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四 运 动（精选8篇）
八十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这场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八十年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阔步前进。今天，回顾历史，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对于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二十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来的。可以说：这以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的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在痛苦地哭泣着、反抗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种沉沦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对外战争失败难以比拟的。曾经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沉痛地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战后，西方列强以为中国这条“破船”快要沉了，纷纷扑过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时，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连串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竟发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内。
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心头。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最早提出“救亡”的，是严复1895年的一篇文章。孙中山比他看得更远，前一年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里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目标。怎样才能将中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人们普遍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必须在各方面来一个大的变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人们为什么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一定要奋起革命？中心的一点，就是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有一个专制、腐败、卖国的清朝政府在统治着，只要把这个政府推倒了，中国就可以获得新生，一步步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他们把革命看做是为建设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次革命也带来一次思想解放。皇帝，历来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抛弃掉呢？
但是，历史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紧锣密鼓地上演。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周围仿佛一片黑暗，看不到它的尽头。有志气的爱国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们痛定思痛，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入手，认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要救亡图存，要变革，要在思想上来一个解放，这已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谁也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和科学是专制和迷信的对立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又写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他有一段名言：“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它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可说无与伦比。
《新青年》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起云涌般相继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清扫了旧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决不是一两次猛烈的讨伐和冲刷就能清除干净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
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认为：“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他们的着眼点还只在个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但用这种思想来反对专制和迷信，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1918年写了《易卜生主义》，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有人称赞这个剧本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他在后面又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些话是辛辣的，但显然是更清醒而现实的认识。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决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会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正从表层向更深层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觉悟的表现。
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的爱国青年中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长时期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作为中国仿效的榜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从当时来说，确实也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它的内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世纪初，对欧美社会认真作过考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他写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也称为社会主义。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许多人正醉心于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便敏锐地看到西方社会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它的阴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劳动大众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
隔不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更加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许多人
面前树立起新的榜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开始出现分化。先进分子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西方世界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何孟雄写下这样一段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中国国内社会状况出现的新变动，也深化了这场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辩论。那时候，张东荪主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展实业，不必再去谈什么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对他提出批评。他们说：中国要发展实业，要增加富力，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他们举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的实例说：“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当然，这些先进分子那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还不可能指出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现阶段有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可能了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但他们在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将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探索后产生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
五四时期那样多先进分子奔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是立志救国的忠诚的爱国者，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初，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随着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又看清了应该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作为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但他们的长远目标始终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个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许多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旦这种理想和信念在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中坚定地树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新的动力，使中国历史开始以新的姿态大踏步向前迈进。
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
走在五四运动前列、起着先锋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
