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 万历十五年（精选9篇）
明史曾经是共和国第一位领袖毛泽东研究最多、批注最多的一部书。于是那些年明史研究风起云涌。而 《万历十五年》是明史研究中占有独特地位的一部书。
对于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毛主席对万历皇帝也有所评价，毛主席曾经评价道：“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是明朝当皇帝年头最长的一个，也是失民心最严重的一个。”毛主席的一席话，真的是令人深思啊。
清代史学家孟森认为，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祯，实质上却亡于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皇帝；历史学家黄仁宇甚至为明朝的灭亡做了精确额时间判断，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就是在万历皇帝的手中，明王朝开始发生癌变，并导致最后的死亡。以皇帝的身份消极怠工，万历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外，三十年来万历不上朝，不和大臣见面，甚至对于官员的奏章不加理睬。除了1588年到定陵看了一下自己的坟墓外，万历居然没有离开紫禁城一步。万历四十八年，明朝在位时间最长，工作最为懒惰的皇帝万历终于一命呜呼，他给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凋敝、吏治腐败的烂摊子。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他是选取了《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这样一个无意义的年份为时间点，选取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等七位人物为切入点，表现了山雨欲来之前的危险平静。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了明代社会之症结。可以说它是一本给人启示良多的一本书。这本书，融会贯通了黄黄仁宇先生数十年的治学成果，人生的经验和对明代朝廷政治的深刻认识，以“大历史观”，深刻地分析了明代社会之症结，朝廷中的矛盾。黄仁宇所使用的写作手法，除他自述的“大历史观”下的年鉴写法外，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纪传体史料写作。因为毕竟是通过六个典型人物来梳理本朝的历史和事件脉络的。皇帝、首辅、高级将领、文官和思想家，是万历王朝上层阶级的主要类别，充满了整个朝野，折射了整个社会的阴阳两面。
总之，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是平静无事的一年，但其实能够从这一年的切片里面看到整个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黄仁宇就说这本书虽然讲的是一年的故事，但其实他要讲的是中国失败总记录。
黄仁宇先生认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写的却是整个明朝的兴衰，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展现给读者的是与以往任何一本历史书中，都没见过的忠臣、清官不同的海瑞和首府张居正等六个历史人物。作者选择了此朝的几位代表人物：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以及哲学家李贽为典型，从这些人的性格与经历着手，再次强化了道德法律之争的主题。
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
万历十五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1587年，是万历皇帝执政的第十五个年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应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黄先生以发生在万历十五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六位主要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特点：
不同于以往历史学术著作的枯燥，黄先生以类似于小说的独特的写作方式，有趣又不乏深刻，是极佳的历史入门书。
大家之作。作者黄仁宇，美籍华人，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辍学参军，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后赴美求学，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
语言流畅，文字功力深厚。《万历十五年》由黄仁宇先生所著，最初用英文写作，后由黄先生本人译为中文版本，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修改润色。用词恰当，成语典故信手拈来，描写语言极具画面感，给读者以阅读享受。
明朝的衰落与贪腐有关系吗？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一语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中的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读这本书，对领导会有很大启示。组织学上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很明显，如果吧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各个能发挥才干，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人的欲望。文臣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了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
《万历十五年》写海瑞的这一章，尤为精彩，十分深刻，挖掘了海瑞悲剧一生的思想和时代根源。书中有一句充满哲理且十分优美的话：“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读过这段话，我想到《思想录》的作者帕斯卡尔说过的那段为许多人所倾倒的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也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由于思想，人囊括宇宙。思想形成人的伟大。”思想，每个活着的人，都在进行着，只不过思想的内容，深度和广度不同而已。《万历十五年》就是黄仁宇思想的结晶。
黄仁宇先生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在《万历十五年》写作过程中，参阅一百二多种资料，对书中的引文，作了一百一十多个注释。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政治,军事,思想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一本断代史研究专著。全书通过描写六个人物来烘托出在万历十五年出现的历史事件。在这一年, 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 表面看来虽然貌似细微小节不值得注意, 但实际上却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导火线, 也是在以后掀起更多波澜的根源。其中的因果关系, 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一、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
