界被广为传颂。除了医院里各项繁重的工作外, 谌教授还承担着许多社会兼职。他曾任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地区肾脏病学会理事、北京市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 现任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北京市医师协会肾脏病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时担任国内外十余家医学杂志的编委、副主编、主编或名誉主编。作为一名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医学专家, 谌教授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殚精竭虑。
“青年医生要重视‘三基三严’”
谌贻璞教授开门见山地说:“对于现在青年医生的成长, 我十分忧心,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儿就是对基本功重视不够。我们这一代医生在年轻的时候, 上级医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要经过‘三基三严’的训练;而现在的青年医生在基本功上大多不够扎实, 例如对临床诊断中最常用的视、触、叩、听等基本查体技术的运用都不过关。”
谌教授所说的“三基三严”, 指的是“基本理论”、“基本操作”、“基本技能”和“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作风”。他认为, 无论是在校学习期间, 还是在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中, 青年医生都应该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而实际上部分青年医生不仅文图/本刊记者韩同伟在基本理论、基本操作和基本技能等方面比较薄弱, 对本职工作也缺乏严肃、严格和严谨的态度。“三基”和“三严”是相辅相成的, 做不到“三严”就不可能做到“三基”。在采访中, 谌教授呼吁青年医生一定要对自己严格要求, 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 打好人生和事业的基础。
谈及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谌教授感慨万千。1969年, 谌贻璞在北大医院内科工作时, 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6·26指示”, 主动要求到工农兵中去锻炼自己。于是, 他来到了甘肃省白银市省轻工业局的一个工厂卫生所工作, 条件十分艰苦。实际上, 这个卫生所只是一个医务室, 加上谌贻璞的爱人和三个复员军人, 一共才五个工作人员。这里没有化验员, 没有检验试剂, 没有医疗器械, 也没有病房, 谌贻璞便与同事们一起想办法。他们设法找来试剂, 自己动手给患者做化验;他们请来工厂师傅制作器械, 自己为患者拔牙;他们捡来废砖头, 自己盖房扩大诊疗室……面对种种实际困难, 谌贻璞没有退缩, 从不放弃, 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在他们的努力下, 卫生所逐渐有了内科、妇科、中医科、口腔科等, 还可以治疗皮肤科、眼科、耳鼻喉科的一些疾病;再后来, 又有了心电图、X线等辅助检查手段。在卫生所的全科医生工作经历, 使谌贻璞具备了各学科的基础知识, 学到了全面的临床技能。
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 谌贻璞发现, 要做一名真正的好医生, 就需要医、教、研全面发展。于是, 他决定报考研究生, 继续学习。1978年, 已经38岁的谌贻璞利用45天的业余时间复习了政治、英语、内科, 还自学了免疫学, 最终考上了“中国肾脏病学鼻祖”王叔咸教授的研究生。王叔咸教授对谌贻璞言传身教, 在医学学习、科学研究、临床工作等方面给予了他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一脉相承, 薪火相传。现在, 谌贻璞教授又将他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
谌贻璞教授在青年时期就严于律己, 几乎每晚都工作学习到深夜, 这也成了他一直保持的习惯。当记者问谌教授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劳累时, 他说:“因为我特别珍惜现在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这与我当年在工厂卫生所的环境比较起来, 就如天堂一般。”他带着期望的神情继续说:“我希望青年医生在打基础阶段, 百倍努力, 切切实实地夯牢基础, 为自己今后的‘起飞’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 要立下宏远志向, 但切忌好高骛远。”
“医生的大忌就是‘先入为主’”
谌贻璞教授说, 在他大学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前, 有幸聆听了吴英凯教授的一堂课, 这堂课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令他一直铭记至今。吴教授在黑板上写下的四个大字“先入为主”, 从那堂课后, 便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并成了他终生行医的警戒。
“吴教授讲, ‘先入为主’是做医生的最大忌讳, 所以从做医生开始就一定要克服它, 这样才能够成为一名好医生。最初, 我还不很明白吴教授的告诫, 但是在以后的临床工作实践中, 我逐渐体会并深刻认识到了‘先入为主’的危害。一个医生不经过深入调查患者病情, 不经过自己慎密的思考和分析, 就轻信前人诊断, 轻信辅助检查结果, 并据此轻率地给患者进行治疗, 可能会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谌贻璞教授强调, “即使是上级医师、主任的意见, 也必须先经过自己的思考再执行, 如有不懂之处或不同看法一定要提出, 绝不能盲目‘服从’。只有这样, 对患者的健康、对自己的成长才会有益。”
“由于医生的‘先入为主’, 造成误诊误治, 并使患者蒙受损失的事情并不少见, 让人十分痛心。青年医生从行医开始就要十分警惕这个不良习惯, 不要染上甚至固化了这一缺点, 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谌贻璞教授说, “作为一名医生, 要注意在日常工作中克服这一点儿, 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 从问诊查体开始, 就要细心慎重, 全面客观地掌握第一手资料, 然后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不可以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 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做医生一定要这样!”
