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拉联合国演讲

马拉拉联合国演讲（推荐4篇）

马拉拉联合国演讲篇1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并不是为了反对任何人来到联合国总部的，在这里我也不会为我个人的复仇而跟大家讲一些应该打击塔利班或者其他任何恐怖组织的话。我来到这里只是想传达我的一个理念—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我希望每一个身处于极端组织的孩子，特别是塔利班的孩子能够更好地接受教育。我不恨当时对我开枪的塔利班人员，即使当时我手里就有一把枪，我也不会对着他开枪的。”

“极端分子害怕书和笔，教育的力量令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害怕女性，他们被女性发出的呐喊所震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天都要炸毁学校，因为他们害怕改变，害怕我们将通过努力得来平等。兄弟姐妹们，为了每个孩子的美好未来我们向往学校和教育，我们将为平等和教育的目标继续我们的步伐。如果想要达到我们的目标，就让我们用知识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让我们拿起书和笔，它们是最有力的武器。一个孩子、一名教师、一支笔和一本书，可以改变整个世界。教育是唯一的途径。”

马拉拉联合国演讲篇2

演讲, 作为一门语言艺术, 它可以调动听众情绪、引发听众共鸣, 从而产生改变甚至变革社会的作用。马拉拉, 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纵然年纪轻轻, 却一直孜孜不倦地投入到维护家乡斯瓦特地区的和平事业当中。本文将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对马拉拉在联合国青年大会上所做的演讲进行批评分析, 希望通过其言语表达一窥这位小小少年的内心世界及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真正地去理解她口中的“书和笔是最有利的武器”这句话。

1 理论框架

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它视语篇为生成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 认为语篇是一种社会空间, 在其中同时出现两种基本的社会过程:对世界的认知与表达和社会交往互动, 因而对语篇的分析离不开对话语实践过程本身及其发生的社会环境的分析 (辛斌, 2005) 。因而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环境是我们在研究批评性话语分析时必不可少的三要素。费尔克劳 (Fair clough) 在1992年的《话语与社会变革》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三维模式, 称之为“话语三维概念”。并以如下图1表示出来:

他认为:一方面, 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 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 并受到社会结构限制的, 同时也有助于社会结构方面的建构。在三维模式的基础上, 费尔克劳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个步骤:描写 (description) 、阐释 (interpretation) 和解释 (explanation) 。描写, 主要是对文本的描写, 描写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阐释, 对应于话语实践, 关乎语篇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以及交际过程的关系;解释, 也就是交际过程和它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批评语言学 (批评性话语分析) 从一开始就自视为一种“工具语言学” (Instrumental linguistics, Fowler, 1987:481) , 作为强调语言功能而非语言结构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自然就成为了批评话语分析家们所喜爱的分析工具。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 韩礼德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三大“纯理功能” (metafunction) :“概念” (ideational) 功能、“人际” (interpersonal) 功能和“语篇” (textual) 功能。分别表示为:表达客观世界的经验、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语篇。

从理论上讲, 语篇的各个层次和各种结构都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意义, 但对语篇做批评性分析时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 详细考察其中的每个语言成分 (辛斌, 2005:65) 。因而即使批评性话语分析还没有一套固定的、统一的分析模式, 研究者们会根据所需分析的文本类型, 有着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式, 本文读者将会从分类 (classification) 、转换 (transformation) 和及物性 (transitivity) 三个视角对马拉拉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做的演讲进行批评性分析。

2 马拉拉演讲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正如上章所说, 虽然不可能考虑到每个语言成分, 但通常的做法是, 在“对语篇的语境、功能和相关的社会关系具备丰富的直觉知识和准确理解” (Fowler, 1991:90) 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中可能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某些结构和过程, 然后就整个语篇的意识形态做出有意义的概括 (辛斌, 2005:65) 。所以本文将从分类 (classification) 、及物性 (transitivity) 和转换 (transformation) 三个视角对马拉拉在联合国青年大会上所做的演讲进行批评性分析。

