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乡村文化(推荐8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乡民离开乡村去城市寻求新的生活,有的甚至“扎根”城市,从乡民变成了市民,将他乡变成了故乡,有了新的“根基”。而更多的乡民还没能在城市扎根,而回到乡村,却发现乡村已不再是原来的乡村,没有了邻里之间的亲密接触,没有了传统习俗,没有了节日喜庆,乡民之间多了几分淡漠,少了许多融洽。乡民的内心世界缺少了归属感与安全感,不仅在城市他们没有扎“新根”,回到乡村却面临“失根”。这是他们所处的现状。
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让乡民逐渐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去城市追求新的生活,他们只专注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将经济利益视作唯一的追求,而忽视了精神世界的丰富。其次,虽然乡村经济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乡村文化的保护却没有同步,乡村传统的文化却在逐渐消亡,而这些传统文化正是乡民的精神家园,乡民失根的危机在所难免。再加上传统的乡村生活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乡民离自己的精神家园越来越远。最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加剧了传统的特色的乡村文化的消亡与崩溃。
为了避免乡民的“双重失根”,我们应及时采取措施应对乡村文化面临的消亡困境。繁荣乡村文化,让乡民有“根”可依,有“家”可归。
一、党和政府要重视乡村文化在民族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乡村文化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乡村人民的根。经济发展了,文化建设也要同步发展。没有文化的同步发展,即使经济生活改善了,那乡民的幸福感也不会增强,因为没有了集体认同感和归宿感,精神世界将趋于贫乏。这样反而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对社会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二、注重乡村教育中的文化教育。教育是乡村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的根本途径,只有教育,才能让乡村人民不“失根”。乡村教育过程中,可以“就地取材”,将乡村文化的特色融入进去,从而形成乡民的强大共识,也让乡村文化的根基永远牢固。这样,即使远在异乡,乡村文化都会有强大的凝聚力,乡民的精神世界也会越丰富。这也会促使乡民更好的投入生产生活,对乡村的发展很有益处。
三、繁荣乡村文化。由于乡村文化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因此要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乡村文化。以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为动力,大力促进乡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发展了经济又繁荣了文化,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培育乡村文化骨干,带动乡村文化的繁荣。同时要带动村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发挥乡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作用。
菲律宾华文媒体形成的历史渊源
华人移民来菲, 历史非常悠久。根据菲律宾历史博物馆的资料, 早在15万年前, 菲律宾便有人类居住。老一代华人华侨背井离乡, 漂洋过海, 寄人篱下, 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痛苦选择。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努力打拼, 不少人有了自己的家产和田地, 有的甚至富甲一方, 在居住国的经济地位很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他们大多在政治上无法取得突破, 因此族群的发展往往依靠当权者开明的种族和解与经济开放政策。而且东南亚各国政府大多通过各种文化政策, 力求迫使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华人的文化生存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面临被当地主流文化同化的危险。作为弱国侨民, 他们在异国异族和异文化的包围乃至歧视中艰难谋生, 乡情族念成为早期华侨维系感情、增进团结、心怀桑梓的纽带。后来, 随着移民的增多, 华侨社会的扩大, 这种将来自不同地域, 源于不同宗族, 有着不同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信仰的海外华人华侨凝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得到进一步升华, 这就是热爱祖籍国的感情。因此他们一直延续着一种传统, 就是通过办华校、结社团、创报刊, 尽可能完整地把家乡的文化传统移植到侨居地。华文报刊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他们在异族文化的包围和压迫中孤独地寻找和追索着中华文化的“根”, 把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宣扬爱族爱乡情感当做华文报刊重要的教育和宣传任务。
菲律宾华文媒体的民族文化“寻根”
菲律宾第一份华文报纸为《岷埠华报》 (简称《华报》) , 出版人和经理是被侨界称为“三支笔都会写”的杨汇溪。《岷埠华报》出版了一年多, 便集资扩股, 购买机器, 改组为《岷报》, 聘陆伯州为总编辑, 继续以《岷埠华报》的格调和版式出版。但是支持华文报存在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都不具备, 报纸的销量很小, 仅仅发行了几个月, 就因经济困难而宣告停刊了。此后9年间, 无人再创办华文报刊。1899年, 粤侨潘庶番在马尼拉创办了《益友新报》, 并担任报馆经理和编辑, 它以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为宗旨, 是马尼拉维新保皇组织的机关报。在华侨维新政治力量的支持下, 报纸的规模、内容、篇幅及编排都超过了过去的两家华文报纸。但这家报纸同样经营艰难, 终于在1900年停刊。但是它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 启蒙了民主思想, 对推动华侨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美国取代西班牙统治后, 菲美政府对华侨办报的要求还是赞同的, 而西班牙报纸对中国的仇视及种族歧视和侮辱又激起了华侨们的愤慨, 于是以杨汇溪为代表的中华商会出面购买了《益友报》 (原《益友新报》) 的设备, 开办了《警铎新闻》, 以鼓励华侨关心中华民族, 献身出力为宗旨, 与西班牙报纸和舆论展开了斗争。可是终因办报态度过于严肃, 没有将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和广告有机结合起来, 曲高和寡而于1909年倒闭。1919年, 《华侨商报》 (今《商报》) 创刊, 成为至今尚在发行的历史最悠久的华报。同年兴起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侨校的师生效法国内青年学生, 组织菲岛华侨学生联合会, 并出版不定期刊物《晨钟》。1923年, 他们又创办了宣扬民主革命道理和新文化运动的《救国日报》。此时菲律宾拥有《公理报》、《民号报》、《华侨商报》和《救国日报》4家华文报纸, 形成了华文报纸生存和发展的较为有利的环境。
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 菲律宾的华文报纸在不同时期肩负着不同的使命, 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和阶段, 爱族爱乡、薪传文化都是他们的办报宗旨, 为此无数文化工作者披荆斩棘, 前仆后继, 用手中的笔、用爱族之心谱写了一曲曲慷慨悲壮的报业之歌。《华侨商报》就是始终站稳菲律宾华人社会立场、不为政治党派所控制、坚持办报理想的典型代表。
