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改革经济制度（推荐8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取得的重要成果，对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战略部署，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全会承前启后，广泛凝聚智慧与共识，成果举世瞩目
第一，全会无论是在时间节点还是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35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成功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前两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按照十八大提出的“两个全面”的重大战略任务，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广阔前景提供新的强大动力。
第二，全会《决定》充分凝集了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决定》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由总书记亲任起草组组长，于今年4月份启动起草工作的。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央进行了反复研究讨论，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决定》，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肩负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对深化改革的高度自觉，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标志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第三，全会召开得到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各方面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国际社会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关注，世界各大媒体都给予了充分报道，国内各界包括广大网民也都热切关注和积极评价。可以说，这次全会充分彰显了我们党锐意改革的决心，顺应了社会各界期盼改革的民心，更是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推进改革的信心。
（二）全会对深化改革进行了全面系统整体部署，内容广泛深刻，鲜明体现了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整体部署，是这次全会的一个重大历史特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治国理念的与时俱进，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对此，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
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是破解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历经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今天我们比近代以来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能力、有条件实现这一目标。但也要看到，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而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又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只有全面、系统、整体推进各领域改革，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共振效果，有效消除制度顽疾，破解各种发展难题。
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还不完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制度尚不健全。因此，必须更加注重从整体上对改革进行系统谋划，协同推进重要领域改革，才能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全会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重要创新，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引
全会作出的《决定》，系统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新”可以说是其最鲜明的一个特点。一是思想新。《决定》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和“三个进一步解放”，内涵深刻、意义重大。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三个进一步解放”，则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既明确了改革的目的，又明确了改革的条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坚持以“三个进一步解放”指导改革，我们就能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思想和生产要素活力的观念和体制障碍，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二是目标新。《决定》明确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树立了国家治理的新理念，这是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我们党执政64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但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在制度建设、管理水平、执行能力等方面还需要完善和提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三是思路新。《决定》用“六个紧紧围绕”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也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确定这样的总体思路和路线图，一方面系统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凸显了改革的全面性；另一方面明确了改革的重点和主轴，使全面深化改革的优先顺序、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一目了然，有利于协调有序推进改革。四是方法新。《决定》在总结改革开放35年重要经验的基础上，融合了近年来推进改革工作中的新体会、新经验，提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使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更加科学、更加完整，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推动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五是举措新。《决定》直面当前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重大问题，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举措，本身就充分体现了改革创新精神。这些改革新举措，既明确了下一步改革重点，又积极回应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对于扎实推进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二、科学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全会《决定》在统筹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为什么这么提，《决定》用一段非常精炼的话对此做了深刻阐述，归结起来这是由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现实发展形势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决定的。从发展阶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些都决定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总布局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从现实发展形势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平稳，但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的长期痼疾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迫切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决定了必须紧紧扭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为促进其他各方面改革创造基础和条件。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地位与作用，接下来就需要回答，下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是什么。《决定》给出了明确答案，那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本质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在经济活动中的各自定位与相互关系。《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调整为“决定性”，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却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和理论上的重大创新，符合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必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必须有所作为，有所不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认识到市场和政府两者作用不可偏废，普遍对发挥好政府作用更加重视。因此，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决定》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科学内涵。实践中，既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又要按照《决定》明确的政府职责和作用，及时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做到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决定》针对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定了下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这方面内容十分丰富，时间关系只能简要谈点认识与体会。
（一）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符合国情实际，有利于发挥多种所有制的优势、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决定》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都是”，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明确了“两个不可侵犯”，即“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并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些重要论述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指明了方向。具体就是要在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和国有资本合理流动的机制尚不健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仍不合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创新发展能力亟待提升。《决定》对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健全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等进行了重点部署，特别是强调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明确了国有资本重点投向，并要求推进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这些都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好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是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近年来，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10年5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民间投资36条，到去年上半年有关部门又出台了42项具体实施细则，对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三个平等”和“三个鼓励”，即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将按照《决定》的要求和国务院部署，全面清理和修订涉及民间投资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制定清晰透明、公平公正、操作性强的市场准入规则，促进民间投资和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三是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决定》进一步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并提出了“三个允许”的发展路径，即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这既是重大理论创新，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可以预见，随着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产权多元、治理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有长足的发展，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
（二）以健全市场规则和市场决定价格机制为重点，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提和基础是要有一个健全有效的市场。针对当前市场规则不统一、秩序不规范、竞争不充分、价格关系扭曲、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等突出问题，《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消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这里重点谈谈市场规则和价格形成机制问题，因为这是决定一个市场能否有效运转的关键所在。
