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社会调查报告
实践目的:为响应学校“三下乡”的口号,也为能够在实践中获得真知,检验所学知识的实用性。
实践时间:20xx年x月xx日至x月x日
实践地点:距家半小时车程的金坛市东方油泵油嘴厂
实践过程:在高中同学的推荐下,我带着相关证明到该厂“报到”。由于有熟人介绍,热情地接待了。说明来意后,他同意让我在厂里实践半个月。
由于这是本人的首次社会实践,本人显得十分兴奋。安排好行李后,我便随同厂长开始参观这家工厂。厂长介绍说,这个厂是制造染油机发动机零部件的,属于传统制造业。产品主要销往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国家。今年,该厂引进新设备与新工艺,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将原先的拖拉机、船舶上所用的小油嘴换代淘汰,改制汽车上的`P型大油嘴。他还解释是因为时代的迅猛发展,对农用型柴油机的使用越来越少,而国家油价飞涨,欧亚的新排放政策即将发布,汽车用P型油嘴有广阔的前景。厂长让本人熟悉制造流程后利用专业知识对厂里提出现实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可作为一个刚学计算机的学生,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不过我还是答应会尽力而为的。
从实践的第二天起,本人开始了解厂内生产流程。一个成品P型油嘴从毛坯开始到制造完成,共需要21道工序。毛坯是从上海进的,进回后需将表面抛光,底座磨平,中孔也需要重新精确研磨,直到最精确的长度。芯子进回后在一个专门的车间研磨粗细,抛光,校油,以配合套子的尺寸。套子和芯子全做好后,便由工人插配。然后送至试验台,经过增压实验,表明能精确喷油并不漏油再送至清洗车间,用干净柴油洗净后送至包装车间,直至打包好。在工厂实践的前几天,我的任务是参观,了解情况。可是我始终都想不出我的专业能派上什么用场。让他们使用电脑控制的机器进行流水线生产?看来短时间内还是不大实际的。况且我又不是学机械的,对这些生产过程的了解也是知之甚少。
转眼几天过去了,本人似乎还是游手好闲的人,在厂里白吃白住,还到处晃荡,就是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正当本人发愁时,突然听到生产间主任说要送一批货出去,这几天正加班加点赶制。于是我想,既然生产方面本人使不上劲,何不在销售方面动一下脑子呢?我通过主任的介绍,我得知该厂的产品比较紧俏,一般生产后便由经销商上门提取,销售后将款打入该厂户头。虽然这一销售方式比较可靠,也有固定客源,但我总觉得销售形式太单一,浪费剩余的产能。现在不是流行网络营销方式吗?我想,可以将该厂产品上网推销,那么各地的经销商便会主动联系了!于是我把这个方法告诉厂长,结果厂长说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只不过他对网络不甚了解,厂里也正缺这样的人才。我说那让我试试吧,也该做点实事了。
话虽这么说,可对于我这个“半吊子“的人来说,要做出点成绩来可真是有难度啊!我最初打算制作一个网页,然后发到互联网上进行产品宣传。不过我一想到要用Frontpage什么的就犯愁了——就我这水平,能不能把一张网页做好还是个问题。都怪我那时没把Office学好,何况做网页也不只要用一个软件。唉,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于是这个想法只好搁置下来。
我的第二个想法就是发帖子,只要在产品照片下面附上文字说明就可以了。看来这个方法也算简单易行。于是我向厂长要来产品资料,并用数码相机拍下图片,一并将他们防到OYDSKY,等几家网站的灌水社区上。可是等了几天,那些帖子后面不是有人骂我无聊就是无人问津。这时我才发现,我发错地方了。那些BBS上怎么会有人理睬我这个产品宣传呢!后来,我又把这些产品信息放到“求职“拦等访问量大、和产品有关的网站上,其实我对这个也不太抱希望,不过厂长说会有机会的。
医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多学科、先进技术和手段高度融合的高科技产业,在各国产业体系和经济增长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市公司作为众企业的领头羊,其财务状况对企业的运行具有巨大影响。我国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直到后来以可持续发展为主旨的时候才真正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重点研究。深交所在2004年就提出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问题,要求深化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增进公司社会责任;2006年9月《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由深交所发布,率先引入社会责任制;2008年1月《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由国资委指导并发布;2008年5月,《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并发布;2009年8月,上证社会责任指数由上交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联合制定并对外发布,用来反映沪市的上市公司治理板块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为相关利益者提供投资方向并在2010年进行相关调整。2010年起,深交所规定:纳入“深圳100指数”的上市公司应按照深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2011年5月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补充说明了关于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社会公众意见、建议采纳情况的说明。
自2009年起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成倍的增长,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国外对社会责任的研究愈加深化,国内一些学者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也初见成效,尤其近几年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2014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持续稳步增加,共计发布报告686份,同比增长4.26%。对于社会责任披露的问题,处理这一困难的环境,有时会带来新的挑战,但也提供了新的机会。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是令人鼓舞的,他们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够为上市公司带来融资便利,有助于其进行股权再融资。这些证据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司的信息环境,缓解了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何贤杰、肖土盛、陈信元,2012)。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不能仅仅考虑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应更多的关注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满足其需求,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得到相应的回报,并获得竞争力;此外,企业还应当对社会责任进行持续的投资,才能相对于竞争对手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张旭、宋超、孙亚玲,2010)。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关注其社会责任,但社会责任的披露信息仍然很少;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为负;长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温素彬、方苑,2008)。
本文通过对近几年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研究,统计出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在各方面的发展趋势,包括数量趋势和质量趋势,引导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致力于优化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以及促进我国关于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一般描述性分析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2010-2014年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报告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其在实践中的社会责任信息报告披露现状及执行情况。相应数据取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巨潮资讯网等网站,通过手工整理取得146家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社会责任报告,由于大农华2014年终止上市所以剔除该公司数据。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选取是依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2014年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进行的选取。
(一)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经济区域分布分析