“临床医生要‘临床’”
“临床医生要‘临床’!”谌贻璞教授神情严肃地说, “某些临床医生虽然叫‘临床医生’, 可是实际上很少亲临患者床边, 近似一个‘幕后工作者’。仅仅根据辅助检查报告, 看他人的病历记录, 没有第一手材料就给患者做诊断治疗, 这是十分危险的!”
谌教授认为, 无论现在的化验检查、超声、CT及核磁共振检查多么地先进与高端, 也取代不了医生直接面对患者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得到正确诊断所必需的前提。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主管医生也应经常到患者床边查看, 亲自观察患者的治疗反应, 以便及时、合理地调整治疗方案。他形象地比喻说:“医生给患者治疗就好像在走钢丝, 要时时刻刻地‘纠偏’。只有经常到患者床边检查、观察, 才可以发现患者病情变化的蛛丝马迹, 洞察出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危险, 及时给予防范。当然, 要做到这一点儿, 医生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对患者的真诚与爱心。”
“医学科研切勿‘急功近利’”
针对近年频频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 谌贻璞教授直言不讳地说:“对一些高年医生, 我最想提出的建议就是切忌‘急功近利’!极端的‘急功近利’就会‘弄虚作假’, 尤其是从事科研工作的医生, 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 循序渐进地做学问, 实事求是地做人。要端正自己的态度, 实实在在地坐在科学实验室的‘冷板凳’上。”
“心态浮躁, 急功近利, 这是当前学术界一个十分不好的现象, 是学术造假的基础, 非常可怕!”谌贻璞教授说, “我十分热爱我的职业, 几十年来我从未休过假, 我几乎将所有的放假时间都用在了工作和学习上。放长假7天, 6天我都会在工作。每个晚上我都要看书。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生活枯燥无味, 其实不然。当我从学习中领悟到原来没有领悟到的东西, 并把它们应用到临床实际中, 解决了别人未能解决的疾病问题时, 自己就会由衷地感到幸福和高兴, 这就是我生活中乐趣无穷的源泉。”
谌教授说, 科研工作者“急功近利”的原因十分复杂, 有些是社会因素, 物质诱惑在起作用, 但更重要的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在市场经济社会里, 什么都讲求效率与效益, 但是在科研领域, 必须要尊重科学规律, 遵循科学方法。科研工作往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成果, 所以研究人员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坐在实验台前, 有耐心、有爱心地从点点滴滴的试验做起。“无论外界有怎样的不良干扰, 社会环境有多么复杂, 每个人都应严格把握好自己的做人原则, 尤其是做医生, 一辈子要有医生的良心和素质, 一辈子要有科研人员的良心和素质。”
谌教授还对记者讲起了他的导师王叔咸教授对他的教诲。他说:“我曾经在写实验报告时, 爱用‘证明’这个词, 王叔咸教授当即就指出, 科研是十分严谨的工作, 每证明一个结论, 都必须经过大量反复的试验, 自己所做的一个试验只能‘提示’某些东西, 要说可以‘证明’什么, 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 从那时起, 谌贻璞教授对待科研工作就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并把这种基本素质言传身教给了他的学生。
目前, 已迈入古稀之年的谌贻璞教授依然工作在临床第一线, 对患者十分关心, 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 他都事必躬亲;他对青年学生也充满了爱护之情, 经常手把手地教他们, 凡受过他指导的学生, 都能深深地体会到他的爱和期望。大爱无声。谌教授在近40年的从医生涯中, 用他那精湛的医学技术、仁爱的医者情怀和无私的师者精神, 默默书写着他对患者、对学生、对医学事业的“大爱箴言”。
专家简介
今天是你们喜庆的日子，是你们的x礼，是你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开端。你们将披戴上一副庄重的桂冠和礼袍，那表示你们成为了“学士”。在中国传统的语言中，成为“士”，那就是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学以居位曰士”，“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有各种，而“学士”，就是以学问和才智获得“士”的资格，受人尊重的人。所以，我衷心地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十几年求学终成正果!昨天，我儿子通过博士答辩，完成学业，也与你们一样，在这个毕业季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我对他的担忧与期望，也就是对你们的担忧与期望。我是他的父亲，也是你们的丛大大。
