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社区服务

传统文化与社区服务（共8篇）

传统文化与社区服务 篇1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在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有儒家 “以德去刑”的“德治”思想，法家先驱管仲立足于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以及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犯罪预防观。在实践上，历朝在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机构的实践、加强户籍管理以及在维持社区治安所采取的手段上都有丰富的实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工作应该说有所启迪，但不能将其看作是今天社区警务的源流。

关键词：社区警务 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

社区警务这一现代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八十年代，其理念和方式才“舶入”我国。近年来，它与我国公安工作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实施的效果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无论是警界还是研究治安工作的学者，对社区警务“趋之若骛”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也自然不敢免俗。在众多研究社区警务问题的著述中，也有少量着眼于社区警务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从西方国家警务历史中探求社区警务的起源和发展，有的则认为社区警务应该起源于我国古代：认为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家的著述和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也可以探询到今天社区警务的某些痕迹，从而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着社区警务的制度及其实施。寻根求源自然有助于加深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但寻根求源应首先立足于问题的内涵和实质，而不能在茫茫史海中简单地牵强附会。有关社区警务的起源应该不是难解的问题，“自西方舶入”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让其很好地植根于我国，为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自然不能脱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笔者也正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希冀探求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联系，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精华，为建立新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提供借鉴。

一、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德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以德服人”。这里的“德”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当然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品行仍然占大多数内容。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思想。历代儒家无一例外地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其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仅用政令和刑罚手段来治理人民，虽然可以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的可耻；如果用道德感化并加强礼教，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顺从，从而得以在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儒家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倡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让民众懂得所谓的“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爱人之道”，并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分贵贱等级对民众进行教育。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精神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达到其所谓理想的“无讼”的境界。当然儒家所谓的道德教化，不过是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以德去刑”，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诚然，儒家提倡的“德治”思想，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一种统治哲学，其思想内涵和实质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德治国”大相径庭。但其中的一些思想精髓也不能说没有借鉴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德治国”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社区警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宣传教育，集合警界和社会的力量来共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不仅单纯依靠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还必须通过道德和法制宣传和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遏制违法犯罪的源头，这也是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在预防犯罪、维护统治的理念上，提出了与儒家的“德治”针锋相对的“法治”。当然法家的先驱者们也曾经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作用，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犯罪预防理论。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认为人人都有廉耻之心，遵守礼义法度，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但他反对空谈礼义廉耻，认为只空谈礼义法度无补于时艰，要注重礼义法度得以贯彻实施的基础。指出只有满足人民的生存欲望，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使人民免受冻馁，才能谈得上礼义廉耻，礼义法度的贯彻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才有基本的保障。否则，人民的生存问题尚无着落，要求他们遵守礼义法度，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立足于经济的预防犯罪理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也必须关注社区的经济环境，积极参与社区的经济建设，关心社区群众的生活，才能调动最大多数的力量，从而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

与法家的先驱人物不同，后来的法家在预防犯罪理论方面却走上了“重刑主义”的道路。以商鞅为代表，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认为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而“一国皆善”。嘲弄儒家的以德服人是以德致刑，认为“德生于刑”，刑罚运用的本身就是君主爱民治国的“大德”的表现，从而与儒家的重德轻刑论划清了界限。为了实现其以重刑预防犯罪的“以刑去刑”的理论，商鞅提出了“重刑轻罪”说，即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为了达成其重刑主义，首创了“族刑连坐”的处罚办法。所谓“连坐”，就是指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者其他有关人同受刑罚。《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令民为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此外，为了进一步预防犯罪，他还提出“刑用于将过”、“细过不失”，主张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认为“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在商鞅看来，人们犯了罪时才用刑罚，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禁止；只有把刑罚用在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罪恶才不会发生。显然，处罚“将过”，实际上是按照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照人们的行为来定罪。至于“细过”，那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必诉诸刑罚。对“细过”也给以刑罚，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犯罪预防理论上，法家的“重刑主义”和儒家的“以德去刑”、强调道德教化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其重刑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实现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以此为鉴，我们在预防犯罪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我们的警力，仅通过打击和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实践证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深入群众，通过广泛的道德、法制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推广社区警务的原动力。

三、中国古代类似社区警务的丰富多彩的基层治安管理制度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注重维护京畿首善之区的社会治安外，都十分重视全国各地区社会基层的治安管理。在奉为正统的某种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丰富多彩的措施和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无疑带有历史和阶级的烙印，在当时主要是用来钳制广大劳动人民的手脚，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理应作为糟粕而被扬弃，但某些做法对我们的社区警务工作也不失为启迪。

1、较为固定的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

春秋时期，古代各诸侯国在行政区划上逐步由采邑制向郡县制发展。县开始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至战国时的秦国商鞅变法时，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自秦王朝建立至清末，县成了中国2000多年来最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县设县令，负责一县的民政与治安，尽守土之责。下设县丞和县尉作为县佐，其主要职能是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主管治安捕盗。县以下还设有乡、亭等派出机构，乡置三老、啬夫、游缴等乡吏，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缴掌捕盗及治安。在乡以下还设有里，里以里正或里典作为主管人员，是乡辖管下的社区基层治安组织。里以下还有什和伍，即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后汉书-百官制五》：“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可见什、伍的编制主要是用以让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相互告奸、监督，以达到维持一方的治安稳定。至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甲成为里以下的非常固定的基层治安组织，并以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保甲制度，后文将详述。

此外，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中，还有一种叫“亭”的组织机构。“亭”有两种，一种是设在社区中的“亭”，设在城市中的为街亭，在乡村中的为乡亭。亭有亭长，直接由县令负责。另外一种“亭”与古代邮传有关，设在驿道，既为官吏及行旅之人停留、栖息之所，也负有维持治安、防盗禁盗的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治安警亭。两种亭都可以说是带有社区基层治安性质的机构。

2、严密的编户齐民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措施

中国在上古三代就有人口登记的相关规定。至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适应君主集权专制需要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前文所述的“五家为伍，十伍为里”的户口登记。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将全国百姓按什伍的单位进行编制，并实行成年男子强行分户的做法。随着秦统一中国，这一制度成了户籍管理的模式。在汉代，则有了更加严密的编户制度，在官府所掌握的户籍中，比较详细地登记了所属居民的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土地财产以及身长、肤色的外部特征，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根据，而当人民逃亡时也作为缉捕的线索、在维护社区治安方面发挥作用。在秦汉时期，户籍制度更是和什伍连坐的处罚制度结合起来，使户籍有了特定的社会治安功能。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在治安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功能，历代统治者都把户籍管理视为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竭力加以完善，以适应治安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加强新形式下的社区户籍管理，特别是对社区内流动人员的户籍管理，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联保连坐和保甲制度等维持社区治安的超强制的手段

如前所述，秦自商鞅变法起就实行了什伍连坐法，即将五家或十家结为一体，使之互相监督。若发现有“奸人”、有不轨的人和事，必须及时报告官府，或自行制止，否则一律同罪连坐。这是强制人民参与制止犯罪，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手段。至宋代，这一联保连坐制度发展为保甲制，在法律上继承了前代的连坐法，并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宋神宗熙宁三年，采纳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建议，在京畿地区推行保甲法，规定凡畿内居民，无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外来居民入保者，可暂时编入同保。新增民户达到十家，则另立一保。一户居民有两丁以上，依法抽取一人充当保丁。保丁根据需要自备弓箭兵器，以使练习武艺，制止犯罪。每一大保每夜轮流选派五名保丁值勤，主要负责警戒盗贼。同保内犯有“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者，依法予以制裁。保甲作为乡村的社会组织，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基本固定下来，在有的地方甚至取代了原有的乡里组织。这种制度很显然是一种超强制的治安措施，他使得人人得以相互监督、互相猜疑提防、制造矛盾而人人自危。它以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扭曲的心理来

维系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最能够适合统治者维护社区基层治安的需要，因而为以后历代所效仿。元、明时期的里甲制度以及清代的保甲制度都是宋代保甲制的翻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描绘未来。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既有应该扬弃的糟粕。也有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华。确实，综观我国古代各朝的基层社区治安管理以及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给我们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以某些启迪，但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因此而认为社区警务就是起源于我国古代。不解决这个误区就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推广社区警务模式，也就不能利用它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参考书目：

1、叶孝信主编 《中国法制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海英主编 《社区警务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3、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律史》 法律出版社 19954、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史》 群众出版社 19985、李贵连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6、马小红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7、陈宏冬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作者单位：徐凌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文茜 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治安系教师

传统文化与社区服务 篇2

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紧迫性

1. 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令人堪忧。

“早上听鸡叫, 白天听鸟叫, 晚上听狗叫”, 这是许多农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文化公共产品提供不足, 自己又无经济实力购买文化商品, 因此文化生活贫乏、孤单和枯燥, 给农村消极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留下了极多的时间和极大的空间。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 来自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理念极力要用都市文化来取代农村文化。同时, 各种低俗和消极文化也乘虚而入, 侵蚀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 使大量民歌无法得到传承, 传统节目也在渐渐消亡, 农村文化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不少地方, “黄、赌、毒”卷土重来, 封建迷信活动日趋猖獗。更重要的是, 农村文化落后, 扭曲了农民的价值观念, 令人堪忧。

2. 农村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动力。

农民增收乏力, 农村发展缓慢, 农业弱势地位难以得到解决,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问题尽管是复杂和多因素的, 但农村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也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 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表现出强劲的需求。更重要的是, 当前的市场经济及现代价值的侵入, 使农民传统的生存价值边缘化, 农民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体地位, 被一种强有力的外来力量所压抑和排斥, 而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重大方针政策, 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而要完成这一系列任务,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关键。因此发展农村文化, 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也成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

3. 国际文化竞争日渐激烈呼唤新农村文化建设提速。

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 鼓励美国将其现行的文化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 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提供理论根据。他们断言, 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并公开宣称,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向美国的模式, 历史将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抱有美国式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与个人至上的人。这就无疑与我们中华文化追求的社会理想针锋相对。

不仅如此, 文化还作为世界经济竞争的软实力, 日益成为国际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跨国企业的竞争中, 国外许多大企业, 进入中国并取得竞争地位就是依靠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优势。尽管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 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但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 国际文化竞争日趋激烈, 我们的文化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文化竞争优势。农业是中国的弱势产业, 又是中国的命根子;农村是中国发展的难点, 又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 是中国政治经济安全的大后方。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在农村, 农村不仅要抵抗国际竞争的强势冲击, 要在强大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稳定并赢得发展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要建设具有我们民族时代特色的农村文化, 增强中国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实力, 抵御国外强势的文化侵蚀。

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然性

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和谐的目标不相适应。农村的文化资源严重不足, 特别在乡镇以下的农村, 基层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活动、文化教育十分贫乏。在许多传统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已经解体或走向消亡情况下, 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农村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因此, 必须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这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

