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在北大的演讲

李敖在北大的演讲

李敖在北大的演讲 篇1

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星，崔台新，崔是垂柳，台是台湾人，青是青年，台湾要靠混，靠吹牛，又是青年人混，连战就是这种人。他可以户龙别人，糊弄不到我们可以糊弄你们。至少前一阵子糊弄你们，今天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你们觉得任何人觉得连战讲演好的人，我就要警告你们，今天你们可能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无法花一个是小时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因为你们上了连战的当以后我很难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我在这儿买圆一个人，买圆我的老板，凤凰电视台的刘长乐先生，为什么要买圆他，他把我故求到北京来，对不起，我一看到你们就讲很多乡音，故求到北京来，可是我已经在中国大陆，在凤凰电视台上讲了有400多场，你们对我相当的熟悉，用一个雄性的眼光来看我，我今天把这个讲演讲成功，这是高难度的，你们对连战完全不了解，你们看到他吗。所以对我熟悉，对我是个困难，这个困难是刘长乐老板造成的，所以我今天有所抱怨。[09:57:21] 现在开始讲正题了，罗马教皇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演讲的时候不能用稿子，为什么不能用稿子，用稿子表示你记不住，如果你自己都记不住，你怎么样让听众记得住呢，你这个演讲就失败了，所以大家看，没有稿子。也没有小抄，可是我带了一些证据是有的，等会会显示证据。[09:57:38] 我必须和大家说，接下来这个演讲的时候是刘长乐老板告诉我，最后我问他一句话，把他问得冷住了，我说有没有铺红地毯，我进门的时候，他说你没有克林顿有，连战有，你没有，我说为什么我没有？他说，北大尊敬你，把你当成学术演讲，所以不铺红地毯，校长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好我做学术演讲，讲得好就是学术演讲，讲不好，讲一半，铺红地毯还来得及。[09:57:55]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不然人家说北京大学视力眼，怎么不给李敖铺红地毯，怎么给当官的，或者说是政治人物铺红地毯，我在这儿有很多人眼睛看着我，说李敖骂过国民党过民进党，骂过老美国，骂过小日本，今天你在北京，你敢敢骂共产党，很多人不怀好意，你看幸灾乐祸看着我。我告诉你，我先不骂共产党，我先赞美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打倒的势力，那就是北洋军阀，为什么赞美北洋军阀，大家知道吗？北京大学怎么出来的，北洋军阀，什么人叫蔡元培校长做北京大学校长，那时候他是国民党人的身份，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有这个肚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和他敌对的一个政治势力的守敌，我们现在骂北洋军阀，我们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军阀呢？ [09:58:09] 我们不要骂北洋军阀，我们要做历史性的反省。[09:58:42] 以前北京大学胡适讲了一段话说，他说，你要为国家牺牲你的自由，可是胡适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克林顿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引用完，就是说，胡适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所以克林顿的演讲引证有错误，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就是连战，他在讲演场里面提到了四个字，有点犯忌讳的，可是事实上他提到了，叫做“自由主义”。各位，连战对自由主义的解释完全错误，他请毛但写的说胡适把自由主义带到台湾，所以台湾有一股自由主义的学风，在学校里面流传下来了，我告诉各位，没这个事，没有人敢这样做，包括连战，他们都不敢这样做，所以自由主义这四个字虽然在连战的演讲里面，在北大的讲台上面出现了，我告诉你，没有这个东西，很多人说我李敖是自由主义者，说你自由主义者你在大陆，你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我们要看你讲什么话，你要不要宣传自由主义，我告诉大家，我要宣传，可是内容和你们所了解的都出入，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我们看到学理上来讲，你出一本书，他出一书，学理上非常的高深，对我而言，没有复杂，自由主义只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己的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宪法的部分。[10:00:02]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台湾在过去清朝统治之前是给郑成功来统治，这是了不起的中华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爸爸投降了，郑成功不肯，郑成功妈妈在福建被清朝的兵轮奸了，郑成功发现母亲被轮奸了，怎么办，我来告诉你怎么办，他把他母亲身体切开，用水冲洗他母亲的尸体，他认为他母亲被轮奸以后，脏，他母亲脏了，奸是一个动作，污是一个过程，用水冲可以解自己心理的压力和痛苦。各位想象看，在五四时代，有一个问题只有胡适先生解决了，别人解决不了，就是有一个北大学生提出来，说他的一个朋友的姐姐被土匪抢走了，绑票了，当然，也发生了刚才我说的那种不幸的结果，问北大的这些思想家们，你们怎么样解释这个现象，大家解释不出来，胡适先生做出解释，他说，如果有男人要讨被害的女孩子，我们要尊敬这个男的，其实在生理上变化很小，心理上难过，所以如果有这个男的能够破除这种情节，这个男的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尊敬他。[10:04:40] 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帝，中间还有一个小胖子斗米一上来就是这个姿势，请你们鼓掌，为什么鼓掌，因为我太传神了，你们都忘了鼓掌了。你们不习惯我这种讲话的方式，可是我必须说，我在讲这种方式。[10:11:35] 今天我站在这里，大家说，你要不要骂共产党，刚刚我说过，我先替北洋军阀讲了好话，让我替共产党讲一句好说，说你怎么这样敢为共产党讲好话，为什么不敢，当共产党没有做坏事情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把真相澄清出来，谁说共产党不许别人讲话，我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毛泽东文集》，当然你们会笑我你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其实不是，我给你们看一段蛮有趣的，念给你们听，我们有你们相反的意见，批评得不负责任。[10:11:42] 怕负责任，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有了错，一定要自我批评，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人总是要讲的，既然我摸了老虎屁股。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重大的宣誓，我告诉大家，从18世纪19世纪以来，人类所梦想的自由主义这种追溯方法都是这个自由那个自由。[10:11:49] 可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第一个层面是你心灵能不能解放，如果你心灵是成功式的，那你就困死了，所以我认为心灵开放是重要的，这一部分自由主义叫做翻秋中级（音）。[10:11:56] 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没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自己，永远困扰自己。所以我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没有人想做，因为太痛苦了，因为太难了，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才能做自由主义者，所以自由主义这一段叫做反求诸己恩（音），成功了，我自己就知道。

[10:12:02] 我不是正成功，我可能是卖东西的窑子，我是一个处女，这是自由主义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政府有联系，我们人民和政府的联系有几种方式，大家说乡音未改，我没改，可是你们改了，北京变大了。你们讲的没有我讲的纯，我告诉你，人们和政府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政府这么坏，我不要活了，我梗了。辛亥革命以前的杨虎生在英国跳海，就是我死了。[10:12:09] 第二个感觉我颠了，就是跑了，我玩不过你，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第三个是得（音）了，他住在雍和宫附近，他到北京大学来作客，他在大陆（音）机里面，你找不到我，我猫起来了，就是在更了，颠了，得（音）的关系就是藏起来了。[10:13:25] 第二个感觉是我颠了，就是跑了，我玩不过你，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第三个是得了，他住在雍和宫附近，他到北京大学来作客，他在大陆（音）机里面，你找不到我，我猫起来了，就是在更颠了，得（音）的关系就是藏起来了。[10:13:55] 第四种菘了，小时候我们在北京斗蟋蟀，送了就是我怕了，我不和你玩了，就是人民和政府，我怕你，不和你玩了。[10:14:26] 第五种就是火了，我和你干上了，我生气了，什么时候会反了，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再在找到一个激怒眼的题目就是反。在1932年美国就发生一件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美国军人打死了 [10:15:27] 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很多兵回来了，要政府赔钱，政府说，你们现在年轻力壮，现在不给，到1945年，你们老了，再给你们钱，大家一听，觉得也好。[10:15:45] 结果1932年美国发生经济大恐慌，这些老兵憋不住了，跑到华盛顿广场集会，大家饥饿，由早到晚，由日到夜，都不解散，中央政府广场被占有，好说怠说都不解散。[10:16:53] 一个将军叫做迈克压撒元帅，下面带了一个少将叫做八顿将军，下面带了一个少校叫做艾森豪威尔，打枪，多少人死掉了，人民在他的中央政府广场里面盘居不屈这是美国的形象吗？ [10:17:15] 我给大家看看一个资料，告诉你们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当年《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讲到怎么样的开枪，你们看不清楚，没有关系，证据在这儿，一会主任和校长在这儿可以证明。[10:17:36] 看这个表，1932年美国群众在中央政府盘居不屈，政府开枪，153年德国群众盘居不屈开枪，1956年匈牙利群众盘居不屈开枪，1970年美国又来了，又开枪。