你们今天毕业走出校门，明天就是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人生就是一次次的毕业与开学，但是，只有这次毕业与开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与今后的漫长旅程相比，你以前的学习生活只是学步而已;与即将开场的人生大戏相比，此前的学习生活只是序幕而已。你们即将进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精彩的人生舞台，你们将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你们的人生。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这江湖深不可测，远非你们所能想像。你从此闯荡江湖，就像你当初学步一样。这江湖重新塑造你们的力量，你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估计。你如今要义无返顾地闯进去了，却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这些天，怀着几分激动几分惆怅的你们，都在憧憬着自己灿烂的未来，美好的人生。你们听到的，都是美好的祝福和高调的期待与嘱托。但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作为你们的丛大大，我却怀着几分忐忑，只能讲些适合大多数同学的低调的临别赠言。先秦时代有一个思想家杨朱，有感于人生歧路重重，歧路之中还有歧路，人很容易迷失，于是放声大哭。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曾面对歧路，大哭而返。
人生多歧路，这是人的宿命。如果严肃对待人生，不得不一次次面对歧路面前的困惑与焦虑。人生就是无数的选择。从人生终极目标的选择，大的发展方向的规划，直到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选择、迈出每一步的选择。你的选择构成你的一生。正确的一生，还是错误的一生。以往，家长、社会、学校几乎为你规划了一切。从今以后，你要独立选择你的生活道路。人生之路只能一个人走下来，没有依傍，没有导师。哪怕你一直在随大流，那也是你的选择。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在8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如今很少有人关注他了。但他有一句话还是需要提起的，“人是自我选择的”。人选择成为自己所是的，并且要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就在于你与众不同。所以，每个人首要的选择，是应该成为你自己。
不要别人做梦你也跟着做梦，被别人忽悠着做梦，做与别人同样的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要选择成为你自己，意味着不断地超越自己。你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拷问自己，为自己树立至高的标准，追求最高的境界。
在这个毕业季，同学们听到最多的祝愿就是成功、幸福，但没有正确的价值准则，成功就可能是一剂毒药;而幸福如果抽空了公共意蕴，就不应该是政管人的追求。因为我们政管人属公，我们是天生的社会政治动物。我们的人生与这个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你们这代人有过一个安宁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但你们的未来可能面对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你们如果关注社会动态，就能看到天边在积聚着乌云，就能听到乌云中酝酿的风暴。敏锐的人都能看到，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
最近北大一位教授在毕业典礼上致词时向同学们提出几个严肃的问题：本拉登到底是恐怖主义分子，还是神圣的殉道者?金日成究竟是流氓还是政治家?斯诺登究竟是叛国者还是人权卫士?人们都知道这位教授的答案。你们该如何回答这几个问题呢?在我看来，如果在第三个问题上有所困惑尚可原谅，但前两个问题竟然还是问题，这本身就是令人担忧的大问题。面对可能到来的社会大变局，你将如何选择?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明白人?龙应台女士在《大江大海——1949》里，记录了无数人在那一刻的选择：走还是不走?走，是一辈子;不走，也是一辈子。无数人的悲剧就从那一刻所做出的选择开始。
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来说，就是毁了一生。 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龙应台感慨地说：“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但我想，你们是政法大学的毕业生，是政管院毕业的学士，你们应该比普通人更有能力识别洪流的走向。人们感叹，一片漂零的树叶，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大潮。但即使是一片树叶，你是否有过挣扎?你向哪个方向挣扎?如果中国再来一次义和团或红卫兵运动，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你们能不能清醒地说不?如何你没有这个见识或勇气，能不能至少做个无害的逍遥派?