本文对共计152份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注册地进行统计,按照201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划分办法,将经济区域划分为四个部分,即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分别将四个经济区域的社会责任报告依照年份分开计数,并计算各地区报告占报告总数的比率,具体情况见表1。由表1可知,152份报告中,东部地区发布的比率为66.45%为最高,其他三个地区分别为9.87%、15.13%和8.55%相差不大,可见东部地区由于受改革开放的影响,发展迅速,上市公司也较多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社会责任报告也比其他三个区域数量大。但是从比例上来看,将各区域2014年报告的数量和该区域医药行业上市公司总数进行比较,发现东部和东北部的比例均较高分别为29.49%和23.08%,中部和西部的比例则均较低。在中部与西部数据中可以看出,西部无论是医药上市公司的数量还是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以及其占比均略高于中部,可见西部的医药制造行业比中部略兴盛一些,与现阶段国家对中部、西部发展的政策不无关系。
(二)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数量和时间分布分析
本文依据2014年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划分出2014年医药行业的上市公司共计146家。通过了解这些公司的上市时间(如2014年有6家公司新上市,那么2013年就只有140家上市公司),倒推获得往年的医药行业上市公司总数和这些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将获得的数据按时间分配统计,详见图1(系列1表示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系列2表示上市公司数量)。通过图1可以直观看到社会责任报告和上市公司基本数量都是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报告发布的比例也只是在2012年稍有下降,其他年份均在上市,但是上升趋势十分缓慢,可见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视虽然在加深,可整体重视程度仍不够。五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率也在20.97%到23.29%之间变化,略有提高,但变动不大。可能是自2010年之后,国家对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关政策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没有了政策的推动,由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仍属于自愿性信息的披露部分,企业自主披露的动机并不强。
在时间顺序上,本文依据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时间连续性进行统计,统计详情见表2。通过表2可以看出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绝大部分发布的连续性较强。仅有4数公司是发布过一次社会责任报告后就不再发布,2家上市公司是2014年首发社会责任报告。由此可以得知,重视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重视性一直较强,持续性披露的公司较多。因此,为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应该发展新的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三)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公司股权性质分析
本文根据2014年上市公司年报中前10名持股股东的性质以及对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的关系的披露,查看是否为国有控股,统计社会责任报告发布者中控股股东的情况。其中慧球科技公司虽然国有法人持股较多,但无实际控制人,所以定性为非国有性质,统计详情见表3。国有控股企业在2010年到2011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略有减少,但从2011年开始便逐年递增,企业数量5年间无太大变化。非国有控股企业在2010年到2011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激增,从12份猛增到17份,增加了41.67%,主要原因可能是2011年上市的公司突增12家,增长了14.46%,2012年减少一份,从此后每年略增,上市公司数量也是每年递增。国有控股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5年并无太大变化,在35%左右,但远远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约为15%,可见无论是国有控股企业还是非国有控股企业在近5年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数量来说均无太大提高,但国有控股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重视的程度远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可能是由于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有关。
(四)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公司上市板块分析
由于不同的上市板块的管理制度不同,性质不同,所以本文将上市板块划分为沪市A股、深市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四个板块进行统计,获取四个板块中各自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数据和各年上市公司的数量及其比例,详情见表4。自2008年起,纳入“深证指数”和“上证公司治理板块”的公司被要求随年度报告一起发布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通过表4的统计数据可知沪市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基本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在2011年出现了大幅度增长。深市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在2011年发生了大幅的下降后没有再改变。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5年内略有升降,变化不大。从比例上来看,2010年沪市A股板块和深市A股板块在2010年发布的比例不差上下,2011年沪市A股板块大幅上升,但深市A股板块大幅下降,后4年则变化不大。中小板和创业板稍有浮动,但总体变化不大。到2014年为止,沪市板块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率大幅超越其他三个板块为36.36%,其他三个都在15%左右。由于深市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均受深交所政策影响,沪市A股受上交所政策影响,可见不同的上市板块的不同政策对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影响很大。
(五)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基本内容形式与审验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并非强制性的,发布的各种文件也是在进行引导,所以各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编写形式很不统一。深交所鼓励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下文简称“《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研发编制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ASS-CSR 1.0)、国际上包括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出版的G3标准等编制标准很多。也有一些企业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进行自主编写,编写形式各异。本文按照《指引》、CSR、GRI和自编四种方式进行统计,获得152份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应数据,详情见表5。可见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以自编的格式为主,占所有报告的比例为63.16%,其次是参考《指引》的报告,占23.03%,GRI和CSR分别占11.18%和2.6%。绝大多数公司都是自行编制或者参考《指引》,少数公司参考国际标准GRI和国内标准CSR,可见报告的格式并不专业。参考GRI标准的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普遍较高,信息较多,而参考CRS标准的报告信息则不是很多,数据中完全按照CSR格式编制的报告其实不存在,仅仅有4份报告参考了CSR的要求进行编制,可能是由于CSR标准出台较晚,且国内上市公司的认识程度较少,所以参考较少。
在152份社会责任报告中复星医药公司的5份报告进行了第三方评价,有3份社会责任报告通过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SGS检验。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对现代制药的2份报告进行了第三方评价。总体而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审验程度并不强。
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及存在问题分析
(一)完整性
国内的社会责任报告基本从对股东的责任,对供应商和客户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几方面进行描述。笔者经过对多份报告的阅读发现,每份社会责任报告对这几方面基本都有涉及,所以从内容上讲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是从各方面信息披露的平衡性来说,每部分披露的比重并不均衡。许多企业对报告的前言部分并不重视,报告开始直接就是正文,所以对报告披露的介绍、对企业的介绍以及高管致辞不充分,甚至有的报告都没有目录。对客户以及供应商权益的报告部分也较少,许多报告中不含这一部分。对员工权益的报告部分较多,但内容多是公司制度以及安全生产的部分。而且从对社会责任管理制度来说,这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通用指标体系》中要求披露的部分,但是仅仅有6家公司进行了披露。平均而言,在报告的履责绩效汇报部分,普遍得到了较高重视,绝大多数报告用了较多篇幅描述了本年度在社会、经济、环境等三方面取得的成绩,信息披露比较充分。报告后记也比较欠缺,第三方对报告的检验很少,公司自主评价的也很欠缺。经过对152份报告的页码统计,得到2010年的平均页码为14.59,2011年的平均页码为19.1,2012年的平均页码为23.13,2013年的平均页码为27.9,2014年的平均页码28.91,可见年均页码值在上升,但上升趋势在变缓。一般来说页码越多的报告,越为完整详细,而且多参考GRI标准,应该是公司为了提高国际声誉而做的努力。
