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晚期书法（推荐3篇）
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包世臣发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后，于是碑学始成巨流，到咸丰、同治年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书家辈出，异彩纷呈，清代因此成为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 其中有一已面目者，约有以下数家：
・ 何绍基 (1799-1873) 阮元门生。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
・ 吴熙载 1799-1870) 师从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1775-1855)。篆隶书俱学邓石如，能融会贯通。篆书流美婉转，婀娜多姿。有“吴带当风”之誉。
・ 杨沂孙 1812-1881) 以篆书闻名，他的篆书，据说是将笔毫烧掉一些，以期写出粗细匀等的线条，但显得平板少趣味。自以为可与邓石如相颉颃。
・ 张裕钊 (1823-1894) 书法在唐法基础上参以北碑体势，以清峭刚健胜，然失于生硬刻意，
资料
・ 赵之谦 (1829-1884) 晚清杰出的艺术家。篆隶书从邓石如出，刚健婀娜。楷行书初学颜真卿，后专攻北碑，熔碑帖于一炉。不足处在于太过圆熟，境界不如吴昌硕。
・ 杨守敬 (1839-1915) 曾因公驻留日本四年，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给日本幕府末期颓靡的书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 吴昌硕 (1844-1927)晚清艺术大家。篆书尤肆力于《石鼓文》，行草陶铸碑帖。书风恣肆烂漫，朴茂雄健。碑学一派至吴昌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赞者以为吴代表了古典书法的终结和近代书法的开端。
・ 沈曾植 (1850-1922)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 康有为 (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著有《广艺舟双楫》，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作品雄强恣肆。
清代题匾送匾之风颇为盛行，匾额的应用已成定式，除了其基本的标识功用外，在朝廷，它成为赏赐大臣、培植亲信的一种工具；在地方，它成为褒奖耆英、宣教贞节、弃恶扬善的一种措施，封建统治者通过旌表匾额来作为尊老敬老、表彰先贤节烈、树立典范达到推行教化的目的。学政题匾也因其职掌所在而多援笔题匾。清代学政之书法，绝非等闲之作，现今存世作品多以手卷、中堂、册页和对联小型书作为多，至于榜书的匾额大字作品留存至今少之又少。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的2171多块匾额中清代学政题写的匾额达数十块之多，可谓是一大幸事。
一、缘于职掌文衡、选拔俊秀而题
清代学政作为一省职掌文衡、选拔俊秀的官员，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持科考、选拨贡生也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清会典事制·礼部贡举》规定：“乡、会试中式人员，应得旗扁银两及表里缎疋，应照举人、进士例给予”，学政对于中举的举人和岁贡、拔贡等按惯例，都要题匾予以褒奖。馆藏中除了为中式举人题匾外，尚有十余块清代学政为贡生题写的匾额，见于书史留名者有以下现择其精者述略如下：
广东学政翁方纲题”拔元”匾匾（图一）高75厘米，宽218厘米。匾上款：“钦命日讲起居注翰林院官侍读提督广东全省学政加三级翁方纲（一正方形篆书印：“臣翁方纲”）为拔贡生罗经立”，下款：“大清乾隆三十年岁次乙酉谷旦”。
