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上诉制度

民事上诉制度

民事上诉制度 篇1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负责人：毕捍平，任该公司总经理；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工业路。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来贵，男，195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钟祥人，农民，住钟祥市洋梓镇中山村一组33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兰，女，1962年6月8日出生，汉族，钟祥人，农民，住钟祥市洋梓镇中山村一组33号。

原审被告：姚林涛，男，197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新野县城郊乡樊楼村十里铺七组。

原审被告：新野县第二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海强，任该公司经理；住所地：河南省新野县汉城路43号。

上诉人不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1）咸民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1）咸民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理由：

一、原审判决在认定保险合同关系上直接违反举证规则。

本案一审过程中，所有当事人均未举出证据证实保险合同的存在，上 1

诉人也从未认可保险合同关系存在。原审判决认定保险合同关系存在并最终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其依据和理由是上诉人没有举出保险合同关系不存在的证据，因此认定保险合同关系存在。这一认定首先直接违背着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同时又在毫无根据的前提下硬课给上诉人一个举证责任。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二、原审判决认定姚林涛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缺乏事实基础。

本案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交警部门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门机构根据其掌握的现有证据作出了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证明性意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仅提交了交警部门在处理事故过程中已经掌握的相关证据材料，而并未额外地提交新的与事故相关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在专门机构未能认定事故责任情况下强认责任明显缺乏经验上的支持，原审法院仅凭推理作出了姚林涛应负主要责任的结论。由此足见，原审判决认定事故责任缺乏证据支持。请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按照原审推断的逻辑和相关证据，车辆所在位臵可能因车速高低而有所差异，而被上诉人亲属驾驶车辆最终停放位臵距离问题，还能够得出被上诉人亲属驾车超速的结论。而驾车超速显然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原审判决认定事故责任上的明显不当。

三、原审判决忽视了事故损害与交通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

事故发生上的责任与损害形成上的责任存在不一致之处。在本案存在得特别突出。被上诉人亲属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颅脑损害失血过多。而颅脑

损伤与驾驶摩托车未戴头盔有关。据此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亲属死亡与自身交通违法行为直接关联，至少对损害的扩大有直接影响。而原审判决对此执字未提。

四、原审判决在确定赔偿标准上存在明显不妥之处。

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证实其亲属在城市居住的证据均为具有主观性且不具有持续性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亲属长期在城市居住的事实；同时被上诉人也举证证实了其亲属系农村居民的事实。根据两种不同证明方向的证据，证实其亲属为农村居民证据的证明力远远大于相反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应当按照农村标准确定相关赔偿数额。而原审判决竟以城镇标准给以赔偿，因此明显不妥。

五、原审判决支持精神抚慰金与现行法律相悖。

本案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涉及刑事犯罪问题。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2002年7月15日、法释„2002‟17号）明确指出，“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至今有效。据此不应支持被上诉人有关精神抚慰金请求部分，原审判决竟支持3万元之多。

六、原审判决支持丧葬费同时又支持交通费系重复支持。

按照法律规定，丧葬费即系为办理丧葬所支持的费用。本案中被上诉人亲属系事故发生当场死亡，并未发生救治等事项和费用。因此仅应发生为丧葬所支出的费用。原审判决一方面支持丧葬费另方面又支持交通费显然相重合。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存在明显违法和不当之处，判决结果当然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

民事上诉制度 篇2

一、民事附带上诉制度概述

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法典》中, 都普遍规定了民事附带上诉制度。但各国 (地区) 对于民事附带上诉制度的概念却不尽相同。如法国学者[1]认为, “所谓民事附带上诉是指仅仅有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主张”。又如日本学者[2]将其表述为, “附带控诉是指被指控人趁指控的机会把指控审判的范围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扩大, 并请求受诉法院审判其主张的申请”。再如台湾学者[1]是这样表述的, “附带上诉者, 当事人之一对于第一审判决中不利于己的部分提出上诉后, 被上诉人对原审判决不服, 请求废弃或变更第一审判决不利于己的部分, 而扩张有利于己部分判决的行为。”通过以上国家关于民事附带上诉制度概念的剖析, 笔者认为民事附带上诉制度是指当事人一方提出上诉请求后, 另一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中对其不利的部分, 在上诉期满后, 舍弃上诉权后或上诉被驳回后, 依附于上诉人的上诉程序, 在上诉人的上诉范围内请求法院撤销和变更对其不利的判决, 作出对其有利判决的上诉请求。从民事附带上诉制度的内涵中看出, 它与民事上诉制度不同, 有其独特的特征:

(一) 民事附带上诉制度具有依附性

既然说民事附带上诉制度具有依附性, 那么便有其依附的对象。附带上诉依附的对象则是上诉人提起的上诉, 大陆法系把它称为[4]主上诉, 之所以称为主上诉, 是从附带上诉的层面来讲的。严格来讲, 附带上诉的依附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附带上诉的提起依附于主上诉。附带上诉的提起要以主上诉的合法存在为前提条件, 只有上诉人提起了主上诉, 丧失上诉权的被上诉人才可以在上诉期满后依附于上诉人的主上诉提出附带上诉。否则, 被上诉人不可以提出附带上诉。第二, 附带上诉的存在依附于主上诉。主上诉不仅是附带上诉提出的前提条件, 而且也是附带上诉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果上诉人撤回主上诉或者主上诉被法院驳回, 那么主上诉和附带上诉一并不存在。

(二) 当事人诉讼地位具有双重性

主上诉是由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 而附带上诉则是由被上诉人对主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这样看来主上诉与附带上诉的双方当事人是重叠, 不同的是在主上诉和附带上诉中当事人的角色发生的变化。

(三) 当事人诉讼目的具有对抗性

主上诉中的上诉人与附带上诉中的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均是希望通过二审程序撤销、变更不利于自己的部分, 作出维护、扩大或变更有利于自己的部分。如此一来, 两诉讼中的当事人便存在相反的利益要求, 从而使二者的诉讼目的呈现本质上的冲突性。

(四) 民事附带上诉制度的审理范围具有一致性

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典》对二审审理范围采取的是有限审查制度, 即二审审理范围为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而附带上诉制度依附于主上诉的存在而存在, 由此, 附带上诉的被上诉人应在主上诉人请求的范围内提出附带上诉, 不得超出主上诉的范围。从这一角度出来, 便很容易理解二者审查范围的一致性。

(五) 两诉在审理方式上呈合并性

附带上诉与主上诉应使用同一程序审理。一来附带上诉与主上诉具有诉讼地位的双重性、诉讼目的的对抗性以及存在与提起的依附性, 这都紧密的将二者联系起来。又从审理范围的一致性归结出附带上诉与主上诉应有相同的审理方式。再者, 附带上诉与主上诉使用同一程序可以减少诉累, 节省司法资源。

二、我国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以案件的形式进入法院, 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面临案件数量大、涉及范围广、新型案件多、审理难度大等新问题,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的司法要求, 需要引进新的制度来解决。而通过对附带上诉制度基本理论的探究, 我们发现其可以弥补我国民事诉讼某些方面的不足。但我国《民事诉讼法》未规定附带上诉制度。近几年即使在学者们高亢的呼吁下, 新修订的《新民事诉讼法》仍未采纳这一制度。

追逐我国上诉的足迹:

1.1982年《民事诉讼法》对上诉审采取全面审查原则。这意味着二审法院对一审的所有事实和法律重新审查, 不管被上诉人是否提出上诉, 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附带上诉。

2.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上诉审的审查范围进行了调整, 采取有限审查原则, 但是1992年最高院针对其作出的司法解释又采取了全面审查, 这在本质上发生了矛盾。附带上诉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

3.1998年最高法院通过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5、36条对二审审查范围进行了界定, 但在这种规定下, 在一方提出上诉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但我国现有制度不足以解决这一弊端, 从民事诉讼上诉制度的法理和诉讼实践所产生的问题来看, 大陆法系国家的附带上诉制度却可以解决我国的司法不足, 促进司法稳定。

三、附带上诉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从民事附带上诉制度的概述中我们发现其可以阻止恶意上诉、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结合我国诉讼实践的客观需求, 采用此项制度在我国是可行的, 具体表现在:

(一) 全面贯彻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诉讼权利平等原则也就是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 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只有一方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情况下, 如果被上诉人没有在上诉期限届满前提出上诉, 则丧失上诉权, 换句话说, 对于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只能防御不能发起进攻。这有违诉讼基本理念, 而采纳吸收附带上诉制度则可以解决困境, 符合诉讼理念。

(二) 具有安定诉讼程序的价值

我国民事案件在一审法院审判后, 上诉率较比其他国家一直持续高温。其原因可以归咎于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实质性限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一审的判决不服, 就可以在上诉期限内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这样一来, 就可能导致上诉权滥用, 从而为一些当事人恶意启动二审程序创造了机会。而另一方当事人就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放弃了上诉或错过了上诉期限。双方当事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先下手了强提起上诉。而采纳附带上诉制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根基。附带上诉可以使被上诉人在上诉程序中对因第一审判决不服部分进行救济, 这一方面可以使息诉的当事人有救济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恶意诉讼的上诉人卷入附带上诉程序中, 从而起到牵制作用, 使诉讼程序得以安定。