(二)可比性
从各企业的时间纵向来说,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报告质量都是在逐年上升,同一企业每年报告的格式基本一致,企业也基本披露自己每年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企业内部的可比性还是较高的,只是自主进行历年数据比较的企业并不多。但横向在企业之间进行比较的话,由于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参考标准不一,编制方法不一,所以报告的格式,内容相差很大,尤其是自行编制的企业,分类各不相同,很难进行比较。企业本身也很少描述所处行业的情况,极少与行业内其他企业比较。可见社会责任报告的可比性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都不是很理想,需要改进。
(三)可靠性
首先从编制依据来说,上交所与深交所发布的政策性文件仍属于编制的主要依据,专业的编制依据参考并不多。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编制依据GRI和CSR的报告共计占13.82%,依据政策指引的占23.03%,自行编制的占63.16%,可见报告的编制的依据可靠性堪忧。依据深交所和上交所指南的报告较多,可见报告披露多受政策指引。完全依据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的报告没有,可见本土的编制依据仍不受重视。而且参考政策性编制依据的企业多为被规定进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可见企业使用编制依据的专业性仍需提高。
因为如果利益相关者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可靠性检验,十分浪费时间和精力,并且不一定准确。152份社会责任报告仅进行过专业审验的企业仅有一家,占企业总数的0.68%,进行专业审验的报告仅有2份,占报告总数的1.32%,可见上市公司并不注重对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检验。企业多披露获得的外部评价,这些外部评价有的来自于政府、社会给予的认定或嘉奖以示其优势。可见外部检验的方式并没有几个公司进行,报告质量的评定也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报告的可靠性并不高。
(四)时效性
社会责任报告基本为每年一期,每期的报告都是披露上一年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有5家公司披露过社会责任报告后便不再披露,其他企业均持续性披露。在及时性方面,根据对152份社会责任报告的统计,有91.45%的报告发布在3、4月份,基本和公司年报发布的时间接近。有1份发布在1月,8份发布在2月,可见发布时间提前的企业并不多,原因基本也是因为年报的披露时间提前了。有3份报告披露在5月,1份披露在7月,披露时间较晚,但相差不太大,企业财务报告披露的时间仍为3,4月份。可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时间绝大部分受年报披露时间影响,所以披露的时间较为有效。
(五)可读性
本文统计的2010-2014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有一半的报告没有图表、图片说明,一半的报告是文字和图表相结合的,但是这些报告中有些只是附着了一些工厂、人物的照片,并非是对报告内容数据的整合或者逻辑的说明。没有图表说明的报告,多为纯文字性报告,没有公司相应数据的体现,不利于阅读者直白的获取信息。
社会责任上报告色彩为黑白的为74份,占48.68%,彩色报告为78份,占总数51.32%,多数企业均是一开始就使用彩色,只有3家企业是后来改变的,可见色彩受时间影响并不大,基本是企业自主决定的。一般附有图片的报告均为彩色,但是图表的报告并不一定为彩色,可见图表与色彩关系不大。极少的报告用案例的方式增加报告阅读的趣味性,发布的报告中也无英文版,不利于外国友人的了解,也不利于企业扩展其国际形象。
(六)实质性
152份社会责任报告在股东权益方面,多披露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股东分红事项等;在员工权益方面,多披露员工管理制度、安全质量保证制度、员工活动等事项;在环境保护方面,多披露企业生产污染管理制度、可持续发展策略等;在社会公益方面,多披露社会慈善事项,与政府有关的纳税、就业等事项。但是多数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定量的信息少,定性的文字描述多,可能是与政策的指引中多引导进行定性信息披露有关。这样很难给报告阅读者留下实质的印象,也就难以达到企业预期的效果。也有少部分报告披露的内容与往年的内容类似,没有太多相关事项的更新。在负面信息披露方面,披露的公司也很少,基本是避重就轻。报告中披露的事项基本不涉及企业的核心事项或者对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泛泛而谈,降低了社会责任报告使用者的决策有用性。
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改进建议
(一)加强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
从会计准则方面来考虑,由于目前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信息与财务信息的结合并不紧密,我国的会计准则中也没有社会责任会计相关项,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基础都比较薄弱。所以首先应加大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完善会计准则中社会责任信息规范的问题,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供规范依据。由于国内对社会责任概念认知较晚,对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较少,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更为薄弱。增加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可以更好的使社会责任的概念融入到财会的概念,企业才会更加重视,披露的信息也会更加量化,与企业的管理更加紧密结合。相关利益者在获取信息时更加一目了然企业的社会责任执行与企业持续性发展的关系。因此,加强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其执行势在必行。
(二)推进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模式的统一与规范
在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初始编制时,应使用统一、专业的标准,如国内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有些企业倾向不披露负面信息,而统一的要求可以推动企业去披露所有的相关问题,在内容的涵盖范围来说,可以使得企业披露的信息更加全面。专业的编制指南可以进一步加大社会责任管理、社会责任能力建设、社会责任监督和考核、风险机遇分析和企业社会责任规划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虽然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内容不能披露公司所有信息,但应包含与企业经济、财务、环境、职工等方面信息,增强报告的完整性。
可比性要求报告前后披露的信息性质相同,便于利益相关者进行比较。使用统一的编制模式可以使得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更具横向可比性。同时企业应逐年披露相应数据信息,便于报告的纵向可比性、也就是要求报告应増加定量描述。定性的信息描述可读性与可比性均较低,增加数据和相关图表,可以让阅读者更加直观了解所提供的信息,也方便与历年数据或者行业内其他企业进行比较,可以同时提高可读性与可比性。同时,社会责任报告中应对相关术语进行解释说明,以方便大众的理解,这样阅读者才能更好的接收到报告内的信息,也可以提供报告的有效性。
(三)促进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路径的多元化
在传统体制下,社会责任报告仅仅通过书面报告的方式进行披露,在如今大数据的环境下,信息表现的方式多元化了,信息披露的方式也应多元化。书面披露的信息唯一且简单,而大数据环境提供的支持可以使信息不仅仅以文字、图表、图片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视频、工作设备智能存储的信息联网进行多角度交叉核实。这样可以使得社会责任报告从静态的纸质报告进化为动态的数据型报告。多元化的披露路径更有利于优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使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得到的实质性提升。
(四)推进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评估体系的建立
只有更加可靠的报告,才会引起投资者和相关利益方的关注,才能提高企业的声誉,起到策略性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作用,所以报告评估体系的建立迫切需要。然而,只有明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奠定好基础才能构建科学规范的质量评估体系。第一,引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自我评价机制,企业应自主加大对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视程度,建立相应的审验制度;第二,完善第三方评价制度,邀请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或者专业人员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价,从而建立与大众关注焦点更多的联系;第三,逐步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独立第三方鉴证机制,要想获得阅读者的信任,第三方审验是最权威的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得保证报告的可靠性。
