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发言稿

官方的发言稿（精选6篇）

官方的发言稿 篇1

Ladies and Gentlemen,Welcome to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office for th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Section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and please allow me introduce to you its new director--Mr.Lin Kun.The location of the office manifests our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of Sydney’s development.And In view of the continuously increased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this neighborhood after the year 2000,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is district shall have great development prospect.Today’s ceremony is held at a time when China-Australi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period of sustained development.Compared to its vast potential, the existing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may have not reached our expectation.However, through years’ endeavor from governments of all levels and entrepreneur in both countries, we now have deepened mutual understanding, no longer groping in the dark, with clear concepts what are each other’s urgent needs and what we can offer to each other.Economic and Commercial Section, operating as part of diplomatic organ, does not directly get involved in business activities which are left to commercial communities, but to provide policy i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And we are willing to provide our services to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both China and Australia.

官方的发言稿 篇2

2006年开始推行的党政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酒店制度,被财政部视为完善公务接待制度的一项有力举措:希望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实行定点住宿,中央国家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实行定点办会”,以加强对公务消费的监管,遏制浪费与腐败。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已有5000余家党政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酒店。

“上海事件让人产生疑问,一个党政机关出差会议的‘定点酒店’为什么会介绍‘特殊’服务,难道在定点之外,政府不对这个饭店进行考察吗?”在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看来,定点酒店“定”而不查折射出了监管乱象。

监管不严只是一个表象。据记者调查,肩负遏制浪费与腐败的定点酒店制度,在招投标和提供服务过程中,无一例外都存在漏洞。

“协议价”灰色地带

根据《关于做好2013-2014年党政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酒店政府采购工作的通知》,“会议定点酒店必须提供全部客房和会议室,出差定点酒店以三星级以下(含三星级)为主,四、五星级饭店则需提供不低于饭店总客房数70%的协议客房,方可以参加出差定点酒店政府采购。”

各项条件中,价格限制是硬指标。据《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住宿与报销标准(上限)为“副部长级住套间,每人每天600元;司局级住标准间,每人每天300元;处级以下两人住一个标准间,每人每天150元。”正是这一规定,导致原则上定点酒店的最高采购价格为套间600元、标准间和单间300元。

然而,正是这一原因直接导致定点酒店的门市价和协议价两者之间差距如此之大,甚至是一二折。“如果真的以协议价格结算,多数情况下‘定点酒店’自身根本无利可图。”中国饭店业采购供应协会特聘专家、华美酒店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知识管理专家赵焕焱说。

从《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价格来看,定点酒店利润空间不大,不应成为“香饽饽”。但是数字却给出了相反的情形。根据“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酒店查询网”提供的数据,自2006年推出以来,全国党政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酒店已经从2600多家翻了近一倍,2013-2014年度的数字已经达到了5000余家。

“我们接待党政机关的出差和会议,是一种证明我们有接待政府官员、承办政府会议的能力,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这就是一种象征,能够很大程度提高我们酒店的名望。”苏州市人民路上的一家酒店的办公室人员告诉记者。据其透露,特别是大型政府会议将会显著提高酒店的知名度,“加上你们这些媒体报道更是帮酒店做免费的广告”。

在赵焕焱看来,近年来酒店业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也让不少星级酒店不能放手政府“定点酒店”。

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国GDP增速是11.7%,但从公开数据看,星级酒店的增速是12%,其中五星级酒店的增速达到了17%。这意味着过去五年间,中国的五星级酒店几乎翻了一倍。根据业内经验,高端酒店要保证盈利,客房出租率一般需要达到60%以上。如此,一些星级酒店竞标“定点”就不奇怪了。

另外,近年来随着中央对党政机关差旅费报销规定越来越严格,不是定点酒店,公务员很难报销。一些酒店为了保住手中的客源,也不得不加入到了竞标的行列。

“实施党政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管理,就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差必须在定点酒店住宿,组织会议也必须在定点酒店召开,这是差旅费、会议费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支出管理模式改革的一次探索和创新。”早在2008年,财政部就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酒店政府采购答问时即对“定点酒店”制度评价颇高。

据了解,一般情况下,“定点酒店”通过政府统一采购、酒店自愿投标产生。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北京地区,各省级财政部门负责当地饭店的“定点”采购与确认工作,基本原则是“数量适当、布局合理、档次适中、价格优惠、公开公平、上下结合”。酒店的目录两年更新一次。

然而,原则上的“政府统一采购、酒店自愿投标产生”遭到了不少酒店经理的质疑。苏州狮子林附近一家酒店的经理,向记者抱怨:“你看看目录就知道了,那些能够最终入围的大部分是同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其中不少直接就是改制之前的政府宾馆。”

从苏州的《2013-2014年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酒店目录》中也可以验证这点,海关总署苏州外事教育培训基地、昆山宾馆(老的政府宾馆,后同)、吴江宾馆等在列。

“很多时候,不少地方政府宾馆也进入‘定点酒店’,主要考虑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是这也从客观上加大了监督的难度。”林喆表示。

“监管机制严重缺乏”

“套间400元,你开玩笑吧,我们套间的价格是2400多元。”8月10日,记者尝试以公务出差的名义拨通位于苏州市吴中区一家党政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酒店,对方的回答直接而又决绝。

然而,就在2012年12月17日国家财政部《关于批覆江苏省2013-2014年党政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酒店的通知》上,这家位列其中的四星级酒店价格可以清楚地查到:标间门市价758元,协议价280元;单间门市价598元,协议价240元;套间门市价2480元,协议价400元。

实际上,关于“定点酒店”竞标成功之后的“钓鱼销售”一你以为协议价很便宜,等你电话打进来了,告诉你,市场价的房间有,协议价的房间没有一的情况时有发生。上述苏州人民路上定点酒店的工作人员就透露:“政府的那个协议价实在是太低了,我们有时候真的给不了。”