《华侨商报》自创刊以来, 一贯秉承“不党不偏”, 公正自由的新闻原则, 反映华族心声, 充当华众喉舌, 维护在菲华裔族群的正当合法权益。报纸紧跟时代, 倡导民主科学, 打倒封建军阀, 激励华众爱族爱乡。抗日战争爆发后, 《华侨商报》在舆论上以“在民族存亡系于千钧一发之际, 务必抛弃一切个人之恩怨, 联合我民族之力量战胜危机”为宗旨, 实地采访报道中国抗日战况, 揭露日寇罪行, 呼吁国际社会援华, 动员侨胞捐款。因此受到广大华侨的爱戴, 报纸销售量不断上升, 在侨界影响很大, 恼羞成怒的日寇终将报社创始社长于以同杀害, 而战地记者张幼庭也在采访途中遭日机轰炸而牺牲。但是《华侨商报》在宣传抗日、组织大众等方面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1946年, 菲律宾共和国独立, 它创建在“二战”摧毁破坏最惨重的废墟之上, 而美国非但未兑现赔偿战争损失及复兴经济的重大诺言, 且以不平等的“贝尔自由贸易协议”及“授美公民经济国民待遇特权”为由, 冻结独立的菲国经济于殖民地形式, 且精心设计嫁祸于华族, 转移不满的民间情绪于经营小本生意的华族身上, 导致排华浪潮。1973年马科斯政权更是不断出台菲化措施, 试图剥夺华族谋生途径。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但那时的“冷战”截断了菲律宾与中国的一切交往, 两地音信断绝, 华族有家难归,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华族集体转籍。《华侨商报》当时的社长于长城通过《华侨商报》倡议华众团结抗争排华与菲化措施, 求得在菲的生存和发展, 同时为了缓和族群矛盾, 在报纸上大量翻译、刊登菲律宾的文学作品, 并不厌其详地介绍菲律宾历史、民俗与民间故事, 帮助华众了解菲律宾抗击西班牙、美国与日本残酷殖民统治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史实, 为集体转籍做好心理准备。同时他也倡议华族连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集体转籍, 将中华文化与菲律宾文化完美结合, 与主流社会兄弟同胞共同努力, 为新兴的菲律宾重建家园。
菲律宾华文媒体的“寻根”文化色彩
迈进21世纪, 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衰退萎缩, 中国一枝独秀, 崛起成为经济实力强体, 菲律宾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 华族的经济地位也在不断提升, 自原先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过旅侨社”, 蜕变为世世代代定居的落地生根的族群, 并被主流社会正式接纳为菲律宾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构成分子, 他们改变以往一贯坚持“菲律宾是马来民族国家”的思维, 接受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现实, 并期望华族尤其是华文媒体充当中菲交流的桥梁, 促进菲律宾与中国在经贸、文化等各方面的往来和友好关系。
时代的变迁赋予菲律宾的华文报刊以特殊的历史使命和新的历史机遇, 但此时由于受菲化的影响, 华文教育日渐式微, 而华文报纸的读者, 由于华文教育的不振, 也被时间逐渐削减着。菲律宾华文社会有100多万人, 用汉字刊行的日报只有4家, 读者多为教育界、文化界人士中的年长华侨, 年轻人基本不阅读华文报刊。面对这一社会现实, 已更名《商报》的原《华侨商报》紧跟时代的脚步, 积极号召华文学校、华侨社团等采取措施, 鼓励青少年学习华文, 努力创造学习汉语的社会大环境。在报纸的第二版专门开辟“要闻·中国”, 重点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动态和成就, 让华族和菲律宾民众更好地认识、了解中国的发展;开辟“副刊·认识菲律宾”, 向华族和世界介绍菲律宾的历史沿革、艺术演进等, 让世界和中国认识和了解菲律宾。
总之, 菲律宾的华文传播媒体, 既是世界华文传媒的一个环节, 又秉承《商报》站牢维护菲律宾华族合法正当权益的立场, 认清隶属菲律宾国家的传媒体系这一特性, 反映菲律宾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中的华族心声, 在弘扬民族乡土情怀、薪传中华民族文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华文媒体面临的困难及挑战
在世界传媒中, 华文媒体仍是弱势媒体, 而且在海外办媒体, 确实不容易。美国休斯敦《华夏时报》社长于建一说:“海外华文媒体流传笑话说, 恨谁就鼓动谁去办报, 让他倾家荡产。”但海外报人本着对母体文化割舍不断的情结, 即便呕心沥血, 也无怨无悔。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华文媒体的兴衰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密切相联, 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不强的报刊在各种因素的纠葛中必然逐渐消失;此外, 华报经营理念陈旧、专门人才紧缺、设备简陋等也都是衰颓的重要因素。意大利《欧洲商报》社长杨光认为, 由于人员素质和生存环境问题, 海外华文传媒的现状是:模仿跟风, 套话多、假话多、广告化, 作坊式经营, 发行量小, 大部分消息和文章成了港台和中国大陆传媒的文摘报刊。《世界日报》总主笔侯培水说:“华文报刊存在隐忧, 报社人才荒, 缺少记者编辑, 更缺少能独当一面的报人。” (1)
确实, 由于菲律宾的华人群体以闽南人为主, 而闽南人的宗派意识又比较强烈, 也不愿接受、服从他人的指挥, 因此仅仅200多万华人的菲华社会就有1000多个华人社团, 而社团是华文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 因此菲律宾4家华文报刊每天刊登的新闻以华人社会活动居多, 而且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 原创性的新闻作品很少, 都是照抄、照搬中国大陆和台湾及港澳或西方、美国媒体的报道。凸显华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婚丧寿庆等充塞整个版面, 虽然这些祝词中显现出中华文化尊崇礼仪、讲究孝道等色彩, 但在信息飞速发展, 报纸杂志日趋精简, 版面越来越经济的读图时代, 这样的版面真可谓“奇特报景”了。
《中国时报》总经理黄肇松说:“华文媒体正面临挑战, 即如何建立公信力。”因此提升华文媒体的公信力, 整合华文媒体资源, 形成华文媒体的国际优势, 已是摆在世界华文媒体面前的紧要任务。菲律宾的华文媒体也是如此。菲华报刊要在本国新闻界提高地位、形成影响, 就先要打好基础, 提升品位, 注重培养新人, 而后要走出国界, 增进与各方面的联系, 更为深入地展开与海外华文媒体, 特别是中国, 包括台湾等地的华文媒介的交流与研究。可喜的是我们看到华文媒体都非常重视这一点, 他们不断出席各种各样的国际传播媒介的研讨会, 加强与祖籍地中国的联系, 邀请中国新闻媒体来菲访问, 进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福建的《泉州晚报》、《侨报》, 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 台湾的《宏观周报》等都在菲律宾的华文报刊中发展“报中报”。同时, 各华文报刊也很注重把优秀的华文作品翻译推介给世界各地, 并团结菲国新闻工作者及团体, 培养新一代年轻作者中英文并重。凡此种种都是良好的开端, 打破了菲华新闻界严重的门户观念, 大家不分彼此分工合作, 在全新的理念指导下, 团结作家, 推动新闻传播文化活动的开展。
百年来华族历经日寇铁蹄蹂躏、菲化措施煎迫、军统强取豪夺的大劫难, 凭着坚韧不拔的斗志, 忍辱负重, 自原先的三四盘商小本生意, 跃升为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富豪。华文报刊历经坎坷、百折不挠, 已成为华人社团、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力量之一。我们将拭目以待, 期望华文报刊在全球“中国热”中大有作为, 成为符合菲律宾国情、民情、族情发展的, 走进华文“全球化”新时代的媒体, 书写华文媒体历史的新篇章。
摘要:本文回顾了菲律宾华文报刊的百年历史。它们在异国异族和异文化的包围乃至歧视中艰难谋生, 但其一脉相承的浓郁的乡情族念以及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是华文媒体始终不渝的办报理念和宗旨。他们在维护居住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为争取华族权益, 促进居住国与祖籍国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面对全球“中文热”的大好形势, 菲律宾的华文媒体将打好基础, 提升品位, 走出国界, 更为深入地展开与中国及世界华文媒体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新闻传播和文化活动的开展, 书写华文媒体历史的新篇章。
关键词:华文报刊,文化,寻根,多元,传承
参考文献
[1].江华[菲]:《扎根》, 于以同基金会出版, 2004年12月。
[2].黄栋星:《菲律宾华文媒体在全球中国热的发展趋势》, 第三届世界华文传播论坛论文。
赢暴始租,伯益
伯益,赢姓,是秦人的祖先。伯益之益,又写作嗌,为燕子的叫声。伯益之名来自燕子,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日“益,即燕,亦即玄鸟。”玄鸟是东方民族崇拜的神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颛顼氏的裔孙叫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伯益。这说明伯益是以凤鸟中的燕子为图腾的部族。