在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方面，核心是“两统一”，即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统一市场准入，最大的突破在于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决定》要求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并明确提出要制定负面清单，这是对传统市场准入管理模式的重大突破，有利于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和自由裁量权。当然，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种新的准入管理模式，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产业发展实际，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统一市场监管，重点是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要加快改革市场监管体系，打破各种形式的“条块”分割，加大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力度，维护公平市场竞争。保障市场有效运行还需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要建立完善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记录，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约束市场主体行为。在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方面，原则上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同时要规范政府定价行为。下一步重点将在“减、建、保”上下功夫。“减”，就是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定价范围和具体品种，对于确需保留或暂不具备放开条件的，要建立健全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并明确政府定价制度与规则，减少自由裁量权。“建”，就是要建立有利于促进节能环保、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差别化价格政策体系，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保”，就是要按照“保基本、促公平”的原则，对居民用电、用水、用气、取暖等逐步推行阶梯价格制度。《决定》还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对培育完善各类要素市场进行了部署，这些都是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举措，需要准确理解、统筹把握、稳步推进。
（三）把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与推进简政放权有效结合起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该放的放开放活，这里重点谈谈对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简政放权两方面的认识。
一是科学有效开展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逐步构建了以国家战略和规划计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与产业、价格政策等协调配合，经济和法律手段间接调控为主、必要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为辅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对有效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国内外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按照《决定》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初步考虑，下一步要围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边界，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建设，努力构建科学规范、运转高效、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为此，需要从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创新调控政策手段，健全政策制定和决策机制，构建有效的政策执行与评估机制，加强宏观调控法制建设等方面推进改革与创新。二是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直接干预。《决定》要求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抓住了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这其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是十分重要的两个着力点。新一届政府履新以来，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开门的第一件事，已分三批取消和下放了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取消和下放了44项；同时出台了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措施，发布了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决定》强调，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今后，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事项以及社会组织可以替代的事项，凡是公民法人在法律范围内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都不应设立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进行了修订，近期国务院已颁布实施，其中取消、下放和转出49项企业投资核准事项。同时，今年还把31类点多面广量大、单项资金少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项目，下放到省级安排；制定了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目前还正在抓紧修订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管理办法和备案制指导意见。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决定》要求，着力从最大限度缩小企业投资项目核准范围、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严格规范审批程序、加快建立纵横协管联动机制等方面，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三大制度
按照《决定》提出的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三方面制度建设需要加快推进。一是加快建立完整、规范、透明、高效的现代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关键是要做到预算编制科学完整、预算执行规范有效、预算监督公开透明及三者的有机衔接与相互制衡。二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完善税种制度安排，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地方主体税种，同时继续推进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资源环境税费等重点改革，加强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三是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明确所对应的支出责任，同时相应调整政府间收入划分，以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
（五）走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路子，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还在扩大。要根本扭转这一趋势，必须按照《决定》的要求，着力从健全体制机制着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近期中央专门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结合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我重点谈谈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认识。
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科学布局、绿色发展、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一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统筹加以推进。二是要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重点是要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根据土地、水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城镇空间布局合理均衡，优化城镇规模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三是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化城市产业就业支撑，改造提升中心城区功能，严格规范新城新区建设，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推动创新城市、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着力提升城镇建设质量和水平。四是要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为此，要按照《决定》关于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的要求，积极推动出台相关配套改革和政策，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六）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新阶段，要通过体制创新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新的活力、动力和资源、空间。《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对下一步扩大开放作出了全面部署。集中起来，一是放宽投资准入，提高利用外资综合效益。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推进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更好地发挥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和综合带动效应。二是积极、有序、安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壮大“走出去”的微观主体基础，提高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三是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支持内陆地区依托自身优势，吸纳产业转移，加快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推动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促进加工制造、贸易物流、旅游等产业在开放中发展壮大。四是统筹多双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特别是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战略，努力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三、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工作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把三中全会描绘的改革蓝图变成现实，就必须以时不我待、攻坚克难的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把中央关于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统筹协调。明年是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要按照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搞好统筹谋划，正确地推进改革、准确地推进改革、有序地推进改革、协调地推进改革。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工作方案，力争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和积极进展，推出一些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的改革举措，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二）加快重大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一是要围绕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聚焦于束缚市场活力、制约转方式调结构、影响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改革的重点任务。二是要把加强顶层设计与总结实践探索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制定重大改革方案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三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加强对重大改革方案的风险评估和实施效果的社会评估，积极稳妥推进改革。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的最为突出的矛盾
(一) 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但是差距依然较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表明, 从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来看, 形势依然严峻。“数据显示, 如果把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划分为五等份, 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345元, 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456元, 差距近5倍;而农村居民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为2316元, 高收入组为19009元, 差距为8倍左右。”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降低到2012年的0.474, 反映出收入差距虽然有缩小的趋势, 但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大概相差3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仍然受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制约, “同工不同酬”的身份歧视使农民工的工资偏低, 加上医疗、养老、教育、福利、社会保障等非货币性因素的影响, 使他们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待遇。农民获得收入的渠道很少, 只有通过土地剩余生产物和劳动获得劳动报酬, 而农民的宅基地、耕地的使用权不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流转, 仅有的征地补偿费用也不高, 因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和数量都是有限的。由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城乡消费差异明显, 占人口超过一半的农民对消费的贡献微乎其微, 已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瓶颈问题。