[10:18:06] 可是人民来讲，逼他开枪，局面造成了我们逼他开枪，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焦急的方法你不能够把政府摆平，你自己跟着受害，说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我告诉大家，没有人比我李敖古往今来，争取言论自由最多的，我写过100多本书，有96本被查禁。

[10:18:49] 全世界古往今来有没有这么个人写了这么多禁书，而有这么个政府盯着他不放，我把我的书名、以及被查禁的表，你们看有多长。

[10:19:20] 我的书和我著作等身，我这个表已经超过我的身高了，能证明什么，我坐牢就坐牢，你们说，你有抱怨，你抱什么怨，写文章大不了坐牢，你们不愿意，聪明了，觉得你李敖傻，那么多牢做的干什么，为什么？

[10:20:13] 我们现在知道有一种觉悟，我告诉大家，虽然这么多禁书不能卖，写了以后就被抢走了，怎么办呢？在耳渠道，在地摊上和黄色书刊一起卖，鱼目混珠，所以我出的书都是露屁股，看起来很凉快的。我的读者根本不是我的读者，他是买黄色书刊，买错了就变成我的读者。

[10:20:29] 所以，我的读者里面有些人是色情狂，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

[10:21:08] 我告诉大家，写言论自由争取以后是这个下场，那么我们革命了，项羽这样喊，李自成也可以这样喊，你不能这样喊，项羽拥有武器，李自成拥有武器，和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差不多。

[10:21:44] 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用机关枪，坦克车，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大家看我这本小说写《北京法院寺》，今天下午我要去法院寺去看看，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去过能把这个小说写得神龙活现，这就是文学家嘛，就干这个的。

[10:22:14] 我讲我的心里话给你们听，我回头看，除了我们的刘长乐老板以外，主任及校长都不太笑，我一回头看，就很紧张。他们不算本领，我在内地最佩服的一个人叫做丁关根，你和他讨论问题绝对不笑，脸绷着一路绷到底，我真的佩服。

[10:22:49]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和丁关根一样了不起的，叫包公，他也不笑，所以宋朝人当时有一举言语叫做包工笑，黄河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0:23:14] 我今天谈言论自由，他们怕，其实有什么好怕的，我举例给大家看，什么东西开放，言论自由会更安全，我今天在这儿最想讲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

[10:23:47] 北欧、瑞典，丹麦他们是全世界性开放最早的地方，丹麦开放A片的那一年全国的强奸犯罪率减少了16％，不强奸了，看A片就好了，头一年全国偷看女人洗澡减少了80％，觉得不可思议。

[10:24:13] 按照我们的标准，一定有伤风化，破坏民心士气，我所佩服的一个将军叫做许士友，以前南京军区的司令，南京军区不能看《红楼梦》。

[10:24:42] 现在告诉大家，瑞典的统一数字告诉我们，强奸犯减少16％，偷窥狂减少了80％，当您开放小电影的时候，大家整天看，已经平常了，反倒没事了，言论自由本身就是这样的。

[10:25:00] 我在台湾搞了这么多年的言论自由，结果怎么，整天查禁我的书，说李敖闯货，影响民心士气，现在的书不禁了，可是也没事了。

[10:25:42] 我拿张照片给大家看，我指着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子前一阵子来到北京，他是国民党的上将叫做许立荣，当年做总政治部的主任，专门查禁我的书

[10:25:58] 后来变成老朋友，后来他向我道歉，在公开场合向我道歉，他说我们发现不查禁你这么多书，也不会亡党亡国。

[10:26:20] 所以今天大家聪明的知道，有些言论开放了以后，是火山一样的喷火口，让它喷出去，言论自由像看小电影一样，让他讲了，让他骂了，让他说了，老虎屁股让他摸了，没什么了不起。

[10:26:48] 我认为这是今天我们国家领导人最愿意知道的一点，可是今天他们知道不知道，还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克林顿讲演现场全体全国播出，为连战的演讲现场全体播出，我李敖在这儿为什么要想想看再播出？

[10:28:38] 看看主席的词“俏也不挣风春，只把春来抱”，花都开了以后，我在花里面笑，可是我告诉你，毛主席的真相，他的第一次原稿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俏也不挣春，只把春来抱，等到春花烂漫时，他才笑。

[10:29:10] 他的原稿是他在旁边笑，他是个旁观者变成在中间，大家知道什么境界呢，看王国维写的诗“人间词化”，“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10:29:30] 现在女孩子穿的是裤袜，以前女孩子穿的是玻璃丝袜，在大腿中间吊着，你把这个袜子送给美国人，美国很高兴，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玻璃丝袜，你把这个袜子送给法国女人，她会说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

[10:30:13] 她把袜子穿上去以后，所以她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袜子没有穿上以前，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丝袜，你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腿，就是他在旁边笑，丝袜套上大腿，就是他在丛中笑。

[10:31:05] 今天我来到这儿，一句俗话就是“不是猛龙不过江”，我敢来，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敢骂国民党、敢骂小日本和老美，今天我来，不是骂人我也碰人，我碰了北洋军阀给您看。

[10:31:37] 那个时候北大怎么样对待政府，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北大多狠，教育部钱收进来了。现在的北大太孬了，在我看来，什么原因，怎么样可以不孬，我们的书记站起来，校长站起来，像我们以前的老校长不就是这样吗。

[10:32:23] 北大马寅初干了九年的校长，在国民党时代被软禁，后来在北大做校长的时候，本来一看是很好，本来和毛泽东感情好得很，为了人口两个人的看法变了，马寅初说中国人这样生下去我们不得了，我们的财政都被吃掉了。

[10:32:51] 毛主席说，人多没有关系，人多好办事情，结果毛主席赢了，大家斗马寅初，一路斗到马寅初床前面的墙，都贴了大字报，可是马说我不在乎，我要干到死，我要孤云奋战，结果他没有死，他活到100岁，别人都死了，他还活着。

[10:33:02] 这就是北大精神，北大的教育，所以我说今天从北大开始，虽然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水浅王八多，多几个王八也不是坏事。

[10:33:24] 我的话其实讲不完的，可是今天的重点大体上就说到这儿了，这些书你们懒得看，我告诉你，我看得熟不得了，我念一段周总理的话给你们听：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

