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腐败问题

党内腐败问题（精选7篇）

党内腐败问题 篇1

腐败现象，是当今我国社会上最受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关于党内腐败事件却层出不穷，且直接或间接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有这样的话：治党内腐败亡党，不治则亡国！听起来确实有点耸人听闻，但确实反应了一些真实情况。据中央纪委的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间，中央纪委及各级纪委查处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200多万件，处分党员235万人。有效遏制腐败不仅关系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还关系到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否最终取得胜利。

1、简单分析党内腐败现象成因

（一）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出“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紧。许多党员干部由于一段时期来，很少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致使许多干部产生了“淡化党风意识”，“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观念。

（二）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随着改革的深化，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既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缺乏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而更多的是主观随意的人为因素，实为腐败现象的繁衍栖身提供了条件和土壤。

（三）心理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对这一现少数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产生了难以平衡的心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也陷入腐败之中。

（四）一个社会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有其内在必然因素，这就是新体制建设过程中对权力制约机制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情况下，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新体制还未完全形成，监督、管理上还存在很多漏洞，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趁机钻进来，使一些党员分陷入腐败之中。

2、正确看待腐败问题

腐败与反腐败是我党义新时期自身发展的一种矛盾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律认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矛盾的这种相互转化，则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我们党，在其自身发展的8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挑战、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建立民主，最终发展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矛盾动力。腐败显现了存在的问题和自身的弱点、不足，反腐败是正视问题、勇敢面对的体现，是克服弱点、弥补不足不断完善的过程。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封建残余意识及陋习。

3、怎样防腐反腐

1.加强党员思想建设 思想腐败是腐败的根源。党员干部的堕落都是因为思想的转变，才陷进了腐败的深渊。从根本上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丧失了党的先进性。

2.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从制度上根本保证了权力的相互监督的实现，提高了监督的主观能动性，保护了监督人权力的运行，维护了监督者的利益，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3.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

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4.加强反腐败监督体系建设 防止腐败的关键措施就是要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地监督。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廉政法律体系，促使国家公职人员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本职工作上，维护公职的严肃性和公职机构的工作效率。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失，反腐败的重任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一棵参天大树若任蛀虫繁衍啃咬，最终必定逐渐枯萎，一个国家或政党，若任腐败毒瘤蔓延，最终也难免区域衰亡。只有坚决反对腐败，常抓不懈，树立长远目标，才能保持党和国家计提的健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心得体会(一)

当前中国政治生态局势发展来看，学习型、服务型、廉洁型党组织及党员干部是大势所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及培养学习型党员干部需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章党规及系列讲话中含有大量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内容，是所有党组织及党员所要遵守及学习的，是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落实党章党规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活动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大举措，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部署。

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及培养服务型党员干部需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首先，做好合格党员才能为做好服务型党员干部做好铺垫，只有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活动才能让每名党员将合格党员的标准铭记于心，实践于身，按照基础在学、关键在做的要求，坚持学做结合、知行合一，坚持全覆盖、常态化、重创新、求实效，强化问题导向，注重以上率下，扎实有序地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建设廉洁型党组织及培养廉洁型党员干部需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新政治生活新常态下，反腐倡廉一直是经常性要求。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一是能够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二是能够强化党性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三是能够强化组织建设，健全基层党组织。

党内腐败问题 篇2

关键词：邓小平,治理腐败,反腐败斗争

早在1989年6月9日,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要两手抓, 一手要抓改革开放, 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此外, 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地讲到治理腐败的问题, 可以说他的治理腐败思想已形成完整的体系。纵观并且重温邓小平的治理腐败思想, 对于指导我们党内的反腐败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 治理腐败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中心”, 就是指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这一基本路线出发, 邓小平在论述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定位及其与中心工作的相互关系时, 始终坚持一个基本观点:“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围绕这个中心, 决不能干扰它, 冲击它。”从这个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 反腐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 而不能偏离、更不能冲击这个中心;要寓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之中, 而不能游离其外。反腐败对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但它不能脱离中心工作孤立地存在和发展, 它要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大环境中去布局、去运作, 要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去把握。这就是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对新时期反腐败的整体定位。

可见, 在反腐败与中心工作的关系上, 邓小平始终强调反腐败要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提供保证, 这表明, 经济建设与反腐败是主从关系;同时, 反腐败对于经济建设又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即保证作用。所谓“保证”就是按照邓小平的理论, 一方面是消除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障碍, 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 是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和发展方向前进, 避免它走入邪路, 避免它变质。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 反腐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不是消极被动的, 它同时又是高层的保证。

2 治理腐败要把依靠群众和加强法制结合起来

邓小平的依靠群众治理腐败思想:

一是人民群众痛恨腐败, 希望反腐败, 人民群众是反腐败的基本力量。新时期的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 但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针。

二是新时期的反腐败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廉政建设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要通过法规纪律克服消极腐败现象, 运用法律武器同经济犯罪行为和腐败行为作斗争。要完备法律体系。要建立健全监督和惩治腐败的专门机构。

三是反腐败既要依靠人民群众又要遵循法制原则, 要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 而不搞群众运动, 其结合点主要是实行人民群众信访等主要制度与党和国家机关受理人民群众举报的专门机构铁面无私的工作相结合, 归结起来就是反腐败要依靠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在法制轨道上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

3 治理腐败要把制度建设做为根本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在这篇文章中, 他尖锐的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着不少弊端, 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并且对这些现象和制度成因作了系统的、实质性的剖析。循着邓小平的思路, 可以这样理解:党和政府机关中反复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 往往与某种制度、体制、机制的缺陷和弊端直接相关联。如果这种缺陷和弊端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消极腐败现象的死而复生、反复出现就是难以避免的。进而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认识:从制度、体制、机制上透析消极腐败现象的成因, 这是邓小平对消极腐败现象成因分析的一个重要创新点, 是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认识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从制度方面分析消极腐败现象成因的基础上, 邓小平十分重视通过制度改革和建设去治理消极腐败现象, 并对此多有论述, 形成他的制度治腐思想:一方面, 要革除或改变导致、助长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制度, 这属于“破”的方面;另一方面, 要建立、完善能够抑制和防范消极腐败现象滋长的制度, 这属于“立”的方面。邓小平这方面思想的意义在于, 通过建立健全的、好的、科学的制度, 可以防范、制约党和国家工作人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由于制度的严谨、严密, 可以使有腐败意识和动机的人难以发生腐败行为, 从而为廉洁、廉政提供制度也是更根本、更稳定的保证。