直接导致5月4日爱国运动爆发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原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学生中久已郁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当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学生们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取得公众的支持。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学生的抗议活动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原来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力量，仿佛从地平线下突然喷涌出来，这是过去没有看见过的。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一场把千百万群众卷进来的运动，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许多原在睡梦中的人惊醒过来，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明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需要改造自己，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
运动的高潮稍稍过去后，许多人又逐渐认识到：单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并不能解决如何救中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确学理的指导。人们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问号，要求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各种新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五四后的一年间达到四百种之多。研究新思想的团体也纷纷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以前连一部也没有。这时，国内出现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利用从北 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 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名这个研究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陈独秀等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这两个中心，同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起联系。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后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李达回忆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他们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以多年实践检验过的事实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八十年的时光，很快就流逝过去了。回顾八十年前我们的先人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围，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满怀悲愤的黑暗环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对有志气的爱国青年来说，剩下的只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他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他们心中期待着的是在未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国的状况同当年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人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奋斗。重温往昔的历史，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摘要】一战后尤其是巴黎和会上中国被玩弄后，国人迷信西方的潮流不在，人们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怀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本土文化，文化界也出现了东西文化之争，文化取向开始趋向多元化。
【关键词】五四运动；民族主义；发展
五四运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作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它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主义的发展。
政治上，首先是民族自决思潮的出现，对外来说，主张各民族均享有自主决定其命运的权利，不受外来民族的支配。对内来讲，则是针对政府的专制，而要求实现民主权利、反对腐败统治。五四前后中华民族自决思潮的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从一开始人们对巴黎和会的满心期待，而后是对威尔逊十四条的迷信，结局却换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人们终于醒悟了，变被动为主动，再加上这一时期国内报纸刊物的大量宣传，人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以及数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民族自决思潮在在这一时期兴起并发展开来。与此同时，在这次民族自决运动中，群众参与面之广是空前的。巴黎和会开始召开，国人便对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希望，然而山东问题处理的失败极大地震撼了国人，在山河破碎，是非颠倒，国家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淤积已久的爱国情感猛烈地迸发出来，最开始以学生为先锋的民众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展开，参加者不仅有学生、大学教师而且工人、商人等也位列其中，声势巨大，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而此前的一些民众运动，很突出的一点是政治参与面比较窄，往往局限于一个或几个阶层，例如戊戌变法主要局限于正从传统士绅转变来的知识分子阶层，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农民阶层，而辛亥革命的主体则主要为受革命党人影响的学生、新军和会党。最重要的是此次民族自决运动的思想深度是以前的政治运动所不能达及的，一战特别是巴黎和会的召开，使国人在思想，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经受了一场洗礼，从而在对抗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外国列强压迫的民族自决运动中表现得比以前更加理智，更加成熟。在以往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斗争中，人们反对的主要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没有把反对外国列强的斗争与反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结合起来，而此次五四运动的目标很明确，也很彻底，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实质是爱国，这同以前任何一种运动是有明显区别的。北洋政府出卖国家权益以及在五四运动中打压学生和群众的野蛮行为严重伤害了民众的感情，也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对内改革的紧迫性。
一、黑龙江地域较特殊, 民族矛盾极其尖锐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侵略的不断加深, 造成了民族矛盾一触即发的局面, 这也是构成了黑龙江五四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中国作为协约国并没有因战争的胜利而获得实质利益。相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 以日本为主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为扼杀苏俄无产阶级革命, 向东北地区派驻军队, 以哈尔滨为战略据点, 以中东铁路为战略通道进行军事干涉活动, 并对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进行重新划分。早在1915年日本就与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之后日本通过对段棋瑞政府的“西原借款”, 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等地区修筑铁路、设厂、租地、以及森林与矿藏开采的特权。1916年, 通过签订《吉黑林矿借款条约》, 日本垄断资本“大仓组”、“王子制纸”会社等, 在麋集吉林 (今松花江以南地区当时属吉林省) 、黑龙江, 建立伐木场、制材厂、造纸厂。1918年5月通过《中日共同防敌协定》, 取得了在中国驻军并自由出入中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1919年, 日本在中东铁路东线建立中东海林采木公司, 在中东铁路西线建立中日俄合办的扎免采木公司。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急剧膨胀, 妄图攫取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虽然遭到中方的抵制, 但其经济势力很快渗透到东北全境, “哈尔滨及长春化为日货运俄之中心市场。向来称雄北满的俄国及德国制品, 销声匿迹, 日本货物竟可起而代之, ”瞿秋白赴苏途经东北时曾感慨道:“日人移住北满者激增”, “金融贸易企业等皆大型活跃”, “从奉天到哈尔滨, 沿途触目惊心, 到处都是日本侵略政策的痕迹。”民族矛盾此时已经变得十分尖锐。
二、工人学生队伍壮大迅速, 阶级准备较为成熟
黑龙江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的增长, 为黑龙江五四运动奠定了阶级基础。
一方面, 北洋政府出台政策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 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无暇顾及中国, 从而为黑龙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到1912年哈尔滨铁路、机械制粉、电业、印刷、纺织、酿酒和铁工业等行业的工人总数达20 000余人。1917年—1918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到欧洲做工的十数万中国人先后经过苏俄回国。受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影响的中国工人回国后, 不仅为工人阶级增添了新鲜血液,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思想。
五四运动前, 黑龙江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新的发展。新型学校普遍建立, 师生人数明显增加。到1916年, 黑龙江学校达1209所, 学生达3.9万人。齐齐哈尔省立中学、师范、法政、女师及哈尔滨东华、三育、育才、滨江道立中学等学校都是当时著名学校。这些学校大多数一扫辛亥革命以前官私学堂墨守陈规、老气横秋的面目。师生的思想不断更新, 爱国情绪高涨, 关心时事政治的思潮开始植入师生的头脑之中。