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 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意见和法规, 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和最近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了当前加强农村文化建设非常具体化的指导意见。有些地方也在酝酿出台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政府法规, 例如江苏省政府制定了《文化馆 (站) 管理办法》。县 (包括县级市) 可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县一级农村文化发展纲要。这些政策和法规, 也为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制度保障。

三、解决构建体系中存在问题, 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速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涉及到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是一项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民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综合工程。今后的几年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 是推进现代农业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 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 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 解决“三农”问题, 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 也是文化进步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必须进一步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从以往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看, 应从三方面加以改革:

1. 改变养人的农村文化运行体制。

县乡文化部门在过去那种“养人”式农村文化运行体制中, 根本就没有能力和积极性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 致使乡村文化体系“空壳化”。特别是大多数农村基层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 不懂农村文化为何物, 业务素质滞后, 来从事文化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拥有一个编制和身份, 可以一劳永逸地吃一辈子财政饭。在财政包干体制下, 县以上的文化管理部门由于经费紧张, 又极力养人, 以至出现把国家投入的文化设施租借出去作为娱乐场所来维持职工生存的现象。这种文化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养人体制, 投入再多也是在养人, 不能为农民文化生活带来福利。农村文化体制与农村的市场经济越来越不相适应, 阻碍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 成为阻碍农村文化发展的瓶颈。

2. 改变缺乏内在动力的农村文化建设。

政府在文化建设上, 不仅难以像经济建设一样看到高楼大厦的崛起, 工厂林立的壮观;也不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和增加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因而缺乏积极性。当前的新农村建设, 基层政府考虑的还是公路交通、房屋建设、招商等内容, 如何活跃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则很少被顾及。对于农民而言, 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同样受到影响。不

如何搞好乡镇文艺创作

雷育红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梅南镇政府广东梅县514000)

摘要:文化是一个民族根之所系, 脉之所存。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如何搞好乡镇文艺工作, 是摆在各级领导和文化站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需要认真思考, 广出良策, 努力实践, 开拓进取。

关键词:文艺工作;实践措施;乡镇文化站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6月25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 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 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 再一次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 提高民族素质,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作为群众文化工作者, 我们应该认真贯彻, 努力实践。除了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努力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外, 我们还应该建立和加强群众创作队伍, 创建乡镇特色文化, 出人才、出作品, 繁荣基层文艺创作。

事实上, 乡镇群众性业余文艺创作活动一直是乡镇群众文化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长期以来, 它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培养群众文艺兴趣爱好, 陶冶情操, 培养人才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做好文艺创作笔者认为:

一、要提高广大群众的审美鉴赏水平, 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

开展业余文艺创作活动, 参加者都是来自最基层的群众。通过对他们当中优秀作品的阅读借鉴、宣传讲评, 使作者提高审美水平, 更加具体透彻地了解时代主旋律, 并且帮助一些人走出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二、对下一代进行文化艺术方面的熏陶

业余文艺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少年。而他们在积极参加活动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极大学习热情。要不失时机地为他们举办各种文艺创作讲习班、培训班, 进一步激发他们对文艺的兴趣与爱好, 从小培养文艺细胞、开发艺术潜力, 使孩子们在汲取艺术营养的过程中得到自身智力的发展, 提高读写水平, 得到多种效益。

三、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在群众业余文艺创作过程中, 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也相应带来了思想素质的提高。使健康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文艺创作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文明之风悄然兴起, 腐朽没落的思想、丑恶不良的行为、封建落后的习俗、有失文明的举止逐渐失去市场。

仅投入没有经济效益, 而且参与文化活动, 还要影响正常的劳动收入。税费改革以前组织乡村文化活动, 参加的人可以计义务工, 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义务工, 就很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了。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 农村文化建设呈现了较好的发展局面, 为“三农”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 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 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这种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尽快采取

四、要丰富社会文化生活

群众文艺创作活动本身也是一项情趣高尚的文化娱乐活动, 创作成果一旦问世、发表或流传开来, 必然会使广大群众在欣赏和阅读中得到精神上的愉悦。

五、要积聚文艺人才资源

文艺创作人才资源是繁荣文化事业的重要基础, 人才要从低级向初级向高级一步步培养, 而乡镇群众文艺创作活动正是培养“文艺幼苗”的摇篮和温床, 青少年带着文艺兴趣和创作技能升学、入伍、就业, 必将会在新的岗位上得到发展、开花结果。

1. 我们经常开展各种竞赛活动, 如“小小说”征文比赛、

“书与我”读书征文比赛、“书画竞赛等活动, 广泛征集各种门类作品, 开展评比交流, 对获奖作品分等级发给证书奖金, 并在宣传阵地上广为宣扬, 造成浓厚的社会文化气氛。

2. 把那些锲而不舍、埋头创作并取得成效的作者作为典型和

榜样, 广泛宣传, 在文艺创作上卓有成效的行家里手, 镇文化部门推选他们为镇文联或是协会负责人, 经常请他们做经验介绍、讲课辅导, 并为他们举办作品展示, 在文友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激起了大家的创作热情

3. 为了提高文艺协会在全镇的知名度, 让作者有“用武之

地”, 他们经常组织作者下厂、下村撰写报告文学、写字、画画等, 为企业发展服务, 为配合中心工作服务, 让文艺创作与经济结缘。近几年来, 有几个镇通过组织创作人员为公司、工厂、村组撰写报告文学并且发表, 一方面为这些单位进行了宣传、树立了良好社会形象, 另一方面在取得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稳定了创作队伍。

4. 编辑整理出版专集, 扩大作品影响。

对一些长期专心写作, 积累了不少作品而没有发表的作者, 千方百计鼓励、帮助他们集结作品, 对作者一种很大的鼓励。尤其是青少年作者, 看到自己的作品选进了集子, 更为欣喜, 写作积极性一发而不可遏。

通过开展各项工作, 稳定了业余创作队伍, 作者们团结在文化站周围, 积极参加站办各项活动, 使全镇创作活动常抓常热, 每年都能按计划完成创作任务。

建设和壮大业余作者队伍, 繁荣群众文艺创作, 不仅仅是文化服务中心的事, 应该是各级领导和业余部门所共同关心的事。要让各级领导把群众文艺创作摆上工作议事日程, 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真抓、紧抓上。

雷育红, 1972.4-, 女, 汉族, 广东梅县, 大专, 助理馆员。

有效措施, 切实加以改变。我们相信, 只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农村文化建设就一定能够开创新局面。

作者简介:

塑造服务读者的品牌与文化 篇3

一、服务是一种晶牌

在网络时代，大家知道网络经济是注意力经济，其核心战略就是创建知名晶牌。麦当劳的薯条和汉堡包举世闻名，那黄色的大写“M”总是使人联想到它那严格的食品制作标准，统一的布局，规范的着装。然而麦当劳人士则认为自己卖的是“服务”。联邦快递公司(FedEx)也认为在航空包裹运送业中的竞争优势不是价格，而是传送的速度，即“绝对，无条件地在一夜之内送达”。

可见，高明的经营者都懂得，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店铺外观设计、室内装饰很容易模仿，价格可以浮动，只有出色的服务才是它和竞争对手的区别所在。为此，各种个性化服务层出不穷。

如果一个图书馆能够通过自己的某种独特性，或一定的规模和馆藏，或某一信息产品，或某一特色服务，在同一行业中形成差别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就是品牌。读者进入图书馆，环境是第一视觉。然而要培养稳定的读者群，关键在服务。图书馆完善的服务包括：热情、周到、开放、亲切的借阅服务；准确、迅速的咨询服务；接待顾客各种申诉、意见和要求的即时服务。但作为一种品牌，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服务的极致在于给人以惊喜，即服务应超出读者的想象和预期的结果，读者因受到超值的服务而喜出望外，这是一种超附加值的劳动，其核心就是高效、优质、富有个性的集合。什么是个性化服务?就是在不违反法规和道德的前提下，让读者获得“满意+惊喜”。其实质就是站在读者的角度为读者着想。

读者走进图书馆，希望能借某一本书，而这本书恰恰已被借走或本馆未收藏，对待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抱歉地告诉他实情，事情也就算处理完毕。但是，如果我们能主动介绍一本类似的书或者为其预约，读者的感受就会大不一样。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校图书馆都规定，教师用书或教师阅览室的书刊，学生一律不准借阅；即使学生急用也不能违反这一规定。诚然，这些借阅制度不无道理，但当制度可能对读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时，就应该考虑及时对制度进行适当的修改和完善。如今，人们的需要总是在变化，要求总是越来越高，容易用一种近似苛刻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来评价各行各业的服务。所以，图书馆的服务如果没有创新，就有可能落伍。

晶牌的基础在于全员的投人。因为在创建服务的过程中，每一成员都同等重要，因为任何一个成员，都可能轻易地将整个服务过程搞糟，而且服务并不只是一线工作人员的事，只有全体职工都有强烈的服务意识，才会有持之以恒的追求，才会有尽善尽美的服务。

二、服务是一种文化

创造服务品牌的关键是文化。图书馆服务没有止境，其服务过程也是传播文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可以被看成是具有群体或组织特征的规范与价值观，服务是一种由决定其组织成员特定态度和行为的共有价值观和规范形成的体系，是群体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在这里起核心作用的是一种“文化力”。

规范服务的条文即使制定得十分周密，也无法规定如何面对读者的一些非规范的要求，在这里起作用的就是文化。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服务文化，才会有创造性的个性化服务，服务文化也是一种理念，要使一种理念成为一个单位集体言行的准则，它至少应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1．体现行业或单位特有的价值观

每一行业都有特定的工作任务、工作内容和工作对象。行业价值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具有行业的特点，在价值观方面具有共同的个性，共性指导个性，个性服从于共性，个性是共性在具体工作中的体现。很多企业着眼于诸如质量、顾客服务、合作、对个人的尊重、创新等价值观。从事航空包裹运送业的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着眼于人、服务与利润，但该公司的主导思想是“包裹比获得更多的利润更加重要”。图书馆的总体任务是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主要工作内容：一是文献的收集与保存；二是文献流通与传播，工作的对象主要是读者，工作价值的体现就是读者。为此，图书馆的核心价值第一是读者。

2.有一套体现价值观的行为规范

规范包括对工作行为、工作态度、合作关系和工作方法等各方面的规定。同一个行业，有一些共同的工作规范，由于行业中的各个单位客观存在的差异，同行业中不同单位的规范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但是，都应该以行业共同的价值观为准绳。如果一个群体核心价值很一致，行为规范也就会一致，否则，就说明群体的行为规范是松散的。从读者是图书馆工作的核心价值观出发，图书馆的工作核心规范应该是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制定各种工作规程都应该以服务为核心，即全员服务读者，并圍绕这一核心服务对象，建立一整套服务制度，包括馆长服务全员，二线服务一线，一线服务读者等；同时还包括服务行为、态度、语言、服装等各种规范。

