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法治思想

古代中国法治思想

古代中国法治思想 篇1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但就“法治”一词而言，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并不是今天的首创。其明确提出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它的产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旧势力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古代的“法治”与今天我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法治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基础不同;二是政治体制不同。现代法治的产生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条件是中国古代“法治”所没有，也是无法具备的。除此之外，从法治的对立面来讲，当今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并强.调“德法兼治”。而中国古代“法治”除强调与“人治”对立外(不对抗君主权威)，主要是针对古代的“礼治”和“德治”.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立而使中国古代“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彰显。首先是“法治”与“礼治”。礼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它内容体系庞大，涉及到政治、宗教、军事、饮宴、嫁娶等。其对我国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而漫长的影响。并对清除奴隶主阶级内部分歧，维护统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则成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并一直承传。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礼治”思想体系。它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对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札则不宁。”主张牺牲“法”而保全“礼”，即“为国以礼”。如果说“礼治”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那么“法治”在春秋战国时代则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法治”与“礼治”的对立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把他们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各种特权的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而提出必须以功劳为标准来授官予爵，让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们也能和贵族平等地享受特权等主张，说成是公正的、客观的。并要求各诸侯国制定统一的法令，予以公布，强制推行。因此，所谓“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要求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保证其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李埋编纂的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法经》的诞生标志着传统奴隶主贵族政治的终结，催生和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代表了新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礼治”的根基。当然，也开始孕育着封建的“德治”。[!--empirenews.page--] 其二是“法治”与“德治”。这其实是在统治方法上的不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古代，坚持“德治”的儒家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反对过重地增加劳动人民负担，提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薄税敛”;反对赤裸裸地一味镇压，而主张“导之以德”，特别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残酷的暴力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加剧被压迫者反抗。《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政(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当然，儒家并不是绝对排斥暴力，而是要在教化不起作用时才诉诸刑罚。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反对“不教而杀”。上述思想被儒家后人归纳为“德主刑辅”，并发扬光大。由于“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要受惜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故多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与儒家“德治”强调“以德服人”所不同，坚持“法治”的法家认为治国光靠说教不行，强调“以力服人”。只不过法家所讲的力不单纯指暴力，而是指以刑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强制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等，法家认为法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治国手段，提倡严刑竣法，建立官僚制度并监察宫吏职守，以战求强等。这一“法治”思想最早在秦国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而被推行和实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轶变法”。变法分两步。第一步是制定法令，并公之于众。为保证法令的施行，对阻挠变法的旧贵族势力坚决打击，甚至“焚书坑儒”。典刑的例子就是将教唆太子故意违犯新法的两个老师处以极刑。第二步是在颁布法令的基础上着力于新制度“建设”。“变法”的结果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的国力[1][2]下一页 迅速上升。’虽然商软终被继位的太子迫害，遭酷刑而死，但“法治”趋势已呈不可逆转之势，秦国也因此而长期保持强盛的国力，最终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其三是“法治”与“人治”。这是就人与法的关系而言，即在社会生活，特别是治理国家方面，谁更重要。是法的作用大，还是人的作用大。其实这一对立是前述两种对立派生的。因为不论“德治”还是“丰L治”，其核心都是将国家的治理寄望于道德高尚的统治者。即“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贤人政治”。持“人治”观点的人认为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很重要，但毕竟是人制定的“生法者君也”，治国的成效仍取决于作为统治者的人。其实证是“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对此，坚持“法治”的人却不以为然，认为法虽然是人(君主)制定的，但立法者不能随意立法，必须“当时而立法”“法与时转”，即立法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要承认法的客观制约性。坚持“法治”的人也不认可“贤人政治”，认为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往往千载难逢。“贤人政治”可望而不可及，远不如“法治”切实可行。[!--empirenews.page--]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古代“法治”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反奴隶社会的斗争中，是极其先进的，但由于其先天不足，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其先进性而言，中国古代“法治”特别重视发挥法律的作用和强调加强法制的重要性。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防止分裂割据和保障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它强调立法者不可随意立法，而必须“当时而立法”，立法必须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相适宜，即“法与时宜”。这一思想和“法是由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现代法理观已十分接近。特别突出的是，法家为了保证法律得以贯彻执行，总结出了一套相当缤密的维护法制统一的办法，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如，要求法律必须统一，不能政出多门，也不能前后矛盾;必须相对稳定，既不能一成不变，也不能朝令夕改，必须信赏必罚，取信于民以及必须使法令成为论功行赏和定罚量刑的准绳等。为解决“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问题，提“法”、“术”结合，即要加强对各级官吏执法守法的监督。他们对制度建设的重视让我们想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段精辟论述:制度(法制)好了，坏人无法干坏事，制度不好，伟人也会犯错误。他们还敢于提出取消法外特权，在适用法律上主张贵族和平民平等，要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冲破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制。力举“法不阿贵”“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甚至要求君主也须守法，认为“君臣释法任私必乱”。已经流露出国家与法高于君主的思想。直到今日仍有参考价值，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古代“法治”已延伸到生产领域。例如，基于当时“铁犁”的发明，秦国通过立法建立了鼓励保护和饲养耕牛的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证明了中国古代“法治”的内涵已十分丰富.中国古代“法治”思想虽然有许多可取的东西，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的最大局限性就在于没有提出民主要求，也根本无法要求民主，反而主张把包括立法权在内的一切最高权力完全交给君主，所推行的中央集权实质就是君主集权.“法治”主要是靠君主的权戚自上而下推行，即法家所称的“势”，虽然提倡“刑无等级”，但在实践中根本就行不通。力主“法治”的商软本人就未曾办到，太子犯法也只能治其两个老师，并最终付出诊重代价.相反，主张“人治”的福家思想中，民主的成份还多一些。例如，孟子提出:“民为贵，社极次之，君为轻” 的民贵君轻说.体现了鲜明的“民本”思想.另外，中国古代“法治”思想消极的一面还表现在走了“法治”的极端，过分迷信和依赖严刑竣法来治理国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统治者往往对基力情有独钟，不计后果加重刑罚，横征暴敛，滥杀无辜，极易引起反抗.秦王朝的迅速崩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纵观历史，中国古代“法治”，有着丰富复杂的内容和特定的时代意义，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法治缺乏生长的土续。而它的专制性使“法治”无法具有民主的内涵，现代法治最本质的特征是主张法律高于一切、决定一切和法律至上，法律之上不能再有权力是当代法治的必然选择.反之，主张“法、势、术”结合，即实行君主权力之下的“法治”，也只能是中国古代的必然选择，“人治”无法避免。[!--empirenews.page--] 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实施依法治国签本方略，必须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墓本经济制度，以民为本，坚决落重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民为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样的法治才是符合社会前进方向的。

