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

学术思想（共8篇）

学术思想 篇1

①19，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沈，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建立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严复对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此见于严译《原富》一书的按语，其中一则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用知与行的关系来解喻学与术两个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

②中国古代还经常讲道术。“道”标识着学问的方向。对一个学人来说，为学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严复在为《涵芬楼古今钞》作序时指出，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目的，因而也可以称作“为己”之学。而诗词书法一类传统文士人皆能详的技能，不过是一种工具，也就是术。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为学的目的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所掌握的术再精良，也只能是“为人”之学，真正的学者必不取此种态度。中国传统学术，既讲学，又讲道。道这个概念，用现代一点的说法，不妨可以看作是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情、物事所固有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以及人类对它的`超利害的认知。

③学术思想则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而且须有创辟胜解，具备独到性的品格。系统又独到，属于思维的成果，具有形上之学的特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造学之途有百，而其要期于明道。”学术思想的根本特征应该是“即器以明道”。元朝时，罗马教皇以七大术介绍给元世祖，包括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数、几何、天文。然而此七项大都关乎技艺，也就是器，属形下学的范畴，与学术思想迥然有别。学术思想是否发达，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当我们习惯地称某些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学术思想发达。

④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是学术思想的另一个特点。顺世而生，自不待言。没有哪一种学术思想不是特定时代和世代的产物，连虚幻的不结果实的花朵也可以振叶寻根，找到它赖以开放的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环境的根源。但我们需要注意，是顺世而生，可不是顺势而生。学术思想与权柄和势力天然地缺少缘分。不仅如此，它顺世却不随俗，就其发生来说有顺世的一面，而就其存在来说又有异世甚或逆世的特点。

⑤覆按历史，一种学说或一种学术思想的遭遇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幸运。往往越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越不为当世所重。所以孔子有陈蔡之厄，孟子有“不得已”之辩;韩非饮鸩，孙子膑足，史迁宫刑，班氏狱死;阮籍临歧而痛哭，嵇康佯狂而不羁;罗什折翮于北国，玄奘历险于西土;韩愈受黜行三千里路，苏轼遭贬困琼海之滨;阳明承廷杖之辱，朱子遇罢祠之变;戴震中岁衣食不济，颜元苦行骨肉难全;李卓吾幽铁窗自刎而死，王夫之筑土屋匿于深山。一部学术史，可以说是一批批学者为创造学说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历史。

⑥这种情况说明，对待学术思想，是不可以功利计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董仲舒这句被后世目为近乎愚狂的话，恰恰道出了学术思想的真谛。而学人、思想家被目为愚妄、狂癫，为世人所窃笑，历史上屡见不鲜。正因为他们先觉、异世或逸世而独立，世人才有充分理由疏远他们。天才的归宿到头来总逃不过《红楼梦》中的一支曲——“世难容”。(选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有删改。题目为编者所加)

9、下列各项中，属于文中“术”的范畴的一项是(3分)

A、《劝学》中的“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假舟楫而绝江河”。

B、奥斯忒从磁针无端转动的现象中，发现了电流磁感应定理。

C、化学家凯库勒由梦境中“盘曲的蛇”而发现了苯的环形结构。

D、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词，借助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

10、在对“学术”的理解上，梁启超和严复存在哪些异同之处?(3分)

答：

11、如何理解学术思想“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这一特点?(3分)

答：

【知识点】文学类

【试题解析】1.“术”是对“理”的具体运用。B、C、D三项，三种行动，都是对物理原理的具体运用，是对“理”的探寻。

2.解答该题，结合文章的第一、二段分析即可，相同点：梁启超“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严复对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不同点：梁启超“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严复“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目的，因而也可以称作‘为己’之学”、“如果一个人为学的目的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所掌握的术再精良，也只能是‘为人’之学，真正的学者必不取此种态度”。

3.解答该题，可以结合文章的第四段分析。如文中的“顺世而生，自不待言。没有哪一种学术思想不是特定时代和世代的产物，连虚幻的不结果实的花朵也可以振叶寻根，找到它赖以开放的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环境的根源。但我们需要注意，是顺世而生，可不是顺势而生。学术思想与权柄和势力天然地缺少缘分。不仅如此，它顺世却不随俗，就其发生来说有顺世的一面，而就其存在来说又有异世甚或逆世的特点”等信息，据此概括即可。

学术思想 篇2

一、“道学”的出现

11-17世纪这一时期,新的学术系统出现———“道学”,梁启超先生认为,“道学”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首先,六朝隋唐的物质文化灿烂,导致了社会惰气的萌生,鉴于前代文化之繁荣造成社会风气的一定下降,宋代人们便主张回归自然、回归朴素;此外,唐代佛教的传入,给当时的思想界加入了新成分。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促进了道学的萌生。[1]

二、明清学术演变

(一)明代学术演变对女子地位的影响

明初学术思想可以在女性地位的变化中体现出来。《明史·列女传序》曰:“明兴,著为条规,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女,亦能以贞白自砥。”[2]可见,明代统治者往往通过专制皇权,对女子思想加以干涉,明代统治阶级注重女子守节,这种思想的灌输渗透,使得明代女子将“三从四德”奉为真理。在《明史·列女传》中,可以看到许多忠贞女子的形象,她们既是明代思想在女性文化中的渗透影响,也是明朝思想落后一面的反映。女子往往成为封建宗族礼教的牺牲品,这种现状与当时思想界程朱理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北宋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它体现的思想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朱熹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女子无德,不可善待。”这是绝对的性别歧视。程朱理学给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人们渐渐被这种思想所束缚。但程朱理学还是得到了当权者的推崇,不能不说这是那个封建时代的一种政治统治与家族管理的需要。

明后期,女子的思想开始向自由转变,女子思想的自由化出现。明末的张怡明确提出了“女德惟一,而行亦有百”的思想。[3]

明代女子的地位与学术密不可分。明初女子地位低下是当时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的现实状况导致的,女子不得不守节,一旦不遵守,就是与礼教相违背。到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地位逐渐减小,反而心学影响扩大,加之外国思想的传入,男女平等的自由意识开始萌发。可见,明代学术思想不仅会渗透到政治领域,还会涉及到女性地位的变动。虽然这种变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男尊女卑”的现实,但明末女性的认识有了很大觉醒,在明末战争中,涌现了一批悲壮殉国的巾帼英雄。