[10:34:02] 但要讲，不讲这些，别的我们也允许它的存在。所以今天为我我要替共产党讲好话，大家说共产党不让人讲话，是错的，是一部分共产党把毛主席周总理根本的精神给它紧缩了，才有今天的现象。

[10:34:36] 因为我和大家说，共产党有它自由的成分，过去被打压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们总觉得共产党一党专制是错的，必须说，整个的原因出在原来的马克思那里，可是现在我们知道都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10:34:52] 我请大家问问，社会主义不够，为什么前面要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够，可是不灵了说不出口，夹了一个帽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是吗？

[10:35:31] 我告诉各位，你们都不看毛选集，都有这段话，毛主席最后的一段话，你们听了绝对会惊心动魄，我念书给你们听，这些骂我们的像农民，像梁春云，我们要把它养起来，养着他们骂我，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敢搏，骂得有理我们接受。

[10:36:03] 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泽东思想里面有一部分是真的懂这个道理的，结果我们把这一部分毛泽东给忽略掉了，还有一个毛泽东你们知道它是谁吗？

[10:37:15] 共产党到今天还存在，我愿意它存在一千年，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共产党讲两手策略，一手是软的，一手是硬的。

[10:38:20] 保住，我们也保住它，共产党愿意为人们服务吗？我们就是人民，让它为我们服务，幸巴达过河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老头子爬上他的脖子让他背着他，你跟着我走结果是星光大道，怎么样甩他也甩不掉。

[10:38:51] 你要照顾他，我们希望共产党活1千年，我们在它背上贴着它，哄着它，耐着它，让它为我们服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服气要打，玩言论自由你们玩不过我，你们要革命你们玩不过坦克车，说我们不搞这些，那搞，我们去更了，去颠了，去得了，去反了，用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在家里生闷气。

[10:39:18] 拍桌子摔板凳是错误的，我们要和共产党合作，其实他们人太多了一点，现在共产党是6900万，比台湾人口多3倍，可是没有关系，你们要放弃自由，你们救共产党我们欢迎，可是我们还有老百姓。

[10:39:34] 13亿人口和6900万比起来是19：1，19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共产党，我们广大的中国人民要干什么，我们放弃过去那种念头，就是我们要打天下，我们要和你作对，为什么落伍了，因为没有可行性。

[10:40:01] 人民会吃亏，共产党说，下一代的共产党很聪明，我看到胡锦涛真的很聪明，我们也很聪明，这个时代对我们也很有利，大家都忘了，我们的王充在书店里看书，死背，为什么要死背呢，因为没有钱买书。

[10:40:46] 宋朝的王安石和他的好朋友说，我儿子是神童，看书一遍就看会，他的好朋友说哪家儿子看两遍，都是一遍看会，因为有高度智慧的人才能看书，今天我们就是这种人，你们北京大学就是这种人。

[10:41:14] 各位想想看，等一下我把我爸爸在北大的文凭给你们看，我要送给校长，送给主任，那个时候毕业，1926年北大毕业，365个人，今天上万，你们学校这么多人，大家想想看，我小时候一个中学生后面跟着4千个文盲。

[10:41:41] 我爸爸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可是我们想想看，今天你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背后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在精英上精英不过你，本来你们从出生就是胜利者，父母母亲受胎的时候是2亿三亿的精子往前跑，后来是一个精子才出了你们。

[10:42:48] 你们赢了13亿，所以你们到了北京大学，不要以为了到美国得了博士就完了，大家可以看到李文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了美国得了博士，得了什么会失落的，所以我和大家说，我们要拥抱共产党。

[10:43:13] 共产党不喜欢笑，共产党太严肃，共产党会把冒死想做狭窄的解释，我们把它放宽一点，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目的。

[10:43:44] 我讲这一点很多人提心吊胆，包括我在内，人家说，你到大陆来要不要看长城，我说我可能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

[10:45:01] 为什么说我不伤感，我不能伤感，我看到的北京是什么北京，我到店里的时候，他看我知道我买不起这杯东西，他会倒杯茶给我，那样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变心了。

李敖在北大的演讲 篇2

各位, 此时此刻, 你们面对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 要重新开始。其实如果回到15年前, 那一刻我的心情挺矛盾的。因为内心有很多的遗憾。比如我会突然想起来, 图书馆有那么多书, 也许我看的, 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班里的同学总是会说, 我们要到外教的家里组织一次聚会, 但最后一直没有组织好。再比如说, 我看的北大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 因为你毕业之后会发现, 一辈子都看不到那么多、那么便宜的电影了……

虽然我们在北大的时间有四年, 听起来很长很长, 但它和北大的容量比起来, 实在是太短了。等你们毕业后, 你们才会意识到, 这4年, 原来如此快地就过去了。但人生是没有后悔药的, 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还会继续留在北大学习、工作, 这个遗憾还有机会来弥补。即便是你们工作了, 要走上工作的岗位, 北大依然是你们的北大, 它永远欢迎你们回来。

我听说其实在我之前, 到这儿来做演讲的最受欢迎的校友代表是两个人, 一个是俞敏洪, 一个是李彦宏。我觉得其实学校经常请这样的人回来做毕业致辞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表现。为什么呢?当然他们很好, 但是他们会让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毕业之后的几年里, 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他们太优秀了。我相信, 你们当中有不少人, 将来比他们更棒, 这是一定的。但是大多数同学会进入一个自己说了不算的单位, 抛开“北大”两个字, 从一个很普通的起点开始, 积累你的人生和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 今天我的出现, 就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了。

既然我代表了这种要进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从零开始积累的这样一种存在,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分享我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一些经验。其实15年前, 和大家一样, 拿着毕业证书的时候, 我挺茫然的。我在北大学的是德国语言文学, 那个专业完全不是我自愿选择的, 我一点都不喜欢德语。然后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去了神华集团, 一个卖煤的公司, 虽然说我是那个公司的元老, 但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要怎样发展, 我一点都不想去卖煤。

话说回来, 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前面是什么, 但我很清楚我要什么, 这源自我在北大的一个经验。我在北大三年级的时候, 参加了北大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的一个专题片, 叫《中华文明之光》, 在做嘉宾主持的时候, 有一天, 我坐在了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 然后那个灯光突然在我的面前闪亮。在那一刻, 我对自己说, 嘿, 这是我想要的。两年之后, 也恰恰是我毕业那年, 我分配到神华公司那一年的暑期, 突然中央电视台史无前例地面向社会招聘了, 于是我感觉机会来了, 我就去考试, 最终我走上了今天的这条道路。

我觉得我最应该感谢北大的, 是主业之外的那么多丰富的选修课, 是课堂之外的那么多的活动, 让我清楚地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虽然那一年暑假中央电视台的社会招聘空前绝后, 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已经被人嚼烂了的话, 那就是: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而准备, 其实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 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在15年后, 要我总结我的成功是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这点是最根本的。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谁”和“我要什么”。

拿做新闻来说吧, 其实做新闻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有排位的:我首先是一个新闻人, 然后是一个电视人, 再然后才是一个主持人。这个排位有多重要呢?它会让你在面临很多的选择的时候, 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走哪条路。比如说在10年前, 大多数的主持人是不愿意去当现场记者的, 因为这显得不够大牌。坐在演播室里多有范儿, 到前方去, 不是做一个普通记者做的事情吗?但是由于我的内心清楚我首先是一个新闻人, 所以在那时, 我做了大量的直播工作, 有的很有影响力, 有的则完全没有影响力。等到十年之后, 大家都发现新闻现场对于一个主持人的重要性的时候, 我已经积累了比别人多得多的经验。我之所以能做这样的选择, 正是因为我清楚, 我首先是个新闻人。