2.1 分类

分类是指用语言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 (Fowler et al, 1979:210) 语篇的分类系统指语篇对人物和事件的命名和描述, 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语言不是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 人们用语言给事物添加标签不一定能反映事物固有的特性, 而是会受到人们的认知水平和思想情感的影响, 因而词汇的不同选择也会映射出作者深层次的意识形态, 本篇演讲中, 我们可以通过作者对人称代词的使用来判断, 在文中作者用“we/our”代表她和广大支持她的人们, 用“they”指塔利班一方的恐怖分子:

从表1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第一人称“我们”和第三人称“他们”的分类下, 双方表达的意思截然对立, 可以说表现出了强烈的阵营中心主义, 类似于人们常说的种族优越感或种族中心主义。这是一种意识形态, 福勒称其为“同中心主义” (homocentrism) 。他的特点是偏爱同类, 排斥异类。又如, 911事件后, 美国总统布什立刻发表讲话, 其中多处使用“we”表达了对美国人民的关心与爱护, 强调美国政府的爱民之心:政府与你们永远在一起。语气充满怜惜与忧伤。而在提到恐怖分子时, 虽然只有寥寥几处“they”, 但人称之转变, 语气之强硬, 充分体现出对恐怖分子的憎恶, “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和本例有异曲同工之妙。

2.2 转换

“转换”一词源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 但在批评性话语分析中, 它的意思却有所不同。在这里, 我们可以理解为“转换是对句子或要素基本形式的删除、替代、融合和重新排序的一系列操作” (Hodge&Kress, 1993:10) 。分析英语语篇中的转换, 我们一般注意名物化 (nominalization) 和被动化 (passivization) 的运用。名物化指说话者本来可以用动词结构或句子表达意思, 却选择了名词短语。被动化, 顾名思义, 就是放弃主动结构而使用被动结构。名物化与被动化的作用是十分相似的, 它们都削弱了语篇的动作感而强调一种状态感。要知道, 动作或行动可以被修改, 而状态则往往被视为难以改变, 只能让人忍受 (辛斌, 2005:80) 。例如:

名物化:

(1) Nothing changed in my life except this:weakness, fear and hopelessness died.

(2) This is the forgiveness that I have learned from...

(3) Let us shield ourselves with unity and togetherness.

在以上三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 “hopelessness”、“forgiveness”以及“togetherness”分别是形容词“hopeless”、动词“forgive”和形容词“together”的名词化形式。通过这样的转换, (1) (4) 中由形容词转换而来的“绝望”和“团结”得以强调, 相对于形容词来说, 名词化更醒目, 更让人印象深刻。并具有永久性的特征, 绝望永远消逝, 团结永远伴随。 (2) 中由动词变化而来的“原谅”、则体现出一种状态化, 将具体变为了抽象, 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得以体现:尽管塔利班的恶劣行径, 但并不是不可以饶恕的, 只要他们回头是岸, 我们学会的包容性可以宽恕他们。

被动化:

(1)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by the terrorists and millions have been injured. (被动结构)

(2) People in Afghanistan have been affected by extremism. (被动结构)

功能语法中, 被动化是“主题化” (thematization) 的一种手段。将宾语成分移到句首, 充当有标记主位 (marked theme) 以突出所要表达的信息。以上两句中, 我们可以看出, 被动句的使用, 使本来在主动结构中做宾语的“成千上万人”以及“阿富汗人民”一下子处于显眼位置, 更易使观众注意到受害群体, 表达同情, 从而付诸行动。

名物化和被动化的语篇功能是很相似的, 因而它们出现的几率也很相似。说话者通过两者的交替使用, 会取得很好的演讲效果, 其意识形态效果。

2.3 及物性

语言的经验功能告诉我们, 我们用语言来谈论外部世界 (如事件、事情、品质等) 和我们的内心世界 (如思想、信念、感觉等) 。而如何具体的用语言来表征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 这时就涉及功能语法中的“及物性”这个概念, 即用来描述整个小句的系统, 它的主要构成要件是过程和参与者 (participant) 。韩礼德将其分为六个过程类型:物质 (material) 过程、心理 (mental) 过程、关系 (relational) 过程、言语 (verbal) 过程、行为 (behavioral) 过程和存在 (existential) 过程。“选择哪类过程来表达一个真正的过程会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或意识形态意义” (Fairclough, 1992:180) 。下面作者将从这几个过程来解读马拉拉的演讲。