尽管有规定省、市级定点酒店管理员接到违约投诉后,经核查属实的,对该定点酒店进行警告,经两次警告仍出现违约的,取消该饭店定点资格,并在财政部主办的“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酒店查询网”上进行通告。但是,6年多来还没有一家“定点酒店”为此而失去资格。

有意思的是,不少酒店选择了“旺季”不列入定点酒店的策略。记者就注意到,在大连的定点酒店目录中有多达十几家选择了这种做法。

“一项规定执行起来,必须严肃认真。这种旺季不作为定点的做法,尤其显得不够严谨,客观上也是对其他酒店的不公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记者。

在“定点酒店”还有一项潜规则,那就是会议费发票成为了“篮子”,各种各样的消费都被装了进去,这直接为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就告诉记者,“有时候,酒店方面和官员达成了默契,在发票上弄手脚,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譬如在酒店内购物,在酒店内娱乐、甚至是一些黄色消费都有可能成为会议费的形式,最终转嫁到公众身上。”

“我刚刚看到一条消息,有的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以上,有的发达地市要100万元以上。许多基层干部反映,这只是职务消费的基本数额。更有甚者,一人当官全家享受。”叶青谈到,部分地区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范围不清,标准不明,浪费惊人的现象,“定点酒店”绝对是渠道之一。

值得注意的,在苏州和上海多家定点酒店中,记者就发现不少酒店的大厅中有专门的柜台卖商品给消费者,其中不少还是国际名牌。

一位已经辞职的原定点酒店负责政府采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商品绝大部分就是针对官员群体的,他们当中不少人甚至连毛巾、卫生纸都开会议费的发票。其实,很多酒店卖的都是一些假名牌,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上当。”

“发票变通的手法很多,5个人开会花掉6000元肯定超标,我们就把它弄成15个人,立马就没事了。”上述人士补充。

除此之外,一些色情业也悄然进入“定点酒店”。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就谈起不久前她在鄂尔多斯出差,在一家“定点酒店”就收到过色情卡片,“上面不仅留下了电话、照片,甚至写着‘层层把关、绝对安全、全套服务、还有发票’的字样”。

“不得不承认,有时候这些定点酒店变质了。他们成为了藏污纳垢的地方,甚至连那些不是定点酒店的都不如。他们会仗着自己的后台硬,‘严打’打不着,变得肆无忌惮。”林喆说。

定后反而方便腐败

按照赵焕焱的推算,全国酒店业会议性收入占全部酒店业总收入的23%左右,而这其中有25%则是政府的会议性收入。

“我们以2010年全国星级饭店营业收入为例,当年全部为2401亿元,应该说这个市场是很大,尽管门市价和协议价之间差距很大,但是酒店往往通过拉动其他类型的消费,能够获得一个相对不错的利润。”赵焕焱说。

上述已经辞职的原定点酒店负责政府采购的工作人员也认为,尽管表面的价格很低,但是通过变通部分,酒店的整体收益可观。“不过,这些变通的部分,很多都不合规”。

这些乱象直指一个严重的问题,究竟谁来监管?

“按照中央的精神,设置‘定点酒店’制度目的是为了防止浪费和腐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格不是很贵,算是中等,会议室、住宿,餐饮等各方面又基本能满足需要,在提供舒适、卫生的服务的同时,又能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再一个,这些酒店更容易控制,对公务活动也有更好的监督,出现什么问题可以及时查处。”竹立家表示,他是支持“定点酒店”制度的。

在竹立家看来,决不能“定点之后”就丧失了监管。相反,应该通过“定点”体现出监管的严肃性来。“通过申请、投标这么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自愿被‘定点’,就表示你要承担更多把关和对自我的约束,体现出‘定点’的差别。饭店在度假村,里面又有KTV、夜总会这些,它怎么能成为党政机关的定点酒店呢?”

本是一个好的制度,却一再误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此,林喆直言,一定要利用这次上海事件的契机,好好地整治一下这些“不正之风”。

“一般认为,党政机关出差定点酒店,应当是守法经营的模范。所以,在定点酒店发生这一事件,也必然影响政府形象。定点酒店不但不应该成为从事违法乱纪行为的避风港,相反,有关部门还应当比对一般饭店更加严格地加以监管。对出现问题的饭店,应当要求其认真整改,如若再犯,则坚决摘掉定点的牌子。长期以来,碍于政府机关和‘定点酒店’之间的关系,很多酒店成为了避风港,成为了官员们生活腐化的地方,是该好好地清理一下了,不仅是那些酒店,还有那些贪腐腐化者同样应该监督起来。”林喆说。

好兵的官方文件 篇3

小到优秀士兵，大到立功受奖，这其中尽管纷繁复杂，甚至还缺少科学系统的数目字管理，但仍有不少来自官方文件的标准与规则。

文件之一：“优秀士兵”评比

政治思想强，军事技术精，作风纪律严，完成任务好……

“政治思想强，军事技术精，作风纪律严，完成任务好。”这是“优秀士兵”评比中最直接、最具体的标准。作为基层连队每年一次的常规评比，“优秀士兵”似乎最能体现官方对于一名“好兵”的期许与要求。而每年25％评选比例也说明，这个评比并不是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奢望，只要你肯干，愿干。

随着时代的发展，“优秀士兵”的标准也加入了不少新的元素，比如一些单位按照“加紧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要求，对优秀士兵评选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懂信息化、在信息化练兵中发挥作用明显”这一条。

当然，“优秀士兵”并不是“空头衔”，有些单位规定连队的各种骨干必须优先从优秀士兵中选拔，重大活动中必须让优秀士兵担纲“唱主角”，入党、立功、考学、提干等人选必须从优秀士兵中产生。

而地方政府在拥军优属方面也对“优秀士兵”特别照顾，比如江苏南京就曾规定，当年被评为优秀士兵的，增发优待奖励金50元；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士兵的，增发当年优待奖励金100元；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士兵的，增发当年优待奖励金150元。

文件之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歌词，也应该是我军士兵的“好兵”官方标准的最早版本，当兵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追根溯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似乎与曾国藩《爱民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以来，不少党史研究者也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鉴或受到《爱民歌》的影响。