(二) 财富的聚集效应使得贫富差距拉大
1999年“胡润百富榜”首创, 上榜门槛为0.5亿元, 上榜人数50人, 其中拥有10亿身家的富豪24人。胡润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3全球富豪榜”称, 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创造10亿美元富豪最多的国家, 富豪数量达到212人, 比美国多1人, 在这十几年中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中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带来了城市中高收入人群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加, 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 载《中国新时代》2012年第8期。) 与此同时, 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缓慢, 获得财富的渠道和手段很少, 有的人收入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存底线。他们在就业的过程中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干最苦、最脏的活, 而且生活条件恶劣, 却很难得到相应的报酬和保障。因此, 我国的广大低收入人群虽有迫切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却无力完成消费支付, 而富豪们则可以通过金融地产投资或从事经营性活动使财富不断积累。贫富差距拉大严重制约了我国内需的扩大, 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 行业之间、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悬殊
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数据显示, “我国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最高, 达9万元以上, 最低的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 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工资最高, 达35562元, 最低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每年收入只有1万元出头, 两者之比为3.03:1。如果用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平均工资相比, 两者差距超过8倍。除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中关村某家IT上市公司, 基层普通员工月薪4000元, 高管年薪数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 收入差距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在同行业中, 由于先进的行业技术、优厚的资本、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都掌握在非私营单位, 使其劳动生产率较高, 凭借在配置资源和权利等方面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对私营单位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更为严重, 行政性的市场准入壁垒, 挤出私营企业, 轻而易举地形成行政性垄断, 如金融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比城镇职工平均工资高出很多, 垄断行业工资过快地增长, 工资收入的形成机制较为混乱, 垄断利润增加迅速并向工资转移。究其原因在于监督制约机制欠缺, 对管理层为自己制定不合理的超高非工资性收入没有约束力。机会不公导致收入差距过大, 会降低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积聚起来会使人产生仇富心理, 影响社会的稳定。
收入是维系个人及家庭生存所需的基本保障, 而收入分配合理与否关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 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保护劳动所得。只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才能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 打破国有企业对某些行业的垄断, 但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打破国有企业对某些行业的垄断, 尽可能摆脱垄断行业分配格局的扭曲。在市场竞争还远未充分的情况下, 只有引入竞争机制, 才能逐步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对行政性的市场准入壁垒要放松管制,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经营。资源性、垄断性国企员工的薪资、福利水平明显高出其他国企和非国企员工, 而实际上这些普遍高出的收益并非可以完全归功于企业微观管理运行的高效率。因此, 赋予民营企业更多平等的竞争机会, 减少乃至消除国企凭借特权取得的竞争优势, 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自然性垄断的行业, 定价机制要由政府主导, 对行业利润进行有效的监管, 把过多收益收归国家, 对其进行严格的审计把关。提高垄断国有企业分红比例, 扩大红利上交范围, 获得的高利润, 可以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 统筹用于民生支出, 进入国民收入分配体系, 分配到其他行业的职工手中去。既坚持了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 也体现了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 完善工资制度改革, 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例
国有企业改制完成之后, 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向经营效益比较好的大企业集中, 大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 其平均工资水平就相对较高, 并且增长也相对稳定。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些中小私营企业, 其平均工资水平则比较低。这种结构性的因素造成了虽然在同一行业中, 但由于所处的企业不同, 收入明显不同的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应该建立起适合本企业当前薪资水平与企业业绩挂钩的制度, 一方面, 健全收入形成机制, 尤其要加强薪资管控, 实施工资总额预算管理, 缩小国有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薪资水平的差距, 使劳动报酬的增长与企业的盈利增长情况同步;另一方面, 缩小国有企业与同行业同领域非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差距, 就需要改革设计者有战胜即得利益集团的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因此更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工资水平应该与其他行业职工付出同等劳动获得的报酬维持在相应的水平, 不应该有过大的差距。否则容易导致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 财产分布不均等造成的差距代际相传。这样会加剧本就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 成为社会分配失衡中的敏感问题。通过实施工资平等协商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措施, 实现企业效益的增长和员工工资增长的双赢。初次分配要公平, 且应上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
(三) 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 消除城乡差别
加大城市化进程的步伐, 消除城乡差别是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必由之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 完善户籍制度改革, 要逐步取消户籍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在城乡、地区之间自由流动, 给其在城市合法的市民身份, 尤其是二代农民工的流量、流向、结构和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要保障其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待遇。第二, 增加农民收入, 重在增加农民的劳动收入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给农民提供更加公平的机会。增加农民劳动收入, 要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农作物价格两个方面入手, 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公平定价, 形成规模, 把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制度化, 让农民享有农地征用的收益, 增加其财产性收入。第三, 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 提高农民素质。保证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城乡、地区间合理分配, 使农业人口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为其提供向上层流动的机会, 从长远上能扭转贫富分化加大的趋势。
(四) 进行税制改革, 提高财政效率
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也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手段,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税制改革关键在于对富有阶层加税的同时对大部分人减税、免税。通过所得税改革调节收入分配的流量。现阶段,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还有可提升的空间, 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的所得税征收方式, 降低纳税人负担, 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加大监管力度, 严惩偷漏税行为, 建立金融实名制度, 实现个人乃至家庭收入信息的透明化。通过所得税改革调节收入分配存量, 渐进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总结房产税开征试点经验, 推进制度建设, 做好产权登记与保护、税基评估、信息管理、税收征管等各环节的工作, 经过试点走完必要的经验积累和方案优化过程。所以, 我们在讨论中也必须强调对于渐进要领的认可 (从试点、从高端、从增量开始) 。另外, 对于培训、交流活动, 也需要做出积极的、有前瞻性的安排。积极征求各方意见, 开诚布公地展开讨论、作情况通报、安排听证等等待相关的立法条件逐步成熟。税收收入要做到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如保障房、经适房建设, 建立公共医疗制度, 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 在增进公众福利的同时也能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有助于扩大内需。
三、结语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快速稳定增长的引擎正在发生转变，出口与投资需求扩张受到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制约。笔者以为，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仍将具有一定的惯性，假如仅仅依靠财政支出扩张，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十八大后中国需要加快税制改革步伐，融财政政策选择与税制改革为一体，以便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应从扩大支出转为进一步落实减税政策
众所周知，中国2008年以来一直强调“结构性减税”。在现实中，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采取了收支并用的策略。
十八大之后，“稳增长”不能走老路。政府的所作所为应转向尊重市场力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扩大支出刺激市场需求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扩大支出也有诸多不利之处。支出受益面可能存在不均，结果可能是市场中强者得到更多的资源，而弱者得到较少的资源或什么也没获得，尤其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不能继续采取扩大支出政策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扩大支出规模必然要借助于政府投资项目，这么做也可能导致政府行政审批权限的扩大并带来体制性复归的问题。
原因之三是扩大支出规模或意味着债务融资规模的扩大，或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加。从当前中国情况来看，政府举债仍有空间，但由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仍未得到合理的解决，地方债从某种程度上看仍有向中央转嫁的可能。这样，扩大债务规模势必增添未来财政风险的不确定性。
原因之四是如果依靠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来扩大支出，那么这会给处于不确定性状态的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给已陷入困境的企业雪上加霜。
不宜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不等于财政支出政策不能有所作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仍可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如扩大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就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释放出更多的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最为根本的支撑。