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 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 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沉默。 如果你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的或被迫地干着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这一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即使你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当你们走出校园的时候，你们面对着一个特殊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高效率的大染缸。当年，墨子看见人家染布，白的进去，五颜六色的出来。他哭了。你们应该理解，我们今天看着尚有几分天真纯洁的你们，走进这个大染缸时的心情。告别母校，意味着告别了纯净的生活，投入滚滚红尘，滔滔江湖。以后你们一次次受伤时，会念起母校，不管在这里经历过多少不快，这已经算是一方净土。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环境，你能不能做到举世皆醉，惟我独醒;举世混浊，惟我独清? 我对此不抱多大希望，我自己也做不到。如果坚持那样的处世准则，也只好随着屈原投入汩罗江。但佛教的一个处世原则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引：那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既有随缘，也有不变。不变是原则，随缘是通融。我想这应该是大多数人能够实践的准则。
有一句据说是哲学家黑格尔的话在中国广为流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成为人们犬儒主义处世哲学的圭臬，成为自己懦弱性格或投机行为的挡剪牌。其实黑格尔虽然谨小慎微，但还不至于这样猥琐。黑格尔的意思是说：现实的不等于现存的，在现存的事务中，只有符合理性的部分才是现实的。虽然这仍然有为现实辩护与妥协的倾向，但它毕竟还是有底线的，即，只接受现实中符合客观理性的内容。
即使你必然受到污染，甚至不得不有所堕落，你是部分地堕落还是整体地堕落?尽情地堕落还是在抗拒中堕落?不情愿地堕落还是享受着堕落?
有人说，我不可能堕落，你先不要这样说，人都是在浑然不觉中堕落的。据我的观察，当一个学生负疚地对你说，老师，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犯罪，这是毕业不到5年的学生;待他毕业十年以后，当你跟他说，小子，你现在每天干的事就是犯罪，他会表现出反感甚至愤怒，骂你老迂腐。毕业十年以后再见到你们的时候，我不希望你们挺着大腹便便的身躯，挂着一副被酒色沤得浮肿的面庞，张口即出的是权力拜物教与金钱拜物教的信条。在个人生活领域，我希望你们选择健康向上的人生，选择做一个有良知的文明人。
当然，坦率地告诉你们冷酷的现实，并不是让你们应该选择消极和放弃。人们常说，我们虽然长着黑色眼睛，却用它寻找光明。没有光明和希望，那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绝望的人生。我们需要在出世的精神境界与入世的生存智慧间达成一个平衡。我们需要了解人性的全部缺陷，同时也要努力发现人性的崇高;尽管这个现实的世界多有黑暗，但我们敞开精神世界迎接阳光;虽然我们能够直面人生的暗淡，但仍然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激情与向往;这个社会经常令人沮丧，但我们不该放弃希望;虽然自知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我们的努力依然顽强!
你内心的一片净土只属于你，只要你守护着它，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进入。曾有一位西方人面对放弃的忠告时说，我不是要改变世界，我只是不想改变自己。也就是说，“你不能决定明天的太阳几点升起，但你能决定几点钟起床。”同学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作为老师，我对你们有十分的感激，也有几分的不安。我们是在“西方文明通论”的课堂上相识相处的。这门课是面向全校同学的，但政管院的同学给了我特别的理解、关爱和支持，我也把你们当作我的嫡系。但是，我的学术水平还不能满足你们求知的渴望，四年中对你们或有忽视，或未尽职，没有满足同学们要我参加一些课外活动的要求，更没有与同学们经常在校园小聚畅谈，爬山游泳，登野长城，赏蟒山红叶。望着你们，不免有一种愧疚袭上心头。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你们的离开，留给我的，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同学们，你们就要远走高飞了。今天，我们注视着你们离开的背影，而追随着你们脚步的，是我们永久的牵挂!不论你们是聪明乖巧，还是鲁钝耿直，不论你们是否高富帅和白富美，你们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关注你们的成功，关注你们的幸福，更关注你们是否走在正路上。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
大家下午好！
我叫荣俊，是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主要是与大家进行交流，分享一下从事科研工作的体会。
