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时期入党

解放时期入党（推荐10篇）

解放时期入党 篇1

60年弹指一挥间，在历史的长河中，60年并不算长，但在西藏和平解放的60年里，它却改写了上千年的历史。60年前，西藏人民“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没有权利吃上一口，即使江河变成美酒也没有权利喝上一滴”……。我不敢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状，也莫能想象西藏人民忍受了多少欺凌与压迫，西藏人民与旧社会的统治者们是多么的不平等，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窘迫。

而短短的60年后今天，西藏人民的生活彻底的改变了，人们快乐的生活在这片雪域高原上，像天边的白云那样自在安详。这一切都让人不由的发出感叹，西藏和平解放的60年，是一条洒满社会主义温暖的阳光大道。也让人不由得为我们的党在6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建设新西藏中给西藏人民带来的幸福而拍手称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西藏和平解放的60周年，不正是西藏人民一步步从压迫到自由，从贫穷到富裕的60年吗？在这段岁月中，是党的好政策，是西藏人民的勤劳勇敢，铸就了西藏今天的辉煌，换取了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今天。

可以说一切都得利于党的合理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方针。试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哪朝哪代五十六个民族能像今天这样亲如一家？在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里，又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各个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

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民与我们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自古以来，民族团结就是幸福生活的基石。西藏和平解放的60周年，各民族早已把“团结”看作是西藏的生命线，也当成了一条自己的神圣使命。在雪域高原上，藏、汉和谐相处，绘就了一幅民族和谐的盛世华章。60年的辉煌成就也证明了这条生命线和这块基石的坚不可摧，相信还会更加牢固，因为有千千万万西藏人民的坚守，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将它摧毁。

看着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报道，也让我似乎感受到了来自我们中华大家庭的温暖。60年来，支援西藏的号角一吹响，中央和全国各个省市对口支援，一个个支援项目拔地而起，一排排新校舍每天传出清脆的读书声，一栋栋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医院履行着医者救死扶伤的职责，提高着西藏人民的生命质量，还有那一座座新农舍，宽敞又明亮，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西藏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

西藏和平解放60年，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都在印证着一个让世界都为之震惊，让世人都为之赞叹的“新西藏”。我在想，如此巨大的变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西藏人民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团结”，有了这三条，“西藏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这是我6月15日参观民族文化宫的“西藏60年成就展”时看到的这是参观留言簿上留下次数最多的话，也是最醒目的参观者留言。而当我看到祖国西藏的壮丽图景，那些繁华的街市，那飞翔在碧蓝天里的雄鹰，一首悠远而澎湃的歌谣回响在我的耳际，西藏真正要腾飞起来了，要飞在祖国得广阔天空下。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我真正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族人民之间一定会团结互助，共创辉煌未来。即使面对分裂分子，我们也紧紧依旧，不卑不亢，因为我们始终是一个整体，一切分裂活动都只会在我们更团结一致中破灭，只会使我们更奋进。

在那遥远的边疆土地上，深深的，浅浅的，细细密密的足迹，沉稳执着的印出了一条路，一条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对于西藏，我满怀祝福，只愿将那代表着真挚祝贺的圣洁哈达披上这片雪域高原。我望穿秋水，只愿怀着无限的敬意注视着西藏朗朗的晴空。那凛凛的雪峰，冷冷的石头，薄薄的空气，以及西藏经历的风风雨雨无不见证了我们的党的伟大功绩，无不时刻让我们铭记今日西藏的辉煌来之不易，我想我要像一只雄鹰，飞上这片天空，以我微薄之力捍卫这片祖国的热土！

解放时期入党 篇2

太行解放区, 也称晋鲁豫区, 地处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 包括晋东南、冀西、豫北三部分。据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出版的《晋冀鲁豫边区分区详解地图》所载统计:全区共有44个县, 2个直辖市, 全区耕地17, 620, 279亩, 人口5, 593, 591人。

土地改革前, 太行区的土地占有是极不合理的, 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地主阶级手中, 而广大农民没地或少地陷于重重盘剥之下。该区邢台、武安、林县、赞皇等22个县159个村, 土改前共有土地492, 700多亩, 24, 668户, 其中地主701户占有土地129, 753亩;富农1, 831户, 占有土地115, 198亩;中农8, 662户, 占有土地154, 813亩;贫农、雇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其它共13, 674户, 占有土地92, 958亩。换而言之, 就是占总户数2.8%的地主, 却占有26.3%的土地;占总户数7.02%的富农, 占有23.3%的土地, 即占有总户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将近50%的土地。例如汤阴县平汉铁路以西97个村, 在土改前, 共有地主362户, 占总户数2.62%, 平均每户占有土地689.7亩。又如安阳县地主户数占总户数的6.6%, 却占有土地总数的42.7%。由此可见, 太行区土改前的土地制度是极其不合理的, 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 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无地的农民, 以地租和高利贷为主要手段对穷人进行剥削和压榨。其租佃形式主要是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实物地租中又有死租与活租之分, 所谓的死租就是出租人将土地租出后, 不论年成好坏, 收获多少, 一律按土地面积定额收租, 活租则是视承租人的收成而定, 但其租率较高, 一般在40%-50%。