古代中国法治思想 篇2

一、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1. 重视发挥法律的作用, 强调加强法制的重要性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 需要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 法律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智者们当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法治”思想———以法为本来治国。他认为, 要建立一个法制的政权,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 需要制定法律、法规, 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用法律来统治人民。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割据, 战火不断, 奴隶社会瓦解, 封建社会形成, 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诸子百家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 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勾画着宏伟蓝图, 各种体制在战火中经历着大浪淘沙。儒、墨、道、法各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谓不分伯仲, 但在诸侯的战场和朝堂上, 法家成了最后的赢家。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实现了国富兵强, 秦王嬴政采纳了法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治国, 成为战国七个诸侯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221年, 秦灭六国, 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历史最终选择了法家, 选择了重视发挥法律作用, 强调加强法制重要性的“法治”体制。这充分说明“法治”思想在当时最受封建统治者的推崇, 最易被人民所接受。“法治”思想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 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 防止、结束分裂割据, 保障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 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2. 法律要随时势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 强调立法者不可随意立法, 而必须“当时而立法”, 立法必须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相适宜, 即“法与时宜”。这一思想和“法是由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现代法理观已十分接近。春秋战国时期, 商鞅依据当时的情况实行变法,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严刑峻法, 实行连坐”。通过制定严酷法律控制人民, 避免国人的离心倾向, 使国人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 从而实现了秦国国富兵强的目标, 在争霸战争中占了上风。秦统一后, 人民经过长年战争, 人心思安, 严刑峻法已不适合时代的发展, 秦始皇仍然没有放弃严刑峻法, 反而更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以至于二世而亡。汉初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教训, 放宽刑法, 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国力迅速恢复, 到汉武帝时, 进入了封建社会前期最强盛的时期。明朝时,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随之出现, 因此需要在立法上有所体现, 故《大明律》增加了经济立法, 严厉整饬商品市场。以上史实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中“法律要随时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历史进化观, 值得我们肯定。

3.“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为我们今天所借鉴

“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打破了贵族特权, 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追求法律上的人人平等 (君主除外) , 使平民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法律权利。这应该说是历史的进步。在中国古代, “法不阿贵”的例子举不胜举: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胡惟庸、清朝的和珅……这些达官显贵最后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为我们今天所借鉴。

二、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也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它也存在局限性,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忽视“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强调“以法为本来治国”, 反对“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 认为要“禁暴止乱”, 就不能依靠德行来感化, 而只能使用暴力, 以严刑峻法治国御民, 才能建立“六亲相保, 终无寇贼”的社会秩序。这种“法治”理论将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在“法治”的统治下, 除了权力外, 道德、良知、是非、公正无足轻重, 将“法治”与“德治”完全对立起来。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法律来解决。比如, 有两个已婚男女, 瞒着自己的妻子、丈夫, 相互产生爱慕之情, 关系暧昧, 这时候, 你能用法律来制裁他们吗?又如, 一个小孩, 趁大人不备, 偷偷溜进自己家中, 拿走了几个面包和一些零钱, 你又能用法律上的哪一条来惩罚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 而这些都不能单纯用法律去惩罚。可见, 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的很多事情, 不能只用法律来调节。因为, 人是理性的动物, 有自己对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 而这些东西全用法律强制执行, 只能促成逆反心理。故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不宜全部采用法律手段, 而应用道德来衡量与约束, 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 忽视“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2.“法自君出”, 容易形成独断

法家的“法治”要求法律必须统一, 不能政出多门, 主张“法自君出”, 由君主来制定法律, 法律反映君主的意志与利益, 强调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 建立起一种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本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超越于法律之外, 法律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皇帝的一道圣旨, 可以将无罪之人置于死地, 造成许多千古冤案。如南宋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而对皇帝本人, 尽管昏庸无道, 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可以制裁他。因此, 中国古代才会有那么多像秦始皇一样的暴君。

“法自君出”容易形成个人独断与专制统治, 法律应更多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这样, 才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3. 刑用于将过, 严刑峻法会失去民心

刑用于将过指的是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 就应处以刑罚, 将有犯罪思想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 给予同样的刑罚。法律的严肃性体现在它对公民的犯罪行为所构成的社会危害进行处罚, 以告诫人们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一方面, 刑用于将过处罚人于无危害之中, 不能令人信服。另一方面, 刑用于将过在量刑时很难找到确凿的犯罪证据。证明一个人有无犯罪的想法, 单凭证人的证言和执法者的主观推断, 犯罪的事实是不成立的。如李飞和张洋是同学,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李飞对张洋开玩笑说:“你那么富有, 说不定哪天我会把你的钱全偷走了, 让你也尝尝贫困的滋味。”没过几天, 张洋的家中被盗。作为执法者, 总不能因为酒桌上的一句玩笑话, 没有其他的真凭实据就认定李飞有罪吧!刑用于将过, 不仅不能起到告诫犯罪的作用, 还容易造成冤案。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 其局限性还体现在过分迷信和依赖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统治者往往不计后果地加重刑罚。中国有句古话叫“物极必反”, 对人民的压迫过甚, 必定会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秦朝的严刑峻法, 不但没有巩固其统治, 反而因陈胜、吴广振臂一呼, 就有数万人响应起义, 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最后, 号称强大的秦朝在农民战争的强大打击下迅速灭亡。事实证明, 严刑峻法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上乘治国方略。