4 实现和保证经济的发展是治理腐败的基本条件

邓小平关于减少和最终消除腐败现象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思想, 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按照邓小平的思路,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消极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它的存在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相联系, 它的消除也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水平为基础。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多处论述, 概括起来有两方面的基本的观点:

一是“经济基础论”。邓小平指出:“物质是基础, 人民的生活好起来, 文化水平提高了, 精神面貌会有很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 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 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翻两番, 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当然, 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 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

二是“综合作用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的发展上去。

……我相信, 随着经济的发展, 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 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表明:

一是经济的发展是最终消除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推进各项工作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尽管经济力量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力量, 它不能代替其他力量的作用, 但它是其他力量发生作用的基础。

二是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同时又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逐步减少和最终消除消极腐败现象, 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主法制、惩处整治等综合因素和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以外的其他力量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党内法规体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篇3

[关键词]党内法规；体系；若干问题；思考

[中图分类号] D2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1--0039-03

一、党内法规及其分类

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1]毛泽东最早使用“党内法规”的概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使用了“党规党法”的名称。[2]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不断的丰富完善，党内法规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如何认识这一体系从而对党内法规进行分类，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分类方法。

（一）以效力等级为标准的分类。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分为七大类、三个等级，七大类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其中党章具有最高效力，其次是准则、条例，最后是规则、规定、办法和细则。[3]

党章被称为“党内宪法”，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修改并发布，对党的性质和宗旨、路线和纲领、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党员义务和权利以及党的纪律等作出根本规定，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也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依据和基础。现行党章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修改制定的。之后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均都对党章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准则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或者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对全党的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和全体党员行为作出原则规定。迄今为止，我们党制定了两大准则。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申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的12项准则，全面恢复和发扬了延安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将原来的52个“不准”修订为八条“廉洁自律规范”，其调整范围也由原来的“党员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对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条例由党的中央组织制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对党的某一领域重要关系或者某一方面重要工作做出全面规定。在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我们党制定出台了一批重要条例。2013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拥有了正式的党内“立法法”，为进一步规范党内法规的制定提供了保障。为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原《条例》进行了修正。

规则、规定、办法、细则是由中纪委、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对党的某一方面重要工作或者事项作出具体规定的党内法规。近些年我们党及时出台了大量规定、办法，以规范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

（二）以模块内容为标准的分类。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2007-2012）》，按照模块内容可将党内法规归纳为以下七类：第一类是党章及相关法规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第二类是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包括《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等；第三类是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第四类是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包括《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第五类是关于党的作风建设，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六类是关于反腐倡廉建设，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第七类是关于党的机关工作，如《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等。

二、当前我国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制订了大量的党内法规。据统计，2012年7月至2014年12月，中央对党内法规进行了两次集中清理后，截止到2012年6月，依然有效的党内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共计487件。党内法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是逐步建立了一个以党章为核心的较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逐步解决了对组织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无法可依的问题；二是一系列党内法规尊重和保障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三是党内法规的制定机制逐渐趋于专业化、严谨化。[4]但另一方面，当前党内法规体系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缺乏系统性、体系性。长期以来，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以及制定逻辑的缺陷，党内法规“碎片化”现象比较突出，立法缺失与立法重复并存，各部分之间没有很好衔接，各项基本制度难以形成体系。例如，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等其他方面法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结构体系没有形成，配套法规还不完善，有些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制度缺项，还做不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总的来说，在已颁布实施的党内法规中，实体性法规较多、程序性法规较少，可操作性措施以及详细解释较少，惩罚性措施单一，强度不够。因此，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党内法规体系。

（二）党内法规的清理机制不健全。以往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往往侧重于党内法规的创设，而忽视了对党内法规的清理工作。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的大量党内法规长期积压而没有清理，很多规定内容早已过时却至今仍在发生着效力。为此，2012年7月至2014年12月，党中央先后分两个阶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的所有党内法规进行了集中清理。通过这次集中清理，“摸清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度的家底，一揽子解决了党内法规制度中存在的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问题，有力维护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协调统一，有利于党内法规制度的遵守和执行”。[5]但是，党内法规集中清理耗时长、工作量巨大，弊端很多，为此，党内法规应既注重定期清理，也要注重及时清理，建立一个党内法规及时清理制度，将及时清理作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一部分以及制定或者修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一个必经环节，是十分必要的。

（三）实施细则不明确。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不能执行到位，再好的制度都只是一纸空文。党内法规制度也面临着执行效果的问题。很多党内法规制度过于笼统，因缺乏实施细则而难以得到贯彻落实；一些法规制度的条文只有定性的要求，没有定量的要求，很难具体操作。例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三条中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但是对于什么样的情况或数额属于“情节较轻”，或属于“情节较重”和“情节严重”，并没有做出详细说明和解释，这样就很可能会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争议，影响制度的执行效果。