三、运动响应时间较早, 波及范围广泛
五四运动爆发后, 黑龙江学生群众迅起响应。以哈尔滨、齐齐哈尔为主, 反帝反封建爱国斗争迅速展开。
5月6日, 东华、育才等校一千多名学生和三千多名工人、商人、市民举行游行集会, 要求废除“二十一条”, 并派代表向滨江道尹公署请愿。5月9日, 在哈尔滨出版的《远东报》, 以《北京学生之爱国潮》为题开始报道北京学生反帝示威游行情况。5月11日, 又发表了《论北京学生之大活动》的社论, 称赞“此诚痛快人心之事”, 并抨击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罪行。黑龙江众多的山东籍市民得知巴黎和会决议将山东权益由德国转让日本, 无不义愤填膺。 5月11日, 联名致电北京政府, 请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万勿径行签字”, 要全力挽回主权。接着商学各界、各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 “万不可故为摧残民气”, 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在示威游行中被捕的爱国学生。5月17日, 哈尔滨各学校学生走上街头, 集会演说, 张贴标语, 散发《护鲁义勇队简章》和关于青岛问题的《宣言书》等传单, 痛斥军阀政府卖国罪行, 呼吁振奋精神, 奋起救国。
5月23日, 在齐齐哈尔省立第一师范、法政等各校学生代表的发起下, 组成了黑龙江学生联合会和“黑龙江学生团”, 抗议巴黎和会, 抵制日货。5月31日, 省城各学校决定在龙沙公园开会, 悼念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北大学生郭钦光。6月1日, 师范、法政、工业、农业等学校649名学生冲破警察厅、教育厅人员阻拦, 齐集龙沙公园, 为北大学生郭钦光举行追悼大会。
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得到了哈尔滨工人的同情和支持。1919年5月16日, 以“三十六棚”为首的中东铁路总工厂工人, 在学生斗争的激励下, 以用俄币发工资为由, 展开罢工。与此同时, 中东铁路沿线安达、昂昂溪、扎兰屯、博克图、海拉尔、横道河子等站的中国工人以拒绝接受西伯利亚币, 司炉以中俄工人同工不同酬, 待遇不公为由也举行罢工。7月18日, 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中俄近千名工人以“公司不践前言, 概发西伯利亚纸币, 损失甚巨, 要求改发中国大洋, 以免无形亏损”为由, 举行罢工。21日, 哈尔滨发电厂5 000名中国工人参加罢工行列。24日, 中俄工人罢工委员会成立。25日, 罢工委员会宣布中东铁路全线总罢工。这次罢工有利地打击了帝国主义, 支援了苏俄, 把黑龙江五四运动推向高潮。
商界配合学生运动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斗争。5月18日, 哈尔滨道里和道外两商会召开联席会议, 决定响应京、沪总商会的倡议, 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5月19日, 哈尔滨道里、道外两区商会召开联席会议, 筹划抵制日货办法。6月30日, 哈尔滨道里光源等商号“以销国货为今日救国要道”, 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 “互相监督, 凡所用品俱以国货为准”。各商号争先恐后加入“救国十人团”。救国十人团约定宁死不买仇人的货物, 自己的商铺不许仇人贴广告。
五四运动中, 除哈尔滨、齐齐哈尔外, 双城、绥化、满洲里、博克图、宁安、望奎、海伦、依兰等地的学生与群众也都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绥化商会响应省城总商会关于抵制日货, 提倡国货的号召, 赞成“欲图挽救, 非认真维持国货不可”之说, 认真劝谕商人、民众竭力维持国货, 以振兴实业。各中等市镇学生、群众的斗争表现了极大的反帝爱国热忱。
四、当局倾向学生民众, 暗中支持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中, 黑龙江各界的反帝斗争和当局收回中东路权的交涉交织在一起, 客观地形成了当局与民众相互配合的态势。在5月6日游行示威民众行至滨江道尹公署时, 道尹李家鳌接见了群众代表, 表示支持群众爱国行动。北洋政府虽然曾于5月6日、8日、17日、23日、31日接连5次发布镇压学生运动的通令, 但是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当局站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却没对学生施加高压, 当时只是多次催促各校对学生严行劝阻。
在黑龙江的中心城市齐齐哈尔、哈尔滨仿效北京、天津等地都建立起“通俗教育讲演所”, 讲演有排日内容。日本领事照会黑龙江省长公署, 要求取缔齐齐哈尔青年讲演。当局答复:“学生演讲涉及提倡国货之语, 亦不过促进本国工商经济之发展, 仍属于人民自由言论之范围, 并无排外越轨之举, 其来照所述各节似属误会”。这显然在为学生们的爱国行为辩解。
五四运动期间,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当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对学生运动实行的是一种管束政策, 自始至终没有采取血腥镇压等各种手段, 只是到了五四后期, 在北洋政府国务院、教育部的一再催促下, 1920年6月1日才下达了检查邮件、查禁学生十人团的指令, 但是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总之, 在五四运动中, 黑龙江学生、工人和各界群众高举反帝爱国的鲜明旗帜, 英勇斗争, 在黑龙江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斗争中, 黑龙江人民得到了锻炼, 觉悟得到提高, 这为中国共产党在黑龙江建立地方党组织,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摘要：黑龙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 一直以来都是爱国运动的前沿。在五四运动初期, 黑龙江的青年学生就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和满腔的革命热情最先投入到了这场爱国运动之中, 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斗争相互配合, 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
关键词：五四运动,黑龙江,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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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胡适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投稿，提出“文学革命”等问题，引发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影响下，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胡适说，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只是想通过杜威的访问，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精神，在教育上输入新鲜理论，“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效应。
与此同时，胡适也对五四运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尽管如此，胡适仍然对学生运动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正因为如此，他对办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
作为学生的师长，胡适和蒋梦麟还告诉大家：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于是，本来应该安心读书的学生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请愿，从而酿成大规模学生运动。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一个最正确的公式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又投入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再加上台下的大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年龄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然后再分析它的影响和意义。胡适认为，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第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进步。
第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第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第六，各個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为了给他们开辟言论阵地，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此基础上，胡适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的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为个人主义正名
1935年是五四运动16周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仍然像往常一样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并披露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直接关系。
胡适在文章中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后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为主，并且有意不谈政治，从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学术文化领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京各学校放假3天，庆祝协约国的伟大胜利。整个北京就像陈独秀所说：“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由于蔡元培当时是主张中国参战的，因此当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兴致最高”。于是他约请教授们在天安门组织了演讲大会，“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这样一来，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大体上梳理清楚了。
当时，正是日寇向华北步步紧逼，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形势，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胡适在文章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当他看到张奚若在《大公报》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后，“很受感动”。
张奚若早年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文的标题是《国民人格之培养》。当时是不能直接谈论抗日问题的，因此张先生只能从培养国民人格的角度人手，剖析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张奚若在文章中指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由于当时的领导人只知道民主政治的形式，并不了解其精髓，所以他们只是抄袭模仿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皮毛而已。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欧美民主政治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个人的解放。