与此同时，减少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收入是积极财政政策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减收最终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减收不仅包括减税，还包括非税收入如收费和基金等的削减。减收可以减轻企业负担，从而让企业轻松上阵，增强企业活力。
减收势必增加财政压力，但减税收益也显而易见。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最终会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
减税规模应有多大
关于减税规模，已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如高培勇（2012）认为至少有6000亿元的减税规模，再如谢国忠（2012）坚持至少有一万亿元的减税规模等等。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一年减税空间应在5000亿元以上。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为89720.31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亿元，同比增长22.6%。
税收收入维持较快增长速度并不鲜见。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为73202亿元，同比增长23%。2004～2011年，税收增幅分别超GDP10.6%、8.7%、7%、20.7%、9.2%、0.6%、12.7%和13.4%，其中除了2009年因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税收收入增幅严重下滑之外，其他年份均保持了较快增速，平均每年超幅达到10%，
可以看出，近些年税收收入预算数的增幅与GDP增速一致。只要税收收入完成预算，预算支出安排就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税收超GDP增长部分就可大致视为减税空间。也就是说，如果经济保持正常增速，那么减税空间的高限大约为税收收入的10%，即税收增幅超过GDP增速的平均幅度。
2012年，预算安排的税收收入为98289亿元，同比增长9%；2012年GDP计划增长7.5%，税收增幅超GDP增长速度1.5%，按照10%的减税额度，减税空间的高限仍有8.5%。按此推算，2012年减税的高限大约为8300亿元。如果考虑到2012年以来税收收入增幅下降的事实，按保守估计，即按减税空间5%计算，2012年减税的低限仍可达51300亿元左右。
十八大后，结构性减税有必要转为全面减税。在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所有增税措施暂时都不宜出台，即使是以节能减排和收入分配名义出台的增税措施也不宜出台。
减税如果能够与减费、减少基金收入等措施结合在一起，那么政府减收规模一年就有可能达到1万亿元。这涉及的问题不仅包括税制完善，也涉及政府收入体系再造问题。收费、政府性基金的征收和征稅一样，是会上瘾的。去瘾很难。况且，收费和基金往往已成为某些地方或某些部门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力，要去除不合理的收费必然要动某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奶酪。
减税难度不小。世界税制改革经验表明，即使是以减税为主旋律的税制改革，也必须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稳定。减税可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联系起来。部分国有经济收入可弥补因减税所可能导致的可支配财力不足；减税可与政府预算改革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加预算透明度，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减税还可与政府支出结构调整联系起来，一些阶段性的支出任务到期就要停止，从而为减税争取更大的空间。
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减税的基础。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01亿元，比2010年增长24.8%，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1998年以来，除2009年上半年因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之外，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是财政收入变化的主旋律。1995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0.83%。该比重自1998年起快速上升，近年来稳定在20%左右。2011年据初步统计，该比重约为22%。
政府掌握的资源还包括政府性基金、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等，这为进一步实施减税计划提供了更为扎实的保障。
税制改革前瞻
税制改革是一个庞杂的话题，笔者下面重点探讨其中的几个方面。
一是个人所得税改革。
个人所得税要更好地发挥调节公平作用，需要创造条件，推进综合税制改革。十八大后，中国应积极为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制改革创造条件。在此之前，我国应先推行以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在分类所得税制下，各类所得的税负水平应基本协调。工资薪金费用减除标准多次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已经多次下降，但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税负还没有相应下调。为了保持不同类型所得税负大致相当，有必要下调这些种类所得的税率。
从2011年9月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进一步提高，税率表也作了调整，对中低等收入者确实起到了较为良好的减税效果。但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高收入者的减税效应不明显，甚至有增税的效果。这导致部分潜在税源继续流失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如果最高边际税率下调，一些税源就可能回流，那么因税源扩大而增加的税收收入可用来帮助低收入群体。
一旦个人所得税转向综合税制，减税的重点应转向增加专项扣除，以更好地促进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的改善。综合所得税制，应致力于打造一个中低收入者低税负，高收入者高税负，具有較强国际竞争力，同时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的所得税制。此外，还需要采取措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重叠征税问题。
另一个是关于房产税改革。
2012年1月28日起，重庆和上海两市开始对个人住房房产税进行改革试点。但时至今日，其他地区尚未跟进。十八大之后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仍应采取谨慎策略，应在认真分析已有的个人住房房产税理由的基础之上稳步推进。
许多国家和地区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但这不是我国也必定应有此种税收的理由。
房产税是许多国家的地方税，但这不等于地方政府花钱主要靠房产税。不少国家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在相当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许多国家没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土地出让金解决的是土地资源配置给谁用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在这样的土地制度背景下设计个人住房房产税制度，那么可以明确的是，我国个人住房房产税税收负担应该比大部分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轻得多。后者税率1%，前者就应该是0.5%或者更低。
技术条件只是个人住房房产税出台的起码条件之一，并非充分条件。在房地产供需格局没有改变之前，希冀以个人住房房产税充当房地产调控的排头兵，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对个人住房房产税开征所可能引发的问题，不能不小心谨慎预研。
十八大后，中国税制改革环境与过去三十多年相比的最大变化是，税制改革不再只是简单地与经济发展挂钩，而将是更多地与税收制度的公共政策功能结合起来。税制改革不能简单地看其经济效应，而应更多地考虑公众的接受程度。
李 锦
党的十八大是我国发展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回答和解决经济问题上，需要从十个方面来认识。这些问题，有的是过去已经解决了的，有的是新提出的。这次确认，也是在更深层次上解决。定什么位？十六大曾经历史方位作出一个界定，并且确认，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由于近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内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于是，很多人关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不是存在？未来的挑战是否会大于机遇？我们的战略是否要从利用机遇为主转向应对挑战为主？ 对历史方位的认识和判断每过十年八年便要进行一次，这关系到还要不要坚持制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战略的问题。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不折腾”便是针对这种情况做出的判断。
举什么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走什么路？——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讲，“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指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路子，当然也包括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路子。改旗易帜的邪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的路子。还有一个也是指我们不能照搬现在在一些西方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发达国家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不适合我们中国国情。
以什么为主题？报告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在经济领域，就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抓什么重点？十八大报告中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列提出，表明“两个加快”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重要关系。这是一个重要表述，需要从这一提法的指导思想上、所处阶段上和具体路径上，联系起来理解，才能把握“两个加快”的重要内涵和现实意义。这两个转变是整个报告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关键之关键。
以什么为路径？报告指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就是要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的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这“四个着力”、“四个新”不仅指明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也进一步明确了不断增强我国长期发展后劲的路径所在。
以什么为内容？报告中把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上升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领域和范围，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五位一体，五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纽带。这就规定了经济是关键，政治是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的是源泉，社会和谐则是发展的基石，而生态文明的建设则保证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要同时考虑五个方面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以什么为动力？报告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三个没有变”既揭示了我国改革发展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也昭示了推进现代化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新期待、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动力。加上执政党为人民群众谋利的政治动力、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可谓“五大动力”。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把依法治国、依法治军上升为治党治国治军的基本方略，推动法纪监督体制重塑、军事法治四大体系构建，法治中国、法治军队建设呈现加快发展的新气象。
十八大、十九大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一个建国以来最大和最深入的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将正式启动，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序幕由此拉开。
一、世界各国纷纷推进本国军队改革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的深刻变化，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期，各种国际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当前国际形势呈现为“一超多强，强强联合”的局面：一超六强：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六个强国（中、俄、日、英、法、德）。强强联合：即美日同盟、美法德英的北约军事集团以及美日澳、美日韩、美与新、美与菲等军事同盟。为适应新的国际安全形势，各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军事革命，以增强自身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目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已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并呈现新的发展内涵：体制编制的联合化、小型化、自主化趋势更加明显；武器装备呈现出向数字化、精确化、隐形化、无人化的多方向发展趋势；联合作战形态向非接触、非线性、非对称、非正规和无形、无声、无人作战方式发展；军队指挥形态更加扁平化、自动化、网络化、无缝化、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逐步形成；现代化国防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如今，主要国家纷纷提出军队建设新的发展目标。世界各国的军事改革和军事转型多样化、多元化、多形态、多领域的进行。美军提出“二次转型”目标，建设一只新型联合部队；俄军“新面貌”改革调整完善阶段；日本提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着力建设多能型的自卫队；欧盟主要国家提出了“建设一支规模小、装备精、轻型化、多机动、快速反应的实战型军队”的建军方针；一些国家发展多维度的作战空间已不再局限于海陆空天四维空间。