(二)晚明至清朝学术界大反动

晚明时期出现了学术界的大反动:首先,是王学自身的反动,反动派主要是以刘蕺山为首的宗周一派,他们标榜着“证人”主义,以“慎独”入手,舍空谈而趋实践。其次,是对自然界探索的反动,该反动主要以徐霞客和宋应星为代表。再次,明末大公案对学术界的反动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欧洲历算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对大统历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国内国外知识线相抵触。最后,晚明时期藏书刻书的风气日盛,这对当时讲学的反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同样,学术思潮也是如此,也有他的生长成熟衰落期。学术全盛期后往往出现新的思潮与旧思潮相抵触,各种思想在此碰撞,此消彼长,出现蜕分期,最后出现衰落期。旧思潮到新思潮的演变往往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从晚明到清末,同样经历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国外思想的影响下,清代科学有了新兴的机遇,但却在关键时刻戛然终止。一方面是学术八股的阻碍,中国学术与外国学术出现断层,在关键时刻,中国学术无法紧跟世界潮流,在八股影响下,中国学术犹如坐井观天。另一方面,教会行动不止影响到学术界,还影响到了政界,康熙末年,九龙夺嫡,太子允礽偏向于耶稣会,而胤祯则偏向于喇嘛寺僧党,本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到胤祯即位后,耶稣教会势力一落千丈。到康熙统治时期,学术思想相对变得比较自由,各种思想涌动,但到雍正期间,由于雍正屡次争辩,许多学者被杀,学术自由被剥夺殆尽。到乾隆时期,发布禁书令,学术思想更加狭隘。可见,康雍乾时期虽是清朝盛世,但学术自由却一代不如一代。

三、梁启超学术思想总结

梁启超研究学术思想史,做到了运用西方史学理论与发扬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相结合,因而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有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他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的发展演进与社会变迁、时势政治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非常密切。”他从先秦、两汉的历史中深切地体会到:“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确实,思想学术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梁启超的学术在当时政治混乱时期,对思想的改头换面提供了新的路径。

摘要：从明至清,中国思想界经历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六朝隋唐物质文化灿烂,在世界处于顶尖地位,后来文明的烂熟导致了社会的种种惰气,宋代道学萌生,主张回归自然。直至晚明清初,出现学术界的大反动。本文即从明清学术变动的角度来探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梁启超,学术史,道学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12.

[2]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689-7690.

[3]朱莎.透过明代女性看明代学术思想的演进[J].昌吉学院学报,2012(1):1-6.

学术思想 篇3

如何评价一个学者、一所高校、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思想创新，毫无疑问学术出版是最直观的标准。所以，在学术评价中，学术出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指标作用。就我国当前的学术出版而言，堪称大国矣。从科研论文出版发表的数量来看，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而学术出版的著作则已经超过了4种。然而，正是在这种“丰盛和繁荣”的学术出版中，隐藏着学术评价的隐忧。因为学术成果更多的是以著作的形式来呈现的，所以本文将主要以学术著作的出版为例，来描述和解释其与学术评价之间共生和异化的关系。

一、作为学术评价与出版之共同起点的学术规范化

无论是从学术出版，还是从学术评价的角度切入谈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创新，都不能忽略的一个起点是学术规范化。尽管早在民国时期，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已经开始倡导学术规范，但是中间经历大学院系调整、学科的破坏，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规范化的讨论才重新浮出水面，经由邓正来、陈平原、陈来、盛洪、徐友渔等学者的提倡，为人文社科学界更多的学者所接受。显然，20世纪前后两端所提倡的学术规范意涵是大异其趣的。在20世纪早期，民国学人提倡的学术规范其实质在于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产生原创性的学术思想；20世纪末期中国学人所提倡的学术规范，所诉求的非常低，只在于能形成一个有传统的学术共同体，杜绝胡乱引用、政治话语挂帅和抄袭问题。

如果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一代人文社科学者提倡学术的规范化在于给学术评价提供一个规范的平台，让大家有最低限度的共识，那么在学术出版方面对学术评价的积极作用则在于两个方面的规范回应：一是译作的大规模引进，二是学术出版上的专家推荐与评审制。

首先，在译作的引进方面，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和三联书店的“西方学术前沿系列”为代表。因为这些学术翻译著作的出版不仅弥补了国内人文社科学界的知识不足，也以另一种形式无声地传达了学术作品的规范，例如完善的引注和索引，这些都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所不可或缺的。正是引进和伴随这些学术译作成长的那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其中文著作中增加这些“零部件”，使得其学术作品进一步规范化。

另外，在出版社内部由于出版经济条件和行政管理的限制，使得其对学术著作的出版比较慎重。以学术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为例，当时每一本著作的出版都是需要有数名同一研究学科或领域的专家出具体审读意见书，以及在出版社内部进行三审讨论决定的。后来，三联书店陆续推出的“哈佛·燕京丛书”采用的也是这个模式，统一的学术出版规范体例，加上严格专家推荐制度，打造了一批经得起考验的具有很高学术评价的中文学术著作。

整体来看，在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学人开始有意识地重建学术规范以来，学术出版与学术评价之间在学术规范化的共同起点上，形成了积极的良性互动。这一点，有两方面的学术现象可予以佐证。一方面是在学术评价领域，早期那些靠编教材、发表没有引注的不具有积累性文章而上位的教授们，不再受到欢迎，以这种方式赢得学术成就的也受到了人文社科学界或明或暗的鄙夷和抵制。另一方面是在学术出版领域，从早期学术出版的不规范到当时的规范化倡导，陆续有大学教授专著抄袭被披露，比较典型有北大教授抄袭案、复旦教授抄袭案，以及“长江读书奖”风波。这些都凸显了经过学术规范的提倡，学人们对不规范的学术出版和非程序性出版评奖的批评和不可容忍。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重建的学术规范为学术出版和学术评价都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形成了不错的开端，在学术出版和学术评价之间形成了积极的互动。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几个新的因素反而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种异化。

二、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

如果从学术出版的表面来看，可以说中国的学术出版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不仅有专门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也有形形色色的博士论文文库、博士后文库，某大学学者系列，某研究院成果系列，更不论以学科专题命名的系列丛书。这种繁华的学术出版背后，并不是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也不是层出不穷的思想成果闪耀，而是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