紧接着，张奚若从专业的角度指出，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有三点：第一，承认政治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或政府；第二，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的权力；第三，承认个人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强调，当一个人拥有这些权力之后，“他才能觉得他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他才能感觉他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他才能真爱护他的国家。”
在此基础上，张奚若进一步指出，尽管个人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和流弊，但由于“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而个人主义恰恰可以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所以只要不是有意与人民为敌的政体，就应该尊重个人主义。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懂这个道理，总是想统一思想，铲除反动，从而白白“丧失了许多有志气有能力的好国民真人格”，这实在是很痛心的事。
在张奚若影响下，胡适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他说：“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五四运动的永久的历史意义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胡适为《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撰写了纪念五四的文章。此前，每当论及五四运动，胡适都要提到孙中山的一段议论，这篇文章也不例外。
这段议论是孙中山在1920年1月写给海外同志，的信中提到的。当时距五四运动虽然只有8个月，但是在涉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却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莲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注：接触、触怒的意思)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日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胡适指出：“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公允的。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极少数古文家专利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的永久的历史意义。”
“所谓胡适的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
1948年12月17日，既是北京大学成立50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周岁生日。然而，这时的文化古都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12月15日，胡适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写完《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后，乘坐蔣介石派来的“抢救著名学者”的飞机离开北平，但是他的二儿子胡思杜却留了下来。两天后，胡适在南京参加北大校友会举行的纪念活动。在会上讲话时，胡适痛哭失声，认为自己是个逃兵，对不起北大师生。
1949年4月，胡适再度赴美，精神异常苦闷。据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表示胡适可以回来，给他个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但是胡适没有反应。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胡适写下《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揭露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阴谋。这时，胡思杜正在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政治部学习。为融入新社会，他在递交《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这一思想汇报后，才得以毕业，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工作。不久，这份思想汇报在香港《大公报》公开发表，胡思杜在文章中斥责胡适是“反动分子”、“人民公敌”，并声明要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1951年，《中国青年》转载这篇文章，从而掀起对胡适的第一轮批判。
1954年，中国大陆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发端，开展对“胡适反动思想”的全面批判。胡适对一个朋友说：“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具罢了。”他还说：“所谓胡适的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
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他对医生说：“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里把下半世的事情都做好了，把下半世的精力都透支了。”
1962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举行院士会议，胡适因为自己的学生、著名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等人的到来十分高兴。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是袁世凯的孙子，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当时他俩都被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在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因此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没想到话音刚落，胡适因心脏病突发而倒地身亡。
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是继辛亥革命之后，又一大震惊中外的事件。它的爆发，同样来自于对外的放抗和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8年11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打算作为战胜国之一，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土地。但日本代表团却在和会上提出了极其荒谬的无理要求，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均将无条件归日本所有，日本这样做自然有日本的理由。段祺瑞上台后的1918年9月，段祺瑞派驻日公使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换了《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日本正是以《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为借口，提出这一系列条件。可没想到的是，中国代表陆徵祥竟准备签字认账。这一卖国行为很快被留日学生披露，并通电全国。北京，济南等地知道后，一些爱国分子组织示威游行，坚决反对中国代表在和会上签字。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12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巴黎和会的决定；抗议安福系政府共谋，于1918年密允日本留在山东。和平地开始的示威者，后来打了一名亲日官员并烧了一个内阁次长的住宅。北京政府发动兵力抓捕了32名青年学生。事后不久又抓捕了陈独秀。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学生罢学，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徐世昌为此事伤坏了脑筋。接着，至少在其他200个地区爆发了学生**。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大约1150名学生胜利的走出监狱。陈独秀也在被抓捕了98天后释放。五四运动由于不是事先策划的，意义更为深远。五四运动的当天，不仅游行示威，北京学生还冲到了曹公馆，打算严惩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由于没有抓到曹汝霖，学生们心头怒气难平，就放火把曹汝霖家烧了。
五四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进行的时侯，因而它既不是开端也不是顶点，尽管其名称现在常常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人们终于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古老儒家传统制度和作为社会，政治统治一体的中国这两者并都继续存在，是否是不矛盾。人们选择后者，实际地就是由于今后的需要而选择民族主义。一旦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被确定为首要的目标，民族主义的主题就一直占主导地位。中国历史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是很可能以这样的水准，在这样一个时侯到来的。此外，即使在思想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认清种种限制。
“五四”运动所占大部分的是学生，其原因是学生所接受的思想不仅仅拘束于儒家传统思想，还有西方共产主义思想，用到当今中国的现状似乎很适合。可是20世纪初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好像并不灵活。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体系在中国传承了近千年，都想突然转变成现代共产主义思想。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吧！既然”五四”运动己经爆发，那它爆发也代表着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取得了明显成功。
伟大的五四运动熬爱国运动从此掀开了中国新民主革命的新篇章，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比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更为波澜的中国国新民主主义的序幕就此拉开。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共同讨论战后世界权力重新划分的问题。当时的中国人对这次会议寄望非常高，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了，中国每次对外战争都是以失败、和战胜国签一份丧权辱国的和约而告终，而这次世界各国都公认我们是战胜国啊，中国总算要迎来一次翻盘的机会了。可令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眼巴巴企盼的巴黎和会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公理，西方列强不仅拒绝中国提出的一切正义要求，而且还背信弃义，将一战前德国强占山东的特权交给了日本，中国和其他战败国一样都是他们案板上的肥肉。
