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阿Q正传》读后感1500字（推荐12篇）
《阿Q正传》读完了，《阿Q正传》的形象便印在我的心中。《阿Q正传》是一个被那个时代所抛弃的人，他一无所有，只靠打工度日。尽管他“真能做”，但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命危机，受尽欺凌。他用“一精一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被别人打时，他自我安慰说：“是儿子打老子。”他的“一精一神胜利法”可谓天下第一。阿Q是悲哀的。他并不懒惰，他是靠自己的劳动获得食物的;阿Q也有梦想，他想有一个家，享有名声、有地位——但他在别人的心中永远是卑贱、微不足道的。现在，我们已经远离阿Q那个时代了，但他那种“一精一神胜利法”似乎依然可行。
一个胆小的人受到别人的欺辱，嘴上虽然不敢说，但心中一定是愤愤不平，在背后说那人的坏话，将那人骂得体无完肤了。
一位机关干部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心中一定想：“总有一天，你“下”了，我“上”了，你就会栽到我手里……”
阿Q的“造反有理”似乎也流传至今。
一个孩子看到父亲吸烟，而自己却受到了父亲的管制不准吸烟，便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
一、看客文化中的替罪羊
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非常典型地以二元对立的结构写出了貌似祥和的社会环境下一些小人物始终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情节模式, 整个封建文化氛围与个人不能解脱的救赎、精神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等等, 造成人物悲剧的不是哪一因素独立作用的结果, 而是在整个看客文化背景下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幸的是他们成为承受精神奴役、被动接受不平等命运的替罪羊, 他们从社会中孤立出去而成为悲剧的一种标志和符号。隐形的等级制度形成一种看客的心理, 对人性的漠视和事不关己的嘲讽在整个社会的文化中根深蒂固, 比如《药》中华老栓和其他人一样等待着对夏瑜的斩首, 民众对鲜血的麻木, 对革命者的不理解, 都成为整个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 而貌似善良的华老栓在这场屠杀中正是充当刽子手的帮凶, 还理所应当地等待着用人血馒头救治下一代的生命。对于看客们来说, 这司空见惯的场景与自己并没有一点关系, 以至于形成一种看客文化, 就是盲目的依从或追从时代的主流, 必要时担任一定的职责来促使主流的顺利发展。那么有看客现象的存在就一定会有人成为这种屠杀中的牺牲者, 他们渺小、卑微、低贱, 他们努力地想成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但却找不到出路, 最终被社会所抛弃甚至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 就像弗莱所说的那样:“悲剧性讽刺作品的主人公不一定就存在悲剧性缺陷或执迷不悟到了悲惨的境地, 他不过是个遭到社会孤立的人而已。”
《祝福》中以鲁镇庆祝新年为背景凸显出祥林嫂这一角色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重在凸显出祥林嫂受奴役的牺牲者形象。鲁镇文化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祥林嫂, 在经济上剥夺着祥林嫂, 在男权话语的环境中统治着祥林嫂, 这些她都是在默默地忍受, 但她的存在成为封建黑暗社会的缩影, 她的悲惨遭遇只能成为鲁镇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没有获得任何的怜悯和同情, 她成为时代强加在她身上的替罪羊, 所有的矛盾和缺陷、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在她的心理构成中凝聚和升华。在《祝福》中鲁镇成为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缩影, 它成为人与人之间对立、冷漠、排斥的屏障, 祥林嫂极力地想在这缝隙的文化中寻求出路和解脱, 她用她的麻利、不争、捐献试图找到精神的出路, 或者是得到一点点人性的关怀, 但一张无形的等级使她始终难以融入到社会之中。在初到鲁四老爷家时, 她用自己的麻利能干赢得了人们在把她的逃婚、改嫁、丧子当做趣闻来谈论, 祥林嫂的悲剧在于她把整个社会包袱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 她渴望在精神上被救赎, 但却逃脱不了舆论的枷锁。《祝福》结尾中祥林嫂悲剧性之死使她暂时逃脱了舆论精神对她的压榨, 但是这并不代表人性的黑洞及禁锢的思想链条就此斩断, 也不能说明类似的替罪羊模型得到了遏制, 事实是替罪羊的角色在不断的变换而人性的悲剧还会重演, 这才是时代的悲剧, 是人性麻木的悲哀!
在《阿Q正传》中, 鲁迅塑造出一个自欺欺人的形象, 他是芸芸众生中的渺小者, 正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说在反讽式的悲剧中“主人公论体力和智力都比我们低劣, 使我们感到可以他们受奴役、遭挫折或行为荒唐可笑的境况, 他们便属于‘讽刺’类型的人物。”造成阿Q精神胜利的是周遭人的利己主义, 他们对弱势群体的辛辣嘲讽正是整个文化氛围的缩影。鲁迅在塑造这样一物质和精神上的一无所有人物实际上也是为整个时代风气的描摹。人们习惯于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胜利之中, 以想象的象征符号达到转败为胜的模式, 从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出鲁迅在将个人的悲剧演绎成时代悲剧的讽刺模式。
二、自我牺牲意识下的替罪羊
中国人总是习惯以“听天由命”作为自己不能逃离现实苦痛的说辞, 实际上这只是人们自导自演的一种自我牺牲精神, 在《祝福》中祥林嫂一次次的捐门槛、一次次的受人白眼, 在她的潜意识中她认为自己应该被如此对待, 在不自觉中就成为封建吃人的礼教束缚中一个可悲可怜的人物, 成为维护封建正统思想、正统文化的替罪羊。同样在《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这一自我牺牲意识。
可以说阿Q从生到死都是在这样自欺欺人的环境中生存, 也就是这样的环境才能够让他自然地摒弃世俗观念, 甚至认为这样的欺辱、不公平待遇是上天安排的, 睡醒一觉就什么都没有了。从阿Q的身上更能折射出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 它表现为一种等级攀比。中国的文化属于一种集体主义的文化, 与西方倡导个性的个体主义文化相比, 中国人更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大集体中, 以及与人的关系方面。所以, 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应较多地体现了它的社会内涵, 典型地表现为“高人一等”的欲望以及自尊心掩盖下的虚荣心。当一个中国人处于困境的时候, 这句话大概是最好的安慰剂:如果你没有了鞋穿, 想想你周围还有没有脚的人。按理分析, 听到这句话, 第一反应是深刻的同情。而一般中国人拿他来当自己的安慰剂珍藏, 从别人的惨状中找寻自己的幸福。很明显, 这种幸福建立在与别人对比胜利的基础上。“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足以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也正是阿Q被批判最多的地方。
鲁迅描写了很多“替罪羊”的角色, 他善于将国民的劣根性, 时代的悲剧性通过一个貌似不相干的人但实际上与这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联系在一起, 他把无尽的苦难一股脑的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让社会的压力、封建礼教的束缚、个人的牺牲全在同一时刻显现出来。就像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解释:“我们不能光是说替罪羊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当说他是无辜时, 是指他所遭受的不幸大大超过他的所作所为应得的报应, 就像登山运动员一声喊叫竟引起一场雪崩一样。说他有罪, 是指他是一个罪恶社会的成员;或者说,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 类似的不公正构成了生存的无法回避的一部分。”这成为鲁迅小说中的一种反讽模式, 成为标榜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标志。
摘要：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论述了悲剧性讽刺中典型的牺牲者形象, 本文以弗莱的讽刺性替罪羊角度着手, 试图分析《祝福》和《阿Q正传》中祥林嫂和阿Q悲剧典型形成的根源, 并阐释时代精神或作家笔下替罪羊的象征性意义。
关键词：替罪羊,看客文化,自我牺牲,象征
参考文献
关键词：鲁迅 《药》 《阿Q正传》 辛亥革命
鲁迅先生在1919到1921年写了《药》和《阿Q正传》，两篇小说的公共点在于都涉及到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都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图景。从时间顺序来看，《药》写的是辛亥革命前，《阿Q正传》写的是在革命期间。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国民真实的生存环境，并且深入的剖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状况。