翁方纲（1733-1818年），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清代诗人、书法家。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曾任广东等省学政。该匾系翁方纲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任广东学政期间为拔贡生罗经所题。行楷书匾文“拔元”两字书体瘦长紧劲、笔法圆厚浑钝，运笔沉酣，笔画丰满，筋劲骨健，浓淡、粗细和行止极有节奏感，用笔以圆润轻柔为主，没有丝毫的方刚急躁之气，用腕灵活，笔意柔润流畅，融欧阳询、虞世南书法之精髓，同时避免了欧体“作字狭长”的弊端，“拔元”二字结字体态整齐，收敛紧密，排叠有序，能成老气，同时也避免了“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的弊端。该匾书法属于典型的传统帖学风格，强调笔笔有出处，连贯柔和，不急不躁，循规蹈矩，温润丰富，运笔沉酣，筋劲骨健，妙得神韵，有欧书的峻峭，却无欧书的刀戟森森之感，充分体现了翁方纲书法特点及书法理论，堪称匾中上品。
翁方纲是清代乾嘉时期帖学书法的倡行者和杰出代表，同时也是清代碑学书法的奠基者。翁方纲善书，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包世臣《艺舟双楫》评“宛平（翁方纲）书只是工匠之精细者耳，于碑帖无不遍搜默识，下笔必具其体势，而笔法无闻”，因其临古太深，嫌于拘束。其楷书虽得欧阳询的结实端谨，而乏其清新精巧；行书稍活泼，而仍然过于拘束，缺乏逸韵高情，此为后人所讥者，这与其终生痴迷金石研究和临摹金石有着直接的关系。
福建学政王杰题”连步”匾
匾（图二）高68厘米，宽153厘米。上款为：“钦命提督福建学政翰林院修撰加一级王杰为”，下款为：“乾隆三十年乙酉冬月岁进士卢建平立”，中有跋文诗一首“望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觉海波平。连福添禄传忠厚，步上青云万代兴。”
王杰（1725-1805），字伟人，陕西省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状元，曾四任学政，历官至军机大臣、尚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士等职，嘉庆帝即位后王杰任首辅，深得嘉庆倚重，卒谥“文端”。王杰以诗文见长，工于书法。
该匾跋文诗和上、下款文皆楷书阳刻，匾文“连步”两字结体稍长，行楷书书写，为增强其审美效果，确保整体布局的和谐，书者在书写“步”字的下半部“少”字时有意识的多添加了一“、”画，使“步”字更趋沉稳平衡。该匾笔法刚劲秀拔，运笔张弛有序，结体沉稳端庄，中锋用笔，道劲有力，匾额跋文诗清新高远。
二、缘于宣扬教化、表彰乡贤节烈而题
清代学政还负有宣扬教化、表彰乡贤节烈的职责，封建时代官吏是封建道德礼仪和民风教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们通过树立功德碑记、旌表牌坊、颂扬匾额等具体方式，化无形的道德操守和伦理规范为有形的教化方式，或带头尊老敬老，或旌表鄉贤节烈，达到其推行民风教化的目的，这在馆藏学政所题匾额中均有所体现，作为担负宣扬和推行教化之责的学政，题写匾额不失为推行教化之举。
（一）倡导尊老敬老之风，推行民风教化
江西学政金德瑛题“淑德遐龄”匾
匾（图三）高87厘米，宽270厘米。上款：“赐进士及第三人日讲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提督江西等处学政纪录四次金德瑛为曾大裥、大福、大祈、大襭之母陈氏七十又一立”，下款：“乾隆十二年岁次丁卯季冬月谷旦”。
金德瑛（1701-1762年），字汝白，号桧门，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元年丙辰科（1736年）状元及第，授修撰，官至左都御史，在督办学政，选拔、培养人才方面很有建树，曾先后任江西、山东及顺天学政。金德瑛极好金石鉴定，是清代屈指可数的金石专家之一，曾编校（（西清古鉴》、《石渠宝笈》二书。书法在当时与他的诗歌、金石相比肩，与“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郑板桥）交好，时有唱和。该匾系金德瑛任江西学政时为高寿老人所题之匾，赞颂其寿高德长。该匾字体略长，以行楷书书写，书法俊逸潇洒，字字珠玑，避免了正楷书的死板、呆滞之弊，由此匾可知书法之精妙。