(三) 提供充分便捷的救济渠道

在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下, 被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 可以在丧失上诉权后,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自身的利益进行救济:

1.调解。被上诉人可以在二审法院的主持下本着自愿合法原则与上诉人达成调解协议。

2.发回重审。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有错误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裁定撤销原审判决, 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3.申请再审和申诉。被上诉人可以在二审法院审判终结后, 申请启动再审程序, 救济自己的利益。但是, 现行的救济途径不足以给被上诉人提供充分快捷的救济。因此, 可以增加附带上诉制度。而附带上诉的优点就在于快捷便利, 它可以把上诉程序与附带上诉程序合并审理。由此, 给予被上诉人充分快捷的救济需要。

四、结语

我国上诉制度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很多弊端意味着现行的上诉制度需要改革, 需要一个新的制度对上诉制度的不足填平, 而附带上诉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它可以一方面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维护司法公正, 又可以遵循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 科学配置司法资源, 提高诉讼效率, 还可以有效的解决民事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由此, 我国移植附带上诉制度有其可行性, 附带上诉制度也应该进入立法者的视野。

摘要：民事附带上诉制度作为一项诉讼救济制度, 旨在保障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即在上诉人提起上诉后, 被上诉人可在上诉期满、放弃上诉权或者上诉被驳回后, 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 保障其诉讼利益, 依附于上诉人的诉讼而提出其诉讼请求, 以此使其诉讼利益得以保障。本文以民事附带上诉的基本原理为出发点, 结合我国的上诉制度, 从而得出民事附带上诉在我国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附带上诉,现状,可行性

参考文献

[1][法]让.文森, 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 (下) [M].罗结珍译.1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07:1194.

[2][日]兼子一, 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M].白绿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229.

[3]王福华, 张玉标.对设立附带上诉的冷思考[J].法学论坛, 2007 (03) :35.

[4]郑世保.大陆法系附带上诉制度研究[J].当代法学, 2008 (04) .

[5]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论我国民事上诉审程序的重构 篇3

关键词：民事诉讼；审级制度；上诉审程序；重构；

一、民事诉讼的审级制度的概念和功能

民事诉讼的审级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事审级制度主要是确定法院的纵向结构和权限划分，包括法院组织系统、各级法院权限配置与上下级关系、终审判决的审级及错误救济等。而狭义的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不同级别的法院受理和审理民事案件的职能划分，以及一个民事案件需要经过几个不同级别的法院审理，裁判即产生既判力的制度。

审级制度作为基本的审判制度和撑起诉讼程序的框架。对审判的独立和公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审级制度有利于保证司法的正确性。其次，审级制度有利于保障司法的终局性。最后，审级制度有利于维护司法的统一性。任何制度的设立都有其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因素，审级制度也不例外，审级制度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每一个程序的运行都会消耗一定的资源，有一定的成本，过高的成本将可能使该程序成为一种社会的负担。其次，容易导致案件的久拖不决，激化社会矛盾。设立过多的审级，容易使当事人产生不受尊重的感觉，从而不愿接受裁判，也对裁判产生怀疑。最后，审级制度的设立易造成司法资源的紧张。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是有限的，过多层级结构的审级制度，要求有较高的投入，会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入不敷出。

二、我国的民事审级制度的缺陷

我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这四级法院都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由于基层法院承担的仅是一审工作，除民诉法规定一审终审的案件外，其裁决效力是相对的，在上诉中存在被上一级法院推翻的可能性。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在作为一审法院时，其裁决效力也是相对的。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加强，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形迅速增加，案件的类型也呈多样化趋势，而现行的四级两审终审的民事审级制度缺乏必要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影响了个案处理的公正性和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两审终审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具体表现为：

1上诉条件过于宽泛。滥诉现象比较普遍

上诉审程序作为一种救济程序，相对于第一审普通程序而言，理应对其进行适当的限制。然而，我国法律对上诉的条件规定得过于宽泛，案件当事人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只要是“声明不服”，即有权提起上诉，这些原因可能是符合法律的规定，但也不可避免很多当事人是利用上诉故意拖延诉讼时间，从而延迟执行程序的启动。

2上诉审法院级别过低。审判质量不高

在我国的四级法院组织中，每一级的人民法院都可以作为一定范围内的民事案件审理的第一审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大多集中在基层人民法院，因此中级人民法院就成为了绝大多数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由于终审法院的级别较低，不利于抵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由此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终审法院靠近案发地，使其与当事人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增大，容易影响裁判的公正性。

