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社会保险的建议

完善社会保险的建议（精选8篇）

完善社会保险的建议 篇1

徐立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报告上明确表示，今年将积极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今年将在充分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保险制度改革，加大保费补贴力度，探索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及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应该说这些都是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利好消息，但针对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保监会财险部副主任郭左践同时又指出：目前在中国搞农业保险，并不重规模，重在探索方法和模式，当务之急是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模式和道路。” 因此必须着力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发展现代农业，保证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构筑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投保意识

目前，发展以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为核心的农业，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是农业安全生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灾害面前如何使农民经济利益不遭受重大损失，农业保险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也是我国合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完善农业保护体系，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实力的必要措施，必须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投保意识，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镇村干部和保险公司应深入农村中去，一边开展形象生动的宣传活动，以增强农民的保险意识，提高农险的有效需求；一边进行细致的调查，了解农民的需求，以提供出供需适路的农险险种，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保险费率。对于农民投保自筹缴费，可以尝试将农业保险与农业补助资金联系起来，还可以从保

险理赔或救灾资金中，拿出一部分出来“以险养险”，增加农业保险保费的筹资渠道。

(二)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给予农业保险更多政策优惠依据WTO的绿箱政策，我国可以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业支持措施加以实施。2006年6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补贴投保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政策。而目前除免征种植业养殖业险的营业税外，对农业保险并无其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从国外农业保险的实际运营来看，无论是通过对农业保险公司的税收减免、经费补贴，还是向农民补贴一定比例的保费，都是作为财政对农业的补偿性投入，是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对农业保险经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增加间接补贴。对农民农业保险的补贴比例进一步加大，以增强农民对保费的支付能力。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教授指出，2007年在全国大面积试点的能繁母猪保险就是一个成功案例：政府补贴保费的80%，使48元的财政支出和12元的个人支出，获得了1000元的经济补偿。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总裁吴焰提出，要充分发挥保险对财政投入的放大效应，提高防灾抗灾资金的配置效率。建议将更多防灾抗灾财政资金转换为保险费补贴，利用保险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保障水平；增加自然灾害保险费补贴范围，发挥财政补贴的带动和示范作用。“补贴农险保费的方式可以使中央财政投入的资金通过保险机制得到乘数倍放大，这是一种很精巧的制度安排”。

(三)加快农业保险基金和再保险机制建立，完善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

政府不可能承担全面开展农业保险的全部的巨额补贴负担，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的建立，是确保农业保险稳定经营，促进农业稳定生产，农村稳定发

展的必要选择。应当通过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在整个国内保险市场上乃至整个世界保险市场上分散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此外，农业巨灾证券化体系的建立也是必不可少的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方式。农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可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建立国家和省市两级农业保险发展基金来支付农业保险的补贴，各级政府财政每年拨出一定的资金设立农业保险基金，用于补贴保险部门的超额赔偿款及适当补贴农民的部分保险费。同时健全再保险机制，再保险机构可以由中央政府建立，如国家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也可以由其他经审批的保险或再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业务，再保险机构为商业性保险公司分保，从而使风险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分散，减少商业性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例如，美国和政府对本国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目的是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不超过115%)，又限制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不高于15%)。

(四)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完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

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一般采取的是政府支持、保险公司参与的方式操作。以能繁母猪保险为例，就涉及到畜牧、兽医、防疫、保险、财政和乡镇村等多个部门和组织。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成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成为一条可行之路。通过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调整保险产业结构，不断扩大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尽快形成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国家组建政策性农险机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贯彻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经营管理国家农业风险基金，监督管理基层农险机构，并作为最后保险人接受其他农业保险机构的分保。民政部门、地方政府采取自办或与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合办的形式建立地方性农业保险公司。此外还应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业务，但要接受中国农

业保险公司的业务指导和资金帮助，其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农险经营的有关政策和规范。要成立一个由各部门参与组成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协调机构，这一机构应得到相关人员编制和经费，并作为常设机构而存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按这种模式推行农业保险。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草根组织”，也可以为农业保险代收农民会员的保费，并参与保险的协调，在突发的灾害查勘、定损理赔等服务方面做些工作。

(五)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制建设，保证农业保险的有序进行

要完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尽快总结各地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经验，制定和颁布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的目的、性质、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保险责任及国家对农险的监督管理等重要环节作出规定。明确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并将实现社会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使农业保险发展有法可依。在全国性农业保险法出台之前，各地政府也可以试行制订地方法律法规，加快农业保险的法制进程，从而保证农业保险的有序进行。在农业保险的自愿原则上，要真正想使农业保险成为农民和农业的“定心丸”和“稳压器”，很有必要让农业保险成为一种强制险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法国《农业保险法》就规定，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和主要饲养动物实行强制保险。相比而言，我国的农业保险没有任何强制性，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作物和主要饲养的牲畜，必须进行强制投保，其费率应相应低一些，具体按不同农作物品种和风险等级来确定，使每个农业生产经营者都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其他农产品采取自愿的原则投保，保费可以稍高一些，作为一种较高水平的保险手段，但对其最高承保金额应作出规定，一般不应超过一定年数的平均收获量的60％，以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采取这种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保险形式以强化农民的保险意识，提高

农民投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据悉，保监会今年将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和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六）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培育和开放农业保险市场

完善社会保险的建议 篇2

一、中国再保险市场概况

1、再保险市场业务稳定发展

再保险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原保险市场的发展,以原保险市场的发展为基础,原保险市场快速、健康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再保险市场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原保险市场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首先,原保险市场主体方面,截止到2014 年,我国专业经营原保险业务的公司有136 家,保险集团控股公司10 家,其中财险公司65 家,中资43 家,外资22 家;寿险公司71 家,中资43 家,外资28 家,形成了一个主体丰富,竞争激烈的市场。其次,原保险保费收入规模方面,截止到2003 年底,我国原保险市场总保费收入17222.24 亿元,近年来收入规模稳步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左右。我国原保险市场处于强劲发展的时期,同时原保险市场的良好发展势头带动了我国再保险市场的进步,特别是我国取消法定分保之后,我国再保险市场取得快速的发展。2014 年,我国再保险公司总资产3639.48亿元,比2013 年的2103.93 亿元增长了72.99%,并且再保险市场总分保费收入超过70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9%左右。