高利贷剥削更为普遍, 大多数地区2/3的农户负债, 林县负债的农户占全县总户数的近90%。借贷的利率最低是月利一分五厘。借粮的利率更高, 一般在“加三”、“加四”甚至“加五”利。地主对穷人的高利贷剥削方式有日利、月利、年利、驴打滚利等。借贷的主要对象是家里有劳力, 有偿还能力和家境虽贫寒但有土地和房子的农户。在借债前, 还要找好保人, 然后借贷者、保人和地主, 三方照面, 立定契约。

二、太行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过程

太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深入, 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过程, 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反奸清算阶段 (1945年12月—1946年5月) 。1945年12月初, 中共太行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减息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 结合本区的实际, 部署了1945年冬和1946年春的工作。决定在全区重点开展反奸反霸和生产运动。此时, 太行区新收复了17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新解放了55万人口, 有了十多个基本完整的县治。由于敌伪汉奸长期统治, 中农、贫农丧失了大量土地, 封建势力和恶霸、汉奸、土匪沆瀣一气, 掌握武装, 利用会道门, 对广大农民群众肆无忌惮的欺诈压迫。这种现象在豫北最为典型和普遍。鉴于此, 在新收复区, 各阶层群众除奸反霸的要求十分强烈, 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 太行区党委从满足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入手。首先, 救济困难农户, 开展群众性的互助运动, 共度难关。然后, 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开展诉苦运动, 打倒恶霸地主, 培养训练积极分子, 团结广大农民, 开展运动, 许多地方组织了反奸清算的万人大会, 群众纷纷起来, 控诉、揭露汉奸、地主、恶霸的罪行。长治在全县范围内公审了19个汉奸头子, 以此为突破, 迅速打开局面, 并在边诉苦、边斗争的基础上, 转入减租减息运动。武安县新解放区南大社、清华、磁山、上团城、西广五村, 通过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 40户地主用作赔偿和献出的土地有3366亩, 占他们原有土地总数的70%。很多地方的群众运动超出了“双减”的范围, 农民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

二是大发动阶段 (1946年7月—1946年11月) 。1946年春, 太行新老解放区的减租减息运动, 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 他们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1946年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 (简称“五四指示”) 。6月6日, 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召开会议, 传达“五四指示”精神, 会议决定采取不同方法和措施, 放手发动群众, 团结百分之九十的农民, 解决土地问题。会后, 太行区党委立即召开会议, 学习中央指示, 部署本区土改工作, 要求各地委和县委, 继续放手发动群众, 争取在6个月内, 实现“耕者有其田”。

“五四指示”的传达和贯彻, 在太行区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1946年7月, 太行区组织了1700人的“翻身队”, 深入农村, 开展工作, 发动群众, 土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到了八、九月份, 全区40个县的群众翻身运动进入高潮。

在新区, 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 认真执行政策。提出“继续发动贫雇农, 培养贫雇农骨干, 团结中农发动全村农民, 推翻封建, 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比如, 邢台就从6个区的训练班中, 抽出200名来自先进村镇的积极分子, 组成工作队, 由县区干部带队, 进入三十个落后村开展工作, 大张旗鼓的发动群众, 开展诉苦串联。彻底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热情, 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

三是深入阶段 (1946年12月—1947年7月) 。1946年11月, 太行区党委召开高干会, 着重反复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发动贫雇农与团结中农问题。一是运动的深入阶段问题。通过讨论, 会议肯定了深入阶段的必不可少性, 不能只是一时的轰轰烈烈, 要不停地反复的搜索清查地主阶级, 反复发动落后, 反复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和团结性, 反复检查调剂果实的分配, 纠正不公现象。会议后, 运动便进入深入阶段。

首先, 训练积极分子。通过大批的训练, 克服干部的自满情绪和“差不多”思想。派其深入农村工作, 发动群众, 启发诉苦, 提高农民觉悟, 成立“贫农团”、“调查委员会”、“翻身委员会”、“民兵”等农民组织。据该区9个县75个村统计, 截止1947年5月, 参加农会、妇联会、民兵等组织的农民占全村总数的57.2%。

其次, 划分阶级。划定每个人的阶级成份, 明确阶级界限, 认清敌我, 分清敌我, 发动落后, 提高农民阶级觉悟, 对地主阶级进行彻底的追击和细密的清查。

最后, 分配斗争果实, 立界石, 确定土地所有权, 稳定生产。

1947年春, 太行解放区的地主平均占有土地由14.75亩减为1.75亩。经营地主由11.22亩减为1.75亩;富农由10.49亩减为5亩;富裕中农由7.6亩减为5.6亩;中农则由5.1亩增为5.5亩;贫农由3.1亩增为5.86亩;赤贫由0.78亩增为5.55亩。1947年7月17日, 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土地会前, 太行区经过贯彻“五四指示”, 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47年5月, 太行区600万人中有330万人获得了土地, 1946年6月—1947年5月间, 全区共有33万农民获益, 分得土地3, 762, 636亩, 贫雇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3亩3分, 中农占有3亩5分, 地主富农保留的土地略低, 也在3亩左右。全区基本上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在经济上翻了身。与此同时, 在政治上也翻了身,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 翻身农民积极参军, 支援前线。