3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下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虽然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初审权，但在实践中这种权力很少运用，而且上诉案件的审理多在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作为高级人民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很少处理二审案件。所以，它们缺乏实际处理案件的经验，对下级法院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

4法院系统内部的案件请示制度，严重影响案件的审理质量

案件请示制度是指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或程序出现的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研究后予以答复的制度。在审判工作实践中，下级法院就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或特殊情形的案件向上级法院请示，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内部案件请示制度导致了上级法院在案件上诉前就产生固定的思维模式，实际上已是先入为主了。这种做法使上诉审失去了存在的真正意义，变相的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针对请示的案件，上级法院一般只是听下级法院的汇报，并不直接审理案件，其在程序上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缺乏当事人和社会的有效监督，很难保证案件的审理质量。

三、我国民事上诉审程序的重构

一项制度的设计必然有其社会与现实背景基础，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度是基于当时的国情而确立的，其设计中更多的考虑了诉讼的经济价值中的“效率”定点。我国实行绝对的两审终审制，难以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难以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最终将导致上诉审功能紊乱和失调。因此，重构我国民事上诉审程序势在必行。民事诉讼所设立的审级制度需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多元化设置是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制度的要求。所谓多元化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必须经过三审终审，而是有条件的进行一审终审与三审终审并存。将一审终审制和三审终审制相结合共同构成我国的审级制度，审级制度应当以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维护司法公正为目标，结合实际情况对我国的上诉审程序进行重构。

1建立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对一些特殊案件规定了一审终审制度。这里所谈的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某些案件只经过一审法院的审理，裁判即产生既判力的制度。一审终审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终审。对于一审判决，上诉的途径被堵住。所以，一审终审的条件显得尤为重要，应该明确并公示。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笔者认为：首先，对诉讼标的金额进行限制。在法国，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预审法院审理的案件，如果诉讼标的金额不超过3500法郎的，实行一审终审；初审法院审理的案件，诉讼标的金额在2000法郎以下的也实行一审终审。在德国，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诉讼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当事人的上诉权进行了限制。例如关于请求财产权的诉讼，申明不服的标的的价额不超过700德国马克的不许控诉；如果申明不服的标的不是一定金额，而准许控诉与否是由这种标的的价额决定时，则必须要说明这种价额。在我国，由人民法院派出法庭审理的小型经济纠纷案件与日俱增，且小额的民事诉讼案件占所有的民事案件的比例相当大，所以规定对这类案件进行一审终审，是对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机构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约。通过运用简捷、快速的程序审理大量的一审民事案件，可以缓解对诉讼程序的压力，保障三审终审

制度不会产生诉累。由于我国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争议标的金额的最低标准可以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其次，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规定不许上诉。所谓的案情简单是指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争议不大，而且案件性质简单，案情比较明了，证据较充分。当然，案件的难易程度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尺度，需要法官正确的使用自由裁量权予以判定。对于当事人认为属于复杂疑难的案件，或是案件事实清楚、但争议大的案件，可以请求上诉，但必须经过上级人民法院许可，这是在一审终审情况中保留例外。最后，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在订立协议中约定是否进行一审终审，或是纠纷发生前书面约定对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一审终审制，即约定不上诉原则，不论争议的是否符合一审终审的诉讼范围，当事人对一审所做出的裁决，不能就该裁判提起上诉。上诉权是当事人处分权力的一种，法院应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就应当对其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和保护。但当案件涉及到公共利益时，则规定不适用约定不上诉。

2建立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诉讼公正的价值目标被推到首要位置，即使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作为代价，也必须充分保障诉讼的公正性。第三审程序的设置其必要性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三审终审只是表明一个案件最多经过三级法院审理，而并非每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有权提起两次上诉，使案件经历三级法院审理。三审终审与两审终审程序的目的显然是不能完全相同的。从事实认定的间接性、事实信息的耗散性、高级审判机关的负担以及诉讼效率考虑，各国对三审终审制度的设计都规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从争议金额或案件类型方面对上诉予以适当限制。这是目前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的一种通常的限定上诉方法，如在法国。根据1998年12月28日修改新民事诉讼法典的法令规定，在大审法院和小审法院提起上诉的最低限额提高到25000法郎。诉讼标的额在此之下的判决就不得提起上诉。