古代中国法治思想 篇3

关键词：儒家；道家；法家；法律思想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10-03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在向前推进，从立法数量就可以看出来，但很多法律执行起来很难。有很多“先进”的、“现代”的法律难以付诸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这和当今中国的法律发展方向有关。

我国很多法律是从国外移植的，法律的发展“不接地气”。许多看似美好的法条和制度，在中国现实的社会变得格格不入。举个例子：根据外国的法律思想，法官应当是中立的，民事案件应该是以“不告不理”为原则的，但是在中国的基层法院，大部分法官是要进行送法下乡活动的，而且有很多的法官并不是像课本上说的那样在法庭中穿着法袍拿着法锤进行审判的，而是深入到人民法庭或者直接进行“炕上开庭”。这在“先进”法治思想看可能是荒唐的，可是在中国的基层法院却是符合实际的。所以，笔者认为，法律的制定，法治的推进是要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是要和当地的法律思想所匹配的。推行中国特色的法治，首先要弄清中国特色的法律思想。下面我们就从儒道法三家法律思想比较中寻找中国特色的法律思想。

一、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是以孔丘（约公元前551-前479年）为创始人的一个学派。其中主要的代表的人物有孔丘、孟轲、荀况和董仲舒等人，孔丘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提倡“礼治”“德治”和“人治”，但不完全否认法治，主张“德主刑辅”“以德去刑”和“宽猛相济”，他注重德礼教化，反对不教而诛，主张慎刑罚、薄赋敛、反对严刑苛政，提倡以“礼”服人。孟子的特别重视“仁政”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荀子提出了最早提出了“礼法统一”的主张，开创了儒法合流的先例。

董仲舒的理论是这样的：天以阴阳成岁，阳为德，阴为刑。天重德不重刑，人君应上承天之所为，治国任德不任刑，如果违悖此原则，天会先降灾害以谴告；如果人君不知自省，天又会以怪异现象加以警惧；如果人君再不改过，便将伤败失国。

儒家主张一个社会应该要有许多不同性质的规范协同运作来维持秩序。在这些规范里，他们特别列出了道德、礼仪、法律和政令四类。认为规范是由掌握了社会权威的人所制定。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出。”因为道德最接近理性、人情，最容易被人接受，所以它是一套最广泛的准则；法令也可以合乎理性和人情，但是并非必然。

儒家认为法令有以下三点缺陷：第一，它是权威者制定的，这些人未必公正、明智，而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立法，所以人为法没有证实自身正当性的能力，需要靠道德去判断它。第二，无法尽书。第三，荀子曾说：“以法或依法为治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因为法律不像道德那样容易为人们接受，要靠权威者用强制的手段才能施行，权威者用来强制人民的手段不外行赏、施罚，诉诸于人们趋利避害之心。但是利害是相对的，人们在决定是否要做法令所要求或禁止之事的时候，就会计算一番，如果所得的奖赏比付出的代偿低，便不会去遵守法令。

荀子日：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经解篇说：“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因为礼可以有这样潜移默化的功能，所以特别受到儒家的重视。

儒家的思想将规范的基础从鬼神的旨意移转到了人的心愿和理性，认为规范并无神圣性和永恒性，而应该与人的需求和因时因地而生的对于公平正义的认识配合并发展。厘定了各种规范的层次。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说明了各种规范的适用方法。强调了人民与权威者之间的相互、对当的关系。指出多种规范应该结合起来协同运作，以建立一个安宁和谐的“大同”社会。

二、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是主张“依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多系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春秋时期的管仲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战国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战国末期的韩非、李斯是法家的主要代表。

法家主张要集中全国的权威于君主一人，由他用势、术和法来压制甚至消灭其他可能与他争权、窃威、乱国，被韩非称为“重人”的贵族和大臣，以及妨害增加国力的寄生之民，如不事生产的商人和高唱仁义道德的知识分子等等（商君所说的螟螣蚼蠋），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对政治权威产生了一种隐藏却确切的威胁。因此之故法家有许多极端的主张，其中最显著的是：第一，他们否定政权以外的权威。第二，他们强烈地排斥当时社会里流行的与他们的主张不同的思想和由那些思想而产生的规范。

商鞅认为，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的治国手段。他指出，当时的社会已大大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当时的世道是一个“乱世”，民心堕落狡伪——“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因此，“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易也。”，他进一步指出，在“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上世”，可以靠“亲亲”来维系；在“上（尚）贤而（悦）仁”的“中世”，可以靠仁义来治理；在“贵贵而尊官”的“下世”，则亲亲、仁义都行不通，必需“立禁”、“立官”、“立君”；而在“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今世”，更需要用法律的手段，采用一种“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暴力才能解决问题。endprint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观，讽刺言必称尧、舜，儒家是“守株待兔”的蠢人，认为上古时期，以“礼治”、“德治”就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是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靠道德与智谋竞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治理社会的方法也要随之变化。“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儒家因循守旧的保守主张和“礼治”、“德治”“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明确指出“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礼治”、“德治”、“人治”那一套，推行变法，实行“法治”。这也正是法家先驱子产在“铸刑书”，公布成文法遭到叔向抨击的理由所在。“吾以救世也”，寥寥五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道出了法家的现实主义情怀和与时俱进、寻求治国良策的济世理想。韩非子“奸劫弑臣”中也表达了法治为“救世”之具的思想。

总之，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当时的社会问题，对这种社会大变革反应得最为灵敏、观察得最为细致、认识得最为深刻，因此他们的学说对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最为实用。他们对当时社会所患的“急症”作出了基本诊断，所拿出的治国之策也是最为有效用的。因而，实行“法治”以救世也就成为法家法律思想体系的重点。

三、道家法律思想

以老子和庄周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道”作为其思想的主旨，主张“绝圣弃智”、“清虚自守”的“无为而治”；反对礼义，否定忠孝，抨击法令，排斥兼爱，诅咒战争，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老子崇尚“道法自然”的自然法，反对一切定法。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为无为则无不治”。庄周则更甚，主张绝对无为和绝对自由，否定一切文化和法律、道德，他说“同与群兽居，族与万物并”“无知无欲”“无人之情”。