2、市场格局多元化进一步深入

随着近十年的发展,我国再保险市场形成了国有控股公司、股份制公司和外资公司并存的多元化发展的市场格局。截止到2014 年,我国内地注册的专业再保险公司有10家,中资公司4 家,外资公司6 家,并且用离岸交易形式接受国内公司分保业务的境外保险公司超过200 家。多元化市场格局的进一步深入,便于与国际再保险市场的接轨,有利于促进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

3、监督管理专业化迈上新台阶

2005 年12 月我国颁布实施世界上第一部专业的再保险业务监管规章———《再保险业务管理规定》,接着我国又相继颁布实施《再保险公司设立规定》、《外资保险公司再保险关联交易的审批规章》,这些制度法规建立了外资再保险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规范了再保险业务流程,开辟了专业化的再保险监督管理道路。2014 年12 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再保险登记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目的是建立再保险登记管理制度,这个决定对于进一步强化再保险市场的监督体制,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行为非常重要。

二、中国再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

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到现在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其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比如目前再保险总分保费收入只占原保险保费总收入的3.5%,与发达国家20%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大。

1、中国再保险市场供需发展不足

(1)供给主体缺乏,并且发展缓慢。在我国,原保险公司是可以从事再保险业务的,但是原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自留比例不合理等因素直接阻碍了其经营再保险业务,并且再保险是保险的保险,是横向的互保,因此原保险公司之间竞争的关系给再保险业务的开展又增加了困难。我国的原保险公司大都不将再保险作为其主要经营业务,甚至有的保险公司选择不经营再保险业务。从第一家中资专业再保险公司即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诞生到现在,近二十年(1996 年到2014 年)的时间里我国先后只成立了4 家中资专业再保险公司。

(2)分保需求不足。一是我国国内的保险行业目前仍然处于扩张阶段,各保险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不停地设立分支机构以扩充业务,公司领导尚未注意到财务的稳定性和长期利润最大化的重要性,他们对于费率高的业务不愿意分出。二是那些具有实力的全国性保险公司认为自身的业务风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分散,分保对其来说吸引力不大。

2、中国再保险市场技术力量薄弱

一般情况下,再保险公司对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比原保险公司的要求更高,因为它需要对每一类型风险的状况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向原保险公司提供建议,包括厘定费率、改进策略等,并且根据原保险公司和市场的需求开发新的再保险产品,以便提供灵活的再保险保障。中国的再保险市场的建立比国际再保险市场晚了一百多年,并且从事再保险业务的人员基本来自于国内原保险公司,因此我国再保险的技术服务水平不仅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而且也落后于原保险公司技术水平,再保险产品功能相对比较简单。此外,我国的专业再保险公司缺乏学习和创新意识,很少主动开展再保险业务培训,提供技术支持或者进行服务创新等,难以成为先进技术水平的领导者。

3、中国再保险业务大量外流,产生贸易逆差

目前我国专业再保险公司有一半以上的外资机构,还有200 家以上的境外保险公司承担国内分出业务,境内外资公司和境外公司已经占到了再保险市场份额的60%以上。再保险业务大量外流的原因有:第一,原保险公司的激励竞争。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原保险人在办理再保险业务时对其分保业务有告知义务,并且分出人要向接收人解释自身业务的情况,因此在缺乏专业再保险公司的情况下,国内保险公司倾向于和外国公司洽谈再保险业务,防止国内竞争公司知道自己的业务信息;第二,再保险市场秩序不规范。据调查,国内保险公司的分保佣金为20%左右,但国际再保险市场上的佣金在32%左右,国内外的分保利益相距较大,同时国内一些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利用不正当手段扰乱国内再保险市场,使得国内保险公司更愿意选择国外公司。

三、完善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对策建议

目前国际再保险市场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以伦敦、德国、瑞士、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再保险市场,以纽约、百慕大为中心的美国再保险市场和以新加坡、日本、香港为主的亚洲再保险市场。亚洲再保险市场的中心尚未形成,我国要尽快发展再保险业,提高再保险业的实力,使中国再保险市场成为亚洲再保险市场的中心。

1、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再保险供给主体,形成成熟的、多元化竞争的再保险市场

第一,组建实力雄厚的大型专业再保险公司。我国再保险市场供给主体严重缺乏的现象不可忽视,专业再保险公司是再保险市场产品供给的主流主体,迫切需要大型专业再保险公司保证再保险市场的安全运行,扩大我国专业再保险公司的国际影响力。第二,大力鼓动民营资本进入再保险市场。民营资本进入再保险市场设立专业再保险公司,可以扩大我国再保险市场的供给主体,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促进再保险市场的创新,提高我国再保险市场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第三,吸引外资专业再保险公司或者参股中资再保险公司。外资的进入可以增加我国再保险市场的供给主体,并且外资再保险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管理实力,实践经验丰富,可以学习他们的先进承包技术、经营管理方法等。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外资再保险公司的影响力,可以进一步扩大我国在国际再保险市场上的分保业务,有助于我国成为亚洲再保险市场的中心。

2、加强国内保险公司的合作,组建再保险集团

组建再保险集团可以使各再保险公司各成员之间互惠互利,相互分散风险,稳健自身经营,扩大中国再保险市场的整体承保能力。引导各公司加强合作,甚至组建再保险集团,不仅可以在空间上分散风险还可以扩大业务量,以相互扶持来促进我国再保险市场的发展并完善我国的再保险市场。中国再保险公司相互合作的典范有很多,比如1997 年的航天保险联合体,2000 年的核共保联合体。