(五)推进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政策的完善与更新
从具体的披露政策考虑,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应分类管理,对其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政策已经不符合现状了,大众对社会责任报告的要求日益提高,企业对相关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的需求也在扩大,应逐渐提出强制性的披露策略,进行自愿性和强制性披露政策相结合的制度,根据企业规模、污染程度、社会关注度等不同的水平,呈阶梯状披露要求,这样可以强化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
从法律制度方面来考虑,由于目前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属于企业自愿披露信息的范畴,所以现有相关政策仅包含指引规范类的文件,对报告的要求并无涵盖太大的范围,也未和专业的社会责任编制报告结合,所以对报告内容没有提出详细要求。随着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对政策性的法律法规要求也越来越高,亟需提出相应法律,并不断完善与更新。不断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患的披露规范,以标准规范来提升披露质量。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数据的采集,将有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和描述分析,从而阐述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及信息质量,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
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传统的身份社会日益瓦解,新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当今社会“身份”的作用,如何打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身份壁垒”,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份认同,协调利益关系,让整个社会在新的基础上有序运行?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刚一起探讨。
改革开放就是要冲破身份藩篱
有学者说,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为什么要打破“身份”?从历史经验看,打破“身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讲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from status to contract(从身份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
历史学家瞿同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人的发展状况和人格状态均受身份限制,决定命运的因素来自于外而不是来自于内。理想的社会,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遵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律来行动。《共产党宣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人常说的法治社会等,精神是相通的。用契约取代身份,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其实质是人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身份社会色彩浓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城乡分割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身份,“城里人”又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职工内部又分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身份。身份很难改变,且决定个人命运。种种身份,画地为牢,束缚思想,抑制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种种身份藩篱,调动起了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每年有上亿的农民进城打工,有些人已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普通工人和农民也可报考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之间的鸿沟日益弥合,人员单位所有制已成为历史,双向选择成为常态。
旧有的身份传统如封建宗法意识、家族关系,政治身份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无不受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契约关系越来越普及,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束缚人的身份藩篱在改革开放中受到冲击和荡涤,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石秀印:从人们的生活体验来看,是奋斗管用还是“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动。比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将怨恨、不满转化为“出人头地”的动力和行动,带来创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定,向上流动渠道稀少,各种争取和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转而对抗社会。所以,打破“身份”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
身份壁垒后面闪现着特权身影
如何认识“身份壁垒”和基于身份的社会不公现象?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陈刚: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现象。如利用双轨制赚钱;低价获取农民土地再与资本联手推高房价地价;利用国企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利润;利用国家机关优越地位廉价拿地盖宿舍楼;官车上特殊车牌;高考中考给干部子女加分乃至给有钱人子女降分录取,等等。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
“??二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身份壁垒非常突出的现象。富人的子女当然有条件挥金如土,穷人的孩子就不同了。他们许多人上学都困难,好不容易上了学(许多是倾全家之力),就业也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权力”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权力法则与市场法则都在起作用。那些出身穷困的人,如果非常优秀,再碰上一个好的机会,把握住了,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乃至出人头地。但那些相对不是非常优秀而人数更多的人就业很困难,即使就业,在房价畸高的城市也买不起房,或只能买位置很差的房。
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市场经济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在许多情况下,就业和买房都拼不过家境优越的同龄人,职位升迁也是如此,特别是男性。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男生最惨是与官二代和富二代竞争。近年来,人们发现,当社会资源和机会更多地被强势群体获得时,那些有个“好爸爸”的人很自然地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已经淡化的身份壁垒一定程度上就会加强,这是值得警惕的。
日前的一项网络调查,试图了解在人们心中最关注的是什么。结果显示,25071票中,高达61.28%的网友最关注的问题是“法治社会完善,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的确,特权往往带来不公不平不义,它严重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及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不可能是少数人而是社会全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进步的底线是不能损害弱者利益,马克思的价值理想更是这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特权基础上的身份壁垒与此格格不入,应毫不犹豫地加以破除。
石秀印:“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还关乎权利和资源分配。“身份”主导之下,“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同时存在。它会造成某些强势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的机会。比如,一些人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安排在最好的学校,那么底层民众的子女就会丧失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如果特权者将人力资源品质不高的亲朋好友安排在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便会割断底层民众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刻苦进入这些阶层的通路。与此同时,倘若一些资产所有者通过所拥有的金钱达到同样的目的,则会进一步损伤底层民众的期冀。
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