福建学政纪昀题“竹节长青”匾匾（图四）高80厘米，宽223厘米。上款：“钦命提督福建学政翰林院编修太常寺乡口口加一级寻常纪录十次纪昀为祖母七十寿葛氏立”，下款：“乾隆三十一年天运丙戌叁月吉旦”。
该匾系纪昀于乾隆三十一年（1786年）为葛氏祖母七十寿诞而题，盛赞其节操如竹节般长青坚韧。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一字舂帆，晚号石云、号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进士，累至左都御史等职，乾隆三十六年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亲自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笔记》等，卒谥文达。
nlc202309041355
该匾书法结体严谨，以当时流行的馆阁体书写，字体稍长，书写流利，大小相兼，苍劲多姿，笔法道劲有力，前后似一气呵成，浑然一体，有董、赵之神韵，凸现其圆融和雍容华贵的书法特点，彰显了纪昀深厚的书法底蕴和功力。
河南学政姚远之题“萱堂永茂”匾
匾（图五）高73厘米，宽208厘米。匾上款：“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充实录馆篡提督河南学政侍讲学士咸安宫总裁加三级姚光之（二印：“姚元之印”，一不辨）为”，下款：“徐母张老孺人七秩荣寿立，皇清道光十二年壬辰洪岁孟冬月吉日’’。
姚元之（1773-1852年），字伯昂，号荐青、竹叶亭生等，清代著名书法家。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进士，曾督河南学政，历官至左都御史，著有《竹叶亭杂记》等。该匾系姚远之任河南学政之时，为祝贺张老孺人七十寿诞而题，匾文结体略长，行书书写，多俊拔。姚远之以书名显于时，其工书画，善行草、隶书，精隶法，行草书艺精妙，深得赵孟頫之笔法。一生性格孤傲、寡交友，其隶书工《曹全碑》、《张迁碑》等汉隶名碑，临悟甚深，能脱离汉隶笔法之囿，所作隶书，多能“入古三分”，其隶书结字古雅，体态生动道逸，字形初识“平正”，细品则“平中人险”，颇耐寻味，为其不可多得的榜书作品。
江西学政洪钧题“硕德延龄”匾匾（图六）高68厘米，宽198厘米。上款：“赐进士及第钦命翰林院侍讲学士提督江西全省学政随带加四级纪录十次洪钧（正方形印两枚，一为“臣洪钧印”，一为“文卿”）为，下款：“恭祝覃恩登仕郎发员尊兄台钟先生六旬晋五寿诞志庆，皇清光绪壬辰十八年冬月吉日立”。
洪钧（1839-1893年），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清末史学家。同治七年状元，官至兵部左侍郎，曾出使俄德奥和（荷兰）四国大臣，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该匾匾文以行楷书书写，阳刻。匾文笔法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势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布局严谨工整，笔力强劲，其书法之精妙可见一斑。
江西学政陈宝琛题”康疆逢吉”匾
匾（图七）高75厘米，宽196厘米。上款：“钦命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提督江西学院加十级纪录十次陈宝琛（二正方形印：“陈宝琛印”、“江西学政”）”，下款：“旌表五世同堂监生王光彦之妻阙氏立，大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冬月谷旦”。
匾为陈宝琛于光绪九年（1883年）任江西雪珍时为监生王光彦之妻阙氏所题，旌表其德高寿长。陈宝琛（1848～1935年），字佰潜、敬嘉，号瞍庵，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同治七年进土，历官至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等，以敢言著称，世谓“清流派”主将。宣统三年，任宣统帝帝师，继任汉军副都统、弼德院顾问大臣。民国时，与修《清德宗本纪》，“九·一八”事变后，反对溥仪复辟建立“伪满洲国”，后病逝于天津。溥仪特谥“文忠”。陈宝琛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学黄庭坚，又工画松，能篆刻、治印。