3、提高中国再保险市场技术水平,加快培育再保险专业人才

再保险发展的核心是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因此,我国要采取一些激励措施鼓励再保险公司开展技能培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再保险公司对再保险技术水平的重视,扩大资金的投入,加大产品的创新,引进外国专业人才,了解外国再保险实践经验,学习外国再保险先进技术,用以培育国内再保险专门人才。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国内再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国际再保险市场上中国再保险业的地位,扩大再保险业务,促进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壮大。

4、完善再保险监督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再保险监督体系

再保险监管的关键是偿付能力的监管,监管的重点是原保险公司,从而间接的监管再保险公司。原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具体指的是对其自留额标准的监管,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具体指的是相应的资金保证。而当前的监管落后于再保险事业的发展,因此要完善准入和退出监管制度,并且加强监管商业分保,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加强再保险监督能力,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的再保险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保险年鉴编辑委员会:2012年中国保险年鉴[M].2013.

[2]中国保险年鉴编辑委员会:2011年中国保险年鉴[M].2012.

[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Z].www.circ.gov.cn.

[4]胡炳志、陈之楚:再保险(第2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5]胡海红:完善中国再保险市场的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10.

[6]邱七星: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研究[D].厦门大学,2008.

[7]石鑫蕊:国际在保险公司全球业务管理模式及其借鉴[J].保险研究,2013(1).

[8]曹志波、叶亮:中国再保险业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对策[J].上海保险,2006(1).

完善社会保险的建议 篇3

【关键词】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制；现存问题；建议与措施

一、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保险事业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就目前而言，虽然我国社会保险事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政府所使用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制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险改革发展下来的，不能很好的适应于时代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社会保险工作的进行。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国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些可以完善我国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制的方法与措施，以期促进我国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制度更佳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的服务于国内社会保险工作。

二、社会保险及其相关方面概述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为了预防和分担年老、失业、疾病以及死亡等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安全，而强制社会多数成员参加的，具有所得重新分配功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它是属于一种再分配制度，其目标是保证物质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的稳定，其主要项目包括以下几类：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

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制则是指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与业务管理的组织制度，主要包括各級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的主体、职责权限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

三、我国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制度的现存问题

1.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五项社会保险几乎都是按照保险的种类来进行经办管理的，即是可能一种保险会出现多家经办、多头管理的情况，这就可能导致社会保险出现重复管理、职能交叉、管理混乱等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会降低社会保险工作的质量和工作效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社会保险的管理成本等。如我国养老保险可以分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在个体进行参保的过程中，不同的经办管理机构会针对不同的人群所拥有的不同的保险类型提供不同的保险服务，而由于很多人既是城镇居民，也是单位企业的员工，所以其养老保险的经办管理机构可能就会存在重叠的现象，使得个体的参保出现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保险资料的准确性，并且降低了社会保险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等。

2.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的设置缺乏合理性

目前，我国各级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尚未形成一个规范统一的名称了规格等，缺乏一定的正式性，从而很难在群众中树立起一个完整的政府机构服务形象，使得人民群众对其的信任度较低。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国家对于我国的保险经办管理机构的设置缺乏一定的合理性，上级政府没有明确的对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的名称、工作职能、工作内容以及相关的规格设置等进行明确的规定；（2）另外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情况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不同地区进行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制度改革的时间不同、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的设置时间存在差异等。

四、完善我国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制的建议与措施

1.设置合理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

首先，国家上级政府不应该片面的追求社会保险事业单方面的发展，而忽视了其相关方面的制约因素。只有促进了社会保险的相关方面的共同发展，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保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次，上级政府应该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水平来设置相应的适应于该地区发展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而不是片面的对全国所有地区都实行相同的政策，从而使得有的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不能很好的适应于当前的政策。最后，国家上级政府还应该积极结合我国实际的发展情况来对我国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的命名，确定其工作内容以及工作职责等方面的问题。

2.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制度

对于我国目前所实行的“五险”政策，为了避免出现不同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出现责任不清等问题，上级政府可以根据我国的或者是地区的实际情况设置“五险”综合服务部门，对五项社会保险进行统一申报、统一登记、统一稽查等。这种综合性的部门既可以减少不同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的职责不清等问题，同时也可以提高社会保险工作的准确性，提高社会保险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以确保我国社会保险事业顺利的发展。

3.社会保险经办管理工作人员编制的动态比

为了保证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的服务质量，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可以实行工作人员编制的动态比；即是根据地区的参保人数来设置工作人员的数量，根据参保所需进行的步骤来对员工进行合理的安排，避免出现一人多职、岗位空置等现象，以此来降低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的成本支出。

参考文献：

[1]尹蔚民.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社会保障，2013（11）.

完善社会保险的建议 篇4

作者:来源：发表时间：2009-04-27

城乡统筹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其实质就是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在目前重大意义。村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完善和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城乡统筹发展具

2008年 5月到8月，雨湖区课题组成员对区直有关部门，全区乡（镇）及部分村进行了座谈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雨湖区农村社会基本保障机制建设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共雨湖区委、区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发展十分重视，初步建立了以农村低保和五保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惠及农民。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养（养老保障）为基础，医疗保障为重点，以大病救助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

一是农村低保基本达到了“低标准，广覆盖”的工作目标；二是积极稳妥的推进了城镇居民基本医农民带来了福音；五是农村五保供养逐步加强；六是农村卫生一体化管理和建设工作初步完成。保险试点工作，居民参加医保得到实惠；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启动；四是农村大病医疗救助

但全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对农村社会保障认识有偏差；二是农村保保障标准偏低，没有相关配套政策；三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施及医疗卫生保障存在不足；四是亟待解决。

二、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 村养老保障工作举步艰难。五是农村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工作滞后；六是村干部养老保