首先, 万历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通过该书的描写, 显示出他是一个处处需要遵守礼仪、时时受到牵制的人。他需要完成各种隆重的祭祀和典礼, 以及每日必到的早朝, 他必须听从太后的训诫, 也必须认真地学习治国之方、熟读儒家礼仪, 以保证将来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国事。他也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各位大臣的意见。但是, 万历皇帝并不是一个无权的象征。在他的一纸命令下, 大臣们就可以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沦为大逆不道、谋反的罪人, 甚至株连九族。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可以为所欲为、极度奢侈、纸醉金迷, 他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和公共礼仪的制约, 也受到各级大臣的牵制。中国的传统社会注重的就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等。君臣之间的关系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万历皇帝必须处理好与大臣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问题是当时国家政治链条上的重要枢纽, 皇帝和群臣之间, 每一个个体的作用都不是决定性的, 但是当联合在一起的整体作用必然大于个体作用。所以很多事情, 万历皇帝不能和群臣对抗。
大臣张居正, 是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极高的首辅大臣。由于位高权重, 受人排挤或嫉妒, 他也曾被诬陷为有谋反之心的逆臣。他在辅佐幼皇帝过程中, 为了明朝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颁发新政、整顿朝纲和经济, 力争改革官僚机构作风, 现实了真正的富国富民, 并鞠躬尽瘁地帮助万历皇帝坐稳江山, 其忠心天地可鉴。但是他在改革过程中, 也有不合理之处, 如在改革税务方面, 他替皇帝下诏通令全国各县要按照条文规定把税收一次性缴纳完备, 不能拖欠和分批, 这既使官员无法轻易偷税漏税, 也使官民同时产生巨大的税收压力。侵犯了官员们的利益, 官员们自然对他产生不满。而张居正为完成改革事业, 便启用亲信去完成任务, 这使他落下结党营私的话柄。
在张居正之后的明朝万历首辅大臣是申时行。申时行一改张居正的作风, 采用折中的原则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 但是他的个人力量毕竟有限, 无法在制度和关系问题上力挽狂澜, 只能采纳妥协办法换取暂时的安稳, 最终也没有打消官僚们的不满, 明朝的根基逐渐动摇了。
海瑞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刚直不阿、重视法制、执法森严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饱读诗书礼仪的官僚, 极重视伦理道德, 是一位道德典范。当海瑞看到嘉靖皇帝沉迷于求仙、长生而大搞道家法术时, 冒死向嘉靖上书规劝。还有, 海瑞在南直隶任职时曾把督抚条约公开张贴到各府县。由于他对地方事务缺乏周密的考察和直接调查, 条约涉及到各县田产所有权问题, 这引起了大量民间纠纷, 因此海瑞的这场改革最终必然失败。
在历史的记载中, 戚继光是明朝最具才能的抗倭干将。他一生中率军于浙、闽、粤沿海等地抗击来犯倭寇, 经过十多年时间、大小八十多场战争, 终于扫平倭寇, 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他组建了一支新型纪律严明的军队, 这支军队不断取得胜利, 威震四方, 于是这支军队被称为“戚家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凸显出明朝正规军的衰弱。由于戚继光按照自己创建的制度招募军队、制定纪律, 使他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却也因此埋下了蔑视权威、不听从朝廷指挥、任用私人的罪名, 再加上张居正曾经对他非常欣赏, 他受到张居正的牵连而遭到万历皇帝的误解, 最终被罢官。其实明朝整体上衰落的趋势不可避免, 很难靠戚继光一人力量来扭转, 这使他独创式的努力给自己带来不幸。
李贽是明朝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理学盛行的明朝, 他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种惊世骇俗的宣言。这与其正统“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分道扬镳, 突显了物质的重要性, 大谈功利, 相当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也因此得到当代中国思想家的爱戴, 认为他的思想中具有现代唯物主义和平等观的萌芽。黄仁宇认为李贽是在追求个性和行动的自由, 决不是在背叛他所热衷的儒家宗旨。李贽的思想构成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使得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知识界的挫败。”
二、作者的历史观
黄先生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角度, 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作用。因为他看到明朝的传统社会虽然表面上井井有条、秩序森严, 而实际上却是人治之下的混乱, 缺乏一定的制度管理。如, 中国当时军队很多, 机构重叠, 当官的很威武, 当兵的也不少, 手里都持有武器, 但都不能对敌。黄先生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考察, 结果都不尽人意。然而明朝理学盛行, 各种礼仪、礼节、风俗习惯无一不程序严格, 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成为当年的主流官方文化。不要命而只要面子的风俗礼教形成了明朝特定的人格倾向, 也注定了军民遇到大灾大难时候的退让和恐惧, 这样的军队也不会有战斗力, 因为士兵们都来源于受到深刻理学毒害的民间百姓。其实从儒学的发展阶段来看, 万历年间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 从生、长、盛、衰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面临着衰亡了。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研究和相信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家们就应该提醒明朝该警惕了。而且, 中国必须从一个靠等级制度来管理的国家, 过渡到靠制度化来管理的国家了。