三、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路径思考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实现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一）党内法规的创设：重视党内法规制度的系统性与协调性建设。第一，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网络体系。在党内法规中，除构建和完善以层级为标准的党内法规体系之外，可仿照国家法律体系构建一套以模块内容为标准的党内法规体系。2010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党内法规体系尚未形成。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中的经验，包括重要的立法原则、较完备的立法程序、科学的立法技术等，都可以为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提供重要帮助和借鉴。[6]第二，促进党内法规的协调性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协调性，一方面是党内法规系统内部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与国家法律的协调。首先，进一步加强党内法规的实施评价、备案审查和法规清理工作以促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内部协调性。加强党内法规实施评价工作，组织专门力量定期对党内法规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进行检查和调研，考察和评价党内法规核心条款的遵守情况和执行效果，及时发现党内法规在制度设计、规范内容、制定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党内法规出台的质量。其次，建立党内法规制定与国家立法的沟通协调机制，以弥补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出现的调整断层和空白；也有利于避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现象，维护法制的统一与权威；另外也是厘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适用边界的需要。由于二者的适用领域、调整对象都有很大区别，是否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适用的边界，直接影响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成效的发挥。[7]

（二）党内法规的执行：注重实施细则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提升党内法规的执行效果应该注重党内法规实施细则的建设，总体来说，就是“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使原则性的要求刚性化，减少法规制度的弹性，增强法规制度的操作性。”[8]如在党内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在“要怎样、不准怎样”等口号性要求外，还应增加“违反了……就要给予……处理”这样的硬性规定，有些规定较笼统的条文还需适时作出党内法规的解释——哪些情况属于该条文所指的行为，哪些人属于该条文所指的对象；而对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等定性用语应根据实践发展需要及时出台实施细则。

党内法规的执行还有赖于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例如党内法规的执行机制建设，应严格做到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切实做到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健全党内法规的监督检查机制，明确监督执行的责任部门，完善监督检查方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避免执法者带头违法的现象；完善党内法规的惩处追责机制，一方面严肃执行党内法规的惩处规定，并及时通报，另一方面与国家司法部门合作，适时追究违规者的法律责任；建立健全党内法规的事后评估机制，及时修改完善相关党内法规。

（三）党内法规的废止：建立及时清理机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首次将修改和废止环节纳入党的制度建设体系，它与同时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和两次集中清理行动初步构成了党内法规的退出机制。但由于集中清理巨大繁重的工作量等弊端，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常态的党内法规清理退出机制，既需要每隔几年的集中清理，又需要日常清理，“使原来繁杂、大规模的法律法规集中清理转变成为经常性的长效清理机制，从而节省大量的法规清理成本，提高法规清理的工作效率，这有益于法规及时更新，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因而能较好地解决当前党内法规建设所面临的困境”。[9]为此，对于党内法规的日常清理，可以为相关党内法规建立“有效期制度”——何时或因何种情况而自动失效。日常清理与集中清理相结合的机制，有利于党内法规的清理工作制度化、有序化，对于科学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政府网站.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EB/OL].http：//www.gov.cn/jrzg/2013-05/27/content_2412598.htm，2013-5-27.

[2]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加强法规制度建设 释放法规制度力量“党内法规”的提出和演变[EB/OL].http：//www.ccdi.gov.cn/xwtt/201506/t20150630_58596.html，2015-06-30.

[3]张晓燕.对党内法规，你认识到位吗[J].时事报告，2013（7）.

[4]王立峰.依法执政与党内法规建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1）.

[5]新华网.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全部完成[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17/c_1113285412.htm，2014-11-17.

[6]孙才华，方世荣.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相互作用[J].湖北社会科学，2015（1）.

[7][8]董业东.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5（2）.

[9]强舸，陈静茜.党内法规建设需进一步完善退出机制[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

（感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刘红凛老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

党内腐败问题 篇4

党内监督严格地说来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过程，是在党内组织内部范围内，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实行的自我约束和完善，强调的是通过党自身的力量解决自身的问题。党内监督就其政治含义而言，它是一种预防的机制，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加强党内监督是反腐倡廉的关键环节。我们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党内监督，关系到执政权力的正确行使，人民的根本和人心向背，党的阶段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不断巩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很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集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几年虽然党内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但在党内监督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一些领导缺乏党内平等的民主意识，自持位高权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只许自己监督别人，不许别人监督自己。而腐败现象又恰恰发生在这些领导干部的身上。二是监督不了。一些领导干部往往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一身，“党的领导”变成“个人领导”，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三是无力监督。现行的纪检监察机关是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作为上级监督下级容易，而下级监督上级就很难。就出现人们常说的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太软，法纪监督太晚，舆论监督太泛的现象。极易造成失监、失察、失真的现象，甚至出现所谓的监督“真空区域”。四是监督渠道不畅。如在一些部门办事公开透明度不高，权力运作、重大事项决策、干部选拔等工作公开性不强，公开范围不广泛，干部群众获取信息还存在不对称问题，致使在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方面受到限制。

党内巡视制度问题研究 篇5

形成于汉代，完备于盛唐，强化于明清，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一直是统治阶级强化其统治地位的有效监察手段。

古代巡察制度的主要特点：一是巡察官的权力很大；二是巡察法规比较完备；三是巡察时间有规定；四是巡察官的选任严格。

2.西方历史上的巡察制度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

1.巡视制度产生的历史动因：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直接影响；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党的内部组织结构漏洞的弥补。（主要是监察委员会的缺失）

2.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创建（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这是党的文件中最早规定设立中央分派各地指导工作的特派员）!1925年党的四大又提出：中国地域很大，中央为明了全国实际情况#随时特派巡行员#并同时做职工运动的指导员。1928年日，中央发布第五号通告，正式颁布党内《巡视条例》，要求各级党部切实执行《巡视条例》，初步系统地规范了党内巡视制度和巡视员工作的基本问题!，明确规定了巡视员的条件及其人选的确定、巡视期限、巡视手段、方式、巡视员的职责和任务。1931年中央通过了新的《中央巡视条例》，就中央巡视员的条件、基本任务、工作方法、职权、教育和纪律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并要求各省各地参照该条例建立自己的巡视制度。

3.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贡献：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保障了全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的决策的科学性；强化了党内监督的有效性；提高了党员和党的干部队伍素质。

三、新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重构

1996 年，中纪委制定下发《关于建立巡视制度的试行办法》，并开始向地方和部门派出巡视组。2001 年，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成立巡视办公室，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2002 年党的十六大强调，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