《药》第一次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剖析了辛亥革命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本质，从而艺术的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并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药》写了明暗两条线，明线写开茶馆的华老栓到刑场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药是假的，当然治不好，结果是悲剧。鲁迅小说中多次写到愚弱的国民羸弱的病体，这虽也是当时的现状，但这一题材的选择是有意识的，鲁迅先生少年时的经历使他意识到拯救病弱的灵魂比拯救病弱的肉体更加重要，因此他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暗线写革命者夏瑜的被捕被杀。小说通过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治病，批判了人们的愚昧、迷信和落后。通过对夏瑜的描写，不仅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也总结了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的沉痛教训。对于夏瑜的牺牲，小说中的群众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其一是华老栓，夏瑜是为了解救像他这样的受苦人而英勇牺牲的，但他不仅不谈不问，反而去买他的血给儿子小栓治病；其二是那些茶客，他们都不理解夏瑜的革命活动和他的被杀，反而说他疯了；其三是夏瑜的母亲，连革命者的母亲夏四奶奶也不明白自己儿子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在清明节上坟时反而在人前觉得羞愧。因此可以说，小说的悲剧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悲剧的十分深刻的反映，它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教训。鲁迅先生把这个历史悲剧和教训反映出来，无非是为了告诉人们：要革命，首先必须做好思想发动工作。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封建、反迷信，把广大群众从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阿Q正传》是鲁迅另一篇总结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小说。这篇小说的后三章，集中描写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在未庄引起的变化。小说中重点刻画的主要人物是贫苦落后农民阿Q。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不注重组织民众、发动民众，使得阿Q对革命一无所知。他原“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由于他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当革命到来时又必然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好处，因此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时，他看到举人老爷到乡下来藏东西，是那样害怕革命，赵太爷等人对他也变得异常和气，因此他开始神往了，但他对革命根本不理解，他认为革命只有三件事：一是抢东西；二是报私仇（当然他也分不清敌友）；三是解决女人问题。本来应该是革命依靠对象的阿Q，对革命却是这样理解能怪谁呢？当然责任还应是在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同时，这部小说较《药》更为深刻之处，还在于着力描写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地主阶级的投机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没能发动民众，动员民众，而且革命很不彻底。从小说中看，城里的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革命，忙于剪辫子，这辫子虽是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象征，但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时，它却不应该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如果宣传好民众，他们是会自己动手剪掉的，用不着革命者亲自动手。相反，因为没有宣传民众，就是剪了辫子，也解决不了人们的思想问题。因此，未庄的秀才不敢进城，阿Q也不敢进城，因为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问题，对于城里举人老爷、未庄的赵太爷都没有给予狠狠的打击；同时还让这类人物钻进了革命的政权机关，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加入了“柿油党”。未庄仍然还是赵太爷的天下，贫苦农民阿Q却被诬为盗贼而抓去枪毙了。这说明了辛亥革命所实现的和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是不相容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作品深刻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它与封建势力的血缘关系，从而否定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鲁迅先生写作这两篇小说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年左右。他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与多年来的理性思考熔铸在一系列文学形象中，把夏瑜的悲剧和啊Q的悲剧联结起来，表达了对中国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一是因为夏瑜这样革命精英势单力薄；二是因为封建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三是革命阶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构成了封建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使他们不知不覺地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阻力。
鲁迅先生深刻的洞察到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成为“万难打破的铁屋子”，就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利用地理环境的封闭，把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沉淀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相结合，成功地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使国民不仅表现出无意识的服从，而且是自觉、自愿的认同。这种精神上的奴化与毒害不仅妨碍了他们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也严重妨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解放首先必须是人的思想解放，必须改造国民性弱点。
（作者单位：河南省沈丘县第一初级中学）
参考文献：
[1]张海洋.精致、凝练-谈鲁迅小说《药》的艺术技巧[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12.
[2]沈大为.鲁迅与辛亥革命[J].呼兰师专学报,1994.3.
小说的内容，博大而精深，并且无一不闪耀着作者智慧的光芒。本文试从作品中所反映的女性观、传统习惯、革命观、奴隶性及看客态度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女性观
自古就有“红颜祸水”之说，在士大夫的眼中，女人的意思有两个：要么是泥美人似的玩物，要么是破国亡家的狐狸精。大抵前者多用于诗词，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施;而在做史论时则是后者的一套论调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啊!男人对女人，一面是轻蔑，一面是追求，连屈辱不堪的阿Q面对静修庵里的尼姑也是或“唾骂”，或“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并说着下流话，但同时又是小尼姑引起他对女人的无限联想并出现了对吴妈的调戏。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人是奴隶，当男人也成为奴隶的时候，女人便成为物品，连人也称不上了，男尊而女卑。
二、传统习惯
“从来如此，便对么?”作者借阿Q这一人物对这个问题作了阐释。在阿Q眼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阿Q的逻辑是墨守成规，反对变革，排斥异己。凡有变化的，他都要加以排斥。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对象;而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剪掉长辫子自然也是异端，因而成为他最厌恶的一个人;因城里人将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用葱丝不合未庄老例而不满意;对革命他一向就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传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习惯有好坏之别。尊老子幼，文明礼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些都是好传统、好习惯，值得发扬光大;至于女人缠足，男人脑后留条长辫子，虽是传统习惯，则不是什么好习惯，确确实实是有弊无利。
三、革命观
阿Q的革命畅想曲――报私仇、分财物、讨老婆，这些是他的自我设计，是他对革命的理解，也是他向往革命的目的。对“威福、子女、玉帛”(权力、女人、金钱)的追求反映了农民为了“生存和生活”的合理要求，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小丈夫”们的最高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也将只会以自己为核心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社会，这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结果。
四、奴隶性