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在分配果实中, 多分多占现象, 该区认真贯彻上级的指示, 开展“洗脸擦黑”运动, 纠正“左”的错误。通过召开区村干部会议, 启发他们自我批评, 主动承认错误, 退出多占的斗争果实, 改造提高区村干部的思想作风, 改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三、太行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成绩与意义

太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它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第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消灭了地主阶级,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成绩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了, 根除了封建剥削的基础,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统一了起来, 给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顺应了民心, 适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 构建起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础, 是历史性的进步, 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农民不再为地主劳动, 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国家建设和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劳动, 这是太行解放区农村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其次, 通过土地改革, 农民获得了土地, 农民真正成为了农村的主人, 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为了巩固胜利果实, 广大农民踊跃报名参军, 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中, 该区出动民兵30多万人, 担架1万多付, 大小车辆15万余辆, 运送小米45000多万斤。1947年4-6月, 豫北战役中有6万多名青年参军, 大量担架、运输队、宣传队、民兵奔赴前线。10月, 太行区又动员10万多人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 在四年解放战争中, 太行区仅粮食一项, 即贡献1, 780, 000, 000多万斤, 同时还保证了本区成千上万民兵的供应。太行解放区军民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再次, 土改后农民在政治上的翻身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 农民普遍产生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强烈愿望。不愿再做“睁眼瞎”, 农民子弟大量涌入学校。截至1949年8月, 太行区共有初级小学8717所, 入学儿童45.6万人, 中学学校46所, 学生1.1万多人, 冬校、识学习班等社会教育遍及全区。

最后, 土地改革的成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太行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6年生产的棉花除满足本区人口民的需要外, 还多出17000多万斤支援革命战争。据20个县的统计, 每县平均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比1945年增加了2倍多。在发展生产的同时, 还注意提高技术和改良品种, 许多村都建立了技术研究会, 黎城、潞城、平顺、武乡、邢台等8个县, 就有研究会600余个, 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的民盟与中共 篇3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同盟；中共

中国分类号：D6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072—02

早在民盟成立之时，就明确提出“实践明主精神”。民盟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内问题，“政治不民主是因，武力党争是果”，“政治上有了民主，国家自然有统一与和平。”这种观点，是与国民党反动与持的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方针完全相对峙的。这正与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采取和平民主的方针，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是殊途同归的。而这也是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的重要因素。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广泛的接触。1945年7月初，民盟的黄炎培、章伯钧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会谈，做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合作的尝试，推动了中国人民民主斗争的进程。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迫切要求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国民党蒋介石却断然不顾人民意愿，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方针，竭力维持其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在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擇中，中国共产党力避内战，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方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为和平作出了真诚的努力。

从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评论，呼吁和平，要求抵制内战，撤退美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0月30日，针对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致函国共两党会谈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冲突……调查真相”11月2日，民主同盟发言人在《为制止内战发表谈话》中指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国家一切的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的问题，谁就要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11月中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并在重庆举行了五百多人参加的反内战大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号召各界人士参加反内战联合会。以制止内战，奠定国内永久和平。这一号召迅速在各大城市的人民中间获得响应，《民主周刊》、《民主星期刊》等刊物，也纷纷发表评论和文章，要求消弭内战，实现和平。同时，中国民主同盟还积极支持反内战的群众运动，揭露国民党挑动内战的阴谋。11月25日，民盟支持了参加昆明六千多学生举行的反内战时事晚会。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在昆明屠杀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学生和教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一”血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中国民盟发言人严厉谴责国民党残酷镇压青年学生，要求国民党政府“查明事实，追究责任，严惩肇事军政首长，抚恤受害青年，赔偿损失，并保证以后不再有此类事件发生。”此后，民盟还积极支持和参加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各地都掀起“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浪潮。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又因为它的内战准备尚不充分，因此不得不接受了中共和民盟以及其他民主人士的要求，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决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

一、同赴政治协商会议。共渡党派迫害难关

根据“双十协定”的规定，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期间，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结成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政治联盟，在重大问题上相互商量，相互支持。中共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政策，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联合民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而以张澜为领导的民盟代表在政协会议期间，也一直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站在一起，为了人民的民主与和平而并肩作战。

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额分配的问题上，最初决定是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四方面组成，每方九人。但为分化民盟、孤立共产党，国民党开始分裂民盟。此时，中共为加强与民盟的团结合作，坚持支持民盟应有九名代表，鼓励民盟内部(青年党除外)加强团结，共同斗争，并主动提出让出两个名额给民盟，保证了民盟的九个名额。中国共产党不为一己而顾全大局的做法，深为民主党派人士所折服，同时也充分赢得了民盟的信任，从而在整个会议期间，民盟与中共紧密地站到了一起。