1.重构党内巡视制度必要性的政治学分析：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提升执政公信力的需要；促进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需要；提升党的政治动员能力的需要；有效地维护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抵御执政风险的需要。

2.重构党内巡视制度的历程

四、新时期党内巡视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巡视人员结构不够优化

2.巡视的手段和方法有待改进

3.巡视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的有效衔接问题

五、完善新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路径 1.规范性建设

2.科学评价机制建设 3.队伍建设

深化党内选举制度改革问题与对策 篇6

【内容提要】 当前党内选举实践中在候选人提名、党代表成分、选举程序等三个方面存在着问题。其存在问题的原因，既有对“党管干部”简单化理解、对党内民主理论缺乏系统梳理等理论方面的原因，又有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仍然存在的体制方面的原因。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有八个方面的着力点：制定《中国共产党选举工作条例》，正确认识党管干部和党委意图、竞争性选举、拉票现象等几个认识问题，完善与党内选举改革相配套的制度，提高党内选举的地位，完善党代表选举制度，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全体委员会选举制度，加强对竞争性选举的监督，加强党内选举文化的建设。

【关键词】党内选举 党内民主 候选人 党代表 选举程序

党内选举制度是党内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党的建设，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这是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最重要的方面，也是推进党内民主最基本的着力点。2011年全党基层和地方党组织大多进行了换届选举，较之以往的换届选举，这次选举在原有制度和程序方面做得更加规范、更加严密，要求也更加严格，因此，保证和实现党委意图更加有力。但是，在竞争性选举、扩大差额选举方面没有更多的突破。随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势在必行。

一、当前党内选举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候选人提名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

在党内选举实践中，候选人资格条件多以组织提名人选为参照系量身定做，以便于缩小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范围。通过级别、任职年限、年龄、性别、届别等因素，刻意用设定条件去“套”人选。候选人名额分配到各党组织中时，就已经是“戴帽”的指标，类似于委派的候选人。党员推选，基本上是按上级意图推选，普通党员缺少“推”与“选”的机会和平台，很难体现广大党员的意愿。

党的代表大会上，各种候选人预备人选缺乏自下而上的代表和委员联名推荐候选人、党员自荐的制度和平台。党的代表大会选举、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上的选举基本上是为实现党委意图的选举，选举人选择空间有限，党内参选热情和积极性不高，个别情况下甚至出现“厌选”情绪。

(二)党代表的结构比例不科学

地方党代会代表的80％以上是各级各类主要领导干部，因为即使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妇女代表等，也多是领导干部身份。基层、第一线非领导职务的普通党员代表名额太少。某种意义上说，党代表实际上是领导机关的代表，党代会差不多就成为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了，这样，就使得党的代表大会的选举变成了领导选举领导。

(三)党内选举程序不够规范

根据1990年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第9条的规定：“代表候选人由选举单位组织全体党员酝酿提名，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确定，提交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这里，一是选举单位的“全体党员”提名程序不是十分清楚，二是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确定”代表候选人，缺乏保证党员意愿顺利表达的严格的程序性制度。实际上，“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确定”往往是一句空话。

根据中央1994年1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经过“初步人选”到“预备人选”，再到“候选人”，最后到选举“代表”，有很多环节，能够到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参选的代表并不是完全经过真正的民主提名，再经过20％的差额选举产生的。这些候选人经过多次组织程序，包括考察、审查、批准，才能够成为代表候选人参加20％的差额选举，这个时候的候选人基本上是体现组织意图的。20％的差额也只是在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坚持的原则，并不是所有“多数”党员的意见的环节都是要选举的。由于过程中没有严格的选举程序，所谓“多数党员的意见”经过繁杂的程序被虚化，最大程度反映的是组织的意图，体现的是组织本位。

地方党的全体委员会选举程序虚化，缺乏竞争平台。选举时，虽然差额比例是能够按规定进行的，但候选人提名大体上只是对上届党委提名经过上级党委批准后名单的确认，再加上选举的“陪选”现象，使一些选举程序被虚化。

二、党内选举缺乏创新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方面的原因

1.对“党管干部”简单化理解。把“党管干部”等同于或基本等同于党委管干部，甚至把“党委意图”与党代表联名推荐对立起来，这是选举困境出现的理论原因。党内民主尤其是党内选举，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实现党委意图。如果把实现党委意图作为选举的最高目标，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那么，要在党内选举中真正体现保证党员和党代表的民主权利、真正实现党内民主就有困难。当然，如果党委意图完全是党内民主的产物，那么把保证党委意图作为最高价值是可以的。问题是党委意图也往往被扭曲，甚至成为少数人的意志。如何使保证党委意图与保证党员权利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更能够体现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是党内选举的难点所在。

2.缺乏对党内民主理论的系统梳理。把党内民主提到党的生命的高度，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党内民主的高度重视。但是，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党内民主，需要有一套完整而周密的理论作支撑，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战争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党内民主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党内民主发展的需要，同时又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形式，这都是明确的。但是，如何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合理成分，如何准确体现中国特色的民主，还缺乏认真系统地梳理。党内选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践行马克思开始所设想的党内民主形式(如共产主义同盟时期党内民主形式)，倒是战争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甚至是前苏联共产党时期的党内民主形式，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选举方式影响较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内选举实践的矛盾处境，实际上是必须发展党内民主与如何发展党内民主之间的矛盾表现。

(二)体制方面的原因

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现在仍然存在。长期的权力过分集中对党内选举造成的影响有：一是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在传统体制下进行换届选举，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求进取，不愿意下大力气进行改革。二是有的领导干部把权力过分集中作为优越性进行赞美。如效率高、容易集中等，找到了安于现状的借口。三是保护既得地位和利益，削弱了改革的动力。调研中，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认为，现行的党内选举制度是非常科学、非常实用、操作性很强的制度，不需要改革。也有的领导干部担心党内民主改革一旦失误，形势失去控制，可能比不改革还要糟糕。