该匾书体为其擅长的楷书书写，书法工整，结体瘦硬，法度严谨，篇章分明，以险化板，以奇出新，行笔沉稳，娴熟老到，深得黃庭坚书法之神韵，凸显其瘦长秀逸、冷峻遒劲的书风。其书法主承欧柳，上溯二王，下取宋意，学黄庭坚，瘦硬道劲，但师古而不拘于古，险劲与结体严密取法于欧阳询，刚健含婀娜与柳公神似，点划沉蓄畅快，结构舒展大度如山谷。修神而离迹，故能独树一帜。后人评陈宝琛“书法直追汉唐，海内之士，以得片纸只字为荣”，是匾尤为珍贵。
（二）旌表乡贤、节烈
按照清制，各县、州、府所呈报的乡贤、节烈事迹是要逐级上报至学政后审核后，上奏朝廷批准后方可进行旌表。学政亲自为贞妇烈女题匾进行表彰和宣扬，其旨在树立典范、推行教化。馆藏旌表节妇的“节比敬姜”匾额（图八）就是时任河南学政王垿所题。
匾上款：“钦命翰林院大学士国子监正堂提督河南全省学政加三级王为李挺然之妻王氏立”，下款：“龙飞光绪三十二年桂月谷旦”。匾高100厘米，宽208厘米。该匾系王垿用其最擅长的行楷书书写，饱笔浓墨，结体谨严，挺拔道美，功力深厚，雍容整肃，平整中寓险奇，圆润里见清劲，望之震人心魄，气度翩翩，宛若深林高士，非一般进士和普通书家可与之比肩。该匾虽难脱清代“馆阁体”之束缚，但北碑之味深蕴，堪称其榜书之上乘佳作。
王垿（1853-1933年）字觉生、爵生，山东莱阳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历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907年又署法部右侍郎兼实录馆副总裁，修光绪朝《实录》，袁世凯组阁时，任弼德院顾问大臣，民国后王垿清操自守，不问政事，潜心翰墨，工书法、善诗文。其父王兰升、兄王塾均为进士。王垿幼承家训，功底扎实，勤习隶、行、楷书，入京后师从状元曹鸿勋学习书法。其书法初学欧、虞，兼得瘦劲与圆润之笔法，后兼师颜柳，以饱笔浓墨作书，平整中寓灵动，圆润里见清劲，别有一番生动天真之趣。其书法在京期间即为时人所重，北京流传的“有匾皆书塘，无腔不学谭”。王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将汉隶及魏、晋、唐之名碑、帖融会贯通，终于形成雅俗共赏、形体长方的正行书，亦称“垿体”。清末民初北京和青岛各大商号所挂牌匾、对联多出自王垿之手。馆藏的民国十一年“欧孟遗徽”匾额亦出自王垿之手。
上述匾额是由清代学政金德瑛等八人缘事相题，字径大约在30厘米上下，阴刻阳刻不等。八人皆曾履学政之职而均至高位，书法多有名声。当然，一代书风，只是从客观讲，从主流讲，绝不是印模、算子类的刻板物，纵然渊源、师承和时代的烙印必不能无，但学政个人的修养、阅历、情趣，皆是要进发出来的，这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馆藏的学政题匾为研究清代教育提供了珍贵实物，也为研究近代的书法特别是榜书书法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责任编辑：阮富春）
一、明中晚期的书法
明朝中晚期主要指的是明万历至明代灭亡的这一段时间。在隆庆起，朝政的迭变导致社会思想的大变革，在书法创作上大家亦开始不对吴门旧风亦步亦趋。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人们开始追求书法中直抒胸襟、追求自我的表达。“邢张米董”“傅王黄倪”先后竖帜，加上大量同时士人推波助澜，书法艺术在明中晚期得到空前发展。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在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就能跻身仕途，光宗耀祖，有的读书人为此而耗费一辈子人生，如大书画家文徵明一直考到54岁仍未考上进士。能挤过科举考试的独木桥，不但要有丰富的学识和坚毅不拔的信心，更要有一手出众的书法。吏部会试以身、言、书判断择人，即先观书判，再察声言，然后比拟。如何观书？书法高古优美是最关键的一条。否则吏部绝对不会筛选为士，更不用说后来的殿试夺魁。
吴鹏先生在《明末清初的书法艺术思潮刍议》中将明末书法分为三大思潮：一是以徐渭、王铎等书家为首的表现主义书风；二是以董其昌、米万钟等为首的复古风格；三是以黄道周、倪元璐和傅山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义书风。但是状元们都是极理性极自律者，极少有人写表现主义或是浪漫主义书风，纵使有极浪漫者，也仍能从中窥得晋唐宗脉。在这里，我们简单得用古典主义书风和浪漫主义书风将状元书法分为两大类。前者代表有朱之蕃、申时行、文震孟等，后者代表则有赵秉忠、钱士升、刘若宰等。虽说状元们不一定是职业书法家，但由于他们文化修养比较高，有些人又身居高官显位，成为一时文坛书苑领袖也就无足为奇了。在本文中，将主要介绍申时行、朱之蕃、文震孟、钱士升4人的书法。