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一个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某政治观察家谈话，声称民盟等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循中共意旨而行”，成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5月31日，国民党当局开始了对民盟的镇压，先后在程度、重庆、西安等地逮捕了大批民盟成员。10月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下令取缔组织。

1947年11月，中共新华社发表了《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痛斥国民党迫害和解散民盟的罪行，热情鼓励民盟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而蒋介石集团对民盟的迫害和民盟的被迫解散，也使民盟进一步地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时间使他们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只有站到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边，才可能有光明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48年1月，民盟地下活动组织于1948年1月，在香港举行了一届三中全会，重建民盟总部，恢复活动。全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三中全会宣言》和《三中全会政治报告》，确定了拥共反蒋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这次会议是民盟政治史上的转折点，是民盟的新生，_-中全会标志着民盟走上了与中共携手合作的道路，它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

二、努力缔造新中国。共同迎接新政协

经过国民党解散民主同盟这件事以后，民盟成员充分意识到，必须与美蒋决裂，依靠和平合法的方式争取民主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影响下，民盟组织在恢复发展的同时，还以各种形式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为推翻美蒋反动统治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学习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继续抨击美蒋反动统治。1948年，民盟上海支部和南京支部，油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为开展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上海市支部还冒着极大的危险，秘密出版《中国土地法大纲》，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民盟苏州市分布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广泛宣传，接触一些工商业者，缓解他们的疑惧心理，起到了安定民心的作用。并且，还将大量文革文件印发海内外，系统地揭露国民

党反动派所犯的罪行，教育人民认清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其次，在行动上，还积极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收集军事情况，支援伟大的解放战争。民盟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宣传中共政策的同时，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民盟西南总支部，在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帮助指导下，同“民革”一起策动刘文辉等率部起义。安徽省合肥地区盟员策动地方团队起义，成立了合肥支队。民盟湖北省支部发动盟员搜集武营房卷册和武汉城效城防公事蓝图、武昌省会警察局警察人数和强制弹药情况，送到解放区或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去。民盟北平还组织近200名盟员，去冀中解放去参加革命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民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齐心努力下，至1948年5月之时，中国革命的形式已基本定局。中共为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立即获得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和响应。5月1日，毛泽东致信民盟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说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业已成熟。”2月2日，民盟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要途径”，并以香港为中心，在中共华南局的具体帮助下，开展了新政协运动，为实现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报馆及全国同胞书》，提出建立一个民主、和平和统一的新中国，并利用《光明报》开展了关于新政协性质、特点及任务的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1949年3月。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香港的民盟总部宣告结束。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致书中共中央毛主席，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之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之伟大事业中并愿意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民盟代表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18人出席了会议。张澜在开幕式讲话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在此次会议上，民盟主席张澜被选为国家副主席，民盟代表沈钧儒、章伯钧等7人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民主同盟热烈致电祝贺，表示“坚决执行中国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完成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篇4

1、干部的管理问题

2、干部的数量和质量问题

3、干部的结构问题

4、干部的作风问题

二、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1、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2、3、教育和训练干部

4、团结改造原有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

三、皖江抗日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经验总结

1、将干部队伍建设作为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置于当的建设的重中之重

2、将干部的审查管理、干部教育培训、改造原有人员等方面有机统一起来

3、将干部建设与当时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解放时期入党 篇5

要求之一：坚持以人为本。人民公安为人民。我们“一定要把维护好群众利益作为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在打击犯罪中，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严打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强化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的新期待;在执法办案中，要切实提高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严格、公正、文明、高效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在热情服务中，要把方便人民群众工作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社会管理改革的主要方向，把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作为社会管理改革的重点，积极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政策和措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新期待。

要求之二：注重统一思想。其一，是要在解放思想的前提，打牢“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胸中有彼岸，思想才不会失去立场，才经得起各种诱惑，才不致在遭遇挫折的时候为明哲保身而放弃追求。其二，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对于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认识，要采取多种有效形式来达到统一。“理不辩则不明”，可以通过一定范围的调研、讨论甚至争辩，逐步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使不对的变成对的，不清楚的变为清楚的，从而为“打造平安合肥”提供有力思想保障。

要求之三：加强全局观念。当前合肥市正在强力推行“大建设、大发展”，社会治安问题已经日益紧密地同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我们要从纯业务的观念中转变过来，自觉将公安工作放到全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当中去思考，在用专业眼点审视社会发展中治安变化新特点的同时，要从放眼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社会治安的历史走向中拓宽我们的视野，在学习借鉴优秀成果中更新我们的观念、丰富我们的经验，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以更大的勇气和胆略推进各项公安工作。

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入党誓词 篇6

红军时期：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入党誓词。

抗日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入党申请书《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入党誓词》。

解放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党的纪律。

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五、要做群众的模范。

六、要保守党的秘密。

七、对党有信心。

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建国初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蒋匪合流探析 篇7