伯益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驯养鸟兽。伯益在舜时代的主要任务是调训鸟兽。《史记·秦本纪》记载,舜让大费辅佐驯服鸟兽,被称为翳(伯益),并赐他为赢姓。伯益受封并赐赢姓,是伯益发迹的开始,为以后赢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史称“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从考古发现看,在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家畜家禽饲养已经具备,这与《史记》的记载正好吻合。驯养鸟兽,家畜家禽饲养,是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伯益及其后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大禹治水,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人之功,而是有个以大禹为中心的治水群体。在这个群体之中,伯益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与伯益、后稷接受舜的命令负责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即使是大禹,对伯益在治水中的功绩也十分肯定。当舜赞扬大禹之功时,大禹表示“非余能成,亦大费(伯益)为辅”。
其三,凿井。井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人类从狩猎游牧到定点居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晋代郭璞有一篇赞颂井的《井赋》,其中说“益凿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这里的“益凿井”,即指伯益发明了井。其实,伯益造井之说并不是郭璞的发现。《淮南子·本经训》《吕氏春秋·勿躬》《世本》中就有“伯益作井”的记述。从考古发现看,山东章丘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有水井发现。在河南汤阴白营、河北邯郸涧沟等地的文化遗址上也发现了那时期的水井,这正好印证“伯益作井”之说并非虚妄。当然,在古史传说中,也有大舜作井的传说。其实井的发明不是—人一时之功,可以把文献中的“伯益作井”理解为伯益对造井技术进行了总结和改进,最终完成了这一伟大发明。
其四,用火和稻作。《孟子·滕文公》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由于火的使用,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随着人类的发展,火的应用范围逐渐从生活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大。所谓的“刀耕火种”,既要用火焚烧山林以开垦种地,又要有效控制火势使其不能肆意蔓延。这就需要具有专门技术的人进行管理。《孟子》中的所谓“伯益掌火”就是这个意思。
《史记·秦本纪》中有大禹“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令益予众水稻,可种卑湿”的记载。这是已知文献中关于稻作的最早记载。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有稻壳的发现,与这文献记载正好对应。虽不能据此说明伯益发明了种植水稻,但已知文献中找不出早于伯益种植水稻的人。因此,伯益种稻与后稷植谷样,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赢秦文化之根:赢邑
伯益的原居地为“赢”。赢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春秋》。今人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中明确指出“赢故城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俗名城子县。”今山东莱芜市境内有城子县村。该村附近有一文化遗地,即赢邑遗址。
赢族发祥地在今山东莱芜境内。莱芜地处鲁中,是汶河的发源地。这里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区域。大汶口位于汶河中上游的今泰安附近。莱芜就是汶河的源。在莱芜发现的汶阳遗址,位于汶河之阳的高台地上,文化内涵主要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赢秦的先民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
古赢城遗址今日仍在。在赢城遗址的南面和西面,与平地相接,东面和北面是高台,域内分内城和外域,如今遗址基本被村庄覆盖,仅东南角残存墙基十余米。这样一个古赢城遗址,正是莱芜古历史沧桑的见证,也是古赢人在今莱芜一带繁衍生息的见证。
赢人西迁与秦人东进
赢秦文化起源于东方,却发展形成于西方。著名学者傅斯年在1933年就发表了《夷夏东西说》一文,首次指出秦人的祖先在东方。他说:“秦赵以西方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赢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20世纪50年代,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提出“秦赵为殷人蜚廉的子孙西行后建立的国家。”
之所以说秦是由东方迁到西方,理由是很充分的。其一,秦始祖“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的传说,与殷人祖先如出一辙,反映他们有共同的鸟图腾崇拜。其二,秦为赢姓,而赢姓多居于东方。其三,秦人的祖先费昌、孟戏、蜚廉、恶来都曾做过殷商大臣,而殷在东方。其四,秦人祖先是“帝颛顼之裔”,颛项是传说中东夷部落的首领。凡此种种,足以说明秦人的祖先在东方。
那么居于东方的秦人祖先是如何迁到西方的呢?这要从夏朝的建立说起。
大禹治水成功后,推荐帮助他治水有功的皋陶和伯益为继承人,皋陶不幸早死,伯益成为不二之选。可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大禹的位子,破坏了禅让制度,建立了夏朝,开始了父传子的时代。
夏启死后,东方九夷乘机袭击夏都安邑,以至太康失国,后来到“少康中兴”时才又征服了东方九夷,夏与东夷长期处在矛盾中。至夏朝末年,东方九夷归附了商汤,伯益的后人赢姓部落首领费昌归商后做了商汤的御手,随汤参加了灭夏的战争。在鸣条击溃夏军后,乘胜西进追击夏的残余势力,直至泾水渭水流域。秦人的先祖属东方九夷中的畎夷,也随着商人进入关中地区。
在殷墟卜辞中,有商王多次命犬侯率兵征伐周族的记载。“犬侯”因其都邑称犬而得名,先秦史籍中有4个“犬丘”的地名,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各一处。这正是犬夷迁徒的缘故。先秦部族,每迁至一地,都以原住地名作为新居地名。从山东经河南、甘肃至陕西,正是犬夷西迁的路线。由此,我们说殷墟卜辞中的“犬侯”就是东方犬夷的首领。
到商朝末年的时候,赢姓首领飞廉和恶来父子二人都效力于商纣。恶来在牧野之战中被周军斩杀。西周时期东方的些赢姓部族,由于参加了周初武庚的叛乱,相继受到处置,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西迁的赢姓部族却经过长期的努力逐渐发展起来。周孝王时,召其为周养马,封地秦邑(今甘肃清水),号赢秦。
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疆土不断扩大,并被命为“西垂大夫”。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以兵护送。平王于是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岐山以西之地全部赐给秦国,秦国日益强大起来。
历史的命运往往难以捉摸,从东方迁往西方的赢姓部族,经夏、商、西周时期的发展,成为西部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西周末年开始,这个赢姓国家又逐渐由西向东发展。秦文公时,达到渭水流域;秦武公时,至于华山(今陕西华县);至秦穆公時,今陕西、山西之间的黄河以西的土地基本被秦国所占有。战国时期,秦国快速向东发展。秦献公二年,徙都栎阳(今陕西长安),秦孝公十二年又徙都咸阳。商鞅变法后,秦国日盛,最终打败山东6国,统—了全国,建立了赢姓秦王朝。
教学目标
1、梳理梳理姓氏分途时各自的特点。
2、梳理现在的姓氏产生的途径。
3、通过资料的梳理,探究姓氏合一时间以及原因。
4、培养学生身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以及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5、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能力以及通过讨论归纳得出结论的能力。教学重点:
1、梳理姓与氏源起特点及作用。
2、梳理探究姓氏合一时间以及原因。教学难点:
1、同姓为什么不可以通婚。
2、通过探讨炎黄子孙,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教学方法
以问题引领教学;教学过程中以问题创设情景,以解决环环相扣的问题作为课堂进行的主要方式。教学中学生结合小组讨论,自主探究,自主展示为主,最后教师进行梳理,提升课堂的文化内涵。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播放《百家姓图腾》的视频一段意境深远的古典乐曲,一个个优美而神秘的图腾文字,相信已经将我们的思绪带入了那个遥远的年代,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回顾几个历史典故。
1、出示课件,请同学们回答:(1)、下列历史典故中的人物是谁?(2)、他们姓什么?