民事上诉状 篇4

上诉上刘国华，男，1978年5月4日出生，汉族，务工，住监利县桥市镇桥市街先锋路。

一审被告孙必红，女，197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桥市镇楼房村二组。

请求事项：

1、撤销监利县人民法院（2012）鄂监利民初字第00628号民事裁定书。

2、本案发回监利县人民法院按普通程序审理。

事实和理由：

一、百姓依法起诉，法官骗民开庭。

2012年2月10日，上诉人事先到桥市派出所申请取得了被告的户籍证明，并到桥市街道居委会写出了被告外出多年下落不明的证明。起诉时将多个证明一并交给了监利县人民法院立案庭。立案庭受案后，发给了受理通知书，上诉人交了费。同年2月29日，审判员派员到桥市镇楼房村送达诉讼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文书给被告的同时，向上诉人送达了（2012）鄂监利民初第628号传票，开庭时间为2012年3月16日9时。3月14日上诉人因在外务工从浙江省坐一天两夜的客车赶回家参加开庭。3月16日10时20分，第一次见到审判员，审判说：“你为什么不接听我的电话。”上诉人说：“我在外面，有我母亲在家，我母亲是一个老人家，接过电话没听懂就挂了机，不是我不接听。”审判员说：“女方在外无法送副本和传票。等女方回家了你再起诉，今天你写一个撤诉申请。上诉人说：“法院不是下了传票决定今天开庭吗？我从浙江回家花了路费不要紧，我还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汽车很辛苦，我在外打工，请假也不好请，请法官办理一下，审判员说：“我不下传票你不来，你不来我就按撤诉处理，今天只作一个询问笔录。”上诉人认为自己没有滥用诉权起诉，撤诉不合法故不同意写撤诉申请。审判员说：“你不撤诉，我马上下裁定驳回你的起诉。2012年4月28日，上诉人收到监利县人民法院寄来的（2012）

鄂监利民初字第62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起诉离婚，有明确的被告和具本的诉讼请求，属依法起诉，法官下传票开庭不开庭，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下传票给原告“不来按撤诉外理，来了不开庭只作一个得笔录。”是法官在行骗，法官办案应公正、公开不要搞阴谋鬼计。

二、适用程序不当，发回重审为昐。

上诉人的民事诉状上所写的事实和理由明确写出“被告于2006年7月8日离家出走在外至今已有四年零五个月未归，多次与被告联系，都音信全无，她还是依然漂流在外，致使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请求离婚”。依照《关于选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案被告下落不明，不应适用简易程序。不知是审判员没有审查上诉人的起诉状，还是审判员只会用简易程序，不会用普通程序。起诉时上诉人没有口头或书面申请选择简易程序，被告在外下落不明，更没有申请。上诉人起诉时，被告外出下落不明，应该按普通程序审理。

综上所述，一审法官适用程序不当，请上级法院依法而断，将本案发回重审。

此致！

荆州市人民法院

县状人：刘国华

二O一二年五月二日

附 ：

1、户籍证明2份。

民事上诉 篇5

上诉人刘兵，男，1965年5月2日生，住南昌市青云谱区迎宾大道980支路61号1栋2单元101户。身份证号：360104 196505021916。

被上诉人吉安市公安局，地址吉安市吉州区鹭洲东路7号。组织机构代码号01480272-5。

法定代表人兰付生，局长。

上诉人因原告（反诉被告）吉安市公安局与被告（反诉原告）刘兵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09）吉民一初字第1022号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09）吉民一初字第1022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审理未保障上诉人诉权，违反法定程序，已经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依法应当发回重审。

2009年7月31日，一审法院受理了原告吉安市公安局与被告刘兵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刘兵在收到一审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后，在答辩期内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申请，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7日裁定驳回上诉人管辖权异议，于2009年9月15日送达生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关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的举证期限问题。当事人在一审答

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后，依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重新指定不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但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一审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不少30日的举证期限，而法院在送达驳回当事人管辖权裁定书后，在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情况下，将庭审时间安排在2009年9月22日，上诉人当即向法院提出来要求不少于30天举证期限，但一审法院以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为由拒绝了上诉人合法请求。

在2009年9月22日，上诉人向法院递交了反诉状，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出反诉，„„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反诉人是当事人之一，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法院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也未征得反诉人同意下，且在反诉人提出有证据要收集，在反诉当天，反诉人没有提交证据的情况，继续坚持以适用简易程序为由拒绝了反诉人延期审理的请求，法院组织了本诉和反诉的庭审，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大量新的证据，致使反诉人无法确定其真伪和反驳，反诉人依法向法庭提供本案应当延期审理，法庭依然对反诉人这一合理权利置之不理。

上诉人认为不论法院适用何种程序，上诉人合法的举证权是不容侵犯的，法院在一审中未能保障上诉人合法的举证权和诉权，致使上诉人在2009年9月22日庭审中，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和反驳被上诉人在法庭中提供的新证据，程序严重违法，已经影响到了案件的客观公正的审理。