关键词：解放战争,东北,蒋匪合流

一、东北光复后的复杂政治形势

1. 社会混乱和动荡

东北光复以后, 当时的局势极其混乱和动荡不安。在政治方面, 日本投降后, 整个东北的日伪统治的各级政权已全部瓦解。但一些伪满汉奸走狗在豪绅地主们的支持下, 成了维持会的会长, 把持乡村政权。中统、军统特务分子、汉奸、土匪、流氓等社会渣滓沆瀣一气, 频频制造暗杀爆破事件, 闹得人心惶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进入东北后, 到处网罗敌伪残存人员, 积极组织土匪武装, 大搞恐怖活动, 杀害我之重要干部, 打击革命力量。他们用封官加委的手段, 把反动势力集于国民党的旗帜下, 妄图在东北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经济方面, 八一五后, 日本在东北的大规模破坏, 和苏联红军出于民族利己主义, 把东北的一些军事设施、物资和重要的工业设备、工业物资、交通运输工具拆运苏联国内, 使得整个东北的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状态, 大批工人失业, 广大人民的生活仍处于苦难之中。在军事方面, 虽然日本被打败, 但在东北的一些地区, 仍有相当数量的日伪军、警察、宪兵保留着武器。他们还在兴风作浪, 有的受国民党的委任, 转入地下, 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军;有的公开接受国民党的委任, 分别打着东北挺进军、中央先遣军、东北救国军等旗号, 在东北一些地区猖狂活动, 残害人民。

2. 国共两党运筹争夺东北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 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的联系, 并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 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成南北夹击之势。相反, 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 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 形成不受国民党包围的战略基地, 摆脱长期被四面包围的局面。国民党为占领东北, 1945年8月14日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一系条约,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联承诺“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时,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外交手段, 从东北挤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8月30日, 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 以接收东北主权名义, 对东北进行争夺。同时, 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援助, 从陆海空三路加紧向东北运兵。

中国共产党为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 早有筹划, 并投入了很大力量。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前夕, 留在苏联境内的原东北抗日联军部队抽调指战员组成先遣小分队, 空降到东北各地执行战前侦察和配合苏军作战的任务。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 延安八路军总部电令进入东北最便捷的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和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诸部, 分头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推进, 配合苏联红军作战。1945年9月6日, 曾克林部进驻已由苏联红军解放的沈阳, 并成立以曾克林为司令员、唐凯为政委的沈阳卫戍司令部。毛泽东赴重庆后, 中共中央除继续组织部署延安及华北各地派大批干部及部队去东北。9月14日, 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飞抵延安。中共中央听取了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中共高层与苏军建立直接联系, 协调双方在东北的行动。根据这些重要信息, 中共中央断然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 并以彭真为书记。记。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 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二是决定调配大量干部去东北。三是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 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此后, 中共中央又决定派罗荣桓、李富春、林彪、高岗、张闻天等去东北工作, 并且派遣大批部队和党政军干部前往东北。

二、蒋介石武装土匪, 蒋匪合流

实施武装土匪政策是八一五光复后, 美蒋反动派企图独占东北但又兵力不及的情况下, 实施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

为了争夺东北, 早在1945年8月31日, 国民党就成立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 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 并以国民政府名义划分东北三省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和哈尔滨、大连两市, 任命了9省主席和两市市长, 还派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10月26日, 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为了争夺东北, 蒋介石精心走了二步棋。第一步, 迅速派出接收大员, 但共产党军队先其到达, 先去接收大员难以实现接收东北的各地政权的企图。第二步, 乞援美国, 用飞机、军舰向东北运送军队, 可是, 仍需时日。蒋介石深感力不从心, 困难重重。经过思虑, 他决定起用散在东北的日军、伪军、伪警等, 与共产党争地盘。他认为当时东北的残余日军10余万, 共产党军队在一、二年内, 决不能消灭这20余万武装的部队, 将东北平安占领下去的。于是, 一批批国民党特务, 夹着皮包, 带着蒋委员长的委任状, 飞赴东北。东北地区的日伪残余势力、土匪摇身一变, 成为国民党军的先遣军、挺进军、地下军, 委以国民党番号, 充当争夺东北的别动队。这样, 在对日作战结束后, 就出现了蒋美勾结, 蒋伪合流, 篡夺人民胜利果实的严重局面。

日本投降后, 在东北首先组匪的是“国民党党政军东北联络部”的陈新民。相继而来的是所谓的“第一战区东北挺进军”, 活动于沈阳、本溪一带与哈尔滨附近各县。党务系统的有辽、吉、黑三省党部。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以“吉林地区先遣军”总司令名义共委编14个师, 活动于吉林、长春、蛟河、磐石、桦甸一带进行活动。“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系统, 则以主任专员罗大愚为首成立宣抚委员会, 在沈、吉、哈三地成立分会, 企图利用匪军进行组匪, 因无效果, 乃改变组织为“光复军”, 其活动地区几乎遍布东北的各地。其他如保安军、救国军等, 名目繁多, 系统庞杂, 各树一帜, 相互倾扎, 互不统一。国民党东北行营来后, 企图整编统一为“东北保安司令部”, 又派出东北几省军事宣抚特派员, 使系统更加增多。1946年1月至5月, 国民党收编土匪反动武装8万多人。