在直播的现场, 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你意想不到的变化。有时候你也许必须得通过自己卖一个破绽, 保证一个系统的正常运转。在这时候我会选择行内认可大于观众认可。因为我知道, 我是一个电视人, 这比做一个完美的主持人来得更加重要, 而电视直播本身是一个合作的系统。

当我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有人说, 嘿, 你来做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吧, 这样会让你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广泛的影响力, 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新闻人。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当你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目标和定位的时候, 你就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成功的机会。

这么多年里我和青年学生交流的时候, 经常有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真正做自己喜欢的职业呢?有多少人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自己终生的事业呢?你是很幸运的。我的反驳通常是这样的:如果, 你考大学时选的专业不是你喜欢的, 而是你父母喜欢的;你的选修课不是你喜欢的, 而是拿证多、学分好得的;你求职不是挑你喜欢的, 而是待遇好的……请问, 你选择时从未拿喜欢当事, 凭什么你会从事喜欢的职业, 并且成为终生的事业呢?凭什么呢?

外国政要在北大演讲的那些事 篇3

“思想迸发的无上圣地”

外国政要来北大演讲，多数情况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

卡梅伦很年轻，喜欢和年轻人交流，而北大的校园环境又很有吸引力。所以在北大结束40分钟的演讲后卡梅伦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来到未名湖边，沿未名湖独自走了一圈，之后在帕卡德公寓逗留了一个半小时，领略充满东方魅力的湖光山色。

被北大校园风情吸引的远不止卡梅伦一人。2002年3月28日，比利时首相伏思达来北大演讲时，对中国的古典建筑很有兴趣的他在校长办公楼前的广场上特意下车，在华表下拍照留念。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伏思达同卡梅伦一样流连忘返，感慨道：“这样一所宁静致远的学校，是思想迸发的无上圣地。”

入乡随俗，客随主便

在接待各国领导人演讲时，北京大学也碰到过很多棘手的事。

1998年6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赴北大演讲，当年4月他们就派出了先遣团，从国内运来具备防弹功能、带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徽记”的总统演讲专用讲台。但北大强调在北大演讲一定要用北大讲台。“入乡随俗，客随主便，这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既然选择在北大演讲，悬挂北大的校徽是对北大最起码的尊重。”北大的据理力争迫使美国人做出让步，同意用北大的讲台。

讲台风波刚刚过去，双方又在演讲场地的布置背景上僵持很久。原来美国国旗由于尺寸比例原因，显得比中国国旗小，美方要求缩小中国国旗。北大以国旗关乎国体，没有答应。最后，美方在请示白宫后，采纳了折中方案——双方都调整尺寸比例。

德国人的严谨也给北大留下了深刻印象。2001年11月1日，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北大的演讲还有一个半月，德国使馆12人的工作团队就来到北大，从场地到设备到行车路线，几番筛选，最后选定了古朴而庄严的办公楼礼堂，但又礼貌而严肃地提出：礼堂的红色丝绒窗帘稍显陈旧，用来迎接一国总理不妥。但是突然更换遮盖了整整两面墙的窗帘，涉及设计、制作、经费、时间等一系列问题，北大方面婉言拒绝了德方的要求，不过同意重新整理窗帘。

“我们是兄弟”

1998年11月12日，韩国总统金大中来北大演讲。金大中早年因从事民主活动受迫害，腿部留下病患，严重时不得不拄拐行走。北大打破惯例，主动提出请金大中坐下演讲，韩方很高興地接受了这一超出常规的安排，金大中成为在北大唯一坐下演讲的外国领导人。

当然，筹备工作也有简单得出人意料的。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曾到北大演讲，他是“非典”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当年11月，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访问北大，巴方要求很简单：“瓦杰帕伊什么样子，我们就什么样子。We are brother！（我们是兄弟）！我们相信你们。”

巴西总统卢拉在北大演讲时则表现出很可爱的一面。2004年5月25日，卢拉在北京大学演讲结束后，提出要休息一会儿，吸一支雪茄，还要喝杯巴西咖啡，然而，匆忙之中到哪去弄一杯巴西咖啡，这可难住了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

最后，从正参加另一个会议的一位日本学者手里借来了一把咖啡壶，送到卢拉面前。卢拉非常兴奋，老远就嗅着鼻子说：“不，不，这是速溶咖啡，喝起来就跟水一样！”不过，看到工作人员这么卖力地找咖啡，他还是很高兴地喝了这杯“水一样的咖啡”。

“看来我确实讲得太久了”

外国领导人在北大的演讲中，发生过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

2006年10月26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到北大演讲，法国安保工作相当严密，带来了专用的矿泉水，配上专用的玻璃杯，并由专门的武官负责。

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致辞完毕，友好地将总统的水杯从桌上移到讲台上，受到严格训练的武官立刻上前要把“别人”碰过的水杯端走，一直面色和蔼的希拉克眼中立刻射出严肃的目光制止，但自始至终，总统没有喝一口水。他用这种方式对主人的盛情表示尊重。同时也遵守了严格的安保规定，一国领导人的气派从这个细节中可见一斑。

希拉克演讲了近一个小时，接近尾声时，会场话筒因安保人员的设备干扰，出现了杂音。总统没有一丝恼怒，幽默地说：“看来我确实讲得太久了，连话筒都要我结束演讲了。”

希拉克以其幽默机智，在万众瞩目中轻松化解了尴尬场面。

李敖演讲词分析 篇4

说起李敖，他是台湾著名的作家和文化名人，他的作品纵观历史，横指众生，独立思考，嬉笑怒骂，自成一家。他的演讲也是妙语连珠，别具风格，对他的演讲作评论，晚辈们岂敢，在这里只是对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稍做剖析，以供我们后来者做学习和参考。一． 开头不凡，引起兴趣

李敖先生在主持人的开场白之后，微笑有礼的站到了主席台前，来了一个妙趣横生的开头：

各位终于看到我了，（笑）主任，校长，各位小朋友！来演讲紧张不紧张?紧张，站在大庭广众面前，很多人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是让他讲几句他就悚了，不敢讲话，什么原因？胆小。

前天晚上我编了一个故事，做梦的时候编的个故事。北京大学一个女孩进了一个小房间，突然看到一个男的在一个小房间里嘴巴里念念有词，来回走动。这个女孩子就问他，你在干嘛？他说，我在背演讲稿，我要在北京大学演讲。女孩子问，你紧张吗？他说，我不紧张。女孩子说，如果你不紧张你为什么来女厕所？（掌声），这个人就是连战。（笑）

李敖先生的这段开头，出语不凡，唤起了听众的兴趣，给广大的青年学生造成一种良好的心理定势从而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他演讲的成功作了铺垫。他的这段开场白的语言文字包含了多种手法和技巧。首先，他运用了一个设问的手法。聪明的提问是智慧的标志，他这次来北大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他一开始提出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问题，促发听众神经元的亢奋，迅速地引起听众的注意力，引起了大家的思考，自然地激发听众的参与，缩短了他与广大学子之间的距离，使他和大家的思想感情得以迅速沟通，同时加深了听众对问题的记忆和理解。然后，他讲述了一个小故事，虽不是奇闻怪事，但足以引起我们青年学生的兴趣，而且故事情节生动，内容新奇独特，引起了听众的轰堂大笑。他的这段话短小精巧，新颖诱人那！