到这里,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 他是把对明朝的历史宏观的概括落实到了微观的对个人的考察上。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 军事家戚继光, 还是思想家李贽, 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 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 而究其原因, 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 再甚至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黄先生认为,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 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 以增益全国财富, 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 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着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 在世界史实属罕见, 在中国历史上也以明代为甚。这种维护落后的农村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 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黄先生还认为这一切的症结在于中国两千年来, 以道德代替法制, 至明代而极, 张居正在制度不能管理地方时启用私臣效忠, 申时行企图用四书五经来调和文官集团的种种矛盾, 戚继光同样组建了对自己誓死效忠的军队, 但这一切, 无助于解决制度上的弊端, 无助于改变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 最终为僵化的体制所吞噬。因此可以说, 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 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黄先生对李贽的评价有失偏颇, 还有学者并不同意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历史的观点, 黄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黄先生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 “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 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严谨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 遂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的精神美食。”
三、总结
《万历十五年》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深受儒教熏染的君、臣、民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极尽了人之所长, 却偏偏没有考虑到人与自然之间也应有参照系。人若生活得自然一些, 并且能够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 人会发展得更加先进。《万历十五年》的成书目的在书中结尾部分可以被清晰地领悟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 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 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 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 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黄仁宇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对儒家思想繁文缛节的批判, 他发现:儒家学者们学习到的只是单一的封建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 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搞的都是社会关系。他们尊奉的都是人文精神, 缺少的却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和经验, 而国家的平稳、现代化发展需要像今天一样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相得益彰, 国家的栋梁也应该如此培养, 否则会误国误事、害人害己。他的这一言论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但不管怎样说, 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仍然能够带给我们启示, 这使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增加了一种角度和见解。
参考文献
[1]朱晓鸣, 易承志.历史逻辑与《万历十五年》[J].社会科学论坛, 200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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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万历；三个问题；政治史
一、在万历一朝的政治架构中谁才是获益者？是文官集团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需要明晰一下什么是文官集团。所谓文官集团，故名思议，就是由所有文官所组成的集团，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文官集团已经发展了两百年，没有出现后来的东林党、楚党、浙党的分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有人评价万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利用好文官集团的矛盾来提升自己的权威。
作为明朝政治架构的中流砥柱，文官集团毋庸置疑的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集团，他们当然是获益者。他们以“道德”为武器，限制皇帝的权力；他们用集体“乞骸骨”为要挟，迫使大学士们就范；他们以文制武，让武将始终处于很低的地位。整个国家都在文官集团的掌握中，任何损害文官集团利益的事情都会被竭力阻止，怎能说他们不是获益者？
然而事情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如果把事情放到微观层面来看，就是另一种图景。整个文官集团虽然节节胜利，但是作为个体的文官似乎没捞到什么好处。皇帝虽然没有权力任意提拔自己喜欢的官员，却可以贬谪自己不喜欢的官员；一些官员为了博取“直谏”的名声而参奏其他官员，被流放、被整死、被廷杖的不计其数；万历消极怠政三十余年，除了主要官员一律不加任免，到万历后期，甚至出现六部连尚书都没有的情况，只有侍郎带着几个给事中硬顶。文官的双重性格被皇帝痛恨，而文官们自身也感到作茧自缚，“道德”这条锁链也将他们牢牢锁住，所以即使作为文官集团首领的首辅们也不能幸免。
总体来看，没有人是获益者，作为统治阶级的皇帝和文官们，他们拥有的已经太多了。
二、“道德”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道德代替法律”的弊端体现在哪里？
明代的官员俸禄极低，如果只靠俸禄生活，那大家可能都要像海瑞那樣生活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官集团，手握权力却不能享受，这不符合人的本性，于是“常例”成为合法收入，于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以道德代替法制”其实就是以保证文官集团的利益来维系整个国家的稳定。