据统计, 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 有37种名目, 先后加委伪军、土匪总司令和总指挥32个, 军长33名, 师长158个。据1947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剿匪工作报告》中的统计, 1945年12月, 东北全境有土匪10万人左右。1949年6月25日, 东北公安部《关于东北三年来看公安工作报告》, 对东北的土匪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粗略统计, 东北有公开的与秘密的土匪武装约20万人。这些土匪活动范围广, 在北满的土匪有10万人以上。当时东北的土匪流窜于广阔地区, 盘踞东北半数以上县城和广大乡村山寨, 形成了遍地是匪患的严重局面。其人数, 据缴获匪伪名单材料表册号称百万, 但实际人数相差悬殊, 因为有的官多兵少或者有官无兵。姜鹏飞之98师吕海某部, 全部只有团长、联络员、秘书等5人。有的以少报多, 如第1战区东北挺进军第2纵队号称10万, 实际不足1万人。有的同时参加几个系统, 实力统计重叠, 如哈尔滨市代书记刘立权, 既是吉林先遣军师长, 又兼第一战区东北挺进军支队长, 后又为松江保安军指挥官。有的甚至自己出资, 到处钻营, 购买委任取得空头名义, 如先遣军57师补充旅旅长李兴堂, 就是以7000元买来的旅长头衔。总之, 匪伪分子为取得官位, 互相拉拢, 捏造夸大, 虚报实力者极为普遍。如曹兴武之先遣军对外号称40万, 但当国民党令他在哈尔滨集中10万人时, 仅集结了五六千人。

解放战争时期占领发电厂的八勇士 篇8

12月15日上午9点多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纵队第十四师一团二营四连指导员王世珍率领战士马铁庄等9人追歼国民党政府军到黑头山下，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战士马铁庄英勇牺牲，李生左额负伤，还有一名战士不幸被俘。此时，指导员王世珍感到不能硬拼，于是边打边退并命令耿忠礼原路返回联络大部队。可是，他们等了很久也没有见到大部队，耿忠礼也没有了音讯。战友们都被冲散，王世珍身边只有战士李生。他们顺着原路去寻找大部队，就在黑头山山脚下遇到被敌人火力阻击的耿忠礼。三人见返回北辛安的路已被敌人封锁，于是又掉头西进，途中又遇到了于长富等五人，于长富的左臂也挂了花。他们在夜色中向发电厂方向摸索着前进，以退守进了发电厂五层高的煤粉大楼。

指导员王世珍分析：他们所在的部队已经转移了，而攻打发电厂、钢铁厂的战斗不久就要打响。这时，他把七名战友集合起来，抓紧空隙进行战斗动员，严肃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孤军深入，已经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敌人见我们人少，把我们四面包围了。大家不要慌，我们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势，我们要在这里坚持战斗。”他让每个战士清理弹药：收集子弹共有300发，手榴弹5颗。并要求大家要节省子弹，一定要瞄准敌人再开枪。鼓励大家要坚持到底，哪怕一个人都要战斗，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就会打来的。”同时向共产党员于长富、耿忠礼和孙长仁发出号召：“我们是共产党员，一定要经得起战斗的考验。” 为了鼓舞士气，他还给大家讲新四军在茂林被围困三天三夜，成功突围的故事。

当他们发现从黑头山下来了一个连的敌军，正在偷偷摸摸地向发电厂大门口移动时。只见王世珍一甩手，“乒乓”两枪，结果了为首的两个敌人，其余的敌人连滚带爬地躲到了墙角下。没多久，敌军见再没有枪响，便又爬起来继续向发电厂大门前进。一颗子弹飞来，为首的敌人又倒下了。这时，敌军才发现子弹是从煤粉大楼上飞来的，以为是误会，连忙打旗语进行联络，没想到旗手刚把手交叉起来又被打倒了。直到此刻，敌军才明白，是解放军占领了发电厂的煤粉大楼，于是慌慌张张地撤到石景山上的碉堡里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从四平山下来一个班的国民党守军，他们刚走到距发电厂大门一百米的碎石堆前，为首的两个敌人相继被飞来的子弹击中，余下的敌人，狼狈地缩了回去。驻守在石景山上的敌团长，闹不清共军怎么会钻进周围都是他的部队守护的煤粉大楼里，打了几次电话也查不清楚。最后派心腹营长绕小道闯进发电厂主任办公室，杀气腾腾地用指挥刀逼着于连海说：“你们这里有叛徒，电厂里进了八路，你们能不知道？”于连海冷冷地回答：“我是这个厂的主任，发电是我的职责。你们的岗哨进来什么人都不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了。”那个营长无言以对，只好收起指挥刀，无可奈何地走了。后来，他们用枪逼着看门的老赵头，想硬闯煤粉大楼。可是，老赵头被解放军战士朝墙开的一枪吓得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头破血流，直呼“救命”，吓得国民党守军再也不敢接近煤粉大楼的楼梯口了。