所谓工具理性的僭越是指学术出版和学术评价某种程度都是去了节制和谨慎的美德，而臣服于数量和粗制滥造的压力之下。这里必须提及的变量是：学术评价从定性考核转向定量考核，国家大范围地推行课题项目制。前一个变量主导的逻辑就是不在乎学术著作的质量，而是更多地要求学术著作的数量，以及学术著作发表的刊物或者出版社的分量！其实质就是行政学术考核主导下不发表就完蛋的学术评价逻辑，这就鼓励更多的学人要“为贡献而贡献”“为发表而发表”。后一个变量则以国家扶植和奖掖学术的面目，用行政化的手段去规划和控制学术研究，这不仅给学术著作的出版提供了丰厚的项目资金，也直接引导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后一变量虽然出于鼓励学术的好意，但实质上却发挥了消除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的客观效果，这时候即使再完美的学术规范要求，也仅仅是形式上的，无助于新思想的涌现。

其实在学术出版和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不仅中国如此，美国更是早就走在了中国的前列。在二战后，金钱以自身的模式改建了美国的大学，而金钱确实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工具。帕森斯在《美国大学》一书中曾发出警告说：“工具理性价值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将对大学造成损害，因为这将会支持官僚体制化进程的简单化价值。大学生活是一种天职（calling），而不是简单的职业性工作（job）。学者需要投身的是整个领域，而不是一个受上下班时间表控制的例行公事活动。”帕森斯的警告对当前中国的学术评价而言，是非常及时和到位的。

大笔资金涌入大学的学术领域，首要的后果就是一个新的更大的管理阶层诞生了，这是凌驾于各个院系学者群体之上的。如此压力之下，课题项目制下的成果就是管理者需要看到的产品，相应的学者变成了制造产品的老板，研究生则成了导师的工人，在学术的流水线上分工完成产品的生产，最后以学术出版的面目呈现出来。而这种产品的批量生产，也正好吻合了大学的量化考核，不要求你产品的质量，只要求你的产品数量，以及你的产品是在什么工厂生产的，即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 以及是否在知名出版社出版。如此一来，对整个学术出版产品的评价，转移到了学术出版单位手中 。

雷蒙德·格斯如此辩言，把对学者研究水准的考核转交学术出版社，或许是有道理：因为评价一个你很了解，而且每天都在一起工作的人的著述时，要想客观公正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在同一个院系，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方案和非理性的同情都是经常存在的。显然处在这个学术场域中的人不可能像学术出版社那样根据专业领域的不同，分别请相关专家头脑清醒地进行审查并做出报告。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一个严格的学术出版评审程序，是人文社科界可望达到的客观公正的某种典范；因为一部书稿在这个评审程序中必须通过相应专家的书面评议，以确保该著作的学术质量。相关流程的编辑尽管不是专家，但也代表了受过教育的一般读者，可以由此保障学术著作的“一般意义”。

然而，这种评审方式的学术出版与量化的学术评价相结合，其实彰显的却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学术评价“懒政”思维。之所以说是“懒政”思维，是因为这种审查出版与量化评价相结合的机制，直接把出版评价等同于学术评价，行政主导下的学术评价或许使得人文社科界学者逐渐失去了判断自由和判断能力。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或学科的建构，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判断自由、确定事实的能力。当人文社科的各个院系和评价管理人员把判断的权力转交给学术出版机构时，其实是在回避做出自由选择的责任。这对学术界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拒绝判断时，同时也拒绝了产生新思想的大好机会。麦克道尔曾言：“判断活动是实现理性能力的典范性活动”，因为通过自由而独立的学术活动可以实现思想的创新和摆脱俗谛。此即陈寅恪所讲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但是在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可能会产生扼杀自由和独立学术活动的效果，最终使得学术出版的产品难以超脱俗谛，沦为规范生产线上胆怯和驯服的产品。

三、消除学术评价异化，回归学术出版本质

在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学术为业者逐渐丧失思想的创造性，学术活动的神圣性不在；其二，学术出版领域将会变相地追求规模和系列效应，数量代替了质量，在这个前提下同样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一些真正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反而在这个泥沙俱下的出版活动中被埋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内在的联系，即学术评价的异化，导致了学术出版的表面繁荣。这种繁荣背后是学术出版失去其本身立场的体现，因为学术出版不是商业出版，而是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

就学术出版的本质而言，其是思想创新的载体和传播源头，一旦在学术出版领域丧失了这个操守，那么间接地会导致整个国民心智走向闭塞。兹事体大，唯有消除学术评价的异化，方能回归学术出版的本质；而学术出版本质的回归同样有助于维护学术评价机制的良性运行。

消除学术评价异化的一大关键就是要淡化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把学术评价的判断角色真正交给学术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首要的就是扭转量化的考核，因为在这个考核下人文社科学界时刻面临着不发表就完蛋的压力，很难想象这种异化压力下会有创见性的思想活动。一旦扭转了量化考核，与此相关的学术评价以发表文章期刊的分量和出版著作出版社的知名度来判断学术产品质量的做法也会相应转变，从而更加看重学术出版内容本身，把学术评价作为学术成果探讨和评判的一个环节。这样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内容，评价学术的不再是由学术期刊或学术出版社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社的声望本身是由其出版的学术作品的分量积累起来的，不应该本末倒置。那种倒置的评价，本来只是门外汉做判断的一个简单标准，学术评价还是需要直面学术作品内容的。

如果说当前的学术出版在异化的学术评价机制促动下，显得异常繁荣，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近年来学术出版物的快速攀升，犹如股市大盘一样并不稳定。我们的学术出版确实有必要反思一下这种繁荣究竟给思想领域的活动带来了什么影响。在不发表就完蛋的量化考核压力下，学术出版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为出版而出版。一旦为出版而出版的行为受到追捧，那么同样会反过来再次刺激学术生产，认真的写作必然难以到位，结果学术出版慢慢成为建筑在炒作基础上的虚假创新和虚假繁荣。

学术出版领域给予学术评价机制以良好的反馈，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完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学术出版界，1906 年诞生的《芝加哥手册》，已经成为美国出版界对学术来稿要求最常用的标准，这本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撰写的手册，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学术写作、编辑和出版所涉及的各个细节。在这个出版规范下，很难看到博士论文或者课题研究报告直接出版成书的情况，因为博士论文和研究报告与学术出版的规范体例截然不同。我国学术出版领域正是缺少这种完善的出版规范，所以在我国学术出版市场，存在大量的博士论文和课题结项报告随意转化成学术出版著作的情况。