二、一审法院在判决的理由部分中认定“„„因双方于2009年6月23日对被告添置的物品进行了移交，被告也已停止了租赁经营，可视为被告移交了租赁场地，但被告未将可移动物品腾出租赁场„„”是认定事实前后矛盾，是认定事实错误。

上诉人对于法院认定双方于2009年6月23日对被告添置的物品进行了移交这一客观事实没有异议，吉安市公安局在《市局附属楼富临门大酒店资产清查明细表（刘兵添加的物品等）》（以下简称《移交清单》）中已经由其工作人员签字接收了上诉人富临门大酒店添加的物品，上诉人添加物品所有权已经移交到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为该财物的所有权人，本案中移交是物权转移一个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一经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要求上诉人腾出吉安市公司所有的物品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与法院前一认定相矛盾。

其次，“被告也已停止了租赁经营”这一事实是错误，上诉人停止了经营，并非出于上诉人的意愿,而是上诉人在2009年年初被上诉人将租赁房屋的停水、停电情况，无法经营，被上诉人为了逼迫上诉人腾出租赁房屋，于2009年4月强行封存了上诉人的租赁房屋，这一证据材料，在被上诉人中民事诉状已经注明。

同时法院在认定该事实时，转换概念错误的将物品移交变更为租赁场地的移交，是明显超出《移交清单》文字涵含以外，是认定事实错误。

三、一审法院在理由部分认定：“„„

六、对报社中心的反馈书中原告方的局领导表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为达成和解目的作出的妥协涉及对事实的认可，不得作为在诉

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被告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适用该条款是，完全忽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的前提条件是“在诉讼中”，一审法院选择性司法，拆解法条，是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09）吉民一初字第1022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上诉人：

民事上诉制度 篇6

1、赔偿范围混乱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目前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的依据。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限定在“物质损失”或“经济损失”, 却没有涉及精神损害。《规定》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限制在“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和“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这样一个狭窄范围, 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相矛盾, 明显缩小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这种立法上的混乱也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往往以侵犯人身权利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 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肇事案件居多。有的地方只受理人身伤害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当事人对其他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一律不受理;有的法院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限制在伤害案件;有的扩展到侵犯财产案件;有的法院及审判人员则认为其他案件比如强奸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理解不一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解释》第84条规定:“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上述规定中对原告人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而且, 实践中对“被害人”的理解也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被害人只能是直接被害人, 有的认为还应包括间接被害人, 有的则认为一切因受犯罪行为牵连而受到损失的都是原告人。同样, 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范围的认识也不一致。有的认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就是刑事被告人, 有的认为还包括虽未犯罪或者虽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参与实施侵权行为的共同致害人, 有的认为还应包括刑事被告人的近亲属。

3、民事权利救济途径存在冲突

根据《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7的规定:“对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救济, 是通过人民法院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 一并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但《刑法》第64条又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 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 应当及时返还。”这就意味着,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 其中包括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但究竟由谁来追缴、责令退赔、返还, 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实践中, 一般是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 由不同的机关来执行。而法律没有规定人民法院是上述措施的唯一实施主体, 也没有规定这些措施必须由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这样就与《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救济途径产生了矛盾。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对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法律救济途径规定了四种: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责令退赔、在追缴和退赔后不能弥补损失可以再提起民事诉讼。而根据《民法通则》第117条关于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 追缴和责令退赔并不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因此, 人民法院以判决形式做出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决定, 事实上没有民事法律依据。这些规定的相互冲突, 反而使被害人在众多的法律救济途径面前变得无所适从了。

4、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职能在司法实践中重视不足。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 依法监督、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主要职责包括对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行使检察监督权;依法对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实行监督等。出于维护国家集体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的角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77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作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然而, 在以往的诉讼实践中, 由于人民检察院定位不准确, 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总是受到争议, 被认为是游离于其主要的检察职能以外的, 并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会造成人民检察院角色的混乱, 因此该项职能常常受到忽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的适用状况大打折扣, 导致国家、集体财产利益不断受到侵害而无法获得救济。

5、对赔偿原则的认识不统一

《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根据该条规定, 对犯罪分子判决赔偿经济损失应当根据“情况”, 这里的情况主要指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 也就是说《刑法》所确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按经济赔偿能力赔偿的原则。而民事诉讼的损害赔偿原则是实际赔偿原则作为特殊的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究竟是应当按照经济能力赔偿, 还是按照实际赔偿原则。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认识不一, 导致相同的案件由于选择救济的途径不同所获得的赔偿有天壤之别。