然而，据老红军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中的回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过程最早渊源是在三湾改编时期。当时我军队伍到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队伍一时被冲散了，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同志看见老表们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出来就吃。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经改头换面与充实完善，最后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前后经历了20年实践才最终定型，并最终成为好兵的官方标准沿用至今。

文件之三：三大条令

《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

不少新兵也许会瞥见班长抽屉里的那本“红宝书”——三大条令，每次班长想要教育人的时候，总是会把它拿出来，指着上面的些许条文，念念有词。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讲究文明带兵，依法带兵，所谓的“依法”实际上指的是各种条令条例，这其中，三大条令最为基本，可以称得上基层管理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判断好兵还是孬兵最权威的官方标准。

这个必须，那个应该，面对这些条条框框时，刚入伍的新兵也许会心惊胆战。然而，条令中不只是约束与限制，如果你足够优秀，能力足够强，水平足够高，各种立功授奖就离你不远了。《纪律条令》第十七条中有21项立功条件的规定：突出贡献的可记三等功；功绩显著，有重要贡献的，可记二等功；功绩卓著，有重大贡献的，可记一等功。

文件之四：全军学习成才标兵

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做无愧于新时代的高素质青年军人

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青年军人，是我军现代化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战略任务，是适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新的世界军事革命挑战的迫切需要。要想成为一个“好兵”，新时期当然就有了新标准。

世纪之交，江泽民主席作出关于“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做无愧于新时代的高素质青年军人”的重要题词，总政治部随即决定，在全军和武警部队青年官兵中广泛开展“学习成才”活动。

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科技，从此在“好兵”的官方标准中，科学文化知识被突出出来。1999年，总政下发的文件还特意指出，“组织和引导广大青年官兵用科学理论和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知识武装自己，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丰富和提高自己”。

2000年起，总政每年“五四”期间表彰10名“全军学习成才标兵”和10个开展“学习成才”活动的先进团组织。

文件之五：士官优秀人才奖

有发明创造或者技术革新成果，取得明显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效益；专业技术精湛，实践经验丰富，有效提高或者充分发挥了武器装备效能；组织管理能力强，素质全面，所领导的班，分队等单位建设成绩显著；参加师以上单位组织的军事比武、技能竞赛，取得优异成绩；在完成作战训练、战备施工，战斗或勤务保障等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官正在成为部队的主体力量，为了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士官队伍，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人才支持，从2005年起，四总部开始颁发“士官优秀人才奖”，每年奖励5000人，其中一等奖200名，二等奖800名，三等奖4000名。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获奖人员的五项条件也是来自官方对于“好兵”提出的五项新要求。由于每年奖励的面较广，人数较多，这项评比在基层部队越来越受到重视，能够得到“士官优秀人才奖”成为不少战士在选取上官后的首要目标。

官方武术:现代武术的支撑和导向 篇4

当一种技艺不再是人们生存必需的时候,它在社会中会慢慢趋于消亡。武术在失去了实际使用市场之后,该何去何从?当国际体育通过大规模交流进入我国的时候,“武术的技术体系,理论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武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几乎完全被西方竞技体育思想所完全主宰和控制”。[1]无数的传统文化技艺因为失去了时代生存的依据不得不沦落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但是武术的命运没有依靠成为文化遗产而生存,反而在当代被发扬光大,这一切正是得益于官方武术的形成。

1 关于官方武术概念

“官方武术”概念可以这样描述:官方为着某一目的对武术加以改造或规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武术组织和武术形态。官方武术是一个完整的武术官方体系,它以官方的行政体系为主干,辐射形成了自己的武术教育体系,武术科研体系和武术竞技训练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之中创造了自身的武术形式。民国时期建立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国术馆系统,国术馆集行政、教学训练、举办比赛为一身,此时的教育部担负起学校武术教育职责,武术官方体系初具雏形。新中国体委武术管理出现功能分化,体委负责武术行政管理和政策导向工作,其他职能:武术训练由体委直属的各级体校承担;武术学校教育工作由教育部负责;武术科研由武术研究院和各类体育院系完成。这个时期脱胎于民间武术的“竞技武术”出现,标志着官方武术体系走向成熟。

2 官方武术形成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2.1 萌芽:民国初期武术首次列入现代教育体系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从抵御外悔的爱国思想出发,提出军国民的“尚武”教育,在当时成为很有影响力的思潮,加上教育家的提倡,从而促成了军国民运动。1915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提出的《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为学校必修课案》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尚武精神,而我国俗称文弱,所以应提倡尚武精神,体育与智育、德育并重,然不必袭他人之形式,而应提倡中国旧有武术。1926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的《学校体育应特别注重国技案》提出,凡学校应特别注重,以期保存国粹,促进体育,应养成坚实之国民。[2]这样通过一系列议案,官方把武术列入学校体育课程,武术由民间的传统教育形式,成为官方正式教育的一部分。武术加入官方教育序列,这一革命性行动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学校体育教育。

2.2 雏形:民国时期的国术馆系统

民国时期,主管武术的中央行政机关有教育部,中央国术馆两个机构。1927年,国民政府为统一管理全国武术,在南京创立中央国术馆,并相应建立了各级国术馆,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国术馆行政管理组织。1932年以前,体育(含国术)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管。1932年以后,经教育部举行的全国体育会议提仪,并经核准在教育部次长下设立全国体育委员会,指导全国体育(含国术)研究及行政管理。1927年以前,全中国没有一个隶属政府的武术机构,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武术的控制和利用,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和各地方国术馆,以国术馆系统管理全国武术工作的行政机构形成。[3]