此外，党在选举文化方面的缺失，如党内民主意识不够、程序观念不强、盲目追求高票当选的观念等，也是党内选举缺乏创新的重要原因。

三、深化党内选举制度改革的对策思考

(一)着手制定《中国共产党选举工作条例》

一方面，深化党内选举制度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是中央高度重视，把党内民主提升到党的生命的高度；二是地方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在党内民主选举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有许多好的经验。另一方面，现行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党内选举制度改革的需要，建议合并这两个选举条例，因为在党内选举的程序、内容方面，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基本上是一样的。鉴于此，应着手制定《中国共产党选举工作条例》，新条例应该包括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的内容。同时，要制定相对统一和规范的《中国共产党选举办法》。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中央组织的选举越来越规范，把它制度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修改、制定党内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一定要体现以下原则：一是换届选举工作应以制定科学严密的换届选举程序，并严格执行程序为重点，确立程序至上的理念和原则；二是尊重选举结果；三是人事筹备重点应放在确定条件、原则和程序上，要推荐最有竞争力的领导干部作为建议人选，而不是筹备所有委员名单。

(二)明确和匡正几个认识问题

1.正确认识党管干部和党委意图。党管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不移坚持的原则，但必须正确理解党管干部的科学内涵。党管干部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发挥党制定干部标准、干部政策的引导作用；二是党竭力推荐最优秀、最有竞争力的人才出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三是加强党组织对党内外选举的控制和引导；四是努力对干部的使用、干部用权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和监督。这样说来，在党内，党管干部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党内民主，而不完全是上级管干部。应该最大限度地让党员、党代表参与干部的任用。党员推荐候选人、党代表联名推荐候选人应该也是党管干部的形式。党代会换届选举时的党委意图应主要包括：严格把握候选人的基本条件、推荐最优秀和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执行严格的选举程序、强化程序至上的观念、保障党员权利、通过严格程序控制选举过程。在具体候选人的推荐和选举过程中，如果党委意图不符合多数党员的意愿或者党代表的意愿(以严格程序下的票数为准)，那么，就应该服从党员或党代表的意愿。党委意图与党员意愿、代表意愿真实地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是党内选举制度改革追求的目标。

2.科学认识党内竞争性选举。必须直面竞争性选举而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李源潮同志认为：“竞争是古今中外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用‘马场赛马’、公平竞争的办法激发干部人事制度的活力。”①既然是古今中外行之有效的途径，我们就不能回避，不能犹豫徘徊、踟蹰不前。竞争是差额选举的常态，没有竞争就不是真正的差额选举。当然，竞争性选举也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也不是选拔最优秀人才的灵丹妙药，它本身也有局限性。但历史和实践都证明，竞争性选举是相对公平的选举形式，是进步的、便于纠错的、弊端相对较小的选举制度。为此，必须勇敢面对竞争性选举这一课题，积极推进党内竞争性选举，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引入党内选举，实行积极健康的党内竞选，为推进国家政治生活更加民主作出示范和表率。

3.冷静分析拉票现象。不容否认，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存在拉票现象，其主要原因：一是领导职位的权力和利益诱惑多与领导职位少之间存在着矛盾；二是符合条件的人比较多使竞争不可避免；三是拉票的对象相对固定使拉票便于操作；四是简单地以票取人使拉票成为需要。为此：一要承认拉票现象的存在。只要存在竞争和票决，就不可能完全避免拉票现象的发生，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要采取“疏”和“堵”相结合的方法规范拉票现象。“疏”就是承认竞争，承认拉票，规范公开拉票的时间和方式，并且让更多的人参与选举和推荐，使拉票更加困难，为公开竞争提供平台和机会；“堵”就是规范拉票，严格禁止不正当竞争，严格、从快惩处违反纪律和违背道德的拉票行为。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公开竞争、公平有序竞争。

(三)完善与党内选举改革相配套的制度，营造改革的氛围

1.完善委员会、常委会成员领导级别的规定。建议委员会、常委会成员领导级别仅仅作为任期内的级别，一旦不担任机构的领导成员，相应的级别应自动取消。现行级别实际上的终身制现象非常不利于发展党内民主，使一些党员不是为了党和人民工作，而只是为追求级别、追求待遇去竞争。如果能取消委员级别的规定，减少职务权力和利益方面的诱惑，干干净净去竞争，就更能营造为党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氛围。

2.严格实行任期制、罢免制和辞职制。凡选举的职位，如代表、委员、书记、副书记等，都要严格地实行任期制。要谨慎使用委任制。选举产生的干部，在同一领导职位上一般不能超过两届。在任期内一般不随意调动、调整，因故离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通过选举进行补充。要有完善的补选程序。与任期制同等重要的是党内的弹劾罢免制度。列宁认为：“只有承认和实现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②党员与党员代表的关系，实质上是委托者与受托者的关系。如果代表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党员有权、有程序启动对代表的罢免程序。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关于党内罢免的相关内容，将弹劾、罢免权下放到党代表、全委会、下级机关或下级纪检部门，对弹劾、罢免的内容、程序以及适用范围和对象等要作出具体规定，做到有法可依。为了加强代表对委员的监督，建议建立党代表联名罢免制度。同级党的代表大会1／3以上代表联名可提出罢免案，1／2以上代表投票赞成即可通过罢免。在党的委员会内，建议有1／3委员可以提出罢免案。完善党内的辞职制。任期内由于工作变动、身体原因、道德失信、违纪违法、工作严重失误等原因，应该有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方式及时解除职务。尤其是任期内实绩很差、工作上出现重大失误、群众意见很大的领导干部，必须辞去现行岗位职务。