当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时，中国人民再也无法沉默了，积压在心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而点燃这个火山的就是广大的爱国青年。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北大红楼出发，齐集天安门前示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拒绝合约签字”、“国亡了，同胞们起来”的口号声，是此起彼伏。气急败坏的北洋政府急忙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学生30多人，不过学生们没有被吓倒，第二天，他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很多学生还带上了行李、生活用具，表示随时准备坐牢。他们高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很快就席卷了全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外反动势力震惊了。最终北洋政府不得不妥协，答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自1840年来第一次面对不平等条约时，大声地说不！
虽然这已经是93年前的一件事了，但每每重温这段历史，中国青年仍然会为之热血沸腾。因为它象征了一股精神，一股中国青年强烈的爱国精神。在过去战争年代，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正是凭借着这股精神而勇赴国难，慷慨赴死的。而今天和平年代的我们，又该如何去弘扬这股五四精神呢？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而在国家需要时能挺身而出，相信新时代下国家更需要我们以这样的行动来实践自己对祖国强烈的爱。
我校学生也更要有着五四精神来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在我校团委和各支部的工作努力下，我校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团员和团干部，其中，优秀团支部2个，优秀团干部有3人，优秀团员有17人。今年向团组织递交申请书的同学有86人，经小组讨论，支部大会决议，校团委批准有79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中18人荣获入团积极分子。当然，有个别团员的行为习惯还不是很好，我希望我们的团员要时刻牢记团员的使命，时刻以团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同学们，不要退缩，勇敢地去担负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挑战吧，那样，我们也定能和五四青年一样创造出自己的青春辉煌。谢谢大家！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刘师培、鲁迅、钱玄同、吴梅、刘半农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激起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是直接导火索。二、五四运动的爆发和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加入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一方作战,虽未派一兵一卒直接参战,但派出了20万华工作战争后勤工作。所以,中国也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中国各界对和会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当时中国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等五人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一些正义的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日本打仗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等。主宰会议的帝国主义强国不仅蛮横拒绝了中国代表的要求,而且对中国的要求作了以下处理:对前两项内容,和会“以不在和平会议的权限之内”为借口不予讨论;对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虽然讨论了,但日本借口“二十一条”中有明文规定,段祺瑞政府有同意的复文,坚持不交。因此,帝国主义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给了日本。中国的正义要求遭到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以后,人民外恨列强,内恨卖国的军阀政权,长久埋藏在人们心中的愤怒像活山一样爆发了。
五四运动开始了,学生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前示威,又来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当时,曹正与陆征祥在一起,他们听到学生过来的消息后,慌忙各自躲了起来。学生寻曹汝霖不到,一气之下火烧赵家楼,这一把火救了曹汝霖一命。起火的时候,陆征祥慌忙从屋中逃了出来,被学生发现。学生正好有气没处发,于是将他抓住,痛打一顿。这时大批军警赶来逮捕了32位同学。
一石激起千层浪,5月4日北京大学 的行动如黑暗的夜空中发出的一声震耳欲聋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第二天,北京学生纷纷罢课,进行爱国宣传,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在强大的声势之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学生。当他们回到北大时,蔡元培校长亲自率学生迎接他们,给他们戴上大红花,同学们将他们高高举起,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捕学生的爱国行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三、五四运动的意义：
五四运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作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它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主义的发展。
(1)政治上，首先是民族自决思潮的出现，对外来说，主张各民族均享有自主决定其命运的权利，不受外来民族的支配。对内来讲，则是针对政府的专制，而要求实现民主权利、反对腐败统治。五四前后中华民族自决思潮的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巴黎和会开始召开，国人便对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希望，然而山东问题处理的失败极大地震撼了国人，在山河破碎，是非颠倒，国家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淤积已久的爱国情感猛烈地迸发出来，最开始以学生为先锋的民众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展开，参加者不仅有学生、大学教师而且工人、商人等也位列其中，声势巨大，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重要的是此次民族自决运动的思想深度是以前的政治运动所不能达及的，一战特别是巴黎和会的召开，使国人在思想，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经受了一场洗礼.在以往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斗争中，人们反对的主要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没有把反对外国列强的斗争与反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结合起来，而此次五四运动的目标很明确，也很彻底，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实质是爱国，这同以前任何一种运动是有明显区别的。北洋政府出卖国家权益以及在五四运动中打压学生和群众的野蛮行为严重伤害了民众的感情，也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对内改革的紧迫性。
(2)经济上，渗透的民族主义似乎与大众生活更加相关，很明显的就是中国在一战前后兴起的实业救国思潮与提倡国货运动，这是一战期间及战后经济民族主义最突出的一个表现。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人们对日本的嚣张行为感到愤慨，变本加厉的是在巴黎和会上，决定把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弱国无外交，中国外交的失败彻底击溃了人们的底线，抵制日货运动也很快达到高潮，学生是此运动的先锋，与此同时商人在运动期间的积极表现也很值得重视,巴黎和会上中国合理要求遭拒绝的消息传出后，商人义愤填膺，全国商会致电巴黎公使万勿签字，上海总商会等则积极发起救国储金，为救国全权出力。在各方力量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北洋政府虽然并没有充当组织者的身份，有时在日本的压力下它还委曲求全甚至还要赔偿日方的损失，尽管如此，在此期间政府感于当时的不利形势还是实施了诸多有利中国发展的经济措施，这些行为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积极抵制日货的同时振兴国货也是当时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
70年代中期以后, 西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始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 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内部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 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 这种史学界倾向被称为“中国中心观”。对于中国近代的很多问题, 笔者的观点是分析问题时作分层处理, 即由不同的层带 (zone) 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 本文选取了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外部条件作为个案分析, 包括通商口岸、现代工厂、船坞、现代交通、传媒事业的发展、西方民主与法制社会模型的引进等, 正是这些外部条件为五四运动向各阶级的推广与扩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一、当时日益全球化的国际交涉方式和中国的参与
随着时代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保证法律实施的强制力,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确立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 政府间的频繁外交已成为整个19世纪欧洲各国和以后20世纪政治生活中最时髦和最重要的内容。对于近代中国, 主要表现在:
其一, 在外交思想上, 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外交观念, 大量译介国际法, 并用它来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手段。其中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所译的《万国法》影响最大。相当多的中国人已认识到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外交关系则是以“利”为最高的价值指向, 以强力为后盾, 用军事侵略、行政控制、经济渗透等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同时, 也基本了解外交是本国政治的反映, 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本动机的, 中西关系取代朝贡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其二, 中西关系的主体从民间转化为政府, 晚清政府已经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专门负责处理对外事务。并且在国外建立使馆, 并派常驻使节以便于对外交涉, 而后, 又有外务部的设立, 民国建立后, 中国的外交机构已完全近代化;其三, 中国的外交格局已从中国与个别西方国家的关系, 变成中国与全体西方列强整体的关系。同时, 朝廷与百姓对“夷务”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外交活动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对西方列强来讲, 中国在当时是一个遥远的、国力虚弱落后的国家。因此, 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如何, 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如何, 在列强的外交战略中都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情形延续到一战前后, 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以致于在巴黎和会上,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仍被无理地置于局外, 这样的大型国际会议和中国参与会议寻求与他国平等愿望的破灭, 正是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当时日益发达的交通通讯技术
交通运输业的变革, 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环境下, 中国的交通通讯技术还停留在中世纪, 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成为近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障碍。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上书急切呼吁创办航运、铁路、邮电, “遂开我国数十年未有之局面”[1]607, 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铁路、轮船和通讯工具的电报、电话出现, 已经初步展示了这种新式生产力的威力, 对近代中国也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冲击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旧式航运业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逐渐衰落,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 清廷开始鼓励自主开办航运。同治十一年 (1872) 始创上海轮船招商局, 航运业开始缓慢发展。至甲午战争以后, 中国人民实业救国的热情高涨, 发展航运业成为实业救国的主要内容, 近代航运业有了较大发展。至1919年,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拥有的航运企业已有千余家, 其船只遍布沿海、内河和运洋航线, 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的轮船航运体系。甲午战后, 中国铁路的发展也相当迅速, 在清政府时期 (1876—1911) , 修建铁路约9400公里, 北洋政府时期 (1912—1927) , 在关内修了约2100公里铁路, 大都是原有铁路的展筑和延续。
近代的通讯技术的发展起始于洋务运动时期, 电报总局的设立是近代通讯事业发展的集中表现。李鸿章在1880年在天津建立电报总局, 并主张将陆路电线进一步扩展, 他上书清廷:“当此外人窥伺, 必须激励华商, 群策群力, 共图抵制”, “而保中国自主之权”[2]339, 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 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电讯网, 联通22行省, 如时人所说:“经营十余年, 布满各省, 瞬息万里, 官商称便。”[2]451
铁路和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推动贸易发展和市场开辟的进程中, 一批具有优越交通条件的沿海沿江和铁路沿线的通商城市发展起来, 如上海、天津、广州等。在五四运动时期, 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救亡高潮, 除了原来的政治中心城市北京以外, 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在运动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运动的主力军工人和商人基本都集中于此, 由于他们直接从事影响社会民生的产业, 给北洋政府以巨大压力, 使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 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罢免卖国贼, 促使了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的实现。
三、广泛传播的媒体
近代报刊是在鸦片战争前西方列强图谋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戊戌维新时期, 维新派掀起办报热潮, 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大量出现, 改变了外国人士及教会所办报刊独占鳌头的局面, 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 丰富了民众的生活。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 报刊大量涌现, “一时报纸, 风起云涌, 蔚为大观”[4]147。据不完全统计, 这个时期的报刊达500余家, 总发行量达4200余万份。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 1912到1918年, 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0余家。在五四运动前夕, 中国的报刊已经有2000余种, 从事报刊业的知识分子有两三万人, 有数百家通讯社和出版社[5]58, 中国大地上众多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
在五四运动时期, 许多通讯社、报刊在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军阀政府上空前一致, 很多媒体本着负责的态度, 如实反映各地的革命风潮, 广泛传播进步思想, 向广大民众发起号召, 表现了新闻界经受新文化运动锻炼不断进步的趋势。像当时在运动在波及军队以后, 山东第五师士兵通电敬告全国同胞:“但我辈军人……惟仰各界诸君速筹鸿谋, 挽救危局, 军人等惟以铁血外诸君后盾。”[6]此则报道最早是由上海《新闻报》于5月21日刊登, 北京《益世报》在5月23日转载, 引起反动派的恐慌, 正因为新闻界的大力报道评论, 有力促进了这一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
另外一方面, 五四运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提出目标是“破旧立新”, 在破除传统文化之余, 必须引入新的价值观, 所以陈独秀力倡民主与科学, 作为革新中国及取代旧文化的元素。在这个过程中, 以报纸、杂志为主的传播媒体对各种思想和观念的传播保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 因此使它们都可以得到迅速和有效的传播, 形成本世纪初的一次思想解放。
四、民众有一定的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
五四运动时期是20世纪中国罕见的言论自由相对有保障的年代, 并且人民具有比较充分的结社自由, 各个阶层、政治态度和志趣各异的人们可以自由地组成各种团体, 表达自己的意愿。一个独立的舆论系统成了当时社会运行中无法忽视的力量, 形成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
从1903拒俄运动开始, 学界已出现独立的政治集会, 成立了一批各种名义的学生小团体, 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各种规模不一的斗争。五四期间, 学生组织成了爱国运动的先锋和不容忽视的力量。不仅是学生, 作为新经济力量的代表者商人, 也纷纷组织团体。1902—1912年间, 成立大小商会达988家, 此后还继续增加。这些商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进而对各种政治问题亦勇于发表意见, 成为历届政府不敢漠视的力量。五四运动爆发后, 北京总商会于5月5日、6日召开紧急会议并通电全国, 要求急救 (释放) 学生、拒签和约、抵制日货。各地商会纷纷响应, 群情汹涌。最后由上海商界带头, 掀起了罢市浪潮。有的商会甚至领导会员拒纳税款。有些地方的工人也开始罢工, 被当时的一些报纸称之“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 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 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 且有相当团结力”[7]。
在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大非面前, 不少军阀也作了明智的选择。吴佩孚的态度堪作代表:他致电徐世昌说:“大好河山, 任人宰割, 稍有人心, 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 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 前仆后继……其心可悯, 其情可嘉, 其情更可有原。”[8]351他还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熊希龄、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各界名人, 也纷纷指责政府的作为。这些声音与支持政府的各种声明一一见诸报端, 形成了众说纷纭、多元并存的局面。五四时期, 如同李大钊所希望看到的“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9]465的社会雏形已在中国浮现, 所以五四运动才得以广泛展开。
由于人类第三次革命性转变特有的弥散与扩张性质, 中国社会面临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效应”, 体现在五四运动的酝酿和发生过程中, 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但如果没有当时日益全球化的国际交涉, 这样战后的会议不会举行而中国也是不会参与;如果没有当时日益发达的交通通讯技术, 这次失败外交及引发的国内震撼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当时广泛传播的媒体, 广大民众的心声无法表达, 也无法引起全国规模的运动;如果没有几次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社会的初步实验, 民主共和的观念不可能如此深入人心, 民众也没有一定的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由此可见, 正是广泛的现代化运动为五四运动提供了可以发生、发展、高潮的必要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近代前编) [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2][3]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 (资料丛刊第6册) [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
[5]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M].世界书局, 1927.
[6]五四爱国运动 (上) [N].新闻报, 1919-5-21.
[7]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N].晨报, 1919-6-12.