目前来看，除了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社科文献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等数家学术出版重点机构相继出台和完善了各自的 “学术著作写作出版规范”，也逐渐出现一种联合趋势，形成中国学术出版领域自己的规范手册想必是可以期待的。这种“学术著作写作出版规范”的出台和渐趋统一，对于严肃中国的学术学风和促进学术评价的质量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完善中国的“学术著作写作出版规范”更有利于打击学术抄袭，真正繁荣中国的学术出版，提升学术著作的水平。

整体来看，在大的学术场域中，学术评价机制与学术出版市场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两者既可能存在表现为正相关的促进关系，也可能处于一种负相关的消极循环。所以，健全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机制，保障学术独立和自由，才可以向学术出版市场提供优良的出版内容；而学术出版本质的回归，规范化的提倡和完善，也可以倒逼学术评价机制的去行政化，提升学术产出的质量。在可期待的未来，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学术出版与学术评价之间这种积极的正向促进关系。

杨继洲针灸学术思想浅析 篇4

200850402174 孙路强 08级针推一班

摘要：

通过对杨继洲的生平事迹和其相关著作《针灸大成》的研究，浅谈自己的理解和其重要的贡献及学术思想，以简单了解杨继洲在针灸学界的重要地位。

简介：

杨继洲（约公元1522～1620年），字济时，明代三衢（今浙江省衢县南六都杨村）人，是明代著名针灸医家。据《中国医籍考》卷二十二载，杨继洲家学渊源，其祖父杨益曾任太医院太医，声望很高。杨氏家中珍藏有各种古医家抄本，所以杨继洲得以博览群书，通晓各家学说。他年幼时专心读书，博学绩文，热衷科举考试。后来又弃儒学医。杨继洲一生行医40多年，临床经验丰富，尤其对针灸精通，治病时常常针药并重。

有一次，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患了痿痹之疾，多方诊治，屡治不愈，邀杨继洲去山西诊治而愈，杨继洲仅仅针刺了三针就痊愈了。他在早年就曾编撰《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三卷，但一直未能刊刻问世。正是这个时候，赵文炳看到了《卫生针灸玄机秘要》这本书。他为了答谢杨继洲，决定帮助杨继洲将这本书付梓出版，并委托晋阳人靳贤进行选集校正。此时，杨继洲又博览群书，将其中有关针灸的内容都一一摘录下来。最后《针灸大成》的内容除了《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外，又辑录了《神应经》、《古今医统》、《针灸节要》等著作中的针灸内容，凡是明代以前的重要针灸论著，《针灸大成》都或多或少进行了辑录和引用。[1]

《针灸大成》的学术贡献：

《针灸大成》是现存针灸书中，内容最丰富最有参考价值的一部针灸书籍，它总结了明代以前针灸学的精华，是我们研究针灸的宝库。在针灸的学术界中影响很深远，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在近代也被翻译成许多语言和版本，在针灸的临床指导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

《针灸大全》共十卷，从针灸源流到自己的学术成就，从古代经典到自己的著作，都无不影响着针灸学界对针灸的看法和认识，更加丰富了后世的临床指导经验。

一、艾灸的学术特点：

《黄帝内经》有关针灸禁忌的内容较多，但主要是针刺方面的，很少涉及艾灸方面。《针灸大成》有关艾灸禁忌的内容则比较丰富。《针灸大成卷之二·标幽赋》曰:“精其心而穷其法，无灸艾而坏其皮”，强调医者要专心钻研灸法，不要在施灸时犯灸法禁忌，否则就会徒伤患者皮肉，不仅达不到治疗口的，有时反而会导致不良后果。[2]《针灸大成》中有关艾灸禁忌的内容主要包括:禁灸的穴位、禁灸的部位、艾灸刺激量和时间的禁忌、点火禁忌和体位禁忌等内容。

灸法为什么在当时能广泛的被了解，其原因跟杨继洲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可能是由于其医学的发展模式，不利于针刺的广泛运用，而灸法易于掌握和使用，所以用起来也越来越丰富。

杨继洲的辨证施灸，治病务求其本还表现在经络的辨证上。如:“己巳岁，尚书王西翁乃爱，颈项患核肿痛，药不愈，召予问其故?日:项颈之疾，自有各经原络井俞会合之处，取其原穴以刺之。后果刺，随针而愈，更灸数壮，永不见发。大抵颈项，乃横肉之地，经脉会聚之所，凡有核肿，非吉兆也。若不究其根，以灸刺之，则流串之势，理所必致矣。患者慎之。”

《针灸大成卷之四·禁灸穴歌》列举了艾灸的禁忌穴:“哑门风府天柱擎，承光临泣头维平，丝竹攒竹睛明穴，素髎禾髎迎香程。颧骼下关人迎去，天腑天府到周荣，渊液乳中鸿尾下，腹哀臂后寻肩贞。阳池中冲少商穴，鱼际经渠一顺行，地五阳关脊中主，隐自漏谷通阴陵。条口犊鼻上阴市，伏兔牌关申脉迎，委中殷门承扶上，自环心俞同一经。”以上禁灸穴是《针灸大成》引自《医统》。但杨继洲根据家传和自己的临床实践，也提出了一些想法，敢于突破传统，提出自己的见解，把鸠尾、阴市列入艾灸的治疗穴范围，充分看出杨继洲有自己独到的思想见地，能灵活运用和变通。

当时，部分医家认为“针不用灸，灸不用针”，但是杨继洲就不这么认为，他引用王节斋之说:“近有为温针者，乃楚人之法、其法针穴上，以香白芷作圆饼，套针上，以艾灸之，多以取效、然古者针则不灸，灸则不针，夫针而加灸，灸而且针，此后人俗法。”则在后面补充说看见衰弱的人，针灸并用并不是不可以。

二、针法的学术特点：

第一，注重针法，阐述补泻理论。

针刺手法，可概分为基本手法和补泻手法两大类，明代如徐凤《针灸大全》宗《素问》之法，以8种基本手法为主，杨继洲加以悉研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出“爪切、持针、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针退、搓针、捻针、留针、摇针、拔针”12种操作手法，其中除“口温”一法不合现代科学卫生，其余诸法皆为后世针灸临床所沿用。因此，杨继洲的“十二字分次第手法”实际上己起到了规范性作用。

第二，立方严谨，主张“少”、“精”原则。

他在《胜玉歌》中说“„„人生之气有阴阳，而阴阳之运有经络，循其经而按之，则气有连属，而穴无不正，疾无不除”。所以在《针灸大成》的31例医案中，可见杨继洲很少对某一疾病使用大量穴位针刺，很少超过十个穴位，一般在2-6个左右[3]。