3.放宽党员参选的身份限制。要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和民主性，需要突破参选的资格“瓶颈”，放宽参选人身份限制，包括任职年限、行政级别、地域、年龄、教育程度等资格限制，尤其是行政级别的资格限制，有的选举甚至可以突破是否是公务员身份的界限。在现行体制下，应该放宽民主推荐对象和参加民主推荐对象的级别限制。如，县(处)级领导干部推荐对象和参加民主推荐对象可以放宽到副科级，厅(局)级领导干部推荐对象和参加民主推荐对象可以放宽到副处级，以此类推。

4.党委和组织部门要转变职能。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认真研究党的组织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党内选举的现状和发展走向。在党内选举过程中，要重点宣传党内选举，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严密组织选举，严格按照党内选举规定的制度和办法进行；对党委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认真考察，深入了解其德能勤绩廉情况，宣传党委推荐的候选人，评估其参选时胜选的可能性，努力争取当选；对党内选举的内容、程序进行严格的监督，对所有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德能勤绩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认真总结党内选举的经验教训，提出党内选举条例和选举办法的修改建议。

(四)提高党内选举的地位，扩大党内选举的范围

1.逐步确立以党内民主选举为主要方式的干部任用制度。党内主要领导干部一般是经过认真选举产生出来的。党内主要领导干部一经选举产生，就必须保持稳定，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期内的调动。领导干部成员出现空缺，应确立严格的推荐和选举程序及时进行增补，建立缺额补充制度。委任制目前还不能抛弃，但委任制是党内选举制度的补充，而不是党内选举的主要方式。委任领导干部的数量也要逐渐减少。地方和基层党内主要领导干部选举后，部门的办事机构可以由领导提名、党的委员会批准，实行任期制或聘任制。

2.推广和扩大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方式。近年来，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试点成为发展党内民主的亮点之一，引起党内外的广泛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川、江苏等地开始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试点，对保障党员基本权利、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进行了有益尝试和探索。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主要有“公推直选”、“双推直选”或者“两推一选”以及“无候选人直接选举”等形式。笔者认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方式推广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因为，基层党员的党内民主意识大大增强，尤其是在农村，由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影响，农民党员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有些农村的选举甚至已开始与国际接轨。如严格选举程序，包括在选票上印制候选人的照片、取消流动票箱、委托投票以及所有选民必须进入秘密划票间划票等。基层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以农村为依托，纵向向乡镇和县级民主发展，横向向城市基层民主发展；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取得了宝贵经验。为此，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广基层党组织的直接选举方式。可以考虑把直接选举逐步扩大到县、市级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五)完善党代表选举制度

1.合理设置、划分选区，明确代表资格。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改善党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提高基层一线代表比例，增强代表广泛性”③。地方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建议仍然按各选举单位的党组织数、党员人数进行分配，增加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专业人员、先进人物和一般党员代表的数量。这里，一是要放宽代表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包括“会议代表”(选举正式代表的会议代表)和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资格条件，而且用制度规范起来；二是要用制度规范代表名额的分配方式，并且使特邀代表的形式制度化。根据以往经验，向有关选举单位分配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非常必要，这也历来是党的传统，但要逐步使之透明化和规范化。地方和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可以设定特邀代表，特邀代表与正式代表享有同等权利，但要对特邀代表的资格和产生程序作出严格规定。

2.规范代表选举程序，逐步确立党内分层选举的制度。包括上述的“会议代表”和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从提名到确定，都可以先在选举单位进行竞争性选举。要改进提名方式，通过组织提名、自荐、党员联名推荐等方式，确定“会议代表”和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尤其要尊重自我提名。在条件成熟的单位，可以在各个层面实行党代表直接选举，引入竞选制度。把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引入党代表选举，必然会大大活跃党内民主生活。

(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全体委员会选举制度

1.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1)以放宽和规范资格条件作为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的起点。现在的候选人资格条件不够公开，而且经常变化，缺乏政策的连续性。资格条件的制定，“多是以组织提名人选为模板，组织想提什么样的人，候选人的提名资格条件也就变成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组织领导‘想要的人’和广大党员群众真正想要的人有一定的差距。同时，资格和条件的不断变动，缺乏政策的连续性，也使党内选举流于形式，党内民主也大打折扣”④。要认真研究并公开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并通过制度固定下来。(2)改进现行候选人提名方式。一是扩大提名主体。除了组织推荐即党的常务委员会提名外，党委委员、党员代表还可以在充分酝酿、协商讨论的基础上联名提出候选人，把组织推荐和联名联荐结合起来。“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应包括地方和基层委员会的委员、常委和副书记、书记。”“由党组织推荐的候选人初步人选经代表酝酿后提交大会选举；而由党代表联合提名差额部分的候选人，按党管干部的原则，经同级党委严格把关，经任职资格审查后，确定候选人提交大会选举，对不符合任职资格的人选，同级党委和大会主席团可以否决或另提人选。”“如果代表所联合提名人数少于差额人数的，不足名额由上级党组织提名，多于差额人数的，通过预选产生。”⑤二是尊重个人推荐和自我提名。全委会选举时，对于重要领导职位，如书记和副书记的选举，应该尊重个人推荐和自我提名，建立个人推荐和自我提名的程序性制度。三是扩大全体委员会的职权。全体委员会上确立提名原则，常务委员会提出差额建议名单，全体委员会上无记名投票确定，最后提交大会主席团。

2.实行真正的差额选举，取消实际上的“陪选”现象。(1)不断扩大党内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各级党代表候选人的差额比例可由现在的20％扩大到30％以上，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委员候选人的差额比例可由现在的10％扩大到20％以上，常委候选人的差额人数明确规定不少于2—3人，书记和副书记也要有1—2人的差额进行选举。党员人数少的党组织，基层党委委员的选举可以不提候选人进行直接选举；如果进行差额选举，比例可以扩大到30％以上。(2)坚决取消实际上的“陪选”现象。候选人名单应按照姓名笔划顺序排列，不应在排名上出现歧视和诱导现象，也不能把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视为“陪选”对象，不能在筹备人选时就将其议定为实际上的“陪选”对象。(3)用真正的差额选举代替差额预选。除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多于联合提名名额实行预选外，一般不进行差额预选，统一进行直接差额选举。