2、老师在百度中曾经搜到过这样一些内容,是关于他们的姓氏的(出示课件)
3、请同学们根据这些资料总结古代“姓氏”在使用时的特点。
学生说,教师板书(副板书:姓氏分途 一人一姓多氏 男称姓女称氏 姓氏合一)
二、新课
(一)梳理姓氏分途时各自的特点
1、根据自己搜集的资料,你得知了关于“姓”的哪些相关知识。教师总结:
(1)姓的产生
(2)姓的作用
2、请同学们分小组整理自己搜集的关于“氏”的内容,请组长代表发言,其他组可以 进行补充:
(一组)氏是如何产生的?
(二组)氏在社会存在中表现为哪些特点?(三组)氏的作用是社么?
教师总结:请同学们看一段视频,加深对“氏”的理解
3、请同学们概括姓、氏有哪些区别?
(二)探究姓氏合一
1、请同学们阅读一段材料,根据材料结合自己所学的历史知识,探究问题:(1)姓氏合一与什么时期?(2)姓氏合一的原因是什么?
材料展示
2、请同学们练习生活实际,谈一谈“姓氏合一”的后世影响。
(三)梳理姓氏产生的途径
因为姓氏的合一,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姓氏,大都是过去的“氏”,而他们是怎么来的,都有哪些途径呢?
1、同学们展示自己姓氏的来源
2、根据其他同学的发言,总结姓氏产生的主要途径
3、教师梳理:
(四)、寻根问祖
1、知道了自己血脉的来源,那你能说说自己家族血脉中令人骄傲的历史文化名人嘛?
学生自主发言。
2、从同学们积极踊跃的表现中,老师看到了大家对自己家族的热爱以及强烈的自豪感,其实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大家庭,因为我们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3、你知道为什么吗?
同学讨论后发言(主要是从文化和民族形成的角度)
4、教师总结提升 展示“姓氏树”图片
其实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是因为我们真的都是炎黄的后裔,我们有着同样的民族,共同的文化,更是血脉相连,同根同源。所以我们以氏炎黄子孙而自豪,所以我们因是炎黄子孙而具有共同的目标——将我们的民族发扬光大。
5、同学们如何看待这种祭祀祖先的现象?
不是祈福祖先,而是感恩,感谢祖先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不是炫耀业绩,而是传承,传承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
只有一个民族所有的人有了认同感和自豪感,才会团结一心,发扬光大。
三、女子称姓的特点及背后的文化现象。
最近,社会流传一股姓氏寻根的热潮,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答:(1)、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原生态文化——由三皇五帝等中华祖先创造并传承下来的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国脉、文脉,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追朔自己的根,中国人唯一可以凭籍的线索就是自己的“姓氏”了。(2)、能释怀对自己姓氏的种种困惑,让人们与自己的先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从而使自己对自己的姓氏的历史来源、家族名人、迁徙分布等知识了如指掌,甚至知道应该到哪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根„„ 通过姓氏文化寻根,使人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之所由来,知道自己肉体,心灵,之血脉传承;人们可以找到与祖先相连的血脉,经历祖先曾经的苦难与辉煌,从而感知历史,体味现在,思考未来„„(3)、姓氏寻根所寻觅的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文化之根,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增强民族凝聚力都具有积极意义。通过了解中华民族的姓氏文化,探讨姓氏寻根现象,我们更加能够借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认同感。(4)、举行寻根祭祖活动,发扬中华民族敬祖尊宗的传统文化,有利于促进海内外同胞互动、联谊、团结,有利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要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源在哪里,统统都是在祖国!根在这里!(5)、满腔热血洒故里,灼热的乡情,化作满腔的热血,为故乡的公益事业真诚相助,报效桑梓。它凝成一所又一所学校的教学楼,一座座治病救人的医疗机构,一条条四通八达的乡村大道,一处处供水输电的厂场。他们的丰公显绩,刻在雪白的石碑上,刻在父老乡亲的心坎上,抹不掉,忘不了。
——读《家谱与寻根》有感
张洪意
本文选自柳育龙编著的《家谱编修指南与答问》,需要者请联系作者购买。
春节回家过年?教你如何三天编修家谱
柳育龙《家谱编修指南与答问》出版,附序言及目录
按:张洪意先生曾写作《家乡,心中最后一座壁垒的坍塌》一文,之后笔者在新浪博客网和微信平台转发。偶然机会被他搜索到了,并且主动关注了微信平台,添加了好友。期间,只是断断续续的聊了几次,说到了家谱,他也发了几篇文章和相关录音给我。时隔近一年时间,笔者突然想到此事,但是QQ好友没有备注,查遍了好友才找到他,赠送拙作《家谱与寻根》。说明其中艰辛,张先生在出差期间也多次语音发了下初读感想。之后,又写下了长文。
幸运之至,有机会读到柳育龙先生所著《家谱与寻根》一书,同样作为一名寻祖人,震撼于柳先生的家族情结以及对于家族资料整理编辑的执着精神!感概甚多。
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祖在广袤而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繁衍生息,面对生存环境中的各种灾难,先祖们的安身之法、齐家之宝、立命之本、家族之根到底是什么?今天很多姓氏的寻祖人,各自探寻着祖先生命历程、追寻着祖先的足迹。在人类繁衍更替的生命长河中,几百年时间只是短暂的一瞬,如有资料可查,能很快明确每一个家族的先祖。如今要完成这一过程到底有多难?寻祖必备条件的郡望、堂号一无所知,很多时候仅有一份家族辈字表,但仅凭辈字表,就无法确定我们到底来自家族的哪一支。和大多数寻祖的宗亲一样,我们都遭遇到同样的问题:由于家谱无存,致使家族与上源失去联系,接通上源成为目前寻根连谱的最大困惑。先祖生活的年代,对于家谱清修和记录并无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如谱序不能成章则可能出现家族各支派、世系辈分中的主要人物、生辰卒年、主要事迹失考并有争议,而可查的信息又非常有限,这对我们后人确定先祖也带来非常大的困难。我深知作为一名寻祖人决定整理家族资料时,那一定是有一种深爱家族的心结与情怀。谱牒资料整理是一项认真、严肃的工作,既要真实可靠,又要有激励后人的作用,所以每一位真正的寻祖人都不敢疏忽,希望做到的就是敬待先祖,不愧后人。实际寻根问祖、整理家族资料是一项浩瀚的工程,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困惑和艰辛,很多寻祖人都是在中途退出的。
由于对家族文化抛弃得太久,今天各姓氏的后裔对于本家族的文化和家族传统已经太陌生了,60岁左右的家族后人没有几个人能知道完整的家族辈字,40多岁的家族宗亲基本上就是“族盲”了。当一种文化后继乏人的时候,就是一种文化面临灭亡的预兆。自“文革”时期以来,没有人意识到一个家族的历史随着家谱的毁灭已经淡出宗亲们的记忆。特别是近40年以来,各村庄之中大部份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外出打工,家族文化被视为旧时代产物与市场经济相比尤显格格不入。这种舍本求末的观念让我们每一个家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都错过了整理家族资料的最佳时间,最能知道家族历史的老人基本上不在了。直到今天,家族文化的抢救和传承仍然没有人关心,非常不易的是80后青年作家柳育龙先生多年致力于家族资料整理和姓氏文化的研究,伴随专业家族文化资料的巨作问世,填补了谱根文化资料的残缺与空白,整卷谱书的框架和格局从特别的视角,将一部家族的生命历程展现在每一位宗亲的面前,激励和招唤着每一位宗亲由此有感的家国情怀。此书对于其他姓氏的寻根朔源,也是难得的参考资料,柳先生此举对先人来说是最好的告慰、对后人来说是无量功德。