一是加强领导，提高认识。着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党委、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认识，建议区、乡镇把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列为政府实事之一，与城市社会保障工作统筹安排、同推进。建立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的运行机构和队伍。建立网络信息化服务。尽快建立起以区为

头作指导，乡为主体搞服务、村为基础抓落实的救灾扶贫、医疗预防保健等保障服务网络，逐步现农村社会保障服务网络化。

二是争取政策支持，率先在全市乃至全省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成“两型社会”城统筹的示范区。城市化率已达87％，具有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条件和基础。建议将雨湖地区作为“型社会”城乡统筹的示范区试点，争取政策支持，着力推进全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全市探示范区。和积累经验，争取率先在全市乃至全省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成“两型社会”城乡统筹

三是加大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力度。市、区、乡各级政府要把保障资金列入公共财政预算每年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和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乡措社保资金。把地区扶贫资金全部或者部分用于农村社会保障。政和村集体的负担比例。同时可以借助社会力量，组织社会募捐、义演等慈善活动，依靠民间渠道

四是建立覆盖面广、农民易接受、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家庭赡养和社会扶持相结的保障体系。村干部养老保险问题建议制定统一的实施方案，具体的解决可采取“自己拿一部村集体筹一部分、政府部门补贴一部分”的方式筹集。要适当提高村干部的补贴标准，农村低保户的政府转移支付力度，适当增加补助额度。要注重城市与农村的兼容与互补，逐步缩小城乡保障之间的差距。加大对敬老院的资金投入和

五是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提高服务质量。加大农村新农合制度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合率。逐年提高补偿率，低自负费用比例。实行大额医疗补助与小病、门诊费用补助相结合的办法报销标准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提高，村民基本可以接受，真正做到农民看得起病，不因病返贫。对农五保户、低保户免交参合费，并免除或降低其大病住院起付线和自付比例。要采取定期汇报、张榜布、定期审计、监督检查等措施，保证低保、合作医疗基金全部、有效地用于农民身上。积极发展事医疗卫生服务一年，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村卫生事业，提高初级诊疗质量。建议城市医疗卫生机构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新聘人员定期到农村

六是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议根据湘劳社工字（2008）18号文件精神，把部分土购买养老保险的办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民革湘潭市委）◆

完善行政部的建议 篇5

1、人事档案管理

对于每位员工的人事档案行政部要分门别类，并做好相应的档案管理。

2、人事考核作业

行政部要定期对员工有一定的考核，并做出相应的奖励等等。

3、员工教育培训

行政部对于新员工的入职和离职要有一定的流程管理，并对新员工和老员工要定期培训和教育，提升每位员工的自身素质，改善员工的日常行为习惯。

4、作息考勤管理

行政部要认真做好每位员工每天的考勤管理。一律准时7点45分上班，对于迟到、早退或者没有请假而旷工的员工要给予一定的指正。

5、奖惩办法的执行

对于迟到的员工，迟到一次，给以善意的提醒；迟到两次，让其选择惩罚措施，或者自罚连续值日，或者请全体员工吃雪糕，或者罚款。由行政部监督执行。

6、各类公告的发布

行政部要做好各种通知的拽写、发布以及后期的督促执行。

7、招聘、录用、升迁、离退职的办理

行政部配合人事做好员工的入职、离职和招聘录用等相关事宜，并形成一定的流程记录下来。

8、协助经理制订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及业务计划

行政部要积极配合其他部门的工作和计划，并定期更新。尤其是要督促每位员工做好每天的工作日志和第二天的工作计划。

9、办公用品的预算及购买技能技巧。

行政部要定期采购办公用品，以开源节流为前提，注意一定的预算和购买技巧，做到货比三家。

10、关心周边的人和事

完善我国绿色金融的政策建议论文 篇6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与血液，不仅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在优化资源配置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绿色金融主要依靠金融资源的导向作用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绿色金融对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的支持，带动了资金与资源向该产业转移，从而使低能耗、高能效的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由于没有金融资源的支持而逐渐萎缩，进一步使环保产业吸引更多的其他生产资料，经济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间得到重新配置，绿色金融在助推环保产业中发挥着启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协调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者的关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金融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出发，研究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讨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助推环保产业的政策建议。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绿色金融政策日趋完备我国绿色金融政策己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以来，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完善绿色信贷的政策文件。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将强化环境监督管理与严格信贷环保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标志着绿色信贷全面进入我国节能减排领域。2011年9月27日，“三部门”联合启动“绿色信贷”评估研究项目，并计划建立“中国绿色信贷数据中心”，为商业银行践行绿色信贷、管理和评估风险提供权威的信息支持。2013年12月18日，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指导全国各地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督促企业履行环保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推动了环保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

绿色金融规模结构初具规模我国绿色金融初具规模，但产品结构发展不平衡。随着全球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不断形成共识，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日益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实现与推广。政府相继推出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等金融产品，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绿色金融风暴。三种金融产品中，由于后两者刚刚起步，国内相关市场欠成熟，形成了以绿色信贷为主的产品结构模式。据统计，截至2012年末，全国五大行绿色信贷规模累计达1.36万亿元。清洁能源、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电厂脱硫除尘、河湖整治等环保项目得到了重点支持。同时，各银行全面收紧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等行业信贷规模，加快了其退出市场的速度。作为国内最早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国内唯一的“赤道银行”一一兴业银行，截至2013年3月末，在全国已累计为节能减排领域提供融资2432亿元，融资余额达到1269亿元。此外，兴业银行推出“绿金融?全攻略”方案，实现了从产品、模式到解决方案的多层次服务，能有效满足企业客户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多种金融需求。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一、绿色金融现存问题