再深一层探究，“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到底体现在哪里？首先，作为立国之本的“道德”，不能被质疑。如果敢质疑道德，那么整个明王朝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于是万历皇帝有苦难言，面对文官们的指责，他无可奈何，自己无权选定继承人，不能练兵、不能出游，因为文官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惩罚他们自己就变成“不道德”的昏君，心灰意冷的万历宁可无聊到看宦官们掷银为戏，也不想再跟文官打交道；张居正亦有苦难言，被“夺情”一事参得焦头烂额却无话可说，因为如果他进行反抗，就会背上 “不忠不孝”的罪名，就是与传统和道德为敌。其次，因为“道德”不能被质疑的特性，“道德”变得十分的好用，文官集团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相信“把技术问题翻译成道德问题”，是文官们苦心创造而且乐于看到的结果。再次，“以道德代替法制”让社会失去了前进的可能性。既然“道德”如此好用，那么 法制不用调整了，因为在需要的时候道德会作出裁决；财政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官员们是有道德的他们会约束自己；军事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道德会让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也是一块绊脚石。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即使所有的官员都像海瑞一样克己奉公，社会只能良好地保持传统和稳定，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
三、在政治、军事、经济都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为什么明朝没有就此灭亡？
黄仁宇先生给出了一个圆滑的解释：“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那么这“惯性的作用”都包括些什么呢？第一，是我们的文官集团。文官集团作为国家的支柱有着超乎寻常的稳定性，正是这种稳定性维持着国家的正常运转。虽然皇帝不管事，但该有的仪式一样都没有少，京察也没有因此中断，大大小小的官员继续各司其职，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弊，张居正被清算后就开始弹劾戚继光，因为当时的戚继光不被需要，而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因为文官们明白只有他才能承担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文官集团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承担起让帝国正常运转的责任。第二，道德的教化体现了应有的作用。以抗击倭寇为例，“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 第三，我认为是黄仁宇先生侧面提到的地方官员的作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权力是几乎没有限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地方官的管辖范围之内，只要在京城找到靠山，堵住文官们的嘴，地方官员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胡宗宪找了严嵩当靠山，在打击倭寇的时候得心应手，即使有人参劾也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谭纶有张居正的支持，他提拔戚继光，并支持和保护戚继光建立“戚家军”，为打击倭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代除了很多伟大的地方官员如王阳明、海瑞等，他们手中的权力让他们有机会在地方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地域较小、文化相近，地方官员因地制宜更加容易获得成功。因此，京城由于皇帝的怠政而出现的政治混乱对地方影响不大，相反的，地方官员或许会获得更多自由来化解地方社会的矛盾、解决地方社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涛.明代科道监察与晚明党争[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
《万历十五年》是我2012年读的最认真的一本书，作者是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这本书并非新书，首次英文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于1981年，至今仍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引入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推荐的“改革开放2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黄先生以他独特的“大历史观”，跳开习惯性的时间串联叙述，如切片解剖般选取1587年这个明代270多年历史中“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该书的英文名），从一些看似末端小节的事件说起，最终推导出了惊人的结论——中国封建王朝的真正衰竭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学过的“万历年是明朝历史的中兴之年”的历史观念！
待到顺着作者的思路，横向（历史年份是纵向）剖析1587年历史中的皇帝、改革家、文官集团以及模范官僚、抗倭名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结论一针见血。
万历年间出现了许多不寻常的人物，首先先说万历皇帝朱翊钧，他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当政四十八年，在即位的前十年里，他勤于学习、励精图治，勤俭节约、纳谏如流，几乎可以称作是历史上难得的“完美”皇帝； “国务院总理”张居正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极大的加强了明朝的国力，经过十年的经营，明朝逐渐由崩溃的边缘变得国力鼎盛，边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堪称不世出之奇才； “纪委书记”海瑞，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被奉为官员的道德楷模；“国防部长”戚继光，精通韬略，军纪严明，抗击倭寇、镇守蓟州，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一个好皇帝配上这么多的文臣武将，就犹如桥牌高手抓了一把好牌，想不打好都难。也的确如此，在万历当政的前十四年，这局牌打得像模像样，用我们现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35%（一说80%），当时北京一个民夫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那真是国运昌盛、公私饱满。