二、状元书法赏析——以申时行、朱之蕃、文震孟、钱士升为例
申时行（1535年-1614年），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科状元。
申时行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吏部会试时位居第三，殿试时世宗见申时行文辞、书法兼美，遂钦点状元，时年28岁。登第后，受翰林院修撰，后升任左庶子，掌院事。万历六年时，首辅张居正归葬其父，又举荐申时行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政务。不久又进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从少傅兼太子太傅一路升迁，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直至内阁首辅。
申时行为人温和谦让，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即是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旗帜，以高尚的道德标榜世人。承袭了儒教的中庸之道，在张居正死后，维持政局稳定的基础，在矛盾冲突中寻找制衡点，稳固了万历皇帝的统治，也稳固了自己的首辅地位，使国家无为而治。然而政治的急浪险滩，最终没有让他有机会对国家和黎民百姓作更大贡献，在万历十九年，申时行毅然辞去内阁首辅的要职，最终获得皇帝准其乘驿车还乡。
申时行在乡闲居长达二十几年，在此期间，他与苏州当地的文人交友，诗词唱和留下了著名的《赐书堂集》。黄仁宇先生在其名著《万历十五年》中对申时行的道德文章大加赞赏。明史权威毛佩绮先生在《明朝顶级文臣》中把申时行列为从明朝洪武开国至崇祯时期的15位顶级文臣之一。他政事之余，也留下了颇多著述，如：《书经讲义编》《大明世家肃皇帝实录》《大明会典》《召对录》《论扉奏章》《申文定公集》及著名的《赐闲堂遗墨》等著作传世。
后人之所以谈论申时行的政绩以及他的人生经历，是因为他的人生轨迹成为古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金榜题名。在取得功名后，申时行在官场上也是顺风顺水，一度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书以人贵，何况申时行的书法本来就是高古优美，功力深厚，所以自明以来，在历朝历代受人喜爱和珍藏。
余藏有申文定公红金扇面一帧，此扇得于2008年北京永乐拍卖，所写七律一首，全用行草写就。用笔丰厚圆沉，转折圆熟，法度严谨，势态开拓，极具气派而不发越，呈含蓄蕴藉之致，虽是小幅书迹，而处处能呈现大学者气象。款识时行，钤印瑶泉，文学侍从二印。从印文文学侍从推算，应是万历初年文定公入阁之前所书，时值文定公精力充沛，仕途通达之际，所以通篇喜从心出，行笔流畅。我对扇面上的藏印进行一番考证后发现，此扇曾经乾隆朝状元，金石学家毕沅收藏，后又经咸丰状元孙家鼐递藏，民国间转至广东大藏家邓苍梧之手，后由邓苍梧后人释出。
余涉收藏30余年，文定公真迹所见者仅三，而此红金扇面为第一，书写精妙且品相几近完好，明朝状元公的书扇又分别得乾隆，咸丰朝二位状元公递藏，成就了一段奇缘佳话。符合收藏最高级别，真、精、新、奇的四个最高标准，实是可赏可宝也！
朱之蕃（1561年-1626年），金陵（今南京人）世居茬平（今山东茬平）后附南京锦衣卫籍。字元介，一字元升，号蓝隅，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状元。
朱之蕃自幼工书善画，能诗能文。万历二十三年考取状元之后，授翰林院修撰，后历任左谕德庶子，少詹事，进礼部侍郎。后调吏部侍郎，为官清正廉洁。其绘画酷似米元章，竹石兼得东坡神韵，他于泰昌元年所作《君子林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余先后觅得朱状元之红金扇面二帧，其一尤佳，所书近于赵子昂，而略参文徵明，布局疏朗，字距行距宽绰闲适，用笔圆润，提按有致，在漫不经意间流露出生秀的气韵。所书是咏白燕之诗：“入听呢喃旧语哗，惊防玉质防檐牙，鸟衣国里谁同侣，白板扉中自一家，掠水影随冰尽泮，穿檐光透月初斜，上林来往住翻飞处，袅袅梨花更柳花。”因语句甚佳，此诗被康熙帝收录在御编的《佩文斋》诗集中。