国术馆是一个集行政职能和行政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行政组织。一方面进行从各地招收学员培养的教学工作,出版武术书刊等职能工作;另一方面也从事兴办武术传习所,举办武术运动会等各方面管理工作。国术馆在教学上采取了坚守并存的方针,学员在众多名师的指导下,博学兼得,一专多能,在技艺上比较全面。在教师聘任上广泛招收各流派民间武术名家做教员,所以国术馆的教学内容根本上还是民间武术的聚集,它没有统一的教学内容,教员各教其长。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说明在官方武术初创期摸索前进的稚嫩,但另一方面,这种融合百家的教学颇似当时的北京大学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现代大学的办学方针。与当时的北京大学培养出了一批的学术大师相似,国术馆的教学也培养出了一批武术家。

这个时期官方武术旨在总结和推广民间传统武术,对武术具体形态的影响比较微弱。国术馆体系,历史上第一次以非军事的体育因素提倡和普及武术。传统武术进入到官方的行政行列,由国家力量来支持武术的发展,无论怎么说都是对中国武术发展极大的促进。

2.3 完善:新中国体委武术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沿用国术馆体制,而是成立隶属于国家体委的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体委领导下的中国武术协会;1987年国家体委训练竞赛武术处、中国武术协会、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合并,统一管理国内武术工作和对外推广工作。教育部的体育卫生司下设武术协会掌管全国高等院校和中小学的武术工作,这样与民国时期一样形成了复合的武术管理体系。

与国术馆的行政工作相似,体委主管武术事务,对武术行使着全面管理的职能,组织多方面力量推动武术科研、宣传、市场开发和国际推广工作,促进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通过中国武术协会“实体化”和实施会员制度,以社团形式组织开展全国武术工作,并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武术活动,逐步建立健全了全国武术管理的组织体系。其直属的各省的体工大队武术队和各级体校负责武术的竞技训练工作,其直属的体育学院和教育部领导的高等院校负责武术人才培养和武术在学校的推广工作。与中央国术馆系统包揽一切事务相比,新中国的官方武术机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意味着体制逐步完善。武术比赛工作是官方武术行政体系的一种职能,最初完全有官方承办,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逐步转变为由官方主办,其他企事业单位承办的方式完成。

官方武术在把武术推向体育竞技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武术形式———竞技武术。中国现代武术的雏形本来是来自民间的,是各种地方特色的武术门派的概括提炼,它的形成是官方体系下武术竞技不断发展改造而形成的有别于传统武术的武术竞技形式,学术上称为竞技武术。竞技武术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我国实行体育“举国体制”的一个结果。[4]

3 官方武术对现代武术发展的支撑作用

武术在近现代的发展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武术失去了实际的效用而成为传统体育的方式,生存于社会的底层,这种传统体育方式又受到国际现代体育的强烈冲击。官方武术以行政手段建立起武术庞大的体系,以国家的行政力量支撑着武术的发展。

3.1 武术行政

清朝末年,中国被列强分割的四分五裂,中国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中华民族之武术作为强国的利器,是清末民国初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提倡“尚武”民风的心愿。提倡和普及武术,号召人民习武自强自此时开始。而提倡中华武术,也彰显出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民族心理状态。欧美体育伴随着列强的入侵而传入,此时一般的中国人对于欧美的体育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袭他人之形式,未克振自己国之精神。只有提倡中国旧有之武术,以振起国民勇往直前之气”,[5]民族心理也是官方一直提倡武术的原因之一。

国术馆在推动武术的普及和提高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举办武术国考和各种运动会,通过比武选拔各地名手,给予奖励,达到提倡和促进武术普及的目的。国术馆系统的另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是推广和普及武术运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举办期限不等的各种训练班(所)、校;二是派出教官和指导人员,到各机关和学校辅导武术训练;三是设立武术辅导站,接纳普通武术爱好者练习。另外组织中国武术代表队出国表演,在武术向海外传播方面迈出了开拓性步伐。

新中国体委对武术行使着全面管理的职能,通过中国武术协会“实体化”和实施会员制度,以社团形式组织开展全国武术工作,并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武术活动,建立起全国武术管理的组织体系。通过不断修改、完善武术套路和散打竞赛规则,出台政策法规性文件,规范武术管理。原国家体委在民国国术馆的基础上,对中国武术管理较为系统和完善。

3.2 武术竞技

在当代体育发展中出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现象,这是整个经济社会产生社会大分工的必然趋势,只有职业化和专业化才能使体育技术水平实现根本性的质量的飞跃。在武术没有踏入官方武术体制的门槛之前,一直处于一种业余化的练习状态,且在武术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在农闲时节才操练武术。从陈王庭的《长短句》可以窥见一斑:“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趁余闲,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6]武术只是作为一种爱好,没有成为他们的职业和他们养家糊口的技艺,所以一个人成为优秀的武师往往需要很多年的练习。

这种武术培养体制的效率,比起官方武术专业化培养要逊色的多。官方武术体系之下可以集中全国最好的师资力量,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体系,习武者可以有大量的时间运用到武术的训练中。中央国术馆成立后,聘请了当时全国著名的武术家为教员,学生由各个省市武术馆保送,全部公费,保证了学员在衣食无忧的情景下全心投入到武术学习和训练。有利的训练条件使当年毕业的学生许多都成了武术家。新中国实行体育的“举国体制”,武术专业队形成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个人成为正式运动员后由国家出钱培养,这种体制促进了武术运动的快速发展,武术套路运动达到了前代不可企及的高峰,散打运动仅用了30年的时间实验和推广技术就逐步走向成熟。

为了甩掉“东亚病夫”这个让国人屈辱的帽子,官方武术竞技体系与全国竞技体育一样由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培养后备力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竞技武术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功夫,推广中国武术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官方把武术推向现代竞技体育的重要成就。

3.3 武术教育

中国传统武术在民间主要以“师徒制”形式进行,类似于民间私塾教育。师徒制教学中,一个师傅带一个或几个徒弟,教学规模小,往往一个优秀的拳种,经过几代人的传播,也只是在小群体范围内流传,影响力很有限。[7]学校作为年轻一代聚集的重要场所,以制度的形式力促武术成为学校教育一部分成为社会精英的共识。从民国初年开始,很多学校把武术列为正课或选修课,并开展课外武术活动。1913年起,各级学校的运动会中陆续出现了一些武术项目。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同年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8]至此,武术正式进入学校体育课程。此后,民国教育部还陆续在其颁布的正式中学、小学、师范学校和大学体育课程标准中,对武术在体育课中应占的课时和武术课的内容作了规定。