但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以后，一切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着罢工，而且一罢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参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宫对政事不管不问；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彻底推翻，人亡而政息，万历皇帝剥夺了以前给他的所有冠冕的封号和诰赏，子孙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运；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底孤独的死去，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遗弃；同样，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为何君主勤奋、文韬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显现出败相？接下来我们从微观层面来分析。
1、被道德绑架的皇帝
现实中的皇帝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万历皇帝来说，从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贤道德规范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些道德规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话，他必须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宫中挂几个灯笼庆元宵节，张居正劝谏皇帝要体恤民力，灯笼挂不了；他要赏赐财物给宫女，大臣劝谏明君不可滥赏，赏赐赏不了；他要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大群官员和他辩论不可废长立幼，最后放弃…….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厌倦了与手拿道德大棒的官员之间的争斗，挫折感无处发泄，最后选择了长期罢工。
2、挥舞道德大棒的文官 明代文官“士”的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数量庞大的文官前赴后继，以因“直谏”被皇帝打板子、砍脑袋为荣，占据“忠直”的道德制高点，犹如政治押宝，以期有一天翻本带利获得升迁。这种直谏的风气在万历年间尤甚，邹元标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邹元标靠上书弹劾张居正而遭流放在张死后重获升迁。几次三番的与文官斗争后，万历皇帝看明白了这一点，不再把诤谏者当做尽忠，而知道他们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万历朝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互不相让、彼此抗衡的一个时期。这种局面的结果是明代政治陷入极为低效的状态。
3、能臣不是神
首辅张居正认识到这样一点：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在万历的信任下，张居正选择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能臣终究解决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触怒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屡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弹劾、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个清算的下场，所倡导的变革也被全部推翻；
4、孤立的道德模范
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谓“清官”，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约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锅混汤，他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他的行为显得茕茕孑立。除了作为楷模供奉之外毫无用处，这也是他悲剧的原因；
5、被轻视的技术派
明朝是重文轻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武将除了在疆场上厮杀之外，在军事上无法作为，更不要提在战略制定上有任何的发言权，国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让军队自己种地补充给养，还要上缴皇粮（有点像曾经的军队三产），造成了军饷不足、兵源奇缺、战斗力低下。1555年，一群几十人的日本海盗竟然在十几万明军的包围中从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虏掠，杀死杀伤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继光也许是个例外，他治军严明、战功赫赫，源于张居正对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他才能在军事上有所建树。即便如此，体制内留给他施展的空间仍然有限，他的军事才能并没有体现于整体的战略规划上，而是落实在了小的战术空间内。张居正死后，他同样受到牵连，至死得不到起用。
封建末期的明朝，四书五经的道德标准高高在上确立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为的规范，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和发育，明后期几乎没有对洪武时期确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术专家，在以道德为精神支柱、忽视技术、法制缺失的体制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社会前进的动力被一点点的吞噬，直至消耗殆尽。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国的东北，一个28岁的满洲青年努尔哈赤兴兵平定关东，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舰队开始出征……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正独自走向没落。
同样看现今的中国，同400多年前有着类似的境遇：执政党片面地宣传和强调道德的作用，希冀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高高在上的道德伦理标杆来达到上至官员下至平民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和规范，最近10年的腐败横行、道德滑坡和社会问题频现证明了这种作法是简单粗浅的。我们看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的200多年，都在孜孜不倦的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基本的道德标准。有了制度的规范，他的总统不必是道德楷模、政治超人，甚至还容许犯点儿小错误（例如拉链门的克林顿），依然能够确保国家不会偏离路线高效运转。
我们来看现今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万科房产，他的董事长有大把的时间去登山和旅游，甚至还不时传出点儿花边新闻，但是企业仍然“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方针奋勇前进”，他创立的万科房产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王石有空去登山，源于万科有良好的培养人才机制、完善的制度体系和优良的企业文化，如果说斯隆（通用汽车前总裁）开辟了管理制度的时代，无疑在中国开创管理制度最成功的企业就是万科。