鲁迅对国民精神弱点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奴性人格的批判，作品主人公阿Q是一个双重性格的奴性人物。“见了狼，自己就成为羊;见了羊，自己又变成狼”，这是阿Q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一面。在“假洋鬼子”、赵太爷这些“狼”面前，阿Q表现出空前的软弱，乖乖地做“羊”了，任其欺辱。在王胡面前，阿Q虽然不甚服气，并试图获得胜利，然而，在王胡真的动了气同他打起来的时候，他又软下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弱者的哲学，也是由狼变羊过程中的心理安慰。阿Q式的人物，就是这样一种两面人：“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
五、看客态度
鲁迅《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惟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阿q正传 鲁迅 赏析一
主题思想
《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批判精神胜利法。
“人民性”、“民族性”显然不是“国民性”，均应该有“进步”与“落后”两个方面。国民性，它不科学，按字面讲，那就是中国国民都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鲁迅所讲，是指“国民劣根性”，某些国民的落后性，不是指的进步思想。
《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精神胜利法贯穿阿Q的一生，阿Q要被杀头了，也还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用鲁迅的话解释精神胜利法：“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阿Q好赌，但总是输，然而有一回却福星高照，终于赌赢了，他居然“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可惜的是，“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阿Q也挨了几拳几脚，到头来“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不见了”。然而，阿Q毕竟是阿Q，他还是能拿出与众不同的解除痛苦的办法来。阿Q忽然“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便心平气和起来，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又觉得“心满意足得胜”了。鲁迅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的荒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这也是鲁迅对旧中国国人灵魂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又是他们以下的百姓、仆役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板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受的封建文化奴役最深，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也最沉重。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欺凌，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阿Q精神的麻木，是因为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习惯。在等级制中，被强者欺凌似乎顺理成章，欺负弱者也似乎理所应当。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阿Q头上的癫疮疤虽然是比他强的闲人们欺侮和取乐的材料，然而，阿Q还有又癫又胡的王胡可以嘲笑取乐。阿Q打不过王胡，但还有更弱的人向他求饶，他也得势不饶人。
鲁迅通过阿Q性格的塑造，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1、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2、指出了阿Q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3、与此相联的是深刻地评价了辛亥革命。
鲁迅不仅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方面对封建制度加以揭露，而且着重揭露了封建制度用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给劳动人民套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为了砸烂这个精神枷锁，使人民觉悟起来。吕俊华从“自尊心”分析出发，指出“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自尊心”、“奴隶也要保持奴隶的尊严才能活下去”。阿Q的“自尊心很强，甚至达到自负自傲的程度”，因与实际相脱离，就变为“虚荣心”，即所谓“面子”。阿Q在一次次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打击、欺凌中，在“自尊”无法维护的、屈辱的境遇中，只得求于“追求思想上的安慰”，阿Q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他的实际失败。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挫折、屈辱中“转败为胜”，尽管是虚幻的，但也得到一些快慰的效应，所以就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说精神胜利法是“自卫的反应”和“求生的本性”。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失败虽然是相反而实际都是为了保全自己，都是出于生物的本能。但是，虚幻的精神胜利究竟解决不了“生存要求”的实际问题。如阿Q的“恋爱悲剧”及其引起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进城谋食，尽管一度“中兴”，令未庄“侧目”。这就说明了“阿精神胜利法的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是变态的反抗，是愚昧麻木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是“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阿Q的病态是旧社会造成的，是旧社会病态的反映。阿Q正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愚民的政策、等级制度的产物。
《阿Q正传》充分反映了赵太爷一伙就是愚民的政策的代表者、受益者，他们虽然也有阿Q精神，但他们并不是愚民，而是愚民的愚弄者、制造者。他们自发或自觉地、有意和无意地体现和实现着愚民的政策，他们君临着、主宰着阿Q和未庄居民，他们垄断着做人的资格、权利而把阿Q置于非人的地位，他们不准阿Q姓赵，不准阿Q恋爱，不准阿Q革命。总之，不承认阿Q是个人，也决不允许阿Q企图争为人的地位。
阿Q性格、阿Q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有如大石重压下的小草一样地扭曲生长、畸形萎黄、枯死。
《阿Q正传》通过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塑造，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旧中国国民的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支柱的种种精神劣根性，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暴露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弱点，而且也揭示了民族衰败的根源。阿Q的失败不仅是国民性的失败史，也是民族的失败史。通过阿Q这个典型，鲁迅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和人民伟大的爱。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语言鉴赏
(1)诙谐、幽默的讽刺语言
鲁迅先生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非常擅长运用的就是诙谐、讽刺的风格，善于创造出冷幽默的氛围，因此，众多的学者对于鲁迅先生小说的评价都是“嘻笑之怒，甚于裂毗”，以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1。在《阿Q正传》这部小说当中，鲁迅先生也延续了这种语言使用风格，不断讽刺当时的依稀社会现象。比如对对于赵太爷等剥削阶级的尖锐讽刺和嘲笑。在小说当中介绍赵太爷与阿Q关系的时候，小说当中说：“……哪知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沫地喝进：“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大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通过这一段落短短的对赵太爷的描写，就将一个嚣张跋扈的剥削者的形象展现了出来。描写赵太爷使用的语言，比如“满脸溅沫”、比如“抢进几步”等的动作描写，以及赵太爷的说话内容“混小子”、“胡说”、“你也配姓赵”等等，都非常准确和深刻地描写除了赵太爷的人物形象，介绍了赵太爷身份比较高的阶级背景，说明赵太爷嚣张跋扈的丑恶行为——欺凌弱小，嚣张霸道等等，都是通过对赵太爷语言和实际行动的讽刺，表现了出来。但是更加讽刺的是，在《阿Q正传》当中，阿Q被赵太爷打了一顿之后，竟然被众人更加尊崇了起来。这就是鲁迅先生运用讽刺运用的更加神奇之处了。按照一般的道理，阿Q被打之后，应该是会被众人嘲笑。但是因为打人的是赵太爷，也就是阿Q与赵太爷联系到了一起之后，在无形之间竟然身份有所提升，使被赵太爷打也成了一种荣耀。这是非常深刻的讽刺手法，说明在当时社会当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的无知愚昧，对上层阶级人们的盲目崇拜的社会现实。
(2)语言诙谐幽默，描述沉重现实幽默