接着上面的内容，他又来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台湾有一位歌星，很有名的女人，叫做崔苔菁。你们不晓得这三个字的意思：吹是吹牛，台是台湾人，青是青年。台湾要靠混，靠嘴，又是吹牛，又是台湾人，又是青年人再混。连战就是这种人。他可以唬弄别人，但唬弄不到我们，可以唬弄你们，至少前一阵子唬弄你们。

他的这段话幽默风趣，情趣盎然，引人入胜，调节了人们的情绪，活跃了演讲的气氛。李敖先生的这个故事不但娱乐了听众，而且贴近了他的文化和思想自由这一主题，体现了他的独树一帜的大师风格。

他的这段演讲词，看似简单，引人发笑了。其实它与下面的演讲词，层层铺垫，一脉相承，一泻千里。大家知道，批判性是李敖先生一贯的作风，那人家来到了大陆，怎么继续他的主见和思想了，批评了你还要让你觉得客气呢？好，他就先来戏谑一下你的“敌人”，暖暖广大青年学子的心啊。这段话的意义可见非同一般了啊。

二，幽默演讲，曲径通幽。

作家王蒙说过：“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是一种穿透力，一两句就能将那畸形的，冷漠如冰的东西端出来。它包含着无可奈何，更包含着健康的希冀。幽默也是一种执拗，一种偏偏要把窗户纸捅破，放进阳光和空气的快感。”李敖先生在提到“红地毯”这样道来：

……我问过老板刘长乐一句话，把他问的愣住了。我说有没有铺红地毯？我进门的时候有没有铺红地毯啊？他说你没有，克林顿有，连战有，你没有，我说为什么没有啊？是赞美我，还是抗议我啊 ？（众人大笑）他说，北，大尊敬你，把你当学术演讲，所以不铺红地毯。我说好，我就做普通演讲，讲的好就是学术演讲，讲不好，讲一半，铺红地毯还来的急。

对于“铺红地毯”这一问题，具有两面性，如何将这个问题说的既紧张活泼，又被别人所接受了?李敖恰当得体的运用了幽默，并且大获成功。李敖也可以算的上是一名赫赫有名的成功人士了，他人来可以铺红毯子，为什么我不行了?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北大的红毯子只给政客铺的，怎样才能让北大意识到这个有点“势利眼” 的对待，而又不给自己难堪了。他首先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提点了别人，然后又话锋一转，说到自己演讲的好与坏。

美国著名演讲学家约翰哈斯灵指出：“幽默，是演讲者与听众建立友好关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演讲者在演讲中化险为夷的最好方式。”幽默通过隐射，讽刺，双关等修辞手法，去揭露生活中的怪讹，揭示生活的哲理，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人们得到某些启迪。幽默这一素质，随处可挖掘可使用，李敖先生在此处把它当作润滑剂润了一下。他拥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学积淀。那么，我们在平时就要博览全书，对生活充满热情，敢于自娱：其次，要有高尚的情趣，丰富的想象，开朗乐观的性格。

他在这篇演讲中的幽默随处可见“我在内地最佩服的一个人丁大官人，叫做丁关根，丁关根，你跟他讲，你跟他讨论问题绝对不笑，脸绷着一路绷到底，我真的佩服他。（李敖竖起大拇指，众人大笑，掌声雷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就丁关根一样了不起的，叫包公，（笑）包公的特色就是不笑，所以宋朝有句谚语说，叫做包拯笑黄河清，包公笑的时候啊，黄河都不浊了，水都清了。不可能的事情。

三 巧用修辞，妙趣横生

思辨语言贵在对同一事物，能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它，表述它，给人一种深邃的内涵感—有怎能不思之再思呢？巧用思辨，在演讲中插入思辨性的语言，可以耐人寻味，牵动听众，并使听众产生共鸣，从而能不断掀起高潮。李敖先生在演讲中巧用名篇思辨：

《毛泽东文集》，当然你们会笑我你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其实不是，我给你们看一段蛮有趣的，这一段可能你们都不看，我念一段给你们听：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笑和掌声），有了错，一定要自我批评，要让人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人就有十个要失败，人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以前女孩子穿的叫玻璃丝袜，玻璃丝袜套上去之后啊，在大腿中间它一个吊带，吊着它，你把这个玻璃丝袜送给美国人，美国很高兴，啊呀！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玻璃丝袜；你把同样一个袜子送给法国女人，法国女人她会说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她把袜子穿上去了以后，她跟袜子利害结合在一起，所以她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袜子没有穿上以前，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丝袜，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丝袜，就是她在旁边笑，丝袜套上大腿，不是套毛主席的大腿啊，（笑）套上大腿，就是他在丛中笑。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一些名篇的观点常常带“灰色调”，我们可以旁征博引，或者反其意而用之，让听者在比较中提高鉴赏能力。思辨性语言的设计，可以从正负两方面去寻觅，据此打开思路，不时在演讲中插入思辨性的语言，可以不断掀起高潮，牵动听众的情绪，“镇”住全场。李敖先生在此次演讲中将思辨的手法与其他修辞巧妙搭配，效果不同凡响那！

演讲词中讲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先生运用指代的手法，拟了四个标题，既形象又新颖，深深地吸引住了观众。

第一个是，我不要活了，我嗝了。（掌声）什么叫嗝了？你看屈原就是看政府不好，我嗝了。我嗝了，就是我不要活了呗。

第二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我颠了，什么颠呢？就是跑了，为什么颠呢？我玩不过你。我去做美国人了，我不要跟你们在一起。在座的我的女儿，李文，就是这种典型的人。（掌声）

第三种呢，是得了。什么叫得了？有一个台湾人，他住在北京很久，住在雍和宫附近，讲了一口京片子，叫做林云。你给他通电话，答录机，他说，我是林云，我不在家，于是答录机就开始录音，你就把要告诉他的话，录进去。就是得，什么叫得呢？得就是说，你找不着我了，我猫起来了。做隐士，得的关系就是我藏起来了。

第四种什么啊？第四种是悚了，什么叫悚？小时候我们在北京斗蛐蛐，斗蟋蟀，斗来斗去，一个蟋蟀打不过另外一个了，你怎么逗它它都不打，就是悚了。悚了就是蔫了，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我怕你，不跟你玩了。以指代说理，类似于辩论中的以退为进—不直接表明自己的见解，名为退让，实际上是以退为攻，更容易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且紧紧扣住了主题，不失为大师的杰作。

卡特在北大演讲稿原文 篇5

It was here that the May 4th movement began among students in 1919, partially a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decision at the Paris peace talks to transfer the former German concessions in Shantung province to Japan, instead of returning them to Chinese control. Chinese intellectuals wanted to strengthen their country and decided that China needed both science and democracy. What this mean was unclear, and the movement produced differing answers. Idealistic ambitions were soon drowned in the civil wa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follow fervent revolution.

Debates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democracy have continued to this day.

I first came to your country in April 1949 as a young submarine officer to participate in naval exercises off the coast of your most important seaports. It was obvious then that the days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 were numbered. Chiang Kai-shek left the mainland only a few months later,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on Oct. 1, which happened to be my 25th birthday.

During 1978, I conducted intense negotiations with Vice-Premier Deng Xiaoping, and we announced that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w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on the first day of 1979. his was one of the wisest decisions I made during my time in the White House, and it has brought benefits to the people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others who value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of the world.