2.3.1 物质过程

物质过程是及物性系统中数量和形式变化最多的过程, 主要涉及身体动作 (如跑、扔、抓、坐下等) 。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之一, 即动作的发出者, 称为“动作者” (Actor) ;过程的另一参与者, 即动作的接受者, 叫做“目标” (Goal) 。

2.3.2 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指描述内心世界的思想、喜好、欲望和感受等的过程。它通常有两个参与者:“感觉者” (Senser) 和“现象” (Phenomenon) 。感觉者指发生心理变化的人或动物, 现象指的是存在的人、物、事件和情境。一般来说, 心理过程可根据四种现象来进行鉴别:情感或反应 (emotion) (感觉的过程) 、认知 (cognition) (决定、了解、理解的过程) 、感知 (perception) (看、听等) 和需求 (desideration) (想要) 。

2.3.3 关系过程

关系过程指反映事物与事物之间所处关系的过程。“如果物质过程表示一种‘做’的过程, 心理过程表示一种‘感觉’的过程, 那么关系过程就是一种‘是’的过程” (韩礼德, 2000:119) 。关系过程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修饰” (attributive) 型, 表示某一个实体具有的属性或归属关系和“认同” (identifying) 型, 指识别一个实体与另一个实体的功能。

2.3.4 言语过程

言语过程指通过说话交流信息的过程。过程的参与者分别是“说话人” (Sayer) 、“受话人” (Receiver) 或“目标” (Target) 。有时, 还会有“说话内容” (Verbiage) 这一项, 表示传递给受话人的某个信息。

2.3.5 行为过程

行为过程主要是从语义上进行识别的, 它将纯粹的心理过程与这些外部行为标志区分开来。行为过程通常只有一个参与者, 即“行为者” (Behaver) .

2.3.6 存在过程

存在过程表示一个实体的存在, 其明显标志是主语由“there”充当。存在过程只有一个参与者, 即“存在物” (Existent) 。

从表2中, 我们可以看到, 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和言语过程所占比例很大, 几乎达到100%, 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中, 物质过程相对来说又是最多的, 这很符合演讲的要求, 演讲者想要表达他的演讲主题, 就必然要论述过去他做了什么, 现在他正在做什么以及将来他会做什么, 这样他才能感染观众, 让他们产生共鸣。本文中, 马拉拉论述了塔利班恐怖分子所做过的卑劣行径:他们炸毁学校、枪杀妇女儿童、禁止妇女露面等, 这一系列动词的使用, 极具感染力, 使观众意识到塔利班的可恨之处。虽然马拉拉自己遭遇枪杀, 一度有生命危险, 但她并不畏惧, 伤愈之后, 依然站出来继续与塔利班恐怖分子作斗争。并表示, 塔利班的警告与伤害永远不会改变或阻止她的雄心与壮志。关系过程排在物质过程之后, 位于第二位。关系过程的使用一般给人一种“肯定”与“一体”的感觉。因为它表明你是社会的一员, 有责任有义务和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为社会建设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如, 文中马拉拉多次提到“亲爱的兄弟姐妹”这样的称呼, 这表明, 她把观众视为家人, 家人就应该相互爱护相互扶持, 其要表达的情感不言而喻。又如, 她说, “马拉拉日”并不是她一个人的节日, 是大家的节日。这也是在号召大家:帮助失学儿童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早日消除性别歧视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这样的表达是很有说服力的, 效果也不难想象。在对心理过程的论述中, 马拉拉指出塔利班的这些行为是非常令人痛恨的, 因而在我们意识到这种情况后, 我们不应再沉默。塔利班炸毁学校, 是因为他们害怕教育的力量, 而我们在意识到纸和笔的力量后, 更应维护女子上学的权利。通过这些心理过程的描述, 马拉拉希望观众能和她有同样的感觉、同样的心情。最后, 是对言语过程的使用, 可以看出所占比重也不小。开篇, 马拉拉就表达了她的感激之情, 无论是政府, 医院还是世界各地关心她的人, 都给她带去了无尽的温暖。这是她此刻站在这演讲的动力之一, 同样, 也让人们相信我们的队伍很庞大, 我们有力量和塔利班恐怖分子们抗争, 我们更希望你们 (观众) 的加入。其中, 对于问题“你觉得为什么塔利班反对教育?”, 对一个小男孩的回答“因为他们不知道书本里写了什么”的直接引用, 可以说是十分具有震慑力的。让观众知道, 连孩子都懂的道理, 塔利班不懂, 因为他们是愚蠢的。言语过程的力量同样很强大。