众多的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当中，都愿意使用到得语言表达方式。一方面，幽默可以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幽默的语言也更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是同时，幽默在某些时候也有可能会被使用来描述一些令人感到非常无奈的现实，使现实情节与语言上的幽默形成强烈的对比，凸显出人力的微小和事件的悲哀性质。 鲁迅先生就非常擅长使用幽默的语言，而且是利用嘲讽、调侃似的幽默语言，来揭示出丑恶黑暗的社会现象，以及人性的悲哀，可以说，鲁迅先生在创作的小说当中，将幽默的语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在《阿Q正传》中，通过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与高度挖掘，他塑造了令人喷饭的阿Q，不伦不类即象小丑又似魔鬼的假洋鬼子、带兵把总等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自身的形象到他们生动诙谐的语言和滑稽可笑的行动，都不仅构成了使人捧腹的幽默氛围，还产生了震憾人心的思想力量，给这幽默氛围染上了一层深厚庄严的色彩1。 比如，阿Q常常在被人欺负之后，能够自轻自贱地将劣势地位转化成为思想上的优势地位，在思想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种方式是阿Q所创造的，因此他是“第一个”能够做到自轻自贱的人。“自轻自贱”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但是阿Q却能够认为是“第一个”而感到光荣，因为“状元也是第一个”，那么不论是在哪方面，只要能够取得“第一”，就是决定性的胜利。鲁迅先生在描写阿Q的这种思想的时候，能够使阅读的人感觉到强烈的嘲讽信息;还有，阿Q的处处比他人弱小，但是却更加喜欢攀比的个性，也让人感觉到非常滑稽可笑。比如阿Q看到王胡在光着上身捉虱子，也过去跟他一起捉虱子，并且暗自以捉虱子为标准与王胡比赛，甚至在捉虱子也输给王胡之后，气疯地要与王胡打架。阿Q的行为被鲁迅先生表写的非常幼稚可笑，但是也正是从这些幼稚可笑的行为当中，体现出了阿Q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哀和苍凉——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对他人来说都没有价值，而为了提现自己的`生存价值，阿Q这才不断做出引人注意，但是却非常荒唐可笑的各种行为。
阿Q在最终临死之前，鲁迅先生也同样是使用非常轻松幽默的语言来表写了阿Q临死之前的表现，以及周围看客的气氛。似乎没有慌张、没有悲伤，阿Q甚至面对死亡还想着用“精神胜利法”给自己大气，想要唱戏，想要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最终刽子手手起刀落，将阿Q所想的一切都彻底结束了。在死亡的情节当中，鲁迅先生也用幽默语言来描写，但是却反而更加凸显除了主题的悲剧性，使阅读者能够体会出痛苦和悲惨，不断思考关于社会的黑暗的严肃问题，这也是鲁迅先生希望通过使用幽默语言来达到吸引读者思考的最终目的。
艺术成就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对于阿Q，有太多的说法，其软弱无能，势强凌弱，无不暴露其本质。在那样一个年代中，深处恶劣的环境，阿Q先生却更表现出了不争气不警醒的态度。它渐渐形成了阿Q风格，即现在人们所说的阿Q主义。
生活环境的恶劣，做人的种.种失败，更使我们的心感到同情与怜悯，也许同情与怜悯对他来说无所谓，他会感到那些是什么屁东西，走阿Q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屈膝人下，任人欺凌已是一种习惯。阿Q先生认为这是天命难违，是人的意志所不能转移的，关键是他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虽然有人说他会舂米干活，那只是当时看到他还有一点可用之处才说的风凉话，但事后是过河拆桥，没用了就踢到一边去——奴才到底是奴才，因为没有了尊严，没有了自尊。
虽说他有奴才的本性，却不乏知道另一个道理——强势的不敢欺负，难道还惹不起弱的，才有了调戏小尼姑的伟大做为。算是长了出息。
反感革命党，痛恨剪辫子，怀疑在外面走路的女人与别人有勾搭。但为了高人一筹，却想着投靠革命党，在思想上占领高地。结果不选择却被屈成死罪。一向欣赏别人被砍头的阿Q却自己尝到了被砍的感觉。难道这是命运的捉弄?
在那样的年代，不应该有这样的阿Q精神，为了生存，在生活中，必须要有自尊，必须要有尊严，必须要有志气。这样的人才不会寄人篱下，民族才更有生机。这种讽刺阿Q精神的思想，从侧面激励了我们要有尊严，让我们更加有了勇气，敢于面对困难。
阿Q，是洗涤了我们的心灵的人物!
读《阿Q正传》有感
读完了文章，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阿Q“精神胜利法”，他总借着“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来逃避冷酷的现实。
文章以辛亥革命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残害的落后农民的人物形象。阿Q生活贫困，靠打短工为生，住在土谷祠，无依无靠，甚至连自己的姓氏也“丢掉”了。
文章开头就写了阿Q在未庄并不怎么好的人缘地位，以及总少不了挨打和被开玩笑的生活。面对人们的各种过激行为，他总是吃亏，但他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阿Q向往有一个家，所以他想“女人”，所以他才会对吴妈说那样的话，由此看得出阿Q心中的“家”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但那时的人们不懂，阿Q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阿Q胆子不算大，但他能毫不讳饰的说出来他上城的那些日子干了不好的勾当，却使人们更加疏远他了。
当革命党来到镇子时，阿Q又幻想他加入了革命党，去掠夺赵府和“假洋鬼子”的财物，后来革命党抢去了这些阿Q梦寐以求的东西，却没叫上阿Q，再后来阿Q被抓走扣上了打劫的罪名，游街示众，最后被枪毙了……
正如鲁迅先生自己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
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鲁迅先生的笔墨“传扬”之下得以流传至今。然而，鲁迅先生所想要传扬的不仅仅是这些。其中还有更深刻，更能发人深醒的东西。
读完《阿Q正传》，我深深体会到了鲁迅先生写作这篇小说时的心情。鲁迅先生就是那一个时代的引路人，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痛苦，也看到了他们的希望。鲁迅先生奔走相告，企图告诉每一个人他所看到的世界，渴求给每个人带来幸福与快乐。鲁迅先生恨不得自己立刻变成一根巨大的蜡烛，即使燃烧自己，也要让每一个人看清前进的道路，让每一个人重拾前进的信心与勇气。
平衡的现象很常见，平衡的图画、平衡的文字、平衡的建筑……天平是平衡的，世界唯有平衡才能稳定，平衡是不可缺少的。事物需要平衡，心理也需要平衡，看见的东西需要平衡，看不见的更缺不了平衡。可是，这种平衡一旦被扭曲，就不再是原先的平衡了。
我看过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是粗略地看了一遍，对主人公阿Q却留有很深的印象。阿Q的“一精一神胜利法”，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种阿Q一精一神就是一种心理平衡的扭曲形态。
阿Q经常到处惹麻烦，总被别人打，但他并不悲痛沮丧，并没有感受到失败的痛苦。被打之后，总是笑着说：“儿子打老子”，然后很快地将这件事忘记。一般来说，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到酒店去喝几口酒，下次还不改，仍是被打。有一次他又招惹上了一个人，那人叫王胡，王胡打了他之后说：“这不是儿子是打老子，是人打畜牲。”阿Q连连答应，可是王胡一走，他又说儿子打老子了。这种一精一神胜利法倒也好处不少，整天笑口常开。可是他的处理方法不对，不应当将事忘记，而是应当记住，不去再做类似的事了，这样，偶尔用用这种方法，也其乐无穷。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李小平
【内容提要】：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但他的小说思想深刻，技巧精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鲁迅毕生从事着对国民性批判的工作。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因为在“五四”时期传统文化正严重地牵绊着中国社会的进步。鲁迅的文学批判观念是以促进人的精神健全、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的，他旨在通过对愚弱国民灵魂的批判否定，重建新的理想的人性，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他将文学的审美超越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追求，与人的现实价值的实现结合了起来，强化了文学观念中的批判性、真实性、历史感和超越性。《阿Q正传》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它深刻的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问题。作品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阿Q正传》思想内涵博大精深，艺术手法精湛绝伦，是鲁迅先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化长廊中的一件珍品，是千古不朽的名著。
【关键词】：阿Q正传
鲁迅
小说
批判性 正
文：
一、从《阿Q正传》的思想主题看鲁迅小说的批判性：
《阿Q正传》通过阿Q的悲剧命运，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面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问题：农民问题。小说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中国的民主革命才会有光明的前景。小说特别透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在更为深广的层次上，揭露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人们的“病苦”，以此“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二、《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形象总结：