3．成为群体的共识与自觉

特定的价值观和规范是搞好服务的基础。但是，仅仅取得一致的看法还不够，关键是要把这种思维灌输到每一位员工的脑子里，管理者要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强调和宣讲，直至被全员所接受。因为规范不可能规范所有的工作过程，现实中也存在着不少超规范的要求。图书馆服务最难的不是如何按要求去做，而是如何面对读者不规范的要求。为此，需要培养一种判断能力和建立一整套文明服务规范，包括服务理念、服务用语、服务礼仪、服务公约等，以便在多变的环境中把服务做得更好。

传统文化与社区服务 篇4

(2012-12-18 12:44:49)转载▼ 标签： 分类： 调研报告

文化 科技 融合

文化发展是科技创新的思想源泉，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有力杠杆。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这一文化发展趋势，尤其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出台多份文件推动文化科技创新的融合步伐。2012年9月，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发挥与增强文化和科技的相互促进作用，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文化部又制定了《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描绘了“十二五”时期文化科技发展的蓝图，为文化科技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宏观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决策依据，以避免盲目性，促进文化科技朝着健康、稳定、高效和可持续方向发展。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部分再次强调指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需要“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近年来，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紧跟技术发展趋势，积极推动高新技术在本领域的应用，极大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吸引力、公共文化服务传播的速度，有效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文化科技的融合为上海建成功能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从国际发展趋势及战略需求来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创新融合仍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工作机制，开发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

基于以上因素，本调研报告采用文献综述法、调查研究法、优化与创新法进行研究，就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与科技融合提出分析和建议，探讨较为全面系统而富有创新特色的机制和对策，也为上海乃至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科技创新融合探索可行性方向。

一、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工作成果

上海市作为时代革新的先行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近些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快构建有利于科技与文化融合的体制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文化科技工作坚持文化创新的先进性和独创性的原则。上海在近代的崛起与发展，为文化科技融合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在数字化、全球化时代，上海努力站在世界前沿，努力创造和发掘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文化产品。

其次，文化科技工作以项目化推进方式突破体制、机制和观念限制。项目化推进，科学化引领，人性化设计，是近年来上海文化创新工作的实施路径。通过项目化的方法，突破制约文化科技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桎梏是推进文化科技融合的动力源泉。

再次，培植发现能融通多学科多门类的复合型人才。在学科精细化发展的今天，专才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但这对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起到的却是反作用，文化创新迫切需要能够融通人文与科技、懂得市场与文化、兼备通识与专长的复合型人才。在这些原则和思想的指引下，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十一五”以来，市文广局积极策划和组织各级机构申报文化部文化创新奖、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国家文化创新工程等国家项目，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04年文化部设立创新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奖励项目不超过15项，迄今为止上海已有7个项目荣获此殊荣，在全国各省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2004年，《“城市教室”上海图书馆市民讲座》获文化部首届文化创新奖。2006年，《“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超级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信息系统建设暨向社区基层服务点延伸项目》、《多媒体演艺虚拟空间》4个项目入选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获奖数占总数的20％，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2010年，《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上音历史唱片可干预智能化修复与数据库管理系统》又获国家文化创新奖。

文化部为致力于建立文化创新体系，服务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推动了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和“国家动漫游戏产业产权交易中心优化建设项目” 因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科学性和示范性，在2009年扶持项目名单中榜上有名。

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是由文化部科技主管部门组织评审选定并安排实施的科技创新活动。《在“特殊”学校开展校外科技文化教育的运行模式》、《张江动漫谷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基于VRGIS一体化技术的网络三维游戏驱动引擎及海洋益智游戏开发》、《基于哼唱的音乐检索系统》等项目成功获得立项资格，成为文化科技创新研究工作方向和水平的代表。

二、上海文化科技融合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典型案例

上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重要性，把文化科技创新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着力点，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涌现出了一些经典案例。1． 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从“一卡通”到“e卡通”

上海图书馆是国内较早采用新技术用于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一家公共图书馆。从“一卡通”、“e卡通”到以手机图书馆为建设基础的城市公共文化移动服务平台，上海图书馆努力打造无所不在的“我的图书馆”。2007年获得第二届文化创新奖的“一卡通”——上海市中心图书馆服务项目，是一个覆盖全市、连通全市、服务全市市民的数字化时代虚拟图书馆服务体系。项目缘起于2000年9月，当时，以上海图书馆为总馆，其他区县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专业图书馆等为分馆，在不改变各参与图书馆的行政隶属、人事和财政关系的情况，以网络为基础，以知识导航为动力，以资源共享为目标，以提高服务水平为目的，组建了一种新颖的图书馆联合体——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在该联合体内实行统一的借阅制度，实现异地借书和还书“一卡通”服务。自2000年12月项目启动，到2012年11月，“一卡通”实时运行图书馆已达262家，有效提升了市、区县和街镇三级公共图书馆的整体管理服务品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评价。

在“一卡通”稳步推进的过程中，2007年9月，上海图书馆又推出了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简称“e卡通”）。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以突破围墙，跨越时空，惠及读者为目标，让读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使用上图电子资源，让上图电子资源服务到读者桌面，实现服务理念的创新。此项目因此获得了第三届文化部文化创新奖。

2． 数字文化家园：数字化提升文化传播力 作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支撑之一，“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是直接建在社区、面向普通市民群众、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新型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平台。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300家社区信息苑，网点设置通达上海全市17个区县，221个街镇，平均每个信息苑点不少于 150平方米使用面积、拥有50台以上的电脑，可以覆盖2～3万社区居民、满足大约5000～7000户家庭基本信息需要，提供公共上网、进行互联网培训咨询服务、实现数字影院个性化放送服务。最终实现“步行十分钟”到达的生态圈文化服务半径，“一键直达”文化信息网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

“数字文化家园”突破传统手段，坚持技术领先，促进服务创新。通过自主研发东方社区信息苑中央管理平台，提高运营管理与内容服务水平，强化了异构内容整合发布、网络访问多层监管、用户行为分级管控等功能，确保东方社区信息苑的内容多样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标准化。运用远程控制的手段，向普通市民，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文明的绿色公益上网服务。运用异构数据整合发布等集成方式，提供宽带城域专网内容服务。

为了更好地提供专业化服务，东方社区信息苑虚拟城域网络宽带专网集成平台应运而生，其中包括提供政务服务、文化服务、便民服务、未成年人服务及培训服务等5大板块、27个频道、256个专栏。整合出版机构定期更新的新版电子图书20000册、整合影视集团正版电影电视剧5000余部、整合了数万个教育课件，被誉为“青少年的网络第二课堂”和“社区百姓的IT生活新天地”。在资源整合的同时，运用文化信息化的互动功能，开拓论坛聊天性、辅导培训性、文化娱乐性等三大类互动服务。近年来，以3个“百万”活动（百万家庭网上行、百万妇女网上行、百万青少年网上行）为载体，东方社区信息苑开展各种公益活动22,734场，参与达744,549人次；举办公益培训16,190场，共计228,316人次参与其中；年服务已达到1,400多万人次，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与喜爱。

3.ERA——时空之旅：中国元素、国际制作

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上海杂技团上海马戏城三方联合投资共同打造的超级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自2005年9月27日首演以来，天天演出，已成为上海的城市文化新名片和旅游新景观。从内容创作上看，时空之旅将传统杂技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造出梦幻剧这一创新表演形式。邀请世界知名娱乐秀编创团队创意策划，体现“中国元素、国际制作”的创作理念，深入挖掘和利用中国元素，综合杂技、舞蹈、音乐、武术等艺术形式，结合高科技多媒体技术，引进国际先进的舞美、音响、灯光、升降设备，实现了舞台的全数字化控制，配合世界首创的大型创意道具，创造出立体、多元的全新艺术效果，突破传统杂技单

一、平面的表现方式，赋予了传统杂技崭新的表现力和生命力，体现了科技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科技化。

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它还积极将各类新技术方式用于营销推广。时空之旅开通了电脑联网售票，在上海开设了40多个售票网点；设立了24小时售票热线，提供免费送票上门服务。制作时空之旅专题网站，为了一个演出专门开通一个网站这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时空之旅网站有中、英、日语网页，既宣传推广，又进行网络售票，开通外卡网上支付功能，国外观众可通过网站直接订票。还开通了联华OK卡支付功能，以及与卓尚文化生活网合作推出ERA一票通文化服务卡，实现多元化的支付平台。时空之旅还经常在网站上推出一些促销送礼活动，带动消费，目前网络售票额已占演出总收入的25%左右。

当今时代，文化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该继续深入文化科技体系建设、推动文化科技综合进步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途径。攻克文化领域共性技术、文化产品生产服务技术、文化传播信息技术等重点突破领域，辅以完善的保障措施，让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改造和提升传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关键力量。

三、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机制创新建议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与文化融合，必须重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信息资源多体系、多系统并存的特征与发展趋势。积极利用各类信息服务手段和最新传播方式，广泛整合各级各类文化资源生产和服务，在扎实推进数字化服务平台、网络化服务环境的同时，积极发展以贴近群众、贴近民生为目标的文化创新事业，让更多公众在更充分的时间和空间里享受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展望未来，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新的观念，制定新的战略，尝试新的模式，构建新的机制，寻求新的途径，推动新的文化变革和技术革新。

1.推进公共数字文化“三大惠民工程”

《上海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12-2015）》中提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发展目标是：建成数字化网络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成全市580万户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完成市区两级图书馆和全市主要博物馆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完成全市250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数字化改造。其中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属于三大惠民工程。文化共享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和重要平台，相继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文化共享工程将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建设“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基础库群”，资源总量达到530TB；在城市社区、文化馆新建基层服务点，加强已建基层点的管理，发展完善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到“十二五”末达到基层服务点100万个，入户覆盖全国50%以上的家庭；利用“云计算”和“三网融合”技术，提升整个网络的服务能力与管理能力；大力推进进村入户，广泛开展惠民服务，实施以“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养计划”为重点的网络培训；与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相结合，加快建设以公共图书馆、学校电子阅览室、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载体的未成年人公益性上网场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精神文化需求。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于2011年5月正式启动。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核心内容是建设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互联互通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和海量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形成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借助全媒体提供数字文化服务，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新业态的形成。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4980万转移支付资金，用于选定的15个省级馆和51个市级馆的硬件平台搭建。目前，已下发了《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通知》，制定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软硬件推广标准、资源配置标准。确定了首批实施的15个省级馆和52个市级馆，2012年将完成全部省级馆和131个市级馆的硬件平台搭建工作，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将达1.23亿元，主要用于设备购置。

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实施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公益性上网场所，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活动；将进一步完善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室）的软硬件设施，增强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室）的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把更多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数字资源传送到社区、城镇和农村，活跃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推进全社会的信息化。到“十二五”末，努力实现公共电子阅览室在全国乡镇、街道、社区的全覆盖

利用现代高科技的力量，促进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完善，推动全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共享，一方面，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国民文化的消费能力和欣赏水准，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架设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2.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组织机制

改革、创新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体制机制，包括建立相应的组织机制，理顺管理体制，从制度上切实推进科技文化融合进程。