我们知道几十年以来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乱象。生存确实是一把利剑,但不应该成为宗亲们漠视家族文化的借口,由于抛弃家族文化太久,有的宗亲之间已经非常冷漠,各宗亲背井离乡无非只是为了找到更多的金钱而已,即使找到足够多的金钱,仍然不能意识到家族精神和灵魂的缺失,如果一个人的内心蒙蔽一定只能在背离家族文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因为心里充满私欲必然出现伤害亲情的现象、价值观念的错误颠倒会导致家族宗亲在苦难的泥泞里愈陷愈深,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即是一种灾难。
人们常说“狐死首丘”、“落叶归根”.说到落叶归根大家都能理解,“狐死首丘”出自屈原《九章。涉江》“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传说狐狸将死时,头一定是朝向出生的山丘,常用来比喻人不忘本,也比喻暮年思念故乡,所以说“狐死首丘”、“落叶归根”是一种近似动物本能的习惯性表现。这种本能是人性深处对于生命最终归属的一种愿望。所以,我们尊重生命就是应该随顺人的性德,而不是背离人性的伤害,不是摧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正是因为中华儿女有这样一种文化的根基,炎黄子孙才会注重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怀,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寻根问祖的文化存在。所以人们一谈到同门姓氏、就会拉近彼此许多距离。
寻根问祖是家族文化,家族文化也叫宗族文化,它是同宗、同族经过千百年的提炼和整理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而且传承于族人之间,记载于族谱之中,或者是祖祖辈辈口耳相传铭刻在人们心间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各个历史时期的民众共同演绎的宗族文化及其内涵的祠堂文化,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重心与核心,应该说说家族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
说到寻根问祖,不能不从孝道说起,我想我们今天热衷于寻祖的每一位宗亲,正是因为善根福德的深厚、正是有了孝亲敬天的至诚之心,所以我们能在寻根问祖的路上相遇并能携手前进。要更好的传承家族文化,寻祖的各位宗亲首先应该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基础的认知,否则,我们的寻祖就做不到端庄大气,发展一定会受到局限。
过去的祠堂,也叫做家庙,主要是教人孝道,春天和秋天祭祀先祖。这是人本能从内心发出的情感,道理在哪里?人对祖宗没有忘记,就不会不孝敬父母。如果祖宗不要了,可能父母也就不要了,中国人要谈家族的亲情,首先离不开孝道,而孝道的教育在每一个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除了养育子女的义务,父母还有教育子女的责任。父母爱孩子就应该把孩子的根扎好,扎好根不是当今社会各种花样技能的培训,这个根就是孝道。一个人能孝亲,他就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有了这份仁心,他就能尊师,他能尊师就能够尊长,所有的德行都从这里流淌而出。从佛教的理论上说,这是自性圆满的教育,是让孩子播种福田,孝养父母是培植个人福报,犹如播种田亩,则有秋收之利。天地有正气,孝顺父母生出的气蕴,是天地间至贵至珍生气最强的气蕴,养得住一切福德,镇得住生活中各种不顺,感得来“福”、“禄”、“寿”三星护体。这里蕰含着极深的真理,所以教育子女一定是从孝道教起,因为圣贤的经典告诉我们“百善孝为先”.2002年在香港建立有“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纪念堂”、2005年在福建莆田建有“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纪念堂”,这是后人感恩祖宗的恩德,对于先祖追思和怀念。儒家讲“慎终追远,民德旧厚”.就是教育天下人,要好好对待父母的晚年,尽心尽力,使父母善终。去世之后不要忘了父母对我们这一生一世的恩德,要常常追思和怀念。这正是中华民族千年万世以来家家户户,历朝历代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祭祀先祖的原因所在。这不但是孝道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对人性本善的维护。所以我们今天寻祖,一定要知道祠堂在一个家族中所发挥的作用。祠堂代表什么?它代表孝亲。
儒家《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孝是德行的根本,教育就是应该从教孝开始的。从汉字“教”的本义上来讲,所谓“教者,孝之文也。”也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弘扬孝道的文化。而家族文化的根本正是弘扬孝道的文化。孝,是一个人内心与灵魂一致的真诚,没有一点虑妄和杂质,所谓纯净纯善,那正是人性的本质。换句话说 “孝道”就 是让我们恢复人性 ,所以孔子说“教人亲爱,莫善于孝。”
在儒家的教育中把孝分成四个层次,即孝养、孝敬、孝爱和孝顺;而在佛家的教育中则更进一个层次,将孝道分为小孝、中孝、大孝和至孝。可见孝道就是生命中大圆满的大根大本,人世间的圆满、出世间的圆满都是从孝道开始的。孝道的教育,是人性本善的教育,是伦理道德、天地因果中最根本的教育。
孝道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它也是大乘佛法的基础、根源。佛教中有一句话叫“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孝”为百善之首;还有一层意思,孝这扇开了,百善之门就都开了。可见“孝”是一棵从人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的道德之树的根。根正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根深才能枝繁叶茂、根劳才能开花结果,万里飘香。一切圣贤经典的教育都是从孝道开始的,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儒”、“释”、“道”三教同尊是孝道。所以,我们今天的寻祖不能不从孝道说起,作为寻祖人不能不了解孝道的重要性。
通过家族文化的学习,我们不仅要了解家族的文化是孝道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身体力行落实孝道,真正做到“孝亲尊师”.我们作为世间人,人人都在为名闻利养劳碌奔波,后天污染的习性障碍了我们的先天的良善,盖覆了我们本真的自性。浮躁的社会竞争让我们接触不到传统文化的圣贤教育,失去了人生的智慧。今天,无论地位显赫之人或是普通百姓,没有不追求“五福临门”的,但是如果不知道“人以善感,天以福应”的真相,总是徒劳辛苦。而在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圣贤将福报分为“三福”,就是根据福报的高低分为三个层次,“五福临门”只属于第一层福,称为“人天福”,这是最低的层次。即使求得这最低的福报,也是必须具足条件的。而最低福报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孝养父母”、第二个条件是“奉事师长”…我们的身命得自于父母,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所以“孝亲尊师”常常是相提并论。“孝亲”非常重要,人首先能够“孝亲”,这才能够“尊师”.作为寻祖人,如果不懂得孝养父母、不懂得奉事师长,这就是违背性德,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什么成就都谈不上。离开了孝道,决定是不得其门而入,即使是最伟大的事业也会变得毫无意义。通过以上对于家族文化的讲述,对于孝道的诠释、我们就能够知道今天的寻祖,不能简单、肤浅只停留在对于姓氏来源、堂号、郡望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扎根于孝道的学习,从孝道做起,我们有更多对于生命、以及性德回归的思考,当我们希望在传统文化的经典中找到宇宙人生真相之时,当我们对于圣贤经典的学习表 现出精进勇猛之时,这就是我们开始了生命的觉悟。