朱之蕃画名既高，书名又著，论者以为“初学赵孟頫，远师颜真卿虞世南，而朱元介自辟蹊径，是具大成者，而诗、书、画三绝，尤为士林所重”万历三十年，朱之蕃以钦差正使出使朝鲜，受到隆重礼遇。“中原之人，数学士文章，只称焦竑，黄辉，朱之蕃三人”。朝鲜国王李讼亲自接待朱之蕃，甚至过问他的食宿。他邀请朱之蕃参观了当时朝鲜的最高学府成均馆，拜偈了孔子像，还请朱之蕃为重建不久的明伦堂题写了匾额。朱之蕃为此作诗一首“庙貌更新杏桧繁，跄跄多士集桥门。八条遗泽遵其范，六艺根源溯鲁论。道不远人期谐瞳，含灵成性在存存。相期愿学先时习，扶植无常壮翰藩”。至今明伦堂匾额仍悬挂在首尔成均馆。韩国1000元面值的纸币正面，即以明伦堂作背景。
朱之蕃一生勤勉，著述累累，《南还杂著》《金陵四十景图考》《莫愁旷览》《奉使朝鲜稿》等文集。传世作品有《杉禽图》《课子图》《东坡小像》等。在南京水西门附近，至今仍能找到纪念朱之蕃故居所在的朱状元巷。
钱士升（1574年-1652年），字抑之，号御岭。浙江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状元。钱士升登第后。授翰林院修撰，因文才出众和钱龙锡，钱谦益，钱象坤并称为“翰林四钱”。当时阉党首领魏忠贤专权，大肆逮杀“东林党人”，钱士升荡尽家产竭力营救，受到东林党人的特别推重。
崇祯元年，钱士升应诏任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再升詹事。崇祯四年升礼部右侍郎，署理尚书事务。崇祯元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曾撰著名的《宽简虚平四箴》——“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进呈。但现实给了钱士升沉重的打击，他忠君爱国的愿望得不到实现。崇祯九年的时候他在徨惧中引罪乞休，回到了阔别的家乡。在嘉善东门外景德讲寺大悲阁西，营建放下庵。以更雨堂作祠堂。并捐祠田120亩，1644年甲申变后，与嘉兴知府钟鼎臣登举兵反清，后事败，削发为头陀，终身未仕清。纵观钱士升的一生。虽也曾仕途通达，但在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纵使他想扭转乾坤也是有心无力了。钱士升虽不能以一个出众的政治家驰骋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但他的学识著述和诗词书法已足以让其百世流芳。他在为官和归乞后先后留下了《袁忠记》《易揆》《逊国逸书》《增削南宋书》《论扉奏章》《赐馀堂集》《王子近思录》《庄子四篇诠》《楞严外解》等著作。他在未登第时就和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导理学，精通周敦颐、朱熹学说，并践行终生。
明末士人重视修史，钱士升是当时江南史界的一大领袖，在他的周围聚集过不少布衣学者，如许重熙，淡迁等。吴镇是他极推崇的前贤，天启间，在他主持下梅花庵被修葺一新。他还在吴镇《落溪会饮图》题跋中称：“仲圭，行极高洁，贫隐忍孤。”并对此画作了“用工之笔，尤可宝也”的评解，落款：“仲圭同里人钱士升识。”钱士升题吴镇画口吻如此谦卑，足证这位前贤在他心中地位之重。
在中国书法字典里，论明末书法称：“徐文长之外，钱士升的行书风清骨峻，存隶意而得章草味，”赵宦光篆书，李流芳行书，蔡羽行书亦各自独绝。
我藏有钱状元行书自作诗红金扇面，诗曰：“法堂一丈草深深，寒月孤明到梵林。一自弥天飞钩影，即看大海漫潮音。幽泉活火供清赏，古塔晨钟养道心。莫说虎溪难再续，归兮谈老欲追寻。送扈芷懒先入东塔作。”整幅作品笔法纯熟，酣畅淋漓，当属成熟期作品。由此作可以看出钱士升对书法的追求已不再是点划的形似，模样纵使与古人不尽相同，其意却始终不离晋唐。由此可见钱状元食古以化，自成一家。另外此作乃日本国书画家下条桂谷旧藏。上世纪80年代曾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综合图录》，是研究钱士升书法的重要资料。