第三，以奇辅正、随证选穴。

杨继洲善用奇穴，以增强经穴的疗效，以达到补充的作用。他在《穴有奇正策》中说：“奇穴着，则又旁通于正穴之外以随时疗症着也。”

杨继洲在选穴配穴很有特点：首先，书中内容丰富，对历代医家的选穴、辩证选穴和按时选穴都有记载，包括了很多病症和处方；其次，处方也各有特点，有主方和备用方之别，善于运用井穴、原络穴和八脉交会穴，也是前所未见的；除此之外，杨继洲在理论上也贡献重大，例如，他充实了八脉交会穴理论，论述了十二经主客原络配穴法，建立了一种特定配穴理论。

第四，“一针两穴”的发展。

杨继洲对透穴也有发展。他在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的基础上，发挥了自己见解，在临床上也流传广泛。

第五：针刺补泻。

主要观点：

1、杨氏认为“刺有大小”，也就是将补泻分为大小。“有平补平泻，谓阴阳不平而后平也。阳下之曰补，阴上之曰泻，但得内外之气调则已。有大补大泻，惟其阴阳具有盛衰，内针于天，地部内俱补俱泻，必使经气内外相通，上下相接，盛气乃衰。这一论述为杨氏首创。以往对补泻法并无大小之分。

2、呼吸补泻：“呼则出其气，吸则如其气。欲补之时，气出针入，气入针出；欲泻之时，气入入针，气出出针。”

3、关于营卫补泻：在《针灸大成·经络迎随设为回答》中说“„„欲治经脉，须调荣卫，须假呼吸。经曰：卫者阳也，荣者阴也；呼者阳也，吸者阴也。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者，即是取气于卫。吸则内针，以得气为故者，即是置气于荣也。”

4、迎随法：杨氏说迎随“乃针下予夺之机”。予是给予，是补；夺是夺取，是泻。补法要“随而济之”，泻法要“迎而夺之”。进火法和进水法：进火法属于热补法。《针灸大成·三衢杨氏补泻》：“初进针一分，呼气一口，退三退，进三进，令病人鼻中吸气，口中呼气三次，把针摇动，自然热矣。如不应，依前导引。”进水法属于凉泻法。

三、主张针、灸、药、摩并重：

中医治疗疾病方法多种多样，各具特点。然而到了明代，出现了崇尚药物而废弃针灸的倾向。杨氏主张针灸和药物配合运用，宜灵活采取适当治法以取得最好的疗效。同时，指出“其致病也，既有不同，而其治之，亦不容一律，故药与针灸不可缺一者也”，进而指出，由于疾病的部位和性质不同，治疗的方法也应有所选择:“疾在肠胃，非药饵不能以济;在血脉，非针刺不能以及;在滕理，非熨润不能以达，是针灸药者，医家之不可缺一者也。”[4]充分说明杨继洲在疾病的治疗上，并不拘于一格，善于变通和思考。

参考文献：

王船山学术思想在民国时期的传播 篇5

王船山学术思想在民国时期的传播

民国时期,王船山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1911～1930年主要为政治学研究时期,在理论研究上主要是结合中国革命现实问题,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1930～1949年主要为哲学研究时期,从三十年代开始,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一些进步人士,用西方哲学观点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首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探讨船山学术思想的先河.

作 者：赵维平朱迪光  作者单位：赵维平(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湖南,衡阳,421008)

朱迪光(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湖南,衡阳,421008)

刊 名：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24(4) 分类号：B249.25 关键词：船山理论   政治学   哲学研究  

学术思想 篇6

曲老在临床上，多取仲景、东垣、叶桂诸家之长，调理脾胃重在升降相宜而顾其润燥。升脾阳，降胃气，勿劫胃阴，勿伤脾阳，临证中常以羌活、防风、升麻、葛根、柴胡合健脾益气之品以升脾阳；而用杏仁、杷叶、苏子、竹茹、赭石合清养胃阴之品以降胃气；藿香有芳香化湿，悦脾和胃，升清降浊之功；半夏既化湿又降胃，经常选用，并可少酌大黄，使腑气一通，胃气自降，若脾阳不足，又兼胃阴亏虚，则既不可过于温燥，复劫胃阳，亦不可过于凉润，重伤脾阳。临床灵活变通，方可用之有效。如“萎缩性胃炎”一病，曲老临床辨证中多认为属气阴两虚，其成因乃多为胃阴不足，津不化气，而致阴阳俱伤，形成虚实夹杂，津不化气之证，其治疗方法既取东垣升阳益气而助脾运，又取叶氏滋阴养胃而降胃气，使脾升胃降，气化得行，燥湿相济，阴生阳长，中州自和矣。

曲老在“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思想指导下，崇尚补土，临证时非常重视脾胃运化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转归中的重要作用。其临床辨证执法有度。擅于从患者纷繁错杂的主诉及体征中，迅速准确地把握病机进行诊断治疗，强调医药并重，对于慢性疾患，久病正衰，应从扶正固本入手。既使邪盛正实之体，也主张“衰其大半而止”，不可过剂，以免损伤胃气。

基于脾、肾各自重要的生理作用及脾肾相互为用、相互维系的密切关系，治疗中，曲师亦注意培护先天，调理后天，尤其在慢性病的调治中，尤显突出。或理脾为要，或补‘肾为先，或脾胃双顾。如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肠功能紊乱、结肠过敏症等，多以温肾健脾，固肠止泻法而达愈；治疗糖尿病，每以补。肾滋阴或健脾化湿法而收功；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慢性肾功能衰竭则习用补肾健脾、活血利水泄浊法以消疴；治疗腰肌劳损、腰椎病等腰痛诸疾，常以补肾培元，化瘀通络，散滞止痛而见效。再如健脾和胃，行气散滞法医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胃疾；健脾益气，甘温除热法治疗功能性发热；补脾胃，清虚火，敛疮生肌法愈口疮；健脾化湿祛痰法止眩晕，均是曲师治归脾肾学术思想的最佳例证。

慢性泄泻见于慢性结肠炎、肠功能紊乱、结肠过敏症等。曲师认为，慢性泄泻多与脾、肾相关。一方面，饮食失慎，损伤脾胃，脾胃受制，运化失常，精微不达，反聚成湿，下走肠问，遂生泄泻。治疗上，曲师常施温肾健脾，固肠止泻之法，以传统方剂四神丸合参苓白术散加减。四神丸主肾虚久泻，参苓白术散主脾虚湿盛之濡泻，两方相合，脾肾双调，切中病机，每获良效。