鲁迅写《阿Q正传》的本意“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小说是把阿Q这样一个人物安置在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历史的环境中，通过描写阿Q悲剧的一生来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就是说，小说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面貌，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有着高度真实的描绘，深刻的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可以说，《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形象总结。
（1）从小说反映的时代和环境来看，《阿Q正传》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农村为背景的，未庄是辛亥革命的浪潮所波及的地方。
（2）从小说的各类人物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来看，阿Q原来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认为“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但是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终究要推动他倾向革命，特别当他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也发生恐慌时，他对革命更加“神往”了。从阿Q的向往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然而，阿Q对偶革命的认识却是十分幼稚和糊涂的，充满着农民式的私有思想和复仇情绪。当他鼓足勇气投奔革命时，却依然弄不清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去找了假洋鬼子。举人老爷害怕革命，把财产移到乡下来了；向来骄横的赵老太爷知道革命党进城的消息之后，一方面见阿Q“革命”了，便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另一方面与家洋鬼子串通一气，抢先向革命投机。未庄的人原先不知道什么革命，阿Q“革命”之后，未庄人都用惊惧和可怕的眼光看着他。（3）从这场革命的结果来看，革命的果实被封建地主阶级篡夺了。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阿Q被当作抢犯抓了去，成了新政府的“惩一警百”的牺牲品。未庄人的精神状态仍旧是麻木和冷酷的。这些都说明：辛亥革命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没有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要求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这就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三、从阿Q的形象及其典型意义看的鲁迅小说的批判性：
《阿Q正传》通过阿Q的形象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并由此反映了如不真正打碎农民的精神枷锁，中国的民主革命很难有光明的前景。阿Q是旧中国受压迫和剥削最深重的贫苦农民，是一个贫困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但作为奴隶，他无家无业，没有社会地位，任人污辱和欺凌。但他在长期的屈辱生活中，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受奴役的奴隶地位，却无忧无虑，达观自得。总是用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来掩饰实际生活中的惨重的失败，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与陶醉，这便是阿Q“精神胜利法”（即阿Q主义或者叫阿Q相）。其主要特征体现在：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只求得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最能自尊自大，也最能自轻自贱；死要面子，讳疾忌医，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欺善怕恶，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糊涂终生。但精神胜利法却不是阿Q的最根本特征，他的根本特征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他的所有的思想观念都不是从他的自身的生活体验和自然欲求中升华出来的，代表他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思想观念，是在消极的适应外界环境、适应封建社会现实关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被动地接受现存的、社会上流行和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
阿Q性格是某种民族病态的集中显现。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出自中国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其历史来源则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历史紧密相联，而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又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阿Q生活的社会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阿Q性格所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鲁迅多次表明，塑造阿Q的形象，实为画出国民的灵魂，以拯救民族的命运。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所以，阿Q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阿Q这一艺术典型有广泛的代表性，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面镜子，同时又有独特鲜明的个性，鲁迅对阿Q的性格揭露意在于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四、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及鲁迅批判精神胜利法的重大社会意义： 鲁迅小说《阿Q正传》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它深刻的反映了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问题。作品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
小说的主人公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阶级对立十分严重的一个江南农村------未庄，是一个极其贫苦落后的流浪雇农，也沾染了一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即鲁迅所说的“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无家无业，无亲无故，借住在一个土谷祠里，靠着给人做短工维持生活。阿Q的社会地位也非常低，连准确的姓氏都不可考，地主赵老太爷竟然不许他姓赵，并且给了他一记耳光。未庄的人平时谁也不注意阿Q，只在活儿忙的时候才记起他这个廉价劳动力来。人们对阿Q可以随便嘲弄，使他的人格受到难以容忍的上伤害。然而可悲的是，这样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却似乎并无真正的愁苦，倒反而总是那么达观和得意。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阿Q虽然贫困和不幸，但在他身上却束缚着一种可怕的精神枷锁，那便是精神胜利法（即阿Q主义或者叫阿Q相）。
（1）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特点是用从幻想中求得胜利、从精神上战胜对方的方法来消除耻辱，取得安慰。因此，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一种奴隶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表现。比如阿Q虽然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来解脱被人揪住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的难堪局面，虽然在赌赢的一堆洋钱被抢走之后用自打耳光而以为是打别人的耳光的“转败为胜”的办法来“战胜”对方，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实际上处处是一个失败者。尤其令人吃惊的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发展到极致时，竟由“怒目而视”变成了“你还不配”，以丑骄人。
（2）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他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多也觉得“大失体统”。他很自尊，可头上偏偏有几个癞疮疤，因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阿Q既自尊自大而又最能自轻自贱，这两种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奇怪地统一着；当被别人扭住黄辫子，形势于自己很不利时，他可以大胆承认：“打虫子，好不好？我是虫子-------还不放么”？但不到十秒钟，阿Q又觉得仍是心满意足和得胜了：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而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这是何等荒唐的阿Q式的逻辑！
（3）阿Q还欺善怕恶，怕强欺弱。他遭到失败后往往不敢向真正的敌手作斗争，比如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他不敢抗议，换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他也不敢抗争。却转而向弱小者去报复。他的调笑小尼姑、与王胡以及小D的打架，都是他怕强欺弱的典型表现。