文震孟（1574年-1636年），生于万历二年，初名从鼎，字文起，号湘南。文徵明曾孙，文彭孙，元发长子。博通经史，尤长于《春秋》。文震孟曾祖文徵明曾十试举人，皆未中。文震孟本人虽22岁就中了举人，但会试不顺，十入秋闱皆未果。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天启二年（46岁）时状元及第。科举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文震孟为人耿介，明史称其“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在高中状元之后，文震孟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这与他耿直的性格分不开。天启时，魏忠贤把持朝政，禁讲学，兴党议，他上书《勤政讲学之实必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一折力言其弊。文震孟将矛头直指魏忠贤，因而获罪。崇祯时又上疏弹劾权臣王永光，得罪首辅温体仁，两次被罢黜。在担当翰林院侍讲时，讲到“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明史直接称他为“真讲官”。
除文震孟外，在天启二年的进士群中还出了许多书法大家，如王铎、黄道周等人，皆是晚明书法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作为天启二年进士榜的魁首，在时风影响下，文震孟也投入晚明书风嬗变的浪潮之中。他的书法挺拔健雅，秉承家学而能参以苏东坡笔意。在文震孟传世书法中，有一些隶书条幅与引首，从这些流传墨迹来看，他的隶书用笔方折，点画厚实深得汉碑苍浑之意。因此在他的行楷作品中，很自然便植入了隶书字形，自成一家。
文震孟素有诗书名，盖文氏一脉自文徵明始，便成诗书世家。有《姑苏名贤小记》《药圃诗稿》等著作传世。余幸藏有文氏扇面一帧，自书《游中峰寺》七律一首：“岗复溪回一径穿，招提楼阁暮云边。山腰正值诸峰缺，寺面平铺万顷烟。为问把茆寻石室，莫因渫井叹寒泉。道人纵鹤今何处？且纵双眸向碧天。”纵观整个扇面，其书严肃端正，极具理性，这与文震孟的品行高度契合。细观其落笔处处有晋唐遗规，转折泯其棱而多圆熟之致，将他的书法归为古典主义书风是比较『合当的。
另外，还有其他状元的书法扇面，如：赵秉忠，万历二十六年状元；杨守勤，万历三十二年状元；刘若宰，崇祯元年状元；魏藻德，崇祯十三年状元；杨廷鉴，崇祯十六年状元。
三、论红金扇面的收藏价值
下面再来谈谈红金扇面。明朝士大夫几乎都写扇面。亲友、师生、同僚之间的互赠书扇亦是当时所流行的风雅活动。明朝扇面的质地大多纸质，也有极少部分仍然沿用宋元团扇而用绢质。随着人们审美的不断提高，明代的工匠们研究出用金箔贴在纸质的扇面上，由于工艺及氧化的原因，流传于今的明代金扇面都是黄中带红，成为了明中晚期至明末清初的独有产品。红金扇面流行于明代中期士大夫阶层，因价格昂贵一般贫寒士人无力染指。现在所能见到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明中期的书画名家或朝中重臣，受人之索或朋友赠予，都或多或少地在红金扇面上写画作书，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时尚。在明朝中晚期扇面书法日趋流行，而进士状元作为较富裕的文人阶层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这个时期泥金扇面消费的主力军。
扇面与书画结合后便超越其实用性，成为一件艺术品。许多收藏家将书画扇面直接裱成册页，还有人将成扇扇面揭下，装裱成册以供赏鉴流传。因此明代的扇面艺术大都不以成扇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册页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扇面幅不盈尺，且形制固定，折扇上宽下窄，纸面高低不平，要在扇面上表现书画艺术并非易事。在扇面上作书画，既要顾及法度，也要兼及趣味性。中国传统评定收藏价值的评定大致是从艺术家成就，作品优劣，使用材质好坏，有无名家收藏，保存状况这几个方面来看的。扇面艺术其对艺术技巧要求之高，非高手很难驾驭，流传至今的扇面大都为精品之作。而后世因无法复制明代红金扇面的工艺致使红金扇面在扇画材质中已称绝响。因此，红金扇面是当之无愧的扇面之王，在所有扇画艺术中最具收藏价值。
四、尾声
【清代晚期书法】推荐阅读：
清代历史年表详细0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