今年1月10日，我在北京参加了2013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我参与的一个项目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这个项目名称叫《传染性法氏囊病的防控新技术构建及其应用》，是由浙江大学、长江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长江大学是第二完成单位。作为主要完成人，我排名第三，动物科学学院的程太平副教授排名第六。
算起来，进行这个项目的研究，前前后后已有20多年。项目组在“863”“科技支撑”“973” 等计划项目的持续资助下，构建了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IBDV）反向遗传学技术平台，揭示了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的基因重配和复制的机制，发展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安全的传染性法氏囊病新型疫苗、检测技术体系，尤其是发明的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在养鸡生产上的广泛应用，为减少疫病发生、消除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变异、净化鸡场的传染性法氏囊病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成果第三完成人，我主持了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的研究，组织实施了传染性法氏囊病毒Vp2 基因改造、基因表达、表达产物纯化、油乳剂疫苗生产工艺研究，动物实验研究，获得了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农业部签发了国家II类新兽药注册证书和准予生产产品批准文号、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1 个。
尤其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发明专利技术在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得到了具体实施和应用，作为国家重点新产品，该疫苗已连续生产5年并在全国除香港和澳门所有省、市、自治区推广使用，实现销售收入4.776 亿元，新增利税收2.134亿元。目前本成果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达到70%以上。
回顾我的科研历程，我觉得，有几点感受较深的体会，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科研成果的获得是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的结果。
记得党委书记朱业宏来看我时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绝对不是长江大学做科研中最聪明的和最有水平的，但我肯定是最勤奋的。以这次获奖项目的研究过程为例：传染性法氏囊病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1999年立项，2000年经费到账后进行理论研究和前期准备。从2001年到项目通过鉴定这4年时间里，我的工作时间是每年360天。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每年春节后一般都是初二或初三去实验室工作。经常是我到实验室了，管门房的工人还没有起来开门。
第二，不要抱怨自己所在单位的条件不好，充分利用现有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你一定会获得成功。将普通设备用好也是一种创新。
我们有很多新教师和老教师习惯报怨单位没有好的研究条件，其实好多人都没有真正了解自己试验室有些什么东西，能做什么。其实这是一种缺乏进取心、自我解压的心理表现。其实在我的研究早期是没有什么试验设备的。当时有不少同事挖苦我要在湖北农学院研究基因工程疫苗，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做基因工程疫苗抗原蛋白的表达必须做western blot，而我们实验室没有转膜电泳槽，我就根据在武汉大学用过的仪器构造和原理，拆下报废电泳槽上的铂金丝自己制作了一个转膜电泳槽，用我自制的设备做的实验非常成功。用这个设备做的western blot 照片在2篇SCI论文（3.0以上）中应用。
在青岛易邦公司做工艺时，要增加一步去内毒素的工艺，公司的员工要去买冷冻离心机，每台需大约45万元。我帮他们设计了一个可放置5个5升分液漏斗可移动操作台，可以在冷库和操作间移动。每个台架加分液漏斗可相当两台离心机。而每个台架的造价不到1000元。易邦的老总感叹道，现在年轻的研究人员只知道现代化的设备，对那些管用又便宜的玻璃仪器一无所知。像这样的例子在我的科研实践中还有不少。
第三，国家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是科研选题的最重要标准。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正是我国动物疫苗生产由传统疫苗向现代新型疫苗转型的初期。人类医药中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成功研制和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兽医中还没有一个叫得响的产品，与我们前后同时进入新药申报的基因工程疫苗有：复旦大学的猪口蹄疫病毒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西南农大的猪伪狂犬病基因缺失疫苗。这两个疫苗因为免疫效果不佳没有能推广开。其中复旦大学的疫苗转让给内蒙古金宇集团后基本没有生产。从特定疫苗生产的专业角度更是急需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是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推出的，是国家和社会急需的东西。2011年春天，我到荆门十里铺去买鸡做实验，我特地问了一下养鸡户，你们免疫传染性法氏囊病用什么疫苗，他们告诉我他们附近的养殖户都用青岛易邦的疫苗，效果非常好，免疫后基本上都可以不患法氏囊病。他们不知道我是该疫苗的发明者。听到这样的评价我真正有了成就感。