我国一方面积极消化前期军事改革和转型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反思、整合资源，准备推动新一轮军事改革。为实现伟大的中国复兴之梦，坚定不移的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
二、复杂的周边安全形势迫使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改革
当前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所增加，地区冲突和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猖獗，核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世界依然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
当今，大国关系进入新的角力阶段，国际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安全风险和变数增大，形势的急剧变化，容易造成各种摩擦冲突甚至战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安全和发展已同外部世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国际局势动荡、恐怖活动、重大自然灾害等都对我国发展利益构成冲突；钓鱼岛斗争、南海问题多变化和国际化趋势发展对我国利益构成严峻挑战，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日趋复杂。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强国梦，对军队也是强军梦，并着眼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是开拓性的伟大事业，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为强国强军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机制保障。
四、改革是强国强军的根本出路
我国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呈上升趋势，各种矛盾问题汇集叠加。国家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亚太地区成为国际战略竞争和博弈的新焦点，我国周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大国地缘竞争、军事安全较量、恐怖主义威胁等日趋突出，在我过周边生战乱的可能性增大。只有打造出支撑强国的强大军队，才能实现由大国向强国的跃升。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华民族用鲜血和耻辱换来的血的教训，绝不能指望外部力量的帮助，只有通过改革推进强军进程，从而实现强国梦。
五、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也是实现强军兴军的关键
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大国崛起，几乎都贯穿着以变革强军推动国家强盛的历史进程。在越战中深陷泥潭的切肤之痛，迫使美军进行大规模改革，进而赢得了近几场局部战争的胜利。新形势下，我们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必须坚定不移变革强军。
历史和现实证明，强大的军事力往往能大幅度提升国家的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和外交力，对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的综合性效应。在当今世界格局不断变化，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环境下，只有加强国防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对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 伊斯兰国为什么难以根除？
“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是伊斯兰国（IS）的前称，是一个自称建国的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主义组织。
在2017年11月21日，伊朗和伊拉克政府已经宣布了ISIS的灭亡，ISIS或许在叙利亚还有零星抵抗，叙利亚预计也会很快宣布胜利。但是这只是地面上的灭亡，其还存在一些散乱的组织成员进行游击战活动以及一些激进的追随者，他们甚至可能打着“伊斯兰国”的旗号继续进行恐怖活动。
首先，了解下伊斯兰国的发展历程，2003年以前，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名义开展活动。2006年10月，“基地”宣布在伊拉克建立“伊拉克伊斯兰国”，至此IS出现，从此该组织急速壮大；2013年前，该组织称为“伊拉克伊斯兰国”；2013年4月9日宣布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胜利阵线”联合，称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即“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2014年2月，是“基地”组织断绝与该组织的关系，IS随即正式宣布“建国”，其“首都”为叙利亚城市拉卡；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界崩溃促进了其出现和快速的生长。
伊斯兰国难以根除，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活动策略改变
从地区聚集武装冲突转向域外扩散。外部世界搞恐怖袭击活动，以牵制各国军队对其的打击。同时IS通过利用社交媒体、自制视频、移动应用和线上游戏、网站和年度报告等途径大肆宣传其恐怖主义。
近来，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恐怖威胁都与极端组织IS发生关联。2014年9月21日，一名法国公民遭到恐怖组织绑架，该组织要求法国在24小时内停止空袭IS，否则他们将处死这名人质；同年，该组织分子绑架一名英国人质并斩首。2015年11月12日，IS发表视频，威胁在短期内将对俄罗斯发起攻击；2017年6月3日，在英国大选之际，伦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7人遇害，40多人受伤。第二、支持者众多有资金保障
ISIS 大约有 6000 武装人员，3000 人是外籍士兵，其中约上千人来自俄地区，另有几百多人来自美欧。宣传煽动潜伏在各地的极端分子就地“圣战”，2014年“伊斯兰国”成立已有超过4万外国极端分子投奔。IS控制范围广，覆盖了叙利亚到伊拉克之间的区域，大小接近比利时。它是最富有的恐怖组织，主要资金来源包括石油贸易、绑架勒索、收取保护费、掠夺地方财政和银行抢劫等恐怖犯罪活动；还据消息称有国家在其背后提供巨额资助。第三、贫穷落后与地区局势
中东地区的政治不平衡，经济的落后，社会秩序动荡，文化的封闭性，拒绝与现代文明接触，普通民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不同教派人士的认同各异。将自己的贫穷与落后归咎于发达国家，而缺乏意识与教育的民众也更容易被煽动。同时该地区长期处于战乱纷争，西方军事力量，在过去数年针对此地区的军事行动在这些国家引起了民众的反战态度，直接让各种恐怖组织获益。第四、意识形态
“伊斯兰国”有严密的组织体系，现主要打击对象是什叶派和沙特的逊尼派，在激进的穆斯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其目标是在中东 “割据建国”，改变中东现在的地缘政治现实，最终成为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政治、宗教中心。第五、各国反恐各怀“鬼胎”
——教育的进步，把答卷写在我们的心上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重大政策措施和重大工程项目，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五年保持在4%以上，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展，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11月，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集体亮相，总书记以“10个更”回应人民关切，“更好的教育”排在首位；
2013年9月，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视频讲话中，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2014年6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人才在神州大地诠释“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的深刻内涵；
2015年12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效果评估显示，我国教育事业总体发展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2016年6月，国际工程联盟大会《华盛顿协议》全会全票通过了中国的“转正”申请，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质量得到国际认可，教育国际化迈出铿锵步伐；
2017年6月，“新高考”拉开帷幕，向着更科学的目标，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在神州大地蹄疾步稳，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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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系统把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作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动力，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推公平，以改革提质量，以改革添活力。
变化：从数据来看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有何变化？
一、数据看变化•教育整体情况
1、所有小学新生都接受过一定时间的学前教育
2016年，全国幼儿园达到24万所，比2012年增加了5.9万所，增长32.6%；全国在园幼儿4413.9万人，比2012年增加 728.1万人，增长19.8%。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7.4%，五年提高12.9个百分点，提前完成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70%基本普及目标。小学新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比例达98.4%，比2012年提高2.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小学新生都接受过一定时间的学前教育。
2、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成果进一步巩固
2016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3万所，在校生1.4亿人。其中，小学17.8万所，在校生9913万人；初中5.2万所，在校生4329.4万人。小学净入学率达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104%，超过或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4%，比2012年提高1.6个百分点。
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16年，全国共有高中阶段学校2.5万所，受学龄人口下降影响，在校生3970.1万人，比2012年减少625.2万人。其中，普通高中1.3万所，在校生2366.7万人；中等职业学校1.1万所，在校生1599万人，中职学生占40.3%。2016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7.5%，比2012年提高2.5个百分点，高于中高收入国家83.8%的平均水平。
4、高等教育正在向普及化阶段快速迈进，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
2016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880所，比2012年增加90所，其中普通高校2596所。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373.8万人，增长11.2%，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达到20%，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比2012年提高12.7个百分点，提前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40%目标，正在向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迈进。目前，我国高校科技论文数量达到全球八分之一，高影响力论文数量同步提升。若干高水平大学国际学术排行榜位置不断前移。
5、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
2016年，全国共有职业院校1.23万所，中高职在校生2682万人。每年约有280万个家庭通过高职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实现了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同时，广泛开展面向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职职工、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士兵等的各类培训，每年达上亿人次。
6、继续教育形式丰富，学习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
2016年，全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学人数共计1229.3万人，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863万人次，比2012年增长了1.2倍。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广泛开展。目前，有700多万老年人在老年大学等机构学习，4560多万人次群众参与各类学习活动。
7、民办教育不断发展壮大
2016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1万所，比2012年增加3.1万所，增长22.2%，占全国学校总数的比例为33.4%；各级各类民办教育在校学生4825.4万人，比2012年增加914.3万人，增长23.4%，占全国学生总数的比例为18.2%，比2012年提高5.3个百分点。
8、教育交流合作日益广泛深入
目前，我国已与世界上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2016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5万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3万人次留学人员在华学习，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截至2017年6月，我国已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和1074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现有各类学员210万人，实现全球广覆盖。