曲师认为，消渴病发与肾甚为密切，起病缘于肾阴素亏，虚火内生，燔肺灼胃，终成肺燥胃热肾虚之候，三消之症乃生。根据脾喜燥而恶湿的特点，当以燥脾之药治之，如苍术、白术、薏米、白蔻、佩兰、茯苓、砂仁等，意在燥湿相济，升降相司，脾胃得以常运，气机通达顺调，精津得以输布，症除病愈。

对于慢性肾炎，曲师认为其病机为本虚标实，本虚虽涉及肺、脾、肾、三焦之不同，然脾肾虚弱是其病机关键所在，标实则主要为水湿、湿热、痰浊、淤血之属，多因虚致实。而慢性肾炎的临床表现都与脾肾虚弱这一基本病机有着密切的.关系。曲师强调：“慢性肾炎病势缠绵，难以速愈。辨证时应善于分清虚实之轻重，寒热之甚微。治疗上强调标本兼顾，切忌一味扶正或只顾攻邪，以避免虚虚实实之戒，应在益肾健脾，扶助正气的基础上，辅以活血、利水、泄浊而取得良好的疗效。”

曲师认为，胃疾不外胃胀、胃痞、胃痛三大主症，总观表现为胃脘部痞塞满闷、疼痛，嘈杂纳少，大便或干或稀。轻者为胀，稍甚为痞，甚者为痛。其见于现代医学的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神经官能症、胃下垂等病。其病位在胃，与肝脾关系至为密切。生理上，胃主通降，以降为顺；肝主疏泄，调达气机：脾主升清，以升为健。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健，气机顺，肝气舒，反之亦然。若脾失健运，胃失和降，肝气郁结，疏泄不利，三者互为因果，均可影响气机的通畅，致脾胃失济、肝脾失调或肝胃不和、气机失常而生本病。治疗当以理脾和胃、行气散滞为大法。

曲师认为，发热分为外感发热和内伤发热。外感发热者，多缘感受六淫或疫毒之邪，常可见外感之兼证，治疗上祛邪解毒为先；而内伤发热，每因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阴阳亏损所致，多兼本虚之征，用药上培补虚损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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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学术思想探析 篇7

关键词：开普勒学术思想,神秘主义,星相术

一、开普勒的性格、气质和钻研问题的思想方式

开普勒的性格、气质和钻研问题的思想方式是错中复杂的, 其中有些方面还是相互矛盾、不可思议的。他在科学研究中神秘主义与实际经验并蓄;思想的飞驰和顽强的苦钻精神并存;鲁莽和迂腐的小心翼翼共处;暴躁发火和忍耐都会表现;有时显得异常天真, 有时又陷入哲学的深沉;他会问出无人敢想的大胆问题, 但有时所问的问题也显得愚蠢可笑。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 他的有些问题问得毫无意义, 可有的却是地球物理学与天文学交结点上的问题, 象征现代宇宙学起始的问题。他和其他好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大师一样, 不一定能解答每一个问题, 但最重要的都是会提出问题的巨匠。而开普勒更具有高超的数学推理才能, 炽烈的宗教感情和灵活而丰富的想象能力。

在出席1928年韦尔城的纪念开普勒逝世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对开普勒独有的学术思想风格作出了最恰当的评价:“在天文学上所有伟大的先驱者当中开普勒所赋有的才智要算得上是最不寻常的了。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是一项惊人的光辉成就, 这三个定律的内容是互相包含的, 从一个可以论证其他一个。我怀疑, 任何一位受过正规科学训练的人能否作出这样的工作, 他的前人通过大家熟知的方法已经用他们的心智技巧将天文学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但是对于下一阶段就需要另一种不寻常的心智和灵感了。开普勒的半荒诞的思想方式据我们所知, 虽然能够作出一些荒诞的判断, 但仍可看出他是有其科学训练功底的。我们虽然不能把他作为楷模来予以赞扬, 但是他的这种思想方式都是取得如此大的 (突破性的) 进展所需要的。”

二、开普勒思想方式与青年时代的家庭和学校背景有关

开普勒的思想性格和气质的形成与他青年时代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大有关系, 他的祖父是个贵族后裔, 当过韦尔城的市长, 但配偶出自同家族人, 导致后代大多早年夭折, 智力衰退, 或有精神变态, 家族由此败落。开普勒的父亲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流浪汉, 参加过雇佣军, 死于他乡。他的大弟弟也和他父亲的情况相仿, 不务正业, 智力低下, 一个精神病和癫痫病患者, 也参加过雇佣军。开普勒自幼体弱多病, 先天近视散光, 长大后有胃病和胆囊炎, 常患疥疮, 满身廯疥, 不能久坐, 处处表现神经质, 对人对事多疑多梦, 在学生时代有时异常高傲, 洋洋自得;有时受同学们嫉妒常常挨打, 又十分自卑。他是一个早慧儿童, 根据当时地方法规, 他得到公费资助, 顺利地进入了各级学校, 直到图宾根大学文学系本科和神学研究生班先后毕业, 正当24岁毕业前夕, 他被聘为奥地利格拉茨一所新教学校任天文与数学教师, 并任斯台里亚省的数学师兼星相师。

开普勒在学生时代凭着自己的天资、兴趣和努力, 在文学欣赏、诗歌剧本的创作, 数学难题的钻研, 哲学、神学的思考等方面, 均显露了突出的才华。他除了受到天文学教授麦士林的教益外, 还受到神学教授希尔布朗德 (Jakob Heerbrand) 的教益颇深, 帮助很大, 可谓影响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和事业。希尔布朗德对他说:“宇宙的美是上帝存在的首要证据。”

他便进一步认识到上帝和人之间的本体联系便是通过自然这本大书, 通过行星运动和众星的的几何图像对人讲话的。开普勒后来还在《新天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圣经》的解释, 努力说服教友们相信“哥白尼学说”和《圣经》是可以相容的, 并不威胁教徒。他想借此团结各教派, 团结全人类。Edward Rosen认为这是开普勒推动人类进步的重大贡献之一。