3.搭建平台，实行公平有序竞争。(1)改进候选人介绍办法。主要领导候选人情况介绍要作为全体委员会选举的主要议题之一。要有较为详细的书面介绍，包括候选人的学历、经历、政绩以及施政纲领等。要提供平台让候选人进行自我介绍，陈述自己竞岗的理由和当选后的工作思路，使选举人对候选人有更多、更直观的认识，减少投票的盲目性。也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丰富的媒体对候选人进行宣传介绍。(2)引进电视辩论、会议辩论、现场问答等交流形式。建立和完善候选人与代表见面交流制度，激活党员对选举的参与热情。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各方面情况的权利，应安排候选人与代表见面，由候选人作自我介绍，如实回答选举人询问的有关问题。要进一步增加党内选举的透明度，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4.改进和规范选票设计和划票方式。差额选举选票要设计赞成、不赞成、弃权、另选他人四种符号，等额选举选票不宜把“赞成的，不划任何符号”作为一种划票方式。不宜采取大会场划票的方式，会场应设立秘密划票处。不允许用电子眼监控选举人的具体划票过程。

(七)加强对竞争性选举过程的监督

1.设立党内选举监督委员会。在党的全体委员会上选出选举监督委员会，委员资格条件要坚持高标准，党性强、党纪意识强、执纪严明、不徇私情、有较强的辨别能力，敢于和善于维护公平正义，在任职期间有相应的职权和待遇。明确规定选举监督委员会的组成、地位、职责和时限。在农村乡镇、村一级，可考虑设立有党外人士和普通党员代表参加的选举监督委员会，实行全程监督，及时通报情况，增强选举的透明度。在地方，选举监督委员会可由上级和同级纪检机关、组织部门和部分党代表三方人员共同组成。选举监督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监督选举程序、选举纪律，包括选举内容、候选人的条件和资格、选举程序、舞弊情况等，受理有关申诉和举报，并且及时启动惩戒程序。严防不正当竞争，对选举过程、选举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有权监督确认。要完善监督方式，包括舆论监督、网络监督，委任业余监督员进行监督等，引进群众监督、党外监督。

2.严格禁止严重违反党章和选举规则的非组织活动和非法行为。这些非组织活动和非法行为包括：造谣污蔑、伪造文件、欺骗选举人、丑化其他候选人形象、恶意对其他候选人进行人身攻击以骗取选举人的信任等；贿赂选举人，如向选举人或选举人家属送钱送物，变相收买选票等；严重违反党章和选举法规、妨碍选举人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划票严重违规(如冒领和虚报选票)等；暴力、威胁、恐吓行为，对选举人进行打击报复，在竞选中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扰乱选举秩序、撕毁哄抢票箱等。⑥

3.随时启动惩戒和制裁程序。要对操控、干扰、破坏党内选举的各种违规行为的处理方式作出具体规定。凡在选举过程中发现的违规、非法行为且证据确凿的，应立即启动制裁和惩戒程序。制裁和惩戒方式包括：宣布某项行为违规、在媒体作出道歉和检查、取缔破坏选举的违法行为、党内处分等。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在整个选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止狭隘的选举心态和不够理性的选举方式，要严厉制止和惩处那些诉诸暴力、制造混乱、扰乱选举秩序等非理性行为。

4.营造强大的、公平竞争的选举舆论。要在破除党内生活中的落后观念和“潜规则”的过程中营造党内良好的民主氛围。要总结党内选举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在自我认知中提升自己的境界。在选举时既要倡导公平竞争，又要倡导节制、非暴力、妥协、宽容。各种媒体要加强宣传，营造健康的舆论导向。要以公平竞争争取选票为荣，以不择手段攫取选票为耻；以诚实对待选民为荣，以欺骗选举人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选举中的理性和宽容为荣，以极端自利诉诸暴力为耻。

(八)加强党内选举文化建设

党内选举文化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文化层面的建设，这种文化建设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密切联系的，是与执政党在共同目标基础上的民主和集中相统一的选举文化建设，是强调制度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密切联系的文化建设。培育先进的党内选举文化观念应主要包括：不断增强维护党的利益的观念，增强党的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纪律意识等；大力培育党员的主体意识、自觉履行义务的意识和尊重党员权利的意识；尊重法制和制度、尊重程序的观念应成为选举过程中的价值追求；强化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增强党内选举中健康的竞争意识，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培育共赢和双赢的意识，培育勇于经受选举胜利和失败考验的文化。

注释：

①李源潮：《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人民日报》2009年10月19日。

②《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2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

④季正矩、彭晓：《当前党内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⑤《新时期党建工作热点难点问题调查报告(第四卷)——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09—310页。

⑥这里吸收了《新时期党建工作热点难点问题调查报告(第四卷)——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研究》中的有关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16页。

党内腐败问题 篇7

建党初期党内诸问题的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鲁月棉 聂 苗

本文通过对建党初期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前途、革命形式等重要问题的论争过程的研究，探讨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明确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以期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启示与借鉴。

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争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前途、革命形式等问题均有论争。对这些问题的论争，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初探索，反映了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可贵品质。

一、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论争

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建党初期党内对此问题的论争可谓相当激烈，其重要代表就是瞿秋白、陈独秀和彭述之等。

陈独秀认定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还很弱小，但是比起工人、农民要好很多，且无产阶级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发展的，故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革命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就更不用说了”[1]，所以“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2]

与陈独秀的观点截然相反，彭述之几乎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他说，“按照革命的本性，国民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的”，但“它的力量太薄弱，其数量上太可怜”，“在这种情形下，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宁非梦想！”[3]他通过分析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觉悟力得出结论：“中国的工人阶级认识它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比任何阶级要明确、要深刻。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之唯一客观条件、根本原因……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4]