解放时期入党 篇9

我自愿加进中国***，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建设有中国特点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最高理想和终究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之际，在外国列强疯狂进侵、国内反动权势残暴剥削人民的时候诞生的，她是顺应中国革命发展的必定产物。从她诞生的那天开始，中国***就肩负起反帝反封建、解放人民、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艰苦卓尽的斗争，中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饱经压迫和剥削之苦的中国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事实证明，只有***才能救中国，没有***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带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废墟中重建家园, 完成了重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了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温饱题目的伟大创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把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中国***勇于实践，经过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进步，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在成功完成第二步战略后，中国***又带领我们高举旗帜，迎着新世纪的曙光,走上了富国强民的康庄大道。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的不朽画卷，有力的证明了我们的党是最具生命力，最具希看的党，她不愧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只有在中国***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才能一步步走向文明富足，我们的祖国才能一天天走向繁华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实现。

我衷心肠酷爱中国***，深知她是个神圣光荣的先进组织，我之所以要加进中国***，是由于我坚信共产主义事业的必定成功;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坚信***员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者，我将努力向这个方向发展。实践也充分证明。建设有中国特点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经济繁华和社会进步的康庄大道。我之所以要加进中国***，是由于我要全身心肠投进到共产主义的事业中，在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随时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为中国的成功腾飞、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出一份微薄而坚强的气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毕生。

我是一位大学生，自进学以来，我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尊重领导，团结同学，关心集体，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学校里的各项集体活动。我学习刻苦，学习成绩优秀，连续两届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并能牺牲自己的时间帮助同学。我爱好广泛，并经常利用自己的特长为班集体和身边的同学服务。我认真完成老师交付的各项任务，积极做好老师的助手，和班里的同学相互勉励，共同进步，班里同学的学习成绩、作风纪律在全年级都比较突出，并屡次遭到学校的表扬。

解放时期入党 篇10

国民党海军内部的瓦解

是起义成功的内因

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既是国民党海军派系之争的必然产物，同时，海军司令桂永清与舰队司令林遵之间长期以来个人的积怨，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于封建地域观念以及毕业海校的不同，旧中国海军历史上形成了福建系、粤系和青岛系，加上蒋介石新建立的嫡系——电雷系（蒋介石在海军的嫡系——电雷学校，负责人欧阳格，喜欢捣鼓鱼雷、水雷这类带响儿的玩艺儿，因而称为电雷系），共四大派系。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有许多人在派系斗争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福建系出身的陈绍宽先后担任海军部长和海军总司令，福建系一度比较得势。1948年8月，蒋介石的嫡系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后，在海军中拉拢重用青岛系、电雷系人员，排挤打压福建系。因此福建系军官都怨声载道，许多人纷纷离开海军，留在海军的也感到前途黯淡，心存不满。所以，第二舰队起义时，主张坚决起义者多属福建系人员，主张逃跑者多属青岛系人员，如“吉安”舰曾要逃跑，因该舰福建系轮机长林则棠推说辅机发生故障，因此该舰才留了下来。

陆军出身的桂永清到海军任职后，妒贤嫉能，对林遵长期未予重任。海防第二舰队成立后，他一方面任命林遵为舰队司令担当守卫南京的重任；另一方面又想尽方法限制、架空林遵的权力。“重庆”舰起义后，桂永清在第二舰队安插了许多亲信，用以监视林遵的举动。而林遵则看透了桂永清利用海军内部的派系矛盾来统治海军的企图，并认为桂永清结党营私，骄横无能，由他来领导海军，海军前途渺茫。林遵对桂永清以及国民党的不满，促使他决心起义。在解决第二舰队司令部缺员的问题时，林遵设法调入一些过去与其在一起工作过，或与桂永清矛盾比较大、自愿到舰队司令部工作的海军军官，如欧阳晋、戴熙愉和王熙华等。这些人作为林遵的得力助手，在起义过程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军得知国民党海军内部的矛盾后，利用多方面渠道对海防第二舰队的广大官兵进行策反，同时又牢牢抓住主攻方向，对舰队司令林遵这个核心人物进行了重点突击。

早在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就明确要求“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党中央基于对国民党海军的研究认识到，通过中共各级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积极宣传和策动，争取其中一部分人投向人民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中共地下组织先后通过“五条线索”对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的司令、舰长及有关人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策反工作。第一条是：中共中央驻沪情报机构通过郭寿生与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联系，动员其率舰队起义。第二条是：第三野战军派出孙克骥、杨进两人两次潜入镇江、南京、上海，准备直接协助林遵指挥第二舰队起义。第三条是：人民解放军三野前委派吴平和曹一飞通过阙巍观找到阙晓钟，协助第二舰队起义。第四条是：时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少将署长的曾国晟托人邀请“永绥”舰舰长邵仑到家中，商谈起义问题。第五条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地下工作人员何友格在上海虹口公园约见欧阳晋，做策动第二舰队起义的工作。