希望在于建立完善公平正义制度
人们如何靠自己的奋斗而不是靠身份来改变命运?开启希望之门的关键钥匙在哪里?
石秀印:开启人们改变命运希望之门的钥匙中最关键的一把,就是通过教育公平,促进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第一,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低廉的大学教育,给贫困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像高层群体一样享受优质教育。第二,让农民工子女随农民工在同城就读。第三,提供免费的公益培训,鉴于政府直接举办的一些培训项目效率不高,宜多购买民间的优质培训服务。第四,鼓励用人单位提供培训,将此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五,提供职业指导,引导底层公众为适应某一较高层次职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人力资源,进入拥有特长和优势的职业阶梯。总之,公平正义的社会,既允许有序竞争带来的合理差别,也不会规避社会对底层群体的道义与责任。
“身份”背后也存在一套规则。要讲公平,就需要适当修改和完善当前社会中不合理的规则。其关键是各阶层民众共同和平等地参加社会规则的制定,通过共决程序让社会规则中的标准包含多元,让社会规则中的程序容纳多层民众的参与。一方面,通过这样的规则修改完善,淘汰“条子户”、“关系户”,实现底层民众以人力资源品质为标准的向上发展。
另一方面,让社会规则融入符合底层民众条件的标准,诸如社会平等标准、社会福利标准和照顾弱者标准,使底层民众进入中高社会层级的渠道和可能性增多。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改变命运的希望之门,就在于成为影响这一合力的力度和方向的力量之一。
陈刚:在现代化后发国家,落后的传统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尽如人意的因素存在在所难免。告别“身份社会”,舍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六大原则无他途。当前应着力塑造体现这些原则的制度、观念和文化,对与此相抵牾的应尽力铲除或抑制,符合的则应努力发扬光大。更具体地说,当前对于权力应加强监督和制约,对于资本应加以合理引导与约束,尽量用其利而避其弊,对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则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并在制度层面把这些原则落到实处。
到底是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和初步回答。如何彻底告别“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巩固和壮大“奋斗决定命运”的社会进步主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关键课题。
摘自《人民日报》
姓名:左演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专业:金融工程2学号:20091363066
为了更好及更实事求是的了解我国制造业节能减排的实施情况,以及落实国家“十二五”目标的实现。我们设计了一份制造业节能减排调查问卷。
问卷时间:2011-4-10至2011-4-15
问卷对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师生及后勤工作人员
问卷形式:选择题和填空题
所发放的调查问卷回收率为90%。鉴于我们所回收的调查问卷,写了这份制造业节能减排调查问卷报告。以下所得的推论在鉴于调查问卷的基础上也加了我们的一些主观观点,所以有不正确以及不到位的言语,纯属个人的观点。100%的调查者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一般。60%的调查者认为所在单位采取的是主动的措施。对于我们环境是否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大部分调查者持乐观的态度。但从调查问卷中可看出仍有大部分调查者未参加过节能减排的宣传活动,这也说明此类宣传应该加强。对于节能减排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过半调查者认为有一定的关系。对于节能减排的知识性认知,大部分调查者只是处于了解的阶段,要想使公众对于节能减排有更深的认知,需要传媒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公众的节能减排意识需要提升。但大部分调查者认为节能减排有重要的意义。大部分的单位虽然采取了节能减排措施,但效果不明显且实施的力度不够强。对于节能减排的效果及面临的困难,需要改进的地方,突破口。大部分调查者认为效果不明显,主要困难是技术及科技人员缺乏,节能政策不健全也是导致效果不明显的主要成因。对于节能减排的突破口,调查者认为主要在于提高原材料的产品得率。
对于调查问卷所反映的情况,现在我国节能减排效果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计划。仍然有很长的节能减排的道路要走,这需要我们所有公众的共同努力。不是政府,企业的个人事情。“十一五”和“十二五”的目标的循序渐进说明在总体上国家有着安排,而事实上要达到十二五的规划,仍然有些困难。节能减排是“十一五”规划中一个重要任务,不仅是政府的一个行动目标,而且还能给企业带来经营上的收入,让公民获得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在“十二五”仍然要对能源消耗的强度,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以及主要污染物总量的排放,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因此,作为约束性的指标,我们就提出到2015年能源消耗的强度比2010年要下降16%,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要下降17%,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要下降8%—10%。面对这样的目标,需要我们所有公众的实际行动。当然,在实际的工作中还要有具体的举措,包括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限制“两高”行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要积极推进技术进步,特别是节能减排的技术,节能减排的产品,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推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要动员方方面面,包括工业的节能、建筑的节能、交通的节能、社会各个领域的节能,都要采取先进的技术,使用节能减排的产品。我们还要动员全社会加强对节能减排的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前不久,国务院专门召开了节能减排电视电话
会议,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把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重点,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下大力气、下真工夫。
节能减排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表现出很强竞争力的企业,非常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做了很多节能环保的好事。企业核心竞争力正在渐渐超越原有的以资本技术和设备为基础的硬实力,转向了软实力,主要包括社会形象,公信力,品牌影响力等。当前的社会需求早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物美价廉,它包括节能减排,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生态资源等这些全球性难题。树立节能减排的企业将会为自己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媒体舆论都将会给企业带来无形的压力,这也会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
节能减排是政府,企业,社会民众的共同责任。
政府。首先,要加强宏观调控,调整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其次,政府要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建立节能技术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环保产业市场化,同时建立健全的节能评估审查和评价制度。再次,政府要建立健全节能减排规章体系、标准体系、监测体系和工作问责制。同时多渠道筹措节能减排资金。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的合作,开拓企业节能减排的资金来源渠道,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如降低所得税、增值税等,加大投入,提高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最后,提高全民节约意识,发挥政府节能表率作用。
企业。企业自身应该提高节能减排的积极性,重视并积极推动此项兼具社会责任的任务的展开,同时主动了解政府相关激励和优惠政策,有效配置资金,以降低节能减排的成本。另外,企业应当完善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管理。企业认为,战略规划、制度建设、监督管理、队伍建设、宣传教育等均应作为抓好节能减排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认可程度较高的是宣传教育与制度建设,稳定成熟的环保,节能管理方法和措施是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实施的保证。最后,还应加强企业间交流,致力技术创新。企业要兼顾节能减排的长远意义,加强企业之间技术沟通交流,搭建一个企业技术资源共享的平台,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社会公众。作为社会公众,营造节能减排的舆论氛围,适时开展节能减排相关的主题活动和表彰奖励,发挥媒体舆论的监督和引导作用,培养公众的节能减排意识,让公众在日常的生活中自觉的践行节能减排,使用节能的产品,由此,更加迅速的推进制造业的节能减排。
纺织服装制造业风险报告
一、火灾和爆炸
1、仓储风险:
仓储中的原材料、辅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绝大部分为含棉、毛、化纤的可燃物,且容易蔓延,若可燃物位置靠近电气线路或放在开放型照明灯具下面,都有可能因电火花或灯具爆裂而引燃可燃物,发生火灾;吸湿性很低的涤纶、睛纶、氯纶等,摩擦时会产生静电,电压可高达到几千伏,静电所放出的火花也能引起一些易燃可燃物发生火灾;另外,吸烟、动火作业、延烧、纵火也是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
2、工艺风险(按照工艺流程):
(1)裁剪工艺中电裁刀剧烈摩擦或刀刃与金属杂物摩擦而产生火花,容易引燃附近的布屑、飞絮等可燃物,存在一定的火灾风险。
(2)缝制工艺由于电缝机长时间工作,容易造成电机过热,若发热的电机上覆盖衣料、布屑、飞絮等可燃物,可引发火灾事故。
(3)烫熨工艺中熨斗在非工作时间未断开电源,或放置在衣料上或工作台上,时间过长将烤燃服装、木质桌子或其他可燃物,造成火灾。
3、内务管理风险: 清洁管理制度不完善,车间内布屑、飞絮等可燃杂物未能及时清理,附着在一些不封闭的电气开关插座、电缆的接点处,若产生电火花或者是电线短路,都可能引起附近可燃物着火。
4、其他辅助设施风险:
配电房具有一定的电气火灾风险;办公区的装修、办公用品大多为可燃物质,并配有大量的电气设备,食堂会用到燃气、油料等易燃物,因电气、吸烟、明火作业等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二、自然灾害自然灾害风险主要取决于标的所在位置、历史灾情、建筑结构、防护设施等,仅从具体行业无法描述该项风险。请了解当地的自然灾害分布及历史灾情,结合标的进行初步分析;若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机构专、兼职风控人。
三、营业中断风险服装制造业发展到现在,整套生产工艺较为成熟,生产设备都比较简单,操作、维护、检修要求较低,且市面上容易购买到同类的设备替换,故部分设备受损对营业中断的影响较小。除非遭遇大型火灾、爆炸事故或大面积自然灾害导致大部分生产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尤其是针缝工序发生严重事故,使生产难以保证,可能造成营业中断。【纺织服装厂全损的生产恢复期一般不低于3个月】
四、机器损坏风险
1、车间内布屑、飞絮等可燃杂物易附着在电气线路上,容易引起电线短路,损坏生产设备。
2、电脑绣花机针头高速工作中可能因为工人操作不当或针头长期工作振动偏离位置,导致工作时针头压断。
五、雇主责任风险
1、裁剪工序中工人使用电裁刀等机械设备,缝制工序中工人使用电缝机缝制衣服,工作时手指与设备距离很近,存在一定的机械伤害风险。
2、烫熨工序需使用蒸汽烫熨,蒸汽高温放热或熨斗表面产热,工人不慎接触会引起灼烫伤害。
4、电气设备多,电线搭设复杂,因绝缘不良或操作错误等原因可能造成工人触电伤害。
5、服装制造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数量多,若车间布料堆放密集,导致过道狭小,逃生通道堵塞,火灾、爆炸事故可导致重大伤亡事故。
6、职业病:工厂内存在棉絮、线头等细小物质,若工作中未佩戴口罩或呼吸护具,容易吸入体内,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对呼吸系统相关职业病。
【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雇主责任风险相对较低】
六、产品责任风险
1、成衣上的大头针、标签和钩环一般都比较尖锐,消费者使用时不注意会扎伤、划伤。
2、包装低劣,标识错误,缺少警示标签及无产品洗涤提示,使消费者无法正确了解产品的状况。
3、处理布料的化学药品可能导致人体过敏。
七、环境污染风险
1、纺织服装厂存在大量废料,若处理不当,如私自焚烧产生刺鼻、有毒浓烟和黑色毛灰,将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2、若纺织服装厂有部分印染工艺,可能产生废水,处理不当可能对土壤、地下水、河流等造成污染。
八、公众责任风险
1、工厂发生火灾延烧、爆炸、烟熏波及相邻建筑,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2、火灾、爆炸造成来访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
3、来访或参观的人员可能遭遇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碰撞、摔倒等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九、风险案例
1、广东某服装制造厂电线短路引起火灾事故时间及地点:2012年6月25日,广东某服装制造厂电线短路引起火灾事故。
原因:位于厂房第四层车间东北侧东墙与地面结合处、距北墙13.4m地面处的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喷溅熔珠引燃周围可燃物所致。
事故经过:2012年06月25日零晨2点30分左右,厂房四楼车间墙面电气线路因使用多年老化,导致电线短路,并喷溅熔珠引燃周围布料等可燃物,由于发现火灾不及时,致火灾蔓延。发现火灾后,老板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施救,并拨打119报警,大约20分钟后,消防部派遗的4台消防车辆到达,经过约1小时的抢救,厂房内大火被扑灭。
事故损失:该起火灾事故过火面积118平方米,直接财产损失2,345,912.9元。
2、广东某织造厂未熄灭烟头引燃衣物引起火灾事故时间及地点:2010年7月17日,广东某织造厂未熄灭烟头引燃衣物引起火灾事故。
原因:由于被保险人管理不善,工人进出仓库时,掉落没完全熄灭的烟头,加上天气炎热,意外引燃衣物。
事故经过:2010年7月17日晚18时30分,门房值班人员发现生产大楼一楼仓库有浓烟冒出,赶紧通知在场员工多人冲进仓库,发现位于仓库一侧堆放成衣的地方有大量浓烟,同时有明火燃烧,先利用备用的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并尽全力抢救出部分成衣和原材料,随后用消防水带抢救,大约20分钟后,火灾完全扑灭。由于在场人员紧张抢救,未向消防部门报警。
事故损失:该起火灾事故过火面积15平方米,直接财产损失46,200元。
3、广东某制衣厂电铃故障引起火灾事故时间及地点:2012年10月11日,广东某制衣厂电铃故障引起火灾事故。
原因:仓库内的电铃故障引燃地面堆放的纸箱及衣物蔓延扩大。
事故经过:事故发生于2012年8月14日晚21时30分,当时仓库的二楼中转仓库处于下班关闭状态,该处起火后浓烟及火苗窜出被保险人保安人员发现后及时向领导汇报并打110,消防人员在22时左右到达,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扑救,大火得到控制。事故损失:直接过火面积200平方米,另消防灭火造成同层楼布匹存放区域布匹大量打湿霉变(货架)面积达1000平方米,本案损失预估金额为人民币365万。
4、广东某服装厂因暴雨、洪水引起水灾事故时间及地点:2013年8月17日,广东某服装厂因暴雨、洪水引起水灾事故。
原因:受强台风“尤特”外围环流影响,汕头潮南区各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的强降水过程,当日降雨量达到510毫升,加上练江上游普宁市也普降大到特大暴雨,普宁汤坑水库紧急泄洪且未通知下游地区,大量客水涌入练江,导致潮南区练江、中港、陈店西切流等堤防多处洪水漫过堤坝,导致大面积水灾。
事故经过:厂区外水浸高度约1.5米,车间仓库水浸高度约1米至1.2米。由于积水难退,受损财产浸泡时间约为5天。车间内部分货物放置在胶凳上。(据被保险人称,当知道开始下雨时,为避免仓库水浸,特意用高约40cm的胶凳放置棉碗和部分成品内衣,以避免水浸受损。但由于水浸高度过高,货物仍然受到水浸。)棉碗放置在纸箱内,不同程度从胶凳上倒塌在地上,水浸受污染。
事故损失:本次事故理算金额为人民币2,125,608.63元。
5、广东某制衣厂因台风引起财产受损时间及地点:2012年7月24日,广东某制衣厂因台风引起财产受损。
原因:受“韦森特”台风影响,导致房屋、机器设备、存货受损。
事故经过:建筑物彩钢板屋面局部吹毁,漂染车间、后整理车间、纺织车间屋面吹毁,车间内设备被雨水淋湿受损,流动资产因屋面吹毁被雨水淋湿受损。
事故损失:本次事故的核损金额为人民币166,547.00元。
6、广州某制衣厂共发生11笔雇主责任险赔案时间及地点:2012年至2013年,广州某制衣厂共发生11笔雇主责任险赔案。
原因:
1、打钮机等机器压伤手指;
2、电缝车等尖锐部件扎伤手指;
3、漂白水溅入眼睛;
1.组内各成员开出了一节公开课,其中绝大部分微同课异构课程,采用集体备课的形式。大家通过合作的精神,做了精心的准备。教师开课后,首先进行说课,接着有指定的教师进行点评。最后大家自由的评课,特别指出评课过程中,我们要求少谈优点,多谈缺点,这样更有利于老师的成长。
2.邵建宏老师专题介绍了如何更好地进行电子备课,展示了自己制作的精美幻灯片。为其他老师如何备好电子教案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3.对如何上好高职考复习课进行了专题研讨。戴建法老师给高职考复习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意见,为高职考复习指明了方向。
4.在夏处长的带领下,电子电工和服装的实验室和实训室进行7S管理,大家分工管理和管辖自己的实验室和实训室,使得实验和实训更加规范和高效。
5.经过组内大家的团结协作,以及领导的指导,使年轻教师快速的成长。刘品获得市基本功比赛二等奖,戴凌艳获得市基本功比赛三等奖。
在工作过程中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对教师的备课和上课没有做到实时的监管,所以教学的时效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2.对实训课作业如何落实的探讨还不够
3.教材的编写还处在初步阶段。
4.由于本学期没有市级学生技能竞赛,所以对教师的技能竞赛指导没有具体的安排。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市场换技术”战略, 希望通过让渡部分国内市场以换取或学习先进技术, 进而提升本土重大技术装备生产企业的技术企业。现阶段, 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采用的“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主要包括附加技术学习条款的进口、中外联合设计和组建合资企业三种, 后两种方式属于中外厂商之间的技术联盟。进一步地, 就技术联盟的类型而言, 中外联合设计属于非股权联盟结构, 合资企业属于股权式联盟。股权式联盟是伙伴企业共同出资而建立起某种产权共享的合作关系, 其更接近层级, 组织刚性大。非股权式联盟则是伙伴企业通过协议而非筹措股本的方式建立的合作关系, 其更接近市场交易、组织灵活性强。在理论上, 技术联盟双方能综合考虑交易专有特征、企业资源约束及联盟的社会网络环境等影响因素, 选择有利于联盟稳定和联盟目标实现的治理结构[1]。然而, 我们对东北老工业基地重大装备制造业的调查研究发现: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在与西门子、ABB和日立等公司合作过程中, 均选择了中外联合设计的非股权联盟结构;沈阳鼓风机集团先后与意大利新比隆、德国德马格、日本三井、西门子、美国FLOWSERVE等多家公司开展技术合作, 也采取了中外联合开发和生产的非股权联盟结构。从世界范围来看, 技术联盟的组织模式也日趋呈现明显的非股权化趋势, 每年以合资等股权形式组建的技术联盟已经从1970年的90%下降到1998年的不足10%[2]。