9、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在人才支撑方面，2016年，高等教育共为社会输送1193万毕业生，另有中等职业教育533.6万人，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力军，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五年来，共有3400万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和3000余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其总量相当于英国或法国全国的人口，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在科技创新与服务方面。十八大以来，高校科技经费总额达到6531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约7.8%。五年来，高校服务产业、企业和社会需求获得的科研经费总额超过1791亿元，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全国年发明专利授权总数的五分之一。
二、数据看变化•基础教育情况
1、学前教育方面：入园率达77.4%
按照中央部署，各地以县为单位连续实施了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4万所，在园幼儿4413.9万人，分别比2012年增长了32.6%和19.8%。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7.4%，比2012年提高了12.9个百分点，提前完成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2020年达到70%的目标任务。
2、义务教育方面：幼升小入学率达99%
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2.98万所，在校学生1.42亿人。2016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2%，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4.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4%，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已超过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深入推进，19个热点大城市“幼升小”就近入学率达到99%，“小升初”就近入学率达到97%，有关大数据抽样显示群众满意度接近90%。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一直保持在80%以上，从2017年起随迁子女100%纳入了义务教育“两免一补”补助范围。大力加强义务教育学校建设，56人以上大班额数量比五年前减少了26万个，降幅超过1/3。全国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督导评估认定的县（市、区）数量达到1824个，占比62.4%。
3、高中阶段教育方面：毛入学率达87.5% 2016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共有学校2.47万所，在校学生3970.1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学校1.34万所，在校学生2366.65万人。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7.5%，比2012年提高2.5个百分点；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3.7%，比2012年增长了5.3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支出达到2923元，21个省份制定了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最低拨款标准。
4、高等教育方面：毕业生创业率已达到3% 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千年来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人类的进步、国家的强大，必须根植于教育的兴盛。
2015年11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统计显示，职业教育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近1000万技术技能人才，普通本科高校5年累计输送近3699万专业人才，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
作为全球最大教育体系的中国教育，不仅关乎13亿多人的美好生活，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亦关乎世界文明的浩荡进程。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各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
据教育部统计，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率已达到3%，超过发达国家1.6%的水平近一倍。
5、特殊教育方面：入学率提高90%
2016年全国共有特教学校2080所，在校生49.2万人，分别比2012年增加12.3%和29.8%。盲、聋、培智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提高到了90%以上。特教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从2012年平均2000元左右提高到6000元以上，中央特教专项补助经费从5000万元提高到4.1亿元。2016年，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数达到5.32万人，比2012年增加21.7%。发布实施了盲、聋、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共涉及42门学科，盲校18门、聋校14门、培智学校10门。
6、基础教育装备与信息化建设方面：互联网接入率上升到87%
五年来，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25%上升到87%，多媒体教室比例从不到40%提高到80%，每百名中小学生拥有计算机从8台增长到12台。教育部连续开展了两轮“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参与教师超过1000万人次，累计晒课730多万堂，进一步扩大了数字教育资源。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有2.1亿学生信息入库，基本实现电子化高效便捷管理。
三、数据看变化•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1、1578万专任教师基本满足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需求
截至2016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578万。与2012年相比，学前教育专任教师增加75.3万，增长50.9%；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增加16.2万人，增长11.3%；特殊教育专任教师增加9516人，增长21.6%；义务教育专任教师增加18.7万人，增长2.1%。2、300万乡村教师获得感显著增强：综合奖补资金112亿元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乡村教育，始终关心乡村教师，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2015年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以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进入了全面提质增速的新阶段。
全面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2013年9月启动至今，中央财政核拨综合奖补资金112亿元，覆盖中西部708个连片特困地区县，惠及130多万人，最高人均月补助标准达到2000元。补助标准较高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逆向流动”，城镇教师到乡村任教还要竞争上岗。
扎实推进特岗计划。2013-2016年，招聘特岗教师28万人，中央财政投入217.9亿元。与2012年相比，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西部从年均2.7万元提高到3.46万元，中部从2.4万元提高到3.16万元。同时示范引领14个省份实施地方特岗计划，为乡村学校输送了一大批新鲜血液。
着力推进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5年来有6.3万名公费师范毕业生走上教师岗位，其中90.5%到中西部任教。同时示范带动28个省份实施地方师范生公费教育，每年有4.1万人直接到农村任教，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大批高素质教师。
改革实施国培计划。构建形成覆盖大中小幼职特的国培体系，5年来投入资金117亿，培训教师1729万人次，其中对乡村教师轮训一遍。
3、教师队伍素质能力持续提升
学历水平不断提高。小学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93.7%，比2012年提高9个百分点；初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82.5%，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97.9%，比2012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中职专任教师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90.8%，比2012年提高3.8个百分点。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9.9%，比2012年提高7.5个百分点。
高水平教师数量不断增多。普通高校教师中，中科院院士748人，工程院院士575人；中小学教师中，正高级职称教师近4000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提高至39.1%，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提高至29.5%。
四、数据看变化•教育经费保障情况
1、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五年超过4%
（1）从3次提出到20年实现：4%成果来之不易。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首次突破2万亿元，占GDP比例首次超过4%。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从1993年第一次提出4%目标算起，我们用了20年时间。
（2）从2万亿元到3万亿元：4%成果持续巩固。据初步统计，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3.14万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占GDP比例连续五年保持在4%以上。2012-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五年累计投入13.5万亿元，超过1952-2011年60年累计投入之和，是新中国建国以来财政教育投入最多的五年。
（3）从一般不挂钩到一般不低于：4%政策继续保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定，“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4%”。从“一般不挂钩”到“一般不低于”，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优先发展教育的坚强决心。
2、财政性教育经费使用有三个“一半以上”：投资从“物”开始转向到“人”
（1）从各级教育分布看：一半以上用于义务教育。
2016年义务教育占52.85%，占比最高。各级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五年增幅均超过20%，其中，义务教育增加最多，占总增量的近60%；学前教育增长最快，达到77.3%。
（2）从地区之间分布看：一半以上用于中西部。
2016年中西部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1.71万亿元，占全国地方的59%。东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性教育经费五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2%、11.3%和12.3%，中西部地区增速高于东部地区，教育财政经费进一步向中西部倾斜。
（3）从支出项目分布看：一半以上用于教师工资和学生资助。
2016年，教师工资和学生资助占61%。2012-2016年，教师工资和学生资助支出增长明显，学校运转、校舍建设、设备购置支出所占比重有所下降。教育经费支出开始逐步呈现出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趋势。
3、学生资助呈现四个持续增长
（1）资助学生数量持续增长
2012-2016年，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职教育、高等教育等各教育阶段学生（幼儿）4.25亿人次（不含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和营养膳食补助，下同）。年资助学生（幼儿）从2012年的8413.84万人次，增加至2016年的9126.14万人次，增长了8.47%，年均增幅2.05%。
（2）资助金额持续增长
2012-2016年，各教育阶段全国累计资助资金总额6981.52亿元。年资助金额从2012年的1126.08亿元，增加至2016年的1688.76亿元，增长了49.97%，年均增幅10.66%。
（3）财政投入持续增长
2012-2016年，各教育阶段财政投入学生资助资金达4780.61亿元，占资助总额的68.48%。
（4）学校和社会投入持续增长
2012-2016年，学校从事业收入中安排的资助资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助的资助资金和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等资金累计2200.90亿元，占资助总额的31.52%。年资金投入从2012年到2016年增长了92.34%，年均增幅17.77%。其中，全国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948.93亿元，占资助总金额的13.59%。年发放贷款由2012年的149.03亿元增加至2016年的263.21亿元，增长了76.62%，年均增幅15.2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质量标准和监测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教育标准体系初步建立，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确立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学生核心素养，研制各学科课标与学业质量标准。教育领域各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层面的规范、指标、指南等近800项，让教育有标可循。
调研看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新变化
此次调研仍在进行，收到有效问卷百余份，就目前几个重要问题分析来看： 您认为您所处的阶段教育最需要得到哪方面的支持
同学们大都重视两点：
增强师资力量
完善奖学金制度
您认为十八大以来您所处的阶段教育最大的转变在哪方面
教学方式
教育设施
你的家人对你读书升学的重视程度是
非常重视，竭尽全力
......人们的教育观念在变化，不论是个人、家庭、社会还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都在不断加大。一系列成绩的取得，意味着我国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升，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一系列成绩的取得，意味着教育投入持续增加，教育发展保障条件的不断改善。2012年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连续5年保持在4%以上，体现了中央优先保障教育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1843年9月2日, 苏格兰制造商詹姆士·威尔逊创办了著名杂志《经济学人》, 每周六刊发, 以独立立场、专业化、鲜明尖锐的观点、高品质闻名于世。