道家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万物各有其价值，并无高下之分；人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智慧极其微小，能力极不足道，他愈想用其智慧去改善其生活，就会制造出愈多的问题，使他的境遇愈艰辛；人努力的成果，即使是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器具，像船、车等等老子所讲的什佰人之器（可以充当十个人、一百个人的工作量的器具），在道家看来也都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老庄更强调要把人为的标准统统去掉“大伪”老子指出社会规范之中被认为最强有力的法，其功能也属有限，因为它要靠刑罚来推行，而刑罚至重的不过于死，如果人们在某种情况下不再怕死，法还有什么用呢？

“绝圣”思想认为因为社会规范是社会权威制定的，所以老庄要进一步把社会权威也加以灭绝，所以老子的理论里有许多矛盾之处。庄子的理论比较圆通，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它必须有一个前提：人凭其本能可以独立生存，不需要智能，不需要器具、机械，不需要任何规范，更不需要有社会权威来领导。这个前提就是庄子理论的致命伤。事实上人是没有办法独立生存的。

韩非说，人不像植物，植物可以自行吸收土地的养分而生长，也不像鸟兽，鸟兽有羽毛可以抵御寒暑风雨，可是人不行，要设法去取得粮食、衣物和居所。孟子说“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荀子也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而“人不能兼技”，要靠许多许多人分工合作来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二者都是很切实的看法。相形之下庄子的这个前提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中华文明是源远流长的，以前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其实中国法律思想也是源远流长的，仅从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比较可以明显的看出，中国的法律思想并不比任何的国家的法律思想要少，但是为什么却很少的为人们所知道呢？

正是由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法律思想的发展史，这或许也成为了现在一些法律不被遵守的原因，人们都在说中国的法律意识淡薄，就像中国式过马路和强制拆迁一样，为什么有法律人们就是不遵守，众所周知，凡是存在的都是有影响力的，而中国的法律文化存在了近200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和可想而知的。人们为什么不去遵守法律，我认为这可能和我国的法律与我国的法律文化的契合度有关。

笔者认为这与中国现行的有些法律和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不一致有关，就拿废除死刑来说，中国自古就有“杀人偿命”的说法，这也成为了人们消除仇恨和报复的源泉，人们已然在心中形成了这种观念，而各个时期的法律也都有体现，这足以对人产生深刻的影响，而现在随着死刑的废除国际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也有人提出完全废除死刑，笔者认为这种对其他思想的完全移植是完全错误的，这也是有些法律和中国法律文化形成激烈矛盾的原因。拿中国的药家鑫案来说，“药家鑫案件”中，媒体和民众的反应可以看出，媒体和民众对于宣判药家鑫死刑的极大推动作用，甚至有人笑称：是媒体杀死了药家鑫。其实在本案中可以有两条理由可以让药家鑫免于死刑的，一是药家鑫有自首的情节，二是药家鑫在整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能否得到被害人家属的理解。但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这两条理由基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尤其是在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这方面，被害人张妙的丈夫王辉直言不要任何赔偿，只要药家鑫死，并且在药家鑫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原告代理人张显和王辉在走出的法庭的时候都表示满意，而且王辉还向媒体和民众鞠躬致谢。由此可以看出当今民众对死刑的态度。这就显示了法律文化的根深蒂固的作用。

所以笔者认为，立法应当要充分考虑法律思想文化，立出来的法律要和人们心中的法律思想文化相吻合，否则法律的威信就难得到保证，有些法律也就成了摆设，无人遵守。而要立法，就要加强对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古代的一些家庭伦理和尊师重道，强调美德的东西，以至于不出现“彭宇案”和“扶老太太过马路”事件，也不会出现“因为通奸不为罪反而把丈夫判罪的事件”。但是现实的我们却更多地是关注外国法律文化。

当然法律文化毕竟是千年的文化积累，有其糟粕也有精华，我们对于封建的君主的专制统治和严酷肉刑当然要摒弃，但是对于精华我们要取之，并且要和法律接上头，不要让我们的法律和法治忘了“根”。

参考文献：

〔1〕周龙.儒法道三家法律思想之比较[J].青海社会科学，1995（3）.

〔2〕杨荣东.法家法律思想该说及其现代启示[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9（2）.

〔3〕高鸿钧.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J].中国法学，2003（5）.

〔4〕萧伯符.商鞅法治理论及其现代借鉴[J].中国法学，2002（2）.

〔5〕苏力.早期儒家的人性观[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5）.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篇4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要以避免战争为主，认为战争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这在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有集中阐述。孙武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乃至现代军事思想影响最大的军事思想家，被誉为“兵圣”。《孙子兵法》开篇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书中最早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孙膑兵法》作者孙膑，《吴子》——作者吴起，《六韬》——旧题周朝的姜尚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纪效新书》——作者戚继光，也就是说这是戚继光打鬼子的经验总结。另外再推荐一本《周易》（或称《易经》），“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出自《明朝那些事儿》，据此书说明朝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就在《周易》中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值得一说的是俞大猷有可能最早提出了海战的大炮巨舰理论，其所著的《正气堂集》明确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另外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王守仁的著作中可能也有关于军事方面的论述，据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和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兵法家佐久间象山都是他的粉丝。

西方主要大国军事思想最开始主要受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影响，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暴烈性的要素，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主要同人民、统帅和它的军队以及政府有关。克劳塞维茨说：“这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出自《战争论》，第1卷。这是西方早期军事思想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大区别。另外西方对军事思想比较有影响的军事著作还有美国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本书产生了海权论，对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大炮巨舰产生了直接影响。还有意大利的杜黑的《制空权》核心是空军制胜理论。其思想影响了当今西方主要大国乃至全世界军事建设的方向。另外我所知道的西方的军事著作主要以阐述战术思想为主，很少有像《孙子兵法》和《战争论》阐述战争核心思想的。比如隆美尔的《步兵攻击》核心思想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强调部队灵活机动、大胆推进。隆美尔的另一部著作《进攻力学》主要阐述进攻的槓杆战术，其核心内容是正面佯攻敌人，而将主力迂回到被攻击方的後方或一侧，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篇5