On my several visits here during the past 22 years, I have enjoyed hours of discussion with Deng Xiaoping and his successors and have had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many regions of your country to witness its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dramatic moves toward a more open society. More freedom of worship, the movement of your people, the rights of free enterprise, and China’s increasing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very gratifying to me.

Among the issues that Deng Xiaoping discussed with me were his plans to initiate economic reforms and encourage free and open elections within the small villages of China. The People’s National Congress adopted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n 1982, and a basic law was passed in 1987 to outline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this goal could be reached. The vice premier made it plain to me that small villages were not part of the overall communist party system, but he thought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ir own citizens and to higher governments to permit locally elected officials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Mr. Peng Zhen, former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National Congress, would repeatedly say that village elections were a seminar on democracy that all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should experience. It was an important step for China on the eventual path to achieve full democracy.

Six years ago, the Carter Center was invited to assess progress in meeting Deng Xiaoping’s original goals and to provide assistance and advice in standardizing electoral and governance procedures. Since then, the Carter Center has enjoyed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partners at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electoral law was revised in November , and we have continued to observe this intriguing process. We also have been invited to observe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presentatives of township

and countries. In the summer, our Center sponsored a conference on the recent elections of distric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oes in Shenzhen. Chinese leaders also hav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our guests, to witness the conduct of our electoral proces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The Carter Center has never presumed to step beyond the bounds of our role, acting strictly as observers, making comments only when specifically requested to do so. It is not up to us to interfere in basic governmental decisions of your sovereign nation.

Some noted scholars argue that direct elections of public officials are not suitable for China, comparing your own stabil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with that of India and Russia. That fact is that your great nation already has made the remarkable transition to a relatively open society with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based primarily on reforms initiated 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further political changes could be made, if desired, without any real threat to stability or the rule of law.

My personal belief is that the goals of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stable and orderly society can best be reached when the people are given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of choosing their own leaders directly. It is beneficial for all citizens to feel that they are involved personally in the shaping of their own destiny and for leaders to know that their political futures depend upon honoring promises and meeting the legitimate needs of those who have put them in office

This usually results in an easing of tensions, a spirit of voluntary teamwork, and an inclination to accept government decisions as coming from within one’s own family. Although democratic government process are sometimes fumbling and confusing, as in my own country, there is an innate capability for self-correction of mistakes and the peaceful accommodation of changing circumstances.

Contrary to the arguments of some scholars, there is no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s proven in my country, Canada, throughout Europe, and in many other stable and prosperous nations in the world. Some, like South Korea, have had to face serious economic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 market changes, scarcity of raw materials, or inept management, but their resilience has been proven as their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 as a unified, have rallied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It is only in the proper meld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n a democracy, that elected leaders can afford to permit complete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embly, uestricted worship, movemen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e formation of trade unions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unimpeded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other ways to demonstrate free will and political human rights.

Of course, each sovereign nation must decide which of these goals it decides to reach, and when and how to achieve them. From my own observations, the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have been remarkably successful and popular. There are still unanswered questions in some area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ed leaders and those appointed by higher officials, but most of these questions are being answered successfully. Political reform is a slow process, as has been proven in America, other cou

ntries, and even here in the village election process that began fifteen years ago.

Democracy is not a scary thing. It is, in essence, a set of procedures that all parties involved agree to observe. China’s experience has proven this point. When called upon to elect their own

leaders, the rural residents were suspicious at first, but they participated earnestly when they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is was indeed what the government was encouraging them to do. As a result of this massive participation, the provisional organic law of the villager committee was suddenly inadequate because it did not contain necessary procedures to secure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t governance. The law was revised in 1998 and, once again, needs to be amended.

Deng Xiaoping long ago declared that no basic reform of any kind could move forward without political reform. You have already taken early steps, and future decisions concerning democracy remain for your citizens and leaders.

When I met with President Jiang Zemin two years ago, he told me about his July 1 speech and described the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s”. He agreed with me that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fully realize the “three represents” was to allow people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in the best and most responsible manner.

李敖在北大的演讲 篇6

在一次聚会上众多实业家、明星谈笑风生，其中，有著名的汽车商约·艾顿。艾顿向他的朋友、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回忆起他的过去。

他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镇，父母早逝，是姐姐帮人洗衣服、干家务挣钱，将他抚育成人。姐姐成家后，姐夫将他撵到舅舅家。那时，他正在读书，舅妈规定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还得收拾马厩、草坪。刚工作时，他租不起房子，有一年时间，在郊外一处废旧仓库里睡觉„„ 丘吉尔惊讶地问：“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些？”艾顿笑道：“正在受苦或正在摆脱苦难的人，是没有权利诉苦的。”

他说：“苦难变成财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战争了苦难并不再受苦。只有在这时，苦难才是你值得骄傲的一笔人生财富。别人听到你的苦难时，会觉得你意志坚强，值得敬重。但如果你还在苦难之中，你能说什么呢？在别人听来，你诉苦无异于请求廉价的怜悯甚至乞讨„„这时，你能说你正在享受苦难，在苦难中锻炼品质、学会坚韧吗？”

艾顿一席话，使丘吉尔重新修订了他“热爱苦难”的信条。他在自传中写道：“当你战胜苦难时，它就是你的财富；当苦难战胜你时，它就是你的屈辱。”

我怕你们急于求成——张维迎在北大光华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首先祝贺你们！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你们圆满地完成了学业。你们有的拿到了博士学位，有的拿到了硕士学位，最差的也拿到了学士学位。并且，这个学位是北大的，这个学历是光华的。在中国，谁还能获得比这更“牛”的学位吗？

你们来到北大，选择光华，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生价值的追求。我相信，北大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光华没有让你们失望！对你们一生来说，知识是重要的，但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智慧比知识更重要。北大能给你们知识，但没有办法给你们智慧，因为知识可以来自书本，智慧只能来自生活；知识是他人经验的积累，智慧是自己经验的积累。这话是印度哲学家奥修说的，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我愿意与你们分享。

我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的乡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一棵杏树，它伴随着我成长，留下我童年的记忆。这棵杏树现在还活着，还在结果。即使在离开30年后，每次回老家，我还是会去看看它，摸摸它，甚至还会像小时候一样爬上粗壮的老树杈。

小时候，到农历三月，杏树开花了，春天也就到了。每天放学之后，我就会跑到杏树地，有时会睡在杏树下，仰望蓝蓝的天空，等待着洁白的杏花结成绿绿的杏果，因为杏是我重要的口粮。杏花凋谢的杏，一咬就咬到嫩嫩的杏仁，非常非常的苦，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摘下来尝一尝。等待杏的成熟真是漫长的煎熬。慢慢地，杏核变硬了，果实也变大了，我就开始大规模地吃，当然杏还是酸的，酸得让人龇牙咧嘴。到农历五月底、六月初，杏开始发黄了，但我们家杏树上的杏已差不多被我吃光了。我拿着最后剩下的自家的杏与村里的小朋友交换着吃，结果发现，我家的杏尽管个头较大，别人家的杏都比我们家的香甜可口。为此，我曾几次向父亲建议，把这棵杏树刨了，栽一棵新的杏树。当然，不知为什么，父亲一直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所以，在我记忆里，我家的杏是全村最酸最苦的杏。

1978年我上大学了，就再没有与我们家杏树朝夕相处。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们从西安回到家乡。我一到家，妈妈就给我端上来一盘杏。她知道我爱吃杏，又听说城里没有杏树，这杏又大又甜，真是好吃，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杏。我问妈妈：这是谁家的杏，这么好吃？妈妈说，就是咱们家的杏啊！这怎么可能呢？