[8]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简史》实际上并非汪士汉个人所著，而为集体研究成果，且1950年代即开始编写，不少近代史所前辈学人为之付出了心血。其编写过程，颇有曲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管窥“十七年”史学“集体著述模式”的典型个案。
一
《简史》“后记”中，汪士汉对编写情况作了说明：
《五四运动简史》一书，作为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项科研任务，是由该所现代史组的同志们集体承担的，董其防、王晶尧、王来棣、刘明逵、杨思浩、罗超、王爱云、胡庆钧、尚明轩等同志都分别提供了有关资料。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工作，中间经过许多变动，直到一九六四年才由我执笔完成初稿。随后，我的工作也有了变动，这份初稿没有经过讨论，就压下来了。经过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群众审查了这份初稿，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一直保存得很好。一九七八年五月间，组织上把这份初稿退给我。我重新审查，修改了全部内容，并把第二章全文送吉林省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发表了。我本想分章作为专论先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广泛征求读者意见后使这份初稿得到补充、修正再汇集成书，但后来又考虑到作为专论发表份量太大，还不如以现在的形式出版更合适一些。
至于观点的错误，材料的不确，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作进一步的修改。
这本书付印以前，只请王晶尧同志看过一遍，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同志审阅过并提了修改意见，没有来得及请原现代史组的同志们审阅，谨致歉意。
汪士汉
1979年3月13日
此一说明虽承认《简史》最初为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科研项目，但仍强调由汪士汉本人执笔完成初稿，与事实颇有出入。《简史》出版后不久，近代史研究所原参与此书集体写作的学人对汪士汉单独署名、在“后记”中含糊其词深为不满，联名致函近代史研究所领导，要求澄清事实。大年、李新同志并近代史所党委：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署名“汪士汉著”的《五四运动简史》一书，实际上是本所原现代史组同志集体劳动的成果。我们是该书编写组的成员，为了弄清事实、明辨是非，现把写书过程简要报告如下：
早在1955年，现代史组五位同志在董其防同志领导下，开始收集、整理五四运动历史资料。1957年汪士汉同志来所任现代史组副组长后，着手编写《五四运动简史》。该书原计划写20-30万字。1959年出版，作为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献礼，订为本所重点科研项目。全书分为三章九节(后来有政动)，采用集体写书办法，先后参加者十余人，其中多数人为这本书工作四、五年甚至六、七年之久。各人完成章节初稿的情况大体如下：
汪士汉全书《导言》、《结束语》、《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中国出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等
周天度《五四运动前夜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经刘大年同志修改过)
王晶尧《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尚明轩《巴黎和会的骗局》、《五四运动的爆发》
杨诗浩《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刘明逵《五四前夜的工人运动》、《六三工人罢工斗争》
胡庆钧《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王来棣《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等，约十万字。
此外，董其防、王爱云、罗超、单斌、贾维诚、陈蕙芳、丁原英等同志都参加了工作。他们有的提供资料长编，有的写了章节初稿，由于我们记忆不准确，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全书基本资料和大部分初稿是同志们提供的。
《五四运动简史》1959年没有完成出书任务，仅以第三章初稿供“五四”讨论会讨论。1960年全书各章节经汪士汉修改后，打印成册，共二十多万字，曾集会征求刘大年、黎澍等同志的意见。随后，汪士汉指定周天度负责修改第一章，杨诗浩修改第二章，王来棣修改第三章，再由他本人进一步修订成第二稿。1963年-1964年，汪士汉又作第三次修改，王来棣参加了部分修改工作。1964年汪士汉同志调离本所，带走全部初稿。现在出版的《五四运动简史》就是在上述稿子基础上压缩写成的。
事实证明：《五四运动简史》一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汪士汉同志是这本书的总负责人，但不是唯一的作者。汪士汉同志在书的《后记》中说：同志们“提供了有关资料”，“直到1964年才由我执笔完成初稿”。这是完金不符合事实的。同志们用好几年时间，收集资料、制订写作提纲，写出初稿，经过多次集体讨论，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怎么能说仅仅提供了资料?执笔写初稿的又怎么是汪士汉一个人?另外，汪士汉同志在《后记》中列举同志们的名单，态度也是极为轻率不负责任的。他把参加这项工作多年的周天度同志的名字遗漏了，把杨诗浩同志的名字错写成杨恩浩。
现代史组同志为编写《五四运动简史》一书，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现在此书终于出版，大家为此感到高兴。但汪士汉同志侵吞别人的劳动成果，把此书当作他个人著作，并且事前不和群众商量，将既成事实强加于人，这种恶劣作风又使大家感到十分愤慨。为了维护我们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维护集体写书制度，反对不正之风，我们要求：
(一)承认我们在《五四运动简史》一书中的劳动成果，列入个人学术档案。
(二)把我们的报告转给社会科学出版社，请做出相应的措施。
(三)把我们的意见转告历史博物馆党委，责成汪士汉同志作公开检讨。此致
敬礼
王来棣杨诗浩周天度
刘明逵尚明轩
1980年2月25日
近代史所1980年3月13日召开所务会议，讨论此报告。近代史所科研档案记载为“同意在他们的个人学术档案中都分别写明：曾参加《五四运动简史》一书的编写工作。一九八0年三月十三日”。至于其他两点要求，并无明确说法，也就不了了之。
二
为更好地了解此书编写背景，2010年9
月30日，笔者在主要当事者王来棣先生的居所采访了他。据王先生回忆：
1954年近代史研究所增设现代史组，1955年开始收集五四运动材料，当时组长为董其防，他是1953年7月调入近代史所的革命老干部，党龄长、资格老，但实际上他没有作过研究工作。我们这些年青人也没有写书的经验，不知怎么搞。让我们先学习两年，上午学马列，学毛著，下午学已经出版的现代史。然后就开始工作，具体分工，让我写“党的建立”这一部分，刘明逵研究"工人运动”，单斌写“学生运动”，王爱云写“资产阶级”。好像主要就分这么几块，大家分头去找材料，写出初稿，由组长董其昉负责总写。应该说，总写的人对于这本书主要想突出什么问题，应该有一个总的想法，但董其昉知识水平有限，没法综合起来。那时强调集体工作，反对个人单干，如果个人想一个题目去做，就被批为“开地下工厂”。当时年轻人工作挺积极，白天黑夜的干，但付出那么多努力却难以成书，初稿材料就散在那里。大家都一筹莫展。