班级：城市规划08-1

学号：20080871

姓名:殷海涛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以为统治者加强统治服务为中心。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即使如此，两个方向的理论也都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它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本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在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高大宏伟的府邸和低矮简陋的普通住宅，时时都提醒着人们统治者的权威；清晰的街坊和宽广笔直的街道暗示着人们要规规矩矩，不能违背“礼”制；高大厚重的城墙固然有着防御的作用，但是它也圈住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历代城市，宫殿、官衙全都居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左右，且大部分都坐北朝南，显示了统治阶级权利的至高无上。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受着各种“心理暗示”，即使将来有了巨大的权利也很少有敢于反叛的，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即使有了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它想的也是为如何为朝廷效力，时刻等待着朝廷的招安，即使知道自己被招安很可能是一个骗局，仍然义无反顾。

相比于《周礼考工记》的限制性，在《管子》一书及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时，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即使如此，《管子》提出的“城大而人民寡者，器民不足以守城”，同时将士农工商的居住区进行了划分：凡士者近宫、不士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统治者权利的至高无上、以及人们对自己地位的观念。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虽然风水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但城市的中心建筑仍然是统治阶级，作用大部分也都是保证统治阶级的气运，保证统治的安定。例如秦朝的咸阳就运用了天体的规划思想，但咸阳城的中心枢纽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建筑——咸阳宫，从意识上体现了帝皇的威严。还有

一些建筑的阴阳调和、景山公园的假山等等，这些虽然是为了镇住“邪气”，但主要的还是用来保证统治阶级权利的稳固，保证国泰民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我见 篇6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可谓是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世界的管理学领域上也可谓是独树一帜。我仅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和深刻内涵上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特点

1、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具有刚柔性

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具体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2、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具有一定的变通性。

春秋时期的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就是对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 “不留今”是告诉我们不要被眼前的现实所迷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不思进取； “与时变”告诉我们的是要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世间没有万能的钥匙，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凡事有计划必有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在处理管理工作中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变通对待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只知道用以前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绝对无法做好管理工作的。

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具有和谐性。

“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美好而又充满生机的社会。“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 “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

1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啊！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

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周总理当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一国两制”的提出和成功的实施都是基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

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深刻内涵

1、以德为先

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充分强调了“德”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还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指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德治的作用推崇备至。以“德”进行调节和管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渗透着浓厚的道德精神。管子提出把“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四标准。

“以德为先”就是管理者要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使被管理者在其道德威望影响下很自然地达到管理的良好状态。同时，人际关系也通过人的道德伦理来加以调节的。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 “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对人才的一种极大的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无功者受禄，那么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那么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得不到重用。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说，以德为先是中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最典型特征。以“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为核心价值观的这种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爱人”、“贵民”、“重民”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达成了一个共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许多人习惯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认为“德治”就是“人

治”，认定无章法可循； “法治”有法可依。其实，在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治”可以理解为 “人治”。不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离不开人，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也是如此：法毕竟是由人制订的，要人去贯彻执行、要人去遵守。我们知道，人的素质、教育和文明程度是现代法制社会得以有效运行、实现有序化的前提。儒家“德治”是人类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为此，我们应该在现代管理过程中认真研究、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以德为先管理思想中的亲密原则，即“爱人”、“敬人”、“忠恕”等。

2、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对我们中国人为人做事的影响一直是久而深远的。中庸之道，它是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它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中割舍不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至今还在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该句出自孔子之言，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美德，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普通的老百姓缺乏这种美德已经很久了。“中庸”在《论语》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次，仅仅从这句话确实我们是看不出它的明确含义的。不过，后人根据《论语》 中记述的孔子相关的言行，对它的含义做出了较为明晰的解释。宋代学者朱熹认为： “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也就是说： “中”就是不要太过分，也不要达不到，而“庸”，就是指一种平平常常的状态。“中庸”，就是要求人们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选取或者把握一个中道，并可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加以实践。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平均，而是要取得事物之间的平衡、均衡。孔子认为只有中正（适度）才最有利于事物客观发展需要，因而才是理想的合理状态。“中庸”讲的是人之根本，强调我们做人的艺术和做事的方法。如何让各种各样的人去掉差异而只取共同，即让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关键要在无我的前提下讲究情景真理。例如，我们可以用极其尊重的方式提出对权威观点的挑战，既达到了陈述自己观点的目的，同时又将对人的尊重推向极致，使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易于接受。

3、以和为贵

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协调”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和谐管理状态。后来历代儒家也都肯定并十分重视“和” 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儒家思想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管家治国的 基本原则，“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也是一种“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和为贵”《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都是对以和为理想之最高目标的阐释。也是我们管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4、无为而治

在汉代刚建立的时候，为了促进本朝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朝的管理者就采用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让人民休养生息，国家逐步繁荣强大起来。“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儒家提出“无为而治”，并认为这种“无为而治”是“以德为政”，以道德的手段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君主应实行“象征性管理”，只搞好个人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一以驭百，坐以待劳”，垂衣裳而天下治。《老子》中也提出无为而治，而且把“无为”视为最高治国境界。认为“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上不管，实际却是无所不管，否则，如果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君主就不是处在“无”中而是处在“有”中，就会被局限在“局部”之中。老子的“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要求不以个人主观的欲望来破坏自然的发展。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处处顺应自然的规律，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无为”不但不是教我们什么都不去做，相反对干的要求还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谨慎和严格的。对领导人而言，“无为”还包含着领导方法方面的要求。作为领导方法，“无为”就是要求领导者要善抓大事，抓主要矛盾，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而不要事无大小都亲力亲为。这样，分工协作、权责分明、各展其长、各尽其力，领导者能把整体的以及各部分的工作都能做得井井有条，取得最佳效果，也就做到了 “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用相当简化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体现了从不同角

度来调节人与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调节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是对管理者的要求。管理者必须不考虑个人的得失，然后才能有个人的利益。这也是“无为”的一个方面，即管理者不刻意地去行个人的作为。

5、以人为本

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 记载： “重我民”、“施实得于民” ；孔子主张富民、教民，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笔者认为，只有在管理工作中充分考虑到了人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才能真正的做好管理。