《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的“The Economist (British Journal) ”这样写到:《经济学人》是一本“由伦敦发行的, 刊登新闻和意见的周刊杂志, 被大家认可为同类杂志中最优秀之一。它刊登了大量的新闻报道, 特别是国际和政治方向与世界经济的预估。它崇尚理性和自由, 杂志中的所有文章, 除非特别的报道之外, 都没有署名 (也没有报头) , 由此它呈现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1)
每一期的杂志页数在70页到80页之间, 主要分为18个大板块, 分别:一周要闻、领袖、读者来信、简闻、亚洲、中国、美国、美洲、中东和非洲、欧洲、英国、国际、商业、法国和经济、科学技术、书与艺术、金融预测、讣文。
在新媒体时代, 互联网媒体带来了信息爆炸, 甚至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 传统的纸质媒体遭受重创。然而, 就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 过去10年, 《经济学人》的发行量, 每年都以7%到9%的速度上升。不仅如此, 杂志100余万的发行量, 有80%在英国本土之外。
从杂志的板块可以看出, 尽管杂志身处伦敦, 但是它关注的范围远不止于此, 从美国大选到非洲某国政变, 《经济学人》关注的是世界性的主题, 囊括了几乎全球所有重要的甚至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信息。
本文主要应用内容分析法以及具体个案研究法来对经济学人中国专栏进行分析。内容分析法, 贝雷尔森提出的内容分析法定论是目前比较通用的, 他说:“内容分析法是一类对显性传播内容进行系统客观、定量描述的研究的方法”。此论文通过内容分析, 研究自十八大以来即2012年11月8日至2014年12月31日近两年的《经济学人》杂志中“中国”专栏中的大部分原版报道, 由整体到局部的来分析把握。具体个案探究法, 在整体把握全局的前景下, 局部也不能忽视。本论文还将运用个案具体分析法, 宏观上加入微观, 来填补定量分析的空缺。因此在后文中会挑选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进行分析, 也会对政治、经济类进行专题分析。两方面取长补短。
二、样本选取
本文以英国的财经刊物《经济学人》作为研究对象, 选取十八大, 中国换届选举以来, 即自2012年11月8日到2014年12月31日为期两年左右的大部分报道中所有报道的英文原文, 共100期, 每周篇数不等, 共计262篇, 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 深入分析这些文章所构建的符号形象。
三、政治内容分析
笔者将对这262篇报道的内容进行分析, 报道的内容涉及了三个方面, 政治、经济与社会, 而政治类报道所占比重是最高的, 本文将聚焦于政治报道, 通过数据统计, 具体文章分析来进行探究。
在2012年11月8日到2014年12月31日笔者所阅读的262篇报道中, 政治类报道共有130篇, 也就是占了总篇数的49.62%, 其中2012年11月8日起到2013年底共138篇, 政治类报道71篇, 占51%, 2014年报道124篇, 政治类报道59篇, 占47.58%。由于十八大在2012年底召开, 2013年正值新领导人上台执政, 政治类报道相比较2014年多一些, 但总体来说, 两年左右的政治内容都占总内容的近一半。
《经济学人》作为以“经济报道”闻名的杂志, 无论是正当中国换届选举, 亦或是平时, 中国的政治类报道篇幅都占首位, 可以看出, 外媒, 和精英阅读人群对中国的政治关注之大, 甚至远超于经济动态。
1. 内容领域统计
笔者将政治内容分为四个小板块, 分别是政党与政策、外交与军事、香港与西藏、民族与宗教。在政治报道总样本的130篇中, 政党与政策相关报道占了88篇, 占总样本的67.7%, 超过半数;外交与军事共有23篇, 占总样本的17.7%位居第二;香港与西藏作为单独版块的文章共有20篇, 占总样本的15.38%;而民族宗教的相关报道共4篇, 占3.08%, 虽然比重最小, 但重要篇幅以及报道力度仍彰显了它的重要性。
在政党与政策类报道中, 涉及到的主要的主题有:聚焦十八大换届后的新领导人, 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中国面临重要经济、司法制度、行政结构改革 (以经济改革为主) 、反腐行动、审查制度、薄熙来等重要领导人的审判;外交与军事主要涉及到的主题有: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及南海问题、新外交策略;香港与西藏相关报道的主要主题有:西藏达赖大喇嘛、香港占中;民族与宗教所涉及的主要主题有: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与管理问题。
2. 媒介视角下呈现的政治形象
媒介视角下所呈现的政治形象, 主要包括, 国家领袖形象, 政府形象, 和外交军事呈现的整体形象。形象可简要归纳为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下文将结合具体实例进行分析。
2.1领袖
由于笔者所选取的样本临界点是十八大, 恰临新一届领导人上台, 中国政治高层迎来换血, 新一届领导人, 以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为首的班底, 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怎样崭新的面貌, 无疑是中外共同关注的焦点。而在这为期两年多的报道中, 《经济学人》通过数篇聚焦领导人的集中报道, 从好奇到清晰, 以他们自身的视角, 为我们展现了外媒眼中新一届领导人的“第一印象”。
换届后至2013年的一年多中, 《经济学人》对习近平主席的描述都显得模棱两可, 也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媒介形象。在2012年11月17日的报道中, 习近平主席第一次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在《经济学人》杂志中国专栏的首篇, 名为“Changing guard”即“监护人换班”的报道中。副标题为“China shuffles its leadership, putting a‘princeling’in command”即“中国领导人换届, ‘高干子弟’掌舵”。此外, 由于外媒缺乏对新任主席的了解, 只是基于出身高干家庭, 推测他应当比前任主席胡锦涛, 更具有魄力进行改革和对付一些统治家族。
但是一年多以后, 新主席的形象逐步清晰起来, 并在2014年的报道中, 被大篇幅的提及。
正面形象实例:在2014年的第一期《经济学人》名为“New flavour”的报道中关于新的主席风格, 提及到了新主席亲民的姿态, 并将其比作乾隆。更具有典型性代表的是2014年9月20日的中国栏报道, 作为封面报道, 《经济学人》杂志为新主席刻画了一个生动的形象, “他爱抚小牛, 捧住宝宝的脸颊, 踢足球。他在公共场合笑意昂扬。他自己撑伞, 不坐豪车, 自己拿着自己那碗饺子去餐桌吃饭, 盘着腿坐在农民的小屋。他迷人的妻子陪他出席国际事务, 在世界领导人中间显得又高又自信。 (2) 在2014年4月12日期刊的反腐报道“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网络有时候看起来牢不可破, 这一次, 习先生想要证明并非如此”。 (3)
负面形象实例:在2014年2月15日关于学术报道新闻中, 撰稿者引用了经济学教授夏叶良的话。 (4) (5)
总结:通过聚焦政党领袖主席, 我们可以看出, 媒介所呈现的新一届的领袖形象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从正面形象看来, 新一届的领导人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自信。新一届领导人, 以习近平主席为首, 在国内和国外的大小事物处理上展现出了不同于往届的笃定。同时亲民, 新一届领导人展现出亲近民众的姿态, 主席时常微笑亲力亲为, 勤俭不铺张, 拥有“习大大”的昵称, 总理是个踏实的实干家。并且, 大力改革反腐的形象也给外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除党内毒瘤, 持久且高效, 展现出了光彩的一面。除了正面形象之外, 负面形象有专制。除此之外, 意识形态控制也是频率极高的, 领导人加紧审查制度, 扩大意识形态渗透的形象也如影随形。
2.2政府
十八大后, 新一届政府上台, 无疑引来了诸多的关注、猜疑和期待。《经济学人》中国专栏中关于政府的报道同样呈现了正负两极的形象。
新一届政府上台后, 在正面形象的报道中, 提到频率最高的是“改革”二字, 包括经济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民生政策改革等等, 在《分裂的房子》关于房产税改革的文章中提到, “即改革的范围之广令人震惊” (6) , 文中提到了中央出台了35个目标, 包括修正不平等现状等改革措施;《“把我变超大”》的报道中, 提及政府部门改革, 合并部门;《没有寺庙的僧人》的报道中提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等。紧跟其后的是反腐话题, 《灭火吧, 王队长!》中, 提及王岐山带领反腐队伍, 并受益于他自己没有孩子可以更好的打击腐败, 《“派对时间”少了》文中提到, “这场行动自一年前由习先生主持开展, 并且令人惊讶的广泛而持久, 如今踏入第二年还如第一年一般强度” (7) ;信息更加透明化也出现在了新一届政府的关键词列表中, 《新的恐惧》, 即“目前为止, 政府的反应和透明程度比2003年高出许多, 莱瑞先生说, WHO非常满意这样目前信息共享的程度。” (8) 而在正面形象的报道中, 虽然次数不多, 也反复两次提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所改善, 政府开始听取人民的意见, 在《用力踩刹车》的报道中, 提到由于群众的抗议, 政府将“黄灯不踩刹车处罚等同于闯红灯”的条例, 改为“接受教育”。
负面形象中关于妨碍言论自由, 主要是关于网络微博的审查制度, 与以香港为主要阵营的新闻自由的诉求的相关报道, 在《从微博到微信》中, 文中写到即“2013年年底, 一个宣传官员说权威部门已经成功“清理”了网络。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微博账号。有一个称现在微博已经成了植物人状态” (9) , 在《袭击新闻人》中, 引用民报记者的话, 即“一个民报记者说, 他带领他们抵抗那只想要干涉新闻室的隐形的手”。而关于民主改革的议题, 在《爱习主席的所有人, 都说好》 (10) , “公报好意地提及了民主十二次, 但是议会监票员很久以前就学会了某些数字最好忽视为好。” (11)
中国政府的中立形象主要表现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在国家建立经济交往, 加大经济联系;与此同时, 积极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例如向联合国维和队增派士兵, 担当调停人, 组织会议等。
总结:政府形象在2012.11-2014年的报道中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在新的领导人上台后, 注入新鲜血液的政府, 一方面出现了全新的趋势和优点, 另一方面在部分旧的固有的缺陷上反而变本加厉。具体表现为, “新政府”不同以往的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在经济、司法、民生上都卓有建树, 唯独在民主政治制度改革上犹豫不前;政府积极打击腐败官员和陋习, 涉及范围广且出乎意料的持久;在信息透明化、改善强权强制的人民政府关系上出现了好的契机的情况下, 领导人开始公开表示要尊重人权, 但又在网络上进一步加紧监管审查, 逮捕公共知识分子和反派, 妨碍新闻自由, 对少数名族的严控监管和压制, 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宣传, 又展现了一种倒退。
3. 新变化
笔者将材料的时间定位在十八大, 就是因为十八大会议是一次重要的节点, 所谓“辞旧迎新”。新的领袖, 新的领导班底, 必然带来新的气象。同样的, 在外国媒介下所呈现出的媒介形象, 也必然会出现不一样的地方。笔者将比较十八大前一年和后一年, 与换届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报道, 展现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新突破, 并通过对比, 揭露出不曾改变的“负面形象”, 希望可以依次带来新的启示和认识。
在先前学者研究的2012年1月28日到2013年1月26日《经济学人》中国专栏的文章中, 做出了以下统计:“统计得出在政治领域全部70篇的报道中, 正面报道有0篇, 中立报道有5篇, 负面报道有12篇, 偏见报道有52篇。” (12) 尽管每个人衡量的标准都会略有差异, 但是从丰雪的研究报告来看, 在这一年 (主要是18大召开之前) 的报道中, 中国的政治的正面形象是不存在的, 反而充斥着大量的负面和偏见报道。而从上文我们所举出的具体实例来看, 在换届之后, 《经济学人》确实对中国做出了一些正面形象的报道,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政党与政府确实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尝试, 并且引起了外国媒体的注意。
而笔者样本中2013至2014年, 即换届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报道中, 也出现了两个比较显著的变化。1.地方政府自2014年开始以相对独立的形象出现在报道中, 而在2013年中国政府总是以整体形象存在的。 (在2014年33篇政党与政策报道中, 地方政府专题报道达到5篇之多) 2.2013年经济学人以关注西藏为主, 而2014年14篇香港与西藏的报道中, 香港占到了13篇。
当然, 有改变的, 也一定有不曾改变的。不曾改变的主要集中在负面形象的“专制”与“人权”专题上。
四、外媒对中国政治媒介形象建构存在的意识形态化问题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 《经济学人》在个别报道中存在着将事件有意无意“关键词”化的现象。在西方对中国的关键词中, 其中频率最高, 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是“专制恐怖”与“打压宗教”, 而撰稿者在个别文章中, 通过话语的组合, 传达出了超出事件本身意义, 或者偏离焦点的带有偏见性的文章, 给中国政治形象带来了很大的不合理的负面影响。
如在2014年8月30日的《禁止狂热信徒的区域》文章中, 讲述了基于轰动一时的5·28招远麦当劳杀人事件的犯人被判死刑展开的讨论。招远麦当劳杀人案指的是在2014年5月28日山东省招远市的麦当劳餐厅里, 一名无辜的女子因不肯给予陌生人电话号码, 被口中叫嚷着“恶魔, 永世不得超生”的两男四女活活殴打致死的一宗残酷的案件。这件事件前后也被大量国内媒体报道, 视角分别有围观群众为何不救助, 麦当劳有维护顾客生命安全的义务, 谋杀者的心态和所属宗教属性等, 然而《经济学人》这篇咬着事件尾巴出现的报道, 却以即“一场麦当劳谋杀案给了共产党一个攻击旧敌人的借口” (13) , 作为副标题。通篇文章不但未提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凶徒残酷行径的恶劣影响, 反而一味地为“宗教自由”辩护, 攻击共产党将“狂热宗教”赶尽杀绝。在这里, 笔者并不是不赞同外媒的宗教必须自由、宗教组织也必须自由的观点, 只是在报道一宗影响范围很广、行径反社会反人类的“暴力谋杀”事件时, 套入西方意识形态中所熟悉且得心应手的“框架”中, 来“塑造”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是欠妥的。
五、原因分析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中, 外国媒体常常带有制度优越感和种族优越感来刻意贬低或者抹黑中国的形象, 在这里必须客观地说, 《经济学人》作为一本精英杂志, 在大部分文章中都采取了中立客观的态度, 并且也将中国正面进步的形象表现了出来, 而产生个别“误解”情况的原因, 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
西方对中国国情, 尤其是政治, 雾里看花由来已久, 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 “优越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代表”美国, 曾先后派赫尔利将军与马歇尔来到中国, 担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调解员”, 试图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多党制国家, 却都铩羽而归, 灰溜溜地回了美国。并且, 马歇尔调解时一度认为进展顺利, 觉得双方既然都妥协了, 达成一致了, 应该板上钉钉了, 怎么还会出差错呢?事实上, 到头来, 西方的这些“民主政治家”也没搞懂中国政治的“浑水”到底是什么?