原来，我们家的杏子比别人家的熟得晚，即使表面上看上去发黄了，还得等上十天半月才能真正熟透。熟透了，就是最香最甜的杏。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熟透了的杏，难怪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杏总是酸的。

同学们，在你们既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的时候，我与你们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想告诉你们，杏如人生，先苦后酸，再由酸变甜；

有的成熟早，有的成熟晚。我家那棵苦杏树不是天生就是苦，而是长于背洼，每天太阳光照少，加之或许不有品种问题，因此成熟得比别人家的晚，别人家的杏黄了，它还是绿的；别人家的果实熟透了，又香又甜，它还木丁酸丁苦。其实，只要多等十天半月，一旦熟透了，那种清香美味胜过别人家早熟果实的好多倍！

作为北大的学子，我不担心你们没有远大抱负，但很担心你们急于求成！到了新的岗位，你们会期待早早得到提拔，早早涨工资，早早成名成家，甚至早早进入福布斯排行榜。但你们应该记住老子《道德经》中的话：“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生活是需要耐心的，成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伟大是由耐心堆砌而成的！耐心意味着要经得起眼前的诱惑，意味着要道法自然，耐心不是压抑，而是修行，成熟是自觉自悟。

只要你顺其自然，不急于求成，你吃到的杏一定是甜的！幸福将伴随你一生！

注：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意思是踮着脚尖无法长久站立，迈着大步无法长远行走。就是说做事要有长久的耐心，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要持久的努力，急躁是不行的，着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一个成语叫“欲速则不达”，这个意思与“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为之“道”的反映，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基本原理。

要成功不妨先做个“近视眼”

东北老兵郑建伟于2006年正式被吉尼斯世界总部和国际徒步联盟联合认定为“世界徒步行走第一人”。他自1999年7月1日开始从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发开始了漫长的徒步走中国之旅。11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最北到过漠河，最南去过海南岛，最西走过新疆大漠，最东抵达乌 里江，总行程约17苏万 里。沿赤道环绕地球公四圈还要多，几乎靠双脚走遍了全中国。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能够坚持不懈走完那么多路程时，他笑着对记者说：“这17万公里，并不是我最初的目标，我当初是想走6万公里，超过美国大兵杰克就可以了。为了实现自己远大目标，我把大目标进行了分解，每天定的目标都不是太远，很容易完成，我每天都只想把眼前的事做好，结果一路走来感觉都很轻松，时间一长，我竟然创造了徒步行走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如果我天

6万公里那个目标的话，巨大的精神压力肯定会把我压垮。”

郑建伟就凭着这“把眼前的事做好”的简单想法，取得了人生巨大的成功。

无独有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建国，多少年来他把“把眼前的事做好”当作座右铭。用他的话说就是“珍惜机会，把眼前的每一件事做好，不去想太高太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朴实的信念，让身为科学家的侯建国能够把科研做得毫不枯燥、乐趣无穷。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获得事业的巨大成功，实现了“用自己的学识为国家的强大做些实事”的人生愿望。

他们两人的成功之道都是脚踏实地专注做好眼前的事，从不好高骛远。这一点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说都具有借鉴意义。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让很多年轻人变得很浮躁，很多人都是“远视眼”，目光远大，志向高远。每天脑子里都是不切实际的远大目标，却很少有人愿意做个“近视眼”，不肯关注从现实到理想之间有多少距离、有多少具体的工作要做，不肯俯下身子把眼前该做的事做好。这样的人追求成功，不过是镜花水月难以实现。

大学有幸遇李敖 篇7

对于生活单调且阅读量有限的农村孩子来说，这是一件挺痛苦的事。不过我记得我的很多日记是以“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结尾的，因为我要么扶老奶奶过马路，要么帮别人赶跑闯入菜地的猪或羊……有时难免要从《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之类的书里借鉴些片段。有一次我的日记中提到有人到我家查抄水表，被语文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嘲讽“你家咋就这么先进呢”，从此我就恨死了写日记这件事。

我戒写日记很多年，直到我在大学图书馆看到李敖的《大学日记》。

那是大一的暑假，图书馆安静寂寞。我从书架上长长的一排装帧相似的书中抽出它，封面上的李敖身着西装，正襟危坐，却又一副忍俊不禁的模样。这种反差在他身上形成一种奇特的融合，我突然产生想了解这位传说中的人物的冲动。以前只听闻李敖狂狷不羁，四处骂战，那么他到底是怎样修炼成这样一个人的?他的青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我借了书回去，靠在宿舍的床头，带着一种窥私的兴奋和被指引的愉快，回到了1960年前后的台湾大学，跟随校园里那个身穿长袍戴着黑框眼镜的另类青年，一起拜谒胡适、台静农、殷海光等大师，聆听他们的教诲，一起与陈鼓应等好友秉烛夜谈，挥斥方遒，远远地看他与美丽的罗小姐约会，看他写下一篇篇历史阅读札记……这些丰富的活动，满足了我对于大学生活所有的想象，尽管已非彼时彼身，但仍使身处遥远的几十年后的北方的我大学时代不再苍白。

我决定重新开始写日记。

我在形式上仿照李敖的日记，按一二三四分列条目，长则一页两页，短则一句话，大到一次重要的谈话和聚会，小到一个闪现的念头或眼神，只要于我有益，都悉数记录。少年时“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痛苦终于消弭殆尽。

我开始奉青年时代的李敖为圭臬，努力使自己过一种“意志的生活”，并将它记录在日记中，也作为自我的一种检省和鞭策。

“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李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生活需要一种决绝的勇气，只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此时不做修身养性之事，更待何时?我摈弃了自己也曾经沉迷的打牌和游戏等大学生中常见的娱乐节目，图书馆成了我的乐土。每半个月，我就会从图书馆的借书部更换一批书目，遇到喜欢的书，在回宿舍的路上就直接转到自习室，一口气把它读完。

虽然在他人看来，李敖狂放无惧，睥睨一切，殊不知他对自己的修为要求极高。他有一套严苛的至今仍然遵行的作息时间表，其广博的学问和丰富的著述正是靠此得以完成。忍受单调和烦闷的能力，也是我从李敖的日记中学到的重要一课。

白天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图书馆和自习室度过。那些熠熠闪光的灵魂和思想，隐藏在墨香编织的符码中，等待着有人与它们对话。晚上10点走出大楼，只觉星光满天，道路宽广，有种轻盈欲飞的畅快。回到宿舍，叫上室友，换上运动服，去操场跑步锻炼半个小时，然后在水房里冲个冷水澡，躺在床上，继续看书或者听会儿音乐，惬意入眠。

这样的生活让人充实，清醒，充满力量。

一个早上，天气有些阴沉，在校内人工湖边读英语的人已不像往常那样多。没多久，狂风骤起，仅有的几个同学也逐渐退去，仅剩我一人站立湖边念诵口语。我的声音越来越高，伴随着呼呼的风声，我感受到了意志的力量带来的快乐。

后来我将这套《李敖大全集》中的大部分陆续读完。记得其中一本的插页中有一张李敖20岁时的照片，他英姿勃发，嘴唇紧抿，目光中充满豪气，与其说是年轻使然，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精神外化的结果。至今，看到70多岁的李敖先生仍然思维敏捷，笑论天下，他人或褒或贬，但至少，他的书曾影响了半个世纪多后的一个青年，照亮了他原本可能贫瘠无趣的大学生涯。