海防第二舰队成功起义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共中央牢牢抓住了林遵这个核心人物。林遵是晚清名将林则徐的侄孙，自幼深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熏陶。林遵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腐败无能，已感到不满和愤慨。抗日战争期间，林遵曾与皖南新四军有过接触，受过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抗战胜利后，对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林遵思想上更是反对。针对上述情况，根据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示，1948年9月，驻沪情报机构负责人吴克坚，派出地下工作人员林亨元去找国民党《中国海军月刊》社社长郭寿生，要郭寿生与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联系，动员林遵率舰队起义。郭寿生的来访，使林遵“在长夜中看到了曙光，黑暗中得到了光明”。由于林遵已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基础，再加上是他信任的好友亲自来动员，而且又是他希望找到的中共中央的上层关系，所以当郭寿生与他谈及起义的问题时，他当即表示同意。此后，中共又通过多种渠道联络林遵，最终协助其领导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成功起义。

解放军渡江战役的强大军威

是起义成功的坚强后盾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强大攻势和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得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的官兵斗志全无，部分原来没有起义思想的官兵迫于形势选择起义。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仅用4个月零19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多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继三大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全线向南推进，势如破竹，百万大军迫近长江北岸。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其统治区内人民的反美、反蒋的爱国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南京政府面临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垮台。4月9日，“美盛”舰舰长易元方在书店看到的情形已是“到处摆满了‘红色报刊’，任人翻阅，也没有人来干涉”。第二舰队广大官兵认识到任何军事力量都无法阻挡解放军的渡江南下，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崩溃和新中国的诞生是大势所趋，因此都纷纷考虑个人出路。

4月23日上午，在“永嘉”舰上召开舰长会议时，“永定”舰舰长刘德凯由于在下驶过程中受到解放军炮火的打击，在发言中称“我舰从安庆下驶，途中挨了好几炮……怎不叫人寒心！”说到最后，刘德凯竟然声泪俱下放声嚎哭，可见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对其心理所造成的巨大震慑。解放军炮火的连续打击，使得大部分官兵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并将现在的处境归咎于国民党，刘德凯等部分不赞同起义的官兵也萌生了将军舰开到上海交给国民党后，脱离海军的想法。此外，4月21日下午的“紫石英事件”，也使第二舰队部分舰长对敢于攻击英国海军的解放军产生了敬畏心理。人民解放军采取的这一军事行动，在心理上对第二舰队的官兵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打击和压力下，一部分不愿意起义或动摇不定的人，被迫接受起义。

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成功起义

是第二舰队起义的推动力量

解放战争中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投诚起义，尤其是国民党海军旗舰“重庆”舰的起义和长江防线的重镇江阴要塞的起义，在无形中催化了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

1949年2月26日，国民党海军司令旗舰“重庆”号巡洋舰在吴淞口起义。“重庆”舰的起义不仅给国民党当局及其海军以严重的打击，同时也震撼着每一个海军官兵。“太原”舰舰长陈务笃等部分官兵庆幸“重庆”舰摆脱了黑暗，获得了新生，他们开始向往“重庆”舰的前程。“重庆”舰起义后，当被桂永清问及若碰上“重庆”号怎么办时，“吉安”舰舰长宋继宏就曾指出，与“重庆”舰相比“吉安”舰的火炮和速度均不占优势，他老实的表示“要是溜不掉呀，那只有一法——扯白旗投降。”“重庆”舰的成功起义，极大地触动了海防第二舰队的广大官兵，促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进行思考，大部分官兵决定弃暗投明，投入人民解放军的阵营，并开始思索如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举行起义。

4月21日江阴要塞的起义，也是促成海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扼守长江要道的江阴要塞起义后，加上解放军在三江营和仪征一带的部署，成为舰队撤出长江的“三关”。长江江面为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所覆盖，可供舰艇航行的航道比较狭窄，舰艇容易被炮火击中，下驶过程中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江阴要塞的炮火成为军舰下行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部分军舰迫于当时的形势参加起义。

另外，江阴要塞起义之前，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对林遵怀有戒心，他不让林遵有直接调动舰艇的权力，林遵的一切行动都要有桂永清本人及其把持的海军总司令部的授权。江阴要塞起义后，桂永清仓皇下令所有舰艇撤出长江，从芜湖至安庆的舰艇迅速至南京集合，交由林遵全权指挥，命令其率舰队撤出长江，为林遵领导海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创造了指挥条件，得以扩大了起义的规模。

海防第二舰队成功起义对

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的贡献

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对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成功解放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并最终取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49年2月，林遵以海防第二舰队防线太长，指挥、补给和修理都有困难为由，将舰队所有舰艇由各渡口撤防，集中驻泊到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较大的港口，并且停止巡江，使长江下游防线留出许多空隙，为解放军渡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4月19日，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曾指示林遵，要求第二舰队在解放军渡江时在江中横冲直撞加以阻拦。渡江战役中，海防第二舰队拒绝执行海军总司令部关于用炮火阻止解放军渡江的命令，也没有对渡江船只进行冲撞，反而在解放军渡江段缓慢行驶，以免与解放军的船筏发生碰撞，保证了渡江部队的安全。海防第二舰队的起义令国民党政府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南京至江阴段，瞬间全线瓦解，彻底扫清了南京江面上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