二、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构想

1、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

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所遵循的理念阻碍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良性运行。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完善, 首先要在理念上进行更新。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强化对被害人的保护, 平衡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冲突。

(1) 在强调公权优先的情况下, 应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 在一定范围内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2) 公平优先, 兼顾效率。要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和被告人的权利, 在公平的前提下兼顾效率。基于这两种理念, 通常情况下, 民事赔偿问题应在公诉以后以附带形式发动,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应当允许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在逃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所提起的民事诉讼负有举证责任, 因其在逃而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

同时, 在统一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的前提下, 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在刑事诉讼之后提起民事诉讼的选择权。

(1) 适当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

笔者认为,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不应该作过多的限制性规定。从理论上讲, 凡是因犯罪行为侵犯公民的民事权益, 造成了损害, 不论是物质损失还是精神损失, 也不论是何种犯罪造成的, 只要符合起诉条件, 被害人都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具体应当包括: (1)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包括刑事诉讼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和必然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害人的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 (2) 因被告人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 应当允许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项内容在以下将详细论述。 (3) 对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的, 应当允许被害人在一定情况下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允许被害人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两种救济途径。

(2) 将精神损害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主要理由如下: (1) 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2) 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 (3) 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 (4)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 (5) 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符合国际上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

3、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1)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 一般是因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但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为, 只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成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这里的“被害人”, 我们应当从广义上来理解, 它不仅包括刑事案件中遭受物质损失的自然人, 也包括遭受损失的法人、其他组织。

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范围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一是已死亡被害人的法定继承人。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但如果被害人已死亡, 被害人无法进行这一诉讼行为, 其诉讼行为由谁来行使?笔者认为, 如果从继承的角度, 按继承的顺序, 规定“已死亡被害人的法定继承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更为合理。因为, 附带民事诉讼是民事赔偿之债, 被害人享有的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权利, 是一种民事赔偿的债权, 债权可以继承, 继承人因继承的发生而取得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同时, 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 已通过继承关系转移给了继承人, 而且, 在继承人已死亡的情况下, 继承人因与被害人之间的抚养关系而要为被害人支付丧葬费等费用, 被告人实际也侵害了继承人的利益, 也应当允许继承人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来挽回一定的经济损失。

二是对为已死亡被害人承担了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的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般情况下, 为已死亡被害人承担了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的人, 与已死亡被害人确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他们可以作为债权人要求被害人的继承人支付, 或者要求从被害人的遗产中支付。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 如果被害人既无遗产也无继承人, 或者被害人的遗产不足以清偿, 则应当允许他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这样, 既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和设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初衷, 也不违背法律的精神, 也能保护这些人的合法利益, 鼓励人们帮助被害人同犯罪作斗争, 是合情合理的。

三是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解释》第84条规定, 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 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只是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而不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因为,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理论, 民事诉讼的原告是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或者受其管理支配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 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 而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事诉讼的原告的是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公民的诉讼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与当事人的年龄和精神状态无关, 诉讼行为能力则与当事人的年龄和精神状态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只有诉讼权利能力而无诉讼行为能力, 则只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

四是人民检察院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到底居于何种法律地位?笔者认为,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原告人, 其诉讼地位与民事被告人平等。由于刑事诉讼法的授权, 在犯罪行为造成国家、集体财产损失时, 如果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人民检察院就有权在提起公诉的同时, 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遭受损失的财产并不归人民检察院所有或使用, 即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之间并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因此, 它不能享有一般民事原告人具有的处分权, 不能与民事被告人和解, 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所获得的财产赔偿也不归其所有, 而应上缴国库。这是人民检察院与一般民事原告之间的区别。检察机关与民事被告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不享有也不应享有任何特权。《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人民检察院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的特殊原告人地位, 并规定其依该地位所应享有的诉讼权利及限制。

(2)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一是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根据《解释》第89条的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提起并进行的, 罪犯被执行死刑是整个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 罪犯被执行死刑后, 也就意味着整个诉讼过程已经结束,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 此时对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已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况且, 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也不是致害人, 其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是不合格的。当然, 实践中可能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在共同犯罪中, 在案的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后, 其他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归案。这种情况下, 对被执行死刑的被告人的继承人也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 在前案的审理期间, 被害人如果对被执行死刑的被告人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说明被害人已放弃了要求该被告人赔偿损失的权利。那么, 被害人就不能在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后, 重新要求该被告人赔偿损失, 而对该被告人的继承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 对于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是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二是共同犯罪中在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民事赔偿问题。笔者认为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被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缺席判决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理由是:共同犯罪造成的危害或损失都应视为共同犯罪行为人的整体行为所致, 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应当是所有共同犯罪人。一并判决所有共同犯罪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既能最大限度地及时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又能实现共同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还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财产免遭犯罪侵害, 或者尽可能使这种侵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逃跑而逃避刑事和经济上的惩罚。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借鉴于国外, 又结合了我国的具体情况, 有它自身的特点, 存在一些弊端和瑕疵也在所难免, 我们不能因此就全面否定这一制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的努力, 完全可以使之日趋完善。本文在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些粗浅建议和设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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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宗智, 著.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民事证明标准制度探析 篇7