三、开普勒和星相术的关系

在开普勒生活着的欧洲, 星相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和许多科学家中都是很流行的, 当时圣神罗马帝国以及各地区都有数学师兼星相师德官职, 专司制定包含预卜第二年重大事件的年历。由此可见官民对星相术是多么重视和习以为常了。开普勒于1594年4月到格拉茨上任后不久便开始编制撰写1595年的年历了。其中他通过星相术预卜了三件大事:严酷的寒冷, 农民暴动和土耳其人入侵。这三件事在1595年全都应验了, 这使他在当地的名望大为提高。后来他在布拉格也先后发表了从1602～1606年和1613～1624年的年历和预卜。

由此可见, 他对星相术还是很有本领的。不过他自己并不相信星相术是合理的, 可靠的, 而作为天文学家, 他不得不靠这“小女儿”来挣面包混口饭吃摆了。他在1624年年历的说明中写道:“薪水这样延迟不发, 撰写年历总比讨饭好些吧。”他在1601年所发表的《星相术规程基础》一书中写道:“如果星相术说出了真理, 那应该归功于幸运了”。不过他认为星相术还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对宇宙和谐的深刻体会是“宇宙和人之间有着强有力的共鸣。”可见他对星相术是有理论探索的, 尽管他对理论的认识还很肤浅。他认为“占天的效果并不是由于天体本身, 而是由于个别人的灵魂对天体方位和谐的本能反应。”他又说:“大自然地语言并非星相术士的语言, 而是几何学的神圣语言。”他在写给Herwart的信上说, 他对星体如何影响他的信仰只能从经验中的得到证实, 他有志于剥除星相术的不合理部分而使他成为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合理科学。他的这种改革星相术的兴趣在1598年写给麦士林的信上说:“我是一名路德教派的星相家, 我要把星相术的糠皮剥掉, 保留其谷粒。”可见不管当时星相术达到什么情况, 开普勒还是以科学态度对待它的, 而他虽然长期从事星相术活动, 但决不会影响到他的天文学研究思路的, 对于行星运动三定律的研究不会有关。

四、从数学神秘主义走向现代机械观

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文学家们在当时普遍爱读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而又对经院哲学所吹捧的亚里斯多德学说不胜反感的风气下, 就纷纷向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新柏拉主义学派的数学神秘主义讨教。这两种学派前后相隔800年, 思想上有源流关系, 内容稍异但思想行动均有宗教色彩, 都追求和崇拜天上和地上几何图形和数值的简单完美。哥白尼就是受此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

开普勒起初非常欣赏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 但后来发现他为了顽固地信守“圆形轨道是最简单完美的轨道”这一死教条, 可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哥白尼为了描述行星的实际路迹, 就沿用了托勒密的复杂的本轮和均轮系统, 他虽比托勒密托勒密减少了43个本轮, 但有在每个本轮上加了一些小本轮, 于是就更复杂了, 哪里还谈得上完美?另外, 哥白尼只考虑到太阳居于宇宙中心的好处是把光和热普照四方, 却忽视了把推动力传递到各个行星的便利条件了。哥白尼把上帝放在恒星的天球边缘上, 只能推动恒星天球而不能推动行星天球了。开普勒认为太阳理应在上帝的宝座上, 有其推动行星运转的方便条件。

开普勒明确了哥白尼的上述几方面失败的原因之后, 就立志要在新柏拉图主义原则上将哥白尼天文学说完善起来。他想到, 要将观察到的现象建立正确的天文学理论, 必须不仅着眼于几何图形, 同时还得有着坚实的物理原因, 必须从物理原理推导出行星运动的规律, 他要追求的应当就是这种数学结构和物理原因。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观测严格, 而同时要谨防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违反观测事实的先验理论。

这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就是开普勒是一位地道的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 又有着典型的近代自然科学家的治学精神, 二者怎能统一?一位开普勒的传记作者Arthur Koestler和不少学者著文论及此事就把开普勒看成一个类似于偏执狂的幻想家和一个近代自然科学家二者兼于一身的患精神分裂症者。可是一个精神分裂症者居然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数十年, 想象力如此丰富而奔放, 研究科学问题的严肃性和耐力又如此不同寻常, 那样断言岂能让人信服?这一类问题在那次纪念开普勒诞生4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是一个重点讨论问题。有些人认识到, 在历史上把开普勒说成是神秘主义人物, 因而对他本人和他的学术贡献加以贬低, 只把伽利略作为近代科学方法的唯一奠基人, 这种作法是17世纪以来学术界的一种思想倾向。Arthur Beer认为许多多人把开普勒的一些科学假设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常被人与迷信划上等号了。从提及这一点的许多文献看来, 那些作者根本就没有了解开普勒。在那次国际纪念活动的学术讨论会上, Bernhard Sticher说:“上帝、世界和人是使得开普勒的整个生活得以和谐的三个和音, 是使得开普勒的整个生活得以和谐的因素, 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精神分裂症状了。”Robert Westman认为, 开普勒的这种宇宙和谐思想是他不自觉地来自他幼年时代家庭生活破碎不幸的遭遇在精神上产生逆反心理的一种新疗病例。Walther Gerlach认为宇宙和谐的观点有利于所有的教派和所有的人民均能从星空同一现象这种上帝的共同语言而感受到和谐, 从而促进各教派之间的团结, 产生文化效益和社会福利, 这是从伦理上改善人类生活和促进和平的普遍需要。

开普勒认为, 上帝、世界和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是表现在上帝通过众星的几何图象和数学公式所表示的运动规律来对人讲话的, 而要做一个虔诚的勤奋的牧师, 想人间转达上帝的意图, 正好符合他一生的理想, 现在他来研究行星运动规律不正好是在实现他的这一理想吗?这样看来, 他从原来的数学神秘主义和基督教的虔诚信徒转变为严肃认真的近代自然科学家, 在目标上只不过是一纸之隔罢了, 而他以宗教热情来工作却是无与伦比的, 难道这还是多余的吗?Norbert Schiffers认为, 开普勒将宇宙和谐思想神圣化是他趋向泛神论的表现。而开普勒自己似乎也看出这一点, 便进一步发展他的宇宙的机械观, 把整个宇宙结构看成一种无生命或无灵性的时钟式结构。这是在17世纪一个学术态度认真严肃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必然的归宿。