姜汝祥博士《经济观察报》中的文章中写到：“作为管理者，我们需要懂得的是，我们的员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们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图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谁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我喜欢历史，尤其是明朝。当年风靡一时的《明朝那些事儿》也深深的影响了我。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历史也不是那么枯燥，历史是真的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很活，很真，很有趣。这本书让我开始疯狂涉猎关于明朝的所有书籍，自然包括盛名已久的《万历十五年》。原以为大历史学家的书，肯定不会像当年明月的书那样平易近人，不过细读之后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是艰深晦涩的史籍；相反地，连我这个“历史白痴”读下来都十分畅顺，而且很有阅读快感。四天时间读完第一遍，再细想其中的网络情节，对作者运斡的笔力十分佩服。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公元1587里发生的林林总总，看似平淡无奇，却已为大国本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罢工的万历皇帝、厉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尽心帷幄的首辅申时行、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清高矛盾的哲人李贽…… 某一年，某一人。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这里边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另外，作者的立足点绝不仅仅止于明代这一断截面。横向，放眼全球各国崛起的活动；纵向，亦有自古到今的讽喻思考。“以短衡长，只是我们各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作者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不过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马上得天下，怎么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在自动控制理论里面，听说有个叫做“鲁棒性”的东西，指的是某样东西的抗冲击能力、自我稳定力。吏治腐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国体根基，社会体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败、而保持自身的稳定性？
那真正破坏了帝国稳定性的是什么呢？作者说中国的以德治国，德不同于法，法白纸黑字，条文句句，什么情况，怎么办，谁处理说的清清楚楚。而德，传统道德，圣王之道，先圣德行，自我修养和自我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实施起来自由度太大。这自然会引申出德治之下的情治，最后就是潜规则，就是腐败。
首先是我了解到的有关本书的地位评价。《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症结。“万历十五年”即指公元1587年，本书开篇黄仁宇先生就说明了为何要单讲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从目录我就产生了亲切感，我想这样一目了然的目录更方便读者从中寻得因果。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的名字一挂，我也就大概了解了作者行文的方向与着笔点――这本书取一年为题，前后延伸，通过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故事讲述着明朝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专制体制。
结合阅读和课下资料查找，我认为本书要讲述的最终论点是中国古代落后的原因，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在我们高中所学和课外阅读不太难想到，集权的目的是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实现对权力的集中，但是读完《万历十五年》我又会想，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是否一定取决于皇权呢?站在本书引导的角度，国家的专政体制发挥着最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皇帝一人，还有他背后的文官集团，更可以追根溯源说是儒家思想。因此书中所再三“强调”的万历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不能立喜爱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决定死后自己和妃嫔的墓葬――万历在史上一贯消极的作风或许我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无形的抗争。从某种角度看万历一直在和庞大的集团做着对抗，在以往的历史学习中老师称之为中央集权的斗争。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颇有思考的申时行也一直在背负着那个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压力――这就是国家的制度――或者说道德制定下的制度和法律。(均为不专门学习研究历史的我的个人看法，如有误解之处还请老师原谅)。那么按照我的这种看法，书中花费诸多笔墨去记述礼仪、制度，我也可以对自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括而言之，《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感觉比《明朝那些事儿》要更为稳妥真实，读它的时候更像是在听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细细向我分析，但是它和那本书一样在于二者的语言都平和而浅近，使我这个仅仅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门外汉”也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与思考。相比而论，我可能会更喜欢《万历十五年》。
既然现实如此，戚继光也没有因此忿忿不平，而是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火器不好用那就不用，我用软实力照样横扫倭寇。更能体现他的智慧的地方是他对于政治也是洞若观火，本朝重文轻武，文官们不会容忍武将和文官平起平坐，戚继光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只是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让他受益良多。这一点，值得海瑞学习，虽然海瑞是文官，戚继光是武将，然而在性格上海瑞倒更像是一个武将，戚继光更像文官。这对他们的仕途有决定性作用，海瑞被弹劾被迫去职，而戚继光则得到了一个武将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誉。并不是说他们做官只是为了虚名，不过有了地位才能大展拳脚不是吗?