1.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积极性不高

绿色金融的外部性问题是导致金融机构积极性不高的内在原因。由于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品，绿色金融服务具有特殊的正外部性。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对公共环境具有正的溢出效应，但其所提供的正外部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合理的补偿，经济主体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内在动力不足。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往往采取直接颁布相关政策法规的手段约束金融机构行为，缺乏实质性的约束激励机制，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金融机构内部约束激励机制欠完善是发展绿色金融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中国金融行业的绩效考核体系以经济指标为主，环保相关指标几乎未纳入考核范围。在利益的驱动下，各金融机构主体基本很少考虑服务对象的生产或服务是否具有生态效率，为了完成经济考核指标而忽视了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绿色信贷政策推行较好的建设银行，截至2012年底累计发放环保相关的贷款2396.37亿元，仅占全行贷款总额的3.37%。金融机构内部的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意识，被繁重的经营考核压力和诱人的经济效益所冲淡。同时，绿色金融业务往往风险较高而收益偏低，进一步导致了金融机构偏向于选择传统金融业务，绿色金融市场难以扩大。

2.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备

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以间接融资市场为主，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十分滞后。完备的市场体系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欠完善，限制了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在绿色金融间接融资市场中，绿色信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未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缺乏创新的绿色金融产品，难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环保企业的有效需求；

另一方面，单纯的银行信贷模式，无法充分利用社会各方资金，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资金利用效率低。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本身具有“新兴+转轨”的双重特征，存在结构性问题，导致资本市场弱式有效。在直接融资市场中，政府未引起高度重视，缺乏相关政策安排，绿色证券举步维艰。一方面，绿色证券的市场准入机制尚未成熟，环保企业通过上市融资难度十分大；

另一方面，证券监管部门缺乏完善、高效的环保监管体系，导致一些企业在上市之后不兑现环保承诺，绿色证券效果大打折扣。

3.相关政府部门配合不到位

绿色金融的健康长效发展离不开政府、金融机构和环保等多部门的协作与配合。现今，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环保部门的政策支持，金融机构的业务推动，多为单兵作战方式，未充分发挥三者的协同效应。政府、环保和金融部门没有明确的分工，彼此间未建立合作与交流机制，严重影响了绿色金融服务效率。环保产业作为新兴的高新技术行业，国内对该行业的了解和研究都还不够充分，在环保质量评估、项目收益与风险评价等方面存在较大难度，并未形成统一标准。由此发展起来的绿色金融，更是集高风险性、高技术含量和高操作要求于一身。金融机构缺乏专业领域的技术识别能力，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企业环保信息，必须依靠环保部门给予技术支持并协助审核，借助政府平台丰富的信息资源与强大的资金支持，集三方共同的力?量，高效地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助力中国环保产业。

二、发展绿色金融的政策建议

1.健全绿色金融约束激励机制，提高市场主体积极性

合理健全的约束激励机制是推动绿色金融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建立健全绿色金融约束激励机制，解决好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外部性问题，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政府可采取出台相关优惠、补贴政策，适当放松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服务的相关要求，对商业银行绿色金融服务效果实施奖惩政策等措施。在绿色金融发源地之一的德国，政府出台的相关环保政策中，政府支持给予清洁、环保的节能项目和企业一定额度的贷款贴息，由此产生的利率差，由中央政府以贴息的方式补贴。

另外，被认定为环保、节能绩效好的项目，可获得不到1%贷款利率，持续周期为10年。结果表明，德国出台的利率补偿政策，促进了环保节能项目的建设与发展，“杠杆效应”十分显著。另一方面，各金融机构应逐步建立起符合绿色金融发展需要的公司约束激励机制。在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体系中增加环保因素，使绿色金融的服务效果与每一位员工的绩效考核挂钩，内在地激励员工能动地开拓绿色金融服务市场。

2.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拓宽环保产业融资渠道

完善、有序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是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所在。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健全绿色金融间接融资市场，培育和发展绿色金融直接融资市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首先，要创新绿色信贷等直接融资品种，扩大绿色金融间接融资市场规模；我国间接融资市场相对比较完备，将承担绿色金融发展主力军的角色。其次，大力发展PE、创业投资等股权投资机构，规范中小板、创业板的上市标准，鼓励、支持有实力的环保产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环保企业前期资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投资风险较高的特点，决定了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渠道更适合该类企业。最后，可适当放松企业债券市场的限制，健全债券市场的担保、信用评级等制度，支持与鼓励环保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

3.加强各政府部门的协作，提升环保产业配置效率

加强金融机构与各政府部门的协作是绿色金融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发挥协同作用，第一，政府应统筹全局，制定绿色金融长期发展战略，配套出台相关政策安排，建立高层次的协调管理机制；

第二，金融机构与各政府部门应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

完善社会保险的建议 篇7

一、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第一, 完善教育保障机制。首先, 要规范办学行为, 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停止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改制的审批;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免费制度”和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 (限分数、限钱数、限人数) 政策;实行收费公示制, 稳定高等学校收费标准, 继续推进高校和高中“阳光招生”政策;提倡和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和民间资本投入教育, 引导民办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规范普通高校校外办学、联合办学、中外合作办学, 切实制止和打击非法招生、违法办学行为。其次, 要落实高等教育的奖、助学金制度和助学贷款制度。国家要完善配套措施, 即构建完善的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制度, 以解决学生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再次, 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校实行差别收费制度也具有较大的合理性。最后, 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筹措专门资金支持各地中、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支持每个县 (市、区) 建设设施完备的职教中心。

第二, 完善住房保障机制, 搞好经济适用住房建设, 完善廉租住房制度。首先, 要尽快制定出台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政策, 建立住房保障工作责任体系, 并纳入政府工作目标管理。其次, 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 对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 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廉租住房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确保专款专用。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不断扩大廉租住房政策覆盖面, 把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等住房困难的社会群体也尽可能纳入保障范围。最后, 要探索新机制, 确保经济适用房真正用于保障收入较低、住房较困难的家庭。全面建立廉租住房保障对象档案, 掌握廉租住房需求情况;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申请、审批、轮候、退出的管理制度, 同时实行制度标准和选拔程序公开, 公民平等地参与制度运行的过程, 任何人对违规操作行为行使否决权, 形成公民相互监督、自主选拔的良性局面, 进一步实现廉租住房工作规范化。