我们认为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组织模式的非股权化趋势, 与联盟企业所具有的高社会资本紧密相关。尽管Oxley (1997) 、Chen and Chen (2003) 、黄玉杰和万迪昉 (2005) 、蔡凤霞和陈莉平 (2005) 、潘旭明 (2006) 等学者已关注到社会因素在诸如联盟合作伙伴选择、合作和运行机制、稳定性等方面的影响[1][3][4][5][6], 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战略联盟, 没有对重大装备这一特殊产业中技术联盟进行专门考察, 因此所提的技术联盟组织模式选择对策视角相对单一, 缺少针对性。
我们的调查研究表明, 对于重大装备这一特殊产业而言, 除技术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和联盟双方实力不对称性所引致的高交易成本外, 联盟双方的良好信誉所带来的高社会资本也是决定了联盟组织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然而, 现有研究要么侧重于交易成本、要么侧重于社会资本, 没有考虑交易成本和社会资本的综合影响, 对技术联盟组织模式选择往往得出相左的结论, 更是无法解释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技术联盟组织模式的非股权化趋势。
有鉴于此, 本文构建了社会资本和交易成本双重维度下技术联盟组织模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重点探讨社会资本如何通过交易成本来影响联盟组织模式的选择。首先识别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技术联盟交易特征;据此, 探析社会资本如何影响联盟的交易成本, 进而逆转了联盟双方对组织模式的选择;最后在总结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
2 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的交易特征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联盟企业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在这一假设下, 技术联盟的交易特征决定着交易成本的大小, 进而决定着联盟组织模式的选择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与一般性的技术联盟相比, 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在所涉及的技术水平、产品的应用领域和联盟的伙伴选择等众多方面都有极大的不同, 这些差异决定了其交易特征具有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认为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双方的交易特征主要体现在资产专用性高、不确定性大和技术转移成本高昂三个方面。
2.1 资产专用性高
重大技术装备是装备制造业中技术难度大、成套性强, 在国家投资的重大基础建设项目和产业发展中使用的关键技术装备, 对一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重大技术装备是集先进制造科技于一身的复杂系统, 对生产厂商的技术要求不言而喻。以大型火力发电设备为例, 全系统包括辅机、风机、水泵、精密阀门、控制系统及大型磨煤机等多个子系统, 而每个子系统又可单独形成一个精密制造行业, 仅风机这一项就涌现出以沈阳鼓风机集团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龙头企业。复杂的构成和尖端的工艺都要求生产厂商在产品的开发、生产和售后服务等各个阶段投入大量的专用资产, 即一旦投入便不易重置的资产。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是国家“市场换技术”战略的直接产物, 在联盟中, 一般由外方负责提供产品图纸或技术支持, 而作为东道主的中方则要负责主要的硬件投资, 如修建实验室、扩大生产线、购置专用设备等, 向联盟中投入了价值巨大的专用性资产。由于这部分资产极难挪作他用, 中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下降, 从而纵容了外方采取“敲竹杠” (Hold-up) 的机会主义行为, 侵害中方利益, 造成较高的交易成本。
2.2 不确定性大
与普通产品相比, 重大技术装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技术结构上, 重大技术装备由诸多复杂技术集成而来, 经常采用一些极限制造技术, 不确定性的积累效应明显;在市场前景上, 由于使用环境不可模拟, 产品可用性只能通过现场运行加以验证, 加之造价极为昂贵, 生产周期较长, 重大技术装备一旦运行失败, 给购买方带来的损失将远远大于购买产品的投资成本[7], 因此, 产品是否能够等到潜在客户的认可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技术和市场的双重不确定性使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所面临的风险变得复杂而难以掌握, 联盟做出即时调整的难度加大, 中外双方不得不花费更多的交易成本来进行市场调研、协调行动、调整目标和修改联盟协议。
2.3 技术转移成本高昂
国家推动组建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的终极目的在于促进先进的制造技术由外方向中方转移, 但是, 两大现实因素导致技术转移的成本过于高昂。一方面, 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属于典型的强弱型联盟, 外方企业拥有绝对的技术和资本优势, 而中方的重大装备制造企业绝大多数为分布在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 历史包袱沉重, 技术水平相对低下, 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实力的不对称性使得外方企业不愿意真正与中方共享核心技术, 与国内企业结盟除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之外, 更多的是为了规避我国政府对于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率的限制, 由此, 技术联盟沦为外方企业攻陷我国市场的“特洛伊木马”, 中外双方多处于“同盟异梦”状态。另一方面, 中方企业的吸收能力差, 阻碍了先进技术向中方的转移。大量研究表明, 相对于强势企业而言, 弱势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决定了联盟的学习效果。吸收能力可具体分为四种:获取能力, 消化内化能力, 转换能力与应用开发能力[8]。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 中方企业缺乏核心技术能力, 对来自外方的高新技术流于表面的模仿, 而对精髓部分的吸收和内化能力较差, 更缺少自主创新的能力。因此, 中外双方间的技术转移成本过高。
3 交易成本和社会资本双重作用下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组织模式的选择
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资产专用性高、不确定性大、技术转移成本高昂这三大交易特征决定了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的交易成本较高, 这预示着股权式联盟应该是这类技术联盟理想的组织模式, 因为这种以股权为纽带的组织模式能够将联盟双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有利于将交易成本内化和减少。而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近年来组建的中外厂商技术联盟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非股权式联盟。
我们认为, 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组织模式的这种非股权化趋势的重要原因是外方企业和中方企业都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那些追求合作的组织成员们所共享的非正式价值和非正式规范, 具有抑制企业机会主义行为, 减少交易成本的作用[9][10]。就技术联盟而言, 社会资本以信誉和信任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从中外厂商技术联盟合作双方的地位来看, 结盟的外方企业都是全球制造业中的执牛耳者, 而中方企业的实力虽不及外方企业, 但也是国内同行业的佼佼者, 双方在国际和国内的知名度高, 并在以往的经营中积累了相当高的信誉, 而拥有较高信誉的企业更易赢得联盟伙伴的高度信任。伴随着连续的社会互动过程, 联盟企业的社会资本不断积累, 信誉和信任通过与联盟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技术转移的交互作用来影响交易成本的大小, 而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的技术联盟组织模式选择决策必然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
鉴于此, 本文从社会资本和交易成本两个维度, 构建了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组织模式选择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组织模式选择上, 联盟双方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以及交易特征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资产专用性方面, 随着企业信誉的提高和相互信任的加深, 中外双方的合作意愿不断加强, 为了达成共同的战略目标, 保证共同的战略利益, 双方均有不断地增加对联盟的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动力。共同而持续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又进一步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和合作意愿, 从而减少了联盟企业的损人利己行为。同时, 双方面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提高了合作双方的退出成本, 易于在合作伙伴之间产生“抵押效应”, 从而有效降低了联盟一方利用对方资产专用性来实施的“敲竹杠”行为。双方更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以长远的利益作为合作的基础, 从而减少交易成本。