结束语: 管理是一把双刃剑,管理的好了，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焕发生机，管理的不好，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萎靡不振，甚至死亡。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务实》一书中也曾讲过： “管理的根深植于文化、社会、价值、传统、风俗、信念、政府与制度中”、“管理越能利用社会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日本学者村山孚说得好： “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在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外国的新奇概念和奥妙的数学公式才是科学。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同样是实现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宏大源流。”正确剖析、反思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形成我国管理科学的民族特色，让我国管理思想供世人共享，促进社会更和谐的发展！

岑朋飞

工商管理一班

中国古代理财思想及借鉴意义 篇7

一、以孔孟为代表的主张德本财末、讳言财力思想

(一) 儒家积极的理财思想

1. 义利思想。

义利观是儒家财政思想的核心, 它要求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经济生活中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 即以义制利的思想, 它要求人们以德、仁、礼规范生活, 生财有道, 取民有信, 公平人道。否则, 所获之利即是不义暴利。其主张具体表现在:君主兴利要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生财有道, 用之不讳仁政。孔子的思想中渗透着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 是对统治者以义制利、以礼制欲的具体要求。生民要勤劳致富, 痛斥偷窃、抢劫行为。指责那些权势人物利用政权力量与民争利的不公平状况, 发不义之财。孔孟曾一再痛斥诸侯国的公族、权臣以权谋私的劣迹。

2. 富民富国的目标。

孔孟儒家与法家理财的总目标很大差别在于强调富国先富民。孔子认为百姓富裕、社会生活安定和谐, 国家人口就会增加, 国家就会富强, 否则讳礼越法, 社会动荡不安, 人口锐减, 国力渐沦弱穷。在孔子这一思想基础上, 后人又对如何富民富国提出了进一步的措施:首先要培养税源, 其次是实行轻徭薄赋。

3. 崇俭节用的生活准则。

孔孟儒家在财政支出上要求崇俭节用, 即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国家财政, 都应以节约为原则。孔子看到了财政与人民之间存在“财聚则民散, 财散则民聚”的关系, 提出了“节用以爱人”的主张, 但这种节用还应符合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封建伦理规范。受儒家思想影响, 历代明君贤臣都倡导节俭, 并以此作为自律的重要生活准则和国家兴衰的标志, 这也是孔孟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二) 儒家讳言财力的思想

儒家文化在春秋战国后得到了巨大发展, 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 但其主旨始终与孔孟本意相似。历代儒家奉行的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孔子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以道德教化为主, 对经济问题不怎么重视。他攻击自己的学生冉求依附季氏聚敛财富置生民于水火, 但他并未公开反对儒者从事财政工作。孟子、荀子及后代儒学思想家却曲解了孔子的本意, 形成和发展了为富不仁、求财不义的经济价值观, 在思想上造成了道德与经济、仁义与财力之间的明显对立, 不断充实着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思想。孟子反对为政先谈财力问题, 用“仁义而已矣, 何心曰利”来回答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国”的问题。司马光认为理财就是言利, 善理财的人都是“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的人, 反对王安石理财, 推行新法。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历代理财者均被斥为聚敛。这些重德轻财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

二、以法家为代表的主张积极理财、富国裕民思想

1.财权统一的思想。商鞅坚持国家财政的统一。他摧毁了封建贵族的财政特权, 推行隶属于中央的地方行政组织, 在实物地租的基础上统一了税制。桑弘羊将铸币权完全集中于中央, 统一了币制, 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存在的货币贬值问题。把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权力收归国有, 对经济的顺利发展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2.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稳定经济。运用货币、价格政策对市场进行间接干预。管子认为, 国家可变动市场货币流通量以影响货币价值与商品价格进而调节物价, 即由国家掌握其所垄断铸造的货币流通量, 来直接控制主要的商品如粮食等, 并间接影响其他商品价格, 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另外, 他还主张利用商品价格的高低变化以控制财政, 调剂物价, 掌握物资, 为封建财政服务。政府利用经济规律对市场进行干预。桑弘羊把均输与平准结合起来, 以中央集权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手段, 以价格调节为作用机制, 达到了稳定市场和国家经济的目的, 开创和发展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均输解决中央集权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 同时可调节各地之间的价差和商品余缺。平准即通过“贵即卖之, 贱则买之”调节市场供求来平衡物价, 以便达到“平万物而便百姓”。与此相似, 刘晏的常平思想主要是为稳定物价, 尤其是粮价, 而不是完全为了盈利。但他把常平制度的作用加以充分利用和扩大, 收到了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的效果, 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3.专卖思想。管子的经济政策均系根据商品特性的不同, 采取各种不同的政策。桑弘羊所处时期因战争、自然灾害等引起的日益增加的封建政府开支使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决定了财政应以收入为先。桑弘羊为扭转中央政府财政濒于困境的局面, 力求改变原来强制的租税政策, 转而推广和扩大国家专卖制度, 特别是对某些重要的自然资源产品由私人经营改为国家垄断, 盐、铁和酒专卖三项国家垄断政策增加了封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并加强了国家对自然资源开采和生产的调控能力。刘晏对盐法进行改革, 在生产方面由私人自行生产, 在盐官监督下出售给盐商。王安石主张随各业具体情况而变的专卖政策。宋代经济有较大发展, 专卖之法过于严密, 不利于商品生产和流通, 也不利于财政税收, 因此他减少干预以适应人民要求生产更多产品的形势需要。

4.发展商品经济。刘晏尽量运用商品经营原则进行理财。收入方面, 他把重点放在盐利及常平业务上, 并不专靠调整土地税增加收入来源, 以商业自由经营方式刺激经济, 而不采取专卖政策;支出方面, 他以商品经营原则来管理机构, 积极采取鼓励商业的措施, 在改革的过程中, 以雇佣劳动代替强征劳役, 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反对财政赈济, 鼓励灾民自身发展生产。另外, 他是历史上惟一一个创立商业情报机构以搜集市场信息的理财家。