新中国各级学校的武术教育工作由教育部掌管,1961年组织修订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将武术列入中小学体育教学,规定武术在小学体育课中每学期为6学时,中学为8学时,学校的武术教育机制步入教育轨道。武术院系是培养武术师资的摇篮,在大学改革之前,完全由国家承担培养经费,在培养武术教师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直接作用是推动了各级中小学和地方体校中武术教学和训练的推广。[9]新中国教育体系把武术作为传统文化的资源重视,作为体育运动的方式去推广,在20世纪80年代前曾经盛极一时。

火器时代来临,武术一度成为被遗忘在民间的国技,在官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迈入了教育的课堂,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部分。以教育为手段,从学生中推广中国武术,使中国武术的文化血脉沿着教育的链条一代一代的延续,学校教育在普及武术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3.4 武术科研

武术没有步入官方体系之前其研究工作主要在民间,由个人爱好者或者民间武术社团进行。为了推进学术研究工作,1933年中央国术馆组织了中央国术体育研究会。次年,成立了全国国术统一委员会,创办了一些定期刊物。从此武术开始了有组织的进行研究,但是涉及的范围十分有限,研究仅仅限于整理传统武术。真正的武术科研体系的形成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1963年北京体育学院开始招收武术研究生。以后各个体育学院武术院系逐步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生,培养武术研究人才的学术机构产生。1979年国家体委成立武术研究院,1987年在其支持下举办了全国第一届武术学术研讨会。[10]这样,以武术研究院为核心和各大专院校武术院系为骨干的武术科研体系形成,一大批的武术工作者投入到武术研究之中,武术学术研究稳步发展。武术的研究内容脱离了整理国故的狭隘方面,涉及到武术在当代发展中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武术研究从民间的个人爱好到官方机构推动逐渐步迈入武术科学化发展的现代体育轨道。

3.5 武术形态

官方武术最主要的形态就是竞技武术,“竞技武术是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武术现代化的产物,是当代人创造的新名词。”[11]竞技武术是在对传统武术的改造中形成的。

对武术的改造在民国时期就开始了,马良的新武术是武术改造的一例。马良的改造模式,是以士兵操典为模范安排内容,依口令实施,适合集体练习。在传统武术教学模式向现代体育教学方式转变中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改造的武术适宜于新型学校的课堂教学。但是由于新武术过于机械和枯燥,没有人愿意练习。官方武术形态的萌芽还没有推广就夭折了。

官方对于武术领域的介入,导致了武术的最终分化。一个标志是24式简化太极拳的出现。1954年,由原国家体委主持,在传统杨式太极拳基础上,创编出24式简化太极拳。这是新中国简化拳种之始,也标志着中国武术开始有了官方形态。1959年实施的中国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以长拳和长拳类器械为竞赛对象,对统一长拳套路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自此以长拳为核心的竞技武术形成,以后的多次改革只是丰富和完善这个竞赛体制。[12]2002年出版的《武术竞赛规则》中对竞技武术的几个项目做了最大幅度的改革,武术的难度进一步提高,其评分方法与竞技体操、花样体操等难美类竞技项目等同。武术评判规则的改变标志着武术与国际竞技体育接轨,为武术进入奥运会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

4 官方武术成为现代武术发展的导向

4.1 武术向现代体育方向转型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体育输入与中国武术等传统体育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西方体育项目以其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和科学性等逐渐受到国人的关注,其规范的竞赛规则、竞赛制度,场地器材,体育教学手段为大众所认识,西方体育迅速占领了原来属于武术等传统体育的领地。中国武术在西方体育的冲击下,面临的是如何跟上世界体育发展的潮流,实现破旧立新的转型,在“救亡图存”的思想背景下,官方强有力的介入,在武术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力挽狂澜,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的体育知识来力图改变中国武术的传统面貌。通过实行运用以生理学、运动力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研究武术,把武术列入学校的课程,运用现代的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师徒制,武术竞赛设立严格的规则,成立现代的武术组织机构,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等等具体的措施促使武术与现代体育融合。武术纳入官方行政体系,在官方的积极努力和倡导之下,传统武术以积极的姿态向现代体育方向转化。

4.2 武术向竞技体育发展

民国时期,开始了武术竞赛的实践,但是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竞技武术,武术竞技的内容更多的是对传统武术的总结和对现代体育竞赛机制的探索。竞技武术是在新中国“举国体制”下形成的。在没有现代竞赛机制时,武术的较量是以“打擂”等不考虑个体生命价值的残忍方式,或者“点到即止”的温和方式进行,没有一定的竞赛规则。竞技武术是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是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现代竞技体育的先进因素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体育的“举国体制”,振兴中国体育是中国武术向竞技体育发展的有力推手。“这就是在旧中国的武术竞赛中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竞技武术,在资本主义的台湾没有,与我国有相似东方传统文化的其他国家也没有出现现代竞技武术的影子的根本原因”[13]。

4.3 武术与国际竞技体育接轨

武术的奥运战略是武术走向国际化的标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也是武术不断的竞技化发展,人们解放思想的结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献里集中强调武术与奥林匹克项目的相异之处,在土洋体育之争中,武术成为抗奥运项目。20世纪八十年代,原国家体委提出了武术是“潜奥运项目”的指导思想,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迈出了武术走向世界体坛的步伐。2000年,提出了武术是“准奥运项目”的方针,加紧了以奥林匹克竞赛原则对武术项目进行改革和完善工作,确定了力争推入奥运会的赛项。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武术的趋于保守,或是趋于开放主动的国际竞技体育大家庭结合,始终是在官方武术体系的指导下各方积极努力的结果。