李敖身后的娇妻 篇8

小屯，虽然曾经见诸过他的笔下，但从未在现实生活中曝过光。在李敖６６岁生日那天，小屯终于打破神秘，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１９岁那年被李敖“骗”了

小屯姓王，这个小名，是她和李敖初识到故宫博物院看展览，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猪”时，李敖替她起的。

小屯今年３６岁，１９岁认识李敖，至今已有１７年。

１７年前的夏天，小屯１９岁，李敖４９岁。她仍是护校的学生，穿着诱人的短裤，一如往常地在台北市仁爱路某公车站牌前等公车。就在公车快来临前的那一刻，一名中年男子从她背后冲了上来，拍了拍她，她回头一看，知道他是李敖，但看了看，不觉得怎么样。反倒是李敖机警，看准了那双美腿，打定主意急起直追，抓紧时间，跟她要了电话，她也大方地给了，这才有了两人日后进一步的发展。小屯说，当时李敖跟她要电话，她想反正也没什么，于是就给了，谁知李敖电话攻势惊人，三两下就把她给“骗”了。

８年地下恋情

小屯与李敖在婚前爱情长跑８年，期间，不管她从护校插班考文化中文系和中兴中文系，都是由李敖陪同，平常两人也天天腻在一起。但是，就没有人知道她与李敖在一起，小屯念大学的时候，中国思想史老师一天到晚在讲李敖，但是小屯都装作与她无关。他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从没有人知道她认识他，连小屯父母也不知道！李敖和小屯的恋情，终于在第８年曝了光，因为他们要结婚了。当小屯跟父母说，她的结婚对象是李敖时，全家可说立刻掉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妈妈当时哭得要命！他们总认为我应该可以嫁给更好的人，为什么偏偏要选李敖？他不仅大我３０岁，还那么不安份，简直令人担心！”

最后还是请了小屯的哥哥帮忙，居中说项，加上小屯自己撂下狠话：“如果不嫁给李敖，我就一辈子不嫁！”她父母才终于点头。不过，婚后小屯足足有１年的时间与父母断绝往来，直到她生下儿子李戡为止。

李敖眼中的满分妈妈

小屯出身军人世家，从小在家属院长大，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是军校毕业。她的父母都是河北人，因此李敖称她是“纯种河北人”，有传统、保守、敦厚、耿直的个性。

她从认识李敖到后来嫁给李敖，没有在外面上过一天班，惟一一份可沾得上边的工作，就是在李敖的出版社帮他校对每一本即将上市的新书。所以，李敖至今出版过的所有书籍，小屯统统抢先看过，惟独《李敖快意恩仇录》和最近出版的一本《上山·上山·爱》，专门写李敖和他的女人这一类的书，她就不屑一看。久而久之，李敖也很知趣地，会在她拒看之前，把所有的书和相关杂志统统藏起来。

在李敖眼中，小屯是个“一百分的妈妈”，婚后，她全然不管他，而把所有的时间、心思，完全放在两个小孩身上。现在，她每天接送李戡上、下学，陪他读书、弹钢琴、找资料、做功课、做壁报。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所有副食品她都亲手做，令李敖欣赏得不得了。

而让人意外的是，这１７年来她从来就没有管过李敖，只倒过一杯水给他喝，就令他感动不得了。她很少做家事，大部分的家事都由李敖和菲佣来做，而李敖一个人生活惯了，向来把扫地、拖地之事当运动，连扣子掉了都是他自己钉，倒也乐在其中。

她眼中的李敖很枯燥

在小屯的心目中，李敖一点都不像他书中或荧幕上给人的印象：特立独行、荒诞怪异或是风流花心。她反倒认为，李敖根本是一个生活单调、枯燥无味、甚至有点儿不懂情调的人。她说，李敖的生活很有规律，吃饭、读书、写作、做学问，偶尔跟朋友吃吃饭，电视不看、应酬也不喜欢。她最看中的就是他勤奋、肯上进、永远都嫌时间不够这一点。

“而且，李敖在家很少发脾气，只有在事情挤在一起的时候才会生气。他是急性子，平均大约四五个月才会见他发一顿脾气，那时候他就会显得不可理喻，我就暂时不理他，他闹一闹，两人就好了。”

“他是一个相当强悍的人，即使遇到任何困难、打击，或是争执、官司的事，他的情绪都不会受影响。他是那种遇到困难、问题就解决的人，从不后悔、也不懊恼。”

至于人家说他好交女朋友这一方面，就她所知，这１７年来，李敖就只有她一个，没有别人；她也跟他说过：“如果你有了别人，我也会二话不说，马上走人！”

她说，李敖在单身时，虽然曾经交往过一二十个女友，但都是一个、一个来，从不脚踏两条船，而且每一次都很专情，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每一段感情至今都还念念不忘，并且还见诸笔下的原因。而即使见诸笔下，他对当事人也有过度美化的描写，许多被他写到的旧情人，都还很高兴。

曾经迷恋过马英九

李敖和小屯两人年龄足足差３０岁，“老少配”是他们之间经常谈论的话题。

李敖一向认为自己不显老，这两三年他倒惊觉自己老得很快，已有垂垂老矣的迹象。他对自己的外型也颇有自知之明，自认不是马英九那种帅哥型。他带点酸葡萄的口吻透露，小屯从大学时代就很迷马英九，有次吃饭遇到偶像，还害羞得连头都不敢抬、话都不敢说。他引孔子的话说，自己是属于“真人不露相”那一种，若他现在不穿红夹克和花哨衬衫，连刘德华的眼镜也不戴，而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坐在那里，简直就像大厦管理员一样。

小屯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已懂得不以貌取人，而多去欣赏别人的内在。李敖具有别人身上没有的吸引力，以及无人能比的特质，使她１０多年来一直得以抱持崇拜偶像的心情来看他，两人感情也因此维系多年而不变。

李敖数次跟小屯提过，他很担心以后她不关心他、不照顾他，但是小屯却说，那是因为现在孩子还小，若以后等孩子长大了，他也老了，她一定会照顾他。她甚至很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会跟你到老，而且绝不会嫌弃你！”

“那些描述是骗人的”

李敖在他新书完稿之前，为了挑选封面女主角，曾经花了好几天到街上去找，但是都没有找到适合的人。正在苦恼的时候，他在家中翻阅旧照片，还是觉得那名他曾经唤作“汝清”的女子，不管就长相、气质来说，都很符合书中女主角叶柔的感觉。于是，他在与美编商量之后，最后决定端“汝清”出场。李敖透露，该女子姓黄，单名，１９５８年生，属狗，只有初中毕业，曾经结、离三次婚，虽然，她现已恢复单身，但当年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却是已婚。

对此小屯认为，李敖书中所写的每个女人她大多见过，她不认为李敖对她们的描写百分百是真实的，她认为：“都是骗人的！”她们大多数被李敖过度美化。

在一二十位女子当中，小屯认为称得上“真美”的，大概只有吴海蒂、小蕾和胡因梦三人，尤其是百依百顺的小蕾，在李敖首度入狱前与他共患难，可说是李敖此生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小蕾铭传毕业后，经人介绍，到一家法律事务所上班，一直到现在，小蕾现已５１岁，之于李敖，已有全然不同的感觉，而李敖不忍破坏过去的美好。（黄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