（4）此外，阿Q还十分麻木、健忘，特别是对于被压迫被海的麻木、健忘。他的糊涂和麻木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了一生，如画圆圈时的思想状态，以及游街时竟因没唱几句戏而“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等等，都是精神极端麻木的表现。阿Q还患有一种对于被压迫被损害的惊人的健忘症。他经常这样：在生活中受了侮辱，以“你算什么东西”等“妙”法“战胜”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番，“得胜”后，就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挨他一向瞧不起的“假洋鬼子”的打，是多么大的屈辱！但“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他慢慢的走，将到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种惊人的健忘症，使得他老是处于被侮辱中而不自觉。至于他认为“女人是害人的东西”，对“男女之大防”非常严以及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则都是封建道德观念的遗毒的具体表现。
以上，就是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阿Q主义的一些主要因素。但是，在阿Q身上除了阿Q主义之外，还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着劳动者的对压迫者的仇恨心理和要求改变不幸命运的愿望，当辛亥革命的风暴掀起时，阿Q甚至被革命所吸引，接近和要求参加革命。尽管阿Q对革命的理解荒唐可笑，只是一种“阿Q式”的革命，但是，他对于改变不幸命运的愿望却是热烈而真诚的。因此，阿Q的阿Q性和革命要求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我们理解阿Q这一艺术形象的思想性格时不能忽视的。
阿Q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病态，鲁迅对它的解剖意在批判整个旧的社会，小说的谴责对象广泛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几十年来，阿Q精神已经成为一切自欺欺人、因循守旧的腐朽思想的通用名词，人们常常用它来讽刺敌人和批判群众中的落后现象。今天，阿Q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个现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能鞭策我们进一步向旧思想的残余影响进行坚决斗争。
五.《阿Q正传》的艺术成就看的鲁迅小说批判性：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宝库中的经典作品。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艺术描写的高度典型化。作品将阿Q放在未庄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从而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和滋长找到了合适的土壤。阿Q主义在当时虽有极大的普遍性，它表现在作为流浪雇农的阿Q身上时却又有其特殊性。这说明，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极其个性化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而不是抽象观念的化身。
（2）精彩的细节描写。关于阿Q肖像画即使突出的例证之一。又如点灯的描写，出现在不同的段落里，使赵太爷的吝啬贪小的性格，一层深一层的从三个“例外”里反映出来。这种精细入微的描写，活化了地主阶级卑污的灵魂。
（3）强烈的批判与讽刺特色。小说中不仅有头尾两部分的议论，而且其他许多地方也都穿插着议论成份。这些议论都具有批判与讽刺的特色，是突现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小说的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所谓“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另如第四章“恋爱的悲剧”第一段的那些议论，不仅直接批判了阿Q的麻木、糊涂、健忘，而且抨击了中国固有的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鲜明的表达了作者的爱憎及作品的中心思想。总之，作者那些诙谐而精辟的议论，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思想批判的色彩，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特色。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也能准确地表现人物的身份、教养和突现人物独特的精神面貌。其次，作品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斯亦不足畏也矣”等等，不仅言简意核，富于表现力，并给作品增添了一种特有的诙谐性与讽刺力，是古语活用的范例。第三，是小说的语言包含着幽默感，并且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浅闺”以及“田家乐”、“大团圆”和关于动用众多的人马、枪炮捉拿阿Q的那段描写等等。第四，是小说使用了不少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放倒头就睡”等，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最后，《阿Q正传》中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精练等特色，也同样是十分突出的。
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宝库中的经典作品。它还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成为了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注
释：
（1）《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1926年起改由北京书局出版，收1918年4月至1922年10月期间的作品共14篇。
（2）《阿Q正传》选自《呐喊》，是鲁迅最有影响的小说代表作，也是鲁迅惟一的中篇小说，1921年12月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发表。
参考文献：
郑金莉
内容提要：鲁迅的《阿Q正传》和芥川龙之介的《鼻子》都是世界文学库中的优秀作品。本文试图运用英美“新批评”理论对其文本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内部结构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得出人性都是阴暗的结论。
关键词：阿Q 内供 人性 阴暗
每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总能表现一个永恒的主题，表达人类共通的感情。所以无论是几千年的先哲之书，也无论是远在天边的异邦文学，都能使人们产生共鸣。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读起几千年前的《庄子》还能体会到心旷神怡的感觉，看到地球另一端的《简·爱》还能为其主人公不屈的精神所折服„„同样，作为中国新文学代表性作品的《阿Q正传》和作为日本文学“激石”的《鼻子》也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的文学，而是全人类的作品。
尽管它们作者的生平及创作心理不同，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同，所以民族的思想、宗教、哲学也不同，然而这些在英美“新批评”派那里，都是“外部”原因，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本文着重于“内部研究”，从文本入手，通过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揭示出一个普遍的道理——人性是阴暗的。
一
《阿Q正传》和《鼻子》都是从揭露黑暗社会出发，进一步从内心深处挖掘阴暗的人生，暴露人性的恶劣，同时也表达了一种人生无定位之悲剧。最终揭露了一种普遍的人性问题。虽然鲁迅笔下的阿Q表现了一种“我们的魂灵来”，“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就连“未庄”也是“中国社会的缩影”。［1］然而这毕竟是中国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是把作品放在国内这个小环境里所得出的结论。如果只把作品当作文本，而不再把考察只限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阿Q”不只是中国有，世界上到处都有他的影子，阿Q“精神胜利法”在二千多年前的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里就有所体现，那只狐狸口中所言“葡萄是酸的”早已是世界各国人民“精神胜利法”的表现了。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通过对古代故事《今昔物语》中“池尾禅智内供鼻子的故事”及《宇治拾遗物语》中“长鼻子有故事”的改编，结合日本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揭露了日本社会的黑暗。正像一切优秀的作家一样，芥川龙之介并没有把笔锋停留在对黑暗社会的揭露上，果真如此，那么其将成为一篇政治小说或历史小说只供历史学家们研究了，根本不可能使其成为世界短篇佳作中的一员。他的伟大之处是他把问题深入到对人性的暴露上，通过叙述主人公内供的长鼻子由长变短又变长的滑稽故事，揭露了人性的阴暗及人们内心的脆弱。人生无定位之悲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主人公内供一直都是以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来衡量自己的。由此可以看出，《阿Q正传》和《鼻子》都是揭露阴暗的人性，表现同一个主题。除了主题相同外，阿Q的形象和内供的形象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爱面子。爱面子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这种人对自己的价值认识不清楚，其自我价值永远是以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来衡量的。他们无法对自己的价值做出明确的判断，认为别人欣赏的都是有价值的，别人嘲笑的都是无价值的，无法从自我的发展中证实自己的价值，因而特别注重维护自己的“面子”。这种爱面子的集中体现即是对自己缺点的忌讳。阿Q的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所以他忌讳一切“‘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连‘灯’‘烛’都讳了。”［2］这种忌讳其实