第四，千万不要迷信文献资料和专家权威。
从1990年起就有国外的论文报道用原核生物表达传染性法氏囊病毒Vp2蛋白做疫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研究真真切切的让这种不可能变为了可能。在我们进行新药申报的过程中也曾有国内的顶级专家提出质疑，其理由就是两个：一是国外权威杂志的论文和结论；二是他们自己做过没有成功。所以专家权威不可全信。
华中农大的陈焕春院士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后，对他们试验室的博士们发出感慨道，荣老师在长江大学做的产品卖到易邦去了（因为易邦公司在国内是排第二的兽药企业）。所以作为长江大学人要有我们的自信。
第五，成功的最关键时刻是咬紧牙再坚持一会。
在该项目的研究中有两次令人崩溃的时候。第一次是获取目的基因，由于病理样本中病毒数太少，加上当时缺乏经验，实验基本上是按书本来做。当时相同的工作反复做了10个月。反转录，pCR，电泳，转化，鉴定。每星期重复2-3次，最后终于取得了正确的基因。第二次是在青岛易邦做工艺时，遇上了副反应的问题。这种问题在试验室比较不明显，在免疫的局部出现核桃大小的结蒂组织增生。那时是三个星期一个轮回，制苗，免疫，剖检。反复改进工艺和疫苗配比，经过11个月完成了工业生产工艺流程。
说完这些科研体会，我还想说一下感恩，做人必须常怀感恩之心。说实话，我真心感谢原农学院和现在的长江大学，为我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感谢原湖北农学院为我提供了当时院内最高的资助，8万元。正是湖北省科技厅的2万元加上湖北农学院的8万元使我能够完成该项目。我现在是不差钱，但在当时这点钱是甘露。
感谢易邦公司的老总，杜元钊总经理，在两次巨额赔款后仍然对该产品充满信心。2次赔了300多万。
感谢生科院给了我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和条件。
感谢动科院在我离开学院后还能为我敞开试验室。
感谢朱业宏书记亲临看望，使我这个一线的科研人员深切地体会到了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关于今后，我有几点期盼。一是在我退休前争取再获1项成果，为学校争光。二是退休前培养一个接班的学生，使这项工作能继续下去，使我的研究技术能够传承下去。三是我不想有太多的打扰，获奖只是个表面现象。我并不认为获奖前后的我有什么变化，也不认为获奖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
【低血糖时该如何“吃”】
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低血糖的经历，但低血糖时该如何选择食物，吃多少量才能既保证能够纠正低血糖，又不至于引起血糖升高太多，是一门学问。首先说说低血糖时该选择什么样的食物，简而言之，低血糖时要选择那些能够快速升高血糖的食物，如糖水、果汁、蜂蜜、糖块、饼干、米饭或馒头等。尤其是葡萄糖，能够迅速被胃肠道所吸收，使血糖能在短时间内升高，纠正低血糖状态。目前市场上有专门的葡萄糖片出售。不同食品引起血糖升高快慢不同，由快到慢为：葡萄糖＞蜂蜜＞白糖水＞可乐＞果汁＞葡萄干＞牛奶＞冰淇淋＞巧克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出现低血糖时，不要吃一些含有很多脂肪或者蛋白质的食物（如冰激凌）。因为脂肪会使胃的排空减慢并且延缓碳水化合物的作用，使血糖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而低血糖的刺激会促使患者继续食用更多的食物，导致接下来的血糖难以控制。另外，如果是服用α糖苷酶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淀粉或者蔗糖将不能很快地纠正低血糖（这类药物会抑制碳水化合物断裂形成葡萄糖），因此最好选择葡萄糖。
从医:从肿瘤外科医生到院长
1934年, 徐光炜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学毕业时, 他报考了当时的上海圣约翰医学院, 从此开始了学医生涯。
1956年毕业后, 徐光炜以各专业满分的优异成绩留校。然而, 就在当时, 他的父亲却接到赴北京支援国家国防建设的通知。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 解除家庭的后顾之忧, 徐光炜和家人一起从生活条件优越的上海搬迁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后, 徐光炜进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现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以下简称“北医”) 工作, 几经周折后, 他被安排在总论外科教研组。