（1）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的协同推进机制。在上海市文化科技融合联席会议制度下，建立由政府相关文化、科技部门中核心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按照“梯度结构、分级管理”的模式，逐步构建委办局层面的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各方资源的集成与互动。

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发起，任何具有一定资质的民间团体、个人都可申请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按照“民主自治”的原则，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彼此联系与沟通，共同探讨文化、科技治理的新模式。

（2）创新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重大文化科技融合项目的投入机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创新财政对重大文化科技融合项目的投入机制，如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市场工具的倾斜杠杆作用，实现文化金融和科技金融的高度融合，积极实施项目资助和资源配置等。

3.建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社会机制

（1）建设新型文化科技研究机构。加大软科学研究投入，并依托有基础的单位成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研究中心，促进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2）鼓励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和科技领域相互渗透。鼓励文化事业单位提高对科技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建立科技创新、应用相关部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服务能力。

在科技领域让“文化因素影响技术创新”之理念深入人心，努力营造创新文化，建立起一种和谐一致的 “创新氛围”。

4.探索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操作机制

为进一步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推动不同部门、学科之间的交叉、碰撞、沟通和融合，在市文化、科技相关主管部门的推动和支持下，成立跨行业的非营利性的文化科技联盟，成为广大文化科技工作者和文化科技的民间社团定期举行的、多层次的、跨行业的文化科技交流活动，构建引发创新思维的服务平台。

5.加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

(1)教育机构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入手，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育一批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能满足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服务需求的创意人才。

（2）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营造文化科技融合成才环境为主。创新环境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能级提升非常重要，其关键在于是否能激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创新环境由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组成。就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来说，硬环境主要是指包括薪酬在内的物质，而软环境则主要是指人文环境，员工在其中是否能快乐工作。只有硬环境与软环境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才能促进这些机构中的员工成才。（科技处）

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文化科技融合

文化发展是科技创新的思想源泉，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有力杠杆。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这一文化发展趋势，尤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出台多份文件推动文化科技创新的融合步伐。2012年9月，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发挥与增强文化和科技的相互促进作用，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文化部又制定了《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描绘了“十二五”时期文化科技发展的蓝图，为文化科技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宏观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决策依据，以避免盲目性，促进文化科技朝着健康、稳定、高效和可持续方向发展。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部分再次强调指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需要“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近年来，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紧跟技术发展趋势，积极推动高新技术在本领域的应用，极大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吸引力、公共文化服务传播的速度，有效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文化科技的融合为上海建成功能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从国际发展趋势及上海战略需求来看，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创新融合仍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工作机制，开发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

基于以上因素，本调研报告采用文献综述法、调查研究法、优化与创新法进行研究，就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与科技融合提出分析和建议，探讨较为全面系统而富有创新特色的机制和对策，也为上海乃至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科技创新融合探索方向。

一、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工作成果 上海市作为时代革新的先行者，积极相应党的号召，近些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快构建有利于科技与文化融合的体制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文化科技工作坚持文化创新的先进性和独创性的原则。上海在近代的崛起与发展，为文化科技融合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在数字化、全球化时代，上海努力站在世界前沿，努力创造和发掘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文化产品。

其次，文化科技工作以项目化推进方式突破体制、机制和观念限制。项目化推进，科学化引领，人性化设计，是近年来上海文化创新工作的实施路径。通过项目化的方法，突破制约文化科技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桎梏是推进文化科技融合的动力源泉。

再次，培植发现能融通多学科多门类的复合型人才。在学科精细化发展的今天，专才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但这对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起到的却是反作用，文化创新迫切需要能够融通人文与科技、懂得市场与文化、兼备通识与专长的复合型人才。

在这些原则和思想的指引下，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十一五”以来，市文广局积极策划和组织各级机构申报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国家文化创新工程等国家项目，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04年文化部设立创新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奖励项目不超过15项，迄今为止上海已有多个项目荣获此殊荣。2004年，《“城市教室”上海图书馆市民讲座》获文化部首届文化创新奖。2006年，《“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超级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信息系统建设暨向社区基层服务点延伸项目》3个项目入选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获奖数占总数的20％，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2010年，《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上音历史唱片可干预智能化修复与数据库管理系统》又获国家文化创新奖。

文化部为致力于建立文化创新体系，服务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推动了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和“国家动漫游戏产业产权交易中心优化建设项目” 因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科学性和示范性，在2009年扶持项目名单中榜上有名。

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是由文化部科技主管部门组织评审选定并安排实施的科技创新活动。《在“特殊”学校开展校外科技文化教育的运行模式》（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张江动漫谷公共技术支撑平台》（上海张江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基于VRGIS一体化技术的网络三维游戏驱动引擎及海洋益智游戏开发》（上海兰基斯软件有限公司）、《基于哼唱的音乐检索系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等项目成功获得立项资格，成为文化科技创新研究工作方向和水平的代表。

二、上海文化科技融合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典型案例

上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重要性，把文化科技创新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着力点，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涌现出了一些经典案例。

1.打造无所不在的“我的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是国内较早采用新技术用于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一家公共图书馆。从“一卡通”、“e卡通”到以手机图书馆为建设基础的城市公共文化移动服务平台，上海图书馆努力打造无所不在的“我的图书馆”。

2007年获得第二届文化创新奖的“一卡通”——上海市中心图书馆服务项目，是一个覆盖全市、连通全市、服务全市市民的数字化时代虚拟图书馆服务体系。项目缘起于2000年9月，当时，以上海图书馆为总馆，其他区县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专业图书馆等为分馆，在不改变各参与图书馆的行政隶属、人事和财政关系的情况，以网络为基础，以知识导航为动力，以资源共享为目标，以提高服务水平为目的，组建了一种新颖的图书馆联合体——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在该联合体内实行统一的借阅制度，实现异地借书和还书“一卡通”服务。自2000年12月项目启动，到2012年11月，“一卡通”实时运行图书馆已达262家，有效提升了市、区县和街镇三级公共图书馆的整体管理服务品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评价。

在“一卡通”稳步推进的过程中，2007年9月，上海图书馆又推出了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简称“e卡通”）。e卡通——上图电子资源远程服务”以突破围墙，跨越时空，惠及读者为目标，让读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使用上图电子资源，让上图电子资源服务到读者桌面，实现服务理念的创新；e卡通服务的读者无需申请，无需注册，无需开通，一卡在手，e路畅通，实现服务形式的创新；e卡通服务以遵守知识产权为重，运用技术手段做到不同功能类型持证读者和不同授权电子资源的无缝关联和灵活关联，并实现从读者认证到资源使用进行全程管理，保证知识产权得到尊重，达到双方合作，三方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服务管理的创新和服务机制的创新；e卡通服务采用先进的LDAP技术和SSL VPN技术，并将读者IC卡系统、LDAP目录服务系统、SSL VPN系统三者有机结合，建成资源、技术、服务、管理四位一体、以服务主导的先进、安全、稳定、可扩展、便捷的服务系统，实现技术的整合创新；e卡通服务为保障家无电脑读者的使用，在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区县分馆设立e卡通区县分馆专用点，让家无电脑读者到就近的区县分馆使用，实现服务的推广创新。e卡通是深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新举措，推进公共文化网络服务的新平台。此项目因此获得了第三届文化部文化创新奖。近年来，移动计算已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趋势主题，将在今后十年的信息技术应用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以智能手机、电子书阅读器以及苹果公司的iPad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移动信息终端无一不是极大地影响着我们这个信息社会的生态环境，影响着各行各业的发展。为了顺应移动互联网和移动计算时代的发展趋势，整合国内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纷纷推出针对移动设备的数字化信息服务，借助3G移动通信网和互联网的结合，在手机图书馆运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2011年，以上海图书馆为主的上海主要文化机构联手开始建设面向大众的具有个性化、内容关联和交互作业的城市公共文化移动服务平台。“城市公共文化移动服务集成平台建设与研究”入选当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名单。

2.数字文化家园

作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支撑之一，“数字文化家园”——上海东方社区信息苑，是直接建在社区、面向普通市民群众、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新型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平台。平均每个信息苑点不少于 150平方米使用面积、拥有50台以上的电脑，可以覆盖2～3万社区居民、大约5000～7000户家庭基本信息需要，提供公共上网、进行互联网培训咨询服务、实现数字影院个性化放送服务。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280家社区信息苑，网点设臵通达上海全市19个区县，有效覆盖社区居民达560万，约占上海户籍人口的50%。计划未来五年内将达到600个信息苑点，使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网络信息服务，实现“步行十分钟”到达的生态圈文化服务半径，“一键直达”文化信息网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

“数字文化家园”突破观念与边界限制，坚持融合创新的思路。在载体运用上，顺应融合发展、集成创新的理念，突破工作边界和行业边界，以数字化提升文化传播能力，实现提升文化的科技含量、传播效率和内容产品的集合能力的统一。在文化引领上，探索“草根”与“精英”，“社区”与“社会”的文化融合，通过信息苑联网互动的平台和界面，打通社区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通道，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和有效落地的统一。在功能服务上，探索资源集成与分众推送的融合，打破产品、领域、条块的分割，“小文化”与“大文化”的边界，努力做到一个平台、系统内外、社区内外的资源集成，服务共享。

“数字文化家园”突破传统手段，坚持技术领先，促进服务创新。通过自主研发东方社区信息苑中央管理平台，提高运营管理与内容服务水平，强化了异构内容整合发布、网络访问多层监管、用户行为分级管控等功能，确保东方社区信息苑的内容多样化、信息安全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标准化。运用远程控制、信息安全等手段，向普通市民，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文明的绿色公益上网服务。运用远程控制、信息安全等手段，向普通市民，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文明的绿色公益上网服务。运用异构数据整合发布等集成方式，提供宽带城域专网内容服务。为此，专门构建了宽带专网集成平台——东方社区信息苑虚拟城域网络，提供政务服务、文化服务、便民服务、未成年人服务及培训服务等5大板块、27个频道、256个专栏。其中整合出版机构定期更新的新版电子图书就有20000册、整合影视集团正版电影电视剧500余部、与永乐院线合作的百姓影院近年新片200多部，与远程教育集团整合的数万个教育课件，与教委体委系统整合的青少年多媒体天地、电子竞技等丰富资源，被誉为“青少年的网络第二课堂”和“社区百姓的IT生活新天地”。运用文化信息化的互动功能，开拓论坛聊天性的、辅导培训性的、文化娱乐性的三大类互动服务。几年来，以3个“百万”活动（百万家庭网上行、百万妇女网上行、百万青少年网上行）为载体，东方社区信息苑开展各种公益活动22,734场，744,549人次、公益培训16,190场，228,316人次，年服务人次达到了1,400多万，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与喜爱。

3.ERA——时空之旅

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上海杂技团上海马戏城三方联合投资共同打造的超级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自2005年9月27日首演以来，天天演出，已成为上海的城市文化新名片和旅游新景观。