可单单凭借这些，亦不足以帮助戚继光建功立业，还要朝中有人。张居正和戚继光可谓黄金搭档，他们都有雄心壮志，都有锐意改革的决心，也都有不世出的才华，因此张居正对于戚继光也是尽力提携，为他创造出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才有了戚继光的赫赫战功。
前文所述皆为作为一名将领的戚继光，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另一个戚继光。戚继光会写诗，这样的跨界是相当难得的，这也为他赢得了文官们的尊重，看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艺多不压身啊。
最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的是一条铁律，张居正是这样，海瑞是这样，戚继光也没能例外。其实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密切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让家人给张居正馈赠礼物就见于张居正的书牍。他娶妾生子，却把他们隐藏起来，他泼悍的夫人对此一无所知。戚继光并不能完美地适配于传统的道德框架，在颂歌里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不过在历史中，我们要直面它。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古语有云，读书力求以一隅而观之得以三隅反，即所谓触类旁通是也。然则并非人人皆能如此，但求读有所得，思有所想，便是我等的追求了。
话从书名开始。《万历十万年》是本书作者黄仁宇亲自翻译的中文名，因为此书原版是由英文写就，此书的英文名就叫《1587：A Year With No Significance》。从实际意义说来，英文版题目更加能够体现此书的宗旨，没什么特别的一年，在中国漫漫四千年历史中万历十五年确实不算什么大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起义，缺少一些震古烁今的改革，就连边境都是风平浪静。那这样平淡的一年有什么值得作者叙述的呢？莫不是家长里短？显然不会，反之，黄仁宇在书中论述的是一个庞大腐朽的帝国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的。1587年的历史事件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换一个视角来解读历史，世界变得更立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第一，本书的结构及行文思路。从1587年入手，黄仁宇以六个人的故事将这一切娓娓道来，而这六个人可以说是明帝国最具代表性的六个人：万历皇帝朱翊钧，内阁首辅申时行，一代权臣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以人物为中心来编排本书结构，一是符合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观，从技术出发，从小事入手解构历史，二是为了便于读者接受，从商业角度着想。这是一本介于学术和商业的书籍。涵盖经济 政治 社会结构 军事 以及当世的思想的历史著作。我感觉作者贯穿始终的就是对明王朝以及类似的王朝以宗法及道德运作国家机关的分析和批评。作者以各个看似联系不怎么紧密的几个主题来分别阐述作者的观点，形式类似于小说的细致。作者分析的立场以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作者是“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章——万历皇帝 第二章——首府张居正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第二，本书的核心理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观念——{依靠儒家学说培养精英分子，从而形成读书阶级进而形成文官阶级，依靠统一的价值观约束统治阶级（宋明清重文抑武文官阶级代表了统治阶级），在被统治阶级以道德宗法约束，主要方式为对士大夫阶级的模仿和绝对服从。但是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国家机器的运作从皇帝到首府都只是被操作，本人的意志被彻底的压制，失去了高效的机会，除旧革新更是不可能做到的，依靠惯性去维护。一旦平衡打破，就是推倒重来。}我阅历尚浅，因此不能判断作者对明代的制度描述是否合理，但是就给读者很大的启发。个人到公司国家，它们的运作必须达到有实质的操作规则去遵循并且给予做事者足够的空间去利用，强调人的价值给予人的欲望和需求一个合适的平衡，而且制度要想与时代保持一致就必须赋予它能改变的规则，制度不能赋予它神化或者虚无的力量否者就会僵化。简而言之就是运作的有价值且高效的方法。僵化的制度就像寄生虫，会蚕食掉整个帝国的活力，这将从帝国的官员开始。明代的文官薪水很低，中层官员依靠薪水过活都很艰难何况下层。而明代的文人的文化讲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历史惊人的巧合）一方面是自身物质的需求与微薄薪水，另一方面是个人想要享受生活的欲望与无私奉献的马克思主义。呵呵，这种想畸形的制度，前后矛盾，试想想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官员阶级，官员阶级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这样社会会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人的内心会造成什么样的阴暗。其实在我们身边遍地是这种矛盾，企图磨灭人性的做法。