我们今天寻祖的目的实际是在探寻祖先的生命历程、追寻祖先的足迹。就是希望能更多的了解前人经历的生活和遭受的苦难、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学习和传承家族的优秀传统。通过了解前人经历的生活和学习家族的优秀传统,让我们家族宗亲不断的成长和成熟,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如何把一个家族发展成为外人所推崇的意识整体,是一个家族最根本的使命。不管是在物质缺乏的古代还是在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家族文化都是一种令人自豪的资本。炎黄子孙注重的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怀,这是人类真情最朴素的流露。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家族文化、不知道尊重生命和亲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家族的根本使命,更不可能将家族文化升华成一种名族文化或一种名族气节,因为其人性已经扭曲,基础已经没有了。
我们探寻祖先的生命历程和研究家族传统文化,是要让我们学会敦伦尽分、孝养父母、奉侍师长、尊重生命,恢复自身纯净、纯善的本性和良知。通过家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懂得慈心于物、积德累功、学习前人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使我们具备接纳尘世的胸怀,人性本善能自然流露。把家族中家训、家规这些永远都不会过时的立身、做人之道教给我们的年轻人,对于他们形成积极而又共同的价值取向是非常有益的。使我们的年轻人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立志成为优秀的人,从而走向成功和卓越。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在一定层面映射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国是以家族为社会基础组织的国家,家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完成家族使命的过程,即人生拼搏的过程,“少年强,则国强”.这即是民族进步的动力。家族文化的核心即伦常道德的教育,千年万世以来,伦常道德的教育是不可替代的,也是无法抛弃的,这才是家庭和睦、天下大治的根本。
张洪意
2017年6月15日于上海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这首《Country Road》,相信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每每听到这首歌,它轻松欢快的旋律总让我就有种身临其境走在乡间小道上的惬意感。而这首歌,大概也算得上我对美国乡村音乐的最初的印象。事实上,闻名遐迩的乡村音乐也不只是旋律动听而已,它有着它的背景、它的发展,它对整个美国音乐乃至美国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
美国乡村音乐最初起源于美国南部与阿帕拉契亚山区,可追溯至1920年代,最早受到英国传统民谣的影响而发展起来。在二十世纪的一段很长时间里,乡村音乐在整个流行音乐的舞台上只是扮演着一个小小的角色。一战结束不久,美国新建立的一些乡村广播电台经常以乡村音乐为点缀,播放地区性的广告时往往以活跃于附近地区的乡村音乐家所表演的音乐节目为其简短的前奏。最早的乡村音乐是传统的山区音乐,它的曲调简单、节奏平稳,带有叙述性,与城市里的伤感流行歌曲不同的是,它带有较浓的乡土气息。山区音乐的歌词主要以家乡、失恋、流浪、宗教信仰为题材,演唱通常以独唱为主,有时也加入伴唱,伴奏乐器以提琴、班卓琴、吉他等为代表。演出场所主要在家里、教堂和乡村集市,有时也参加地区性巡回演出。它与大城市的文化生活相隔离,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状态。
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音乐在流行音乐主流中的地位才得到巩固。尤其是二战期间,乡村音乐在流行娱乐业中的地位急剧提高,其影响范围有极大的扩展。这大概是由于当时大量人口转入城市工厂和军队,使得这种极具乡愁情调的音乐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同时,人口的频繁流动与密切交往,也促进了文化音乐的交流与渗透,从而使乡村音乐在美国听众中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如今,乡村音乐的发展已经平稳,并得到美国各部落民众的认可与支持。
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美国乡村音乐虽然在音乐风格上多种多样,但是几乎都有着共同的主题思想,即歌曲都毫无例外地反映了普通美国人,特别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爱情婚姻生活、宗教信仰、对乡土的热爱和眷恋以及他们生活中最普通也最感人的经历。乡村音乐风格纯朴、结构简单、不事词藻、说唱结合、时弹时唱、表现丰富、形式活泼。歌词内容像是叙述一段故事,通常以人们日常生活为背景,主要表达美国劳动人民的感情,一般都以母亲、家庭、游荡者、监狱、苦工、失恋、酗酒和宗教等为主题。
乡村音乐歌手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快乐就像生活一样,永远是不安全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歌中总是带有一种冷淡或忧愁。如著名的美国歌曲“The Sound Of Silence”,那种冷淡的旋律,即使是不看歌词,也能使人感觉到孤独和阴暗。我想,特别迷恋乡村音乐的朋友,可能都是多悉善感的人吧!但也不要太过忧伤了,还是笑口常开的为妙,因为连Garth Brooks这样的乡村歌曲之王都会说:“虽然我唱人生的不幸,但也唱生活的快乐,因为快乐总是多于不幸!”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 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水墨画, 中国画的一种。指纯用水墨所作之画, 以笔法为主导, 充分发挥墨法的功能。水墨画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文化性。水墨画家主要由文人士大夫组成, 其作品蕴含中国文人气质, 彰显传统文化特征。传统水墨画中讲究诗情画意, 重神似和意韵, 把意境之美视为最高准则。
纵观水墨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始终保存着中国哲学和美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成熟的水墨画产生于唐代, 在唐代儒家文化受到道家和佛家思想的渗透, 三种文化自觉的相互影响, 形成了儒、释、道合流的文化盛况, 唐人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 内在世界观发生自觉的变化。唐代的水墨画中体现了唐代儒、释、道合流的文化精神, 尤其是禅宗对水墨画的影响, 禅道境界的体现, 将内在的哲学和思想表现于水墨的形式之中, 体现了文人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家主张朴素、崇尚自然, 讲求无欲无求, 造成水墨画抛弃五彩的冷暖之分。也正是由于此中国历代的文人都接受了此素雅之画种。
二、水墨画现代转型中文化缺失的现象
中国画讲究诗画印的全面修养, 绘画者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造诣是创作的关键。然而高校中国画教学大多对绘画技巧感兴趣, 忽视了对传统文化修养在中国画中的核心作用。对文化修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等中国画的传统根基视而不见。