从内容创作上看，时空之旅将传统杂技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造出梦幻剧这一创新表演形式。邀请世界知名娱乐秀编创团队创意策划，体现“中国元素、国际制作”的创作理念，深入挖掘和利用中国元素，综合杂技、舞蹈、音乐、武术等艺术形式，结合高科技多媒体技术，引进国际先进的舞美、音响、灯光、升降设备，实现了舞台的全数字化控制，配合世界首创的大型创意道具，创造出立体、多元的全新艺术效果，突破传统杂技单

一、平面的表现方式，赋予了传统杂技崭新的表现力和生命力，体现了科技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科技化。

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它还积极将各类新技术方式用于营销推广。时空之旅开通了电脑联网售票，在上海开设了40多个售票网点；设立了24小时售票热线，提供免费送票上门服务。制作时空之旅专题网站，为了一个演出专门开通一个网站这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时空之旅网站有中、英、日语网页，既宣传推广，又进行网络售票，开通外卡网上支付功能，国外观众可通过网站直接订票。还开通了联华OK卡支付功能，以及与卓尚文化生活网合作推出ERA一票通文化服务卡，实现多元化的支付平台。时空之旅还经常在网站上推出一些促销送礼活动，带动消费，目前网络售票额已占演出总收入的25%左右。

如今，在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关键时期，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眼前的成绩，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例如纽约将城市定位为文化的空间，城市的首要功能是文化的传承和教化。其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可以概括为“自保公助”模式，又称“最低保障与兼顾效率型”公共服务模式，市场分散、民间主导，政府主要是通过政策法规对各类文化团体、组织或机构进行管理，并给予优惠，以使其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在英国伦敦市政府资助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和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其公共文化的资助金额已超过中央政府。同时政府也非常重视各文化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以及文化机构与非文化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

新加坡则建成了高度融合的全天候电子公共服务平台，优化了政府管理模式和服务效能。目前，每个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通过其唯一网上身份认证“新加坡通行证”（SingPass），可以处理超过1600项政府公共服务，包括到新加坡国立图书馆的掌上图书馆借阅书籍。

当今时代，文化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该继续深入文化科技体系建设、推动文化科技综合进步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途径。攻克文化领域共性技术、文化产品生产服务技术、文化传播信息技术等重点突破领域，辅以完善的保障措施，让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改造和提升传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关键力量。

三、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机制创新建议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与文化融合，必须重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信息资源多体系、多系统并存的特征与发展趋势。积极利用各类信息服务手段和最新传播方式，广泛整合各级各类文化资源生产和服务，在扎实推进数字化服务平台、网络化服务环境的同时，积极发展已贴近群众、贴近民生为目标的文化创新事业，让更多公众在更充分的时间和空间里享受丰富的文化产品。展望未来，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新的观念，制定新的战略，尝试新的模式，构建新的机制，寻求新的途径，推动新的文化变革和技术革新。

1.推进公共数字文化三大惠民工程（1）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

开展网络传播、新媒体集成管理、云服务等数字技术的集成应用研究，建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平台，推动形成服务网络，实现对公众文化产品的普惠和精准投放，推动上海公共文化服务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2）数字媒体与文化艺术融合应用

开展大型数字媒体舞台系统的研发，支持以信息技术手段演绎传统文化、经典文学艺术作品，在公共文化场馆、剧院和建筑物等不同场所开展各类新型多媒体秀，打造一批数字媒体技术支撑的舞台文化艺术精品和多媒体建筑物立体投影秀等科技含量高的文化科技工程。重点推进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西岸传媒港等项目。

（3）支撑现代设计产业链的公共服务

开展参数化数字设计方法的研发，整合设计产业链工作流程，建设现代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带动众多设计单位应用参数化设计方法完成设计项目，提升上海数字化设计水平，推动上海时尚设计、建筑设计、广告设计、展会设计等设计产业快速发展。重点推进中广国际广告文化创意产业园、环同济研发设计服务特色产业基地、环东华时尚产业基地等项目。

2.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组织机制（1）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的协同推进机制 在上海市文化科技融合联席会议制度下，建立由政府相关文化、科技部门中核心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按照“梯度结构、分级管理”的模式，逐步构建委办局层面的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各方资源的集成与互动。

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发起，任何具有一定资质的民间团体、个人都可申请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按照“民主自治”的原则，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彼此联系与沟通，共同探讨文化、科技治理的新模式。

（2）创新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重大文化科技融合项目的投入机制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创新财政对重大文化科技融合项目的投入机制，如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市场工具的倾斜杠杆作用，实现文化金融和科技金融的高度融合，积极实施项目资助和资源配臵等。

3.建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社会机制（1）建设新型文化科技研究机构

加大软科学研究投入，并依托有基础的单位成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研究中心。

促进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2）鼓励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和科技领域相互渗透

鼓励文化事业单位提高对科技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建立科技创新、应用相关部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服务能力。

在科技领域让“文化因素影响技术创新”之理念深入人心，努力营造创新文化，建立起一种和谐一致的 “创新氛围”。

4.探索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操作机制 为进一步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推动不同部门、学科之间的交叉、碰撞、沟通和融合，在市文化、科技相关主管部门的推动和支持下，成立跨行业的非营利性的文化科技联盟，成为广大文化科技工作者和文化科技的民间社团定期举行的、多层次的、跨行业的文化科技交流活动，构建引发创新思维的服务平台。

5.加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1)教育机构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 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入手，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育一批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能满足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文化科技融合服务需求的创意人才。

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论文 篇5

1.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的内在关系

1.1社区功能中包含着文化建设

本文所指的社区主要是指城市中街道等基层群体，论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马龙清(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延安716000)社区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服务、调节与文化三类。文化建设是社区功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化从广义上讲，指的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从狭义上讲，指的是科学、思想等精神文明[1]。本文所讲的社区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是比较浅层的休闲文化，具有一定的群众性与实用性，是整个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

第二是中等层次的专项文化，要求具有一定的硬件设施，是人们比较高的文化需求;

第三是最高层次的观念文化，对人们思想与品德的提高有着决定作用。这三方面的文化之间相互联系与制约，构成了有机整体，低层次文化通过过渡与升华逐步向高层次文化发展，高层次文化又反过来为低层次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因此，社区文化建设要循序渐进。作为社区功能的组成部分之一，文化建设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文化建设为新时期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城市不仅仅需要文化设施，更重要的是利用文化设施进行文化建设，因此需要对社区的文化建设进行加强，为城市的文化建设奠定群众基础。

第二，文化建设是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环节。只有拥有稳定的环境才能够促进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社区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的稳定一方面要依靠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文化事业的提高[2]。因此，文化建设是社区稳定的重要标志。

1.2社区功能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一，充分利用物质条件与文化设施，例如运动设施满足了锻炼身体的需求，体育活动与图书馆等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第二，充分利用社区的文化资源与精神财富，例如社区内的文化遗产、历史遗迹、纪念馆等;

第三，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人才资源与技术资源，组织退休的人员开展各种培训活动、公益活动，满足居民的学习与其他方面的需求;

第四，充分利用企事业单位的资源，得到企业在资金、资源方面的支持，实现资源的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社区的精神文明面貌。

1.3文化建设为社区功能提供了发展方向

社区功能决定着文化建设，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与人才方面的资源，而文化建设反过来也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发展方向[4]。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文化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社区也将文化建设的加强作为了主要目标之一。文化建设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对社区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体现在：

第一，要求社区服务功能提高文化含量。在经济较为落后与人们生活水平较为低下的情况下，社区服务主要的目的是帮助社区的居民解决生存方面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服务的重点渐渐转移到了居民的精神方面。因此，应该提高社区服务功能中的文化含量。

第二，对社区调节方面的功能进行提高。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中出现了更多的下岗人员，就业问题成为了社区稳定的重要问题，部分社区通过在社区内部增加就业岗位来解决就业问题，还有一些社区通过就业培训等提高下岗人员的就业能力。

第三，将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融合在一起。很多社区都组织了很多群体活动，提高了社区的凝聚力，促进了社区功能的发挥[5]。文化建设最根本的目的是促进人的素质提高与全面发展，为社区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方向。

第一，思想觉悟的.提高，社区应该通过宣传将党的路线、方针等转化为居民行动的动力，提高居民的思想觉悟;

第二，道德水准的提高，社区要提出高尚的品德，成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继承与发扬的基地，提高居民的道德水准;

第三，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社区要注重尊师重教、爱学习、求上进氛围的创造，为当地居民提供合适的学习条件，提高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

第三，欣赏能力与审美情趣的提高，社区应该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一方面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居民的欣赏能力与审美情趣;

第四，人口意识与环保意识的提高，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社区需要通过文化建设宣传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提高居民在这方面的认识与觉悟[6]。

2.实现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对策措施

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之间是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的，实现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的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2.1加强对理论的研究，实现理论联系实际。

2.1.1实现政府的指导作用与群众的主动参与之间的结合。

在社区功能的发挥与文化建设的强化方面，既不能够完全由政府负责，也不能够政府完全放手，仅依赖社区群众，这些观念都是片面的[7]。完全由政府负责的观点对政府包揽社区工作的能力没有进行清楚的认识，高估了政府在该方面的能力，并且没有重视群众对于社区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仅仅依赖社区群众又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我国的居民生活并不富裕，不足以完全承担社区活动经费，而且我国的社区活动有着特定的目标与方向，需要政府的管理与监督。要结合我国的国情与社区活动的现状，将政府的指导作用与群众的主动参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两方面的资源，确保社区文化建设能够沿着正确的方

2.1.2实现社区服务功能与文化建设之间的结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服务需要增强其文化含量，实现高层次的服务，满足人们提出的更好的要求。社区的文化建设不能够脱离了居民需求与消费水平的实际情况，仅仅关注成绩。实现社区服务功能与文化建设之间的结合，使两者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前进。

2.1.3实现文化建设硬件与文化建设软件之间的结合。

硬件是文化建设的基础与前提，缺少了硬件的文化建设根本无从谈起。但是在硬件的增加与发展方面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软件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包括人的思想觉悟、精神面貌、管理水平等方面，从根本上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方向、显示着文化建设的成效。要将文化建设硬件与文化建设软件结合起来，存进文化建设的发展。

2.2通过干部素质的提高强化管理水平

干部素质对于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干部的素质包括能力与思想觉悟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质才能够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管理能力，对文化建设进行深刻的理解，在对文化建设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搞好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提高干部勤勉与奉献的思想，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社区繁琐的工作不能够与经济收益直接产生联系，阴性精神境界才是做好社区工作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提高干部的素质，尤其是一些年轻与高学历的干部的培训与教育，通过干部素质的提高强化管理水平。

2.3为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的结合提供制度保证

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才能够使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有法可依，促进二者之间的结合与发展[8]。例如，社区内的学校与企业等可以向居民开放其文化设施的政策，对社区所经营的一些文化娱乐场所可以适当的减免税收等，这些措施都能够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对于一些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的形式要及时通过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要对社区的组织领导体系进行改革与完善，而且要尽可能地将社区所在地的部分企事业单位包含在内，促进资源的共享，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组织方面的保障。