4.4 武术的市场化实验

新中国的竞技武术最初只集中在各级体校和武术代表队,所有的培训经费都是由国家承担,这是公有制条件下振兴武术事业的一大举措,在当时武术是难以进入市场的。但是,武术要全面的发展仅仅依靠国家的财力,覆盖面还远远不够。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原先由政府一揽子承担的事情开始纳入市场化运营体系。武术后备人才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按市场化运营的武术班和武术官校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术锦标赛也通过寻求企业单位赞助招标的方式承办;武术运动员实行转会制度;武术运动队以冠名的方式获得赞助;以竞技武术为经营主体,以优秀武术运动员为商品交换的市场悄然形成。[14]

5 结语

没有官方武术的出现,民间武术可能在现代竞技体育和娱乐体育的滚滚潮流中被埋没,或者以微不足道的形式偏居民间一隅,一个辉煌数千年的民族之花可能会在悄无声息中凋零。没有官方武术的形成,武术的命运像一些稀有的民族文化遗产不得不申请保护才能免于消失。武术到今天仍然很强大,正是由于其得到了国家力量的有力庇护和大力的支持,得益于官方武术的形成。

然而,庞大的官方武术体系过多的干预了武术形态的发展,武术的程式化发展不利于武术的自身繁荣。今天的中国政府,已经在改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府体制,逐步缩小自身的权利,以逐步形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组织。由此,官方武术也应回到自身的位置上,作为导向的力量,发挥其宏观的(下转第8页)(上接第5页)政策和服务功能,让武术按照自身的规律运作,一个繁荣的更有创造性的武术文化景观必将向全世界呈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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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9][10][12]林伯源编著.中国武术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412,424-426,411,412-413,454.

[3]孙文飚.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J].江苏地方志,2008(4):43-45.

[4]郭志禹,洪浩.竞技武术市场化发展的文化背景[J].体育学刊,2004(11):56-58.

[6]余功保编著.精选太极拳辞典[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29.

[7]周伟良.师徒论——传统武术的一个文化现象诠释[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5):583-588.

[11]洪浩,范会玲.竞技武术发展综述[J].体育文化导刊,2007(2):50-52.

[13]洪浩.竞技武术发展理论研究[J].体育科学,2005(8):88-95.

企业官方微博的误区 篇5

对于商业用户来说，Facebook比Twitter能够施展的空间更大，其在实体店的应用非常深入，线上和线下的互动结合也做得更为出色。

这是美国的情况，国内则正好相反，Facebook模仿者们的日子明显不如Twitter模仿者们好过。鉴于这种现状，本文主要探讨探讨企业官方微博。

什么是企业官方微博呢？说简单点，就是企业以官方的名义在微博平台上开的账号。说专业点，是企业在微时代的一种商业化的网络工具，它依托泛微博平台，以140字以内的文字更新和企业相关的各种信息，基于客户关系进行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并实现即时商业目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拥有官方微博的也不在少数了，但实话实说，很多企业是赶时髦，为了微博而微博，还有很多恨铁不成钢的地方，具有不少误区：

1.外甥打灯笼，照旧是8小时工作制。

企业官方微博账号的维护也是实行8小时工作制，只是在上班的时间段来维护企业官方微博。常规来说，一天之中微博有三次高潮，前两次是在8小时内，但最猛烈的高潮是在晚上，持续时间也最长，应该是21－24点。可能对于很多用户来说，也只有这个时间段才能够方便的参与各种互动。

2.没有个性，四平八稳。

微博强调的是个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即使是官方账号，也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企业符号。如果仅仅是把官方微博当作一项工作的话，就有可能把不出错作为出发点，容易导致四平八稳的结果，这根本不会受到用户的欢迎。

3.作为新闻发布窗口。

虽然官方微博也是一个宣传平台，但绝不等于新闻发布窗口。如果仅仅作为新闻发布窗口的话，建议使用博客，而不是微博。

4.微博连续剧，很多条微博说明一个事。

由于一些信息内容很多，出于懒散或者归纳总结水平不够，所以有的官博就出现连续剧，1234567一直排下去，用很多微博来说明一个事，违背了微博的本性。

5.回答问题需请示领导。

微博具有自己最大特性——及时性。而一些企业的官博维护人员授权不够，很多问题不敢擅自回答，都需要请示领导。而领导同志们呢，却总是很忙。一个不及时的官博，不是一个好官博。

6.粉丝越多越好。

由于领导不懂，仅仅把粉丝数作为考核的唯一标准。所以很多时候就为了粉丝而努力，且不说买僵粉，就是一些低俗的笑话等，也是不靠谱的。

7.求推荐位置。

这是web1.0的思维在作祟，总是跟网站编辑要推荐位。在微时代，推荐位已经不重要了，网站编辑可干预的越来越少了。

8.只要每天发微博，任务就完成。

OK，这不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了。如果你还把它当作一份简单的工作，那你的下场也就会很简单了。

一周网事

百度进军网络招聘

目前，百度招聘网站测试版已上线。百度认为，“网络招聘本质就是垂直搜索”。不同于多数传统招聘网站，百度人才采用关键字搜索＋下拉菜单方式查找信息，不但保留了分类搜索的便捷，更能保证关键字搜索的精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搜索技术优势解决供求双方匹配度低的行业问题。”百度人才负责人自信的表示。除拥有技术优势外，百度人才采用“按效果付费”的全新付费模式，这与传统招聘网站“前置付费”模式有着本质区别。

点评：2010年网络招聘的市场价值近17亿元，预计到2015年70％的企业招聘将在网上完成。百度的介入或许会引领网络招聘行业进入新时代。

盛大文学寻求上市

盛大文学近期向美国SEC递交了IPO申请相关文件，启动上市进程。若成功上市，盛大文学将成为盛大旗下继盛大网络、Actorz、盛大游戏、酷6之后的第五家上市公司。在网络文学网站领域，盛大文学通过收购手段拥有包括起点中文、榕树下等在内的七家网络文学站点，建立了极富优势的垂直网站群，其市场覆盖率高达90％，形成了网络文学产业的垄断寡头企业。盛大文学已经做到了从内容到介质，从移动设备到内容传输渠道一应俱全。