正是因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国情有着较大的区别, 文化渊源又不同, 不了解, 不理解, 才往往导致把复杂的问题和境况“简单化”、“模式化”, 才出现了“简单粗暴”的标签式框架, 例如“专制独裁恐怖”等。于是, 在陌生的前提下, 经验先于判断, 撰写时就会出现将中国的新闻事件, 变成他们想法的活生生的证据。
再者, 西方和中国文化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宗教信仰”问题。虽然西方将“儒教”称为中国的宗教, 也许儒教确实在行为处事上对中国人存在着一些指引, 它的世俗化核心也建构了整个中国文化框架, 但是, 中国众所周知是一个无信仰的国家, 儒教并不能确切的称为中国的“宗教”。于是, 无信仰和有信仰常常会产生鸿沟, 无法互相理解, 无信仰的会低估宗教的重要性, 有信仰的又往往会高估宗教在无宗教国家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
未来十年，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面对艰巨任务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要克服国际国内的种种困难，才能使中国经济再创本世纪最初十年的辉煌。
未来三到五年，极其复杂严峻的考验
各种各样的信号表明，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将面临重大的风险。这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国际形势来看，欧债危机的影响远没有消除，其彻底解决还有赖相当的时间和努力，中间也必然会出现一些波折。比较乐观的估计是，在未来两年之内，欧洲能找出一个基本解决框架，逐步化解危机。
比欧债危机更加严重且尚未完全爆发的危机，是美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动荡。美国的财政问题远比欧洲严重，其基本财政赤字占GDP的7%以上，包括医疗保险、退休养老等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100%，人均负债水平达到10万美元之多。这一系列困难不可能简单通过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来应付过去，根本性地削减福利性开支、增加财政税收的改革措施是不可能避免的。虽然改革是让美国经济走出泥潭的必由之路，但问题是，美国的危机远远没有全面爆发，避免危机的改革迄今还完全没有启动。可以预见，在美国新总统上台之后，这种改革的压力会与日俱增。在美国国内的政局不断拖累改革进程，而欧洲逐步走出欧债危机阴影、步入改革道路之时，全球金融界的焦点将重聚美国。最让人担心的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公共财政数据，会令资本市场产生新一轮的动荡，美债危机、美元危机将会冲击整个世界。
除了来自经济方面的冲击之外，影响中国未来三到五年发展的另一个重大国际因素，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抱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主要体现为对中国的发展不看好，出现了各种各样唱衰中国的声音。其另一个表现，就是美国的国际战略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各种渠道限制中国的发展。所谓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洲，说穿了就是压迫中国的国际运作空间。这种国际环境将使2012年比之于十年前领导人换届之时更为明显恶化。恶化的国际环境，会极大地干扰中国战略决策者的注意力，也会为中国的对外投资、国际贸易等发展制造出种种羁绊。对于新一代领导人来讲，这种恶化的国际环境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挑战。
国际之外，中国未来三到五年的困难，更多体现在国内经济运行方面。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正在退出舞台，其中包括房地产。未来若干年，房地产投资的完成额不可能回到过去十年那样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的高地价和高房价必然会出现一个相对较长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力度不可能持续高位。与此同时，出口这个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重要增长引擎，也会因为国际经济的增速放缓而日益减弱，贸易顺差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会持续下降。
中国经济旧有增长机制的退出，不可能迅速由增长的新亮点进行弥补。这些新的增长亮点首先是逐步上升的居民消费。经过我们的计算，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每年上升1%左右，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但需要3-5年才能达到45%以上。城市化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继续体现，但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中，由于公共财政改革不到位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压力尚待化解，其也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增长的巨大新动力。至于生产能力的改造和从东部向西部的转移，也会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出现一定困难，这种增长动力不可能完全到位。所以，从国内来看，新增长点不可能迅速上升，取代旧增长点。
长期增长潜力仍然巨大
尽管中国经济未来三到五年面临种种挑战，但增长的潜力还是巨大的。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尽管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GDP水平仅仅达到美国的18%。就算中国经济未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仍有从18%到35%—即拉丁美洲国家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能够推进一系列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完全有望达到日本、韩国等资源约束型国家的发展水平，那就是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5%。不管是35%还是75%，从18%起步的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仍是非常大的。
再者，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大国经济。中国有巨大的腹地，中西部仍有大量待发展的区域。这些区域的百姓仍然十分贫穷，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十足，人们努力工作的热情仍在。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大国经济，不同于日本、韩国等相对的小国经济，从长期来看，中国完全可以走上不依赖外需的发展道路。
其三，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原始动力仍然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从百姓到精英阶层，对于经济制度的现状仍然是不满意的，改革的呼声仍然是巨大的。这种原始的改革动力完全可以被新一代领导人所凝聚，形成一股新的推动改革的力量。这一点与1985年的日本完全不同。1985年的日本，在经济制度的变革方面已经出现了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迹象，经济发展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历史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仅仅达到美国18%的基础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未来仍然有10-20年的经济较快增长前景，中国经济的潜力是不容怀疑的。
重启改革是必然的选择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有着独特的成长背景：在文革中经历了冲击和磨砺，对中国的基层社会十分了解，又在改革开放初期接受了正式教育，对改革理念深切认同，也具有在重大问题面前的决断力。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非常突出，最需要的几项改革已经相当明显，基本的社会共识是存在的。
—进一步理顺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大幅度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方式。这并不是指完全取消行政审批，而是把行政审批的过程尽量地科学化、专业化、透明化，而不是垄断在政府部门。比如说，将大量不必要审批的决策交给企业家，而把核心决策，如环保评估问题，交由临时组成的匿名专家委员会执行。这种匿名的专家委员会相对于目前的纯粹行政审批而言，更加具有客观性，也不容易被利益相关者所左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释放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减少黑箱操作和腐败的可能性。
—夯实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福利基础。建立最基本的、面向百姓的福利制度，减少百姓对于实行市场经济的焦虑感，让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有最基本的福利保障，这其中包括基本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进一步认同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进一步完善司法改革，提升司法部门的权威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跨省跨地区的审判制度，降低地方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干预；除此之外，还需要完善针对行业的专业审判体系。以针对股市的司法改革为例，有必要把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诉讼司法程序集中于北京、上海或者深圳，专门在当地高级法院设立证券审判庭，主导证券案件的侦查、诉讼和判决。这将大幅提高证券司法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促进行业的蓬勃发展。
—公共财政改革需要新思维。其中，税制改革的关键是要理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要按照地方民生支出需要配比进行转移支付，同时要进一步增加资产性和资源性的税收。未来房产税应作为地方财政改革的突破口，其收入可交由基层政府负责，用作当地公共设施建设维护、提供公共服务品，并要收支透明、公开，纳税人可实时监督。公共财政改革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政府资产负债的改革。中国的公共财政跟西方完全不同，各级政府拥有大量的资产，同时也有负债，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涉及到公共财政的长期稳定发展。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过去依赖土地融资的方式不可持续，未来完全依赖地方税负的方式也不可行，更合适的方式是通过持有部分公共资产获得长期、可持续的收入，比如，地方政府可以土地作投入，与房地产商共同开发并持有部分房产，将其按市价或优惠价格对外出租，这样既增加了公共住房的供给，也可以作为地方政府长期稳定的财政来源。
—金融系统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在于银行，化解风险的关键在于资产证券化。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过于庞大，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00%，远超过A股市值所占GDP的比重。为降低风险，可以通过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把一部分成熟的资产卖到债券市场，且要求银行之外的投资者购买这部分资产，这会使得银行再融资压力减小，更重要的是，银行的部分资产会转移到债券市场，这就降低了资本市场配置不均衡所带来的风险。除此之外，银行也可以轻装上阵，把精力放在寻找更好的投资项目上，使其主业能更有效地运营。银行系统的改革还需要强调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的利润非常高，银行业垄断的情况非常严重，因此要鼓励利率市场化，提高银行系统的运行效率。
金融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市场，股市改革必须标本兼治。治标方法有三：一是使IPO适当放缓，二是动员一部分长期资金投入股市，三是适当地把股市债券化，即要求企业分红，让股民不依赖内部信息，而是可以直接从分红中获得长期持有股票的收益。在治本方面，主要还是在制度上解决问题，通过证券司法改革，完善行业内的审判制度，降低地方政府的干预度，促进股市的健康发展。
—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市场化。国有企业应完全推向市场，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一视同仁，人员任免、薪酬待遇、经营管理完全市场化运作，脱离行政干预。国有资本应适当撤出，同时，出售部分国有资产的收入可以为未来增加的财政支出提供一部分资金来源。
全方位立体运作，
打造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形象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夹击下，中国目前的国际空间受到了一定限制，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新一代领导人的积极运作来破除。
具体说来，对欧洲必须加强运作。欧洲当前的危机，恰恰是美国与欧洲分裂的重要因素，法、德等国对美国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而今，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亚洲，中国的注意力则应该放在欧洲，应当通过进一步加强和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的合作，来制衡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老大地位。
对周边国家，中国也应该集中力量解决最主要的矛盾，而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完全可以通过友好运作，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巩固旧关系，发展新朋友，以化解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攻势。
即便对于美国，也必须看到，美国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声音，需要通过全方位民间外交的形式，对美国讲清楚中国和平发展的图景和意愿，化解“中国威胁论”，争取更多的朋友。
经过若干年的积极国际运作，中国完全能够打破西方国家的外交压制，为未来的发展营造一个崭新的国际环境。
前低后高将是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