针对陈独秀的无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和彭述之的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瞿秋白进行了批驳。首先，瞿秋白指明了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应当担负的历史使命，批判了陈独秀否认无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指出：“中国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也非是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因为他根本是农地革命；何况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5]。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本质是农民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其次，瞿秋白批判了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思想。瞿秋白基于当时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控制着军政实权的现实，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努力争夺。同时，他指出彭述之的思想夸大了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有利一面，忽视了资产阶级对领导权的有力争夺。他认为，“无产阶级与农民工匠联盟作为进攻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主力军”，要“努力取得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妥协主义的影响，隔离民族资产阶级而使之孤立，无产阶级方能争得革命的领袖权”[6]。由此，在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内早期领导人看来，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而且革命的前途应当是社会主义的。

二、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论争

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论争，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阶段。

一是国共合作之前。在这一阶段，代表人物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尽管他们的认识存在着缺陷，但论争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陈独秀看来，民主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即资本主义的前途。1923年陈独秀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是他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最直白的表达，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7]。1923年12月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陈独秀强调了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阶级自私散漫，国民革命的成功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故而“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8]。瞿秋白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社会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中国已渐进于资本主义而需要民权主义的改革”，所以，中国“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进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9]。

二是国共合作至党的五大。这一阶段，随着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党内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不断提高。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恽代英和瞿秋白，其中党的四大的召开对革命前途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虽然党的四大并没有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是相对于二大、三大提出的“资本主义前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力量得到充分表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更加激烈。与此同时，中共与戴季陶主义在理论上的斗争也促进了党对革命前途的认识。戴季陶主义的实质就是要使中国革命朝着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驳斥了戴季陶主义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否认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的专政和资本主义前途之可能。瞿秋白也认为，国民革命要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故而国民革命胜利后也决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种革命的胜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地上之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10]这样，党内基本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但这些认识还没有在党内取得统帅地位。

之后，党内对革命前途的认识出现了倒退，党的四届三次会议中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斯大林作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斯大林讲演的精神，在1926年12月16日形成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的这种革命前途”，中国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11]的国家政权。党的五大接受了共产国际这一论断。

至此，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开始统帅全党。

三、关于革命形式问题的论争

关于革命形式问题的论争，可以从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一是五卅运动之前。这一时期代表人物主要有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等。恽代英和陈独秀，由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各阶层的缺乏科学分析，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恽代英认为，“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12]。陈独秀的认识比较教条，认为按照理论的要求，要先有了强大的政党，才能够着手搞军队，而有了强大的军队，才可能建立政权。他指出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一“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陈独秀等进行了论争。1924年1月19日，邓中夏在《论兵士运动》一文中，提出“在国民群众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已到极剧烈极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工作之一……打倒军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兵士运动”[13]。瞿秋白早在1923年就提出了武装斗争问题，是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看来，中国革命需要发展，既需要和平的群众运动，也需要流血的武装斗争，两者应该结合起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他说：“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斗争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相互为用”[14]。与邓中夏和瞿秋白不同的是，周恩来直接参与和领导军事活动。在1925年2月东征军到达东莞，周恩来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要实现和平就必须要“有为人民所有之军队”，革命“全恃军队力量大小”[15]。随着党内对革命形式认识的深入，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通过的第一个农民问题的议决案，强调为了适应农民运动的发展，须建立农民武装。

这样，到五卅运动前，党内对武装斗争问题已经有所认识，但有待进一步发展深化。

二是五卅运动至北伐前夕。1925年5月爆发了五卅运动，开始了新的革命高潮。同时，军阀混战，统一战线内国民党右派开始猖狂夺取军队的领导权，这些严酷的现实都使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瞿秋白在总结了历次斗争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五卅运动之所以坚持数月都未能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16]。他还进一步撰文阐述了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革命军队既有这样的必要，同时也有充分的可能”[17]“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18]这一时期，张国焘和陈独秀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看法。张国焘认为，在反奉战争开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都是全副武装的，要打倒他们必须要实行武装的革命。陈独秀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是非常重要，革命的敌人是武装的，革命没有武装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综观这一阶段党的实践和认识可知，党已经把武装斗争与夺取政权问题进行了紧密联系。

三是北伐至大革命失败。1926年7月召开的党的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对这一问题的论争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指导下召开的。由于会议必须贯彻莫斯科的路线——中共既要保持独立性，又要事事迁就国民党；既要争取领导权，又不能担任国民党党政军领导职务等，所以会议指导思想混乱，做出了一系列矛盾的决定。但会议对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准备武装起义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势力。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蔡和森指出，军事势力对于时下的中国十分重要，它既可以推动革命向前，又可以使革命退后。瞿秋白开始对武装斗争的计划和策略进行研究，提出要造成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还为暴动工作起草了方针、计划。周恩来在筹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也明确表达了不注意武装自己、就不可能战胜敌人的思想。但由于这次会议特殊的历史背景，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和《军事运动的议决案》，并没有对武装斗争的具体问题军队建设提出明确部署，甚至还限制党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如，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对农民武装提出了限制：“一、不要超过自卫的范围……二、不可有常备的组织”[19]。1926年12月的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依然坚持认为，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道路。正是中央对武装斗争的错误态度，使中共失去了掌握一支革命武装的机会，也使得工农武装陷入危险境地，阻碍了革命的发展。

综上所述，正是有了论争，使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深入，并在论争中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探索，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论争本身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

[1][2][7]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63-365.572.254-259.

[3][4][8]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645-648.40-51.

[5][6][13][16]六大以前[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99.700-703.97.321.

[9][10][17]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5-58.245-255.281-287.

[1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78.

[12]恽代英.军事运动问题（通信）[J].中国青年，第54期.

[14]瞿秋白.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J].向导，第23期.

[15]东莞各界对黄埔革命军之信仰[N].民国日报，1926-2-18.

[18][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81-28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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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28X（2011）12-0017-03

作者鲁月棉系中共宝山区委党校讲师；聂苗系中共宝山区委党校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