关键词：民事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完善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

在定义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法官及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从他们的心证角度去解释何为证明标准。因为民事诉讼证明的核心问题就是说服法官，使法官支持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最终使其达到确信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给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下个定义：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的法官和当事人在认定案件事实或举证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用来确定待证事实是否真实的准则和尺度，证明标准是诉讼制度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故这是对民事诉讼证明要求法定化与具体化的体现。

2.特征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诉讼法基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类型的证明标准相比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证明标准的法定性。证明标准必须由法律来规定，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在任何诉讼中，证明标准都是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原则性问题，而证明标准的内容是对事实及证据的认定，是诉讼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故证明标准应当统一，以此来指导法官对事实、证据作出判断，同时对法官裁判的正确性进行审查和检验。

第二，证明标准的最低性。证明标准最具意义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真伪判断等在证明程度上的一个最低要求。故证明标准的最低性是指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对事实认定及证据真伪判断的一条底线，该底线的设定意义在于：若所获取或提供的证据在程度上已经达到或者高于该底线，即使在客观上还不能令人产生百分百的确信度、证据仍存有许多疑点，但裁判者仍然可以据此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或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若低于该底线，裁判者就应该把待认定的事实或待确定的证据划入不确定的状态。

第三，证明标准的客观性。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根源的客观性决定了证据的客观性及证明标准的客观性。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所获得的与证明标准有关的经验及认识是包含了全体法官的认识，是有坚实客观基础的认识。人类所具有的智慧、理性等优点使得立法者在价值的选择上会趋向于选择适合人类发展的因素，并结合其他的价值取向最终形成与证明标准相关的法律原则及法律规则。在这个标准形成的过程中，客观基础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二、我国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我国民事证明标准规定过于单一化。《证据规定》第73条把证明标准确立为高度盖然性，这是符合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的。但是如果把高度盖然性作为所有民事诉讼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不够的，不符合实际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民事纠纷是发生在地位不对等的当事人之间，由于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缺乏证据意识等原因，在此条件下如果仍然适用一个单一的证明标准，这将会使得处于弱势的一方当事人举证难度非常大，如此单一的证明标准将会使许多特殊的民事纠纷难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这对社会的稳定及法制的建设将会造成十分大的阻碍，同时也不利于对当事人民事权利的保护。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单一是由复杂因素形成的：首先，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都是重实体轻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实体法被视为办案的法律依据，通常忽视程序法的作用，使得程序法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如此的法治环境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作为民事法律程序的一个原则得不到重视自然就可以理解了。其次，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原因。我国古代的法律中，民事诉讼几乎都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古代的庭审是由司法官一人决定的，并不是今天所倡导的当事人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下证据制度的发展是极其困难的。古代的证据制度更多的是通过裁判者的主观判断认定案件事实，这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大多都是程序之外的，裁判者预先就已经形成判断结果，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受任何程序的影响和制约。

三、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建议

仅建立单一化的证明标准体系已经明显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際情况建立以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

1.一般民事案件应当确定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原则性规定适用于一般民事案件，也就是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法官在穷尽全部证据后，如果认为待证事实十分可能或者可能很有就是真实的，那么即使待证事实没有达到客观上绝对真实的程度，法官依然可以认可，进而对事实进行认定，作出裁判。

2.特殊侵权案件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在特殊侵权诉讼中，存在着侵权责任的特殊性、损害行为具有间歇性、损害后果具有严重危害性等特点，往往使得双方当事人之间诉讼能力不对等，一方当事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常常存在着取证困难、证据匮乏等的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害方当事人通常掌握并控制了大部分的证据，有更加充足的资源参与诉讼，如果双方当事人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就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不公平，有违立法的初衷。

另外，商事案件应适用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不动产所有权应确立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人身权的证明标准应确立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四、结语

证明标准在证据法及整个法律体系中都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关于民事证明标准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完善民事证明标准对民事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证据法等法律的改革和完善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积极地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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