二、建立健全司法救助制度

第一, 要明确国家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 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 多渠道筹措法律援助经费。国家首先要制定法律、法规对法律援助事务进行规范和指导, 由国家财政承担法律援助的主要经费。鼓励和规定社会各界对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事业集资与捐赠, 如鼓励律师义务办案外, 规定按收入提取专项法律援助资金。尝试法律保险责任制, 规定公民每年支付少量保险费, 保险公司在其需要法律帮助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经费。

第二, 积极推动法律援助社会志愿者体系, 动员有志之士参加法律援助事业。充分利用大专院校法律院系师生资源, 将其纳入法律援助。

第三,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规定了经济确有困难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但由于这是一个软性规定, 如果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不履行此义务, 当事人也毫无办法。应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有义务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律师有义务履行代理辩护职责, 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关主体, 同时规定其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三、建立和完善政府支持系统

第一, 建立和完善政府支持系统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物质利益, 为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政府应发挥社会政策支持系统的作用, 建立由各种非政府组织、社区、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志愿者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 形成社会行为和政府行为相结合的社会动员模式。同时, 加强弱势群体自我支持意识, 建立以初级关系和人生价值取向为基础的个体支持系统, 实行社会扶助和弱者自救相结合的原则。只有解决好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不断完善经济状况, 才能为其政治参与提供物质条件和环境基础。

第二, 发挥多种媒介机构的作用, 培养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能力, 培养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团体。鉴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承受能力”十分脆弱, 而他们在收入、物质待遇、健康和寻求帮助方面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 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需要新闻媒体多反映民生疾苦, 揭露存在的问题, 呼吁社会伸出援助之手。建立健全自由结社的法律保障, 健全现行社团组织制度, 逐步提高弱势群体利益团体在政治经济中的独立性。

四、健全劳动执法监督体系

为了加强对弱势群体劳动权益的特殊保护, 我国已建立了包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女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以及劳动安全卫生等内容的劳动标准体系。然而, 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中, 由于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和领导者法制观念的淡薄, 出现了大量的执法不严、情比法大、权比法大的现象, 导致了有法不依、法不责众局面的出现, 严重侵害了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因此, 有必要不断完善执法监督机制,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以更好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具体来说, 首先, 要加强对执法部门的监督管理, 提高执法人员的自身素质和法制观念, 使其在维护弱势群体劳动权益的过程中真正发挥执法监督的作用。其次, 要加强劳动监察, 劳动监察大队对一些用人单位不合法的侵权行为要严肃查处, 并限期整改, 使得侵犯弱势群体劳动权益的不法行为得到真正有效的制止。最后, 要培养弱势群体的法制意识, 使他们能够做到为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而积极主动地斗争。

五、进一步健全完善就业和再就业政策

第一, 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 促进弱势群体的就业与再就业。公平竞争应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而弱势群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这就要求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应从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发,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弱势群体人员的劳动就业权利, 使其不至于输在竞争的起跑线上。在这方面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 如美国早在1976年就开始实施《年龄歧视法》, 禁止雇佣中的年龄限制;法国也立法禁止在招工广告中使用年龄限制, 并禁止企业实行强迫退休制度;日本在就业促进法律制度中也明确规定了对特殊劳动者如高龄劳动者、残疾人、妇女的就业促进。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 在妇女就业、下岗人员就业、部分老年人就业问题上, 明令禁止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

第二, 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 为弱势群体的劳动就业提供积极的服务。应撤并当前人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 构建全国统一的就业信息平台和公平、公开、公正的劳动力调配市场, 使劳动者的服务技能和工作意愿成为唯一正常的就业标准。通过构建全国统一高效的劳动力调配市场, 不仅可以及时调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填补一些空缺岗位, 满足人们的日常服务需求, 而且可以促进广大城镇下岗、失业、无业等弱势群体人员迅速转化就业观念, 极大地拓宽弱势群体的收入来源渠道。事实证明, 一些地方政府为安置自身的下岗职工而人为地设置重重障碍阻挡农民工进城的方法,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只有以市场为导向, 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劳动要素市场, 以求职者的工作技能和服务意愿作为客观标准, 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现阶段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构成状况复杂, 所存在的问题也多种多样, 同时, 弱势群体的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并且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因此, 必须深入研究解决新时期中国弱势群体问题的具体对策。能否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支持问题, 使他们都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长期高效有序的发展。因此, 不仅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 还应建立多层次、主体化的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 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 以维护社会稳定, 化解政治风险, 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小君: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弱势群体[J].管理观察, 2009 (17) .

[2]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简论[J].经济论坛, 2009 (14) .

[3]苏海玲: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缺失和构建[J].理论前沿, 2009 (11) .

[4]郝英慧:论农民工弱势群体劳动权的保护[J].改革与战略, 2009 (7) .

完善社会保险的建议 篇8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社会民生问题解决的好与坏，决定着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成败，更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无生命力。

且让我们在本期封面专题中，看看各界专家怎么说。

要利用未来一二十年中高速增长的机会，着力建构“精英有担当、大众能自强”的基本制度框架

当前，中国经济正走向新常态，政治正走向新生态，在这个大变革过程中，中国社会急需建立“精英有担当、大众能自强”的新秩序。按照这一框架，可以完善和统筹推进社会治理、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精准脱贫等相关领域的改革。

中国转型期新秩序的建构

当前，一些民众存在着多讲权利少讲义务的倾向，一些官员存在着不作为的问题，这种状态是不可延续的。正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总结的那样，中国正处于矛盾多发期，客观原因是人均资源占有率还比较低，资源配置也不够公平；主观原因是一些民众多讲权利少讲义务，多讲民主少讲法治，多讲个人利益少讲公共利益，结果一味满足民众多种多样诉求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群众破解难题的主体，但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