3 结束语

演讲, 是说话人表达意识形态的手段, 但对于语篇中的意识形态, 有的我们很容易察觉, 有的却不那么容易察觉。本篇文章, 作者通过批评性话语分析来解读马拉拉演讲中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了解到这位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内心世界以及她的人生价值观。让我们知道, 是天性爱好和平的精神让这位小女孩有如此大的勇气和魄力与恐怖分子进行斗争。最后, 通过这样的解读希望给全世界的人民带来思考, 带来共鸣, 带来行动。

参考文献

[1]Fowler R, Hodge B, Kress G.et al.Language and Control[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2]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3]Fairclough 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2.

[4]Geoff Thompson.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5]Kress G, Hodge R.Language as Ideology[M].London:Rout-ledge, 1979.

[6]Ruth Wodak, Michael Meyer.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Analysis[C].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7]丁建新, 廖益清.批评语言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我是马拉拉阅读题答案篇3

C.“也暗示了……”属于臆断。A.“目的是表现传主过人的聪明，有着读书的天赋”分析有误。D.“表现了她遭受枪击后，在痛苦中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此深深自责”与全文主旨不合。)

(2)主要选取了三个方面的事迹来表现马拉拉的成长:

①马拉拉在艰难处境中坚持上学、坚持读书的过程;

②马拉拉遭受枪击后如何顽强生存下来;

③马拉拉为女性争取教育等权利的艰辛抗争历程。(答题时要注意关键词“人权斗士”“成长”。材料主要写了马拉拉如何为争取女性受教育权利抗争,其中又分为自己如何争取读书的权利,如何面对枪击,如何为所有女性争取权利等。每点2分)

(3)①顺叙与插叙交叉进行。在介绍求学与抗争事迹时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在介绍枪击事件时则用回忆方式插叙相关细节，使叙事起伏开合，内容相扣。

②多种表达方式融合，本文有记叙、议论抒情、描写多种表达方式，全面立体地表现了文章内容。

③选材时，选择枪击、发微博、演讲等真实材料，凸显了传记的真实性。(每点2分)

(4)同意。(2分)

马拉拉联合国演讲篇4

我来自一个午夜建立的国家。而我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离家去学校，没承想，再也没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开枪击中，失去意识，然后就被带离了我的国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说我永远都不可能返回故乡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

现在，每天清晨，当我睁开双眼，都期盼着能回到自己的旧房间，屋里满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摆满了我获得的奖状。事实上，我身在一个离我的故乡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个小时时差的国家。巴基斯坦与之相比，像是落后了几个世纪。这里的便利条件远超你的想象：拧开每个水龙头都有自来水流出，冷热水可以自由选择;无论白天或黑夜，只需按一下按钮，灯光就会亮起，不需要点油灯;有燃气可以直接煮食物，而不用先去市场买煤气。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现代化，甚至只要打开包装袋，就有熟食可以吃。

我站在窗边，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长长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井然有序。树木和草地都被修剪得很整齐，还有平坦的人行道供路人行走。闭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乡——有白雪皑皑的高山、绿意盎然的原野，还有碧蓝的河水。一想到斯瓦特的人民，我就会愉快地微笑。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和我的老师、同学们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开心地说说笑笑，仿佛从未离开过。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国。