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做法，他死要面子的性格使他无法正视自己的弱点，希望能够通过忌讳来避开使自己丢面子的言语，其实这样做又近一步暴露了他的自卑心理。这种心理在内供那里表现得更突出，他“心坎上始终为这鼻子的事苦恼着”，而“表面上他也装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因为“他不愿让人家知道他把鼻子的事放在心上，平素言谈之中，他最怕提‘鼻子’这个词儿。”［3］这种心理反映出了他强烈的自卑观。心里一直为鼻子的事苦恼，而表面上却装出毫不介意，他最担心的就是别人知道他很介意自己的样子，而他最忌讳的两个字也就是“鼻子”。比起阿Q的“直率”来，内供确实是太虚伪了。阿Q爱面子人人皆知，而内供爱面子却深怕别人会知道。这一点在他弟子为他治鼻子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的徒弟告诉他有办法把长鼻子缩短时，他“跟平日一样装出对鼻子满不在乎”，而“心里巴望徒弟劝他来尝试这一办法”。［4］其实这都是因为他内心脆弱，不敢面对自己的缺点，又害怕别人看出他不敢面对，这即是爱面子的一种集中体现。
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种“爱面子”实际上是一种自欺自慰之道。然而正像别人所说，人若没有一点自欺自慰之道，而使内心永远处于矛盾激荡状态，大概也就很难活下去了。其实阿Q和内供的心境都在平静与“激荡”状态中徘徊。
阿Q和内供，他们俩都是社会底层人物，都不满于现实，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然而在现实面前，他们却处处碰壁。他们都曾经努力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改变自己提高自己，但都无济于世。阿Q的积极反抗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在一步步退缩，最后基本上回归到了人类生存的边缘境界直至死亡。内供对自己所取得的成果总不自信，最后在别人的嘲笑声中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在追求胜利的过程中，他们也成功过，也失败过。相对于内供而言，阿Q真正胜利的时候很少，不过他总能很快使自己从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反败为胜”，使自己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这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5］相伴随的心境的变化规律是：平静——激荡——平静。与阿Q比起来，内供可幸运得多，他不但自己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改变自己的长鼻子，而且还有一群“热心”的徒弟帮忙，使他“美梦成真”。但是他没有阿Q的“豁达”，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更确切地说是不能使他周围的人们满意，所以一直都很烦恼，故他的心理状态是：激荡——平静——激荡。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徘徊，在平静与激荡的心境下旋转。这些都是他们太注重“社群自我”［6］而造成的。无论是平静的心理状态，还是激荡的心理行为，都反映了他们自我意志的脆弱。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往往以社会习俗和社会评价来确定自我价值，意志薄弱者对自我的评价往往取决于公众的舆论，心理状态也受他人议论的影响与左右。阿Q和内供都是这样的人，从表面上看阿Q似乎并没有受他人的影响，因为他无论失败得如何惨痛都能“反败为胜”。其实并非如此，阿Q的意志薄弱表现在他主动地把自己敞开，向别人炫耀，有时甚至标新立异，让天下人都看到自己的“了不起”，而在他为了生计默默上城时，却是神不知鬼不觉。内供是消极地受别人影响，他总是表面上表现出一副尊者的容貌，内心深处却处处留意别人对他的看法，通过别人来左右自己的心绪。他们的这种薄弱的意志在他们成功与失败的情况下都可以看出。
阿Q的一生最得意的事情莫过于摸小尼姑的头了。在此之前，他与王胡刚打过架并且觉得“生平第一件的受屈辱”，紧接着又挨了假洋鬼子一顿打，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就在他准备忘了这种屈辱而继续前行到酒店时，遇到了小尼姑，先是大声地吐一口唾沫，然后伸出手去摩着小尼姑的头皮，这时酒店里的人都笑了。阿Q看到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赏识，就更加猖狂，用力拧了一下小尼姑的面颊。酒店里的人又都笑了。阿Q飘飘然了许多时。试想如果阿Q的战果没有得到别人的承认，酒店里的人对他不理不睬，阿Q还会“飘飘然”吗？相信他会觉得生平受了第三次的屈辱。可见可Q的胜利并非因为自己战胜了小尼姑，而是自己的成果得到了别人的赏识。他的意志是受别人左右的。同样的胜利，因为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内供心理很烦闷。内供想着自己的鼻子变短了，以后别人不会再嘲笑他了。
谁知道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有个武士到池尾寺来办事儿，他脸上摆出一副比以前更觉得好笑的神色，连话都不正经说，只是死死地盯着内供的鼻子。”中童子也终于憋不住笑，“噗哧一声笑了起来”，还有那些杂役僧徒们，总是背过身去“偷偷笑起来”。对于别人的这种“露骨”的笑，内供怎么也想不通，他最后只会认为自己把鼻子变短是个错误，以致于“叹今朝落魄，忆往昔荣华”了。对于自己的胜利也不敢承认，却只是凭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来判断，这集中体现了他意志的薄弱。所以说，无论是阿Q的真正的胜利，还是内供化胜利为失败，都是以别人的意志为标准的，他们根本没有为自己的形象真正地定位，故他们都是意志薄弱者。
二
阿Q和内供的悲剧，固然是因为他们爱面子，意志薄弱，并对自己的人生无正确定位而造成的，然而，任何一种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并发展的，他们的悲剧命运也不只是他们自已造成的。他们周围的人们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阿Q正传》和《鼻子》中，阿Q和内供身边的人都是冷漠的旁观者和热心的统治者。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多的是旁观者的利已主义，即对旁人的不幸津津乐道并大肆宣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心的阴暗。这在《阿Q正传》和《鼻子》中都有所体现。鲁迅在第五章的“生计问题”中写到阿Q恋爱失败之后未庄人的情形，“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虽然没有从正面描写阿Q恋爱的悲剧是怎样传出去的，然而通过“未庄的女人们”的反映可以看出人们对阿Q的“丑事”的宣传程度，及至最后阿Q不能在未庄呆下去了，生计都成了问题。同样的遭遇，内供也经历过，有一回，有个中童子来为他掀着鼻子让他吃饭，不料“中童子打了个喷嚏，手一颤，那鼻子就扎到粥里去了。”这只是内供吃饭的一个小问题，然而“这件事当时连京都传遍了。”按说这种事情自家人知道就行了，根本不足以称赞，为什么那么快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了呢？这不仅仅说明了人们的无聊，如果只是无聊，还不足以议论这种小事情，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事情多如牛毛，为什么人们只单单对别人的丑事如此感兴趣呢？这是因为别人的丑事可以冲淡自己的丑事，别人的不幸会增长自己的优越感。嘲笑内供的人们从他那鼻子看出自己鼻子的正常，因而心理上获得一种自我优越感，行为上表现出对内供的轻视。嘲笑阿Q的人更是如此，他们不止对阿Q向吴妈求爱失败这件事本身进行嘲笑讽刺，而且通过对阿Q的指责与“抗议”表现自我的伟大与纯洁。
如果看客永远只是看客，那么，阿Q和内供也不致于陷入痛苦的深渊。阿Q的遭遇在第九章“大团圆”中可以明了。举人老爷家丢了东西，阿Q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把总为了自己的“面子”，把阿Q抓了起来。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和阿Q走到了一起。在这里，阿Q成了牺牲品，举人老爷一直认为是阿Q的同伙偷了他的东西，所以主张追赃，而把总主张要示众，他认为要“惩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阿Q这时成了把总挽回面子的工具，从“被看客”变成了“被砍客”。这足见社会的黑暗，人性的阴暗。还可以说是人性阴暗面中最极致的表现，以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成全自己可怜的面子。人性的阴暗面有许多种，不只是以牺牲别人的生命，还可以是牺牲别人的尊严和信心。内供所遭遇的就是这一种，如果说他鼻子长的时候，人们笑话他还有情可原，可为什么他的鼻子好了之后别人继续笑，并且笑得更露骨了呢？这正如芥川龙之介自己所评论得那样：“人们的心里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当然，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的。但是当那个人设法摆脱了不幸之后，这方面却又不知怎地若有所失了。说得夸大一些，甚至想让那个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于是，虽说态度是消极的，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对那个人怀起敌意来了。”［7］内供的鼻子变正常后从池尾的僧俗那里感受到了这种旁观者的利已主义，只是当时他还无法体会其中的深意。阿Q也在中兴之后从未庄人的眼中读到
了这一点，他当时也无法理解“斯亦不足畏也矣”的深刻涵义。
三