开普勒在1609年出版的《新天文学》中提出的新计划是:“我现在埋头钻研行星运动的物理原因, 我的目标是要证明天体运动的机制并不是什么神圣机制, 只不过跟时钟一样的机器而已, 所有昭示于人的运动只不过是一种受简单的磁力所驱动而已, 就像一只钟的全部运动都是由一只简单的挂锤所驱动的一样。”他的这一认识并无先例, 在科学史上十分难得。当时牛顿的《原理》尚未发表, 自然科学家对超距作用还十分陌生, 一旦1600年英国吉尔伯特的《磁铁》一书发表, 开普勒便立刻将磁力和地磁概念应用在行星运动上, 把假设中的太阳的磁力视作太阳驱动各行星的动力来源, 他在1920年出版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一书中说, 太阳是个大磁体, 其中心是一个极, 另一极分布于太阳表面上, 各个行星犹如一磁体, 在其椭圆轨道上先受到太阳的吸引, 然后又受到排斥, 这是行星所受到的太阳引力的辐射方向分量, 而其切线方向则如扫帚一样被太阳扫着走了。这种用无机的物理原因而不用任何神鬼性灵之类的原因动力来源毕竟是可取的, 对于当时的他是十分难得的。

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这一杰出的艰苦工作之所以能够成功, 除了他本人的才能和宗教热情气质以及他所利用的第谷的精密度足够高的天文观测数据外, 主要还靠他处处心怀物理原理。人们大多凭着猜想, 以为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的第一和第二定律无非靠了从一大堆数据中简单地归纳一下便可得到结论了, 其实不然, 在浩瀚的数据中探索的道路是艰苦的, 他有太阳是行星的驱动力之源的物理原则和多种可能的轨道图形在胸, 高瞻远瞩, 主动地处理和运用数据, 将全部工作划分为七个阶段, 稳扎稳打逐步解决问题, 绝不是成天乱凑数据的。第三定律在他胸中也是早有物理原型的定性认识的他见到太阳系中愈远的行星线速度越小, 周期越大, 于是他便考虑到周期随距离增大而增大的定性关系, 再由此初步推测这是太阳对行星的推动力随着距离增大而减弱, 由于各行星重量 (其实是质量, 当时尚无质量概念) 不同。所以各行星才未同步绕日。他对于物体惯性的认识只有一半, 即静者恒静, 惯性大小表现于阻抗外力推动的程度, 而没有认识到物体不受外力作用时保持恒速。是由于他不相信宇宙无限大的缘故, 而据A·Koyre指出, 他的这种不相信是与布鲁诺因宣传宇宙无限大而受教廷迫害有关。

开普勒所处的年代正值欧洲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期。在科学与神权的斗争中, 开普勒坚定地站在了科学的一边, 用自己孱弱的身体、艰苦的劳动和伟大的发现来挑战封建传统观念, 他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方法虽没有伽利略对后辈科学家影响大, 但他还是推动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 使人类科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参考文献

[1]A·S、 Eddington, “Speech at the Kepler Monument in weil-der-Stadt” Die Naturw-issensehaften, 18 Jahrgang, Heft 46, (1930) S.71.

[2]Ibid.Chap.1.

[3]E.J Aiton, “Johoannes Kepler in the light ofreent research, ”HIST.sei Xiv (1976) p.81

学术不是人品，也不是思想 篇8

前几天我在上海的报刊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被高估的民国学术》。在我的微博里，有90%左右的人对这篇文章表示不同的看法，但他们的看法很多是文不对题的。有的人说，民国时候思想多自由呀。可是，思想自由就是学术水平高吗？我看未必。

还有人跟我辩论说，你们有民国那些高洁的人品吗？人品跟学问也是两回事。我早在20多年前就写文章质疑过人品跟学术成果的关系，有的人说“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我就问他，汪精卫做了汉奸以后的书法是不是就明显变了呢？是不是就不好了呢？写诗的人都称汪精卫的诗作得很好，他做了汉奸以后有些诗也不错。学界也曾经一度否定王国维，说他思想保守、抵制革命，现在反过来又有很多人赞扬他，但是不管你赞扬也好，反对也好，他的学术成就都不会因此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学术至少应该分两个层面，一个人的“学”——学问、做学问的态度，甚至人品，当然也包括他的思想，这是“学”。什么是“术”呢？“术”就是怎么样把他的“学”转化为客观存在的，能够影响社会、能够传至后代，至少能够记录下来的这样一种产品。

有句话叫“不学无术”，学也没有，术也没有，这就完了。但是有没有“不学有术”呢？有没有“学而无术”呢？都有。比如我們现在赞扬某个人学问多好，但是因为客观的原因或者主观的原因，他没有产生任何成果，那么还不能算学术。比如大家都赞扬陈寅恪先生，因为他懂十几国语言，这是他的学，不是学术。学术的话我就看陈寅恪先生留下的论文、著作，他讲隋唐制度很了不得，讲得比前人都透彻，但是从这个论文里我看不出懂多种语言对这篇文章有什么帮助。

真正对学问有贡献的话，他应该把这些体现在某一门学术上面。这是为大家，不是为他自己。所以历史上真正对学问贡献大的人，像司马迁这样，哪怕条件艰苦，他也把所有能写的都写下来，把所有能做的都做下来，留给后人。

我们对《尚书》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是因为有人把比较早的文字传承下来，我们应该感谢一位也许当时并不是一流的学者，他是谁？伏生，山东人，秦始皇时代的博士，而且他这个博士就是专门研究《尚书》的。秦始皇虽然烧了外面的书，但是官方的书他是不烧的，不仅可以保留，而且有人专门去研究，伏生就是研究这个的。所以秦朝亡了以后他把书藏起来，藏在墙壁里，同时他怕这个书毁掉，就把它全部背了下来。果然，等到战乱过后，藏在墙壁里的书找不到了。终于，在他90岁的时候等到了汉朝派来的官员，来听他背书，他的口齿不清了，由他的女儿给他当翻译，这样《尚书》的文本留下来了。也许在那个时代，秦始皇身边学问比他高的人多得是，但是他们都只是自娱自乐、自我欣赏，或者在当时博得一个高名。如果没有人去做这种具体的事情，那么这个文脉就断了。

学问跟人品当然也有关系，但并不是人品好的人一定学问好，一定学术好，这是两个概念。为什么我们现在讨论前人的学问经常会卷入到无谓的争论中去，就是因为大家的标准不同。有人反驳我，民国时那些人比你们现在这些人强得多。我说，这本身是一个主观标准，不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是就客观标准来讲，今天比较这个人或者这个阶段的学术，我只看他们产生的成果，而不是简单讲人品，更不是简单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