点评：盛大集团一直梦想成为中国的迪斯尼娱乐帝国，他们在一步步做大，向这一目标前进。

搜狗剑指上市

“清华大学－搜狐搜索技术实验室”日前公布了中国首份《汉字输入发展报告》。该报告指出，以搜狗为代表的输入法已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基础性服务，产业生态链初步形成，未来将朝着更智能、个性化、平台化发展。报告显示，搜狗输入法以83.6％的渗透率领跑，用户超过3亿。业内人士分析，搜狗已经搭建完成从输入法、高速浏览器到搜索三位一体的平台模式，并且营收增长良好，仅2011年Q1就实现营收800万美元，“上市只是时间问题”。

点评：这是一个上市的时代，一个从“以上市为荣”快速演变为“以不上市为耻”的时代。

苹果曲线入主社交网络

苹果日前宣布将Twitter整合进iOS 5，苹果公司iOS资深副总裁斯科特·佛罗斯特的介绍说，iOS 5更新后，Twitter将与苹果产品中的摄像头、地图、手机联系人等多项功能进行深度整合，用户可以在iOS 5中将地图、Safari、Youtube等程序的内容方便地分享至Twitter中。据统计，每周都会有10亿条Twitter信息发布，用户对Twitter的依赖度之高可见一斑。当手机越来越社交化，一个真正实用的、在手机上整合的社交网络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点评：在社交网络领域，微软、谷歌等巨头欲入而不得其门。作为消费电子的老大，苹果公司能改变社交版图吗？

eBay 24亿美元收购GSI

eBay近日宣布，其已完成对电子商务公司GSI的收购，收购价格为24亿美元。GSI与14个商品类别的超过180个客户有长期的贸易关系。eBay表示，它希望GSI的客户可以从eBay的交易市场和支付服务中受益。对eBay来说，收购GSI是eBay历史上第二大收购交易。之前大的收购交易包括15亿美元收购PayPal，41亿美元收购Skype。

点评：互联网公司似乎永远不用担心尾大不掉的可能。

Facebook将成广告投放霸主

据互联网调查公司eMarketer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Facebook将超越雅虎成为美国最大的广告投放网站。2011年，Facebook广告投放净收入将增长80.9％至21.9亿美元。这将令Facebook在广告投放市场中占据17.7％的份额，而雅虎将以13.1％的份额排名第二。

从官方智库走出的高官 篇6

就在此前不久，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苏荣被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调任卫生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调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显然，官方智囊转任政府高官，是人事调整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从官方智库走进政坛，在他们身上是否有共同的特征？在众多的智囊中，他们凭什么脱颖而出？中央对他们委以重任，又是看重他们身上的哪些能力呢？

从智囊到高官

不可否认,每一位“智囊高官”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与可圈可点的功绩,他们的成功不可复制。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步入政坛的路线其实有章可循。

在人事调整中，走出官方智库的高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调至地方，就任“一方大员”，比如姜异康、苏荣；一类升任中央相关部委的一把手，比如谢伏瞻、陈竺、夏勇。

调任地方的智囊大多具有丰富的基层与地方工作经验。2006年6月，姜异康升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此前其职务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同时兼任重庆市委移民工委书记、重庆市委党校校长。

在姜异康之前，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人选一般多从内部或者中央机关产生。比如，前任常务副院长桂世镛、陈福今均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在理论研究上有很高的建树。姜异康则是从地方调任国家行政学院任常务副院长的第一人，有着长期的基层与地方领导工作经验。“当时这一安排，能够促使学院更多地针对地方政府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位教授说。

成为“第一人”的还有苏荣。2006年7月，苏荣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随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姜异康的情况相同，苏荣也是从地方调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第一人。更巧的是，与姜异康一样，苏荣在担任常务副校长1年多之后，也再次返回地方任职。

与此相比，谢伏瞻、陈竺、夏勇等人从智囊到高官的经历就显得略微简单一些，不过在外界看来也更“出人意料”。

2005年6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媒体称之为“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命”。而2006年10月，中组部官员宣布任命谢伏瞻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时，谢伏瞻自己亦表示事情比较突然。

其实,在他们从政前，早已有从智囊过渡到政坛的迹象。2004年5月，夏勇以博导身份公布的一份简历显示,在法学所所长之外，他兼任的职务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全国青联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研究会会长等等。同时，作为香港基本法专家，夏勇曾多次赴港参加基本法座谈或发表有关文章，被香港媒体称为“四大护法”之一。

群体性特征

这样一个群体，从智库转战政坛，厚实的学养显然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与凭借。

供职社科院法学所期间，夏勇曾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l995年，被中国法学会授予首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0年，更被《中国青年》评选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一百位青年人物”。

不过，夏勇更高的声誉还是在人权与法治理论研究上。治学20余年中，夏勇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享誉学界。其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曾4次重印。新近几年，他还连续推出主题为《政治法律》、《中国民权哲学》、《依法治国》和《宪政建设》的数部著作。

在2004年9月出版的《中国民权哲学》中,夏勇提出“新民本说”理论,要旨是:民惟邦本,权惟民本,德惟权本。认为“民本和民权必须在法治和宪政体制下有正确的定位,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在学界看来，“新民本说”创新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民权的程序法则来成全民本,借助权利概念来完成民之本体的建构;二是提出“德性权利”的概念，为学者深入中国民权思想传统提供了路径。

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细节是，2000年9月22日，年仅39岁的夏勇成为中南海法制讲座的主讲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50多位部长面前，他的讲座题为“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并获得一致好评。此后不久，他就被外界看做中央高层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与此相应,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苏荣也展示了深厚的理论功底。特别是十七大闭幕后，苏荣相继发表了《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的重要思想观点》 (第一作者)、《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苏荣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文章,深刻解读十七大“新精神”,并前往多家央企与机关宣讲贯彻十七大精神。