水墨画现代转型过程中, 受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 一批当代水墨艺术家以消解和破坏传统的方式, 寻找到一条符合当代受众审美的模式, 即重效果、轻过程, 重视觉、轻内涵, 轻技法、轻文化, 重制作、轻写意等等。大量模仿、挪用、移植、嫁接西方艺术的样式, 拿来大于吸收, 缺失了中国当代水墨自身应有的原创性。和西方艺术比, 缺少张力、新颖、刺激以及无拘无束的自由感;和传统艺术比, 又少了精妙、难度、意趣和深入的文化感, 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根性断裂。
三、水墨画现代转型中文化缺失的缘由
1. 文化导向性的偏离
“在全世界范围看来, 中国是出现文化断代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汉唐以来, 画家大多具有相当的文化和文人身份, 中国画传承与西方最不相同的就是文化情结, 不仅在于题材及书画形式上, 更在于内在的文采, 书卷气息及审美特质。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无数的改革创新。而我们中国画教育中, 恰恰缺失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进而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代缺失。
2. 艺术品市场的活跃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的环境为艺术品市场打造了很好的文化平台。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变时期, 经济转变同时, 人们思想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大变化艺术品的商品性在现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了重视, 甚至于超越了艺术品本身的价值。这就使得许多人情绪浮躁, 难以潜下心来创作和研究。
3. 全球化背景下的水墨画新纪元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冲击古老东方文化的单向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一个多元互补、互动多极交叉、交汇的文化新纪元正在到来。在今天, 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以经济一体化为前导的全球化, 已经模糊和瓦解了所有地域文化的边界。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批评家范迪安认为:当今中国已被置于世界文化的共时性状态之中。
四、水墨画现代转型中文化缺失的对策
1. 人文教育
对传统的继承不能流于某种形式, 传统文化的精神是继承的核心。一是凝聚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 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 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 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 三是经世致用之学, 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 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 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 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 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 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水墨画的理念与儒释道的精神内涵密不可分。要培养出优秀的中国画人才必须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 开设中国文学, 哲学, 史学, 古典诗词, 文物鉴赏等相关课程, 且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
2. 探本寻根, 师法自然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师自然并不是外形式上对自然物象的模仿和不离不弃, 更重要的是在内在形式上对自然的生命性的体悟和表现。一切景语皆情语, 空有形式没有内容的作品不动人。自然主义并不仅是外形式上对自然物象的模仿, 更重要的是内在形式上对自然的生命性的体悟和表现——它是意境、气韵、生意的表现。这是人心灵自然的迸泻流淌, 表现于形式又超越于形式, 发之于笔端又超越于笔端。黄宾虹论中国画发展时说:“古人立法本大自然, 阎立本初不识张僧繇画, 米元章自谓无一点吴生习气, 唐人失其古法, 而复兴于北宋当为正轨。”这是说中国的绘画有一个根本的艺术态度, 就是面对大自然的创造。它的发展、发达和复兴, 并不在于对前人的模仿, 而在于“立法本大自然”这个根本。
3. 中西结合, 注重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的变更
文化艺术的核心是哲学的意识, 是审美意识与现实融洽的结合, 而艺术的发展与创新都必须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是要在继承中扬弃, 在扬弃中继承, 对于外来的艺术思想在比较中借鉴, 借鉴中变通。无论呈现怎样的绘画风格, 笔墨形式, 意境范围都摆脱不了时代的痕迹, 本土的源泉。赋以传统水墨画表现形式的现代感, 将中国画所具有的内涵与气韵、抒情与感悟的心境同西方现代绘画语言合理的裁剪, 既不沉溺于对传统笔墨程式的模仿与自赏, 也不盲目一味崇洋媚外, 更不迷恋的追求极端主义的标新立异。而是从心而发, 以真诚的心灵面对现实生活和周边世界, 兼容并蓄, 博采众长, 走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嫁接移植之路, 旧貌变换新颜。
4. 保持真实的艺术态度
对于艺术, 形式与技术并不是最根本的东西。艺术态度的诚实——人及人性的本土真实才是最根本的。拒绝时代的洋化和媚俗化, 但不拒绝自然的真实, 生活的真实, 情感的真实, 个性的真实, 这样的艺术才有蓬勃的生命感。
20世纪以来, 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 水墨画现代转型过程缺乏对当下自身、本土生存环境的认真思考和关注, 即我们传统文化精神的断层和缺失。水墨怎样进入现代、关注现代人的生活及水墨怎样才能进入到当代艺术的格局中, 对当下社会文化的转型做出反应等等, 这些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对此, 范迪安提出三点建议:首先, “从观念角度去联接传统, 把本土文化的思维方式加以澄照, 在思想观念上遥接先哲的智慧, 才能形成当代艺术与本土文化的真正关联”;其次, “需要作语言上的转换”;再则, “需要贴近文化现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每一种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开放性与交融性基础上的。相互吸收和借鉴是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不断实现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基本手段和途径。但是吸收、借鉴并不等于照搬、取代失去自我它必须遵循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并与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相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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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道坚.现代水墨画史中的刘国松[J].北京:荣宝斋期刊之十五·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2002.