三、对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借鉴

(一) 对儒家思想的发挥

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其思想精髓对现今社会仍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以德为本, 重视和谐的人际伦理和平衡的社会关系, 注重社会财富分配环节的公平以及勤劳致富、崇尚节约的生活准则。这些思想造就了全民族、全社会事业中的自强不息、诚信为先、勤俭节约的敬业精神, 从个人奋斗到家族产业, 从社会产业到产业报国, 一步一个脚印, 不乏孔孟千古遗训。这些思想既是为人从政的基本准则, 也是生活和理财的基本原则。孔孟的经国理财思想并不深奥, 相当平实, 与其为人处世学说一样, 走的是一条修齐治平、推己及人的道路, 这就是:自理、理家、经国、富天下、义利两全、敬业勤奋、艰苦朴素。

(二) 对法家思想的发扬

1. 经济决定财政, 财政作用于经济。

国富要靠人民生产, 对人民征敛要慎重, 需考虑人民的负担能力与心理承受能力, 保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不能竭泽而渔, 破坏财源, 同时还要做好理财工作, 合理安排收支, 这样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反作用于经济。我国大力发展经济, 培养税源, 为财政收入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税率未变化, 税收收入随经济的增长而增加, 同时又利用税收政策等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 使其向健康、有序方向发展。

2. 利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市场机制。

管子提出了简单的货币数量理论, 即货币流通速度与真实国民收入一定时, 现实的货币流通量与物价成反比的特征间接体现了货币购买力理论, 这一思想比西方古典学派的货币数量理论早近千年。它对我国现实也发挥着指导作用, 为保持物价稳定, 必须控制住货币流通量, 否则会引起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均输、平准制度的创设充分体现了古代理财思想家既正确认识市场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 又积极发挥政府干预经济职能的财政思想, 特别是其制定价格调节政策的平准思想, 更是体现了政府间接调控市场的意识, 对现代经济社会政府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3. 从专卖政策来看, 对不同资源和产品根据实际不同而实行不同的专卖政策, 体现了财政思想的灵活性与对效率的重视。

在以增收为主的时期, 对盐、铁、酒等商品实行国家专卖, 在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时期, 要充分利用商业经济, 发挥私人经营的优势。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对各种垄断商品的性质及其生产和流通条件有着相当认识的基础上, 这对现代市场经济下国家专卖政策的制定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在对某些资源商品实行专控专卖的过程中, 既要坚持通过专卖措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个大原则, 又要注意结合不同商品的具体条件和具体市场情况, 在国家垄断方式上切不可搞“一刀切”, 而应灵活采取国家垄断与市场动作相协调的方式。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财政收入和商品市场的稳定。

4. 重商主义的财政思想大大增强了封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对我国的政策制定仍有指导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应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 它对繁荣经济、发展贸易服务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财政包揽一切的直接控制做法, 既遏制了市场规律的积极作用, 扭曲了资源配置, 又导致了中央政策较低的财力水平, 影响了宏观经济效率。改革开放后, 我国大力引入市场经济, 发展商品贸易, 各行业、产业的繁荣有目共睹, 我们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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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创富故事

何心安“借鸡生蛋”

何心安是清道光年间浙江台州人, 以善于经营理财而远近闻名。有一次, 他带了一些钱财货物到福建经商, 走到延平地界遇到强盗, 被抢劫一空, 幸好他在外衣的夹袋里还藏着几十枚小钱。眼看天色已晚, 只好选择了一家便宜的旅店住宿。

挨到半夜, 何心安忽听隔壁房间传来隐隐哭泣的声音。他过去一问才知道, 那人名叫范幼铭, 家住安徽, 也是来福建做买卖的, 白天也遇到强盗抢劫, 损失惨重。何心安问范幼铭有什么打算, 范幼铭说:“我在这里没有一个熟人, 如今囊中只剩一两银子。”何心安听了, 顿时觉得眼前一亮, 说:“有了你这一两银子作本钱, 何愁没有生计呢?”范幼铭忙问做何种生计。何心安对他说:“你在这里等着, 我出去采购一些物品。”范幼铭便取出银子交给了何心安。

范幼铭一觉醒来, 睁眼一看, 只见案头堆放着许多竹片、竹枝以及五色小纸。何心安笑着对他说:“范老兄, 刚才我到村子里转了一圈, 发现这个地方盛产竹子, 比外地便宜得多。我便用你的一两银子加上我的几十枚小钱, 和乡下人讨价还价, 买了这些竹片、竹枝。你别小看这些小玩意儿, 用处可大着哩!”何心安以竹片、竹枝为骨架, 外面糊上五彩纸, 做成雄鸡的形状, 又用竹枝为小笳, 缀在尾部, 吹起来, 就像鸡鸣一样悦耳动听。不到半日的工夫, 两人已经制作成竹纸彩鸡300余个, 然后分别拿到市场上出售。

当时, 延平交通很不方便, 外埠的奇货很难见。他们做的竹纸彩鸡虽然算不上奇巧之物, 但也是很稀罕的小玩意, 尤其对小孩有很大吸引力。用不多时, 全部售完, 回来掏出钱一数, 竟卖得7000余钱。两人顿时精神倍增, 又赶制出几百个, 带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卖。

几天以后, 何心安看到购买者越来越多, 便和范幼铭商量了一下, 用赚来的钱到绸布店买回一批各种颜色的杂布, 制成体态多姿的布人, 形象更加生动可爱, 价钱也高出纸鸡三倍有余。一连卖了10余日, 赚得钱百余两。

到此时, 两人已经积累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 他们来到福州, 何心安在南台临街地开了一家商店, 经过两年的精心经营, 获利达千余金。后来, 他的买卖还发展到海外, 成为福建地区有名的大商号。

郑商“择机钻空档”

郑商是清同治年间浙江鄞县的一位富翁。他家里原来很穷, 很小的时候就给一家经营烤烟的商店当伙计。由于他办事精明, 勤快好学, 得到店老板的赏识。这位店老板只有一个独生女儿, 便作主把女儿许配给他。第二年, 老板以年老归养为名, 把烤烟店全部交给郑商夫妇经营。这时, 郑商已经久经商界风波, 是一位精明老练的商人了。