1958年, 徐光炜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第二届西医学习中医班, 在三年时间内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课程。1961年, 北医成立了中医教研组, 徐光炜被任命为副主任, 开始了对全校学生及教师的中医扫盲工作。1968年年初, 徐光文/本刊记者王继珍图/程乔月炜带领同事成功抢救了一位大面积烧伤达98%、Ⅲ度烧伤面积达80%的病人, 成为当时国内报纸的头条新闻, 北医也因此成为当时卫生战线的一面旗帜。1969年, 徐光炜担任北医的外科副主任、肿瘤科主任。正是在这一年, 第一届癌症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 周恩来总理向广大医务工作者提出“向癌症斗争”的口号, 徐光炜从此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胃癌与乳腺癌。1976年, 徐光炜牵头组建了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并出任所长;1995年, 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的基础上, 又新建了北京肿瘤医院, 徐光炜担任院长、名誉院长。
多年来, 徐光炜教授和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北京肿瘤医院共同经历了发展历程中的风风雨雨。如今, 北京肿瘤医院已经成为集医、教、研于一体, 预防、治疗、康复相结合的肿瘤专科三级甲等医院, 是具有较高医疗技术水平, 较强医疗服务能力的肿瘤防治研究中心。该院开展的胃癌导向手术研究、肺癌耐药逆转治疗、小细胞肺癌综合治疗、胃癌综合治疗、化疗和放疗综合治疗咽淋巴环非何杰金氏淋巴瘤、乳癌早诊及保乳综合治疗、介入治疗、超声射频治疗等众多研究项目, 均居国内前列或国际先进水平。给予肿瘤病人全程无痛、根治性的综合治疗, 是北京肿瘤医院最具特色的优势之一。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设有6个研究室, 1个中心实验室。北京市高科技实验室———北京肿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亦设在所内。建所以来, 围绕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特别是胃癌、乳腺癌癌变机制的研究、肿瘤预防与控制研究、肿瘤易感性和恶性生物学行为的研究及肿瘤生物治疗研究等主要科研方向, 该所开展了大量基础和应用性的研究工作。在肿瘤学基础理论研究、常见肿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胃癌高发现场的预防干预等领域, 均有创新性成果, 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北京肿瘤医院是国家肿瘤学重点学科、全国肿瘤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所在单位。医学教育涵盖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进修生教育。每年定期举办全国临床肿瘤医师进修班和国家继续教育项目全国性学习班。
虽然年事已高, 但徐光炜教授仍在孜孜不倦地为我国肿瘤事业培育人才, 就在记者来访的前一天晚上, 他还在给博士研究生授课。
感悟:医术即仁术
徐光炜教授说, 医生应该正确认识自己的职业与使命, 与时俱进地转变观念, 具体可以用“求医”与“就医”此二者的区别做解释。长期以来, 病人与医生之间是“求”与“赐”的关系, 病人求助于医生的是“病”, 而医生援手相助的则是“良方”。往往是病人视医生高高在上, 视医嘱为“圣旨”, 完全遵从医生的意见。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代医学正在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除了疾病本身外, 医生还要关注病人的心理因素及社会、家庭环境对疾病诊治的影响, 医生与病人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医生必须摒弃曾经的高于病人的“被求”之优越感, 将“求医”改为“就医”。
针对癌症病人, 徐光炜教授提出了“良药可口”的理念, 意思就是既要治疗癌症, 又要兼顾病人的生活质量。我国卫生部已故原部长陈敏章在世时患有癌症, 徐光炜曾去看望陈部长, 临别时陈部长握着他的手说:“众人都告诉我术后两周就能康复, 其实术后我一天也没好受过, 还拖累这么多人陪着我, 何苦呢?!”听到这样的话, 徐光炜深深感悟到癌症病人并不愿意毫无生活质量可言地勉强维持生命。他的妻子、我国著名儿科学专家宋琳琳教授曾患结肠癌, 他对此更加感同身受。他说, 妻子术后的诸多并发症所带来的痛苦可能胜过癌症本身。这些体会使他深深地感到, 作为一名医生, 一定要想办法减轻病人的痛苦, 应以“良药可口”为终身追求的目标。
徐光炜说, “医术即仁术”,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是医生应该思考的问题。与其让病人因患病而痛苦, 不如将疾病消灭在萌芽时期, 祖国医学也有“上工治未病”之说。目前, 我国的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其中乳腺癌的发病率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乳腺癌已占居妇女恶性肿瘤发病率的首位。多年从事肿瘤防治工作的徐光炜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 有计划地开展乳腺癌普查工作,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其不断攀升的发病率。
抗癌:重在预防和康复
徐光炜教授说, 在临床工作中, 真正经手术切除而痊愈的癌症病人只占少数, 大多数病人还是失去了生命。只有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控制癌症。