后来汪士汉来所，接替董其防位置。汪也是老干部，没做过研究工作，也不知如何办。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突出毛主席。本来也够突出的了。我们把这些材料都交给他，他也归拢不起来。我们每个人也不断充实自己这一块东西，也希望能够出一个成品。结果就是弄不起来。后来汪士汉调到革命博物馆，他就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用了他的名字出来，书的最后一页说，我们这些人提供材料，实际上基本上是大家写的，有些地方是他重新改过的。这样我们大家有意见，最初集体写书时我是组里的干事，就推我出面。就让我写封信给他，表示意见。并且大家联名致信给近代史所领导。说明：这是我们大家好几年的劳动成果，汪士汉出书时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也没有将稿子给我们看，有些观点我们也不同意。汪也承认，这是集体著作，结果稿费拿来大家分。我们也不是为了钱，因为是多年的劳动，好像我们什么事也没做了，这样心里不愉快。应该说，汪士汉平时对我们也不错，他也给了我们回信，道了歉。
三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五四运动简史”今年写成》的报道：明年是“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正在编写一部“五四运动简史”……目前“简史”的中心思想和全书大纲已经确定，并将各章节的内容讨论完，正在拟定详细的章节要点，预计全书在年内写成。
书稿还未写成，先由《人民日报》报道，重要性可见一斑。但此书并未能按照计划于1959年问世。笔者整理近代史研究所“文革”前科研档案，发现撰写“五四运动史”从1958年到1964年一直是近代史所的重要研究项目。
近代史所“五四运动”的研究与撰著之所以迁延如此之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现代史离现实政治太过切近，观点不易把握；研究基础薄弱，缺少既有研究成果可资借鉴；集体撰著模式带来的弊端。
集体撰著模式是延安时期就已形成的传统，而且成效显著，体现了单骑掠阵难以比拟的优势，但同时亦显露其局限。《中国通史简编》最初即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人员集体编写，参与者有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回忆：“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P17)。这次集体撰著显然不太成功，尹达且因此与范文澜结怨。
新中国后，近代史研究所集体写作模式之强化，诚然与崇尚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苏联因素的影响亦不可忽视。据苏联经验，“如果不做集体工作，就不容易在理论上提高，要用集体工作来总结个人研究的成果”。(刘大年：《历史专科报告》，内部发行)。此后，在学习苏联的思想指导下，集体写作成为近代史所的唯一研究模式，个人研究常受抑制或被忽视。集体写作实际上相当不易，主持者必须有一定学术水平，对全书的框架结构成竹在胸，还须有明确的写作思路。但当时不少集体项目的主持者显然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如“五四运动史”的写作，其主体构想就历经数次变化：“写‘五四’运动史时，中心思想变动很大。最初是根据大年同志的意见写规律；58年大跃进，改以思想解放为书的指导思想；59年陆定一同志对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作了指示，于是又把书的指导思想改为贯彻陆定一同志的指示。最后确定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的开端，中共诞生与毛泽东思想如何产生的历史。大家认为，写一本书要有一个一贯之道，贯彻始终，可以不断修改、补充，使之更丰富、完善，但基本东西不能动摇”。
当时集体写书，多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郭沫若任主编的《中国史稿》，编写人员达60多人。翦伯赞撰《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一文对之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中国史稿》的实际主编尹达做出强烈反应，酿成一场轩然大波(张传玺：《翦伯赞传》，P353)。近代史所“五四运动史”虽不及《中国史稿》的规模，也由13人分工编写，且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影响到总体进度。当时一些人亦有所反思：“关于集体写书的组织形式，不少同志认为集体工作人数不宜太多。写一本书，有一个同志负责，配上三、四个同志当助手就可以了，不必十多个人一齐动手。大家认为，如何组织力量是个细致复杂的工作，需要了解每个人的长处，分配适当的任务，同时也应当有分工。有人负责写，有人负责收集资料和研究专题。在组织力量的时候，过去一组写近代史和二组写‘五四运动史’，都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分配任务，如‘五四运动史’把各章节分开摊派给十三个人来写，有的同志看了很多材料也写不出东西。如王爱云写资产阶级，她的稿子一组的同志就帮她改了十遍，结果还写不出来。像这种情况，最好不分配写的任务，可以专门收集资料，对本人和集体工作都有利。另一个问题是分工过细，以致参加工作的同志对书的全局缺乏了解。如写‘五四’运动史，全书分三章，第一章写背景(1914-1918)，分六个专题，由六个人负责写。这六个专题是：1、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2、北洋军阀反动统治。3、工人阶级。4、农民。5、知识分子。6、新文化。由于工作范围只局限于自己的小专题，知识面很窄，搞了几年连中心也抓不住，在讨论时由于对彼此的专题不熟悉，也往往流于形式。同志们在工作中碰到一些问题，也不知请谁帮助解决”(《关于集体写书问题》1961年5月8日，调查会意见记录。载近代史所档案：《历年工作计划》)。
1950至1960年代提倡集体写作，一个重要理由是：集体协作可以通过充分讨论，集思广益，提高研究水准。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讨论也往往未能落到实处。
“二组的同志反映，不少同志提出，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领导同志对某些同志提出的论点，没有仔细考虑，如二组在讨论五四运动史一书中的毛主席少年时代的思想时，根据李锐所著的一书中的提法，说毛主席当时已提到劳苦大众是社会中坚，但是这句话在李书中没加引号和出处，也查不到。胡庆钧不同意用这句话，认为没有根据不能用。汪士汉同志就说他从右的方面来理解问题，于是胡庆钧就不敢说话了。”——《关于在集体工作中如何贯彻百家争鸣问题》，1961年5月8日，调查意见记录，载近代史所档案：《历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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