有一次, 正值梅雨时节, 郑商带领烟店的伙计, 与当地的烟业同行乘船到产烟地收购烟叶。到达目的地后, 这些烟商并没有立即开始收购, 而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 游戏院、下酒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郑商一个劲儿地催他们赶快收购烟草, 好早点回去。有一个小烟商私下里悄悄地对郑商说:“你着哪门子急?那些烟农比我们还要急呢!”话这么一点拨, 郑商就明白了:他们是有意拖延收购日期。因为烟农收获了烟草之后, 都怕留在家里霉潮变质, 想尽快卖出去。烟商们则抓住这个机会, 用拖延时间的办法与烟农讨价还价, 占烟农们的便宜。

郑商这时眉头忽然一展, 动了心计。这天他趁烟商们还泡在戏院和酒馆里, 一个人早早地溜了出来, 来到产烟地。烟农们正在为烟商久未开市而发愁, 见到郑商走过来, 便像请神一样把他迎进村里, 询问收购烟叶的行情。郑商面露一副同情的样子说:“我知道近来烟草在市面上很不畅销, 积压不少存货。烟商们又整天不露面, 不是泡戏院, 就是下酒馆, 故意拖延时间。这样下去你们的烟草不都全泡汤了?乡亲们如信得过我, 咱们不妨合计个价, 互惠互利, 烟草我全收了。”烟农一听, 争着向他出售自己的烟草。郑商趁机以优惠价把这个地区的优质烟草全部购走。

几天之后, 当他的同行们来到产烟地收购时, 才知道郑商已经先他们一步, 垄断了烟草的收购。为了维持自己的买卖, 烟商们又不得不向郑商转购烟草。当然, 郑商把用优惠价购来的烟草, 再用高价卖给烟商, 转手之间, 又赚了一大笔。这一趟收购, 郑商里里外外赚了好几倍的利润。正是靠了这种心计, 没几年工夫, 郑商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当地首富。

创富感悟: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 篇8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军事思想是军事科学的综合性基础理论门类，对军事科学其他门类的研究与发展具有总体指导作用，又从军事科学其他门类中汲取营养，使自身不断发展。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西周至清朝）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是别具异彩的珍贵遗产，它不仅曾经哺育了无数精兵良将，而且影响和指导了历代军事活动。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有其鲜明的特征：1、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西周时期的《尚书》、《军志》、《军政》是中国最早的兵书，它们虽然早已亡佚，或仅存只言片语，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一些有关战争指导的理性原则。春秋末期出现的《孙子》兵法，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素有“兵家圣典”、“世界第一兵书”之称，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至战国时期，又诞生了《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兵书巨著，达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高峰；2、舍事言理，思辨深邃。中国古代之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素有从哲学高度进行观察分析的思维传统，因而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和较高的理论概括性。3、崇尚道义，以和为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以战止战。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倡导以礼治国，以德服人，主张言兵议战必须谨慎，“临事而惧，好谋而成”。4、注重谋略，以智使力。有人说东方重道轻器，重谋轻力，此话不尽全面，却不无道理。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羽扇纶巾，胸藏奇谋方略、锦囊妙计的诸葛亮向来是智慧的化身。讲究谋略，以智使力，一的确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屋顶”式的发展轨迹：萌生于夏、商、西周时期；在春秋战国进入迅速生长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至世界古代军事思想的高峰；从秦王朝建立到清前期，则是其长时期缓慢演进时期。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

据实物和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兵书源于殷商，但作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开始萌芽。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8世纪，中国为奴隶社会时期，也就是在这时国家建立了军队，出现真正的战争及其相适应的军事思想。这时战争的主要特点是：兵器以木器，石器为主，作战方式基本是以密集队形进行集团肉搏正面冲杀。作战中形成了以车兵为核心的方阵队形，产生了一些萌芽的军事思想，但对军事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军事专著比较少。

此时并不重视和提倡军事中谋略的运用，视谋略为小人之举，不仁不义。如春秋时期宋、楚两国在泓水交战，宋国在战前已布好阵势，有人向宋襄公建议趁楚军对正在渡河及渡河后处于处于混乱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讲求仁义，耻于诡道”，结果遭到失败。

第二阶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

大约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军古代军事思想取得辉煌的成就，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专著，被封建社会一直视为兵学经典的7部兵书中，就有5部产生在这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取得辉煌成就并趋于成熟的原因：1、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大变革。在新旧社会交替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思想来指导新生力量的发展，军事思想也是其中之一；2、是这时候战争比较频繁。这些频繁发生的战争和会盟就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3、是由于文化的普及。由于私学的兴起，春秋战国打破了奴隶社会“学在官府”的局面，文化教育普及于民间。这就为军事思想的成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4、各诸候国的重视和提倡。各诸候国出于生存和争霸的需要，也都争相招贤纳士，广揽人才，鼓励人们进行军事理论的研究，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客观上也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

第三阶段——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公元前221年至1840年）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840鸦片战争，我国为封建社会时期。秦朝统一天下后，进入了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骑兵成为战争力量的主角，出现了新的军种---舟师水军。但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限制人们对军事的研究和探討，影响了军事思想的快速发展（秦朝谈兵论法是杀头之罪）。大约从公元960年到1840年，我国经历了宋元明清，这是封建社会会的后期，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体系的重要时期。这时的战争火器逐渐普遍使用，战争进入了冷热兵器时代。

此时军事思想的特点有：1、战略思想成熟、完善。三国时的诸葛亮隆中一对；明朝的朱元障，采用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取得了天下。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的只有刘邦和朱元障，而他们二人恰恰是在战略构想方面高人一筹；2、与各军兵种相适应的军事思想的形成。由于骑兵、舟师的出现及火器的应用而出现相应的军事思想；3、军事理论的研究向体系化发展。先秦兵书的特点是内容繁杂，无所不包，同一本兵书可能包含战略、战术、气象、地理、兵器、训练、编制等不同的内容。而这个时期的兵书除了总体性的研究外，还有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专题性的兵书增多。从一些兵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倾向：《历代兵制》《守城录》《练兵纪实》《神器谱》《火攻挈要》《海防图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