多年来, 徐光炜教授在胃癌及乳腺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73年, 他在国内率先建立了“胃癌临床病理分期标准”, 被国内同行广泛接受并成为全国统一标准;随后, 他又提出了“网膜外剥离”的胃癌根治手术方法, 在国内20余所肿瘤医院推广, 提高了胃癌的疗效。1984年, 徐光炜前往美国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及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回国后不久他就在国际上首先成功完成了“胃癌放射免疫导向手术”的研究, 该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胃癌手术的疗效。他还依据我国国情, 与他领导的团队一起适时研究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国妇女乳腺癌X线分型”, 从而明确了乳腺癌的高发人群;同时还建立了乳腺癌普查的实用技术, 该技术被卫生部授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为乳腺癌的预防及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证。徐光炜教授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 卫生部、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11项。
1988年, 宋琳琳教授不幸患上了结肠癌。看着妻子在手术治疗及化疗后的康复期出现了各种并发症, 如腹泻、高热、骨折、脱齿, 遭受了很多痛苦, 他体会到医生也应该重视癌症病人的康复。在他的悉心照料下, 妻子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 其他癌症病友便纷纷向他请教经验。看着这些癌症病友目光中流露出的对生命的渴望, 徐光炜和妻子萌生出了成立癌症康复会的想法。
1990年的一天, 在徐光炜教授的家中, 癌症康复会正式成立了。此后癌症康复工作日益受到社会重视, 癌症康复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如今, 中国癌症康复会的十几万会员遍布全国各地, 有法人资格的癌症康复组织也已经达到80多个。在徐光炜教授的倡议下, 每年4月的第三个星期被定为“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为进一步推动癌症康复工作, 宣传肿瘤科普知识, 徐光炜教授还积极筹划和出版发行了《中国抗癌报》、《癌症康复》杂志;开办全国科普宣传网络;他还亲自撰写肿瘤科普著作和文章, 如《肿瘤病医学问答》、《肿瘤》、《肿瘤科普丛书》等著作和《患了癌症怎么办》、《癌症防治的三大误区》、《过去, 谈癌色变;如今, 癌可防治》等文章, 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他的科普著作曾获卫生部《健康报》科普文章一等奖。
为推动肿瘤学继续教育工作, 徐光炜还主编出版了《胃癌》、《肿瘤学》、《癌的诊断与治疗》以及《临床肿瘤学》等专著, 为医务工作者学习肿瘤学提供教材, 规范肿瘤诊疗工作。由他组织主编的《全国常见肿瘤诊治规范》及其配套教学录像带, 被卫生部指定在全国推广。
如今已经退休多年的徐光炜教授, 依然在为抗癌事业奔波着。经过他的努力, 2009年7月23日, 全球最大的有企业支持的女性基金会———“雅芳女性基金会”通过国际知名慈善机构“赠与亚洲”, 向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防治乳腺癌专项基金捐赠100万美元, 用于援助包括“北京远程专家会诊中心”、四川省“德阳市乳腺癌防治网络区域中心”和“德阳市人民医院乳腺中心”在内的“德阳市区域性乳腺癌防治网络”的先期建设。2009年11月21日, 雅芳女性基金会再次为该项目的二期建设捐赠150万美元。
作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防治乳腺癌专项基金的副理事长, 徐教授负责技术指导与质量控制工作。他说, 防治网络将建成具有乳腺癌预防、普查、公众教育和医生培训、信息共享、流程管理、质量控制、数据收集、科研合作等综合功能的体系。不仅突出了诊疗功能, 也体现了健康管理的理念, 将成为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恶性肿瘤防治网络, 为我国制定乳腺癌和恶性肿瘤的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徐教授说:“这就是目前我正在做的事情, 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做事的过程。我很高兴看到基金会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 只要我还有力气走路, 我就会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对徐光炜教授的采访持续了近4个小时, 而结束采访后, 75岁的徐教授又要赶赴四川德阳, 继续他的乳腺癌防治事业。望着这样一位为祖国医学事业不懈奋斗、不辞辛劳的老教授, 记者不禁肃然起敬, 同时也想起了他在自传体著作《瞬间人生———一个聪明的傻子的故事》的前言中所写的:盼读者诸君阅后能说“这傻子还真奋斗过、奉献过, 未虚度此生”, 则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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