但是，相对一般的学者或者学者官员而言，他们不仅是杰出的官方智囊，以其厚实的学术研究为政府出谋划策，同时也逐步在官方智库的平台上展现着其战略方面的能力。

1998年，陈竺从“战术科学家”转向“战略科学家”——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当时，该中心是一个“联邦制”的研究机构，将上海地区高校、科学院等6家单位的科研力量集中在一起，搭建成一个国家级基因研究平台。学术机构之间难免会产生观点分歧，但是，“陈竺能发现合作者的优点，并能成功地将不同的合作者捏合在一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回忆说。

2003年，“非典”刚开始肆虐时，陈竺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性，随即组织科研人员对“非典”病毒进行研究。是年5月，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已对“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5月l3日，“非典”肆虐正甚时，他奉命亲率12名专家，奔赴广州和香港。

当时的香港，人们对“非典”的不了解正在转化为社会恐慌。在与特区政府和医学界人士沟通后，很少面对媒体的陈竺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把“非典”可能的发病原因与传播途径告知大众，缓解了紧张气氛。

在广东，在同样的气氛中，陈竺戴着口罩，两天内访遍“重灾区”，先后考察了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地的隔离病房。此行，他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了“非典”病源样本，使中科院得以在第一时间公布

“非典”病源基因结构。

经历与“非典”的这场“战斗”后，陈竺对中国科技与卫生体制的落后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疫情平息后，他与2l位院士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之后，陈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发表意见和建议。“13亿人的健康问题，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就能解决，加强预防、保护环境才是根本。”陈竺认为，中国今后应增加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研究的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

与“非典”的胜利一战，提出的创新医改理念，再加上近乎“完美”的专业履历与国际学术地位，所有这一切使得对陈竺的部长职务任命，很快便获得公众与专家的认可，正如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所长所说:“我相信他的智慧。”

将智库经验付诸实践

诸如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往往参与中央各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与调研,对中央思路具有影响。同时,它们也是汇总高官意见与上情下达的平台。正因如此,官方智囊转任政府官员不仅能更好地贯彻中央的发展思路,也有助于把智库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

与前面数任不同,谢伏瞻从未執掌过统计工作,这位学自动化出身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区域发展战略与企业改革等。乍一看，似乎与数据并不沾边,因此在其上任之初,不少人担心谢伏瞻面对庞杂纷繁的数据,会理不清头绪。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艺道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以前统计局更注重的是数字本身，因此不免发生看不清数字真伪的情况。而谢伏瞻则不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宏观部与产业经济部负责人。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年的工作经历,让谢伏瞻更能从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再透过数据进行论证,而不是简单的从数据出发再到数据结束,从而导致结论和现实有很大落差。这种能用全面的视野来看经济,也正是参与国家政策决策推动宏观调控所必需的。

在谢伏瞻上任后不久，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对当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进行说明时，明确表示宏观调控初显成效，初步遏制了经济增长过快。两个不经意的“初”，已与一个月前的说法大相径庭。

一个月前的9月，国家统计局对宏观调控的说法是，“已经见到积极成效，现在要抓好落实，不需要什么新的措施”。前后仅仅相隔一个月，说法却有如此大的差别，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因此，外界猜测，刚刚上任的谢伏瞻是要借此次发布会，调整并表明统计局对宏调的态度。

而在2007年，统计局一反常态取消了延续10年的县域经济百强县评选，更是被认为是贯彻中央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举措。

与中央部委相比，调任地方的智囊高官施展的空间就更大了。

2007年11月,苏荣调任江西省委书记。对于苏荣的到来,江西人民寄予厚望与期待。一位网名为“江西老依”的网友说,苏荣从最基层的一个生产队会计干起,能够走到如今,其能力和水平可见一斑,希望他能像孟建柱一样为江西人民多做一点实事。这其中,江西最期盼的也许就是鄱阳湖地区的发展。

一直以来，江西都在推进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地区经济的发展，希望使其成为江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板块。在2006年年末，江西省发改委公布了《环鄱阳湖地区经济发展规划》。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郑小燕便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对环鄱阳湖经济圈建设给予政策支持，使环鄱阳湖经济圈进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结果并不理想。

苏荣就任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江西。在调研的基础上，2008年初苏荣旋即把握契机提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发展战略。

“提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目前的契机就是国家正在进行的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工作。国务院正在会同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制定国土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工作,以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每1平方公里都要做出细致的划分,江西的鄱阳湖也不例外。”江西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说。与此前的“环鄱阳湖经济圈”相比,“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虽然只有名称上的不同,但显然更符合中央发展思路。

“蓄水池”角色初现

当今世界比较成熟的智库除了对重大决策施加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担当人才蓄水池的角色。这一功能以美国智库最具代表性：很多高级政府官员退任之后，会选择到智库工作，而新任政府成立之后，也倾向于在智库当中寻找官员人选。这种人才运作模式被称为“旋转门”。

在中国，旋转门的功能更多表现为政府高级官员退任后到智库工作。比如，中共老将军肖克与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合力创办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退任后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等。而作为“旋转门”的另一个功能—担当蓄水池、向政府机构输出高级官员—则并不常见。

在此轮人事调整中，随着谢伏瞻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数位政府智囊开始转任政府高官，同时职务也从统计局局长、卫生部部长逐步延伸到江西、山东等地“一把手”，越来越被赋予更大的权力与施展空间。

与此同时，在各省市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出现。目前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08年1月，原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行政学院副院长李春明被任命为湖北省副省长，在这两个职务之间，其还经历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

从这一系列的个案中可见，官方智库的“蓄水池”角色已经显现。

不过在相关专家看来，目前官方智库“蓄水池”的角色还只能说是初具雏形，“一个有力的细节证据就是，在这些官员被任命之时，总是让外界感到意外”。从深层次来说，这一方面与官方智库本身发展还远未完善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与目前官员选拔机制有关，这一机制仍然更多地依靠体制內部人才输送与培养，体制外的各种组织几乎没有参与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