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性作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指出文学批评的目标是“分析文本，探究意义，展示其内在的对峙与和谐，并对作品作出必要的评价。”［8］本文通过以上两个部分对文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人性是阴暗的，人性的阴暗是普遍存在的。所谓人性的阴暗是指人性中存在的一种极其自私的感情，这种感情会为了自己的些微利益哪怕是精神上的一时痛快而嘲笑、攻击甚至牺牲别人，对别人造成巨大的伤害，自己却毫无愧意。
这种结论是从现象出发，分析文本而得出的，而真正的评论必须具有理论性，就像维姆萨特所强调的那样，“批评必须具备客观性、理论性、合理性。”［9］理论性作为文学批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阿Q正传》与《鼻子》的比较中也不可缺少。下面就从艺术形象的美学性质方面来进一步分析文本。
美学性质包含悲剧性和喜剧性。张法说，人类的悲剧性是“挑战的非理性和应付挑战的超理性的相加”。［10］我认为这是关于悲剧性最好的诠释。喜剧性是让合时宜的人在（不）合时宜的场所做出合（不合）时宜的行为。那么由此看来，《阿Q正传》和《鼻子》是悲剧性的还是喜剧性的呢？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都是喜剧，因为他们的行为和想法是如此地可笑，相信搬到舞台上会使观众捧腹大笑的。笑过之后呢？我们细细咀嚼，似乎有些透骨的悲凉之感，就像俄国果戈理《钦差大臣》中演员对观众说的那句话一样“笑什么？笑你们自己。”是的，我们每个人从阿Q和内供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即是作者所表达的人性阴暗的普遍性，只是在表达这种悲剧性格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喜剧的方式。总的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喜剧的皮相，悲剧的骨子。
喜剧的皮相是指在他们的全部活动中，其行为方式的直接动机和主观意愿都带有荒谬可笑的特点。这些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表现手法实现的，如夸张、滑稽、讽刺等。内供的鼻子不小心扎到粥里去了，这件事很快就在京城传开了。这是一种极度夸张的手法，虽然有许多无聊的人们，但这件小事还不至于传之整个京城，至多是到寺院里办事的人们知道，然后再传之于左右。这种夸张手法的运用增加了文章的戏剧性，也增加了喜剧性。此外，还有内供的鼻子变短的方法，先是用热水烫，然后让徒弟在上面踩，整个画面好像是一个精彩的漫画，滑稽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内供和他的弟子们的表情及对话，更让人忍俊不住。阿Q在遭人打之后，承认自己是虫豸，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想法，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自轻自贱之人，“状员不也是‘第一个’么？”这是他有名的精神胜利法，在皮肉上受苦之后，又无力通过武力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使自己马上“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这在我们看来是多么滑稽的事，在阿Q却是家常便饭。在《阿Q正传》中，最滑稽的一次莫过于“革命”中阿Q所受到的尊重了。赵太爷怯怯地喊“老Q”，赵白眼惴惴地说“阿„„Q哥”，都是滑稽手法的运用。通过这些夸张、滑稽的手法运用，我们看到了一种异于正常人的正常做法，正是这些合时宜的人在合时宜的场合做出如此不合时宜的事情来，才让我们觉得滑稽可笑。这也是喜剧的一种表现形式。
悲剧的骨子是指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内涵是悲剧的。只是这种悲剧思想依附于喜剧的行为上。内供的鼻子扎到粥里这件事当时连京城都传遍了。虽然是一种夸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岂不是由于人们思想的恶劣。对别人的一些缺点加大宣传，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正是别人对“坏事”的极力宣传，所以内供才会有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总是忐忑不得安宁。这些人的做法正是人性阴暗的一个表现。内供“治鼻子漫化图”看起来很滑稽可笑，实际上他们的行为状态却让人心寒。内供的弟子出于同情才对内供进行多方求医治疗，然而在同情的背后，也有他们的私人目的。可以想象他在向别人寻医问诊的时候，肯定会说出他师傅如何如何地痛苦，并表现出一种很痛苦的神情，这样他就可以博得一个“懂事、有善心”的弟子的称号，进而赢得别人的尊重，也得到了内供的赏识。这是一种隐性自私的表现。内供自己呢？他总是一声不吭地任由弟子摆布，这样看似乎对自己的鼻子漠不关心，而实际上从文中一开始便可得知他“心坎上始终为这鼻子的事苦恼着”。他的这种做法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让人觉得好像他自己一点都不情愿做，是别人强迫他做的。这样不但治好了自己的鼻子，还维护了自己的面子，真可谓“一石二鸟”。这是内供内心阴暗虚伪的一个集中表现。
同样，阿Q的喜剧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悲剧。在“革命”一节里，赵太爷的“怯怯”和赵白眼的“惴惴”，终于让人为阿Q出了一口气。然而正是由于此，阿Q最终走上了断头台。在最后一章“大团圆”的结局中，阿Q“使尽了平生的力量画圆圈”，都是一种黑色幽默。阿Q最终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所以说，无论是内供还是阿Q及其他们身边的人，再“风光”的表面背后都逃脱不了悲剧的骨子。
总之，通过对《阿Q正传》和《鼻子》文本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人性阴暗的普遍性意义的结论。
注释：
［1］鲁迅，《阿Q正传》附录，第76-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2］鲁迅，《阿Q正传》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3］［4］芥川龙之介，《鼻子》第17-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鲁迅，《阿Q正传》附录，第1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6］社群自我：自我在一个群体中的形象。
［7］文洁若，芥川龙之介小说选，第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9］马新国，《西方文学史》，第42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参考书目：
［1］文浩若，芥川龙之介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鲁迅，阿Q正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3］马新国，西方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4］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5］刘叔成等，美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6］郭志刚、孙中田等，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如果现今社会中有人想靠着精神胜利法来存活下去，我想这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吧!因为不可能有老板会想要用这样的员工，不要说在工作了、如果再读书时就有这种心态，我想有这种心态的人未来应该是非常的惨吧，就连在同学中也有可能站不住脚。而在文章中阿Q为了减轻外力给来的欺压和凌辱，阿Q只能自我麻痹和自欺欺人来逃避现实，就因为这样使得阿Q以自负来安慰自己，于是愈陷愈深，也就使得阿Q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了。也许精神胜利法是给缺乏自信心的弱者的人的人生哲学，自己明明处于劣势，但是却又因为外在种种的失落，于是只有用精神胜利法来取得心灵上的安慰，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方法罢了，它并不会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强，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人自暴自弃的表现方法吧。
还由于阿Q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他只能靠出卖劳力才能生活，在文章中有写给人家作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是阿Q他连基本的人生权利也没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连一间栖身的房屋也没有，只好长年在土榖祠里落脚，然后必须强迫接受有钱人的欺负，以及村里人们的戏弄、侮辱，这个现象让我感到非常的无奈，在现今社会似乎也是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似乎有钱人在社会里就是老大、而没钱的就只能成为有钱人底下的玩具一样被玩弄。在没有人权的社会里他的这些做法是否可以给予同情呢？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体会最深和思考的一些地方，对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虽然被讽刺的一文不值，但是鲁迅先生想要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不要故步自封，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要对人太过自私，不然永远都不会进步。
小时候，常看到哥哥姐姐们在作文中提到《阿Q正传》，我很奇怪，不知这段故事的内容。最近我得到了一本鲁迅的文章全集，便明白了《阿Q正传》是什么样的故事了。
这个文章写了一个名叫阿Q的流浪农民的那种愚昧，奴性的生活，文章批露出了国民清朝末期的国民精神。看完之后，我对文章深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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