2.4通过宣传与表彰实现成功经验的推广

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的结合属于新生的事物，应该加强对其进行宣传与推广，通过典型的事例来带动全局的发展。虽然各个地区的经验都有着特殊性，但是其中依旧存在着共性与普遍性，要通过对这些成功经验的大大力宣传，促进经验与做法的推广与广泛运用，同时还要通过先进的地方带动落后的地方，实现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的结合的稳定与持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在社区中落实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3.总结

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篇6

冯仕政

[摘要]通过分析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本文揭示了社区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改革以来,南街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逆市场化的集体制度,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和路径正是国家政治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制度变迁逻辑和机制。

[关键词]政治文化;制度变迁;农村社区;南街村

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区只是计划体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自主权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不断分权让利,农村社区获得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主动性越来越强。利用国家赋予的自由空间,农村社区自主发展,各显神通;在此过程中,农村社区创造了千差万别的制度形态,其中一些很有特色的制度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产生了许多成果①。遵循这一传统,本文将研究河南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制度。关于这一制度形态形成的逻辑和机制,笔者曾有专文阐述②。在这里,本文想着重讨论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政府-市潮与“国家-社会”之外

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村社区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以往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政府-市潮,另一种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非经济学学科中流行的“国家-社会”。在“政府-市潮范式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被理解为一个“理性选择”过程。所谓“理性选择”,指“政府”和“市潮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特定的制度形态和制度变迁轨迹就是这两个“理性人”为了各自的最大利益而博弈的结果。在这种范式眼中,人类的“理性”只有一种,那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工具理性。由于各类人群的“理性”是没有差异的,自然不能用“理性”本身去解释不同社区在制度选择上的差异。

那么,社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造成的。遵循这一逻辑,“政府-市潮范式最后不是用人的“理性”,而是用人所处的环境去解释各地制度变迁的差异;它所谓的“理性选择”分析,实际上不是对行动者的“理性”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只分析行动者施展自己的“理性”时所面对的环境约束。由于在这一范式中,“理性”只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变量,导致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被排斥在理论分析之外。在本文看来,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人固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有不同的方向,就像韦伯所论述的那样,有时是价值理性的,有时是工具理性的,有时是传统理性的,而不是像“政府-市潮范式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一个方向,即工具理性。不同人群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理性方向,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文化作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既影响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判断,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

在后文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由于深受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南街村在解读自身面临的困境和展望前进的方向时,才把“率先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才把“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途径。与“政府-市潮范式不同,“国家-社会”范式强调与国家正式组织和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社会”因素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者们所揭示的“社会”因素很多,包括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网络、血缘关系网络、地方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一范式中,虽然也有很多研究把社区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服从工具理性的利益驱动过程,但至少,它在理论上没有先入为主地把文化因素排除掉,一些学者甚至特地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林南先生在分析天津大邱庄时就特别强调家族文化因素。不过,正如“社会”这个概念所显示的,这一分析框架即使强调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只是强调“社会”文化,而未注意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而南街村,决定其制度变迁方向和轨迹的恰恰是国家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社会”的文化。

要言之,“政府-市潮和“国家-社会”这两种既有的分析范式受其内在解释逻辑的限制,都忽视了国家正统的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即使注意到了也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本文力图在这两种分析范式之外,以南街村为个案来剖析国家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南街村的制度变迁:逆市场化的集体化

南街村是隶属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的一个行政村。它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而是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的结果;社会改造的基本方向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则是“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经过20多年的社会改造,南街村形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显然,这个体制不管是在方向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是逆市场化而行的,这是“政府-市潮框架没有预料到的。

王宏斌在改革前即担任南街村的支部书记。1981年,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南街村按照“大包干”的政策要求解散了集体,两个集体企业也承包给了私人。据称,集体解散后,南街村迅速陷入一盘散沙。特别是两个集体企业,效益急剧下滑,工资拖欠严重,安全事故不断。更糟糕的是,村民们怀疑这种局面是由于王宏斌受贿造成的,于是不断上访、告状,搞得王宏斌声名狼藉。1984年,王宏斌决定将两个村办企业收回来,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集体承包”后,南街村集体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以不断增强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步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

王宏斌治村奉行“外圆内方”的指导思想。“外圆”就是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按照“外圆”的思想,南街村兴办了大量集体企业,集体经济成为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经济基矗“内方”就是对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治村。在南街村看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政治挂帅”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建设“共产主义小区”的生命线。南街村深信,“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而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南街村要发展,就一定得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③“破私立公”是不断消灭私有制,逐步扩大公有制的范围,直到生产和生活全部由集体统一安排。为此,南街村实行了统一分配住房,实行“低工资、高配给”等分配制度———在南街村看来,工资制只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配给制则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显然,在“外圆”与“内方”之间,“内方”高于“外圆”,“外圆”服务于“内方”。因此,“内方”才是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动力。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南街村最终建立起与人民公社相类似的再分配体制,但其集中控制程度比人民公社要高得多,范围要广得多。南街村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一个领导班子手中。这个领导班子由分别来自党委、村委和企业等三个系统的20余人组成,但王宏斌在其中拥有绝对权力。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每逢单日开会,研究和指挥村里的大小事务。大至村里的发展规划,小至村民的婚丧嫁娶,均由这个班子决定。在经济方面,南街村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南街村下属的26个企业均归集体所有,并且在经营方式上全部实行集中计划管理,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由“三大班子”一手控制,企业的自主权非常有限。最能体现南街村“共产主义”特色的是其“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的工资收入很低,生活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都由集体供给。南街村确定的政策走向是,今后要继续加大“供给”的比例,直到生活资料也全部公有。

以经济控制为基础,南街村领导集体进一步将权力控制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社会控制之严厉,从其婚姻制度可管窥一斑。南街村规定,男女青年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各位村民的婚恋对象须经村里审查通过方可;结婚必须采取集体婚礼的形式,“私自”结婚,或者举行集体婚礼后再摆宴席招待客人都是违反村规的。还有一些规定更是独特,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梳“汉奸头”,等等。

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村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但像南街村这样完全逆市场化而行的集体化却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变迁景观呢?其成因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前已述及,南街村的政治变迁方向和轨迹从根本上是由“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这一路线所决定的,因此,只要揭示这一路线是如何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变成南街村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具体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决定了南街村的制度形态即可。

三、计划体制的政治文化遗产

南街村独特的制度变迁景象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文化遗产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这里所谓的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在一定政治体制下所养成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模式。如果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算起,计划体制在中国的存在长达20余年。在这2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计划体制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核心观念是“公”,以公为美,以私为耻。“公”的观念被简化为“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好”等政治口号广为传播,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耳熟能详。“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痼疾,那就是微观激励不足,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要克服这一问题,“物质刺激”显然与“公”的要求不符,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挂帅”,用政治运动或“阶级斗争”去解决本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的效率问题。在此过程中,“树典型”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政治动员手法。

“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策略,其核心技术是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组织、个人、行为和话语,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重新诠释,将其改造为政治权威所钟意的意识形态符号,然后用以表达有关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由于“典型”取自群众的日常生活,具有“群众基幢,因此,把经过诠释的“典型”重新反馈到群众中,往往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通过这个过程,政治权威就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灌输到群众头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典型”是计划体制下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计划体制需要倚重它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因此之故,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有关部门树立的各级各类“典型”不知凡几。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我王宏斌十四岁小学毕业,毕业就回来当农民啦,没考上中学。那时候语文算术门门是60多分,考不上中学,也没想着再留级上学。因为啥哩?那时候60年代社会上就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毕了业之后不当工人,不当干部,不进城市,回去到农村改变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我在思想上就奠定了这个基础,就下定了决心: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所以64年小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再想着上学,就回来了。回来了十四岁年纪太校现在我的个儿也不高,那时候更矮。重体力劳动活也干不成,只是干个小技术活,那就看个红薯苗呀,种个烟芽呀,粮食成熟季节看个庄稼。那几年里,一队5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大人小孩都说王宏斌是个好孩子。队里谁当干部都表扬我,不管谁来俺队也是表扬我。69年10月份南街大队整党,那时候整党是开门整党,选积极分子参加整党学习班。你想我的威信那么高,一选第一个选中了,选中我参加大队整党学习班。70年的元月份,整党学习结束,就选我当了个民兵排长。当了一年民兵排长,71年又当生产队长。在71年的10月份我又出去当了一段工人,在县生产公司当了保管员,业务员干了一段。干到74年的2月份,俺大队生产队又把我要回来当队长。75年俺生产队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半。县委当时是DW书记在这当书记。夏粮生产一结束,总结生产经验,一总结,总结住南街村一队。说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半,这速度是真不低的,全县是独一无二。县委宣传部就派了一个姓张的同志,到南街村总结经验。一总结,总结住我这生产队长,还是不当工人当农民回来当生产队长的,当时这种做法哩也是很少见的。那时候的农村社员都愿进城市,愿当工人。我是当上工人了又不当回来当农民当生产队长,回来以后粮食产量又翻了一番半。根据这两个素材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确实很吸引人。75年县里叫我发个言。一发言真是一鸣惊人,县委发了三个文件,全县青年学王宏斌。我是76年7月1日入党的。我入党的手续简单的很,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手宣誓,县委常委一研究,就通知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到南街村大队,召开党员大会就宣布:“经县委研究决定,王宏斌从今天起成为中共党员,是南街村大队副支部书记兼一队生产队长。”就这么简单。在75、76、77这三年里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谁都知道我王宏斌。县里领导还有公社领导,见了王宏斌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④

这段话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中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先是“社会上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的政治氛围让他受到感染,暗自下定了“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的决心。后来,县里把他树为“典型”的经历、“在临颍县红的发紫”的切身体验使其对有关意识形态观念的记忆更为刻骨铭心。如前所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观念对南街村的制度变迁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定向作用。不难发现,这些观念正是通过树典型这一政治社会化机制从一种高居庙堂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南街村的。国家意识形态先是影响到王宏斌,再通过王宏斌这个人影响到南街村在改革以后的制度变迁。王宏斌在年轻时所接受的政治信仰为改革开放后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

四、政治文化与初始制度选择

1978年,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改革首开先河。与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保持基本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下的渐进式改革。体制上的连续性保证了政治文化的连续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为先导的。拨乱反正的核心任务是肃清各种“左”的思潮,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指导思想。显然,南街村“政治挂帅”、“破私立公”之类的思想正好是拨乱反正的对象。在改革过程中,它本应丧失政治舞台和政治合法性。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在南街村顽强而成功地延续下来。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具体制度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不同步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也是依托计划体制而存在的。作为计划体制之农村组成部分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在改革初期即告解体,但在这一体制下养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却不会同步终结。内中机制在于,个体才是意识形态传承的实际载体。在某一时点,某种体制的生命终结了,但在这一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并不会与之同时终结。通过社会化过程,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于某些个体的观念之中。随着个体生命的继续存在,这些意识形态观念的生命也得以延续。南街村即属这种情况。“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观念早就在王宏斌的头脑中扎下根来,人民公社的解体并不妨碍这些观念继续在王宏斌头脑中存在。这一条件与下述其他条件因缘际会,使得王宏斌个人头脑中的政治观念能够上升为整个南街村的指导思想:

一是农村改革未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那样进行干部清洗,而是有意识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此,在农村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村干部仍然留任原职。王宏斌也一样。在南街村实行“大包干”之后,他仍担任村支部书记,权力虽然减小不少,但仍掌握着两个村办企业的支配权。利用这一支配权,王宏斌把这两个原本已经承包给个人的企业重新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这是南街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支配权和第一步,南街村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集体经济,自然谈不上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二是中央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时,没有采取以往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或群众运动方式,而是只限于一定范围的有序讨论。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为意识形态的延续提供了方便。所以,尽管中央明确指出要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但不少村干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相当模糊。对于王宏斌来说,由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自然更容易继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思想。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能够成为南街村的指导思想,从而从思想上决定了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首先,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教育使王宏斌等一般村干部能够克服利己主义的行为动机,对集体事业采取的是积极作为而非消极不作为。任何制度变迁都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预言,在集体行动中,由于每个人都按照利己主义的逻辑行事,都想“搭便车”,结果使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⑤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的村级政制安排有一个重大缺陷,即村干部在经济、权力和声望方面得到的报酬47与其承担的繁重任务严重不相称,村社区制度变革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不难理解,很多村干部对集体事业都是消极应付,部分村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而王宏斌,即使曾经受到村民误解,也不但不秋后算账,反而知耻而后勇,致力于集体事业的发展。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不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个人利益算计,而是王宏斌早年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政治责任感和荣誉感:那个时候(即村民因误解而到处告状)就没法与75、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宏斌,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王宏斌。各级领导见了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81年到83年那几年,领导见面都是扭扭脸过去了。评先进时,城关镇评了,报到县委组织部,部长一看:“那南街能当先进?!告状信那么多。”一句话就抹掉了。从这几方面看,我们支部这几个人浑身都是毛病,没有一点好地方,落了一身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反思。过了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从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

“集体承包”之后,必然出现一个选择何种制度进行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信仰又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实行“集体承包”后,村支部开会讨论怎样搞好集体企业。王宏斌认为:南街村的企业要想搞好,需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如果不用这样的人管理企业,企业还搞不好。大家都一致这样认定了。接着再探讨怎样才能把南街村人都武装成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

„„所以，在当时南街村就开展了这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让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学雷锋,让南街村人都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大唱革命歌曲,让人的精神都振作起来,干劲都鼓起来。⑥

审视这一制度选择过程,不难发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观念在其中的影响。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规定了王宏斌选择“集体承包”而不是其他制度形式。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形式。王宏斌对此给出的理由是:“能人承包”不行。这一看法显示了王宏斌不同凡响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因为“能人承包”是当时中央高度肯定的政策,被视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而王宏斌作为一个刚刚在政治上遭受重创的支部书记,甘冒政治风险(事实上,他曾为此遭到过有关领导的指责)也绝不盲从。显然,这一选择背后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同样来自他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政治教育。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王宏斌将“能人承包”的失败归因于承包人的素质不行,而不是制度不行,那么他所做的肯定就是更换承包人,而不是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就完全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另一方面,在“集体承包”之后,王宏斌马上想到要培养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并选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原因他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以上事实表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意识形态观念对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定向作用。它不但缔造了王宏斌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制度创制者和实施者,而且规定了他对具体制度形态的选择。

五、政治文化与制度演进

“集体承包”加上“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构成了南街村制度体系的雏形,但与当前的制度形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南街村的制度形态有一个演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家政治文化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树典型”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策略是国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盛行于计划经济时期,但在改革开放后一些领导和部门仍将“树典型”作为推动改革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南街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重新树立为典型的。王宏斌在改革开放前即是当地一个“大红大紫”的典型,但在改革初期这个荣誉一度失落。在“集体承包”后,由于南街村不但集体经济搞得好,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因此,王宏斌又被有关部门重新树立为先进典型。这一身份变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机制,进一步改变了王宏斌自我认同和制度定向,二是“树典型”作48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变革实践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彼此独立,又相互强化,合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南街村的制度演进。

在“集体承包”之初,王宏斌虽然在南街村推行“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但“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范围和强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如其所言,他当时搞“三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培养全心全意为集体服务的人,防止损公肥私现象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活动顶多算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在这个时期,王宏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树典型—当典型”这一饶有兴味的互动过程中,王宏斌逐渐确立了新的自我认同和制度取向。

南街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做法,逐渐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就这样,这个一度蒙尘的先进典型重新焕发光芒,成为当地在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在当地有关部门不断的宣传下,王宏斌和南街村的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南街村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1989年秋,一位高层领导视察南街村,并充分肯定了南街村的做法。这个事件在南街村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它掀起了正面宣传南街村的高潮。在宣传过程中,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走集体主义道路是反复被突出的两个要点。1991年,河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前去总结“南街村经验”,以备推广。在这次总结中,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③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南街村经验”最明确、最正式的总结。与以往的宣传导向一样,这一经验总结也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南街村的政治特色上。

外界的宣传导向,对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推力”,给王宏斌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之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以适应有关方面对自己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它作为“拉力”,又明确地指出了王宏斌身份认同和角色建构的方向。这种外部环境再加上王宏斌本已具有的思想基础,使王宏斌开始改变自己和南街村的角色定位及制度取向,逐渐调整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断扩大“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强度和范围。

1990年,亦即那位领导视察南街村后的第二年,王宏斌就改变以前志愿加入集体,自愿参加集体劳动的“革命靠自觉”的做法,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理由是:“我们的事业已经成功,也就是走的路子得到了肯定。„„现在并不是凭自觉。你自觉我们欢迎,不自觉我们就要推你,拉你,向你做斗争。”⑦“这几年我们的事业基本成功,得到了上级各级政府的肯定。我们的路子走的对,群众也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正因我们走的路子对,所以今天要这样做。这是对全村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现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革命我们要推着革命。”⑧1992年,也就是有关部门全面总结“南街村经验”之后的第二年,南街村即提出了“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表示要在全世界率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前后有着因果联系的。从此以后,王宏斌就大大加快了实施“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计划的强度和进度,终于形成了我们当前所见的“南街村体制”。南街村重新被树立为典型表明,它已经为自己争取到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但对南街村来说,成为“典型”不仅意味着获得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荣誉,而且意味着获得大量实际利益。树典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加强社会动员,但有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往往给予“典型”以特殊的扶持。于是,南街村利用“典型”这一特殊身份,争取到大量资源。在政治上,南街村拥有比普通行政村大得多的治权,很多内部机构是乡级甚至县级设置。在经济上,南街村也得到很多实惠,最重要的是获得大量银行贷款。1990年以前,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基本上只能靠民间集资和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但就在那位领导前来视察并充分肯定之后,南街村的政治地位猛然提高,银行资金也随之滚滚而来。1990年,南街村使用银行贷款只有区区250万元,但到1993年则猛增至3亿1千万元,到1998年,南街村共欠银行贷款近6亿7千万元。这些贷款由于是政治意义浓厚的扶持性贷款,银行基本上“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所以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容易,连王宏斌自己都感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项目,用不了那么多钱。”⑨在大量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飞速发展。1991年后,总产值连年翻番。

利用“典型”身份获取的大量贷款从根本上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一点,49它使南街村的制度演进几乎摆脱了市场的约束。如果南街村在社区制度变革中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都必须从市场中按照市场的方式取得,那么,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南街村的制度演进显然不可能如此高度政治化。然而,大量基于政治考量的扶持性贷款不但弱化了市场对南街村的约束,而且强化了政治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高度政治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要言之,“树典型”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诱导作用。一方面,它进一步将王宏斌塑造成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使王宏斌选择制度方向和选择实施手段时更加政治化,另一方面,有关方面对南街村这个“典型”的特殊扶持,又给予了王宏斌实施其高度政治化的制度选择所必需的种种资源。

六、结论

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模式虽然是独特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它从理论上表明,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不但改变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外部环境,而且塑造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内在价值取向、认知路径和情感取向。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者既不完全是具有单一而稳定的目标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理性行动者”,也不完全是沉溺于地方文化的“社会人”。因此,我们在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时,不但要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动机,而且要关注这一动机的多样性,以及造成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因素;不但要关注地方文化因素,而且要关注作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方式;不但要关注社区制度变迁在资源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而且要关注在文化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

[注释]

①比如,胡必亮、胡顺延:《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林南(1996):“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李康译,《国外社会学》第5-6期(合刊)。

②参见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0-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社会学研究》2007,(2)。

③参见“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南街村双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南街村档案第6卷。

④省委组织部带领全省第一批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学员到南街村参观时的汇报,1993年2月28日,南街村档案第52卷。

⑤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

⑥王宏斌同志在基层干部会议上讲的六个问题(1994年10月17日),南街村宣传材料《理想之光·之一》170-174页。

⑦王宏斌经理1990年6月14日在公司各厂队、各室团干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1卷。

⑧1991年6月13日“三大班子”会议记录,南街村档案第28卷。

传统文化与社区服务 篇7

文化是人的文明化, 即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及其创造过程。体育文化就是指人们在从事体育、鉴赏体育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或者说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动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文化的总和。高校体育文化是指在大学这一特定的范围里, 人们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体育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高校体育文化指所有的大学师生员工在体育教学、健身运动、运动竞赛、体育设施建设等活动中形成和拥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狭义的大学校园体育文化则指大学师生员工们的体育观念和体育意识。社区体育文化是指社会共同体所反映的有关人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心理习惯, 隶属社会文化范畴, 是共同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们的物质文化载体、精神文化表现 (体育活动、文化活动、爱国精神等) , 以及意识形式形态组织机构、制度的总和。

2 分析对比

2.1 高校体育文化与城市社区体育文化特点的比较

2.1.1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特点

2.1.1. 1 高校体育参与对象的校园性

高校体育文化是校园文化和体育文化这两种文化体系交汇而产生的一种横跨两种文化体系!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立形态的亚文化, 校园体育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最主要表现是校园的特殊性, 是发生在校园内的体育文化具有校园性, 才是校园体育文化特殊性的核心所在它广泛地散播到校园的每个角落, 每一个人当中, 形成一种特有的体育文化现象

2.1.1. 2 高校体育参与对象的目的性

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适应社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这就决定了高校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目标。因此, 高校体育必须按高等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去建设校园体育文化, 提倡科学的、健康的、文明的、体育活动, 开展高品位的校园体育文化, 引导学生从自身的特点出发, 大胆地开展校园体育活动。

2.1.1. 3 高校体育参与对象的时尚性和竞争性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主体是当代大学生, 而大学生是领导社会潮流的特殊群体。在社会进人21世纪的今天, 健身在大学生中成为时尚。“去健身了吗?”成为普遍流行的校园语言。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群体, 不仅能够接受传统的体育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 而且还能够吸收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创造并形成自己独特的体育文化。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健身操等健身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茶, 新兴的体育项目如网球、游泳等也悄然在学校兴起, 并以其新颖性、刺激性、挑战性而普遍受到欢迎。传统体育项目和新兴体育项目大大丰富了校园体育文化, 为校园体育文化注人了生机和活力。