“我的姓是《百家姓》里没有的”
我们如约前来,采访中国鬲文化的研究学者鬲向前先生,由于“鬲”字的生僻,我们的采访是从鬲向前这个罕见的姓氏开始的。
“鬲”字有两个读音,ge和li,在做姓氏和地名时读“ge”,而在做大量的先秦出土文物的炊具和器皿时读“li”。
鬲向前从小就对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姓产生了极大的困惑,这个《百家姓》中没有的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所谓“鬲”,《辞海》是这样解释的:“古代炊器,陶制,圆口,三空心足。”鬲姓是从上古时代就有的。
鬲姓人口在全国分布很少,主要分布于陕西的临潼和山阳县,据说全国姓鬲的也就2500多人,为什么这么少的人会姓上如此古老的一个姓?他问父亲、问老师,没有一个人能解释,而社会上大部分人不认得此字,如果不是特意说明,他的姓经常被误读成高。于是解开自己姓氏之谜成为鬲向前的一个梦想。
鬲向前读大学和研究生时学的是经济管理学与法学,但从小就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和史学熏陶的他却对古代文化很感兴趣。在上大学、研究生时期,他就已经开始寻找跟“鬲”有关的资料了,那时收集查阅资料比较困难,但好奇心使鬲向前总是能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在工作之余进到博物馆、图书馆去找资料,在陕师大、西大等院校和陕西省图书馆、文史馆、档案馆里,经常有他埋头查阅资料的身影。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他的女儿鬲江慧已经开始读大学了,在西北大学读金融,受父亲的影响,鬲江慧也对家族的姓氏起源十分着迷,于是父女二人商定,一同寻根溯源,把自己家的姓弄清楚。
从2005年元月起,父女二人便利用休闲假日,开始了对“鬲”的研究。由于鬲向前工作繁忙,收集资料,特别是在网上查找资料的工作主要由鬲江慧完成。陕西是中国文物大省,唐以前的文物、特别是先秦的文物出土量在全国可以说首屈一指。在各大博物馆里,鬲向前和鬲江慧发现了众多的、各种各样的鬲。巧的是,这个时候,正好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的《天工开物》节目中介绍了鬲,那期节目中清华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戴吾三研究员介绍了鬲的制作,鬲这个器皿对中国古代饮食和生活的影响及重要意义。这个节目给了鬲向前很大的启发。他从鬲作为炊具这样一个物态开始,经过长达4年多的研究,将散落于历史记忆的碎片进行了拼接,终于解开了鬲姓的千古之谜,并且发现了鬲文化的来龙去脉。
鬲向前和鬲江慧将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专著,名为《鬲与鬲文化》,由三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这本书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的角度论证了“鬲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和文化价值。
这是一部严肃的文化史论著。它以有鬲氏为首的古老部落方国史实为背景,以现代考古学中的鬲这一真实器物为主轴,探寻了鬲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全面而系统地对鬲这个上古时期的文化类型品,作了科学的考古学的研究,并对它的社会历史功能作了周密的论述;并通过对鬲国的兴亡史脉络的铺陈,复活了历史的碎片,回答了有关鬲文化的诸多千古之谜。
“上古时期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鬲”
鬲向前兴致勃勃地拿起他书桌上的一个仿制的鬲对我们讲起了鬲的来历:大约4800多年前,鬲是用陶土制成的,它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用具,用作炊具。
我国目前发现最大的商代陶鬲,是2001年考古专家在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发掘时发现的,这件陶鬲高47.8厘米,口径40.2厘米,腹径38.7厘米,有着3500多年历史,被称为“中国分裆鬲王”。所谓分裆,就是物体的下面由三只足、形状似牲畜乳状的器具组成。
把食物放在鬲里面,鬲的下面可以烧火,通过蒸煮将食物加热。食用熟食,对古人的智力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使得古人可以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以种植谷物来维持种群的生存和繁衍。
除了是生活用品外,鬲还是礼器和神器,具有祭祀的价值。
目前在黄河流域距今4600年~3000年的古代遗存中都发现了大量的陶鬲,比如甘肃和政县的齐家文化、山东章丘县的龙山文化,还有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河北易县的七里庄三期文化,以及陕西的泾、渭许多地方都出土了陶鬲。
鬲作为礼器这一特性在商朝和西周时期更加得以张扬,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中,都不难发现鬲的身影,而且有许多青铜鬲上还刻有精美的纹饰,有的还刻有铭文。可以说鬲文化是商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商代鬲从生活用具晋升为礼器,它与鼎等器物一样成为“国之重器”。鬲的形状也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出现四足、方形、附耳等种种形态。
在春秋战国时期,因生产发展、生活需要,在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瓶和甄两种器物。到汉代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釜出现了,于是鬲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鬲向前笑着说:“古人吃饭就离不开鬲。鬲是我国最古老的陶制炊煮器具之一。它长着三条肥胖的腹足,其器型与装饰因年代、地域不同而有异,但共同的、最突出的是那张朝天的饕餮大口,它就是在告诉人们:民以食为天。”
汉字中,有不少字是与鬲有关系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字是古体的粥,也就是“鬻”字,从这个字的字形及字义也能看出来与鬲的紧密联系。“鬻”字两边“弓”,中间上为“米”,下为“鬲”。两边的“弓”是鬲在烹煮谷米时冒出的蒸气,就像米置于鬲中烹煮之状,这也是粥的本意解释,说明古人发明了鬲以后才有了粥这种食物,这也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粥的起源。
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曾有“居士素通达,随宜善抖擞;床上无毡卧,镉中有粥否?”的诗句,诗中的镉字,应当是金属材料制成,说明唐朝时还依然使用着一种叫镉的炊具,而这种炊具里煮的应该是粥。
“有鬲氏曾帮助大禹治水”
在鬲向前的研究中,他不仅深入考古工作队、博物馆寻求线索,而且还注意吸收和引用史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史学界基本形成这样的共识,鬲姓祖上就是由上古时期的有鬲氏流传下来的。史称:“古鬲国,偃姓,皋陶(黄帝之子少吴之后,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后。”鬲向前这位古鬲国的后人,很自豪地向我们讲述了有鬲氏在上古史上留下的辉煌足迹。有鬲氏为了帮助大禹治水,从中原地区迁往黄河下游,也就是今山东禹城一带。大禹治水完毕后,有鬲氏带领族人就定居在此地,成了夏代的一个部落方国。除了帮助大禹治水,有鬲氏还协助少康复国,据《左传》载,太康时后羿当政,排斥忠良,专用奸邪,寒浞窃国,杀死后羿。夏朝大乱,“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立少康”,这才有了少康中兴。
到西周初时,有鬲氏还是比较强大的部落,但在周公平定叛乱中,鬲国国都遭到毁灭。从此,鬲国王室贵族被迁移到周王朝都城镐京附近,集中监管。鬲姓氏部落,悄然隐藏于古都西安近郊也就是临潼。清朝道光年间,又有一支迁到山阳县。
鬲向前认为,有鬲氏改姓鬲,可能就是在迁往临潼后发生的。这一时期是战国到秦统治时期,随着姓氏习俗的演变,有鬲氏王室后裔对家族的传承符号有了新的诠释,于是就把有鬲氏确定为鬲姓,如此推算鬲姓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
“鬲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的重大精神财富”
《鬲与鬲文化》面世之后,得到了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一些知名专家的广泛好评,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石兴邦、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清华大学、西北大学教授张岂之等人都对鬲向前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正如陕西著名作家高建群所评价:“《鬲与鬲文化》这本书,为我们寻找到了一条通往历史,通往远祖,通往中华文明源头的比较便捷,比较可靠,比较准确的寻宗向祖之路。”
鬲向前关于鬲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在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考古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等諸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和论述。
在考古学方面,通过阐明鬲的演变,表现了鬲在从龙山文化一直到夏商周及以后各时代的地位和贡献,也证明了其在中国物质文化史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和地位。
在政治学方面,鬲向前认为鬲国的出现是中国最早国家形成的雏形,是家国同体、忠孝相通的宗法制度产生的标志之一,并指出这是“家天下”政治文化的根源。
在文化学方面,鬲向前认为鬲是我国古代重要文化载体,“鬲”在中国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在铭文里面,它对中国汉字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汉字中“鬲”字的形象字根组伴而构成的汉字不在少数,如“隔、隔、槅、塥、融”等等,说明了鬲在汉字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黄河和长江流域陶鬲和青铜鬲的大量使用,不论是炊具还是礼器,都从一个侧面促进了中国远古文化的交融,说明鬲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
《鬲与鬲文化》通过对新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所出土的大量以鬲命名的陶器、青铜器等文物的研究,厘清了鬲文化与中华文阴发展的主要线索,通过鬲从民间实用器物到作为贵族祭祀礼器的演变过程,展示了鬲文化起源、兴盛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兴衰过程,图文并茂地描绘了“鬲”这种器具从物态文化走向精神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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