就不确定性而言, 高度的互信加强了中外双方的接触与沟通, 双方通过不断感知、认知和理解合作伙伴的行为规范和企业文化来促进相互之间的“组织学习”。同时, 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双方加深对中国市场的认知和对产品需求的认识, 这有助于联盟开发出更加符合客户需求, 技术上更加可靠的重大装备。从而提高中外双方对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前景不确定性的认知能力和对风险的抵御能力, 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交易成本随之减少。
在技术转移方面, 社会资本抑制了联盟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加强了对战略目标的认同, 激励双方以联盟整体的战略利益来规范行动。同时, 深层的互信有利于在联盟中营造自由开放的交流氛围, 为中方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促进其在“干中学”、在“学中干”, 有力地推动了联盟层面的信息分享和技术转移, 从而提高了中方企业的技术能力。另外, 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 在国家重大项目的招标中提高竞争度, 一改以往的“以市场换技术”为“以竞争换技术”, 外方企业在可能失去竞争优势的压力下, 被迫向中方企业转移相对先进的技术, 由此降低了技术转移的成本。
由此可见, 较高的社会资本通过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技术转移这三个交易特征降低了交易成本, 因此, 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的组织模式趋于非股权式联盟。
当然, 非股权式组织模式有助于提高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的绩效, 这反过来又对联盟双方的社会资本积累产生了正面效应。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 高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创新竞赛日益激烈, 残酷的环境要求企业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 而组织结构缺乏灵活性的股权式治理结构显然难以适应。在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非股权式联盟不但能够使联盟组织获得足够的灵活性, 而且还因为避免了较高的层级结构而节约了组织成本。这些优势对提高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的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而高联盟绩效对社会资本产生了两方面的正面影响:一方面, 技术联盟取得的成就表明了双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合作精神, 代表公众对企业认同感的信誉因而提高;另一方面, 联盟绩效的提高肯定了合作者彼此间的美好预期, 使双方的互信更上一层楼。更高的企业信誉和增强的企业间信任进一步减少了交易成本, 使组织模式更加趋于非股权式联盟。
4 结论与启示
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始终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 中外双方企业所具有的社会资本无疑对联盟组织模式的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信誉和信任这两大社会资本要素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技术转移三个交易特征改变了交易成本的大小, 进而影响技术联盟的组织模式, 形成了“高社会资本→低交易成本→组织模式非股权化→高联盟绩效→社会资本进一步提高→组织模式更趋非股权化”的良性循环。因此, 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外厂商技术联盟组织模式选择的决策是交易成本和社会资本双重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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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一项发端于中国企业的全新标准——IPC1401或将给出部分答案。这项拟定中的电子行业自愿性标准关注供应链社会责任,由国际电子工业联接协会(IPC)联合数十家中国会员企业发起,于2014年下半年在中国大陆正式启动。《WTO经济导刊》也是该标准专家委员会成员。
相较于当前国际通行的社会责任道德标准SA8000及《电子行业行为准则》(EICC)、RoHS(欧盟《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等,IPC1401社会责任标准预计将呈现出更具前瞻性和更广覆盖面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IPC在一开始就致力于推动其成为一项具有影响力的行业国际标准。
这项目标的实现源自于IPC广泛的会员企业网络以及标准本身的“中国制造”特色。IPC是一家非营利行业协会,拥有3500多家会员企业,中国会员企业超过500家。这些企业遍布在设计、印制电路板、电子组装和测试等电子行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参与标准制定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五十家,其中不乏华为、联想、小米等大型企业。
IPC为什么选择在中国发起这项标准?标准本身能为中国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理念、方式和产品质量带来怎样的改变或机遇?标准讨论和制定的进展如何?IPC大中华区总裁柯汉忠(Philip S. Carmichael)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就上述问题作出了解答。
“标准起步于中国,首先在中国发布”
《WTO经济导刊》:IPC此前更多关注一些行业技术方面的标准,为什么现在转向社会责任标准,而且是供应链的社会责任?
柯汉忠:IPC也曾经参与过一些社会议题的标准制定,像针对冲突矿物合规的IPC-1755标准。我们关注社会责任标准,主要是来自于中国会员企业的要求,他们对环保在内的社会责任议题很感兴趣。IPC是一家会员制机构,我们的使命就是在会员们认为重要的领域里为其提供支持。政府部门对此也有很大的兴趣。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在社会责任、绿色生产等领域的声誉仍有待于获得外界的更多认可。所以,1401标准作为全球电子制造业最为前瞻性的社会责任标准由中国企业率先发起,这是有意义的。
《WTO经济导刊》:如何看待IPC在该项标准制定中的角色?
柯汉忠:我们有很严格的制定标准和具体的执行程序。第一步是做内部的可行性评估,这是在2014年7月,然后在8月底启动。1401标准所要做的是为任何一家中国供应链上的企业提供一份指南手册,列明满足客户采购标准的需求,之后能够为消费者所了解。
这能够为中国企业提供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这项标准起步于中国,首先在中国发布。如果中国企业应用这项标准,就能获得相对于南亚、欧洲甚至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供应链同行的优势,届时上述地区的企业还没有开始应用1401标准。
总的来说,IPC有三方面的角色:组织和举办委员会会议,确保委员会遵循现有国际标准,将1401标准终稿翻译成多种语言。IPC的专长在于帮助中国企业比照国际水平来制定标准。有些标准靠三四位专家或企业代表的集中讨论就可以拟定,但在1401标准制定时,我们要求至少有三十家会员企业组成委员会来评估和草拟文本。标准草案在成为正式的全球性标准前,还会征求IPC全球会员企业的意见,取得其中85%的企业同意。这就包括我们的560家中国会员、2000家美国会员及500家欧洲会员。
“1401标准覆盖其他同类标准的所有方面”
《WTO经济导刊》:据了解,IPC1401旨在帮助供应链中的客户与供应商有效合作,逐步达到或超过SA8000或EICC、RoHS等内部运作和产品合规标准。如何理解IPC1401同上述标准的区别?
柯汉忠:SA8000、EICC等这些标准都有各自的特点,1401标准则是覆盖了它们的所有方面。IPC1401不与SA8000或EICC等企业内部运作合规性标准竞争,也不与RoHS、REACH或能效标志等产品合规性标准相竞争。
企业遵循1401标准,就能够达到其他所有标准的要求。而且1401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每一到两年做一定的更新、调整。IPC的全球200多项标准都在持续修订,每年将近有三到四份新的版本推出。比如说,我们在业内影响很广的IPC-A-610标准,自1968年来,都已经连续修订7次了,到IPC-A-610F。
《WTO经济导刊》:可否透露该标准的最新进展?制定过程中,专家讨论的热点以及企业关注的重点有哪些?
柯汉忠:这将会是一项国际标准,它会取得超过85%的IPC全球会员企业的认可。不过,1401标准主要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国完成的。这项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不同之处在于成立了标准开发委员会。
我们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会议,向更多的中国企业介绍1401标准,从而扩大参与制定标准的企业范围。目前,约有五十家中国企业参与其中,这是让人欣喜的。另外,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下来,标准所涉及的议题领域包括电子制造、通信制造、汽车等。
《WTO经济导刊》:您如何看待该标准今后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柯汉忠:当今,全球约有10万多家企业每年会面临企业社会责任合规方面的外部审计,其中75%的审计在中国大陆展开。1401标准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通过这方面的国际性审计,这方面将会超过SA8000、ISO 26000等其他标准。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是通过1401标准帮助中国企业提升环保等方面的绩效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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