2.1.2 社区体育文化的特点

2.1.2. 1 社区体育参与对象的广泛性

社区体育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 一定条件下, 竞技体育运动员和学校学生也可以成为社区体育的参与者。因此, 它的对象囊括了所有的社区居民, 具有参与对象的广泛性特点。

2.1.2. 2 社区体育参与对象的自愿性

由于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职业、生活习惯、兴趣爱好, 体质健康水平、以及所处的地位、社会环境等均存在差异, 社区体育的实践活动, 是人们在其业余时间, 自愿自觉, 主动坚持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实践当中, 每个人针对自身的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内容与形式, 在一定的时间与环境条件下的自我调控。

2.1.2. 3 社区体育健身性与娱乐性

社区体育以增强人民体质、增进社会健康、延长人的寿命, 满足人民群众的健美、消遣、娱乐、休闲、保健、医疗、康复、社交等多方面的需要为目的。与竞技体育的锦标性和学校体育的教育性特点相比, 社区体育的参与者更倾向健身和娱乐。

2.2 高校体育文化与社区体育文化的内容及组织形式的比较分析

2.2.1 高校园体育文化的内容及组织形式

2.2.1. 1 体育教学:

以强制必修课为主 (一、二年级) , 包括有普通必修、选项必修和体育选修课为辅, 选修课分二种, 一是带有学分的专项选修 (一、二、三、四年级) , 二是不带学分的自由选修 (三、四年级及研究生) 。有规定的教学内容和学习时数, 参加人数和项目设置, 随年级的升高减少。

2.2.1. 2 课余体育锻炼:

其组织形式首先是必修课规定课余活动的次数, 要求学生必须参加, 以锻炼次数多少作学期学习评价的一部分;其次是以单项体育协会和单项俱乐部的组织形式, 会员和团委、学生会体委共同管理, 学生自愿参加, 参加人员是有专项特长及兴趣爱好的普通学生, 通常一人参加一项, 会费与活动次数无规定。

2.2.1. 3 课余训练与竞赛:

参与主体是体育特长生, 进行系统的长年训练 (为校代表队成员) , 参加全校、省、全国的大型竞赛。单项体育协会和单项俱乐部会员参加季节性的短期集训, 主要参加全校或协会与俱乐部组织的、以班级、系为单位的季节性比赛, 大型比赛由学校全部资助加企业赞助, 校内的班级、系为单位参加竞赛的经费来源, 以协会、俱乐部与班、系共同资助, 个人不投资。

2.2.2 城市社区体育文化的内容及组织形式

2.2.2. 1 城市社区体育文化的内容

目前社区居民参加的活动项目主要有球类 (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等) , 跑步、气功、各类舞蹈、健身操。球类项目具有明显的竞技性、健身性、表演性, 深受中青年居民的喜爱, 也是不少居委会组织居民参加比赛首选的活动项目。而跑步、气功、舞蹈、健身操等体育项目具有良好的保健性, 而且竞技性不强, 活动强度小, 对场地、器械的要求也不高, 适合社区老年居民和女性居民健身、保健的需求。

2.2.2. 2 城市社区体育文化的组织形式

城市社区的体育组织形式是自发的、白愿形成的, 其独立性较强, 与体育行政部门无直接隶属关系, 仅在业务上接受“体委会”和各级教育部行政机关的专责体育机构辅导其组织的增减、撤立都由“内务部”决定, 而与“体委会”无关因此单项协会具备独立开展工作的条件。一般有街道体协;晨、晚练辅导站、点;体育俱乐部;其他形式。

3 结论

通过以上的比较, 高校体育文化与城市社区体育文化的特点表现在:高校体育有明显的目的任务, 高校体育有必要的场地设施和经费保证, 有专职的师资队伍, 但高校体育的不足之处是学校体育与社会是相对隔离的, 对学生个性的发展照顾不足, 不能照顾到每位学生的个性发展。而社区体育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延伸, 在空间纬度上, 社区体育将体育活动由学校延伸到了生活区。活动时间进一步扩大与学校体育相比, 社区体育将体育活动的期限由学生的学习期扩大到了余暇时间。社区体育更重视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满足, 形式多样, 没有强制性。

参考文献

[1]唐立成.体育文化的特点及功能初挥[J].湖北体育科技, 2002 (3) .

[2]陈昱.新时期普通高校体育文化的特征与反思[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3 (4) .

[3]胡鸿保.论社区文化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J].学术论坛 (南宁) , 2002 (5) .

免费开放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方式 篇8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概念、理论到实践都刚刚起步，但多年来基层的文化工作者自觉和不自觉地都在进行“免费开放”的尝试与实践，今年《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2011〕5号）下发后，更进一步明确“免费开放是党的十七大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实践，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积极行动。”因此免费开放的重要性不用赘言，但在免费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强化服务职能，拓展服务领域，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建设，因地域的不同、经济的差别、文化的多样，可探索的路径，可实施的手段，却是各不相同的，但其共同的指向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免费开放除了阵地的开放，还有项目的开放、市场的开放。实现免费开放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可以通过建设免费开放的特色阵地、组织免费开放的创新项目、探索免费开放的市场化道路、推进免费开放的网络化管理等举措，来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以及多样性，让老百姓通过各种途径享受到便捷、优秀的文化成果。

吴江是一座既有活力又有内力的城市，六千多年的太湖流域文明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第二位的排名展示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全国文化先进县和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的荣誉肯定了文化工作上的成绩。作为一名十多年工作在吴江文化战线的工作人员，近来笔者也一直在吴江的实践中进行“免费开放”与“文化服务方式”的理性思考。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一直是吴江文化工作的抓手；构建合理体系，多渠道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一直是吴江文化工作的目标。下面以吴江三大文化工程为例，从三个方面来浅谈实现免费开放的服务方式。

一、免费开放的阵地化服务，以群众文化“特色工程”为例

要实现公共文化的免费开放，必须有载体，对吴江来说,这个载体就是县（市）、镇（区）、社区（行政村）的三级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如市级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镇(区)文化站，以及社区和行政村的文化室，这些载体就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阵地。提供免费服务除了载体，更重要的是在阵地上提供服务，即阵地化服务。推进公共文化的“特色工程”,是吴江开展阵地化服务的一个抓手。

经过时间的积淀与洗礼，吴江群众文化呈现出很多特色：文艺爱好者众多，达数万之众；群众性的文艺团队遍及全市城乡，全市有161支文艺团队；文艺骨干活跃，常年活跃在群众文艺的舞台上；各镇区文化特色明显……基于这些资源与认识，吴江开展了“特色工程”建设，即打造“五个十”，实现各镇区阵地化的免费服务，带动全市公共文化事业的繁荣。“五个十”是指十个文学社、十支骨干文艺团队、十位文艺明星、十大文化活动、十本文学刊物。《中国文化报》曾多次整版报道吴江“五个十”的具体做法，并将“一镇一刊一社”的文学创作景象、“区域文化联动”和“戏曲文化生态保护”称为群众文化的“吴江现象”。目前吴江有10个镇区，“五个十”的特色工程，体现了均等性、多样性。

吴江的汾湖文学社是1985年成立的，至今没有停止过活动。多年来，每镇每年4期刊物、6次活动的费用全由镇文化站承担，市文广新局将此列入对各镇文化站的年度考核，全市培养了400多名文学创作骨干。全市的161支业余文艺团队常年活跃在城乡，其中的10支骨干队伍是其中的标杆，他们分布在全市10个镇区，辅导老师、活动场地、设备等均由各镇文化站免费提供，每年由市镇两级的文化馆、站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如震泽镇文化站每年组织镇戏曲协会与浙江南浔镇的戏曲协会联谊，一年江苏一年浙江，已不间断地坚持了31年，成为吴越交接处的一道亮丽风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同里镇，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人民文学》创作基地，《人民文学》每年都在同里举办采风活动，文化站积极为耕乐文学社提供平台、参与机会，多人的作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二、免费开放的市场化服务，以农村电影“2131工程”为例

免费开放除了场地的免费，还有项目的免费提供，其免费的平台除了文化馆、站、室等，还有广大的农村。吴江的农村电影“2131工程”从2006年启动，2007年即实现了全覆盖。吴江各镇区基本上达到每镇一个影剧院，这些影剧院每年都会不定期地对农民进行免费放映，但一个小小影剧院是满足不了大量的农民和外来工的需要的。为此，从2006年起，吴江开始组织农村电影放映队到全市250多个行政村和社区进行免费放映，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老百姓得到了免费看电影的实惠，但摆在市文化主管部门面前的是一道难题，免费放映产生的费用由谁承担？因为吴江所有的影剧院已全部改制了，早已走市场化道路了。经过多次调整，根据本地的特色，吴江探索地走出了一条“政府倡导，社会参与，资源整合，市场运作”的市场化道路。2008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送戏、送书、送电影、送展览”下乡活动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每免费放映一场电影，市、镇两级财政各补贴100元。在政府扶持政策的激励和相关部门的有力组织下，全市先后建立了12支数码电影放映队。2006年放映1714场，2007年放映3017场，2008年放映3392场，吴江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全面完成“2131工程”目标——全市250个行政村，全年放映3000场免费电影。吴江的做法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2007年5月，因为吴江在“2131工程”建设上的成功探索，苏州市国家“2131工程”的启动仪式在平望举行。

三、免费开放的网络化服务，以公共图书“四位一体”工程为例

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在城、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吴江也如此，县城和10个镇区实行了总分馆的方式，在公共图书馆均等化免费开放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因为多种原因，有三分之二的农家书屋无法维持正常开放，农村公共图书服务还是呈现低迷状态，离全覆盖、比较完备的服务要求还有不少的距离。2010年下半年，吴江市图书馆开始“四位一体”建设工作的谋划，决定对乡村的农家书屋、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党员远程教育中心、乡村图书室进行资源整合，建立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中心。“四位一体”在最乡村的基层，图书馆又在市里，要对其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必须要建立一个科学、实用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市图书馆—镇区图书分馆—村综合信息服务中心，在实行固定阵地免费开放的同时，还实行流动免费服务。为此，市政府投资60万元，为市图书馆配置了2台图书流动车，车上安装书架，配备发电机、独立空调等，其中一台还配置了LED屏幕、上网本等，将流动图书馆办到了居民、村民的家门口，在寒暑假重点为学生免费服务，到工地重点为农民工免费服务。为此，“四位一体”启动试点年，市财政一次性增加投入200多万元；第二年全市250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市财政每年增加年运行经费258万元。

总之，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是多元化的，各地要根据本地的文化特质和经济水平，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在免费开放上要回归服务基层、服务百姓的基本属性，要一手抓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一手抓文化惠民工程，将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最主要的任务。