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对学生们来说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我号称“小书虫”，感觉考试并不是什么难事。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对女孩子们来说，这道门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前往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这所学校是我出生前父亲创建的，我们头顶的墙上是用红白两色颜料漆的“胡沙尔学校”。我15岁，上九年级，每周有6天要来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一起背诵化学公式或学习乌尔都语;用英文格言，诸如“欲速则不达”等写故事;或是画人体血液循环图——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想成为医生。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样的事当成一种威胁。然而，在学校的围墙外，萦绕着明戈拉(斯瓦特的主要城镇)的不只有嘈杂和疯狂，还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认为女孩不应接受教育的人。

这天早晨，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不过，因为要考试，我们可以九点去上学，比平时晚一个小时。

学校离我家不远，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学。但自从开始，我就跟着其他女生一起搭人力车上学，再搭校车回家，因为母亲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这些威胁信息有些刊登在报纸上，有些是其他人转来的传单或小纸条。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来没有特别针对过小女孩，相对而言，我更担心他们会针对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208月，我父亲的好友，也是他抗争暴权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劝我父亲：“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们家门口的街道狭窄，校车无法开进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边下车，翻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才能到家。我总觉得要是有人攻击我，一定是在阶梯上。和我父亲一样，我总是爱幻想。有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心思就会不知不觉地飘走。我想象在回家的路上，有人从台阶上跳下来朝我开枪。我想象自己的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朝他扔过去，但我又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和恐怖分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最好还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听我说几句话。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开始在每晚临睡前检查门锁好了没有，也开始向真主祷告，询问人死后会怎样。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无话不谈，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从小学开始就是好朋友。我们分享彼此的一切，比如贾斯汀·比伯的歌、电影《暮光之城》，还有最好的亮肤面霜。莫妮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她告诉别人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在我们的国家，女孩们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从事除医生或教师以外的职业。而我不同，我从未隐瞒自己想当医生、发明家或政治家的念头。莫妮巴似乎总能未卜先知，可我总是安慰她：“别担心，塔利班从没有针对过一个小女孩!”

当校车来的时候，我们跑下楼梯。其他女孩在出门之前，都会把面纱蒙好，然后爬上校车的后方。那是一辆白色的丰田卡车，车厢里平行摆放着三条长椅，两条在车的两侧，一条在车中央。那天，车上挤着二十个女生和三个老师。我坐在左侧，莫妮巴和另外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夏希雅·拉姆赞分别坐在我的两边。当时，我们怀里抱着考试资料，书包放在脚旁。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当时车里的空气又热又黏，与往年比，天气凉得晚，只有遥远的兴都库什山顶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车子座位后面没有窗户，两边盖着厚厚的塑料布，时不时会被风吹开一溜小缝。塑料布黄黄的，上面满是尘土，没法看到外面。我们只能从车厢后面看见一线蓝天和一抹太阳。那天的太阳就像是个黄色球体，飘浮在漫天风沙之中。

我只记得，校车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设的检查岗处右转行驶，然后经过废弃的板球场。然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我做过的梦里，我被开枪击中时，我的父亲也在车上，他也被击中了……周围挤满了人，我正到处寻找父亲。

而事实是，校车突然被截停了。在我们的左手边，是长满杂草的希尔·穆罕默德·汗的墓园，他是斯瓦特第一任经济部长。在我们的右手边，是个零食加工厂。我们停在离检查点不到两百米的地方。

我们看不到前方，但有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让车子停下。

“这是胡沙尔学校的车吗?”他问司机。学校的名字就写在车身上，我仿佛能听见乌斯曼大哥在喃喃自语：“这是什么蠢问题。”他回答：“是的。”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信息。”男人说。

“你得去学校办公室。”乌斯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车后面。

“你看，又是记者要来采访你了!”莫妮巴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发言，为女孩子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抗议塔利班分子试图让女性穿遮面长袍后，便常有记者来采访我，甚至还有些外国人，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把我拦在路边。

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宽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样。他一跃跳上车厢，向我们走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有几个女生望向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脸蒙起来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