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第三，本书中对于人性的挖掘与思考。《万历十五年》里描述了几个关键人物—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阴阳两面（书中的原话），一方面他们可能在做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且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另一面却是内心对权力利益的贪婪，矛盾集于人的每个细胞。随便举个例子，如你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当去了的时候你希望能遇到美女能一起工作，当然这个例子不太恰当。究其原因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与人的内心深处的诉求不相符合。这个我的阅历还不足以让我解释这些现象，我估计愈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内心的斗争愈是痛苦。不知道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是怎么做到的，圣人就是圣人，我等只能高山仰止。圣人难为，凡夫易得，生活在滚滚红尘中的婆娑生灵们哪儿能不沾惹上三分烟火气呢？此书最让我感兴趣的便是他以人叙事，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展现给我们看，把一个横断面截开后看前因后果，才发现历史是由人构成的，是人的细节、感情、欲望所驱动的，而非历史书那种平铺直叙、四平八稳、理所当然的逻辑（历史书上的平板脸谱化，很容易把伟大的人物都描绘成单细胞白痴）。不过，对于人性的挖掘或许不止于此，万万不可觉得自己真正能够洞悉人性，否则就将堕入高育良式的陷阱。
第四，就来说说此书与人民的名义的渊源吧。在《人民的名义》迎来大结局时，有一本书被反复提及，那便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像祁同伟常读的天局一样，成为了剧中另外一个反面人物高育良的核心设定。《人民的名义》中至少两处提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处是高小琴的妹妹高小凤以《万历十五年》为媒介成功勾搭高育良，一处是吴惠芬说侯亮平借了她的《万历十五年》还没还。可以说《万历十五年》是高育良成功的开始，也是它堕落的引子，更是侯亮平最终击溃他的终极武器。高育良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他从《万历》一书中钻研透了中国古代官僚系统的一个很大的弊病：文官抱团腐败，多重领导导致系统纠错能力底下，即便皇帝万历也对此一筹莫展。说一个浅显的例子，假如抓捕丁义珍时，不用开省委常委会，那么就不会有人通风报信。丁义珍一旦被捕，后面的剧情还有这么跌宕起伏吗？老书记赵立春当政的三十年里，高育良并没有什么杰出表现，却靠着传统官场的揣摩上意、妥协、和为人处事的学问一路高升，甚至一度超过了政绩突出的李达康。高育良很像《万历》一书中的高拱，而李达康则非常像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张居正，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位置和“高李配”惊人相似。在整部剧中高育良非常热爱对官场进行分析，他的话很有智慧，这让很多观众对他恨不起来，他的身上有很多学者型官员的特点。高育良深知万历年间的文官习惯，即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伦理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深刻理解官场的规律：官比事重要，人比理权威。这样的智慧让他高升，然而最后，这样的智慧还是害了他。用《万历》作者黄仁宇的话说，道德不能代替技术，更不能代替法律。道德的标准和尺度太多，最终道德会沦为权力者的玩物 第五，在对比读过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后，我要提一些对此书的批判性思考，或许不成熟，但思想的进步总是来自于对前人思考的扬弃。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这点就是《潜规则》中说的“合法伤害权”。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着这种能力流动的。而合法伤害权才是明帝国灭亡的核心所在，也是整个专制王朝时代无法摆脱黄宗羲定律的制度性因素所在。可惜，黄仁宇似乎意识到了这点但未能直接点明，而提出了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因素。我看来，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结语：与其说这本书是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倒不如说在还原一个，明代官僚体系与一个复杂的社会。这个年份本身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普通的一切背后反映的东西。黄仁宇就是带着解密的心态，解答“李约瑟的疑问”，解答“中国为什么近代落后于西方”这些问题，所以黄仁宇先生所选取的历史上面的例子有取舍，这种取舍是好是坏不好说，但是至少做到了最基本的有明确的出处。真正想学习历史，入门阶段看看这本书还是可以的，深入研究还是需要自己去阅读一手史料和学术著作，但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则是非学术性的，即使距离明代已经有了几百年，我们会看见一些精英阶层的文人官吏如何治理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