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而建构社会发展新秩序呢？这既需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话，也需要与西方理论及实践对话。在与西方的对话中，既要研究其现在，更要观察其早期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在与古今中外的对话中，我们发现“精英有担当、大众能自强”是一种优选的、可延续的社会秩序。具体阐述如下。

与发达经济体对话，我们要看到其中三种社会体制的差别。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补缺型福利社会体制，二是以西欧为代表的普惠型福利社会体制，三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型福利社会体制。在这三种体制中，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有很大不同。补缺型福利社会体制主张政府为特定人群提供有限的社会保护，培养公民的个人责任，支持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满足多层次需求。普惠型福利社会体制主张政府应该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福利和社会服务。发展型福利社会体制主张的不是资源转移的静态措施，而是强调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参与的社会投资，同时强调经济发展本身要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从社会成员各尽其能的情况来看，这三种社会体制也大不相同。在补缺型福利体制中，精英有担当，但大众自强的能力有问题；在普惠型福利体制中，精英有担当，但大众自强的意愿有问题，比如随着人口寿命延长，西欧工作年限在缩短；在发展型福利体制中，精英有担当，且大众能自强。尽管在三种体制中，精英整体上能够遵守社会规则，但其担当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有区别的。在补缺型体制中，精英的自我组织能力很强，自主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在普惠型体制中，社会伙伴在政府的监督下合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在发展型体制中，社会精英愿意分享发展机会和成果。

以美国为例，可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其精英的担当精神。一是美国的进步运动中新中产阶级的集体行动。美国史学界一般把1900年至1917年间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进步运动。在性质上，进步运动是以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和国家公务员等新中产阶级为主体，由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第二个案例是以“脸书”老板马克·扎克伯格为代表的美国财富群体的捐赠行为。在其女儿出生时，扎克伯格决定捐出绝大部分财产给公益，为了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

按照各尽其能来定义社会新秩序，既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教育发展的最新理念，也与党的执政理念是高度一致的。按照社会成员尽职履责来定义理想社会，似乎与传统的公平正义概念有所区别，但各尽其能本身也是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是后者的动态保障机制。以教育权利公平理念的发展过程为例，第一阶段是“人人有学上”，第二阶段强调均等化，追求“人人有好学上”，最新的发展是“人人有担当”的适切性教育。

精英有担当的体制保障

在这里，“精英”是指国家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者。不可否定，当前中国存在着一些党员干部不作为的问题，一些知识分子和财富阶层移民“退出”的问题。为了培养和维护精英阶层的担当意愿和能力，我们提出三方面的体制保障。

一是通过适切性教育，培养担当意愿和能力，增强担当信心。这方面的体制保障包括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和教学内容及方式改革。

重视担当精神，推进和完善中国招生考试制度改革。2014年中国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将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但是，这项改革主要还是聚焦于考察学术成绩以及减轻学习负担和解决“一考定终身”等突出问题。这与国际教育界所倡导的适切性教育还有很大差距。要积极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教学内容及方式的改革，使之与中国基本国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适应。

二是保障公职人员的合理待遇和应有尊严，维护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一位瑞典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公共部门的高效率。当前中国的反腐倡廉有助于去掉附着在官位上的“实惠”。在“堵后门”的同时，也要尽早研究出台“开前门”的改革方案。

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具体任务包括：（1）明确改革的总体目标，主要是防贪防腐，吸引和留住合适的人才，提供有效公平的公共服务。（2）分层级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公职人员工资合理增幅应在25%—100%之间；行政级别越高的公务员，或者职称越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其工资涨幅应越高。（3）尽快开展工资调查和比较的基础性工作，为正常调整提供可靠依据。（4）调整和规范公务员的津补贴，将目前适用于所有公务员的津补贴纳入基本工资，取消部门的岗位津贴，适当提高有利于艰苦困难地区人才队伍的基层工作津贴或边远地区津贴，将公务员享有的多种优厚的福利待遇统一纳入职业年金，改为有条件享受的廉政年金。（5）调整和完善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制度，以晋升和发展机会作为主要的激励手段，淡化直接的经济手段，控制绩效工资所占比重，等等。

在公共部门中，从公立医院的工资制度改革入手。建立适应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同步建立服务行为监督机制，树立“高薪养廉”的样板，为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全面改革创造条件。建立公立医院高管团队的年薪制和医务人员以岗位技能工资为主的阳光工资制，工资收入与创收、服务量脱钩。限制和规范各类从业人员的绩效工资，将其比重控制在40%以内，级别越高者比重越高。为了防止“养懒汉”，配套的激励措施包括：设定每个岗位的基本职责和工作量、定期审核专业技术职称、设置同行认可的临床优异奖。其他管理措施包括：逢进必考，反腐倡廉，院长的去行政化和主体责任。当然，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要充分信任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推进行业自律。

三是简政放权，激发多方面社会精英的活力。如果公共部门不能或不愿担当，那就应该让接近百姓且愿意担当的社会精英发挥作用。

比如，面对社会存在的暴戾现象，中国非公部门已经涌现了一些敢于担当的老板，比如顺丰总裁王卫、港大深圳医院院长邓惠琼，他们在其员工被打后都不愿调解，而坚持将施暴者绳之以法。相比而言，中国公立医院院长基本选择息事宁人。

要向各层级的社会精英放权。首先，要向基层政府放权。过去30多年，很多公共服务机构、职权和人员都集中到大中城市，给贫困地区和人群造成很大不便；同时，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名目繁多、碎片化。其次，要向基层自治组织和党组织放权。要处理好两个组织的关系，健全基层治理框架。另外，还要向社会放权。党领导的国家与社会是同心圆关系，应积极探索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合治理”形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在下放权利的同时，规范权力同等重要。在反腐倡廉的大背景下，权力被滥用的风险降低。通过公开透明，可以实现将权力运行放进制度的笼子里。

要特别注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要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实行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要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要依法引导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在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要在新型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防控政治风险，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复合治理。

要推进有条件事业单位转为社会组织的改革。事业单位的人、财、物主要依赖行政配置，易受行政干预。我们认为，可转制的事业单位应具备四方面特征：不以营利为主要目标；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较强；意识形态属性不强；所提供的公益服务易于由政府购买和监管。

大众能自强的体制保障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新思路做好民生工作。与此思路相一致，我们提出“大众能自强”的民生工作方针，并提出民生工作的重点和底线，以及完善和统筹推进民生工作、老年保障和精准脱贫工作的建议。

一是在民生工作中以赋权授能的社会投资类项目为重点和优先。民生工作涉及的项目很多，按照项目支出的回报率高低，可将民生项目分为社会投资类项目和社会消费类项目。我们建议民生工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应是社会投资类项目，包括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人力资本项目，以及养老服务和儿童照料等社会服务项目。前一类项目的回报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后一类项目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且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民生工作中，社会消费属性很强的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和低保，反过来说它们的社会投资性较弱。对于社会消费类项目，要坚持“底线”思维，严格资格条件和控制保障水平；而对于社会投资类项目，要加大投入，促进普惠性和公平性，尽可能提高服务水平。

强力推进教育机会均等的体制改革。中国已经出台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教育均等化制度安排。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实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实行“县管校用”教师管理体制，实行划片招生，实行重点高中指标到校。在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公平方面，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由高教资源丰富的省份面向短缺的省份招生；并在国家层面实施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在国家高考统一招生大通道之外，为贫困地区学生再开辟一条小通道。但是，中国的教育均等化政策实施的阻力很大，主要来自高教资源丰富地区的家长、重点中学的校长教师和家长。

完善和推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体制改革。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方面，推进城乡居民“两保合一”，关键是管理机构的统一，宜在中央层面尽早确定主管部门。从卫生行业责任清晰的角度来看，我们建议将各项医疗保险归入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在居民医保统一后，应尽早研究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的待遇统一问题。近期，可采取三明市的做法，将各项医疗保险基金集中到一个机构管理，同时积极研究探索各类人群基本保障待遇统一办法。

二是实行积极的老龄化方针，帮助老人自立自强。现行的老龄工作方针是“党政领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单纯笼统地将老人视为被照顾对象和弱者。按照国际“积极老龄化”的思路以及中国未富先老的实际，建议将“自立自强”纳入老龄工作方针，并相应调整涉老领域的具体政策。老年人的统计口径要调整，从现在的以60周岁为主要标准变为以65周岁为主，再过十年左右只按65周岁口径统计。尽快启动渐进延迟退休年龄的进程，要立法保障老年人在工作期间本人及其用人单位的权益，还要做实终身教育。在交通运输领域，要改善基础设施，帮助老年人更便捷安全地出行和参与经济社会活动。退休人员也要缴纳医疗保险费，退休金要纳入个人收入所得税计征范围。要参照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经验，控制基本养老金水平，发展企业年金和廉政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并重视支持少老人力所能及地工作，比如，在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的收入有四成来自继续工作。

三是坚持“造血式”扶贫，在政策投入的同时，精准扶贫要注重内生能力建设。目前，各级政府将精准脱贫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优先民生工程，这为“十三五”期间实现全面脱贫提供了充分保障。但是，限期脱贫可能导致重“输血”、轻“造血”的风险。在组织推动精准脱贫时，各级党委政府要更加重视贫困家庭能力的提升，更加重视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同时要注意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四是强调自立自强，调整低保政策，应对低保福利化。福利化有多种表现，与同为儒家文化的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相比，中国低保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偏高；低保证“含金量”过高，低保户享受的综合保障水平大大高于低保边缘户，造成“福利悬崖”；低保发放中存在均沾和滥用现象，发放范围被人为扩大。低保福利化源自政策定位、设计、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缺陷，其后果是低保标准偏低、低保对象中有劳动能力人员所占比重较高、“等靠要”观念增强、引发新的基层稳定风险。中国低保对象的福利依赖较为明显，城市和农村的平均领取期限分别为73个月和46个月，而美国类似人员的平均领取期限只有24个月。为落实精准扶贫要求，建议强调自立自强精神，将低保政策目标回归为补缺型或兜底型保障。

完善和推进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建议

对于单个领域机制体制的改革，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完善和推进建议，这里聚焦于跨领域的政策举措。

一是凝聚共识。更多地借鉴发达经济体现代化早期的国家建构经验教训，特别是其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基本制度建设。要注重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充分尊重中国国情。要积聚知识界力量，在汲取全人类优秀文化营养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二是扬长补短。中国的政治经济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权力、资源）办大事，要利用未来一二十年中高速增长的机会，着力建构“精英有担当、大众能自强”的基本制度框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纠正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的做法。同时，要着力改变分权不足的问题，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要充分鼓励地方和基层探索；要探索国家与社会之间多形式的复合治理；更为根本的，要充分信任社会精英，同时多渠道改善监管，包括行政监管、社会监管和行业自律，并严格处理有违信任者。要进一步加强公开透明，包括行政审批程序、公共服务对象的基本信息以及公职人员的薪酬待遇。

三是减少阻力、增强支持。与前几年的军队类似，在医疗卫生领域和教育领域也存在强大的垄断利益群体。可以适当借鉴军队改革的做法，通过“抓大老虎”的反腐方式消减这两个领域对重大改革的阻力。可以通过改善社会投资型公共服务，寻求人民群众对重大改革的支持。可以通过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酬待遇及改善待遇结构，维护和激发干部职工推动改革的热情和创造力。

展望未来，中国很有希望在2020年前后建立起社会发展新秩序的框架。当然这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党中央的担当和决断、地方政府的探索创新、公职人员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重建，以及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和财富拥有者的集体觉醒和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